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轻工业 纺织
从1840到1919年，我国的纺织技术就总体来说，经历了由引进西方技术，逐步推广集中性工厂化生产，到开始消化仿制动力纺织机器的过程。即由手工业逐步向近代大工业过渡。
（一）1840年前后我国纺织技术状况1.纺纱技术。
1840年前后，我国手工纺纱机器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纺纱有多种形式复锭脚踏纺车，一人可以同时纺2—3根纱。欧洲产业革命前也曾出现过有2个锭子的纺车，但“能够同时纺2根纱的纺纱工人，几乎和双头人一样不易找到”①。
合股拈线广泛采用20锭转轮推车式拈线架和56锭退绕上 行式竹轮大纺车①，这也都适于相当规模的手工作坊使用。
以上这些与西欧产业革命时期所推广的机器相比，纺车上还缺抽长拉细的牵伸机构，因此牵伸是在人手和锭尖之间进行，难以多锭化。至于拈线则除了未使用“二次能源”（蒸汽发动机）之外，一点也不落后。而且诸如上行式加拈方法，现代最新式拈线机上还在采用。
2.机织技术。
1840年以前，我国的手工机织技术，在制造高档、精美产品的领域中，也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各地因地制宜广泛使用传统的大花本花楼机、丁桥②形多综多蹑（踏板）机、竹笼式提花机、绞综纱罗织机等多种织机，用来织造丰富多彩的丝、麻、棉、毛织品。大花本花楼机传到欧洲后，法国人发明了回转打孔纹版和横针来代替线编花本，用来作为花纹信息的存贮器。后来又加上动力驱动，到1860年造出了贾卡提花机。多综多蹑机用纹链和转子取代蹑和丁桥，加上动力驱动，就成为近代多臂织机。纹综纱罗织机更换了综的材料，加上动力驱动，就成为近代纱罗织机。这些织机近代化的改造，虽都由欧洲人完成，但渊源关系是很明显的③。
用于生产大宗织物的，1840年之前我国早已普及了脚踏提综开口、手投梭的狭幅木织机。大多数用水平式机架，局部地区也有采用直立式的。十八世纪中期，欧洲人发明了手拉滑块打击梭子，使其沿筘座旁的走梭板往复滑溜的“飞梭”机构。以后，又发明了用踏盘（凸轮）压镊代替足踏，曲轴推筘打纬代替手拉，再加上动力驱动，就演变成近代的“力织机”①。
西欧产业革命以后，动力纺织机器连同工厂化大工业生产方式逐步传入我国。
（二）动力纺织机器的引进和推广1.纺纱机器。
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开始引进西欧动力纺织机器。如甘肃织呢局引进德国全套粗梳毛纺纺纱、织造和染整设备；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湖北织布局引进英国和部分美国的全套棉纺和棉织机器。当时棉纺的工艺流程是：原棉要经过松包、给棉、开棉、再经3道清棉；头道清棉成卷后，在第二、三道都是4个棉卷并合；三道棉卷经梳棉成生条，再经3道并条，每道都以6根并合，最后成为熟条；然后通过3道粗纱机纺成粗纱，最后上细纱机纺成细纱。本厂自用的纱送去络筒或卷纬，销售的纱则经摇绞打包出厂。粗梳毛纺工艺流程，则几乎和现代一样。这些引进机器的技术水平，在当时世界上是先进的。但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纺织技术人员，起初掌握不了关键技术。对于原料选配、防火措施、工艺操作、生产调度等都一无所知，完全依赖聘请的洋技术人员，以致洋人一走，不久便发生甘肃织呢局锅炉爆炸（1882年）和上海机器织布局失火全部焚毁（1893年）的重大事故，导致全厂停产。当时引进的设备也多不能与国产原料相适应。机器的制造质量也完全不能与后来所造相比。如当时牵伸罗拉未经淬火，易于磨灭；皮辊芯子固定，常有轧煞，影响产品质量。在这种技术条件下，我国棉纺厂生产棉纱以14英支为主，用于织造14磅布。生产率每锭每24小时约产14英支纱1磅。工人当车能力清棉每机1人，梳棉每6台1人，粗纱每台2人，细纱每台（400锭）4人，摇纱每台1—2人。此外还有出废花、收回花、送筒、掮纱、收管、摆管、帮接头等辅助工人。总计每万锭的工厂需用工人约650人①。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日本等外资纺织厂在中国相继开办。英国、日本的技术和管理经验逐步传入中国。接着民族资本纺织厂渐多，他们聘请归国留学生，特别是曾在日资在华工厂工作过的人为技术骨干，并逐步开始自行培养不同层次的技术人才。这样，中国人才逐步掌握动力机器纺纱技术，并且进行局部的改进，使外国制造的机器能够适应中国的原料、市场和环境条件。在工艺和技术管理方面，也逐步掌握了随纱的支数、用途、季节等条件而选配适当长度、粗细、强力、转曲、色泽的不同原棉。设备保全、保养方面，学会了平车、揩车、磨车以及定位、吊线、求水平等技术。运转方面则推行了分段、换筒、落纱、接头、生头以及加油、清扫等的合理化工作法。为了交流研讨技术，出刊了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恒丰纺织技师手册等书刊。
2.机织机器。
我国引进动力机织设备始于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甘肃织呢局引进的全套德国造毛纺织染设备中，包括普通毛织机20台，提花（贾卡）毛织机、卷纬机、整经机、浆纱机各1台。上海机器织布局从英国和美国引进的全套棉纺织设备中，包括络纱、整经、卷纬、浆纱、穿经和大量棉织机。当时的织机还是人工换梭，没有断经自停的“力织机”，用蒸汽机的动力，通过天轴（或地轴）集体传动各机。操作技术和工艺都是由聘请的外国技术人员传授的。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我国已有动力棉织机4000余台，动力毛织机 100余台，以及与之配套的络、整、浆、穿等准备机械。由于当时没有自己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当车能力很低。如棉织机每人1台，整经机2人1台，另外还要配备帮接头等工人。100台棉织机的车间，要用工280人，而且男工的比例很大①。直到抗日战争前夕，所产棉布以16磅粗布和12磅细布为大宗，花色布很少。因此棉织厂大都是平纹机，很少采用有梭箱调换运动的多臂机②。
至1919年，我国棉纺有143万锭，其中日资33万余锭，英资24万余锭。纺织厂附设织机近8000台，内日资近2000台，英资近2400台。不包括半机械半手工和手工织机。初步形成了纺织大工业。
陶瓷
清代后期，中国瓷业由停滞走向衰落，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中叶。与中国相反，从中国学会了瓷器烧制的欧洲人，在产业革命之后，借助于近代科学的兴起和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工业生产，陶瓷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近代的化学和矿物学知识，使他们在制瓷的原料和釉料的选择和加工上更趋于合理，机器的加工，特别是成型技术不仅保持了瓷坯的成型质量，而且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技术水平的提高使他们生产的瓷器在质量上逐渐赶上和超过了中国，在生产的数量和成本上也是中国难以相比的。特别是英、德、法等国的陶瓷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日本的制瓷业也发展很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瓷器已可与英、德、法等国相抗衡了。
鸦片战争后，享有种种特权的西方商人在疯狂地掠夺中国财富的同时，也把大量洋货倾销于中国市场。不能自主的海关保护不了中国脆弱的民族工业。中国瓷业虽然有着得天独厚的原料、传统的技艺和廉价的劳动力，但是面对洋瓷的挑战，处境十分艰难。这种处境最突出的是表现在它仍然是一些规模小、生产零散的手工作坊，无论在资金、技术、产品和市场等各方面都缺乏竞争力。这种情况使得中国瓷业由停滞走向衰落的趋势更为明显。
甲午战争后，中国一些民族工商业者开始在中国的瓷业中推行一些改革，并创办了一些新型的瓷厂。其中最典型的是江西景德镇瓷业公司和湖南瓷业公司的创建。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景德镇由江西与安徽的通道变成军事重镇，数载的战火致使景德镇庐舍为墟，百业尽废。光绪年间，稍微恢复了一点元气。甲午战争以后，清廷制定了中国第一部工业法典《公司律》，于1904年颁布实施。在这种形势下，江西景德镇 瓷业公司宣告成立，原定为官商合办，但由于商人害怕“受制于官”而心存疑虑，1907年经商人曾铸禀请农工商部按照《公司律》，改归商办。与此同时，制瓷原料蕴藏量极为丰富的湖南醴陵，也创办了一个官商合办的“湖南瓷业公司”。原先醴陵只有一些小的手工作坊生产粗瓷，自湖南瓷业公司成立后，开始大量生产日用细瓷，并创造了釉下彩瓷的新品种，由此一举成为当时的制瓷重要产地。此外，1903至1908年间在农工商部注册的陶瓷厂还有9个。这些陶瓷厂的建立促成了中国陶瓷业发展的一个高潮。然而当时由于社会动荡，国内环境很恶劣，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私营企业又要面对大量倾入的洋瓷的竞争，如据不完全统计，1913和1920两年洋瓷输入的情况如下：
大量涌入中国市场的洋瓷，价廉物美，在中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中国瓷业则处境艰难。
