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
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孙中山，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少年时代曾到檀香山，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光绪十一年（1885）回国后，在广州、香港学医。光绪十八年（1892）起，在澳门、广州行医。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些爱国青年和会党人物，经常在一起抨击清廷的黑暗统治。他很倾慕太平天国的反清事业，并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孙中山也受到改良思想的影响，同辛亥革命的许多领导人和骨干分子一样，他并非从一开始就主张以革命推翻清廷，而是经历了一条从改良到革命的道路。光绪二十年（1894），孙中山曾上书李鸿章，试图通过清廷自上而下的改革来挽救民族危亡，但遭到拒绝。不久，中日战争爆发，孙中山感到国家面临的危机严重，认识到依靠清廷不可能实现国家的富强，要救国就必须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走革命的道路。
光绪二十年十月（1894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联络华侨多人，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二年，他回到香港，邀集同志，建立兴中会总会。兴中会在会章中揭露了清廷的腐败无能，指出中国正面临着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危机。在会员入会誓词中，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
兴中会成立后，立即筹备武装起义，并决定于光绪二十一年九月（1895年10月）在广州发动起义。但由于计划泄露，起义还 未发动就受到镇压。孙中山遭到清廷通缉，被迫逃亡国外。他到了日本、欧美各国，接触了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学说，也发展了革命组织，准备再次发动武装起义。义和团运动期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利用这个时机，于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1900年10月），在广东省惠州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军在半个月内曾经发展到20000余人，屡次击败清军。后在清军优势兵力的围攻下，弹尽援绝，起义失败。此次起义虽然又告失败，但孙中山所进行的革命斗争，却赢得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同情。对此，孙中山曾回忆说：“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①孙中山也没有气馁，而是继续探索救国道路，坚持革命斗争。
光绪末年，中国资本主义有了初步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所增长。风行一时的出国留学和国内新式学校的开办，为这个阶级培养出大批的知识分子。光绪二十九年（1903）留日学生已有1300多人，三十一年激增至8000人，三十二年达1.2万人。与此同时，在国内由各类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人数也是逐年上升，至清廷覆灭之前，学生总数已达150多万。在这些有别于旧式文人的新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接受了变法维新运动失败的教训，又受到农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启发，开始逐渐感觉到，要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就必须走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道路。他们在国内外组织了革命团体，出版了许多报纸刊物，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思想。上海和东京是他们革命活动的中心。在日本，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发刊的“专以编译欧美政法名著为宗旨”的《译书汇编》开始，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具有明显的革命倾向且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国民报》、《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二十世纪之支那》等刊物，相继问世。在上海，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宣传革命的舆论阵地主要是《苏报》、《大陆》、《童子世界》、《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等。据统计，革命党人先后在国内外创办了约一百二三十种报刊，用以“灌输最新学说”，“传播革命思潮”，“鼓舞国民精神”。发行数量，最多的达到两万多份。革命党人创办报刊的同时，还编印了大量宣传革命的小册子。从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到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期间，革命党人共印发这类读物130种左右。革命书刊的大量出现，预示着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兴起。
在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方面，章太炎、邹容和陈天华等人有很大的影响。
章太炎，名炳麟，浙江省余杭县人。早年受改良思想的影响，曾参与维新变法的宣传活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逐渐转变了政治立场，走上了革命道路。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逃亡国外，成立了“保皇会”，继续宣扬改良的道路，鼓吹君主立宪，反对革命，曾一度在海外华侨中得到广泛支持。光绪二十八年（1902），康有为发表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及《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两封长信，美化清廷的统治，指责革命将会导致天下大乱，以致“亡国灭种”。第二年，章太炎在上海《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文章，全面、深刻地批驳了康有为的保皇主张，指出只有革命才能得到民主自由，明确表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他把被保皇派奉若神明的光绪皇帝斥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针对康有为宣扬的公理不明，民智未开，因而不可行革命的观点，提出了以革命明公理，用革命开民智的主张。他还特别撰文向国人推荐邹容所著的《革命军》一书，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章太炎的文章打击了保皇派的气焰，促进了人们的觉醒。
