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近些年来有关近代史重大理论问题的争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研究进入了新时期，史学工作者思想解放，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定论或禁区的一些有关近代史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提出了讨论，一时形成了研究中的热点、重点和难点。

　　 关于近代社会性质研究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有的研究者对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提出不同的看法，从而引起争论，并由此形成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一些人认为，“半殖民地”指的是国家地位，即丧失了独立，而处于附属国的地位；“半封建”指的是社会形态，即发生了资本主义，但封建剥削制度和封建专制统治仍然保持着。半殖民地的另一半是半独立，半封建的另一半是半资本主义，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在近代中国，这二者既非同趋，也非同步，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界定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不恰当的。更多的人则坚持认为，不应把“半殖民地”与“半封建”分割为不相联属的两个范畴，因为二者是同步的、共生的。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成了半殖民地；与此同时，又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使中国变成了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为了侵略的利益，又保护和支持中国封建主义，扼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条件下的半封建，又是半封建基础上的半殖民地，两者互相制约，互相依存，共同形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特定状态和属性。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界定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完全科学的。

　　由社会性质的争论，还引出了一场关于“两种趋向”论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存在着两个而不是一个趋向：一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使中国从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另一是由于封建经济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使中国从封建社会变成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二者“在本质上是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因而不能把近代中国说成完全沉沦的过程。对此不同意见有两种：一是认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沉沦的过程。另一些人则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视半殖民地沉沦，半封建为上升，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仍不脱简单化。应当说近代中国殖民地化与半封建化二者都是既有沉沦又有进步，相互交错斗争，呈复杂的关系，沉沦不断阻遏进步，但进步最终战胜了沉沦（李时岳：《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答记者问》，《学术研究》1988年第6期。林有能：《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广东史学界的一场争论》，《学术研究》1988年第6期）。

　　 关于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研究

　　这也是近年来争论较激烈的一个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诸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是中国近代史前期争取独立和要求进步的根本道路。据此，他们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认作近代中国进步潮流发展的“四个阶梯”，是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另一种意见，则不同意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历史的进步潮流，认为这三者之间在政治上并无必然的继承关系，其性质是不大相同的。考虑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应制约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这一中心任务，因而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正确地概括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这一派人并不轻视中国近代史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但认为只有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才是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还有一种意见，则从民族运动的角度阐述近代史的发展线索，对上述两派的观点都有所批评，但又认为毛泽东所说的“两个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的主干（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章开沅：《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关于中国近代化问题研究

　　近些年来，不少学者重视从近代化的角度探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但于近代化的概念、进程和特点等问题颇多争议，其中最大的分歧是于近代化的内涵理解不同。一派人认为，近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另一派人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近代化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不改变半殖民地的社会地位，不解决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和掠夺，近代化就化不起来，而只能是半殖民地的“近代化”。近代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主权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不仅是中国近代化的应有之义，而且直接为中国实现近代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与近代化问题相关，学者们对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的评价，也产生了争论。关于洋务运动的争论，不同的观点大体有三：一部分学者认为洋务运动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统治阶级为挽救自身危机而发起的自救运动，它对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客观上有某种进步作用，但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起了阻碍作用。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它不可能引导中国走向完全的资本主义，因而不能将之视作代表近代中国进步运动与近代化的开端。另一部分学者主张以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和从中国近代化总的进程这个角度来考察洋务运动的历史。他们认为，洋务运动既是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间矛盾的产物，又是中国积极回应世界文明潮流的结果。其主要目的在于反对外国的政治和经济侵略，提倡学习西方，推进近代文明。它是一场地主阶级领导的带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运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因之，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代表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方向。还有一部分学者则主张分阶段评价，认为1880年以前，洋务运动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80年后，当资本主义发展要求变专制为民主以适应它的发展时，洋务运动仍坚持封建专制制度，便因违反历史潮流而失败（李时岳：《中国近代史学科的改造与建设》，《广州研究》1988年第1期；苑书义：《中国近代化历程述略》，《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论及其指导意义》，《高校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