第二节 《儒林外史》的创作和流传
吴敬梓“少攻声律之文”，“好学诗古文词杂体”，对于儒家经典，认为不能囿于后世儒生的解释，因此就“穿穴文史窥秘函”。他还明确说过，读经书，做学问，要采取“不在宋儒下盘旋，亦非汉、晋诸贤所能笼络”的态度，并公然斥责当时的理学家“于经生制举业外，未尝寓目，独好窃虚谈性命之言，以自便其固陋”②。正因此，吴敬梓在生活中也能一定程度地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他把儿子比作“良友”，跟各色人物广泛接触，不仅大胆效法晋代的阮籍、嵇康，“披襟箕踞”，而且敢于向“昧三从之古训”，从夫家逃到南京的苇城女士表示敬意。这也是他撰写《儒林外史》的思想根源。
《儒林外史》大约写于他三十六岁。以后，根据程晋芳《怀人诗》中“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的说法，知道这部书最晚在他四十九岁时已经完成。又根据王又曾《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有序》说：“闲居日对钟山坐，赢得《儒林外史》详。”知道这是吴敬梓寄居南京秦淮时所作。程晋芳的《文木先生传》称《儒林外史》为五十卷。同治八年（1869）金和的《跋》，则说五十五卷，书里写完琴、棋、书、画四人之后，接着一首《沁园春》词就结束了。
《儒林外史》成书后，开始仅以抄本流传。第一个刻本是作者死后十多年由金兆燕在扬州任官期间（1768—1779年）刻的，但是此刻本至今尚未发现。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的卧闲草堂本，共五十六回，最末一回与全书的主题思想和写作风格大不相同，显然不是出于吴敬梓之手。同治十三年（1874），出现了齐省堂增订本，从回目、文字到回评，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动。到光绪十四年（1888），又有东武惜红生序本（即增补齐省堂本），另外插入四回，共为六十回。这四回中掺进沈琼枝和宋为富婚后的故事，事既不伦，语复猥陋。根据金和的跋文所述，吴敬梓自己说过，除了“聘娘丰若有肌，柔若无骨”两语而外，无一字稍涉亵狎等语，可见这四回也是后来好事之徒所妄加的。1949年后几次出版的《儒林外史》，基本上是根据卧闲草堂本为底本，删去第五十六回，保留最后的《沁园春》词为结束。
由于清皇朝文字狱的威胁，吴敬梓把他的小说《儒林外史》中的故事假托发生在明朝中叶，但他所批判的实际是清统治之下的十八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
《儒林外史》不同于古典长篇巨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和《红楼梦》的独特贡献，就在于通过一系列的人物和故事以及繁复的人生图画的描写，集中地反映了“儒林”的思想和性格，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塑造了众多的生动的个性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第一次在小说中对封建社会为知识分子所安排的读书、做官的科举道路和举业至上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抨击和讽刺。它在小说发展史和思想文化史上的划时代意义也正在于此。
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写道：“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第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这段话把握到了小说的主题。吴敬梓正是以“功名富贵”、“文行出处”这八个字来作为他反对的和肯定的人和事的界限的。他认为，热衷“功名富贵”者必然看轻“文行出处”，讲求“文行出处”者必然鄙夷“功名富贵”。而科举制度正是追求“功名富贵”的主要途径，也是败坏“文行出处”的主要因素。因此，《儒林外史》首先以深刻的笔触批判了科举制度，反对八股取士的办法。它无情地讽刺和嘲笑了那些热衷功名富贵的人，并剖示了科举制度对他们的毒害。吴敬梓本人曾既是科举制度的热衷者，又是受害者，所以他的感知来得分外深刻，从而促使他对中国封建科举制度和举业至上主义进行历史的反思。