面对洋瓷的激烈竞争，中国瓷业只有迅速走上工业化的生产道路，凭借国内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势与之相抗衡。但这条路在已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很难行得通的。为了生存和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瓷业只能另辟蹊径，充分利用中国传统瓷器的特色，发展仿古瓷和艺术瓷的生产。中国仿古瓷器的生产在清末民初已有相当规模。早在清朝雍正、乾隆年间，精工仿制的上自战国金银铜壶，下迄唐三彩及定、汝、哥、官、钧窑的瓷器，大都达到了以假乱真，真伪难辨的程度。有此基础，且青花、五彩、粉彩、珐琅彩及多种色釉的传统工艺并未完全失传，因此所制仿古瓷器甚为精致，不仅在国内有买主，同时也走上了国际市场，深受外国收藏家欢迎。日本收藏家上田恭辅曾提到：“今日市场（指中国）之物，大抵为摹仿品或后世之伪造物”，“仍以青花、五彩、炉均、胭脂红等，尚有可观，其价格之便宜，殊堪惊异”。
艺术瓷的发展是这一时期瓷业生产的另一个特点。中国传统的瓷业造就了一批能工巧匠，他们在精细瓷的装饰艺术上充分发挥了才干，展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在艺术瓷的制作中，他们不但继承了原有的锥拱、玲珑、镂雕等技艺，而且还吸收了西方的雕塑技法，使美术瓷中的人物一改过去的单调呆板模样而变得生动活泼，瓷雕如“太白醉酒”、“蚕食”等，还具有强烈的现实内容。另外，他们还创造了一种浅绛彩技法。由于这是一种费时的人工彩绘，所以产量很有限，不合大量生产的要求。
然而，尽管上述仿古瓷和艺术瓷的生产在市场上占领了一席之地，但是对于中国这个广大的市场，粗瓷的生产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广大劳动群众，买不起洋瓷，也不需要仿古瓷或艺术瓷，这种状况不能不对整个瓷业产生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美列强忙于战事，暂时缓和了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趁此机会，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国内一片“抵制洋货”，“收回权益”的口号下稍微有些发展，新式的瓷厂又建了几个，例如1914年吉林建起了中兴瓷业股份有限公司；1915年浙江创办了泉色瓷业工场；此外还有福建的凤济公司，四川的蜀 瓷公司，山东的博山瓷业公司，河南的新安瓷业厂，河北的北京瓷业公司，山西的晋艾陶器有限公司及辽宁的肇兴窑业公司等。这些制瓷企业的规模和产量都不大，又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及政府的苛捐重税，以致它们只能维系生产、部分解决国内低档次的瓷器需求。这些新式的瓷厂在制瓷技术上已开始采用碎石机粉碎原料，采用石膏模法铸坯，采用雾吹器上釉，采用刷花法或贴花法装饰等，但是这些技术上的初步改进与西方瓷业的生产技艺和生产效率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
造纸
（一）中国传统手工造纸业的衰落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初叶，中国造纸工业步入了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一方面是传统手工造纸业的日益衰落，另一方面是近代机器造纸业的开始萌芽。
我国传统的手工造纸业到了明清时期虽在个别地区已出现过一些资本主义萌芽的工场手工造纸业，但为数甚少，生产规模也很小。从总的情况来说，我国手工造纸业绝大多数仍停留在小农经济的家庭副业状态，仍沿袭使用传统的生产工艺和简陋的工具设备，存在劳动生产率低，生产周期长，产量低，成本高等缺点。
自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初叶，由于印刷业的机器化和报纸业的出现，西方造纸工业的机械设备和生产工艺不断出现新的发明创造，如荷兰式打浆机、加压蒸煮锅、造纸机以及化学法和机械法制造木材纸浆的技术等等。清嘉庆三年（1798） 法国人罗伯特（N.L.Robert）发明了长网造纸机后，1804年在英国正式投产。从此欧美各国逐渐由手工造纸发展为机器造纸，根据社会需要，生产技术不断发展，产品种类增多，质量日益提高，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从而形成了近代化的工业生产。而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下，直到清朝晚期仍闭关自守，使我国的传统手工造纸技术呈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从此我国的造纸技术开始落后于西方国家。
1840年鸦片战争后，适应现代生活的“洋纸”（即进口机制纸）便开始涌入中国市场。由于洋纸的大量倾销，使原有的传统手工纸市场逐渐被洋纸所侵占。
由于西学东渐，国内新的文化教育和出版印刷事业逐渐兴起，社会上所消费的纸张，不但在数量上大幅度增加，而且在品种规格和质量方面均有了新的要求。原有的传统手工纸，其特性只适用于毛笔书写、绘画和一般旧式账册、单面印刷书刊，而不适于钢笔书写和新式印刷的要求，于是，大量的纸张便只有依赖进口的洋纸。在传统手工纸中，只有专供中国书法绘画和毛笔书写信札文件的高级纸张如宣纸、连史纸等尚能在纸张市场中保持一定的地位。1915年安徽泾县生产的宣纸还以其优异的质量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国际金质奖章，这是我国纸张当时唯一获奖的优质产品。
（二）近代机器造纸技术的传入1.洋务运动影响下中国机器造纸业的诞生。
在晚清时期掀起的“洋务运动”影响下，社会各阶层开展了“实业救国”、“挽回利权”的爱国主义热潮。新式的机器造纸工厂也在清皇朝统治的最后30年期间，从无到有，陆续建成或筹建。 这一时期建成的不同规模的一批机器造纸厂约有30家，这是我国机器造纸工业的开端。
关于我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在近百年来有关历史文献中都认为：“清光绪十七年（1891），李鸿章在上海杨树浦创办伦章造纸局，是我国机器造纸厂的嚆矢。”但实际上李鸿章并非我国机器造纸厂的首创者，伦章造纸局也不是我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根据多方面的历史考证，实际的情况是：中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是在1884年投产的设于上海杨树浦的上海机器造纸局。该厂是由官僚资本家曹善谦（字子挥）于1882年筹建，并获得当时清政府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批准而创建的①。此厂即现在上海天章记录纸厂的前身。
继上海中国机器造纸局之后，又有广东的宏远堂机器造纸公司（1890年）、上海浦东陆家嘴的华章造纸厂（1901年）、上海龙章造纸厂（1907年）、湖北武昌白沙洲造纸厂（1909年）等一批机器造纸厂相继建成投产。
2.近代机器造纸技术的传入。
我国早期建成的机器造纸厂均是成套引进国外的机器设备，并聘用外国造纸专家为技术顾问。生产纸浆所用的原料主要是破布、稻草、竹子、废纸等，而木材纸浆尚不能生产，仍要靠从国外进口。就是制造纸浆所需的化工原料和造纸机上所用的重要器材如铜网、毛毯等也要依赖进口。这批早期的民族造纸工业，由于多种原因，虽历时30年，但进展缓慢，效果不佳，甚至有 很大一部分失败破产。但是，它们对于我国机器造纸工业的发展是具有启蒙作用的。
在我国机器造纸业萌芽的时期，中国人也开始到国外学习西方机器造纸技术。由于当时东邻日本的机器造纸工业已渐趋发达，最早到国外学习的人员大多是去日本，随后又有前往英、法、德、美等欧美国家去学习的。光绪二十二年（1896）由清朝廷公费派遣18人到日本学习造纸和印刷技术，各地官府也派有官员赴日参观学习，民间也有自费赴日学习的。这批留学人员中的不少人后来在我国机器造纸工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出国学习西方机器造纸技术的同时，我国少数著名的传统手工纸生产人员也有到国外参观学习的，对手工纸生产技术的进步也带来一定的积极作用。清光绪十八年（1892）安徽泾县小岭的曹廷柱奉两江总督刘坤一之命，赴日本考察纸业，探求改良传统手工造纸之法。曹廷柱见日本手工造纸均用洋碱蒸煮原料，用漂白粉漂白纸浆，效果显著，使用方便，归国后即提倡用进口洋碱和漂白粉代替原来使用的桐碱蒸煮原料和日光漂白，此后逐渐在宣纸和其他手工纸生产中得到推广。光绪三十年（1904），河北省迁安县的实业家李显庭曾三次到朝鲜平壤参观学习手工和机制高丽纸的生产技术，回国后用当地的桑皮原料仿制出糊窗和书画用的高丽纸，并建成河北省第一家机器造纸厂——显记造纸厂，生产机制高丽纸。从此，迁安的手工和机制高丽纸长期并存，现在已发展成为驰名中外的“迁安书画纸”①。 （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9）机器造纸工业的短暂发展中国机器造纸工业在发展初期即受到进口洋纸的压力。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洋纸的进口数量逐年迅猛增长。国产机制纸因抵不住洋纸的沉重压力而生产仿手工纸如连史纸、毛边纸等产品，而这些是传统手工纸中的高档产品，这就使得手工纸的生产受到了侵占排挤。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人民爱国运动的高涨，形势有所好转，我国的机器造纸工业又有所发展。在这期间又有四家新厂建成投产，其中坐落在汉口谌家矶的财政部造纸厂是清皇朝及北洋政府相继投放巨额资金创设的官办企业。该厂主要生产钞票纸，资金雄厚，规模宏大，机器设备齐全，均系购自美、德、比各国，并雇用了外国工程技术人员。但是官办企业受官僚腐败的影响，投产后生产很不正常。由于经营管理不善造成长期亏损，从1915年开工生产不到6年，即于1921年被迫停产。
