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编综述 第一章 鸦片战争和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第一节 英国发动侵华战争
以清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1840—1842）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这个时代，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从道光二十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中间包括中华民国的成立和清皇朝的灭亡，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本编综述的内容，属于前一个时期。
鸦片战争是英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鸦片贸易而对中国发动的侵华战争。
鸦片战争前，清皇朝的封建统治已腐朽衰落，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危机重重；而英国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英国在世界各地占有许多殖民地（包括中国的邻邦印度），并处心积虑地要打开中国这个市场。英国商人主要向中国输出毛、棉织品，而从中国输入茶、丝等物。但英货在中国市场上销路不大，这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还具有顽强的抵抗作用。在正常的情况下，英国对中国的贸易发生逆差。在乾隆四十六年到五十五年（1781—1790）间，中国茶叶输英总值是9626万元；乾隆四十六年到五十八年（1781—1793）间，英国毛织品等货物输华总值是1687万元，仅及中国输英货价的1/6。因此，英国必须以大量白银来抵付贸易差额。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英国殖民主义者大量地向中国推销鸦片。据不完全统计，乾隆五十二年（1787），英国输华鸦片是200箱（每箱约100或120斤）；嘉庆五年到九年（1800—1804）间，每年平均3500箱；嘉庆二十五年到道光四年（1820—1824）间，每年平均7800余箱；道光十四年（1834），增至21800余箱；道光十八年（1838），竟达4万余箱。这些鸦片绝大部分是英国鸦片贩子从印度、土耳其等地运来的。清廷曾多次下令查禁鸦片入口，但英国殖民主义者任意破坏禁令，用行贿和走私的办法继续贩运鸦片。鸦片贩子通过贿赂收买清朝官员，“议定规银每箱若干，这些规银系给予总督衙门以及水师文武官员，唯关口所得最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用，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①由于鸦片的激增，中英间的贸易逐渐发生了变化，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在道光十七年六月到十八年五月（1837年7月—1838年6月）这一年度内，中国从英国进口总值是560万英镑，其中鸦片占340万英镑，占60‰。而这年中国对英国的输出总值是310万英镑，入超250万英镑。如果将鸦片除外，只算正当商品，中国仍是出超。鸦片贸易不仅使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也使英国鸦片贩子从中取得惊人的暴利。每箱鸦片，卖价比买价要多出400余元，扣除少数运费及其他支出外，剩下的就是鸦片贩子的实际利润。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在私人信件中说，最好的年头，鸦片利润高达每箱1000余元。鸦片税成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的一个重要税源。英印政府按鸦片成本300‰以上的税率抽税，道光九年到十年（1829—1830），所得超过100万英镑，约占全年总收入的1/10。
鸦片的大量输入，损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健康和意志。吸食鸦片的大部分是剥削阶级的人，也有一部分劳动群众。从官员、绅士、幕僚、胥吏、兵丁，以至皇宫里的太监，都有吸食的。据记载，鸦片战争前，吸食鸦片者达200万余人，吸食地区从“滨海近地”扩展到十数省。鸦片是一种慢性的杀人毒药，对吸食者健康和精神生活都有严重的损害。魏源指出：鸦片“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①。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也说：“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①鸦片的大量输入，致使大量白银外流。道光元年到二十年（1821—1840）间，中国白银外流至少在一亿元以上，相当于当时银货流通总额的1/5。白银外流的结果，造成了银贵钱贱的现象。乾隆五十九年（1794），一两白银折换铜钱1000文左右，道光十八年（1838），增至1600多文。清代币制是银钱并用，但民间日常使用的只有铜钱，银两是国家财政上和大宗贸易上的计算出纳单位。农民粜谷所得为铜钱，缴纳赋税需易白银，从前粜谷一石多就可完纳税银一两，如今则需粜谷两石多才能够完银一两。农民和手工业者实际负担增加，因而愈益贫困。白银大量外流和银贵钱贱，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受到破坏，加深了清廷的统治危机。
鸦片的泛滥，不仅使清廷的吏治更加腐败，也使军队日益腐化。兵丁沾染吸食鸦片的恶习，更加丧失战斗力，“以鸠形鹄面之徒，为执锐披坚之旅，又安冀其能折冲御侮乎！”
