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机器工业的初步发展（1895—1919）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依恃中日《马关条约》允许外国在华设厂的条款，急剧增加工业投资，使外资企业迅速扩张，在许多工业部门占据垄断地位。与此同时，清政府控制的企业得到延续和发展，有些民用企业在承办方式上发生明显变化。民间机器工业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收回利权运动时期有了显著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了长足进步。 外资工业的扩张
中日《马关条约》不仅使列强原先擅自在华设立的企业获得“合法”地位，更重要的是使它们得以急剧增加对华投资，使外资企业迅速发展。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创办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大型厂矿达136家，总资本为10300多万元，约相当于此前50年投资的13倍①。按国别划分，这136家外资企业中，英国占37家，资本4968.1万元；日本占49家，资本2633万元；德国占12家，资本768.1万元；沙俄占17家，资本664.8万元；其他国家共占21家，资本1281.3万元②。其中，日本企业大量涌入最为显著。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压迫暂时放松，主要表现为商品输入减少，工业投资速度趋缓，但外资企业仍在继续扩大投资，提高生产能力。
列强对华工业的投资，主要分布在煤矿、造船、轻纺工业和城市公用事业等方面。
1.矿冶业。
甲午战争后，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合同，掠夺我国矿产资源。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法国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通过签订《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夺取了开采云南、两广各种矿产的权利；俄国于次年通过签订《东省铁路公司章程》，夺取 了中东铁路沿线各种矿权；德国于光绪二十四年（1893）通过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夺取了胶济、胶沂两条铁路沿线30里内矿产开采权；同年英国通过签订《山西采矿条约》，夺取了山西省煤、铁、石油开采权；日本于光绪三十一年（1906）通过签订《满洲协定秘密附件》，夺取了奉天省各种矿权。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到1912年，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和攫取各地矿权的条约、协定、合同达42项之多，致使大量矿产资源落入列强之手。
在此基础上，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3年，列强先后采用自办或合办名义开办煤、铁、金、银、铜、水银等矿37家①。其中，开办时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32家，总资本达4996.9万元，约占同期外国工矿企业总资本的48.4％。煤矿则占了绝大比重，开办达27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强对煤矿的掠夺仍在发展。1917年，英商福公司与中原公司合并，成立“福总公司”，随后侵占了河南焦作煤矿。1915至1920年间，英国又霸占了北京门头沟煤矿。与此同时，列强又以借款或合办名义，控制更多的矿区。1913年，全国煤矿投资总额为10710万元，外资和中外合资达8537万元（其中外资5882万元），占全国投资总额的79.6％；1919年，全国煤矿投资总额为12660万元，外资和中外合资达7675万元（其中外资5922万元），占全国投资总额的60.6％②。 1913年，全国煤产量约达1288万吨，其中外资控制的企业产量达713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55.4％；1919年，全国煤产量约达2014万吨，外资控制企业的产量达969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48.1％①。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外资在煤炭生产方面的投资比重和产量比重虽有所下降，但绝对值仍在增长。我国铁矿和冶铁业则基本为列强所控制。
2.船舶及机器修造业。
甲午战争后，外资原有企业规模迅速扩大，新的船舶修造厂和机器工业明显增多。在航运发达的上海地区，先后有英商创办的“和丰船厂”（1896年）、英商瑞记洋行开设的“瑞澂造船厂”（1900年）、英商创办的“万隆铁工厂”（1905年）等企业出现。1912年，瑞澂造船厂兼并了万隆铁工厂，增加了企业实力，拥有新式设备，可制造多种民用船只。在此之前，原先的耶松船厂于1900年合并了和丰船厂。第二年，又与祥生船厂合并，资本增至557万两②，改称“耶松船厂公司”。该公司凭借其雄厚资本和先进技术设备，垄断了上海船舶修造业。
在东北地区，日本船舶修造业急剧发展。在大连地区，日本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设立“西森造船所”、次年设立“川崎造船所”、宣统三年（1911）设立“小金丸造船所”。在安东，有“鸭绿江造船会社”等企业相继出现。
此外，哈尔滨、厦门、上海等地还有一些其他外商设立的造船厂或机器厂，承揽修造轮船和机器修理业务。
3.轻纺工业。
外商投资比较广泛，但主要集中于纺织、面粉加工和烟草工业。
（1）纺织工业。光绪二十三年（1897），外资棉纺织厂开始出现。当年既有英商“怡和纱厂”和“老公茂纱厂”、美商“鸿源纱厂”、德商“瑞记纱厂”四个大规模纱厂在上海开办，资本合记421万多两，纱锭达16万多枚。
光绪末年，日商先后收买上海兴泰纱厂、大纯纱厂，改组为“上海纺绩株式会社”，分设上海纺绩第一厂、第二厂。宣统三年（1911）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又在上海设立内外棉第三厂、第四厂和“日信纱厂”，1914年设第五厂西厂、1915年设第五厂东厂；1918年设第六厂、第十厂和第十一厂于青岛；1919年设第七厂、第八厂于上海，并于同年收买华商裕源纱厂改为第九厂。此外，还有日商于1912年设立于青岛的“大康纱厂”等。可见，日商在纺织业的发展极为迅速。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资纺织工业空前扩大。据统计，1913年，外资在华纱锭为33.896万枚，布机1986台；到1919年，纱锭增至57.701万枚，布机达3839台①。这些外资纺织设备，约占我国当时棉纺织设备总量的一半。此外，外资还在机器缫丝、毛纺等门类设置了相当规模的企业。
（2）面粉业。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英商在上海设立“增裕面粉厂”以来②，沙俄、日本、德国、荷兰等国纷纷在华投资设厂，到1913年达43家。其中突出的是沙俄和日本。沙俄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在哈尔滨设立“第一满洲面粉厂”后，至1913年已在东北地区先后设立面粉厂34家①。日本则后来居上，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铁岭设“满洲制粉会社”后，先后在长春（1912）、哈尔滨（1918）、山东济南（1918）设分厂。日商其他面粉厂则遍及东北的抚顺、大连、开源、辽阳及山东、上海、汉口等地。②（3）烟草工业。自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来，菲律宾、希腊、俄国、英国和日本商人陆续在上海、哈尔滨、天津、沈阳、营口等地投资烟草企业。其中，规模最大的是英商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成立的“英美烟公司”。该公司先后在上海、汉口、沈阳、哈尔滨、天津、青岛等地设立卷烟厂、烤烟厂及一系列附属企业，并以上海为中心建立了辐射大半个中国的产品推销机构。到1913年，其资本由初创时的10.5万元扩充到1100万元，超过了当时中国所有20家纸烟公司资本总和137.8万元的7倍③，攫取了巨额利润。此外，俄国的“老巴夺父子烟公司”在光绪三十年（1904）从莫斯科迁移到哈尔滨，使俄国烟草逐步称霸北满。日本在日俄战争后，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于沈阳设立“三林烟草公司”；宣统元年（1909），日本“东亚烟草株式会社”在营口开设卷烟厂，日产量1000万支。 1917年，该厂又在天津设立分厂。
其他，如火柴、砖茶、制糖、啤酒、汽水、蛋粉、制冰、造纸、砖瓦、水泥、木材、皮革、轧花、猪鬃、榨油、碾米、精盐、氧气、樟脑、肥皂、钢琴、电工器材等工业，外商也多有投资，并占有重要地位。
4.公用事业。
列强为巩固在华租界的统治地位，继续扩大对租界内电力、煤气、自来水、电车等公共事业的投资，并由租界扩展到众多被迫对外开放的商埠，同时阻挠中国人自行开办。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3年，英、日、法、比、德等国在上海、天津、汉口、北京、厦门及东北地区投资设立电厂19家，仅天津就有以上各国分别设立的电厂5家。自来水、煤气、电车也陆续在各城市发展。其中，在公用事业比较完备的上海，外资在水、电、煤气工业中形成三大托拉斯：即上海工程局电气处、上海自来水公司和上海煤气公司。上海煤气公司原为大英自来水房，1900年改组为该公司。1914年春，上海煤气公司资本已由开办时的12.24万两增至120万两；煤气年出售量达52484万立方英尺，用户达9020户①。工部局电气处开办时资本仅6.61万两，光绪二十一年（1895）为21.6万元，到1913年猛增至961.5万元；其电厂容量为10400千瓦，1918年增至21222千瓦②，控制了大部分民族工业的电力供应。上海自来水公司设备不断扩大，生产量逐年提高，到1913年水管总长度达84.92英里，放水总量为3497百万加仑。③甲午战争后，列强对我国轻、重工业的投资可谓无孔不入，并在以上诸多方面居于垄断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对华工业投资速度虽渐趋缓，但绝对值仍在上升，生产规模在众多领域继续扩大。它们不仅以此攫取巨额利润，使资本飞速增殖而且严重阻抑了我国工业的发展。
官属工业的演变与发展
（一）清政府军事工业的延续与扩充清政府为加强国家机器和国防，下大力更新军事装备和编练新军，不仅维持原有军事工业，而且增加经费和设备，使其生产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高，枪炮式样和火药品种程度不同地有所改进。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江南制造总局和湖北枪炮厂。
江南制造总局：从光绪“二十一年试造无烟火药，停造水旱雷，专制各种铜引。二十四年造七密里九口径新毛瑟枪，并将所有各式旧枪一律停造”①。其生产状况，据光绪二十二年（1896）统计，“炼钢厂每年可出快炮管、快枪筒及枪炮机件、炮架器具等钢料二千余吨；栗色药厂每年可出栗色火药二十余万磅；无烟药厂每年可出无烟火药六万余磅”②，其快炮、快枪、枪子、炮弹均已一律改造新式。其中，“加利新枪每年可成一千五百杆；一百磅子快炮每年可成六尊，四十磅子快炮每年可成十二尊，快利枪子每年可出一百二三十万颗，快炮钢弹每年可成一千五百余颗，大小铁弹每年可成一万余颗”③。但该厂管理体制腐败，浪费严重。后来，在生产组织上逐渐推行包工制，虽有些成效，又出现以贿而求承包、制品粗糙、质量下降等问题。辛亥革命后，改称“上海兵工厂”。