在1914—1919年间，全国实际运营生产的机器造纸厂只有8家，年生产能力为9334吨，总资本额443.26万元，职工共1205人，全年总产值为2277106元①。因为机器造纸厂在轻工业中投资较多，建设时间较长，利润也不如当时的棉纱、面粉等行业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
印刷
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在近代前期（1840—1919）的印刷领域，仍占据主导地位。近代前期是中国传统印刷为主导的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和发展期。
（一）雕版印刷业的发展与兴盛1.雕版印书业的发展与兴盛。
古代的中国，雕版印刷主要用来刻印书籍。直至清末，全国各类图书，除少数为传统的活字印刷外，绝大部分都是雕版印刷的。
中国的雕版印书，历来分官、私、坊刻三大系统，其中以官刻图书为多。
（1）官办雕版印书系统。官办雕版印书系统，由中央和地方设立的官办刻书机构组成。清代中央刻书集中在武英殿。武英殿刻印的图书，史称“殿本”，创于康熙朝，盛于乾隆朝。同治八年（1869），武英殿失火，损失惨重。光绪年间，随着变法、革新措施之施行，虽曾一度中兴。然其刻书数量和质量均赶不上康乾二朝。近代前期的雕版印书主要集中在各地的官书局。
官书局是清末州府县衙等地方政府设立的刻书机构，所刻图书，史称“局本”。局本的刻印创始于同治，极盛于光绪①，是清末刻书最多、影响最大的官办刻书系统。
官书局的创立，与太平天国的反儒政策及宣传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太平天国执行反儒政策，对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儒家经典采取了一系列毁灭性措施。马寿龄著《金陵癸甲新乐府五十首》之《禁妖书》载：“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①可见，太平天国对儒家及其经籍的打击措施是非常严厉的。为了维护清皇朝的统治和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1863年，曾国藩率先在南京创设“金陵书局”。此后各地纷纷创立官书局，出版了大批图书。其中以1867年在浙江杭州创办的浙江书局、1867年在武昌创办的崇文书局、1886年在广州创办的广雅书局刻书最多。与此同时，太平天国对刻书也颇为重视，设有庞大的出版刻书机构诏书衙、诏命衙、刊书衙、宣诏衙、镌刻营和刷书衙，分别承担着图书的编辑、刻版、刷印与发行任务。
（2）私、坊雕版印书系统。在清末，私人集资刻书已成为被人推崇、兼文化与福利性质的、有惠于社会的高尚事业。晚清私人刻书成果累累。著者有金山钱氏（钱熙祚、钱熙辅等）、缪荃孙、王先谦、叶德辉等。其中叶德辉刻书多达160多种。
坊肆刻书，南方集中在苏州、上海、广州、南昌、成都等地；北方则以北京为多。这些坊肆在晚清刻印了不少图书。
2.雕版印刷在证券、年画及织物等领域的应用。
在晚清，以纸币为主的各种证券印刷、商品广告印刷、包装装潢印刷、诗笺年画印刷、织物印刷，仍在采用雕版印刷方式，而且在工艺技术上也有所改良和进步。
纸币印刷，咸丰三年（1853），因军需浩繁，筹措不支，开始发 行以银两为单位的“户部官票”和以铜钱为单位的“大清宝钞”，此后又发行银票和钱票，设立银钱局。光绪年间，银钱局已遍布各省。与此同时，太平天国于1860年刻印发行“天国宝钞”，用薄棉纸印刷。
纸币之外，晚清时期刻印量较大的证券是“地契”。地契多由县一级的主管部门印制。另外，还有当票、借据等证券采用雕版印刷。
在清代，诗笺、画纸和年画印刷，是雕版印刷的重要领域。由于诗笺、画纸和年画多为彩色印刷，所以对印刷技艺的要求较高，反映着当时雕版印刷业已达到的技术水平。光绪年间刻印诗笺之风在北京十分兴盛，北京琉璃厂的松古斋、清秘阁等十几家店铺都从事诗笺画纸的刻印与销售。由于诗笺的发行对象是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和社会名流，因此制作都十分精致、考究，达到了当时雕版印刷技艺之高峰。
咸丰、同治年间，木版年画作坊遍布全国各地，其中尤以苏州的桃花坞、天津的杨柳青、山东潍县的杨家埠最为著名。当时每年各地年画作坊的印销量均以百万计，除满足国内需要外，还远销印度、缅甸及东南亚各国。年画的幅面已达长108厘米、宽56厘米，是当时世界版画业的一大奇观。
清末，织物印花仍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按其雕刻印版的特征，当时有木戳印花、木滚印花和镂空型版印花。这些印花工艺，在中国流行已久，近代仍很盛行。
（二）传统活字印刷的发展与兴盛中国的活字印刷，到清末，出现了泥、木、铜、铅、锡等各种不同质的活字并存的繁荣景象。
1.泥活字的进一步研制和应用。
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除宋周必大、西夏僧侣和元初杨古曾用来印刷图书外，史载甚少，可见未能推广开来。到十九世纪上半叶，有苏州李瑶用泥活字排印的《南疆绎史勘本》和《校补金石例四种》，字体隽美秀雅，质量上乘，可与雕印之精品媲美。有泾县翟金生竭尽三十年之心力，制成大、中、小、次小、最小五种泥活字十余万枚，排印了《泥版试印初编》、《仙屏书屋初集》等图书多种，颇受世人赞誉。
2.木活字的应用和普及。
木活字在清朝颇为盛行，占尽风骚。自武英殿用金简制作的木活字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之后，从书局、衙门、书院到个人，广泛效法，流行遍及全国各地。流传至今的清代木活字印本多达2000种。可见清代本活字流行之盛。
清末民初的木活字印刷，可分为官民两大类。其中：官办木活字印刷除武英殿外，主要由各地的衙门、书院和官书局承办。在大量排印书籍之余，还排印了北京的《京报》、《万国公报》，无锡的《白话报》等报纸和《晋绅录》等定期出版物。
民办木活字印刷包括坊肆和士大夫阶层的木活字印书和遍布全国的木活字家谱。其中尤以家谱最为普及。北京图书馆收藏家谱五百种，60％是光绪年间用木活字排印的。
3.以铜活字为主的金属活字印刷。
以铜活字为主的金属活字，有铜活字、锡活字、铅活字三种。以铜活字使用最多。武英殿曾用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1840年后，铜活字印刷转向民间。其中最让人称道的是福建林春祺的“福田书海”。林春祺秉承父志，自道光五年 （1825）到道光二十六年（1846），历时20多年，耗资白银 20余万两，刻成大小铜活字40多万枚，几近武英殿铜活字的两倍。因其故籍是福清龙田，故名为“福田书海”。福田书海古今字体齐全，楷书隽美，字画精巧。林氏用其排印了顾炎武的《音论》、《诗本音》等图书。
锡活字和铅活字较之铜活字使用为少。锡活字出现于宋末元初。清之佛山镇，赌博盛行，所需彩票——闱姓票和白鸽票数量颇巨，佛山一唐姓出版商为印此彩票，于道光三十年（1850）开始用锡铸造活字，计扁体、大字长体和小字长体三副，共十余万枚。咸丰元年（1851）用其印成马端临《文献通考》。
铅活字印刷始于明朝，清道光年间广东梁发曾手刻铅字排印自著《祈祷文》。其后清河王锡祺又于光绪五年（1879）用铅版印刷潘德舆著《金壶浪墨》。这时，更为先进的西方近代印刷术已传入，中国人就不再用旧法制作铅活字印刷了。
（三）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和发展1.近代印刷术的传入。
中国的近代印刷，究其源，发轫于十九世纪初。最先传入的是凸版印刷术，稍后是平版印刷术，再后是凹版印刷术。
（1）凸版印刷术的传入。
凸版印刷的传入，主要是铅活字版、泥版浇铸铅版和纸型浇铸铅版及其相应技术、设备的传入，以铅活字版传入为始。
（i）铅活字的传入和中文铅活字的研制。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为排印中文圣经，在中国雇人刻制字模，浇铸中文铅活字。这是在中国本土采用西方铅活字印刷术制作中文字模、浇铸中文铅活字之始，故史学界把1807年作为西方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年份。马礼逊的行为引起基督教旧教的忌恨和清朝官府的注意。刻工因怕招致灾祸，便将所刻字模付之一炬。这使他的尝试遭受重大挫折。7年之后，马礼逊为避免重蹈前辙，派助手Dr.及新收教徒到马六甲设立印刷所，并于1819年印成第一部《新旧约中文圣经》。与此同时，英国人马施曼（Dr.JoshuaMarshman）在槟榔屿译印《新旧约圣经》①，因托汤姆氏（P.P.Thoms）在澳门镌刻字模，浇铸中文铅字。以上二例，是早期在中国用西法制作中文铅活字的开端。此后，西方各国纷纷效仿，研究制作中文活字，印刷中文书报。
