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章学诚

　　第一节 立志史学

　　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原名文敩，乾隆三年（1738）生于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今浙江绍兴市）。父章镳勤于治学，循循善诱。章学诚幼时多病，资质鲁钝，记忆力尤差，“日诵才百余言，辄复病作中止，十四受室，尚未卒业四子书”①。章镳于乾隆七年（1742）中进士，十六年受任湖北应城知县。十四岁的章学诚随父母去应城。这时，他童心未歇，尽管父亲为他延请擅长举业的塾师，可他不肯习作应举之文，而喜欢泛览群书，兴趣趋近于史学。他曾试图取材于《左传》、《国语》等书，改编为纪传体史书，名曰《东周书》，经营了三年之久，被馆师阻止而作罢。当时他“自命史才，大言不逊”。然而，基本功很差，“于文字承用转辞助语，犹未尝一得当也”②。

　　乾隆二十一年，章镳因故罢官，此后十余年辗转于湖北应城和天门（今湖北天门县）两县书院主讲，贫穷不能归乡，寄希望其子章学诚能够争取功名，而学诚年岁渐长，“稍知人世艰难，反顾其业，未有可以应世用者”①，因此，他不得不走科举考试这条读书人的进身之阶。乾隆二十五年，他第一次赴北京应顺天府乡试，未举。隔一年再赴乡试，又被斥落，于是就学于国子监。他在这个京师大学堂读书期间，考试成绩仍常居下等，受尽蔑视与讪笑，但同舍诸生中也有曾慎、甄松年两人与章学诚互为相知。

　　但是，这时的章学诚在学术上已有了独到之见。乾隆二十八年，他有两封答复甄松年的书信，表明了他在编修方志上的一些看法。其主要观点，一是志乃史体，所以“体裁宜得史法”，方志的编写应仿照纪传体史书，并提出“艺文”部分不能滥入诗文，诗文应另编文选作为志书的辅佐②等建议。二是方志应当“可为国史取材”，所以必须“详赡明备、整齐划一”。为此，他提出地方上“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以保存有关资料。三是编写方志应有所“创特”，“非苟然为者”，使之不仅为一邑之书，而“实为天下之书”③。这些见解，是章学诚博览群书，大量参阅古今方志，并加以认真分析思考而形成的。章学诚确立了方志是一方全史的认识，具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使他在此后的修志活动中能够密切结合史学研究，为建立自己的方志学及史学理论开拓了广阔前途。接着，章学诚于乾隆二十九年参与《天门县志》的编纂；还提出关于修志的具体意见，题为《修志十议》。可以看出，他首先是在编修方志的领域里取得了较高的学术造诣。

　　乾隆三十年，章学诚至北京第三次应顺天府乡试，依然落榜，不久便拜投翰林院编修朱筠为师，学写文章。朱筠与当时一大批著名学者过从甚密，使章学诚藉以结识了许多学界名流，开阔了眼界。其中戴震的言论对他震动很大，将一个如何治学、通过什么途径成学的偌大问题摆在章学诚面前。戴震是乾隆年间第一流学者，经学考据的大师，在哲学上也有创见，又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戴氏的治学途径是：“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①。这就是说，必须通过训释字句以解经，才能进而明道，即得出理论上的认识。戴震第一次会见章学诚，便以权威的姿态诲以这条治学途径，自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②。这一番议论，致使学识未深、一向疏于训诂考证的章学诚陷于矛盾与徬徨之中，自觉“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可为惭惕，可为寒心！”③这种心情，明确表露于乾隆三十一年《与族孙汝楠论学书》中。是坚持原先“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④的独自治学的道路，还是改弦更张，从事经史考据？章学诚必须作出自己的抉择。这期间，他经过几年的坎坷颠簸，“浮气嚣情，消磨殆尽’⑤，不仅在科举考场屡遭挫折，就连研治学问的门径也一时茫然。乾隆三十二年秋，曾一度打算“屏摄一切，发愤为决科计”⑥，但迫于生计，还是接受了修撰《国子监志》的委任。此后，生活重担越发沉重，乾隆三十三年，父亲卒于应城，全家十七、八口皆来北京，他只得写信请求老师朱筠帮助寻求编书之职，“此直生死之关，夫子大人，当有以援之。”[1]其境遇窘迫的程度可以想见。

　　乾隆三十六年，章学诚在编修《国子监志》中与诸位学官意见牴牾，很不得意，于是辞去职务。翌年，他在一封信中十分感慨激奋地申述了辞职原因，并引述唐代刘知几辞退史官之职，私撰《史通》的事例自勉，初步设想要“勘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②。这是他第一次提《文史通义》的题目，可以推定是受到刘知几撰著《史通》的启示。

