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在解剖学上的贡献

　　解剖学是形态医学的开端，是一切医学基础理论的基础。我国的解剖学起始是很早的。在《灵枢经·水篇》中就有：“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①的记载。之后又有过一些以了解人体形态结构为目的的解剖活动。《汉书·王莽传》记述：“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②宋代吴简和杨介进行过两次较为细致的解剖，并分别绘成《欧希范五脏图》和《存真图》，这可以说是中国早期的解剖学图谱。然而，由于封建伦理道德提倡“以孝事父母，以恕待他人”。所谓孝，则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所谓恕，则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要求人们不仅要谨慎保护父母及自身体肤的完整，还要不毁伤他人身体，因而解剖学作为一种直接毁伤躯体的行为，在中国古代难以开展，导致了解剖学的发展相当缓慢，大都是循经所云，相沿传袭。

　　王清任早在青年时期阅读古医书的过程中，便发现古人关于脏腑的论述有一些含糊不清，甚至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不甘人云亦云，因而颇感苦恼，“自恨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③。由此立更正之心。然而，他身处以孝恕伦理道德代替法律的封建社会，欲亲见脏腑，又谈何容易？他虽竭思区画，无如之何，悬念十年，茫无所进，只能等待时机。至嘉庆二年（1797）他的一片苦心终于有了实践的机会。四月上旬，他行医来到河北省滦州稻地镇，正逢此地小儿传染病流行，病死率极高。贫苦人家无力承担丧葬费用，只得用草席包裹孩尸，浅埋于义冢荒野。当地风俗又以为不必深埋，孩尸被野狗吃后，弟妹可避灾不死。因此，各处荒野乱坟中，破腹露脏的尸体每天不下百数，惨不忍睹，臭气熏天。王清任为了亲见脏腑，释其悬念，每天清晨骑马到荒郊野坟，不避污秽，对尸体显露的脏器进行仔细的观察。然而由于这些尸体都经野狗啃食，脏器破损残缺，大多是仅留着肠胃，少有保存完整的心脏肝脏的。他只能互相参照，反复体会，连续观察了十天，参看了百余具尸体，使他大开眼界。他认识到古书中描绘的脏腑与实际不相符合，即使件数的多少也不尽准确。但是，由于尸体均遭破坏，对于胸中膈膜的形态，其位于心上心下，是正是斜，他未能亲见，故仍存疑惑。

　　嘉庆四年（1799）六月，王清任在奉天遇上一次机会。一个因疯病打死丈夫和公公的女犯要被处以剐刑。他紧跟至西关，忽然领悟到那是个妇女，据伦理道德是不容近前观看的，只得远而避之。等到行刑者提着犯人的内脏从他面前经过，他才观察到这成人的脏器形态与小儿相同。嘉庆二十五年（1820），他在北京又遇上了一次机会，一个因打死母亲而处以剐刑的男犯被行刑于崇文门外。等他赶到，行刑已结束，膈膜行刑时遭破坏了，仅见到脏腑。他不得已在道光八年（1828）五月再赴刑场观察，又未得近前。他屡经挫折，虽已见到了大部分的脏腑，但对膈膜一物尚不明了。他不甘随意提笔，因而耿耿于怀，仍设法多方访问。

　　道光九年（1829）十二月，北京安定门大街板厂胡同恒家请王清任出诊看病。席间闲谈，王清任说到自己留心四十余年未能将膈膜验明一事。刚好江宁布政司恒敬公在座。此人曾镇守哈密，领兵于喀什噶尔，所见诛戮尸体极多，对膈膜一物知之甚详。王清任喜出望外，恭敬请教，恒敬公被王清任求实和执著追求的精神所感动，向他详尽地说明膈膜的形态和位置。王清任对于脏腑形态的观察研究工作经历了四十二个春秋的努力，至此才告一段落。他将观察结果和研究心得，绘成二十五幅脏腑全图，配以文字说明，撰成了《医林改错》的上半部分。

　　长期以来，王清任坚持对人体脏器进行实际观察，因而对人体脏腑的认识比前人有了较大的进步，改正了前人对脏腑认识上的某些错误。如，纠正了所谓肺有六叶两耳二十四孔，肝有七叶，心有七孔三毛等等说法，补充了当时解剖学上的一些不足。他对胰脏、胰管、胆囊管、幽门括约肌、肠系膜等均作了详细描绘和说明。这些描述与现代解剖学相对照，基本上是正确的。其他如对膈膜形状和位置的叙述，视神经的发现，对会厌作用的认识，对脑功能的看法等等，都较前人有着显著的进步。值得一提的是，王清任对心血管系统的观察和研究。虽然著作中把血管误称为气管，错误地认为心无血，但是他对于血管形态、位置、走行路线的描述是相当精彩的。他观察到了颈动脉（左右气门）、主动脉（卫总管）、肠系动脉（气府）、肱动脉、肾动脉、股动脉等等，把动脉称作为“卫总管”，把静脉称作为“荣总管”。他指出：“卫总管体厚形粗，长在脊骨之前，与脊骨相连，散布头面四肢，近筋骨长。”而“荣总管体薄形细，长在卫总管之前，与卫总管相连，散布头面四肢，近皮肉长”①。并指出荣总管与卫总管长短相等。这种清楚明了的描述，在我国解剖学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发现。此外，他的脑髓说也是相当杰出的。他指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②他认为耳目喉鼻舌等均与脑相通，在脑的指挥下完成视听言嗅等功能。在当时的条件下，王清任的这些见解确是难能可贵的。我国解剖学家侯宝璋教授在研究了王氏著作，历述其八个方面改正前人解剖之错误后曾指出：“王氏虽未能尽改古人之错，而其敢于疑古及创造之精神，实可钦佩，至其观察之能力，亦甚精审。”③

　　

　　①陈璧琉等：《灵枢经白话解》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版。

　　②《汉书·王莽传》卷99，中华书局1962版。

　　③陕西省中医研究院：《医林改错注释》第6、7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版。

　　①《医林改错注释》第45页。

　　②《医林改错注释》第38页。

　　③侯宝璋：《中国解剖史》，载《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