湖北枪炮厂：由张之洞筹设于广东。后因张之洞任湖广总督，遂于光绪十六年（1890）迁建于汉阳。机器设备主要购自德国。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较新机器装备的枪厂、炮厂、炮架厂、枪弹厂、炮弹厂等所属各厂陆续建成投产。当年始“仿造德国一千八百八十八年五响毛瑟快枪，口径7米里九式”；同年，还“仿造德国克鲁森式陆路快炮口径三生的七，及过山快炮口径五生的七两种”①。其后，陆续添设镕铜、机器、锅炉、翻砂、木样、打铁、打铜等厂，设备日趋完备。光绪三十年（1904）后，仿造丹玛新式机关枪；1913年，仿造德国克虏伯式七五陆炮；1915年试造马克沁机关枪，并可生产黑色火药、白色火药、黄色火药和酸料等。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共造成步、马快枪11万多支，枪弹4000多万颗、各种快炮740多尊、前膛钢炮120余尊、各种开花炮弹63万多颗、前膛炮弹6万多颗及诸多枪炮器具②。当年改称“汉阳兵工厂”。
此外，北洋机器局、金陵机器局、山东机器局、成都机器局等军火工业的生产能力也有程度不同的发展。福州船政局则在造成大小兵轮、商轮40艘后，因经费竭蹶，效率不高而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停办。辛亥革命后改称“海军造船所”。
这一时期，清政府开始注意在内地设置新的军火工厂，以便战时使内地与沿海沿边相互接济。新设的军火工厂先后有：新疆机器厂（1895年后）、江西制造局（1898年）、山西制造局（1898 年）、河南机器局（1899年）、湖南机器局（1903年）、北洋机器局新厂（1904年）。其中，北洋机器局新厂（亦称“德州机器局”），规模较大。1900年，北洋机器局被八国联军焚毁后，北洋大臣袁世凯于1901年将原北洋机器局的残余设备移至山东德州，并购置新、旧机器，于光绪三十年（1904）建成投产。该局下设12厂，以制造子弹、火药为主。
与此同时，部分军工企业在“制造军火之暇，兼造各种机器”①思想的指导下，开始改制民用产品。光绪三十一年（1905），江南制造总局将船坞、轮船厂、机器厂等划出另组“江南船坞”，归海军督察，采用商办方式，到1912年4月共制造各式兵轮、商轮130多艘，打破了由耶松船厂垄断上海造船业的局面。辛亥革命后，江南船坞为海军部接管，改称“江南造船所”，并对设备有所扩充。从1912至1921年，江南造船所共承造兵、商大小轮船240余艘。江南制造局则加添工匠，制造为矿务、农务所需的机器设备。福建机器局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为本省善后局承担铸钱任务。安徽制造厂于宣统元年（1909）改为电灯厂，经营电灯、电话业务，而将原来承担的修配枪械等事务另设修理所附设于电灯厂中。这些变化，体现了军事工业兼造民用产品的动向。
辛亥革命后，清廷官办军事工业被北洋军阀政府接收。
（二）清廷控制的民用工业的发展与演变从甲午战争到1913年，民用工业有了明显发展。据统计，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新式工矿企业达549家，资本总额为 12029.7万元。其中，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企业达86家，资本额为2949.6万元，约占这一时期新增资本的四分之一①。这86家官方控制的企业，有85家成立于清皇朝统治时期，并主要分布于采矿、冶炼、纺织等方面。
1.矿冶业。
近代工业、交通的发展，对燃料、原料的需求日益扩大，官方控制的采矿业有了发展。湖南、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河南、湖北等省纷纷设立矿务公司主持其事，其中尤以煤矿为突出。
（1）煤矿。自光绪二十二年至宣统三年（1896—1911）新增设的资本在万元以上的采煤企业达17家，占这一时期万元以上采煤业总数41家的41％；资本为763.4万元，占采煤业资本总额1410.3万元的54％②。其中规模较大的煤矿有：北洋滦州煤矿有限公司：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委派周学熙招商，设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成立于次年四月，在开拓矿区，请照开办诸方面享有特权。光绪三十四年（1908）改称“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初定股额200万两，光绪三十四年增资300万两，实缴不过300万两。该矿从欧洲购置新式机器，修筑运煤铁路，设有发电站、炼焦炉等。到宣统二年（1910），已开采的6矿每天总产量为1300吨③，生产颇有起色，并与英商控制的开平煤矿展开竞争。辛亥革命之际，周学熙等转而要求与开平煤矿联合，遂于1912年两矿合并成立“开滦煤矿总局”。从此，滦州煤矿亦为英商控制。
萍乡煤矿：由盛宣怀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购置机器开采，主要矿区在江西萍乡安源。该矿拥有采煤机械、洗煤机、焦炭炉、电灯、电车、铸造厂等设备，日产量约在1000吨至3000吨之间。宣统三年（1911）前三季日产量平均达2240吨，日产焦炭达551吨。煤炭主要供应汉阳铁厂。
（2）金属矿冶。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2年，官方控制的金、锑、铜、铅、锌等矿冶业达29家，占当时新增矿冶业总数39家的74％以上。投资在20万元以上的有四川“麻哈金矿”（1895年）、湖南益阳“中路久通矿务公司”（1896年）、湖南平江“黄金洞金矿”（1897年）、云南“蒙自官商公司”（1904年）、广西“梧州炼锑厂”（1906年）、湖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1907年）、江西“赣州铜矿”（1907年）、甘肃古浪“甘肃炼铜厂”（1908年）、云南文山“宝华锑矿公司”（1909年）、湖南长沙“黑铅炼厂”（1909年）、广东曲江“宝昌公司（锑矿）”（1910年）。其中，湖南官办矿业最为显著。光绪二十一年（1895），省设湖南官矿局，采取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三种方式开矿，下辖企业颇多，除上述投资较多的大型金属矿外，还有一批小型金属矿和金属冶炼厂，获利颇丰。
（3）石油。陕西巡抚升允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开始在陕西延长开工凿井，设立“延长油矿”。该矿采取官商合办方式，筹集官商股本600万两，从日本购置设备，聘日本技师。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至1919年，共开凿四井。其中，第3号井和第4号井无油报废。第1号井自光绪三十三年至1919年，共产原油341.3万斤；第2号井于宣统元年（1911）动工开凿，日产原油二三百斤，因与1号井同源，后来产量互为增减。1919年，第2号井被毁①。该矿的设立为我国石油工业的起步提供了借鉴。
这一时期令人注目的是，湖北的汉阳铁厂与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合并为亚洲第一家大型近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企业也由官办变为商办。不过，由于汉冶萍公司资金严重不足，转而大量向日本银行借款，遂使日本势力日渐侵入。
2.轻纺工业。
甲午战争前设立的纺织工业规模有所扩大，有的在向商办转化；同时，又有一批新纺织企业产生。此外，其他轻工业均有所发展。
纺织工业，主要是湖北官纺织四局和华盛纺织总厂的形成和发展。
湖北纺织四局：张之洞继开办湖北织布官局后，于光绪二十年（1894）底设立缫丝局；光绪二十三年（1897）设立纺纱局，次年又设立制麻局，均为官办企业。四局动用经费近400万两，利用本地原料，采用机器生产，使生产规模空前扩大，在我国近代轻工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因官办经营不善，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租给粤商“应昌公司”经营；宣统三年（1911）转归张謇等人的“大维公司”承租，1913年又归“楚兴公司”承租。楚兴公司承租时，议定每年租金11万两，租押25万两，租期10年。其生产的纱、布在武汉销售，概免厘税，如转运它埠，在江汉关只完正税，沿途概免厘税，仍保留湖北官局名义。租办期间，由于经营得法，扣除租金及机械修理费用外，“每年的净利，据说都在15％以上”①。其盈利从1914到1919年达580万两②。
华盛纺织总厂：盛宣怀等人以官督商办方式于1894年建成并部分投产，同时在上海招股购机筹设华新、裕源、裕晋、大纯4个分厂。甲午战争后，该厂面临洋商激烈竞争，经营顿入困境，致使“裕晋”厂卖给德商、“裕源”厂拟招洋商入股，“大纯”和“华新”均岌岌自危。华盛总厂连年亏损，在支持了7年之后，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由盛宣怀改组为商办的“集成”纺织厂，后又改名“又新”，实际上被盛攫为己有。辛亥革命爆发，盛宣怀怕被政府查抄，聘英国人为总理，一度在香港注册，挂英国招牌。1913年又改名为“三新”。
这一时期，陕西、山西、直隶、重庆、新疆等地官府先后拟购机设置纱厂，但均未成功。官商合办的呢绒厂有所发展，相继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上海创办的“日晖织呢厂”、次年在北京兴办的“溥利呢革厂”和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武昌设立的“湖北氈呢厂”问世。1918年，南京建有官商合办的“利民柞绸纺织工厂”。此外，官方控制的企业在卷烟、造纸、印刷、制革、陶瓷及公用事业的水、电等方面均有发展。比较著名的如：天津“北洋烟草厂”（1902年）、直隶唐山“启新洋灰厂”（1906年）、“广州士敏土厂”（1906年）、江西景德镇“江西瓷业公司”（1907年）、山东“博山玻璃厂”（1907年）、广州“广东电力有限公司”（1908年）、“上海闸北水电公司”（1910年）等。
辛亥革命后，清廷所办的民用工业一般为北洋政府接收，成为官僚资本企业。
（三）北洋军阀政府控制和创办的企业1.军事工业。
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政府接收了清政府所办的军工企业，并由陆军部军械司作为主管机构，但江南造船所和福州船政局则划归海军部管辖。它们在保留各地兵工厂基础上，对湖北枪炮厂、广州机器局、四川机器局等均有程度不同的扩充，制造枪炮日趋新式。后来，各地军阀据地自雄，争战不已，纷纷“设立修械所、兵工厂等以造械弹”，造成军工企业“系统紊乱，兵器庞杂”的局面①。其间，新建较大的兵工厂为河南巩县兵工厂。
河南巩县兵工厂：由北洋政府筹设于1915年。目的在于改变兵器制造“各厂自为风气，参差不齐”的局面②，选定河南巩县孝义镇建厂，以为各厂之规范。设备主要购自德国、美国，设有电厂、枪厂、压炮弹厂、炮弹工作厂、引信厂、机器厂等。
1921年后陆续建成投产。初期，专制各种山陆炮弹，后陆续投产制造手掷炸弹、飞机炸弹、攻城重炮弹、手枪、手提机关枪、八二迫击炮、七九步枪等。全厂职员110多人，工人2200余人，为北洋政府开办的大型兵工厂。
此外，湖南曾设有陆军工场机械厂。张敬尧督湘后，曾在原厂基础上维持生产。张敬尧逃离湖南前使该厂遭受严重破坏。后来，在此基础上建立“湖南兵工厂”，生产马克沁水机关枪、哈乞开司旱机关枪、自来得手枪、勃郎宁手枪、宝林式手枪及军刀、军用器具、工作机械等。
2.民用工业。