作者笔下的人物大多具有八股取士造成的畸形的、变态的和被扭曲的品格形式，因此，从政治文化的外显层次来看，吴敬梓是出色地揭开了科举取士制的溃疡面，这就势必使那些孳生在腐肉上的蛆虫，也连同暴露出来。那一批批拥拥挤挤向着仕途攀爬的家伙，正是封建官僚的后备军，吴敬梓揭露这批候补官吏的丑恶嘴脸，在客观上使人看到封建吏治这株腐朽大树糜烂的根部，认识到它每况愈下的原因。这是问题的第一个层面。
吴敬梓的笔触并没有停留在这种政治文化的外显层次上，而是发展到宏观的民族文化的深隐层次。作者注意到了，由于经济、政治生活方式的转变而牵动的社会心理、社会伦理等多种社会层次的文化冲突，并把民俗风情引进小说中，以此透视出人们的心灵轨迹，传导出时代演变的律动。所以，《儒林外史》就触及到了什么才是作为国家精英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解放的问题，即小说家的笔锋所向是知识分子在举业至上主义和八股制艺的牢笼下如何冲决精神罗网的问题。这是《儒林外史》高于以往批判诸作的地方。《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如周进、范进、马二先生、匡超人乃至于杜少卿诸人，仅限于提供反思的基础，人物本身还未能进行这种反思，而小说家在塑造这些人物时已具有了这种可贵的自审意识，这是问题的第二个层面。
从《儒林外史》所展示的两个层面，可以看出作者对周代以来文化传统的崩溃有一种不忍之情，想恢复过去的礼乐制度，这一点可以从小说中祭泰伯祠找到内证。而更为重要的是吴敬梓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出现以后，对新思潮的敏感。他不知不觉地对八面来风的新鲜信息已有所吸收，所以作为小说家和诗人的吴敬梓就不可能不用其作品唤起民族精神的内省和更新。他的忧患意识正是对科举制和八股制艺进行宏观的历史反思的结果。
由此可见，吴敬梓不仅是要给一个个知识分子画像，他是历史地具体地活画出掌握知识而却愚昧的知识分子的奴性心理。所以这部小说要唤起民族的一种注意，即他要告诉自己的群体，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自己身上的愚昧性，我们的民族是不会有根本改变的。吴敬梓是以一种深刻的历史哲学去考察自己先辈和同时代人的生活，尤其是他们的内心生活，他提出了这一群体的命运，因此他写的不是个别人的心灵历史，而是从总体上把握了潜在于知识分子内心深层的封建文化心理。
在艺术上，讽刺大师吴敬梓是用饱蘸辛酸泪水的笔来写喜剧，来描绘封建主义世界那幅变形的图画的。他有广阔的历史视角，因此，在他的讽刺人物的喜剧行动背后都隐藏着内在的悲剧性的潜流，这就是说，他透过喜剧性形象，直接逼视到了悲剧性的社会本质。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吴敬梓笔下的众生相：物质和精神，现实和幻想尖锐地冲突；悲剧和喜剧，眼泪和笑声高度融合；凄惨和得意，失败和胜利形成强烈的对比。作者由痛苦的沉思转为发笑，而读者则由发笑转入痛苦的沉思。
吴敬梓在经、史、诗、词、文各方面都从事过著述，可惜没有全部流传下来。比如原有《文木山房文集》十二卷，现在仅存四卷，乾隆刊本（赋一卷，四篇；诗二卷，一百三十七首；词一卷，四十八阕）。大多都是他四十岁以前的作品。在长沙发现他晚年写的二十三首《金陵景物图诗》，其中断句“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表现了他对科举制度的有力抨击。另外，还从故宫博物馆和清人文集中发现了《题雅雨山人出塞图》、《老伶行》。
至于散文，集外佚文有三篇：《玉巢诗草序》、《玉剑缘传奇序》和《尚书私学序》，是分别为友人著作所撰写的序文。其中《玉巢诗草序》是用骈文写的。
另有经学研究《诗说》七卷，内容是对《诗经》的解说，在乾隆、嘉庆年代还有人读过，但未经刊刻，已佚失不传。至于史学研究有《史汉纪疑》，书名表明应是一部史学著作，但未成书。
②吴敬梓：《尚书私学·序》。