西方铅活字技术用于中国，最大难题是数以万计的汉字活字之制作。对此，美华书馆的姜别利功勋卓著。咸丰八年（1858），姜别利（Willian Gamble）来到中国宁波，主持美华书馆事务，翌年始创电镀（铸）华文字模。其法是以黄杨木镌刻阳文，再镀制紫铜阴文，镶入黄铜壳子。此法不仅大大减少镌刻用工，而且质量甚佳。姜氏还把中文活字制成大小与西文活字相同的七种字号，创用“元宝式”排字架，既解决了中西文混排难题，又提高了排版速度。
（ii）泥版与纸型铅版的传入。铅活字印刷系直接印刷，弊端是印后拆版，重印则需重排。因有此弊，遂有泥版和纸型做型版浇铸铅版之发明。
泥版传入中国的时间，当在铅活字印刷传入不久。美国设在澳门的花华圣经书坊，上海的字林西报、著易堂、申报馆等创建初期曾用之。泥版浇铸铅版，只能一次性使用，浇完即碎，不久即为纸型所取代。
纸型系在排好的活字版上压制而成，于浇铸铅版后可以收存、反复使用，且可方便地运往外地浇版印刷。中国采用纸型在光绪中叶（1890年前后），上海修文书局始用之①。
凸版印刷于纸型铅版之后，是照相铜锌版的传入。照相铜锌版采用当时先进的照相术。照相术用于制版并传入中国，大大加速了中国近代印刷事业的发展进程。
（2）平版印刷术的传入。
平版印刷是用图文处在同一平面上的印版进行印刷的工艺技术，始于塞纳菲尔德（Alois Senefelder）于1796年发明的石印术，包括石版、珂罗版、照相平版（以上为直接印刷）和胶印（间接印刷）等。
石印术是率先传入中国的平版印刷术，传入时间不晚于1832年。石印术分单色石印、彩色石印和照相石印三种，在传入初期均系单色石印。随后，彩色石印、照相石印、影印、马口铁平印、珂罗版平印、金属版平印、胶印，及其相应设备陆续传入。这些平版印刷术及相应设备的传入多为国人自行引进。
（3）凹版印刷术的传入。
凹版印刷是用图文部分低于空白部分的凹版进行印刷的工艺技术，主要是雕刻凹版印刷，我国古已有之。近代传入的凹版印刷，有雕刻铜版和影写版两种。其中雕刻铜版的传入分南北二系。南方为意大利派，经日本传入中国；北方为美国所授。
意大利派的雕刻铜版首先传入日本。中国元和王肇鋐游学日本，因将其所绘地图付镌于日本某印书局而发现日本有雕刻铜版印刷之法，遂努力考求、学习，尽得其法，并于次年撰就《铜刻小记》一文，详细记述了当时雕刻铜版的工艺技术及过程。数年后，上海江海关印务处开始采用雕刻铜版印花，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商务印书馆聘得日本雕刻铜版技师来华，雕刻铜版技术才得以发展。
光绪三十四年（1908），北京（当时称北平）度支部印刷局派遣陈锦涛赴美考察印刷，聘请美国雕刻家海趣为技师，到该局传授雕刻凹版技术，用雕刻凹版工艺印制邮票、钞票等有价证券。此为北方采用雕刻凹版印刷之始。
2.近代印刷术的发展。
近代印刷术的发展，需从工艺技术的演进及其相应设备的引进、众多印刷机构的建立两个方面加以描述。
（1）工艺技术的发展。
（i）凸版印刷工艺技术的发展。前已述及，泥版、尤其是纸型铅版的应用，为活版印刷的重大发展。此后，又有石膏版、照相铜锌版等凸版印刷术的传入和研制，尤其是三色照相网目铜版之应用，使得凸版印刷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是凸版制版方面取得的发展和成就。
凸版印刷发展的另一成就和标志，是凸版印刷机械设备的更新和发展。西方最先传入的凸版印刷机是手扳架，每日印数不过数百张。同治十一年（1872），上海申报馆始用手摇轮转机，效率大为提高。此后，蒸汽引擎和自来火引擎以代人力的印刷机、以电气马达为动力的华府台单滚筒印刷机相继传入。至此，凸版印刷处在即将高速发展的前夜，预示着中国近代印刷业崛起之日的来临。
（ii）平版印刷术的发展。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传入的石印术，是直接手书上版的单色石印。同治十五年（1876），英人美查在上海开办点石斋印书局，采用石版印刷《康熙字典》等书籍。光绪八年（1882），国人自办的上海同文书局开业，购置石印机12架，影印《康熙字典》、《二十四史》等书籍和字画碑帖。形成了同文书局、拜石山房与点石斋印书局在石印业的三足鼎立之势。此后，石印业迅速发展，光绪年间，仅上海一地就有石印所50余家，为铅印所之两倍有余。原因是石印业投资少、见效快，致使光绪年间石印较之铅印占有明显的优势。
石印术传入约半个世纪，同业中出现了彩色石印。此后彩色石印因其能以区分图像的浓淡层次而饮誉一时，是清末石印术已经达到的技术水平之标志。
1875年，珂罗版、胶印工艺传入中国，使得平版印刷工艺技术更是锦上添花。上海土山湾印刷所曾用以印刷精致的圣母画。1876年有正书局用其大量印刷书画碑帖。1902年文明书局又出版了大批书画册。商务印书馆于1907年采用此工艺，印品质量十分精美。清末珂罗版印刷也曾饮誉一时，颇受青睐。
中国1911年前引进、使用的平版印刷机，均采用直接印刷。最先使用的是木质石印架，到英人美查创办点石斋印书局，改用轮转石印机。石印架和轮转石印机均系手工操作，效率低且费人力，后改用自来火引擎以代人力，印数稍有增加。光绪末年，商务印书馆购进轮转铝版印刷机，印数可达1500张/小时，为平版印刷术之重要改进。宣统三年（1911），上海英美烟草公司购进小型胶印机，为间接印刷在中国之首先采用者。胶版印刷的引进和发展，为近代印刷术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国近代民族印刷业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iii）凹版印刷术的发展。近代雕刻凹版技术传入后，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商务印书馆聘请日本雕刻技师和田满太郎等来华传授雕刻凹版技术。这时雕刻凹版技术除手工外，开始采用机械。凹版印刷得到初步的发展。
1908年清政府在北京建立的度支部印刷局，规模之宏大，技术之先进，堪称亚洲之最，在中国印钞和凹版印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09年，该局从美国购进“万能雕刻机”全套设备和打样机、试印机；1910年，美国技师海趣亲自设计、雕刻了大清银行钞票的钢凹版。该版分一元、五元、十元、百元四种，图案设计精致，雕刻线条清晰，层次分明，六色印刷。这套钞票的印制，对中国印钞及凹印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后，该局又陆续添置了切纸、铅印、石印、打孔，以及电动凹印等设备。其规模建制、技术设备，均居亚洲领先地位。
（2）近代印刷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i）外国人在中国建立的印刷机构。据不完全统计，1840—1919年，仅西方基督教徒在中国建立的印刷机构就有50多家，另有一些外国商人也投资印刷，在中国建立印刷机构。外国人所建印刷机构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和申报馆。
“墨海书馆”系英国伦敦布道会于1843年在上海创办。初建时仅拥有中文铅字二副，西文铅字七副，并从英国运来印刷机三台。因当时上海尚无电力，出现了用牛拉机器进行印刷的奇闻。
美华书馆系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所设，前身是1844年创建于 澳门的花华圣经书房，1860年经宁波迁到上海，是当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规模最大、设备最全的活版、机械印刷机构。
申报馆系英国商人美查于1872年创建于上海。二年后，用其所获利润又开办了点石斋印书局和图书集成铅印书局及申昌书局。其中，点石斋设有在当时来说全国最大的石印工场。
（ii）国人自办的近代印刷机构。清末民初，国人自己也创建了一些新的印刷机构，其中影响或规模较大的，当属同文书局、商务印书馆、度支部印刷局和中华书局。
人们较为看重同文书局，是因为同文书局——还有与其同时建立的拜石山房的创建，打破了外国人建立的点石斋印书局称霸中国石印业的局面，形成了点石斋、同文书局、拜石山房在石印业的三足鼎立之势。它的创立，既是西方近代印刷在中国已站稳脚跟并开始加速发展的标志，又是中国近代印刷业蓬勃发展之先兆。
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北京路开业。1900年又盘入日办修文书局的印刷机、铜模和铅字。至此，商务印书馆已初具规模。1903年，商务与日本合资，利用日本的资金、技术和设备，使商务迅速发展。此后，商务在技术、设备、管理诸方面，一直处在国内同行业的领先地位，对近代民族印刷业的崛起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08年，清政府批准在北京建立了亚洲最大的印钞企业度支部印刷局。该局1909年购进美国先进的“万能雕刻机”及全套设备，设备先进，技术精良，承担着国内纸币、邮票等有价证券的印制任务。
1912年，以出版发行业务为主的中华书局在上海成立。次年，该局在北京、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设立分局，1915年开始自办印刷厂。到1916年，该局在各地的分局多达40余处。各厂的铅印机、胶印机以及相关设备数百台。是国内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第二大出版印刷企业。
