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法战争
咸丰年间,法国出兵强占了中国邻邦越南的南部,并于同治元年(1862)强迫越南签订了《西贡条约》,将南圻变为它的殖民地。同治十二年(1873),法军又侵略北部河内地区,而且要以越南为基地进一步侵入中国。活动在中越边境、红河中游的中国农民起义军旧部刘永福的黑旗军,应越南政府的邀请,与越南军民一起坚决抵抗,在红河两岸屡创法军,击毙其统兵官安邺(F.Garnier)。越南国王封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光绪六年(1880),茹费理(J.Ferry)出任法国内阁总理,极力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增兵越南。光绪八年(1882),法军攻陷河内,企图打通红河,进窥中国云南。越南政府再度邀请黑旗军参战。次年,刘永福的黑旗军和越南军民一起向河内的法国侵略军发起进攻,在城西纸桥又一次打败侵略军,击毙法军司令李维业(H.L.Rivière)。越南国王晋升刘永福为三宣提督。
就在这一年,茹费理再次出任法国内阁总理,立即增加军费和增派军队,扩大侵越战争。七月,法军攻陷越南首都顺化,逼签《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顺化条约》订立后,法国立即要清廷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撤出在越南北部的清军,开放中国云南边界。
面对法国的侵略、越南的求援,清廷的官员意见分歧。主张抵抗的有左宗棠、曾纪泽等人,他们认为越南与中国“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越南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关系十分密切,法国夺取越南北部,势将威胁到中国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的安全。李鸿章等人则主张妥协求和,认为中国如援助越南,就是与法国“失和”,中国“兵单饷匮”,“海防空虚”,即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断不可轻于言战”,而应“遇险而自退”,力保“和好大局”①。掌握军事外交大权的李鸿章,寄希望于“以夷制夷”,甚至企图诱使英国与越南立约,借以制止法国。清廷虽也注意到法国侵略越南,则中国藩篱尽失,后患无穷,于光绪九年分别令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和云南布政使唐炯率兵进驻越南北部,以为增援;但是,却又三令五申,“不可衅自我开,转滋口实”,并授权李鸿章与法国代表会谈,希图达成妥协协议。
清廷的妥协退让,助长了法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野心。光绪九年十一月(1883年12月),法军悍然发动对驻越南北部清军的进攻,中法战争从此开始。到次年三月,法军先后攻占了山西、北宁、太原、兴化,完成了占领红河三角洲的计划,直逼中越边界。清廷为掩饰败绩,将徐延旭、唐炯革职拿办,任命潘鼎新、张凯嵩分别署理广西、云南巡抚。一直跟恭亲王奕有权力矛盾的慈禧太后,借机指责奕因循失职,办事不力,撤去他的一切职务,并改组军机处,以礼亲王世铎为军机处领班大臣;贝勒奕主持总理衙门,并封庆郡王;军机处遇有重要事,会同醇亲王奕商办。
清廷做了这样重大的人事变动,并不是下决心要抵抗法国的侵略,而是急于妥协求和。奕掌权不久,即授权李鸿章设法寻求与法国和谈。光绪十年四月,李鸿章与法国海军军官福禄诺(F.E.Fournier)在天津进行谈判,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主要内容是:清廷同意对于法国与越南间“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不加过问;中国军队从越南北部撤回边界;中越边界开放通商。条约的签订,表明了清廷对法国侵略的妥协屈服。
《中法简明条约》签订后,法军急于要接管越南北部的清军防地,即向谅山推进。驻谅山的清军代表向法军军官解释没有接到清廷撤军的命令,法军军官蛮横地宣称,“和与不和,三日内定要谅山”。闰五月初一日(6月23日),法军竟然开枪打死清军代表,炮击清军阵地。清军被迫还击,打退法军。法国制造了这次军事冲突,却反诬中国破坏《中法简明条约》,以此进行讹诈,要清军立即从越南北部撤回边界,赔偿兵费2.5亿法郎;同时,任命孤拔(A.A.P.Courbet)为舰队司令,将法舰调往福建福州和台湾,把战火扩展到中国领土上来。