吴敬梓“少攻声律之文”，“好学诗古文词杂体”，对于儒家经典，认为不能囿于后世儒生的解释，因此就“穿穴文史窥秘函”。他还明确说过，读经书，做学问，要采取“不在宋儒下盘旋，亦非汉、晋诸贤所能笼络”的态度，并公然斥责当时的理学家“于经生制举业外，未尝寓目，独好窃虚谈性命之言，以自便其固陋”②。正因此，吴敬梓在生活中也能一定程度地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他把儿子比作“良友”，跟各色人物广泛接触，不仅大胆效法晋代的阮籍、嵇康，“披襟箕踞”，而且敢于向“昧三从之古训”，从夫家逃到南京的苇城女士表示敬意。这也是他撰写《儒林外史》的思想根源。
《儒林外史》大约写于他三十六岁。以后，根据程晋芳《怀人诗》中“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的说法，知道这部书最晚在他四十九岁时已经完成。又根据王又曾《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有序》说：“闲居日对钟山坐，赢得《儒林外史》详。”知道这是吴敬梓寄居南京秦淮时所作。程晋芳的《文木先生传》称《儒林外史》为五十卷。同治八年（1869）金和的《跋》，则说五十五卷，书里写完琴、棋、书、画四人之后，接着一首《沁园春》词就结束了。
《儒林外史》成书后，开始仅以抄本流传。第一个刻本是作者死后十多年由金兆燕在扬州任官期间（1768—1779年）刻的，但是此刻本至今尚未发现。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的卧闲草堂本，共五十六回，最末一回与全书的主题思想和写作风格大不相同，显然不是出于吴敬梓之手。同治十三年（1874），出现了齐省堂增订本，从回目、文字到回评，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动。到光绪十四年（1888），又有东武惜红生序本（即增补齐省堂本），另外插入四回，共为六十回。这四回中掺进沈琼枝和宋为富婚后的故事，事既不伦，语复猥陋。根据金和的跋文所述，吴敬梓自己说过，除了“聘娘丰若有肌，柔若无骨”两语而外，无一字稍涉亵狎等语，可见这四回也是后来好事之徒所妄加的。1949年后几次出版的《儒林外史》，基本上是根据卧闲草堂本为底本，删去第五十六回，保留最后的《沁园春》词为结束。
由于清皇朝文字狱的威胁，吴敬梓把他的小说《儒林外史》中的故事假托发生在明朝中叶，但他所批判的实际是清统治之下的十八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
《儒林外史》不同于古典长篇巨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和《红楼梦》的独特贡献，就在于通过一系列的人物和故事以及繁复的人生图画的描写，集中地反映了“儒林”的思想和性格，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塑造了众多的生动的个性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第一次在小说中对封建社会为知识分子所安排的读书、做官的科举道路和举业至上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抨击和讽刺。它在小说发展史和思想文化史上的划时代意义也正在于此。
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写道：“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第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这段话把握到了小说的主题。吴敬梓正是以“功名富贵”、“文行出处”这八个字来作为他反对的和肯定的人和事的界限的。他认为，热衷“功名富贵”者必然看轻“文行出处”，讲求“文行出处”者必然鄙夷“功名富贵”。而科举制度正是追求“功名富贵”的主要途径，也是败坏“文行出处”的主要因素。因此，《儒林外史》首先以深刻的笔触批判了科举制度，反对八股取士的办法。它无情地讽刺和嘲笑了那些热衷功名富贵的人，并剖示了科举制度对他们的毒害。吴敬梓本人曾既是科举制度的热衷者，又是受害者，所以他的感知来得分外深刻，从而促使他对中国封建科举制度和举业至上主义进行历史的反思。