　　早在《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中，章学诚就认为：“丈夫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一事也。”这段话恰好言中，编修方志正是章学诚平生主要学术活动之一。乾隆三十八年，他应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刘长城之聘，主持编修《和州志》，根据和州旧志提供的资料，广泛搜求文献，用一年多时间撰成四十二篇，并辑为《和州文征》八卷。这次编修方志的活动对奠定章学诚的学术基础作用很大。第一，在《和州志艺文书》的序例中，论述校雠学“循流而溯源”、“辨章百家，通于大道”的基本原理，形成了“天下之术业皆出于官师掌故”的见解，并影响了他后来学术思想的发展。在修志期间的一封书信中，章学诚自称“检点前后，识力颇进”，“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③。这里将“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与撰写《文史通义》直接联系，不能不认为是有得于《和州志艺文书》的编纂和校雠学理论的阐发。第二，《和州志》的体例比较完善，设纪、表、图、书、政略、列传。虽然此后仍有改进，但基本轮廓已然形成。第三，各篇序例在解释这部方志的体例时发挥出许多创见，如对史表作用的阐明、对史书必须立图的论述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关于考述史学源流的主张。

　　据章学诚后来回忆，他二十三、四岁时就产生了史书“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①的设想，但仅在《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中才将这一设想阐发为考述史学源流的主张。他认为，史官传的内容应当“申明家学”，“以书为主，不复以一人首尾名篇”②，即不仅记述史家生平事迹，尤其应记述其史著的取材、编写、传布及后人攻习的情况。对于一代之史而有多家著述者，要“条别诸家体裁，论次群书得失，萃合一篇之中”③。对于史馆聚众修书，则“尤当考定篇章，复审文字，某纪某书，编之谁氏；某表某传，撰自何人。乃使读者察其臧慝、定其是非，庶几泾渭虽淆，淄渑可辨，末流之弊，犹恃堤防”④。这种写法，实际上已经打破人物传记的一般形式，成为考述史学渊源、作述家法的“专篇列传”。他批评以往的史籍没有这样的专篇，指出：“史臣载笔，侈言文苑，而于《春秋》家学、派别源流，未尝稍容心焉，不知将自命其史为何如也。”⑤这种主张包含了倡导记述史学史、研究史学史的思想萌芽，是十分可贵的创见。

　　乾隆三十八年夏，编修《和州志》期间，章学诚又与戴震相遇，就方志义例问题进行了面对面的辩论。戴震将考据学方法推及修志，主张方志应以考核地理沿革为务。章学诚批驳了戴震，指出方志应为一方之史，并非单纯的地理书，认为“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①。还进一步提出“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的见解②。这场辩论，直使戴震无言可对，章学诚从而认清了对方虽然“经术淹贯，名久著于公卿间”，但却“不解史学”，并且“无其识而强作解事”③。于是，他心目中这个权威的形象完全垮台，一扫原来的徬徨，大大增强了不趋从于考据学风、走自己治学途径的信心。

　　这次编修《和州志》的活动，使章学诚经历了一次方志体裁、校雠方法和史学义例探索的实践，全面地提高了他的学术见识，在他一生的学术事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是，《和州志》因不符合新上任的安徽学政秦潮的意见，竟至全书告废，仅章学诚自己删存其中二十篇，名曰《志隅》。不久，他离开安徽还乡，于乾隆四十年秋回到北京，过了一年多的困居无为的生活。后来他回忆说：“甲午、乙未（即乾隆三十九年、四十年），则江南修志反浙而复入都门，学识方长而文笔亦纵横能达。”④说明他本人对这次和州修志的重要作用也有很深的体会。

　　

　　①《章氏遗书》（嘉业堂本）卷22，《与族孙汝楠论学书》。

　　②《章氏遗书》卷17《柯先生传》。

　　①《章氏遗书》卷17《柯先生传》。

　　②《章氏遗书》卷15《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

　　③《章氏遗书》卷15《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

　　①《戴震集》卷9《与是仲明论学书》。

　　②《章氏遗书》卷22《与族孙汝楠论学书》。

　　③《章氏遗书》卷22《与族孙汝楠论学书》。

　　④《章氏遗书》卷9《家书三》。

　　⑤《章氏遗书》卷29《与家守一书》。

　　⑥同上。

　　[1] ①《章氏遗书》补遗《上朱先生》。

　　②《章氏遗书》卷22《候国子司业朱春浦先生书》。

　　③《章氏遗书》卷29《与严冬友侍读》。

　　①《章氏遗书》卷9《家书六》。

　　②《章氏遗书》外编卷18《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

　　③同上。

　　④同上。

　　⑤同上。

　　①《章氏遗书》卷14《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②同上。

　　③同上。

　　④《章氏遗书》卷29，《跋甲乙剩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