对于鸦片的输入和吸食，道光帝曾一再饬令严加禁止。但例禁愈严，输入愈多，吸食者愈众，痼疾难除。对于鸦片问题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在清廷内部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论。道光十四年四月（1836年6月），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了一篇《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提出了弛禁的主张。许乃济认为，鸦片输入愈多，吸食者日众，白银大量外流，都是由于严禁的结果，对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弛禁。他提出的方案是：“仍用旧制，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只禁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吸食，“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准许内地民人栽种罂粟，“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①。许乃济的弛禁论实际上就是取消禁烟，它符合中外鸦片贩子的利益。这种主张得到广东大吏和一部分士绅的支持，但也遭到一些官员的反对和驳斥。同年，礼部侍郎朱嶟、兵科给事中许球、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先后上奏折，对许乃济的弛禁论严加批驳。袁玉麟在奏折中指出，弛禁论是“坏政体而伤治化”，“见小利而伤大体”，其为害有六：一是“撤藩篱而饲虎狼”；二是“夺农功而耗本计”；三是“绝民食而伤元气”；四是“虚捍卫而启窥伺”；五是“济奸民而通洋匪”；六是“狃目前而贻后患”②。
道光十八年闰四月（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道光帝，痛陈鸦片的危害，分析屡禁不止的原因，提出“重治吸食”的办法。他指出：“然则鸦片之害，其终不能禁乎？臣谓非不能禁，实未知其所以禁也。夫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③重治的办法是：对吸食鸦片者，限期一年戒绝，过期仍吸者，平民处以死刑，文武官员加等治罪，其子孙不准参加科考。道光帝命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及直省各督抚复议。在有关官员的复奏中，已没有人公开主张对鸦片实行弛禁，但赞成对吸食鸦片者处以死罪的为数甚少，只有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四川总督苏廷玉等。
道光十八年五月（1838年7月），林则徐在《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的复奏中，极力赞成黄爵滋的主张，指出：“历年条奏，不啻发言盈廷，而独于吸食之人，未有请用大辟者。……论死之说，私相拟议者，未尝乏人，而毅然上陈者，独有此奏。然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颓波，非严蔑济。”①同时提出了必须将烟具收缴净尽、加重开馆兴贩及制造烟具者的罪名等六条禁烟措施。这些禁烟措施，林则徐在他管辖的湖北、湖南地区已认真实行，并取得很大的成绩。同年八月，林则徐再次上奏道光帝，痛陈鸦片“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②道光帝深感银荒兵弱的严重威胁，决心严禁鸦片。九月，他令各直省将军、督抚严禁鸦片，“毋得稍为松动”；将公开主张弛禁的许乃济降级，勒令休致；并宣召林则徐进京商议禁烟事宜。十一月十五日（12月31日），道光帝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他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的支持下，严令捕拿烟贩，惩办受贿的官吏，限期令外国商人交出鸦片。他宣布：外船进口，必须具结，保证“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收，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并严肃表示禁烟的决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③英国住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C.Elliot）极力破坏禁令，阻止英商交烟具结，指使停泊在珠江口外的鸦片船逃避，并准备武装挑衅。林则徐坚决打击义律的破坏活动，下令暂停中英贸易，派兵严守英国商人居住的商馆。义律不得已，命令英商缴烟，保证烟价由英国政府赔偿。英国鸦片贩子被迫交出鸦片2万余箱，美国鸦片贩子也缴出1500余箱，共计重237万余斤。在林则徐主持下，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三日（6月3日至6月25日），将缴获的鸦片全部在虎门滩当众销毁。虎门销烟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和反抗外国侵略的决心。
虎门销烟后，林则徐宣布恢复中英之间的正常贸易，但严禁鸦片输入。义律一方面继续进行破坏禁烟的活动，一方面鼓动英国政府发动战争。