清廷深恐和局破裂,决定限期撤军,并派两江总督曾国荃去上海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Jules Patenlre)谈判,并严令沿海各省“静以待之”,“不可先发开衅”。闰五月二十三日(7月15日),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领舰队进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监视港内福建水师。福建水师广大官兵要求起锚整训,以期自卫。但船政大臣何如璋、帮办军务张佩纶惟恐妨碍“和谈”,“不准无令自行起锚”,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①清廷的软弱妥协,助长了法国的侵略野心。光绪十年六月(1884年8月),法国舰队副司令利士比(Lespès)率领一支分舰队向台湾基隆炮台发动进攻,强行登陆。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指挥守军英勇抵御,把法军赶回舰上。法军转而集中力量进攻福建省福州。七月初二日(8月22日),停泊在福州马尾军港的法国舰队司令孤拔得到进攻福建水师的命令。次日上午,孤拔将开战通知交给何如璋等人。但是,何如璋等人仍然不作任何战斗准备,却向法军请求将他们的开战日期改在明日。孤拨给予拒绝,而且命令舰队开炮进攻。福建水师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有的军舰还没有来得及起锚,就被击沉。何如璋、张佩纶弃师不顾,仓皇逃跑。在不利的形势下,水师广大官兵表现了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誓死抵抗。战斗只经历了半小时,福建水师的军舰和运兵船几乎全被击沉、击毁,官兵伤亡700余人。第二天,法国军舰又炮击马尾造船厂,击毁马江两岸的炮台、民房。
七月初六日(8月26日),清廷被迫对法宣战。
法国的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沿海各地不断发生捣毁教堂、驱逐外国传教士等群众性的反侵略斗争。海外侨胞也积极捐款支援祖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香港的中国工人用罢工来反抗法国侵略者。
光绪十年八月,孤拔率法国舰队再次侵犯台湾,强占基隆。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率部退守淡水,与来犯的法军展开激战。法军受挫,伤亡几十人,其余狼狈逃回海上。为了截断大陆对台湾的接济,孤立台湾守军,法舰封锁了台湾。法国军舰还侵犯浙江镇海。光绪十一年正月(1885年3月),法舰几次进犯镇海招宝山炮台,都被守卫炮台的清军击退。法军未能得逞,于二月(3月)转而侵占澎湖。
法国侵略者在侵扰浙江省的同时,又在中越边境地区增兵,并向驻越南北部的清军潘鼎新部发动进攻。潘部仓皇败退,法军乘势闯入广西省镇南关(今友谊关)。镇南关失守后,潘鼎新被革职。年近70的老将帮办广西军务冯子材率军赶到镇南关前线,积极修筑工事,对兵力作了部署,准备迎击来犯之敌。二月,法军猛攻关前御敌的长墙,有的已经越墙而入。在这紧急关头,冯子材手持长矛,奋勇当先地跃出墙外,杀进敌阵。全军将士异常感奋,跟随着扑向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法军大败溃退。当地壮、瑶、白、彝、汉等各族人民和1000多名越南人民也赶来助战。冯子材率各军乘胜追击,取得了重大胜利。法国侵略者称这次战役是灾难性的失败。
法军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导致了茹费理内阁的倒台。法国在政治上军事上都陷于混乱,形势对抗法斗争十分有利。但是,清廷的本意是求和,“时时为和计”,最终在胜利声中屈辱议和。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九日(1885年4月4日),英籍海关职员金登干(J.D.Campbell)代替清廷在巴黎跟法国签订停战协定。二十一日(6日),清廷即命令前线停战,关外驻军分别撤回。两广总督张之洞、督办广东防务彭玉麟等表示反对,分别致电清廷,指出“条款未定,万万不可撤兵”,“停战则可,撤兵则不可”①。但是,清廷不顾有关官员、将领的反对,授权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于四月二十七日(6月9日)缔结不平等的《中法新约》。条约规定:法国侵略军定期从台湾、澎湖撤出;清廷确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同意法国在云南和广西两省边界开埠通商;中国修建铁路时,应向法国人商办等。这样,中国西南的门户进一步被打开了。法军撤出台湾、澎湖后,清廷于是年九月设置台湾省,任命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
①《中法战争》第5册,第158、257页。
①《中法战争》第3册,第131页;第2册,第144页。
①《中法战争》第6册,第384、385页。