清政府所办的民用工业，一般由北洋政府接收，一些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为北洋政府收买，成为官僚资本企业。如北京清河镇“溥利呢革厂”的设备规模在全国毛纺织厂中居第一位。1915年，北洋政府陆军部将其收买，改为“陆军织呢厂”。上海“日晖织呢厂”被财政部收归官办，1919年又转租给商人经营。此外，北洋政府也创办了一些企业，主要有：华新纺织公司：1915年，财政总长周学熙为北洋政府筹建于天津。额定资本1000万元（官股十分之四，商股十分之六），以其弟周学辉为督办，并取得在直隶、山东、河南三省30年专利权。当时政局动荡，商股裹足不前，筹建未见成效。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段祺瑞内阁遂发文撤销该公司，派官员前往接收。周学熙乃与股东多方活动，使公司得以保存，并撤销官府督办，改为商办公司。1919年，该公司正式建成，并使天津、青岛两家纱厂投产。天津纱厂拥有25000枚纱锭，当年获利150万元。青岛纱厂拥有33000多枚纱锭，当年投产5000枚。其后，该公司又分别各以80万两资本在唐山、卫辉建立两个厂，使四厂股本总额达1000万元，获利颇丰。
湖南第一纺纱厂：原名经华纱厂，由吴作霖借公款始建于1912年。第二年被汤芗铭收为省有。后因政局不稳，建设迁延，至1917年改由华实公司承租续建，到1920年正式建成。该厂购置机器用费200万元，有纱锭40000枚，但生产效益不高。1926年，收归官办，更名“湖南第一纺纱厂”。
陕西制革厂：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陕西第一牧场公司经理高幼尼等提议创建于西安。宣统三年（1911）被收为官办，隶属省都督府，更名“陆军制革厂”。年底扩充资本达12万元。不久，又更名为“陕西制革厂”。该厂以生产军用皮件为大宗，长期由军人把持，对产品予取予求，很少营利。
此外，北洋政府还经营有安徽宣城水东煤矿、贵池馒头山煤矿、湖北象鼻山铁矿、湖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河北斋堂煤矿等一批民用企业。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不少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投向近代企业。当时，黎元洪、段祺瑞、靳云鹏、曹锟、冯国璋、徐世昌、徐树铮、梁士诒、倪嗣冲、张勋、周学熙、李纯等45位军政要人到1919年已投资采矿、冶炼业14家；建筑水泥业3家；公用事业6家；化工6家；纺织业8家；粮食加工3家；农林垦渔等业9家；其他企业6家①。投资主要是商办企业。投资地区遍及17省，但大半企业集中在华北，尤以天津为多。如天津在1915至1920年间组成的“裕元”、“恒源”、“华新”、“裕大”四大纱厂，为官僚、军阀集资创办，其中有总统4人、临时执政1人、大元帅1人、总理2人、督军9人、总长11人。这4家纱厂资本占天津市总资本的48.7％。
这些军阀、官僚往往一人在诸多企业占有股份，并凭借政治权势和经济实力在企业中充当理事长、董事长、监察等要职，有的则独资创办。如王占元，除独资创办“汉口第一纺织公司”
（1916年，资本300万元）和“庆丰面粉公司”（1921年，资本60万元）外，还向“金城银行”（1917年）、“中华懋业银行”（1919年）等金融业投资。张勋曾投资于11个企业，其中在“中兴煤矿”投资80万两，任该矿监察人；又在“久兴纺织公司”投资90万两，任董事长。官僚、军阀参与投资的企业在当时工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民间机器工业的壮大
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民面对民族危机，掀起了“设厂自救”，实业救国热潮。清廷也被迫放松对民族工商业的限制，并采取了一些奖励民族工业发展的措施，使民间机器工业有了初步发展。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到1913年，资本在万元以上的民间机器工业约产生463家①，涵盖了矿冶、纺织、缫丝、食品加工、水电、火柴等诸多类别。辛亥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对投资设厂产生更高兴趣，随之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列强一度减轻对我国经济压力，商品倾销减弱，出口需求增大，商品市场扩大。这些因素，造成有利工业发展的社会环境，使1914至1919年间民间机器工业有了重大发展，企业数字成倍增长，尤以纺织、面粉、电气、烟草发展显著，此外还涌现了化工、橡胶等一些新兴工业。
1.轻纺工业。
（1）纺织业。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3年，共设立轧花厂、纺纱厂、织染厂、缫丝厂、呢绒厂、织麻厂及其他纺织品厂 共159家①。1914年后，纺织业空前发展，到1920年前，企业总数增至475家（含有少部分官方控制的企业）②。纱锭由1914年的502700枚增至1919年的851032枚；织布机由1914年的2300台增至1919年的2650台，1920年达到4310台③。其中，不少原有企业得到恢复和扩大，新设企业则逐步由东南沿海、沿江地区向奉天、山西、河南乃至陕西、甘肃等内地发展。此外，丝织业也有明显发展，民国初年已约有433家，丝车达166754部。这些丝厂大多建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后，每厂大约有丝车400至500部④。针织工业这时开始兴起，机器织袜、织毛巾、织衫裤等企业逐渐在上海、江苏、浙江、天津、山东、四川、辽宁、湖北等地区得到兴办。在各类企业中，出现了一些较大规模的棉纺织企业。
申新纺织公司：以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为主体，集资30万元，1915年创办于上海。1916年，第一厂正式生产。1917年，在上海收买恒昌源纱厂，改为第二厂。1919年，在无锡设立第三厂。其资本在初创时仅为21.73万元，到1917年达到70万元，1920年达到189.2万元，5年间，增长约8.7倍。其设备增长很快，纱锭数在1916年为12960枚，到1922年达到134907枚，较前增加10.4倍。布机数在1918年为600台，到1922年增至1615台，增加2.69倍⑤。到抗日战争前夕，申新已有9厂之多， 成为我国著名的民族资本纺织企业。
大生纺织公司：张謇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筹设于江苏南通。光绪二十五年（1899）建成第一厂，试生产成功。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崇明久隆镇创办大生二厂。到宣统三年（1911）止，两厂已获净利约370余万两。为给纱厂提供原料，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冬开始创建通海垦牧公司，10年后初具规模，其所产棉花在南洋劝业会上获优等奖牌。从光绪二十七年至三十三年（1901—1907），张謇围绕大生纱厂创办了19个企业，主要有利用轧花棉子榨油的“广生油厂”；利用油厂“下脚”制造皂烛的“大隆皂厂”；磨粉以供浆纱与食用的“大兴面粉厂”；为解决运输而设立的“大达轮步公司”和“船闸公司”；为解决机械设备维修设立的“资生铁冶厂”；从事实验的染织考工所等，形成以纺纱为中心的大型企业。到1921年，大生一、二两厂资本增至360多万两，历年纯利累增总额达770余万两。到1924年，大生已增为4个厂，资本达770余万两，纱锭150000枚，布机1500多台。
（2）面粉业。机制面粉业在甲午战争后续有增长。光绪二十二年（1896）至1913年新设企业57家；1914至1919年新增64家，1919年时实有企业99家，资本达2043.5万元①。这些企业，主要分布于沿海长江流域、东北、华北及湖南、四川、云南等广大地区。
较大的面粉企业有以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为主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创建于无锡的保兴面粉厂。光绪二十九年（1903），该厂改名“茂新公司”，获利颇丰。1912年，又在上海创办“福新 面粉公司”。旋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之机，极力扩充企业。茂新到1919年扩大为3个厂，福新到1926年扩展为8个厂。1921年，茂新、福新面粉公司日产面粉达7.6万包，其生产能力已占全国的23％，占民族资本面粉厂的31％。荣氏兄弟因此有“面粉大王”之称。此外，孙多森创建于上海的“阜丰面粉公司”（1898年），以及上海的“华兴面粉公司”（1902年）、汉口的“海丰面粉公司”（1906年）、北京的“天民面粉公司”（1918年）、济南的“惠丰面粉公司”（1918年）等，均有较大的生产规模。
面粉工业的迅速扩大，提高了面粉质量，改善了人民生活，同时抵制了西方面粉的输入。在中外贸易中，面粉从1915年起变为出超，行销俄国、英、法和日本、南洋等地，至1919年出超金额达1039万余海关两①。
（3）火柴业。光绪二十年（1894）前，我国仅有12家火柴厂，资本额约为40万元左右。其后，发展逐步加速，到1913年达到52家，资本294万多元。1919年达到98家，资本490多万元②。这些企业，一般资本不多，平均资本不过5万元。由于资金薄弱、设备简陋，为在竞争中立住脚跟，原先的天津自来火局、汉口燮昌火柴厂、重庆森昌泰、森昌正火柴厂都先后依靠当地政府取得10至25年专利。与此同时，又有一些规模较大的火柴厂问世。如1917年由天津“华昌”和北京“丹凤”火柴厂合并而成的“丹华火柴公司”，成为我国当时最大的火柴公司。此外，上海的“荧昌火柴公司”、“利民火柴厂”，天津的“北洋火柴厂”等，均有相当规模。这些企业为抵制洋火柴进口，发展民族火柴业作出了可贵贡献。
（4）烟草业。我国烟草工业是在抵制洋货、挽回利权、振兴国货的热潮中兴起的。自光绪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1899—1908），私人投资烟草业达18家，资本约126.8万元。其后，发展日趋迅速，在1912—1920年间，资本年平均增长率达36.7％①。如上海地区，光绪三十一年（1905）仅有1家，1919年已达9家，1927年则高达182家②。在这些企业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规模最大。该公司由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光绪三十一年（1905）创办于香港，资本10万元，机器购自日本。宣统元年（1909）该公司改组后，产品质量日渐提高，产量逐年上升。特别是辛亥革命后，获得迅速发展。1913年盈利10万元，1914年盈利16万元。1915年开始在上海设厂，逐步把公司重心由香港移到内地，在广州、汉口、北京等地设分公司，在各地设代销处，其分支机构遍及各大城市及南洋群岛。1916—1919年，每年盈利100万元以上。1919年，与英美烟公司竞争，改为股份有限公司，集资达1500万元，成为华商中最大的烟草企业。
此外，轻工业在榨油、酿酒、食品加工、制糖、造纸、印刷、制药、肥皂、化妆品、制革、玻璃、油漆等方面都有较大发展。如张振勋创办的“张裕酿酒公司”（1895年创办于烟台）自1914年投产以来，产品畅销，驰名中外，多次在博览会获奖；夏瑞芳等创办的 “商务印书馆”（1897年创办于上海）和陆费逵创办的“中华书局”（1912年创办于上海）均成为规模较大的印刷、出版企业。
2.重工业。
我国煤、铁矿在甲午战争后大量被帝国主义列强所攫取。清末，收回利权运动兴起，相继收回了一些矿区，同时刺激了民间采掘、冶炼、制造等工业的发展。
（1）煤矿。一方面一些原有土法开采的小型煤矿逐渐向机械开采过渡，另一方面商办机械采煤业有了新发展。光绪二十二年至宣统三年（1896—1911）开办的民间机械采煤企业达25家；1914—1919年间注册的又有5家。这些煤矿一般规模不大，产量有限，年产量在20吨以上的，仅有山东峄县中兴煤矿、河南六河沟煤矿、磁县怡立公司和山西保晋公司等数家①。1919年，全国年机械采煤量约为312万吨，民间企业约产68.4万吨，占总量的21.9％②。