邹容，四川巴县（今重庆）人，留日学生。光绪二十九年（1903），不满20岁的邹容在上海出版了震动一时的《革命军》。他热情地讴歌民主、鼓吹革命，宣传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主张用革命手段“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政政体”，恢复人民应有的民主权利。他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的“中华共和国”的号召，要求永远根绝君主专制政体，反对外国人干涉中国的革命和独立，并大声疾呼“革命独立万岁！”《革命军》出版后，立即风行海内外，先后印行20多次，销量上百万册。清廷对此十分恐惧仇视，勾结上海的帝国主义势力，于光绪二十九年查封了《苏报》。章太炎和邹容先后入狱，邹容遭受两年的监禁折磨，死于狱中。
但是，清廷的高压政策非但未能使革命思潮沉寂下去，反而加速了它的传播。正如时人所言：“前日之《苏报》与《革命军》议论虽激，然而阅此报与此书者几何人也？一般之国民国未尝知其所号呼者为何事，其鼓吹者为何事。今日《苏报》之被禁，章、邹之被锢，其势固已激荡于天下。然‘《苏报》何以被禁，章、邹何以被锢’之一问题，出诸于一般国民者必多，则必应之曰：为逐满故。何为而逐满？则又必应之曰：为汉族之受满族之荼毒已不胜其苦，满族实汉族之世仇故。以此而互相问答，互相传说，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万。于是，排满之一主义，遂深入于四万万国民之脑髓中。”①陈天华，湖南新化人，曾留学日本。他在光绪三十年（1904）出版了《猛回头》、《警世钟》两书，以通俗的语言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号召大家起来跟帝国主义战斗，并且揭露清廷实际上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指出：“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所以，要挽救危亡，就必须发动革命，推翻清皇朝这个“洋人的朝廷”，“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这两本书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孙中山领导兴中会也仍在国外进行活动，在华侨中发展组织，宣传革命，跟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光绪二十九年（1903），孙中山发表了《敬告同乡书》，严格区分了革命与保皇的界限，揭露了梁启超假革命真保皇的面目，指出革命与保皇是两条不同的道路，“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孙中山旗帜鲜明的革命言论，澄清了是非，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他还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充满信心地指出：清朝统治“正迅速地走向死亡”，“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②。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同时，进一步展开了建立革命组织的活动，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相继成立，并多次组织武装起义。
黄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他参与了《游学译编》和《湖北学生界》的创办，报名加入了“拒俄义勇队”。后又在军国民教育会中担任运动员。光绪二十九年夏，黄兴受军国民教育会的派遣，回国进行革命活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黄兴和湖南的革命志士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等人，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1904年2月15日），在湖南长沙正式成立了华兴会，推举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华兴会成立后，立即着手组织武装起义。黄兴等联络会党首领马福益，商定在慈禧太后70岁生日（十月初十日，11月16日）那天，在长沙举行祝寿典礼的皇殿预埋炸弹，以便一举消灭前来参加典礼的全省高级文武官员，乘势占领长沙，并在岳州、常德、浏阳、衡州、宝庆策动响应。他们还联络了外省的革命党人，以配合这次起义。但在起义前夕计划泄漏，清廷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黄兴等华兴会骨干辗转逃亡日本。
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日（1904年7月3日），刘静庵、张难先、曹亚伯等革命党人在武昌成立了科学补习所，暗中进行革命活动。他们一方面在湖北新军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一方面与华兴会取得联系，准备响应华兴会的长沙起义。华兴会起义计划泄漏后，科学补习所也随之受到了牵连而被迫停止了活动。后来，刘静庵等又在科学补习所的基础上，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组成了新的革命团体日知会，继续坚持革命活动。
光绪三十年十月（1904年11月），另一个重要的革命团体 光复会在上海成立，蔡元培为会长，主要骨干有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人，当时因“苏报案”而尚在狱中的章太炎也与闻其事。光复会以“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宗旨，具有较为浓厚的反满色彩。光复会成立后，就着手联络江浙一带的会党，努力策划武装起义，并以此与华兴会在湖南的起义相呼应。华兴会起义失败后，光复会的起义也被迫暂时中止。
除以上比较重要的有较大影响的革命团体之外，当时在国内还出现了其他一些革命团体，如福建的文明社、汉族独立会，安徽的岳王会，江西的易知社、自强会，江苏的强国会，陕西的励学斋，四川的公强会，等等。这些革命团体虽然带有一定的地域性，往往是各自为战、分散活动，但是，它们大都以推翻清廷的封建统治、实现民主共和为其政治目标，努力宣传革命思想，积极策划武装暴动。这些革命团体的建立及其活动，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也使建立统一的全国性革命政党的条件日趋成熟。
①《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5页。
①《江苏》第4期，《纪事》，《本省时评》。
②《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4—255页。