作者笔下的人物大多具有八股取士造成的畸形的、变态的和被扭曲的品格形式，因此，从政治文化的外显层次来看，吴敬梓是出色地揭开了科举取士制的溃疡面，这就势必使那些孳生在腐肉上的蛆虫，也连同暴露出来。那一批批拥拥挤挤向着仕途攀爬的家伙，正是封建官僚的后备军，吴敬梓揭露这批候补官吏的丑恶嘴脸，在客观上使人看到封建吏治这株腐朽大树糜烂的根部，认识到它每况愈下的原因。这是问题的第一个层面。
吴敬梓的笔触并没有停留在这种政治文化的外显层次上，而是发展到宏观的民族文化的深隐层次。作者注意到了，由于经济、政治生活方式的转变而牵动的社会心理、社会伦理等多种社会层次的文化冲突，并把民俗风情引进小说中，以此透视出人们的心灵轨迹，传导出时代演变的律动。所以，《儒林外史》就触及到了什么才是作为国家精英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解放的问题，即小说家的笔锋所向是知识分子在举业至上主义和八股制艺的牢笼下如何冲决精神罗网的问题。这是《儒林外史》高于以往批判诸作的地方。《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如周进、范进、马二先生、匡超人乃至于杜少卿诸人，仅限于提供反思的基础，人物本身还未能进行这种反思，而小说家在塑造这些人物时已具有了这种可贵的自审意识，这是问题的第二个层面。
从《儒林外史》所展示的两个层面，可以看出作者对周代以来文化传统的崩溃有一种不忍之情，想恢复过去的礼乐制度，这一点可以从小说中祭泰伯祠找到内证。而更为重要的是吴敬梓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出现以后，对新思潮的敏感。他不知不觉地对八面来风的新鲜信息已有所吸收，所以作为小说家和诗人的吴敬梓就不可能不用其作品唤起民族精神的内省和更新。他的忧患意识正是对科举制和八股制艺进行宏观的历史反思的结果。
由此可见，吴敬梓不仅是要给一个个知识分子画像，他是历史地具体地活画出掌握知识而却愚昧的知识分子的奴性心理。所以这部小说要唤起民族的一种注意，即他要告诉自己的群体，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自己身上的愚昧性，我们的民族是不会有根本改变的。吴敬梓是以一种深刻的历史哲学去考察自己先辈和同时代人的生活，尤其是他们的内心生活，他提出了这一群体的命运，因此他写的不是个别人的心灵历史，而是从总体上把握了潜在于知识分子内心深层的封建文化心理。
在艺术上，讽刺大师吴敬梓是用饱蘸辛酸泪水的笔来写喜剧，来描绘封建主义世界那幅变形的图画的。他有广阔的历史视角，因此，在他的讽刺人物的喜剧行动背后都隐藏着内在的悲剧性的潜流，这就是说，他透过喜剧性形象，直接逼视到了悲剧性的社会本质。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吴敬梓笔下的众生相：物质和精神，现实和幻想尖锐地冲突；悲剧和喜剧，眼泪和笑声高度融合；凄惨和得意，失败和胜利形成强烈的对比。作者由痛苦的沉思转为发笑，而读者则由发笑转入痛苦的沉思。
吴敬梓在经、史、诗、词、文各方面都从事过著述，可惜没有全部流传下来。比如原有《文木山房文集》十二卷，现在仅存四卷，乾隆刊本（赋一卷，四篇；诗二卷，一百三十七首；词一卷，四十八阕）。大多都是他四十岁以前的作品。在长沙发现他晚年写的二十三首《金陵景物图诗》，其中断句“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表现了他对科举制度的有力抨击。另外，还从故宫博物馆和清人文集中发现了《题雅雨山人出塞图》、《老伶行》。
至于散文，集外佚文有三篇：《玉巢诗草序》、《玉剑缘传奇序》和《尚书私学序》，是分别为友人著作所撰写的序文。其中《玉巢诗草序》是用骈文写的。
另有经学研究《诗说》七卷，内容是对《诗经》的解说，在乾隆、嘉庆年代还有人读过，但未经刊刻，已佚失不传。至于史学研究有《史汉纪疑》，书名表明应是一部史学著作，但未成书。
②吴敬梓：《尚书私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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