从上述四个大型印刷企业、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创立及发展不难看出，西方近代印刷术从十九世纪初传入后，经过约一个世纪的发展，到二十世纪初，逐渐取代中国传统印刷之势业已形成。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7页。
①参见陈维稷：《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0、192页。
②丁桥，在密排的踏板上有散布的如过河踏步石相似的凸栓，以备足踏，避免相邻踏板的动作互相干扰。
③参见陈维稷：《中国大百科全书·纺织》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
①参见陈维稷：《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
①参见朱仙舫：《三十年来中国之纺织工业》，《三十年来中国工程》，1945年，第9卷第8期，第325页。
①参见朱仙舫：《三十年来中国之纺织工程》，《纺织染工程》，1945年，第9卷第8期。
②参见《25年来我国棉纺织业之回顾与前瞻》，《杼声》，1937年第1期。
①参见缪大经：《上海机器造纸局——中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纸史研究》第13期，第24—27页；罗端阳：《也谈我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纸史研究》第13期，第28—29页。
①参见曹天生：《中国宣纸》，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马咏春：《迁安造纸考察散记》，《纸史研究》第1期，第63—69页。
①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轻工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中国近代造纸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①朱自嘉：《官书局书目汇编·缘起》。
①《贼情汇纂》卷4。
①张树栋、张耀昆：《中国印刷史简编》，百家出版社1991年版。
①修文书局为日人开设于上海，铅印，其版多为纸型浇铸之铅版。
从1840到1919年，我国的纺织技术就总体来说，经历了由引进西方技术，逐步推广集中性工厂化生产，到开始消化仿制动力纺织机器的过程。即由手工业逐步向近代大工业过渡。
（一）1840年前后我国纺织技术状况1.纺纱技术。
1840年前后，我国手工纺纱机器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纺纱有多种形式复锭脚踏纺车，一人可以同时纺2—3根纱。欧洲产业革命前也曾出现过有2个锭子的纺车，但“能够同时纺2根纱的纺纱工人，几乎和双头人一样不易找到”①。
合股拈线广泛采用20锭转轮推车式拈线架和56锭退绕上 行式竹轮大纺车①，这也都适于相当规模的手工作坊使用。
以上这些与西欧产业革命时期所推广的机器相比，纺车上还缺抽长拉细的牵伸机构，因此牵伸是在人手和锭尖之间进行，难以多锭化。至于拈线则除了未使用“二次能源”（蒸汽发动机）之外，一点也不落后。而且诸如上行式加拈方法，现代最新式拈线机上还在采用。
2.机织技术。
1840年以前，我国的手工机织技术，在制造高档、精美产品的领域中，也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各地因地制宜广泛使用传统的大花本花楼机、丁桥②形多综多蹑（踏板）机、竹笼式提花机、绞综纱罗织机等多种织机，用来织造丰富多彩的丝、麻、棉、毛织品。大花本花楼机传到欧洲后，法国人发明了回转打孔纹版和横针来代替线编花本，用来作为花纹信息的存贮器。后来又加上动力驱动，到1860年造出了贾卡提花机。多综多蹑机用纹链和转子取代蹑和丁桥，加上动力驱动，就成为近代多臂织机。纹综纱罗织机更换了综的材料，加上动力驱动，就成为近代纱罗织机。这些织机近代化的改造，虽都由欧洲人完成，但渊源关系是很明显的③。
用于生产大宗织物的，1840年之前我国早已普及了脚踏提综开口、手投梭的狭幅木织机。大多数用水平式机架，局部地区也有采用直立式的。十八世纪中期，欧洲人发明了手拉滑块打击梭子，使其沿筘座旁的走梭板往复滑溜的“飞梭”机构。以后，又发明了用踏盘（凸轮）压镊代替足踏，曲轴推筘打纬代替手拉，再加上动力驱动，就演变成近代的“力织机”①。
西欧产业革命以后，动力纺织机器连同工厂化大工业生产方式逐步传入我国。
（二）动力纺织机器的引进和推广1.纺纱机器。
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开始引进西欧动力纺织机器。如甘肃织呢局引进德国全套粗梳毛纺纺纱、织造和染整设备；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湖北织布局引进英国和部分美国的全套棉纺和棉织机器。当时棉纺的工艺流程是：原棉要经过松包、给棉、开棉、再经3道清棉；头道清棉成卷后，在第二、三道都是4个棉卷并合；三道棉卷经梳棉成生条，再经3道并条，每道都以6根并合，最后成为熟条；然后通过3道粗纱机纺成粗纱，最后上细纱机纺成细纱。本厂自用的纱送去络筒或卷纬，销售的纱则经摇绞打包出厂。粗梳毛纺工艺流程，则几乎和现代一样。这些引进机器的技术水平，在当时世界上是先进的。但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纺织技术人员，起初掌握不了关键技术。对于原料选配、防火措施、工艺操作、生产调度等都一无所知，完全依赖聘请的洋技术人员，以致洋人一走，不久便发生甘肃织呢局锅炉爆炸（1882年）和上海机器织布局失火全部焚毁（1893年）的重大事故，导致全厂停产。当时引进的设备也多不能与国产原料相适应。机器的制造质量也完全不能与后来所造相比。如当时牵伸罗拉未经淬火，易于磨灭；皮辊芯子固定，常有轧煞，影响产品质量。在这种技术条件下，我国棉纺厂生产棉纱以14英支为主，用于织造14磅布。生产率每锭每24小时约产14英支纱1磅。工人当车能力清棉每机1人，梳棉每6台1人，粗纱每台2人，细纱每台（400锭）4人，摇纱每台1—2人。此外还有出废花、收回花、送筒、掮纱、收管、摆管、帮接头等辅助工人。总计每万锭的工厂需用工人约650人①。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日本等外资纺织厂在中国相继开办。英国、日本的技术和管理经验逐步传入中国。接着民族资本纺织厂渐多，他们聘请归国留学生，特别是曾在日资在华工厂工作过的人为技术骨干，并逐步开始自行培养不同层次的技术人才。这样，中国人才逐步掌握动力机器纺纱技术，并且进行局部的改进，使外国制造的机器能够适应中国的原料、市场和环境条件。在工艺和技术管理方面，也逐步掌握了随纱的支数、用途、季节等条件而选配适当长度、粗细、强力、转曲、色泽的不同原棉。设备保全、保养方面，学会了平车、揩车、磨车以及定位、吊线、求水平等技术。运转方面则推行了分段、换筒、落纱、接头、生头以及加油、清扫等的合理化工作法。为了交流研讨技术，出刊了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恒丰纺织技师手册等书刊。
2.机织机器。
我国引进动力机织设备始于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甘肃织呢局引进的全套德国造毛纺织染设备中，包括普通毛织机20台，提花（贾卡）毛织机、卷纬机、整经机、浆纱机各1台。上海机器织布局从英国和美国引进的全套棉纺织设备中，包括络纱、整经、卷纬、浆纱、穿经和大量棉织机。当时的织机还是人工换梭，没有断经自停的“力织机”，用蒸汽机的动力，通过天轴（或地轴）集体传动各机。操作技术和工艺都是由聘请的外国技术人员传授的。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我国已有动力棉织机4000余台，动力毛织机 100余台，以及与之配套的络、整、浆、穿等准备机械。由于当时没有自己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当车能力很低。如棉织机每人1台，整经机2人1台，另外还要配备帮接头等工人。100台棉织机的车间，要用工280人，而且男工的比例很大①。直到抗日战争前夕，所产棉布以16磅粗布和12磅细布为大宗，花色布很少。因此棉织厂大都是平纹机，很少采用有梭箱调换运动的多臂机②。
至1919年，我国棉纺有143万锭，其中日资33万余锭，英资24万余锭。纺织厂附设织机近8000台，内日资近2000台，英资近2400台。不包括半机械半手工和手工织机。初步形成了纺织大工业。
陶瓷
清代后期，中国瓷业由停滞走向衰落，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中叶。与中国相反，从中国学会了瓷器烧制的欧洲人，在产业革命之后，借助于近代科学的兴起和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工业生产，陶瓷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近代的化学和矿物学知识，使他们在制瓷的原料和釉料的选择和加工上更趋于合理，机器的加工，特别是成型技术不仅保持了瓷坯的成型质量，而且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技术水平的提高使他们生产的瓷器在质量上逐渐赶上和超过了中国，在生产的数量和成本上也是中国难以相比的。特别是英、德、法等国的陶瓷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日本的制瓷业也发展很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瓷器已可与英、德、法等国相抗衡了。