（2）有色金属矿。这一时期铜、钨、锑、铅、锌、锰、汞等矿的机械开采有所增加，冶炼技术明显提高。全国铜矿年产量最高达1600吨，冶铜技术率先在云南“东川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得到改进，开始用“12吨鼓风炉冶炼精铜”③。欧战时期，各国对钨、锑等需求加大，价格猛涨，致使不少人投资开采，使钨矿年产量1918年达1万多吨；锑矿最高年产量1916年达4万吨④。锡矿 1917年产量为1.1万多吨。其中，钨、锑产量均为世界首位。锡产量居世界第四位。在这些矿产中，民间投资日趋增多。湖南省光绪三十四年（1908）成立的“华昌炼锑公司”大获厚利，新化、安化、益阳等重要产地骤增许多新矿，云南、贵州、广东等地也纷纷开采。据1916年统计，两湖、两广、云南五省已有炼锑厂64处之多。
（3）钢铁业。光绪三十四年（ 1908）后，汉冶萍公司的汉阳铁厂和大冶铁厂（1914年筹设，1920年出铁）向商办转化，此外尚有华商经营的上海“和兴钢铁厂”（1914年筹设，1917年出铁）、山西保晋公司的阳泉铁厂（1916年筹设，1920年出铁）、汉口扬子机器公司铁厂（1919年筹设，1920年出铁）和龙烟钢铁公司的石景山铁厂（1918年筹建，1922年因资金不足而停产）等数家。规模以汉阳和大冶两厂为大。1919年，全国生铁产量为 407743吨，钢产量为34851吨①。
（4）机器制造业。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3年，先后有15家（内含两家官办企业）机器制造业出现。其中，较大的有“求新机器轮船制造厂”（1902年上海）、“大隆机器铁厂”（1902年上海）、“扬子机器厂”（1907年汉口）、“天津铁丝铁钉厂”（1908年天津）等。与此同时，天津三条石地区机器工业也开始起步。如建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左右的郭天成机器厂，最初仅能生产织布机零件，光绪三十三年（1907）后已可生产整套织布机。以后，相继又生产弹花机、轧花机、打包机②。第一次世界大 战爆发后，国内对机械五金需求增加，而进口削减。机器制造、五金生产企业日渐增多，在上海及其他通商口岸等工商业发达地区较为集中。如上海地区，不仅机器制造业数量迅速增多，而且逐渐由机械修理为主转向机械制造，逐渐能够仿造纺织、缫丝、针织、印刷、农产品加工乃至车床、小型动力机等诸多机器设备。到1920年，全国机械五金企业达252家，资本3888.5万元①。
水电等公用事业：这一时期发展较快，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到1913年，新设电灯厂、自来水厂46家，其中41家为商办企业，区域遍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福州、重庆、长沙、太原、长春、成都、镇江、苏州、昆明、烟台等城市，尤以沿海地区为集中。其后，发展日趋普及。1914至1919年间，有开办年月可查的商办电灯、电力厂达103家②，使以电为动力的工厂日渐增加。工业集中的上海市，宣统三年（1911）工厂使用马达总量为1775马力，到1919年已增至33062马力③。
此外，水泥、建筑等工业也有相应发展。
3.新兴工业。
这一时期，有一些新兴工业陆续出现，主要是化学工业和橡胶工业。
（1）化学工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国还没有无机化学的基础工业，所需酸碱主要靠进口。1914年后，“洋碱”锐减，致使以碱为原料的工厂纷纷倒闭，甚至日常生活中发面做馒头用的碱面也难以保证。面对窘境，爱国实业家范旭东首先于1914年在天津塘沽创办“久大精盐公司”，1916年9月第一批国产精盐运销天津。然后，在化学家侯德榜支持下筹建碱厂。此前，山东、上海曾有人试办碱厂，但或因方法不宜，或因成本过高而失败。范旭东于1918年在天津正式创立“永利制碱公司”，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22年正式出碱。日平均产量达90余吨。此后，相继有“山东鲁丰化工机器制碱公司”、“上海电解工厂”、“天津漂粉公司”成立。
（2）橡胶工业。最早的橡胶工业是1917年产生于广州的“兄弟树胶公司”，专制橡胶靴鞋。1919年，上海有“中华橡胶厂”创立。其后，以广州、上海为中心的橡胶工厂日渐增多。如广州地区1922至1923年间，已先后有23家橡胶厂出现。这些橡胶企业为制造车胎、胶鞋、胶带、雨衣、儿童玩具等橡胶制品提供了原料。
据不完全统计，到1920年前，我国共有近代工厂1759家，其中纺织工业475家，食品工业280家，印刷文具业51家，机械五金业252家，化学工业383家，冶炼工业12家，公用事业243家，军械工业23家，铸铁工业5家，其他工业35家，总资本达500620万元①。这些工厂的兴办，使我国工业门类日渐增多，数量日渐增大，生产设备、技术和产品质量明显提高，工业资本空前增长，从而大幅度拓宽了我国的工业基础，增强了经济实力。与此同时，我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队伍也空前增长，形成可观的政治力量。然而，从我国经济总体发展看，民族工业仍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作为基础工业的重工业仍相当薄弱，帝国主义列强控制的工业在诸多领域仍占据垄断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势力卷土重来，国内则军阀混战不已，民族工业发展又面临新的困境。
①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3页。
②同上书，第2页。
①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140—144页。
②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32—133页。
①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26页。
②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237页。
①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34页。
②《东方杂志》第22卷第22号。
①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285—286页。
②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350—351页。
③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400页。
①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270页。
②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334页。
③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262页。
①魏允恭：《江南制造局记》卷3，第1页。
②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卷26，第31页。引自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420页。
③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卷26，第31页。引自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420页。
①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424页。
②同上书，第430页。
①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461页，载《光绪32年闰4月商部奏》。
①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69—919页表统计。
②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70—873页表统计。
③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775页。
①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655页。
①《中国棉货》，第169页。引自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591页。
②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294页。
①《70年来中国兵器之制造》，《东方杂志》第33卷第2号。1936年1月。
②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679页。
①据魏明《论北洋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一文载表统计，《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
①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69—920页资料统计。
①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90—904页资料统计。
②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56页。
③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487页。
④同上书，第511页。
⑤《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11页、第613页。
①《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第32—33页。
①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531页统计表。
②同上书，第545页统计表。
①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25页。
②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62—163页。
①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566页。
②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54页。
③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616页。
④据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981页出口数量估计。当年出口量为43324吨。
①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41页。
②南开大学历史系、天津历史博物馆：《天津三条石早期工业资料调查》。
①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56页。
②《中国近代史记》中册，第93页。
③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583页。