咸丰年间,法国出兵强占了中国邻邦越南的南部,并于同治元年(1862)强迫越南签订了《西贡条约》,将南圻变为它的殖民地。同治十二年(1873),法军又侵略北部河内地区,而且要以越南为基地进一步侵入中国。活动在中越边境、红河中游的中国农民起义军旧部刘永福的黑旗军,应越南政府的邀请,与越南军民一起坚决抵抗,在红河两岸屡创法军,击毙其统兵官安邺(F.Garnier)。越南国王封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光绪六年(1880),茹费理(J.Ferry)出任法国内阁总理,极力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增兵越南。光绪八年(1882),法军攻陷河内,企图打通红河,进窥中国云南。越南政府再度邀请黑旗军参战。次年,刘永福的黑旗军和越南军民一起向河内的法国侵略军发起进攻,在城西纸桥又一次打败侵略军,击毙法军司令李维业(H.L.Rivière)。越南国王晋升刘永福为三宣提督。
就在这一年,茹费理再次出任法国内阁总理,立即增加军费和增派军队,扩大侵越战争。七月,法军攻陷越南首都顺化,逼签《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顺化条约》订立后,法国立即要清廷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撤出在越南北部的清军,开放中国云南边界。
面对法国的侵略、越南的求援,清廷的官员意见分歧。主张抵抗的有左宗棠、曾纪泽等人,他们认为越南与中国“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越南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关系十分密切,法国夺取越南北部,势将威胁到中国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的安全。李鸿章等人则主张妥协求和,认为中国如援助越南,就是与法国“失和”,中国“兵单饷匮”,“海防空虚”,即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断不可轻于言战”,而应“遇险而自退”,力保“和好大局”①。掌握军事外交大权的李鸿章,寄希望于“以夷制夷”,甚至企图诱使英国与越南立约,借以制止法国。清廷虽也注意到法国侵略越南,则中国藩篱尽失,后患无穷,于光绪九年分别令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和云南布政使唐炯率兵进驻越南北部,以为增援;但是,却又三令五申,“不可衅自我开,转滋口实”,并授权李鸿章与法国代表会谈,希图达成妥协协议。
清廷的妥协退让,助长了法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野心。光绪九年十一月(1883年12月),法军悍然发动对驻越南北部清军的进攻,中法战争从此开始。到次年三月,法军先后攻占了山西、北宁、太原、兴化,完成了占领红河三角洲的计划,直逼中越边界。清廷为掩饰败绩,将徐延旭、唐炯革职拿办,任命潘鼎新、张凯嵩分别署理广西、云南巡抚。一直跟恭亲王奕有权力矛盾的慈禧太后,借机指责奕因循失职,办事不力,撤去他的一切职务,并改组军机处,以礼亲王世铎为军机处领班大臣;贝勒奕主持总理衙门,并封庆郡王;军机处遇有重要事,会同醇亲王奕商办。
清廷做了这样重大的人事变动,并不是下决心要抵抗法国的侵略,而是急于妥协求和。奕掌权不久,即授权李鸿章设法寻求与法国和谈。光绪十年四月,李鸿章与法国海军军官福禄诺(F.E.Fournier)在天津进行谈判,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主要内容是:清廷同意对于法国与越南间“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不加过问;中国军队从越南北部撤回边界;中越边界开放通商。条约的签订,表明了清廷对法国侵略的妥协屈服。
《中法简明条约》签订后,法军急于要接管越南北部的清军防地,即向谅山推进。驻谅山的清军代表向法军军官解释没有接到清廷撤军的命令,法军军官蛮横地宣称,“和与不和,三日内定要谅山”。闰五月初一日(6月23日),法军竟然开枪打死清军代表,炮击清军阵地。清军被迫还击,打退法军。法国制造了这次军事冲突,却反诬中国破坏《中法简明条约》,以此进行讹诈,要清军立即从越南北部撤回边界,赔偿兵费2.5亿法郎;同时,任命孤拔(A.A.P.Courbet)为舰队司令,将法舰调往福建福州和台湾,把战火扩展到中国领土上来。