鸦片战争后，享有种种特权的西方商人在疯狂地掠夺中国财富的同时，也把大量洋货倾销于中国市场。不能自主的海关保护不了中国脆弱的民族工业。中国瓷业虽然有着得天独厚的原料、传统的技艺和廉价的劳动力，但是面对洋瓷的挑战，处境十分艰难。这种处境最突出的是表现在它仍然是一些规模小、生产零散的手工作坊，无论在资金、技术、产品和市场等各方面都缺乏竞争力。这种情况使得中国瓷业由停滞走向衰落的趋势更为明显。
甲午战争后，中国一些民族工商业者开始在中国的瓷业中推行一些改革，并创办了一些新型的瓷厂。其中最典型的是江西景德镇瓷业公司和湖南瓷业公司的创建。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景德镇由江西与安徽的通道变成军事重镇，数载的战火致使景德镇庐舍为墟，百业尽废。光绪年间，稍微恢复了一点元气。甲午战争以后，清廷制定了中国第一部工业法典《公司律》，于1904年颁布实施。在这种形势下，江西景德镇 瓷业公司宣告成立，原定为官商合办，但由于商人害怕“受制于官”而心存疑虑，1907年经商人曾铸禀请农工商部按照《公司律》，改归商办。与此同时，制瓷原料蕴藏量极为丰富的湖南醴陵，也创办了一个官商合办的“湖南瓷业公司”。原先醴陵只有一些小的手工作坊生产粗瓷，自湖南瓷业公司成立后，开始大量生产日用细瓷，并创造了釉下彩瓷的新品种，由此一举成为当时的制瓷重要产地。此外，1903至1908年间在农工商部注册的陶瓷厂还有9个。这些陶瓷厂的建立促成了中国陶瓷业发展的一个高潮。然而当时由于社会动荡，国内环境很恶劣，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私营企业又要面对大量倾入的洋瓷的竞争，如据不完全统计，1913和1920两年洋瓷输入的情况如下：
大量涌入中国市场的洋瓷，价廉物美，在中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中国瓷业则处境艰难。
面对洋瓷的激烈竞争，中国瓷业只有迅速走上工业化的生产道路，凭借国内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势与之相抗衡。但这条路在已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很难行得通的。为了生存和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瓷业只能另辟蹊径，充分利用中国传统瓷器的特色，发展仿古瓷和艺术瓷的生产。中国仿古瓷器的生产在清末民初已有相当规模。早在清朝雍正、乾隆年间，精工仿制的上自战国金银铜壶，下迄唐三彩及定、汝、哥、官、钧窑的瓷器，大都达到了以假乱真，真伪难辨的程度。有此基础，且青花、五彩、粉彩、珐琅彩及多种色釉的传统工艺并未完全失传，因此所制仿古瓷器甚为精致，不仅在国内有买主，同时也走上了国际市场，深受外国收藏家欢迎。日本收藏家上田恭辅曾提到：“今日市场（指中国）之物，大抵为摹仿品或后世之伪造物”，“仍以青花、五彩、炉均、胭脂红等，尚有可观，其价格之便宜，殊堪惊异”。
艺术瓷的发展是这一时期瓷业生产的另一个特点。中国传统的瓷业造就了一批能工巧匠，他们在精细瓷的装饰艺术上充分发挥了才干，展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在艺术瓷的制作中，他们不但继承了原有的锥拱、玲珑、镂雕等技艺，而且还吸收了西方的雕塑技法，使美术瓷中的人物一改过去的单调呆板模样而变得生动活泼，瓷雕如“太白醉酒”、“蚕食”等，还具有强烈的现实内容。另外，他们还创造了一种浅绛彩技法。由于这是一种费时的人工彩绘，所以产量很有限，不合大量生产的要求。
然而，尽管上述仿古瓷和艺术瓷的生产在市场上占领了一席之地，但是对于中国这个广大的市场，粗瓷的生产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广大劳动群众，买不起洋瓷，也不需要仿古瓷或艺术瓷，这种状况不能不对整个瓷业产生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美列强忙于战事，暂时缓和了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趁此机会，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国内一片“抵制洋货”，“收回权益”的口号下稍微有些发展，新式的瓷厂又建了几个，例如1914年吉林建起了中兴瓷业股份有限公司；1915年浙江创办了泉色瓷业工场；此外还有福建的凤济公司，四川的蜀 瓷公司，山东的博山瓷业公司，河南的新安瓷业厂，河北的北京瓷业公司，山西的晋艾陶器有限公司及辽宁的肇兴窑业公司等。这些制瓷企业的规模和产量都不大，又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及政府的苛捐重税，以致它们只能维系生产、部分解决国内低档次的瓷器需求。这些新式的瓷厂在制瓷技术上已开始采用碎石机粉碎原料，采用石膏模法铸坯，采用雾吹器上釉，采用刷花法或贴花法装饰等，但是这些技术上的初步改进与西方瓷业的生产技艺和生产效率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
造纸
（一）中国传统手工造纸业的衰落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初叶，中国造纸工业步入了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一方面是传统手工造纸业的日益衰落，另一方面是近代机器造纸业的开始萌芽。
我国传统的手工造纸业到了明清时期虽在个别地区已出现过一些资本主义萌芽的工场手工造纸业，但为数甚少，生产规模也很小。从总的情况来说，我国手工造纸业绝大多数仍停留在小农经济的家庭副业状态，仍沿袭使用传统的生产工艺和简陋的工具设备，存在劳动生产率低，生产周期长，产量低，成本高等缺点。
自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初叶，由于印刷业的机器化和报纸业的出现，西方造纸工业的机械设备和生产工艺不断出现新的发明创造，如荷兰式打浆机、加压蒸煮锅、造纸机以及化学法和机械法制造木材纸浆的技术等等。清嘉庆三年（1798） 法国人罗伯特（N.L.Robert）发明了长网造纸机后，1804年在英国正式投产。从此欧美各国逐渐由手工造纸发展为机器造纸，根据社会需要，生产技术不断发展，产品种类增多，质量日益提高，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从而形成了近代化的工业生产。而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下，直到清朝晚期仍闭关自守，使我国的传统手工造纸技术呈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从此我国的造纸技术开始落后于西方国家。
1840年鸦片战争后，适应现代生活的“洋纸”（即进口机制纸）便开始涌入中国市场。由于洋纸的大量倾销，使原有的传统手工纸市场逐渐被洋纸所侵占。
由于西学东渐，国内新的文化教育和出版印刷事业逐渐兴起，社会上所消费的纸张，不但在数量上大幅度增加，而且在品种规格和质量方面均有了新的要求。原有的传统手工纸，其特性只适用于毛笔书写、绘画和一般旧式账册、单面印刷书刊，而不适于钢笔书写和新式印刷的要求，于是，大量的纸张便只有依赖进口的洋纸。在传统手工纸中，只有专供中国书法绘画和毛笔书写信札文件的高级纸张如宣纸、连史纸等尚能在纸张市场中保持一定的地位。1915年安徽泾县生产的宣纸还以其优异的质量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国际金质奖章，这是我国纸张当时唯一获奖的优质产品。
（二）近代机器造纸技术的传入1.洋务运动影响下中国机器造纸业的诞生。
在晚清时期掀起的“洋务运动”影响下，社会各阶层开展了“实业救国”、“挽回利权”的爱国主义热潮。新式的机器造纸工厂也在清皇朝统治的最后30年期间，从无到有，陆续建成或筹建。 这一时期建成的不同规模的一批机器造纸厂约有30家，这是我国机器造纸工业的开端。
关于我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在近百年来有关历史文献中都认为：“清光绪十七年（1891），李鸿章在上海杨树浦创办伦章造纸局，是我国机器造纸厂的嚆矢。”但实际上李鸿章并非我国机器造纸厂的首创者，伦章造纸局也不是我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根据多方面的历史考证，实际的情况是：中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是在1884年投产的设于上海杨树浦的上海机器造纸局。该厂是由官僚资本家曹善谦（字子挥）于1882年筹建，并获得当时清政府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批准而创建的①。此厂即现在上海天章记录纸厂的前身。