①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56页。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依恃中日《马关条约》允许外国在华设厂的条款，急剧增加工业投资，使外资企业迅速扩张，在许多工业部门占据垄断地位。与此同时，清政府控制的企业得到延续和发展，有些民用企业在承办方式上发生明显变化。民间机器工业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收回利权运动时期有了显著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了长足进步。 外资工业的扩张
中日《马关条约》不仅使列强原先擅自在华设立的企业获得“合法”地位，更重要的是使它们得以急剧增加对华投资，使外资企业迅速发展。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创办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大型厂矿达136家，总资本为10300多万元，约相当于此前50年投资的13倍①。按国别划分，这136家外资企业中，英国占37家，资本4968.1万元；日本占49家，资本2633万元；德国占12家，资本768.1万元；沙俄占17家，资本664.8万元；其他国家共占21家，资本1281.3万元②。其中，日本企业大量涌入最为显著。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压迫暂时放松，主要表现为商品输入减少，工业投资速度趋缓，但外资企业仍在继续扩大投资，提高生产能力。
列强对华工业的投资，主要分布在煤矿、造船、轻纺工业和城市公用事业等方面。
1.矿冶业。
甲午战争后，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合同，掠夺我国矿产资源。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法国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通过签订《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夺取了开采云南、两广各种矿产的权利；俄国于次年通过签订《东省铁路公司章程》，夺取 了中东铁路沿线各种矿权；德国于光绪二十四年（1893）通过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夺取了胶济、胶沂两条铁路沿线30里内矿产开采权；同年英国通过签订《山西采矿条约》，夺取了山西省煤、铁、石油开采权；日本于光绪三十一年（1906）通过签订《满洲协定秘密附件》，夺取了奉天省各种矿权。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到1912年，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和攫取各地矿权的条约、协定、合同达42项之多，致使大量矿产资源落入列强之手。
在此基础上，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3年，列强先后采用自办或合办名义开办煤、铁、金、银、铜、水银等矿37家①。其中，开办时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32家，总资本达4996.9万元，约占同期外国工矿企业总资本的48.4％。煤矿则占了绝大比重，开办达27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强对煤矿的掠夺仍在发展。1917年，英商福公司与中原公司合并，成立“福总公司”，随后侵占了河南焦作煤矿。1915至1920年间，英国又霸占了北京门头沟煤矿。与此同时，列强又以借款或合办名义，控制更多的矿区。1913年，全国煤矿投资总额为10710万元，外资和中外合资达8537万元（其中外资5882万元），占全国投资总额的79.6％；1919年，全国煤矿投资总额为12660万元，外资和中外合资达7675万元（其中外资5922万元），占全国投资总额的60.6％②。 1913年，全国煤产量约达1288万吨，其中外资控制的企业产量达713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55.4％；1919年，全国煤产量约达2014万吨，外资控制企业的产量达969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48.1％①。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外资在煤炭生产方面的投资比重和产量比重虽有所下降，但绝对值仍在增长。我国铁矿和冶铁业则基本为列强所控制。
2.船舶及机器修造业。
甲午战争后，外资原有企业规模迅速扩大，新的船舶修造厂和机器工业明显增多。在航运发达的上海地区，先后有英商创办的“和丰船厂”（1896年）、英商瑞记洋行开设的“瑞澂造船厂”（1900年）、英商创办的“万隆铁工厂”（1905年）等企业出现。1912年，瑞澂造船厂兼并了万隆铁工厂，增加了企业实力，拥有新式设备，可制造多种民用船只。在此之前，原先的耶松船厂于1900年合并了和丰船厂。第二年，又与祥生船厂合并，资本增至557万两②，改称“耶松船厂公司”。该公司凭借其雄厚资本和先进技术设备，垄断了上海船舶修造业。
在东北地区，日本船舶修造业急剧发展。在大连地区，日本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设立“西森造船所”、次年设立“川崎造船所”、宣统三年（1911）设立“小金丸造船所”。在安东，有“鸭绿江造船会社”等企业相继出现。
此外，哈尔滨、厦门、上海等地还有一些其他外商设立的造船厂或机器厂，承揽修造轮船和机器修理业务。
3.轻纺工业。
外商投资比较广泛，但主要集中于纺织、面粉加工和烟草工业。
（1）纺织工业。光绪二十三年（1897），外资棉纺织厂开始出现。当年既有英商“怡和纱厂”和“老公茂纱厂”、美商“鸿源纱厂”、德商“瑞记纱厂”四个大规模纱厂在上海开办，资本合记421万多两，纱锭达16万多枚。
光绪末年，日商先后收买上海兴泰纱厂、大纯纱厂，改组为“上海纺绩株式会社”，分设上海纺绩第一厂、第二厂。宣统三年（1911）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又在上海设立内外棉第三厂、第四厂和“日信纱厂”，1914年设第五厂西厂、1915年设第五厂东厂；1918年设第六厂、第十厂和第十一厂于青岛；1919年设第七厂、第八厂于上海，并于同年收买华商裕源纱厂改为第九厂。此外，还有日商于1912年设立于青岛的“大康纱厂”等。可见，日商在纺织业的发展极为迅速。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资纺织工业空前扩大。据统计，1913年，外资在华纱锭为33.896万枚，布机1986台；到1919年，纱锭增至57.701万枚，布机达3839台①。这些外资纺织设备，约占我国当时棉纺织设备总量的一半。此外，外资还在机器缫丝、毛纺等门类设置了相当规模的企业。
（2）面粉业。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英商在上海设立“增裕面粉厂”以来②，沙俄、日本、德国、荷兰等国纷纷在华投资设厂，到1913年达43家。其中突出的是沙俄和日本。沙俄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在哈尔滨设立“第一满洲面粉厂”后，至1913年已在东北地区先后设立面粉厂34家①。日本则后来居上，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铁岭设“满洲制粉会社”后，先后在长春（1912）、哈尔滨（1918）、山东济南（1918）设分厂。日商其他面粉厂则遍及东北的抚顺、大连、开源、辽阳及山东、上海、汉口等地。②（3）烟草工业。自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来，菲律宾、希腊、俄国、英国和日本商人陆续在上海、哈尔滨、天津、沈阳、营口等地投资烟草企业。其中，规模最大的是英商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成立的“英美烟公司”。该公司先后在上海、汉口、沈阳、哈尔滨、天津、青岛等地设立卷烟厂、烤烟厂及一系列附属企业，并以上海为中心建立了辐射大半个中国的产品推销机构。到1913年，其资本由初创时的10.5万元扩充到1100万元，超过了当时中国所有20家纸烟公司资本总和137.8万元的7倍③，攫取了巨额利润。此外，俄国的“老巴夺父子烟公司”在光绪三十年（1904）从莫斯科迁移到哈尔滨，使俄国烟草逐步称霸北满。日本在日俄战争后，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于沈阳设立“三林烟草公司”；宣统元年（1909），日本“东亚烟草株式会社”在营口开设卷烟厂，日产量1000万支。 1917年，该厂又在天津设立分厂。
其他，如火柴、砖茶、制糖、啤酒、汽水、蛋粉、制冰、造纸、砖瓦、水泥、木材、皮革、轧花、猪鬃、榨油、碾米、精盐、氧气、樟脑、肥皂、钢琴、电工器材等工业，外商也多有投资，并占有重要地位。
4.公用事业。
列强为巩固在华租界的统治地位，继续扩大对租界内电力、煤气、自来水、电车等公共事业的投资，并由租界扩展到众多被迫对外开放的商埠，同时阻挠中国人自行开办。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3年，英、日、法、比、德等国在上海、天津、汉口、北京、厦门及东北地区投资设立电厂19家，仅天津就有以上各国分别设立的电厂5家。自来水、煤气、电车也陆续在各城市发展。其中，在公用事业比较完备的上海，外资在水、电、煤气工业中形成三大托拉斯：即上海工程局电气处、上海自来水公司和上海煤气公司。上海煤气公司原为大英自来水房，1900年改组为该公司。1914年春，上海煤气公司资本已由开办时的12.24万两增至120万两；煤气年出售量达52484万立方英尺，用户达9020户①。工部局电气处开办时资本仅6.61万两，光绪二十一年（1895）为21.6万元，到1913年猛增至961.5万元；其电厂容量为10400千瓦，1918年增至21222千瓦②，控制了大部分民族工业的电力供应。上海自来水公司设备不断扩大，生产量逐年提高，到1913年水管总长度达84.92英里，放水总量为3497百万加仑。③甲午战争后，列强对我国轻、重工业的投资可谓无孔不入，并在以上诸多方面居于垄断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对华工业投资速度虽渐趋缓，但绝对值仍在上升，生产规模在众多领域继续扩大。它们不仅以此攫取巨额利润，使资本飞速增殖而且严重阻抑了我国工业的发展。
官属工业的演变与发展
（一）清政府军事工业的延续与扩充清政府为加强国家机器和国防，下大力更新军事装备和编练新军，不仅维持原有军事工业，而且增加经费和设备，使其生产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高，枪炮式样和火药品种程度不同地有所改进。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江南制造总局和湖北枪炮厂。
江南制造总局：从光绪“二十一年试造无烟火药，停造水旱雷，专制各种铜引。二十四年造七密里九口径新毛瑟枪，并将所有各式旧枪一律停造”①。其生产状况，据光绪二十二年（1896）统计，“炼钢厂每年可出快炮管、快枪筒及枪炮机件、炮架器具等钢料二千余吨；栗色药厂每年可出栗色火药二十余万磅；无烟药厂每年可出无烟火药六万余磅”②，其快炮、快枪、枪子、炮弹均已一律改造新式。其中，“加利新枪每年可成一千五百杆；一百磅子快炮每年可成六尊，四十磅子快炮每年可成十二尊，快利枪子每年可出一百二三十万颗，快炮钢弹每年可成一千五百余颗，大小铁弹每年可成一万余颗”③。但该厂管理体制腐败，浪费严重。后来，在生产组织上逐渐推行包工制，虽有些成效，又出现以贿而求承包、制品粗糙、质量下降等问题。辛亥革命后，改称“上海兵工厂”。