清廷深恐和局破裂,决定限期撤军,并派两江总督曾国荃去上海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Jules Patenlre)谈判,并严令沿海各省“静以待之”,“不可先发开衅”。闰五月二十三日(7月15日),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领舰队进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监视港内福建水师。福建水师广大官兵要求起锚整训,以期自卫。但船政大臣何如璋、帮办军务张佩纶惟恐妨碍“和谈”,“不准无令自行起锚”,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①清廷的软弱妥协,助长了法国的侵略野心。光绪十年六月(1884年8月),法国舰队副司令利士比(Lespès)率领一支分舰队向台湾基隆炮台发动进攻,强行登陆。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指挥守军英勇抵御,把法军赶回舰上。法军转而集中力量进攻福建省福州。七月初二日(8月22日),停泊在福州马尾军港的法国舰队司令孤拔得到进攻福建水师的命令。次日上午,孤拔将开战通知交给何如璋等人。但是,何如璋等人仍然不作任何战斗准备,却向法军请求将他们的开战日期改在明日。孤拨给予拒绝,而且命令舰队开炮进攻。福建水师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有的军舰还没有来得及起锚,就被击沉。何如璋、张佩纶弃师不顾,仓皇逃跑。在不利的形势下,水师广大官兵表现了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誓死抵抗。战斗只经历了半小时,福建水师的军舰和运兵船几乎全被击沉、击毁,官兵伤亡700余人。第二天,法国军舰又炮击马尾造船厂,击毁马江两岸的炮台、民房。
七月初六日(8月26日),清廷被迫对法宣战。
法国的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沿海各地不断发生捣毁教堂、驱逐外国传教士等群众性的反侵略斗争。海外侨胞也积极捐款支援祖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香港的中国工人用罢工来反抗法国侵略者。
光绪十年八月,孤拔率法国舰队再次侵犯台湾,强占基隆。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率部退守淡水,与来犯的法军展开激战。法军受挫,伤亡几十人,其余狼狈逃回海上。为了截断大陆对台湾的接济,孤立台湾守军,法舰封锁了台湾。法国军舰还侵犯浙江镇海。光绪十一年正月(1885年3月),法舰几次进犯镇海招宝山炮台,都被守卫炮台的清军击退。法军未能得逞,于二月(3月)转而侵占澎湖。
法国侵略者在侵扰浙江省的同时,又在中越边境地区增兵,并向驻越南北部的清军潘鼎新部发动进攻。潘部仓皇败退,法军乘势闯入广西省镇南关(今友谊关)。镇南关失守后,潘鼎新被革职。年近70的老将帮办广西军务冯子材率军赶到镇南关前线,积极修筑工事,对兵力作了部署,准备迎击来犯之敌。二月,法军猛攻关前御敌的长墙,有的已经越墙而入。在这紧急关头,冯子材手持长矛,奋勇当先地跃出墙外,杀进敌阵。全军将士异常感奋,跟随着扑向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法军大败溃退。当地壮、瑶、白、彝、汉等各族人民和1000多名越南人民也赶来助战。冯子材率各军乘胜追击,取得了重大胜利。法国侵略者称这次战役是灾难性的失败。
法军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导致了茹费理内阁的倒台。法国在政治上军事上都陷于混乱,形势对抗法斗争十分有利。但是,清廷的本意是求和,“时时为和计”,最终在胜利声中屈辱议和。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九日(1885年4月4日),英籍海关职员金登干(J.D.Campbell)代替清廷在巴黎跟法国签订停战协定。二十一日(6日),清廷即命令前线停战,关外驻军分别撤回。两广总督张之洞、督办广东防务彭玉麟等表示反对,分别致电清廷,指出“条款未定,万万不可撤兵”,“停战则可,撤兵则不可”①。但是,清廷不顾有关官员、将领的反对,授权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于四月二十七日(6月9日)缔结不平等的《中法新约》。条约规定:法国侵略军定期从台湾、澎湖撤出;清廷确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同意法国在云南和广西两省边界开埠通商;中国修建铁路时,应向法国人商办等。这样,中国西南的门户进一步被打开了。法军撤出台湾、澎湖后,清廷于是年九月设置台湾省,任命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
①《中法战争》第5册,第158、257页。
①《中法战争》第3册,第131页;第2册,第144页。
①《中法战争》第6册,第384、3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