继上海中国机器造纸局之后，又有广东的宏远堂机器造纸公司（1890年）、上海浦东陆家嘴的华章造纸厂（1901年）、上海龙章造纸厂（1907年）、湖北武昌白沙洲造纸厂（1909年）等一批机器造纸厂相继建成投产。
2.近代机器造纸技术的传入。
我国早期建成的机器造纸厂均是成套引进国外的机器设备，并聘用外国造纸专家为技术顾问。生产纸浆所用的原料主要是破布、稻草、竹子、废纸等，而木材纸浆尚不能生产，仍要靠从国外进口。就是制造纸浆所需的化工原料和造纸机上所用的重要器材如铜网、毛毯等也要依赖进口。这批早期的民族造纸工业，由于多种原因，虽历时30年，但进展缓慢，效果不佳，甚至有 很大一部分失败破产。但是，它们对于我国机器造纸工业的发展是具有启蒙作用的。
在我国机器造纸业萌芽的时期，中国人也开始到国外学习西方机器造纸技术。由于当时东邻日本的机器造纸工业已渐趋发达，最早到国外学习的人员大多是去日本，随后又有前往英、法、德、美等欧美国家去学习的。光绪二十二年（1896）由清朝廷公费派遣18人到日本学习造纸和印刷技术，各地官府也派有官员赴日参观学习，民间也有自费赴日学习的。这批留学人员中的不少人后来在我国机器造纸工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出国学习西方机器造纸技术的同时，我国少数著名的传统手工纸生产人员也有到国外参观学习的，对手工纸生产技术的进步也带来一定的积极作用。清光绪十八年（1892）安徽泾县小岭的曹廷柱奉两江总督刘坤一之命，赴日本考察纸业，探求改良传统手工造纸之法。曹廷柱见日本手工造纸均用洋碱蒸煮原料，用漂白粉漂白纸浆，效果显著，使用方便，归国后即提倡用进口洋碱和漂白粉代替原来使用的桐碱蒸煮原料和日光漂白，此后逐渐在宣纸和其他手工纸生产中得到推广。光绪三十年（1904），河北省迁安县的实业家李显庭曾三次到朝鲜平壤参观学习手工和机制高丽纸的生产技术，回国后用当地的桑皮原料仿制出糊窗和书画用的高丽纸，并建成河北省第一家机器造纸厂——显记造纸厂，生产机制高丽纸。从此，迁安的手工和机制高丽纸长期并存，现在已发展成为驰名中外的“迁安书画纸”①。 （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9）机器造纸工业的短暂发展中国机器造纸工业在发展初期即受到进口洋纸的压力。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洋纸的进口数量逐年迅猛增长。国产机制纸因抵不住洋纸的沉重压力而生产仿手工纸如连史纸、毛边纸等产品，而这些是传统手工纸中的高档产品，这就使得手工纸的生产受到了侵占排挤。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人民爱国运动的高涨，形势有所好转，我国的机器造纸工业又有所发展。在这期间又有四家新厂建成投产，其中坐落在汉口谌家矶的财政部造纸厂是清皇朝及北洋政府相继投放巨额资金创设的官办企业。该厂主要生产钞票纸，资金雄厚，规模宏大，机器设备齐全，均系购自美、德、比各国，并雇用了外国工程技术人员。但是官办企业受官僚腐败的影响，投产后生产很不正常。由于经营管理不善造成长期亏损，从1915年开工生产不到6年，即于1921年被迫停产。
在1914—1919年间，全国实际运营生产的机器造纸厂只有8家，年生产能力为9334吨，总资本额443.26万元，职工共1205人，全年总产值为2277106元①。因为机器造纸厂在轻工业中投资较多，建设时间较长，利润也不如当时的棉纱、面粉等行业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
印刷
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在近代前期（1840—1919）的印刷领域，仍占据主导地位。近代前期是中国传统印刷为主导的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和发展期。
（一）雕版印刷业的发展与兴盛1.雕版印书业的发展与兴盛。
古代的中国，雕版印刷主要用来刻印书籍。直至清末，全国各类图书，除少数为传统的活字印刷外，绝大部分都是雕版印刷的。
中国的雕版印书，历来分官、私、坊刻三大系统，其中以官刻图书为多。
（1）官办雕版印书系统。官办雕版印书系统，由中央和地方设立的官办刻书机构组成。清代中央刻书集中在武英殿。武英殿刻印的图书，史称“殿本”，创于康熙朝，盛于乾隆朝。同治八年（1869），武英殿失火，损失惨重。光绪年间，随着变法、革新措施之施行，虽曾一度中兴。然其刻书数量和质量均赶不上康乾二朝。近代前期的雕版印书主要集中在各地的官书局。
官书局是清末州府县衙等地方政府设立的刻书机构，所刻图书，史称“局本”。局本的刻印创始于同治，极盛于光绪①，是清末刻书最多、影响最大的官办刻书系统。
官书局的创立，与太平天国的反儒政策及宣传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太平天国执行反儒政策，对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儒家经典采取了一系列毁灭性措施。马寿龄著《金陵癸甲新乐府五十首》之《禁妖书》载：“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①可见，太平天国对儒家及其经籍的打击措施是非常严厉的。为了维护清皇朝的统治和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1863年，曾国藩率先在南京创设“金陵书局”。此后各地纷纷创立官书局，出版了大批图书。其中以1867年在浙江杭州创办的浙江书局、1867年在武昌创办的崇文书局、1886年在广州创办的广雅书局刻书最多。与此同时，太平天国对刻书也颇为重视，设有庞大的出版刻书机构诏书衙、诏命衙、刊书衙、宣诏衙、镌刻营和刷书衙，分别承担着图书的编辑、刻版、刷印与发行任务。
（2）私、坊雕版印书系统。在清末，私人集资刻书已成为被人推崇、兼文化与福利性质的、有惠于社会的高尚事业。晚清私人刻书成果累累。著者有金山钱氏（钱熙祚、钱熙辅等）、缪荃孙、王先谦、叶德辉等。其中叶德辉刻书多达160多种。
坊肆刻书，南方集中在苏州、上海、广州、南昌、成都等地；北方则以北京为多。这些坊肆在晚清刻印了不少图书。
2.雕版印刷在证券、年画及织物等领域的应用。
在晚清，以纸币为主的各种证券印刷、商品广告印刷、包装装潢印刷、诗笺年画印刷、织物印刷，仍在采用雕版印刷方式，而且在工艺技术上也有所改良和进步。
纸币印刷，咸丰三年（1853），因军需浩繁，筹措不支，开始发 行以银两为单位的“户部官票”和以铜钱为单位的“大清宝钞”，此后又发行银票和钱票，设立银钱局。光绪年间，银钱局已遍布各省。与此同时，太平天国于1860年刻印发行“天国宝钞”，用薄棉纸印刷。
纸币之外，晚清时期刻印量较大的证券是“地契”。地契多由县一级的主管部门印制。另外，还有当票、借据等证券采用雕版印刷。
在清代，诗笺、画纸和年画印刷，是雕版印刷的重要领域。由于诗笺、画纸和年画多为彩色印刷，所以对印刷技艺的要求较高，反映着当时雕版印刷业已达到的技术水平。光绪年间刻印诗笺之风在北京十分兴盛，北京琉璃厂的松古斋、清秘阁等十几家店铺都从事诗笺画纸的刻印与销售。由于诗笺的发行对象是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和社会名流，因此制作都十分精致、考究，达到了当时雕版印刷技艺之高峰。
咸丰、同治年间，木版年画作坊遍布全国各地，其中尤以苏州的桃花坞、天津的杨柳青、山东潍县的杨家埠最为著名。当时每年各地年画作坊的印销量均以百万计，除满足国内需要外，还远销印度、缅甸及东南亚各国。年画的幅面已达长108厘米、宽56厘米，是当时世界版画业的一大奇观。
清末，织物印花仍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按其雕刻印版的特征，当时有木戳印花、木滚印花和镂空型版印花。这些印花工艺，在中国流行已久，近代仍很盛行。
（二）传统活字印刷的发展与兴盛中国的活字印刷，到清末，出现了泥、木、铜、铅、锡等各种不同质的活字并存的繁荣景象。
1.泥活字的进一步研制和应用。
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除宋周必大、西夏僧侣和元初杨古曾用来印刷图书外，史载甚少，可见未能推广开来。到十九世纪上半叶，有苏州李瑶用泥活字排印的《南疆绎史勘本》和《校补金石例四种》，字体隽美秀雅，质量上乘，可与雕印之精品媲美。有泾县翟金生竭尽三十年之心力，制成大、中、小、次小、最小五种泥活字十余万枚，排印了《泥版试印初编》、《仙屏书屋初集》等图书多种，颇受世人赞誉。
2.木活字的应用和普及。
木活字在清朝颇为盛行，占尽风骚。自武英殿用金简制作的木活字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之后，从书局、衙门、书院到个人，广泛效法，流行遍及全国各地。流传至今的清代木活字印本多达2000种。可见清代本活字流行之盛。
清末民初的木活字印刷，可分为官民两大类。其中：官办木活字印刷除武英殿外，主要由各地的衙门、书院和官书局承办。在大量排印书籍之余，还排印了北京的《京报》、《万国公报》，无锡的《白话报》等报纸和《晋绅录》等定期出版物。
民办木活字印刷包括坊肆和士大夫阶层的木活字印书和遍布全国的木活字家谱。其中尤以家谱最为普及。北京图书馆收藏家谱五百种，60％是光绪年间用木活字排印的。
3.以铜活字为主的金属活字印刷。