湖北枪炮厂：由张之洞筹设于广东。后因张之洞任湖广总督，遂于光绪十六年（1890）迁建于汉阳。机器设备主要购自德国。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较新机器装备的枪厂、炮厂、炮架厂、枪弹厂、炮弹厂等所属各厂陆续建成投产。当年始“仿造德国一千八百八十八年五响毛瑟快枪，口径7米里九式”；同年，还“仿造德国克鲁森式陆路快炮口径三生的七，及过山快炮口径五生的七两种”①。其后，陆续添设镕铜、机器、锅炉、翻砂、木样、打铁、打铜等厂，设备日趋完备。光绪三十年（1904）后，仿造丹玛新式机关枪；1913年，仿造德国克虏伯式七五陆炮；1915年试造马克沁机关枪，并可生产黑色火药、白色火药、黄色火药和酸料等。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共造成步、马快枪11万多支，枪弹4000多万颗、各种快炮740多尊、前膛钢炮120余尊、各种开花炮弹63万多颗、前膛炮弹6万多颗及诸多枪炮器具②。当年改称“汉阳兵工厂”。
此外，北洋机器局、金陵机器局、山东机器局、成都机器局等军火工业的生产能力也有程度不同的发展。福州船政局则在造成大小兵轮、商轮40艘后，因经费竭蹶，效率不高而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停办。辛亥革命后改称“海军造船所”。
这一时期，清政府开始注意在内地设置新的军火工厂，以便战时使内地与沿海沿边相互接济。新设的军火工厂先后有：新疆机器厂（1895年后）、江西制造局（1898年）、山西制造局（1898 年）、河南机器局（1899年）、湖南机器局（1903年）、北洋机器局新厂（1904年）。其中，北洋机器局新厂（亦称“德州机器局”），规模较大。1900年，北洋机器局被八国联军焚毁后，北洋大臣袁世凯于1901年将原北洋机器局的残余设备移至山东德州，并购置新、旧机器，于光绪三十年（1904）建成投产。该局下设12厂，以制造子弹、火药为主。
与此同时，部分军工企业在“制造军火之暇，兼造各种机器”①思想的指导下，开始改制民用产品。光绪三十一年（1905），江南制造总局将船坞、轮船厂、机器厂等划出另组“江南船坞”，归海军督察，采用商办方式，到1912年4月共制造各式兵轮、商轮130多艘，打破了由耶松船厂垄断上海造船业的局面。辛亥革命后，江南船坞为海军部接管，改称“江南造船所”，并对设备有所扩充。从1912至1921年，江南造船所共承造兵、商大小轮船240余艘。江南制造局则加添工匠，制造为矿务、农务所需的机器设备。福建机器局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为本省善后局承担铸钱任务。安徽制造厂于宣统元年（1909）改为电灯厂，经营电灯、电话业务，而将原来承担的修配枪械等事务另设修理所附设于电灯厂中。这些变化，体现了军事工业兼造民用产品的动向。
辛亥革命后，清廷官办军事工业被北洋军阀政府接收。
（二）清廷控制的民用工业的发展与演变从甲午战争到1913年，民用工业有了明显发展。据统计，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新式工矿企业达549家，资本总额为 12029.7万元。其中，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企业达86家，资本额为2949.6万元，约占这一时期新增资本的四分之一①。这86家官方控制的企业，有85家成立于清皇朝统治时期，并主要分布于采矿、冶炼、纺织等方面。
1.矿冶业。
近代工业、交通的发展，对燃料、原料的需求日益扩大，官方控制的采矿业有了发展。湖南、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河南、湖北等省纷纷设立矿务公司主持其事，其中尤以煤矿为突出。
（1）煤矿。自光绪二十二年至宣统三年（1896—1911）新增设的资本在万元以上的采煤企业达17家，占这一时期万元以上采煤业总数41家的41％；资本为763.4万元，占采煤业资本总额1410.3万元的54％②。其中规模较大的煤矿有：北洋滦州煤矿有限公司：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委派周学熙招商，设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成立于次年四月，在开拓矿区，请照开办诸方面享有特权。光绪三十四年（1908）改称“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初定股额200万两，光绪三十四年增资300万两，实缴不过300万两。该矿从欧洲购置新式机器，修筑运煤铁路，设有发电站、炼焦炉等。到宣统二年（1910），已开采的6矿每天总产量为1300吨③，生产颇有起色，并与英商控制的开平煤矿展开竞争。辛亥革命之际，周学熙等转而要求与开平煤矿联合，遂于1912年两矿合并成立“开滦煤矿总局”。从此，滦州煤矿亦为英商控制。
萍乡煤矿：由盛宣怀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购置机器开采，主要矿区在江西萍乡安源。该矿拥有采煤机械、洗煤机、焦炭炉、电灯、电车、铸造厂等设备，日产量约在1000吨至3000吨之间。宣统三年（1911）前三季日产量平均达2240吨，日产焦炭达551吨。煤炭主要供应汉阳铁厂。
（2）金属矿冶。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2年，官方控制的金、锑、铜、铅、锌等矿冶业达29家，占当时新增矿冶业总数39家的74％以上。投资在20万元以上的有四川“麻哈金矿”（1895年）、湖南益阳“中路久通矿务公司”（1896年）、湖南平江“黄金洞金矿”（1897年）、云南“蒙自官商公司”（1904年）、广西“梧州炼锑厂”（1906年）、湖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1907年）、江西“赣州铜矿”（1907年）、甘肃古浪“甘肃炼铜厂”（1908年）、云南文山“宝华锑矿公司”（1909年）、湖南长沙“黑铅炼厂”（1909年）、广东曲江“宝昌公司（锑矿）”（1910年）。其中，湖南官办矿业最为显著。光绪二十一年（1895），省设湖南官矿局，采取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三种方式开矿，下辖企业颇多，除上述投资较多的大型金属矿外，还有一批小型金属矿和金属冶炼厂，获利颇丰。
（3）石油。陕西巡抚升允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开始在陕西延长开工凿井，设立“延长油矿”。该矿采取官商合办方式，筹集官商股本600万两，从日本购置设备，聘日本技师。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至1919年，共开凿四井。其中，第3号井和第4号井无油报废。第1号井自光绪三十三年至1919年，共产原油341.3万斤；第2号井于宣统元年（1911）动工开凿，日产原油二三百斤，因与1号井同源，后来产量互为增减。1919年，第2号井被毁①。该矿的设立为我国石油工业的起步提供了借鉴。
这一时期令人注目的是，湖北的汉阳铁厂与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合并为亚洲第一家大型近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企业也由官办变为商办。不过，由于汉冶萍公司资金严重不足，转而大量向日本银行借款，遂使日本势力日渐侵入。
2.轻纺工业。
甲午战争前设立的纺织工业规模有所扩大，有的在向商办转化；同时，又有一批新纺织企业产生。此外，其他轻工业均有所发展。
纺织工业，主要是湖北官纺织四局和华盛纺织总厂的形成和发展。
湖北纺织四局：张之洞继开办湖北织布官局后，于光绪二十年（1894）底设立缫丝局；光绪二十三年（1897）设立纺纱局，次年又设立制麻局，均为官办企业。四局动用经费近400万两，利用本地原料，采用机器生产，使生产规模空前扩大，在我国近代轻工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因官办经营不善，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租给粤商“应昌公司”经营；宣统三年（1911）转归张謇等人的“大维公司”承租，1913年又归“楚兴公司”承租。楚兴公司承租时，议定每年租金11万两，租押25万两，租期10年。其生产的纱、布在武汉销售，概免厘税，如转运它埠，在江汉关只完正税，沿途概免厘税，仍保留湖北官局名义。租办期间，由于经营得法，扣除租金及机械修理费用外，“每年的净利，据说都在15％以上”①。其盈利从1914到1919年达580万两②。
华盛纺织总厂：盛宣怀等人以官督商办方式于1894年建成并部分投产，同时在上海招股购机筹设华新、裕源、裕晋、大纯4个分厂。甲午战争后，该厂面临洋商激烈竞争，经营顿入困境，致使“裕晋”厂卖给德商、“裕源”厂拟招洋商入股，“大纯”和“华新”均岌岌自危。华盛总厂连年亏损，在支持了7年之后，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由盛宣怀改组为商办的“集成”纺织厂，后又改名“又新”，实际上被盛攫为己有。辛亥革命爆发，盛宣怀怕被政府查抄，聘英国人为总理，一度在香港注册，挂英国招牌。1913年又改名为“三新”。
这一时期，陕西、山西、直隶、重庆、新疆等地官府先后拟购机设置纱厂，但均未成功。官商合办的呢绒厂有所发展，相继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上海创办的“日晖织呢厂”、次年在北京兴办的“溥利呢革厂”和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武昌设立的“湖北氈呢厂”问世。1918年，南京建有官商合办的“利民柞绸纺织工厂”。此外，官方控制的企业在卷烟、造纸、印刷、制革、陶瓷及公用事业的水、电等方面均有发展。比较著名的如：天津“北洋烟草厂”（1902年）、直隶唐山“启新洋灰厂”（1906年）、“广州士敏土厂”（1906年）、江西景德镇“江西瓷业公司”（1907年）、山东“博山玻璃厂”（1907年）、广州“广东电力有限公司”（1908年）、“上海闸北水电公司”（1910年）等。
辛亥革命后，清廷所办的民用工业一般为北洋政府接收，成为官僚资本企业。
（三）北洋军阀政府控制和创办的企业1.军事工业。
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政府接收了清政府所办的军工企业，并由陆军部军械司作为主管机构，但江南造船所和福州船政局则划归海军部管辖。它们在保留各地兵工厂基础上，对湖北枪炮厂、广州机器局、四川机器局等均有程度不同的扩充，制造枪炮日趋新式。后来，各地军阀据地自雄，争战不已，纷纷“设立修械所、兵工厂等以造械弹”，造成军工企业“系统紊乱，兵器庞杂”的局面①。其间，新建较大的兵工厂为河南巩县兵工厂。
河南巩县兵工厂：由北洋政府筹设于1915年。目的在于改变兵器制造“各厂自为风气，参差不齐”的局面②，选定河南巩县孝义镇建厂，以为各厂之规范。设备主要购自德国、美国，设有电厂、枪厂、压炮弹厂、炮弹工作厂、引信厂、机器厂等。
1921年后陆续建成投产。初期，专制各种山陆炮弹，后陆续投产制造手掷炸弹、飞机炸弹、攻城重炮弹、手枪、手提机关枪、八二迫击炮、七九步枪等。全厂职员110多人，工人2200余人，为北洋政府开办的大型兵工厂。
此外，湖南曾设有陆军工场机械厂。张敬尧督湘后，曾在原厂基础上维持生产。张敬尧逃离湖南前使该厂遭受严重破坏。后来，在此基础上建立“湖南兵工厂”，生产马克沁水机关枪、哈乞开司旱机关枪、自来得手枪、勃郎宁手枪、宝林式手枪及军刀、军用器具、工作机械等。
2.民用工业。