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孙中山，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少年时代曾到檀香山，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光绪十一年（1885）回国后，在广州、香港学医。光绪十八年（1892）起，在澳门、广州行医。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些爱国青年和会党人物，经常在一起抨击清廷的黑暗统治。他很倾慕太平天国的反清事业，并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孙中山也受到改良思想的影响，同辛亥革命的许多领导人和骨干分子一样，他并非从一开始就主张以革命推翻清廷，而是经历了一条从改良到革命的道路。光绪二十年（1894），孙中山曾上书李鸿章，试图通过清廷自上而下的改革来挽救民族危亡，但遭到拒绝。不久，中日战争爆发，孙中山感到国家面临的危机严重，认识到依靠清廷不可能实现国家的富强，要救国就必须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走革命的道路。
光绪二十年十月（1894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联络华侨多人，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二年，他回到香港，邀集同志，建立兴中会总会。兴中会在会章中揭露了清廷的腐败无能，指出中国正面临着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危机。在会员入会誓词中，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
兴中会成立后，立即筹备武装起义，并决定于光绪二十一年九月（1895年10月）在广州发动起义。但由于计划泄露，起义还 未发动就受到镇压。孙中山遭到清廷通缉，被迫逃亡国外。他到了日本、欧美各国，接触了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学说，也发展了革命组织，准备再次发动武装起义。义和团运动期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利用这个时机，于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1900年10月），在广东省惠州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军在半个月内曾经发展到20000余人，屡次击败清军。后在清军优势兵力的围攻下，弹尽援绝，起义失败。此次起义虽然又告失败，但孙中山所进行的革命斗争，却赢得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同情。对此，孙中山曾回忆说：“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①孙中山也没有气馁，而是继续探索救国道路，坚持革命斗争。
光绪末年，中国资本主义有了初步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所增长。风行一时的出国留学和国内新式学校的开办，为这个阶级培养出大批的知识分子。光绪二十九年（1903）留日学生已有1300多人，三十一年激增至8000人，三十二年达1.2万人。与此同时，在国内由各类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人数也是逐年上升，至清廷覆灭之前，学生总数已达150多万。在这些有别于旧式文人的新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接受了变法维新运动失败的教训，又受到农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启发，开始逐渐感觉到，要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就必须走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道路。他们在国内外组织了革命团体，出版了许多报纸刊物，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思想。上海和东京是他们革命活动的中心。在日本，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发刊的“专以编译欧美政法名著为宗旨”的《译书汇编》开始，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具有明显的革命倾向且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国民报》、《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二十世纪之支那》等刊物，相继问世。在上海，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宣传革命的舆论阵地主要是《苏报》、《大陆》、《童子世界》、《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等。据统计，革命党人先后在国内外创办了约一百二三十种报刊，用以“灌输最新学说”，“传播革命思潮”，“鼓舞国民精神”。发行数量，最多的达到两万多份。革命党人创办报刊的同时，还编印了大量宣传革命的小册子。从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到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期间，革命党人共印发这类读物130种左右。革命书刊的大量出现，预示着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兴起。
在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方面，章太炎、邹容和陈天华等人有很大的影响。
章太炎，名炳麟，浙江省余杭县人。早年受改良思想的影响，曾参与维新变法的宣传活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逐渐转变了政治立场，走上了革命道路。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逃亡国外，成立了“保皇会”，继续宣扬改良的道路，鼓吹君主立宪，反对革命，曾一度在海外华侨中得到广泛支持。光绪二十八年（1902），康有为发表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及《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两封长信，美化清廷的统治，指责革命将会导致天下大乱，以致“亡国灭种”。第二年，章太炎在上海《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文章，全面、深刻地批驳了康有为的保皇主张，指出只有革命才能得到民主自由，明确表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他把被保皇派奉若神明的光绪皇帝斥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针对康有为宣扬的公理不明，民智未开，因而不可行革命的观点，提出了以革命明公理，用革命开民智的主张。他还特别撰文向国人推荐邹容所著的《革命军》一书，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章太炎的文章打击了保皇派的气焰，促进了人们的觉醒。