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蓄谋已久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以祝贺乾隆帝80寿辰为名，派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到北京，提出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地为商埠，割让舟山附近的岛屿与广州附近的地方，减轻税率等侵略要求，遭到清廷的拒绝。嘉庆十三年（1808），英兵舰13艘侵扰我国东南沿海，闯入虎门，被中国水师击退。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侵略者就扬言：“如果我们要和中国订立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必须是在刺刀尖下，依照我们的命令写下来，并要在大炮的瞄准下，才发生效力的。”①道光十七年到十八年（1837—1838），英国发生经济危机。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困境，更加紧对外扩张，发动侵略战争，夺取新的市场。中国禁烟后，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及鸦片贸易集团立即发出一片战争喧嚣，他们致书英国政府说：“中国方面的无理举动，给了我们一个战争的机会”，“大不列颠现在极应以武力向中国要求‘恢复名誉’了”①。英国政府认为这是发动战争的最好借口，即召开了内阁会议，讨论武装侵略中国的问题。外交大臣巴麦尊（H.J.T.Palmerston）表示：对付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②。道光二十年正月（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律（G.Elliot）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并任命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巴麦尊发给他们以侵华训令和《对华条约草案》，对具体侵略步骤作了指示，并提出赔款、割地、开放通商口岸、领事裁判权等侵略要求。三月（4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派兵侵略中国。五月（6月），懿律率领的一支由军舰16艘（载炮540门）、武装轮船4艘、运输船28艘、陆军4000人（后增至15000人）组成的“东方远征军”，到达了广东海面，正式开始了这场侵略战争。
①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页。
①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上册，第168页。
①转引自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14页。
①《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216—219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
③《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71页。
①《林则徐集·奏稿》，第568页。
②《林则徐集·奏稿》，第601页。
③《林则徐集·公牍》，第59页。
①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鸦片战争史料选译》，第48页。
①《英国蓝皮书》，《鸦片战争》第2册，第661—664页。
②《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以清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1840—1842）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这个时代，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从道光二十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中间包括中华民国的成立和清皇朝的灭亡，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本编综述的内容，属于前一个时期。
鸦片战争是英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鸦片贸易而对中国发动的侵华战争。
鸦片战争前，清皇朝的封建统治已腐朽衰落，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危机重重；而英国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英国在世界各地占有许多殖民地（包括中国的邻邦印度），并处心积虑地要打开中国这个市场。英国商人主要向中国输出毛、棉织品，而从中国输入茶、丝等物。但英货在中国市场上销路不大，这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还具有顽强的抵抗作用。在正常的情况下，英国对中国的贸易发生逆差。在乾隆四十六年到五十五年（1781—1790）间，中国茶叶输英总值是9626万元；乾隆四十六年到五十八年（1781—1793）间，英国毛织品等货物输华总值是1687万元，仅及中国输英货价的1/6。因此，英国必须以大量白银来抵付贸易差额。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英国殖民主义者大量地向中国推销鸦片。据不完全统计，乾隆五十二年（1787），英国输华鸦片是200箱（每箱约100或120斤）；嘉庆五年到九年（1800—1804）间，每年平均3500箱；嘉庆二十五年到道光四年（1820—1824）间，每年平均7800余箱；道光十四年（1834），增至21800余箱；道光十八年（1838），竟达4万余箱。这些鸦片绝大部分是英国鸦片贩子从印度、土耳其等地运来的。清廷曾多次下令查禁鸦片入口，但英国殖民主义者任意破坏禁令，用行贿和走私的办法继续贩运鸦片。鸦片贩子通过贿赂收买清朝官员，“议定规银每箱若干，这些规银系给予总督衙门以及水师文武官员，唯关口所得最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用，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①由于鸦片的激增，中英间的贸易逐渐发生了变化，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在道光十七年六月到十八年五月（1837年7月—1838年6月）这一年度内，中国从英国进口总值是560万英镑，其中鸦片占340万英镑，占60‰。