清政府所办的民用工业，一般由北洋政府接收，一些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为北洋政府收买，成为官僚资本企业。如北京清河镇“溥利呢革厂”的设备规模在全国毛纺织厂中居第一位。1915年，北洋政府陆军部将其收买，改为“陆军织呢厂”。上海“日晖织呢厂”被财政部收归官办，1919年又转租给商人经营。此外，北洋政府也创办了一些企业，主要有：华新纺织公司：1915年，财政总长周学熙为北洋政府筹建于天津。额定资本1000万元（官股十分之四，商股十分之六），以其弟周学辉为督办，并取得在直隶、山东、河南三省30年专利权。当时政局动荡，商股裹足不前，筹建未见成效。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段祺瑞内阁遂发文撤销该公司，派官员前往接收。周学熙乃与股东多方活动，使公司得以保存，并撤销官府督办，改为商办公司。1919年，该公司正式建成，并使天津、青岛两家纱厂投产。天津纱厂拥有25000枚纱锭，当年获利150万元。青岛纱厂拥有33000多枚纱锭，当年投产5000枚。其后，该公司又分别各以80万两资本在唐山、卫辉建立两个厂，使四厂股本总额达1000万元，获利颇丰。
湖南第一纺纱厂：原名经华纱厂，由吴作霖借公款始建于1912年。第二年被汤芗铭收为省有。后因政局不稳，建设迁延，至1917年改由华实公司承租续建，到1920年正式建成。该厂购置机器用费200万元，有纱锭40000枚，但生产效益不高。1926年，收归官办，更名“湖南第一纺纱厂”。
陕西制革厂：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陕西第一牧场公司经理高幼尼等提议创建于西安。宣统三年（1911）被收为官办，隶属省都督府，更名“陆军制革厂”。年底扩充资本达12万元。不久，又更名为“陕西制革厂”。该厂以生产军用皮件为大宗，长期由军人把持，对产品予取予求，很少营利。
此外，北洋政府还经营有安徽宣城水东煤矿、贵池馒头山煤矿、湖北象鼻山铁矿、湖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河北斋堂煤矿等一批民用企业。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不少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投向近代企业。当时，黎元洪、段祺瑞、靳云鹏、曹锟、冯国璋、徐世昌、徐树铮、梁士诒、倪嗣冲、张勋、周学熙、李纯等45位军政要人到1919年已投资采矿、冶炼业14家；建筑水泥业3家；公用事业6家；化工6家；纺织业8家；粮食加工3家；农林垦渔等业9家；其他企业6家①。投资主要是商办企业。投资地区遍及17省，但大半企业集中在华北，尤以天津为多。如天津在1915至1920年间组成的“裕元”、“恒源”、“华新”、“裕大”四大纱厂，为官僚、军阀集资创办，其中有总统4人、临时执政1人、大元帅1人、总理2人、督军9人、总长11人。这4家纱厂资本占天津市总资本的48.7％。
这些军阀、官僚往往一人在诸多企业占有股份，并凭借政治权势和经济实力在企业中充当理事长、董事长、监察等要职，有的则独资创办。如王占元，除独资创办“汉口第一纺织公司”
（1916年，资本300万元）和“庆丰面粉公司”（1921年，资本60万元）外，还向“金城银行”（1917年）、“中华懋业银行”（1919年）等金融业投资。张勋曾投资于11个企业，其中在“中兴煤矿”投资80万两，任该矿监察人；又在“久兴纺织公司”投资90万两，任董事长。官僚、军阀参与投资的企业在当时工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民间机器工业的壮大
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民面对民族危机，掀起了“设厂自救”，实业救国热潮。清廷也被迫放松对民族工商业的限制，并采取了一些奖励民族工业发展的措施，使民间机器工业有了初步发展。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到1913年，资本在万元以上的民间机器工业约产生463家①，涵盖了矿冶、纺织、缫丝、食品加工、水电、火柴等诸多类别。辛亥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对投资设厂产生更高兴趣，随之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列强一度减轻对我国经济压力，商品倾销减弱，出口需求增大，商品市场扩大。这些因素，造成有利工业发展的社会环境，使1914至1919年间民间机器工业有了重大发展，企业数字成倍增长，尤以纺织、面粉、电气、烟草发展显著，此外还涌现了化工、橡胶等一些新兴工业。
1.轻纺工业。
（1）纺织业。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3年，共设立轧花厂、纺纱厂、织染厂、缫丝厂、呢绒厂、织麻厂及其他纺织品厂 共159家①。1914年后，纺织业空前发展，到1920年前，企业总数增至475家（含有少部分官方控制的企业）②。纱锭由1914年的502700枚增至1919年的851032枚；织布机由1914年的2300台增至1919年的2650台，1920年达到4310台③。其中，不少原有企业得到恢复和扩大，新设企业则逐步由东南沿海、沿江地区向奉天、山西、河南乃至陕西、甘肃等内地发展。此外，丝织业也有明显发展，民国初年已约有433家，丝车达166754部。这些丝厂大多建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后，每厂大约有丝车400至500部④。针织工业这时开始兴起，机器织袜、织毛巾、织衫裤等企业逐渐在上海、江苏、浙江、天津、山东、四川、辽宁、湖北等地区得到兴办。在各类企业中，出现了一些较大规模的棉纺织企业。
申新纺织公司：以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为主体，集资30万元，1915年创办于上海。1916年，第一厂正式生产。1917年，在上海收买恒昌源纱厂，改为第二厂。1919年，在无锡设立第三厂。其资本在初创时仅为21.73万元，到1917年达到70万元，1920年达到189.2万元，5年间，增长约8.7倍。其设备增长很快，纱锭数在1916年为12960枚，到1922年达到134907枚，较前增加10.4倍。布机数在1918年为600台，到1922年增至1615台，增加2.69倍⑤。到抗日战争前夕，申新已有9厂之多， 成为我国著名的民族资本纺织企业。
大生纺织公司：张謇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筹设于江苏南通。光绪二十五年（1899）建成第一厂，试生产成功。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崇明久隆镇创办大生二厂。到宣统三年（1911）止，两厂已获净利约370余万两。为给纱厂提供原料，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冬开始创建通海垦牧公司，10年后初具规模，其所产棉花在南洋劝业会上获优等奖牌。从光绪二十七年至三十三年（1901—1907），张謇围绕大生纱厂创办了19个企业，主要有利用轧花棉子榨油的“广生油厂”；利用油厂“下脚”制造皂烛的“大隆皂厂”；磨粉以供浆纱与食用的“大兴面粉厂”；为解决运输而设立的“大达轮步公司”和“船闸公司”；为解决机械设备维修设立的“资生铁冶厂”；从事实验的染织考工所等，形成以纺纱为中心的大型企业。到1921年，大生一、二两厂资本增至360多万两，历年纯利累增总额达770余万两。到1924年，大生已增为4个厂，资本达770余万两，纱锭150000枚，布机1500多台。
（2）面粉业。机制面粉业在甲午战争后续有增长。光绪二十二年（1896）至1913年新设企业57家；1914至1919年新增64家，1919年时实有企业99家，资本达2043.5万元①。这些企业，主要分布于沿海长江流域、东北、华北及湖南、四川、云南等广大地区。
较大的面粉企业有以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为主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创建于无锡的保兴面粉厂。光绪二十九年（1903），该厂改名“茂新公司”，获利颇丰。1912年，又在上海创办“福新 面粉公司”。旋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之机，极力扩充企业。茂新到1919年扩大为3个厂，福新到1926年扩展为8个厂。1921年，茂新、福新面粉公司日产面粉达7.6万包，其生产能力已占全国的23％，占民族资本面粉厂的31％。荣氏兄弟因此有“面粉大王”之称。此外，孙多森创建于上海的“阜丰面粉公司”（1898年），以及上海的“华兴面粉公司”（1902年）、汉口的“海丰面粉公司”（1906年）、北京的“天民面粉公司”（1918年）、济南的“惠丰面粉公司”（1918年）等，均有较大的生产规模。
面粉工业的迅速扩大，提高了面粉质量，改善了人民生活，同时抵制了西方面粉的输入。在中外贸易中，面粉从1915年起变为出超，行销俄国、英、法和日本、南洋等地，至1919年出超金额达1039万余海关两①。
（3）火柴业。光绪二十年（1894）前，我国仅有12家火柴厂，资本额约为40万元左右。其后，发展逐步加速，到1913年达到52家，资本294万多元。1919年达到98家，资本490多万元②。这些企业，一般资本不多，平均资本不过5万元。由于资金薄弱、设备简陋，为在竞争中立住脚跟，原先的天津自来火局、汉口燮昌火柴厂、重庆森昌泰、森昌正火柴厂都先后依靠当地政府取得10至25年专利。与此同时，又有一些规模较大的火柴厂问世。如1917年由天津“华昌”和北京“丹凤”火柴厂合并而成的“丹华火柴公司”，成为我国当时最大的火柴公司。此外，上海的“荧昌火柴公司”、“利民火柴厂”，天津的“北洋火柴厂”等，均有相当规模。这些企业为抵制洋火柴进口，发展民族火柴业作出了可贵贡献。
（4）烟草业。我国烟草工业是在抵制洋货、挽回利权、振兴国货的热潮中兴起的。自光绪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1899—1908），私人投资烟草业达18家，资本约126.8万元。其后，发展日趋迅速，在1912—1920年间，资本年平均增长率达36.7％①。如上海地区，光绪三十一年（1905）仅有1家，1919年已达9家，1927年则高达182家②。在这些企业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规模最大。该公司由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光绪三十一年（1905）创办于香港，资本10万元，机器购自日本。宣统元年（1909）该公司改组后，产品质量日渐提高，产量逐年上升。特别是辛亥革命后，获得迅速发展。1913年盈利10万元，1914年盈利16万元。1915年开始在上海设厂，逐步把公司重心由香港移到内地，在广州、汉口、北京等地设分公司，在各地设代销处，其分支机构遍及各大城市及南洋群岛。1916—1919年，每年盈利100万元以上。1919年，与英美烟公司竞争，改为股份有限公司，集资达1500万元，成为华商中最大的烟草企业。
此外，轻工业在榨油、酿酒、食品加工、制糖、造纸、印刷、制药、肥皂、化妆品、制革、玻璃、油漆等方面都有较大发展。如张振勋创办的“张裕酿酒公司”（1895年创办于烟台）自1914年投产以来，产品畅销，驰名中外，多次在博览会获奖；夏瑞芳等创办的 “商务印书馆”（1897年创办于上海）和陆费逵创办的“中华书局”（1912年创办于上海）均成为规模较大的印刷、出版企业。
2.重工业。
我国煤、铁矿在甲午战争后大量被帝国主义列强所攫取。清末，收回利权运动兴起，相继收回了一些矿区，同时刺激了民间采掘、冶炼、制造等工业的发展。
（1）煤矿。一方面一些原有土法开采的小型煤矿逐渐向机械开采过渡，另一方面商办机械采煤业有了新发展。光绪二十二年至宣统三年（1896—1911）开办的民间机械采煤企业达25家；1914—1919年间注册的又有5家。这些煤矿一般规模不大，产量有限，年产量在20吨以上的，仅有山东峄县中兴煤矿、河南六河沟煤矿、磁县怡立公司和山西保晋公司等数家①。1919年，全国年机械采煤量约为312万吨，民间企业约产68.4万吨，占总量的21.9％②。