邹容，四川巴县（今重庆）人，留日学生。光绪二十九年（1903），不满20岁的邹容在上海出版了震动一时的《革命军》。他热情地讴歌民主、鼓吹革命，宣传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主张用革命手段“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政政体”，恢复人民应有的民主权利。他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的“中华共和国”的号召，要求永远根绝君主专制政体，反对外国人干涉中国的革命和独立，并大声疾呼“革命独立万岁！”《革命军》出版后，立即风行海内外，先后印行20多次，销量上百万册。清廷对此十分恐惧仇视，勾结上海的帝国主义势力，于光绪二十九年查封了《苏报》。章太炎和邹容先后入狱，邹容遭受两年的监禁折磨，死于狱中。
但是，清廷的高压政策非但未能使革命思潮沉寂下去，反而加速了它的传播。正如时人所言：“前日之《苏报》与《革命军》议论虽激，然而阅此报与此书者几何人也？一般之国民国未尝知其所号呼者为何事，其鼓吹者为何事。今日《苏报》之被禁，章、邹之被锢，其势固已激荡于天下。然‘《苏报》何以被禁，章、邹何以被锢’之一问题，出诸于一般国民者必多，则必应之曰：为逐满故。何为而逐满？则又必应之曰：为汉族之受满族之荼毒已不胜其苦，满族实汉族之世仇故。以此而互相问答，互相传说，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万。于是，排满之一主义，遂深入于四万万国民之脑髓中。”①陈天华，湖南新化人，曾留学日本。他在光绪三十年（1904）出版了《猛回头》、《警世钟》两书，以通俗的语言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号召大家起来跟帝国主义战斗，并且揭露清廷实际上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指出：“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所以，要挽救危亡，就必须发动革命，推翻清皇朝这个“洋人的朝廷”，“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这两本书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孙中山领导兴中会也仍在国外进行活动，在华侨中发展组织，宣传革命，跟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光绪二十九年（1903），孙中山发表了《敬告同乡书》，严格区分了革命与保皇的界限，揭露了梁启超假革命真保皇的面目，指出革命与保皇是两条不同的道路，“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孙中山旗帜鲜明的革命言论，澄清了是非，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他还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充满信心地指出：清朝统治“正迅速地走向死亡”，“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②。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同时，进一步展开了建立革命组织的活动，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相继成立，并多次组织武装起义。
黄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他参与了《游学译编》和《湖北学生界》的创办，报名加入了“拒俄义勇队”。后又在军国民教育会中担任运动员。光绪二十九年夏，黄兴受军国民教育会的派遣，回国进行革命活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黄兴和湖南的革命志士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等人，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1904年2月15日），在湖南长沙正式成立了华兴会，推举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华兴会成立后，立即着手组织武装起义。黄兴等联络会党首领马福益，商定在慈禧太后70岁生日（十月初十日，11月16日）那天，在长沙举行祝寿典礼的皇殿预埋炸弹，以便一举消灭前来参加典礼的全省高级文武官员，乘势占领长沙，并在岳州、常德、浏阳、衡州、宝庆策动响应。他们还联络了外省的革命党人，以配合这次起义。但在起义前夕计划泄漏，清廷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黄兴等华兴会骨干辗转逃亡日本。
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日（1904年7月3日），刘静庵、张难先、曹亚伯等革命党人在武昌成立了科学补习所，暗中进行革命活动。他们一方面在湖北新军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一方面与华兴会取得联系，准备响应华兴会的长沙起义。华兴会起义计划泄漏后，科学补习所也随之受到了牵连而被迫停止了活动。后来，刘静庵等又在科学补习所的基础上，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组成了新的革命团体日知会，继续坚持革命活动。
光绪三十年十月（1904年11月），另一个重要的革命团体 光复会在上海成立，蔡元培为会长，主要骨干有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人，当时因“苏报案”而尚在狱中的章太炎也与闻其事。光复会以“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宗旨，具有较为浓厚的反满色彩。光复会成立后，就着手联络江浙一带的会党，努力策划武装起义，并以此与华兴会在湖南的起义相呼应。华兴会起义失败后，光复会的起义也被迫暂时中止。
除以上比较重要的有较大影响的革命团体之外，当时在国内还出现了其他一些革命团体，如福建的文明社、汉族独立会，安徽的岳王会，江西的易知社、自强会，江苏的强国会，陕西的励学斋，四川的公强会，等等。这些革命团体虽然带有一定的地域性，往往是各自为战、分散活动，但是，它们大都以推翻清廷的封建统治、实现民主共和为其政治目标，努力宣传革命思想，积极策划武装暴动。这些革命团体的建立及其活动，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也使建立统一的全国性革命政党的条件日趋成熟。
①《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5页。
①《江苏》第4期，《纪事》，《本省时评》。
②《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4—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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