而这年中国对英国的输出总值是310万英镑，入超250万英镑。如果将鸦片除外，只算正当商品，中国仍是出超。鸦片贸易不仅使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也使英国鸦片贩子从中取得惊人的暴利。每箱鸦片，卖价比买价要多出400余元，扣除少数运费及其他支出外，剩下的就是鸦片贩子的实际利润。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在私人信件中说，最好的年头，鸦片利润高达每箱1000余元。鸦片税成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的一个重要税源。英印政府按鸦片成本300‰以上的税率抽税，道光九年到十年（1829—1830），所得超过100万英镑，约占全年总收入的1/10。
鸦片的大量输入，损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健康和意志。吸食鸦片的大部分是剥削阶级的人，也有一部分劳动群众。从官员、绅士、幕僚、胥吏、兵丁，以至皇宫里的太监，都有吸食的。据记载，鸦片战争前，吸食鸦片者达200万余人，吸食地区从“滨海近地”扩展到十数省。鸦片是一种慢性的杀人毒药，对吸食者健康和精神生活都有严重的损害。魏源指出：鸦片“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①。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也说：“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①鸦片的大量输入，致使大量白银外流。道光元年到二十年（1821—1840）间，中国白银外流至少在一亿元以上，相当于当时银货流通总额的1/5。白银外流的结果，造成了银贵钱贱的现象。乾隆五十九年（1794），一两白银折换铜钱1000文左右，道光十八年（1838），增至1600多文。清代币制是银钱并用，但民间日常使用的只有铜钱，银两是国家财政上和大宗贸易上的计算出纳单位。农民粜谷所得为铜钱，缴纳赋税需易白银，从前粜谷一石多就可完纳税银一两，如今则需粜谷两石多才能够完银一两。农民和手工业者实际负担增加，因而愈益贫困。白银大量外流和银贵钱贱，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受到破坏，加深了清廷的统治危机。
鸦片的泛滥，不仅使清廷的吏治更加腐败，也使军队日益腐化。兵丁沾染吸食鸦片的恶习，更加丧失战斗力，“以鸠形鹄面之徒，为执锐披坚之旅，又安冀其能折冲御侮乎！”
对于鸦片的输入和吸食，道光帝曾一再饬令严加禁止。但例禁愈严，输入愈多，吸食者愈众，痼疾难除。对于鸦片问题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在清廷内部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论。道光十四年四月（1836年6月），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了一篇《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提出了弛禁的主张。许乃济认为，鸦片输入愈多，吸食者日众，白银大量外流，都是由于严禁的结果，对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弛禁。他提出的方案是：“仍用旧制，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只禁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吸食，“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准许内地民人栽种罂粟，“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①。许乃济的弛禁论实际上就是取消禁烟，它符合中外鸦片贩子的利益。这种主张得到广东大吏和一部分士绅的支持，但也遭到一些官员的反对和驳斥。同年，礼部侍郎朱嶟、兵科给事中许球、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先后上奏折，对许乃济的弛禁论严加批驳。袁玉麟在奏折中指出，弛禁论是“坏政体而伤治化”，“见小利而伤大体”，其为害有六：一是“撤藩篱而饲虎狼”；二是“夺农功而耗本计”；三是“绝民食而伤元气”；四是“虚捍卫而启窥伺”；五是“济奸民而通洋匪”；六是“狃目前而贻后患”②。
道光十八年闰四月（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道光帝，痛陈鸦片的危害，分析屡禁不止的原因，提出“重治吸食”的办法。他指出：“然则鸦片之害，其终不能禁乎？臣谓非不能禁，实未知其所以禁也。夫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③重治的办法是：对吸食鸦片者，限期一年戒绝，过期仍吸者，平民处以死刑，文武官员加等治罪，其子孙不准参加科考。道光帝命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及直省各督抚复议。在有关官员的复奏中，已没有人公开主张对鸦片实行弛禁，但赞成对吸食鸦片者处以死罪的为数甚少，只有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四川总督苏廷玉等。