（2）有色金属矿。这一时期铜、钨、锑、铅、锌、锰、汞等矿的机械开采有所增加，冶炼技术明显提高。全国铜矿年产量最高达1600吨，冶铜技术率先在云南“东川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得到改进，开始用“12吨鼓风炉冶炼精铜”③。欧战时期，各国对钨、锑等需求加大，价格猛涨，致使不少人投资开采，使钨矿年产量1918年达1万多吨；锑矿最高年产量1916年达4万吨④。锡矿 1917年产量为1.1万多吨。其中，钨、锑产量均为世界首位。锡产量居世界第四位。在这些矿产中，民间投资日趋增多。湖南省光绪三十四年（1908）成立的“华昌炼锑公司”大获厚利，新化、安化、益阳等重要产地骤增许多新矿，云南、贵州、广东等地也纷纷开采。据1916年统计，两湖、两广、云南五省已有炼锑厂64处之多。
（3）钢铁业。光绪三十四年（ 1908）后，汉冶萍公司的汉阳铁厂和大冶铁厂（1914年筹设，1920年出铁）向商办转化，此外尚有华商经营的上海“和兴钢铁厂”（1914年筹设，1917年出铁）、山西保晋公司的阳泉铁厂（1916年筹设，1920年出铁）、汉口扬子机器公司铁厂（1919年筹设，1920年出铁）和龙烟钢铁公司的石景山铁厂（1918年筹建，1922年因资金不足而停产）等数家。规模以汉阳和大冶两厂为大。1919年，全国生铁产量为 407743吨，钢产量为34851吨①。
（4）机器制造业。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3年，先后有15家（内含两家官办企业）机器制造业出现。其中，较大的有“求新机器轮船制造厂”（1902年上海）、“大隆机器铁厂”（1902年上海）、“扬子机器厂”（1907年汉口）、“天津铁丝铁钉厂”（1908年天津）等。与此同时，天津三条石地区机器工业也开始起步。如建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左右的郭天成机器厂，最初仅能生产织布机零件，光绪三十三年（1907）后已可生产整套织布机。以后，相继又生产弹花机、轧花机、打包机②。第一次世界大 战爆发后，国内对机械五金需求增加，而进口削减。机器制造、五金生产企业日渐增多，在上海及其他通商口岸等工商业发达地区较为集中。如上海地区，不仅机器制造业数量迅速增多，而且逐渐由机械修理为主转向机械制造，逐渐能够仿造纺织、缫丝、针织、印刷、农产品加工乃至车床、小型动力机等诸多机器设备。到1920年，全国机械五金企业达252家，资本3888.5万元①。
水电等公用事业：这一时期发展较快，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到1913年，新设电灯厂、自来水厂46家，其中41家为商办企业，区域遍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福州、重庆、长沙、太原、长春、成都、镇江、苏州、昆明、烟台等城市，尤以沿海地区为集中。其后，发展日趋普及。1914至1919年间，有开办年月可查的商办电灯、电力厂达103家②，使以电为动力的工厂日渐增加。工业集中的上海市，宣统三年（1911）工厂使用马达总量为1775马力，到1919年已增至33062马力③。
此外，水泥、建筑等工业也有相应发展。
3.新兴工业。
这一时期，有一些新兴工业陆续出现，主要是化学工业和橡胶工业。
（1）化学工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国还没有无机化学的基础工业，所需酸碱主要靠进口。1914年后，“洋碱”锐减，致使以碱为原料的工厂纷纷倒闭，甚至日常生活中发面做馒头用的碱面也难以保证。面对窘境，爱国实业家范旭东首先于1914年在天津塘沽创办“久大精盐公司”，1916年9月第一批国产精盐运销天津。然后，在化学家侯德榜支持下筹建碱厂。此前，山东、上海曾有人试办碱厂，但或因方法不宜，或因成本过高而失败。范旭东于1918年在天津正式创立“永利制碱公司”，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22年正式出碱。日平均产量达90余吨。此后，相继有“山东鲁丰化工机器制碱公司”、“上海电解工厂”、“天津漂粉公司”成立。
（2）橡胶工业。最早的橡胶工业是1917年产生于广州的“兄弟树胶公司”，专制橡胶靴鞋。1919年，上海有“中华橡胶厂”创立。其后，以广州、上海为中心的橡胶工厂日渐增多。如广州地区1922至1923年间，已先后有23家橡胶厂出现。这些橡胶企业为制造车胎、胶鞋、胶带、雨衣、儿童玩具等橡胶制品提供了原料。
据不完全统计，到1920年前，我国共有近代工厂1759家，其中纺织工业475家，食品工业280家，印刷文具业51家，机械五金业252家，化学工业383家，冶炼工业12家，公用事业243家，军械工业23家，铸铁工业5家，其他工业35家，总资本达500620万元①。这些工厂的兴办，使我国工业门类日渐增多，数量日渐增大，生产设备、技术和产品质量明显提高，工业资本空前增长，从而大幅度拓宽了我国的工业基础，增强了经济实力。与此同时，我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队伍也空前增长，形成可观的政治力量。然而，从我国经济总体发展看，民族工业仍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作为基础工业的重工业仍相当薄弱，帝国主义列强控制的工业在诸多领域仍占据垄断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势力卷土重来，国内则军阀混战不已，民族工业发展又面临新的困境。
①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3页。
②同上书，第2页。
①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140—144页。
②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32—133页。
①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26页。
②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237页。
①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34页。
②《东方杂志》第22卷第22号。
①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285—286页。
②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350—351页。
③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400页。
①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270页。
②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334页。
③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262页。
①魏允恭：《江南制造局记》卷3，第1页。
②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卷26，第31页。引自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420页。
③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卷26，第31页。引自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420页。
①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424页。
②同上书，第430页。
①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461页，载《光绪32年闰4月商部奏》。
①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69—919页表统计。
②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70—873页表统计。
③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775页。
①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655页。
①《中国棉货》，第169页。引自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591页。
②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294页。
①《70年来中国兵器之制造》，《东方杂志》第33卷第2号。1936年1月。
②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679页。
①据魏明《论北洋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一文载表统计，《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
①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69—920页资料统计。
①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90—904页资料统计。
②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56页。
③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487页。
④同上书，第511页。
⑤《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11页、第613页。
①《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第32—33页。
①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531页统计表。
②同上书，第545页统计表。
①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25页。
②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62—163页。
①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566页。
②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54页。
③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616页。
④据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981页出口数量估计。当年出口量为43324吨。
①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41页。
②南开大学历史系、天津历史博物馆：《天津三条石早期工业资料调查》。
①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56页。
②《中国近代史记》中册，第93页。
③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583页。
①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56页。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