道光十八年五月（1838年7月），林则徐在《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的复奏中，极力赞成黄爵滋的主张，指出：“历年条奏，不啻发言盈廷，而独于吸食之人，未有请用大辟者。……论死之说，私相拟议者，未尝乏人，而毅然上陈者，独有此奏。然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颓波，非严蔑济。”①同时提出了必须将烟具收缴净尽、加重开馆兴贩及制造烟具者的罪名等六条禁烟措施。这些禁烟措施，林则徐在他管辖的湖北、湖南地区已认真实行，并取得很大的成绩。同年八月，林则徐再次上奏道光帝，痛陈鸦片“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②道光帝深感银荒兵弱的严重威胁，决心严禁鸦片。九月，他令各直省将军、督抚严禁鸦片，“毋得稍为松动”；将公开主张弛禁的许乃济降级，勒令休致；并宣召林则徐进京商议禁烟事宜。十一月十五日（12月31日），道光帝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他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的支持下，严令捕拿烟贩，惩办受贿的官吏，限期令外国商人交出鸦片。他宣布：外船进口，必须具结，保证“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收，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并严肃表示禁烟的决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③英国住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C.Elliot）极力破坏禁令，阻止英商交烟具结，指使停泊在珠江口外的鸦片船逃避，并准备武装挑衅。林则徐坚决打击义律的破坏活动，下令暂停中英贸易，派兵严守英国商人居住的商馆。义律不得已，命令英商缴烟，保证烟价由英国政府赔偿。英国鸦片贩子被迫交出鸦片2万余箱，美国鸦片贩子也缴出1500余箱，共计重237万余斤。在林则徐主持下，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三日（6月3日至6月25日），将缴获的鸦片全部在虎门滩当众销毁。虎门销烟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和反抗外国侵略的决心。
虎门销烟后，林则徐宣布恢复中英之间的正常贸易，但严禁鸦片输入。义律一方面继续进行破坏禁烟的活动，一方面鼓动英国政府发动战争。
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蓄谋已久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以祝贺乾隆帝80寿辰为名，派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到北京，提出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地为商埠，割让舟山附近的岛屿与广州附近的地方，减轻税率等侵略要求，遭到清廷的拒绝。嘉庆十三年（1808），英兵舰13艘侵扰我国东南沿海，闯入虎门，被中国水师击退。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侵略者就扬言：“如果我们要和中国订立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必须是在刺刀尖下，依照我们的命令写下来，并要在大炮的瞄准下，才发生效力的。”①道光十七年到十八年（1837—1838），英国发生经济危机。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困境，更加紧对外扩张，发动侵略战争，夺取新的市场。中国禁烟后，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及鸦片贸易集团立即发出一片战争喧嚣，他们致书英国政府说：“中国方面的无理举动，给了我们一个战争的机会”，“大不列颠现在极应以武力向中国要求‘恢复名誉’了”①。英国政府认为这是发动战争的最好借口，即召开了内阁会议，讨论武装侵略中国的问题。外交大臣巴麦尊（H.J.T.Palmerston）表示：对付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②。道光二十年正月（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律（G.Elliot）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并任命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巴麦尊发给他们以侵华训令和《对华条约草案》，对具体侵略步骤作了指示，并提出赔款、割地、开放通商口岸、领事裁判权等侵略要求。三月（4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派兵侵略中国。五月（6月），懿律率领的一支由军舰16艘（载炮540门）、武装轮船4艘、运输船28艘、陆军4000人（后增至15000人）组成的“东方远征军”，到达了广东海面，正式开始了这场侵略战争。
①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页。
①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上册，第168页。
①转引自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14页。
①《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216—219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
③《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71页。
①《林则徐集·奏稿》，第568页。
②《林则徐集·奏稿》，第601页。
③《林则徐集·公牍》，第59页。
①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鸦片战争史料选译》，第48页。
①《英国蓝皮书》，《鸦片战争》第2册，第661—664页。
②《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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