以铜活字为主的金属活字，有铜活字、锡活字、铅活字三种。以铜活字使用最多。武英殿曾用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1840年后，铜活字印刷转向民间。其中最让人称道的是福建林春祺的“福田书海”。林春祺秉承父志，自道光五年 （1825）到道光二十六年（1846），历时20多年，耗资白银 20余万两，刻成大小铜活字40多万枚，几近武英殿铜活字的两倍。因其故籍是福清龙田，故名为“福田书海”。福田书海古今字体齐全，楷书隽美，字画精巧。林氏用其排印了顾炎武的《音论》、《诗本音》等图书。
锡活字和铅活字较之铜活字使用为少。锡活字出现于宋末元初。清之佛山镇，赌博盛行，所需彩票——闱姓票和白鸽票数量颇巨，佛山一唐姓出版商为印此彩票，于道光三十年（1850）开始用锡铸造活字，计扁体、大字长体和小字长体三副，共十余万枚。咸丰元年（1851）用其印成马端临《文献通考》。
铅活字印刷始于明朝，清道光年间广东梁发曾手刻铅字排印自著《祈祷文》。其后清河王锡祺又于光绪五年（1879）用铅版印刷潘德舆著《金壶浪墨》。这时，更为先进的西方近代印刷术已传入，中国人就不再用旧法制作铅活字印刷了。
（三）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和发展1.近代印刷术的传入。
中国的近代印刷，究其源，发轫于十九世纪初。最先传入的是凸版印刷术，稍后是平版印刷术，再后是凹版印刷术。
（1）凸版印刷术的传入。
凸版印刷的传入，主要是铅活字版、泥版浇铸铅版和纸型浇铸铅版及其相应技术、设备的传入，以铅活字版传入为始。
（i）铅活字的传入和中文铅活字的研制。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为排印中文圣经，在中国雇人刻制字模，浇铸中文铅活字。这是在中国本土采用西方铅活字印刷术制作中文字模、浇铸中文铅活字之始，故史学界把1807年作为西方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年份。马礼逊的行为引起基督教旧教的忌恨和清朝官府的注意。刻工因怕招致灾祸，便将所刻字模付之一炬。这使他的尝试遭受重大挫折。7年之后，马礼逊为避免重蹈前辙，派助手Dr.及新收教徒到马六甲设立印刷所，并于1819年印成第一部《新旧约中文圣经》。与此同时，英国人马施曼（Dr.JoshuaMarshman）在槟榔屿译印《新旧约圣经》①，因托汤姆氏（P.P.Thoms）在澳门镌刻字模，浇铸中文铅字。以上二例，是早期在中国用西法制作中文铅活字的开端。此后，西方各国纷纷效仿，研究制作中文活字，印刷中文书报。
西方铅活字技术用于中国，最大难题是数以万计的汉字活字之制作。对此，美华书馆的姜别利功勋卓著。咸丰八年（1858），姜别利（Willian Gamble）来到中国宁波，主持美华书馆事务，翌年始创电镀（铸）华文字模。其法是以黄杨木镌刻阳文，再镀制紫铜阴文，镶入黄铜壳子。此法不仅大大减少镌刻用工，而且质量甚佳。姜氏还把中文活字制成大小与西文活字相同的七种字号，创用“元宝式”排字架，既解决了中西文混排难题，又提高了排版速度。
（ii）泥版与纸型铅版的传入。铅活字印刷系直接印刷，弊端是印后拆版，重印则需重排。因有此弊，遂有泥版和纸型做型版浇铸铅版之发明。
泥版传入中国的时间，当在铅活字印刷传入不久。美国设在澳门的花华圣经书坊，上海的字林西报、著易堂、申报馆等创建初期曾用之。泥版浇铸铅版，只能一次性使用，浇完即碎，不久即为纸型所取代。
纸型系在排好的活字版上压制而成，于浇铸铅版后可以收存、反复使用，且可方便地运往外地浇版印刷。中国采用纸型在光绪中叶（1890年前后），上海修文书局始用之①。
凸版印刷于纸型铅版之后，是照相铜锌版的传入。照相铜锌版采用当时先进的照相术。照相术用于制版并传入中国，大大加速了中国近代印刷事业的发展进程。
（2）平版印刷术的传入。
平版印刷是用图文处在同一平面上的印版进行印刷的工艺技术，始于塞纳菲尔德（Alois Senefelder）于1796年发明的石印术，包括石版、珂罗版、照相平版（以上为直接印刷）和胶印（间接印刷）等。
石印术是率先传入中国的平版印刷术，传入时间不晚于1832年。石印术分单色石印、彩色石印和照相石印三种，在传入初期均系单色石印。随后，彩色石印、照相石印、影印、马口铁平印、珂罗版平印、金属版平印、胶印，及其相应设备陆续传入。这些平版印刷术及相应设备的传入多为国人自行引进。
（3）凹版印刷术的传入。
凹版印刷是用图文部分低于空白部分的凹版进行印刷的工艺技术，主要是雕刻凹版印刷，我国古已有之。近代传入的凹版印刷，有雕刻铜版和影写版两种。其中雕刻铜版的传入分南北二系。南方为意大利派，经日本传入中国；北方为美国所授。
意大利派的雕刻铜版首先传入日本。中国元和王肇鋐游学日本，因将其所绘地图付镌于日本某印书局而发现日本有雕刻铜版印刷之法，遂努力考求、学习，尽得其法，并于次年撰就《铜刻小记》一文，详细记述了当时雕刻铜版的工艺技术及过程。数年后，上海江海关印务处开始采用雕刻铜版印花，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商务印书馆聘得日本雕刻铜版技师来华，雕刻铜版技术才得以发展。
光绪三十四年（1908），北京（当时称北平）度支部印刷局派遣陈锦涛赴美考察印刷，聘请美国雕刻家海趣为技师，到该局传授雕刻凹版技术，用雕刻凹版工艺印制邮票、钞票等有价证券。此为北方采用雕刻凹版印刷之始。
2.近代印刷术的发展。
近代印刷术的发展，需从工艺技术的演进及其相应设备的引进、众多印刷机构的建立两个方面加以描述。
（1）工艺技术的发展。
（i）凸版印刷工艺技术的发展。前已述及，泥版、尤其是纸型铅版的应用，为活版印刷的重大发展。此后，又有石膏版、照相铜锌版等凸版印刷术的传入和研制，尤其是三色照相网目铜版之应用，使得凸版印刷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是凸版制版方面取得的发展和成就。
凸版印刷发展的另一成就和标志，是凸版印刷机械设备的更新和发展。西方最先传入的凸版印刷机是手扳架，每日印数不过数百张。同治十一年（1872），上海申报馆始用手摇轮转机，效率大为提高。此后，蒸汽引擎和自来火引擎以代人力的印刷机、以电气马达为动力的华府台单滚筒印刷机相继传入。至此，凸版印刷处在即将高速发展的前夜，预示着中国近代印刷业崛起之日的来临。
（ii）平版印刷术的发展。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传入的石印术，是直接手书上版的单色石印。同治十五年（1876），英人美查在上海开办点石斋印书局，采用石版印刷《康熙字典》等书籍。光绪八年（1882），国人自办的上海同文书局开业，购置石印机12架，影印《康熙字典》、《二十四史》等书籍和字画碑帖。形成了同文书局、拜石山房与点石斋印书局在石印业的三足鼎立之势。此后，石印业迅速发展，光绪年间，仅上海一地就有石印所50余家，为铅印所之两倍有余。原因是石印业投资少、见效快，致使光绪年间石印较之铅印占有明显的优势。
石印术传入约半个世纪，同业中出现了彩色石印。此后彩色石印因其能以区分图像的浓淡层次而饮誉一时，是清末石印术已经达到的技术水平之标志。
1875年，珂罗版、胶印工艺传入中国，使得平版印刷工艺技术更是锦上添花。上海土山湾印刷所曾用以印刷精致的圣母画。1876年有正书局用其大量印刷书画碑帖。1902年文明书局又出版了大批书画册。商务印书馆于1907年采用此工艺，印品质量十分精美。清末珂罗版印刷也曾饮誉一时，颇受青睐。
中国1911年前引进、使用的平版印刷机，均采用直接印刷。最先使用的是木质石印架，到英人美查创办点石斋印书局，改用轮转石印机。石印架和轮转石印机均系手工操作，效率低且费人力，后改用自来火引擎以代人力，印数稍有增加。光绪末年，商务印书馆购进轮转铝版印刷机，印数可达1500张/小时，为平版印刷术之重要改进。宣统三年（1911），上海英美烟草公司购进小型胶印机，为间接印刷在中国之首先采用者。胶版印刷的引进和发展，为近代印刷术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国近代民族印刷业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iii）凹版印刷术的发展。近代雕刻凹版技术传入后，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商务印书馆聘请日本雕刻技师和田满太郎等来华传授雕刻凹版技术。这时雕刻凹版技术除手工外，开始采用机械。凹版印刷得到初步的发展。
1908年清政府在北京建立的度支部印刷局，规模之宏大，技术之先进，堪称亚洲之最，在中国印钞和凹版印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09年，该局从美国购进“万能雕刻机”全套设备和打样机、试印机；1910年，美国技师海趣亲自设计、雕刻了大清银行钞票的钢凹版。该版分一元、五元、十元、百元四种，图案设计精致，雕刻线条清晰，层次分明，六色印刷。这套钞票的印制，对中国印钞及凹印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后，该局又陆续添置了切纸、铅印、石印、打孔，以及电动凹印等设备。其规模建制、技术设备，均居亚洲领先地位。
（2）近代印刷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i）外国人在中国建立的印刷机构。据不完全统计，1840—1919年，仅西方基督教徒在中国建立的印刷机构就有50多家，另有一些外国商人也投资印刷，在中国建立印刷机构。外国人所建印刷机构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和申报馆。
“墨海书馆”系英国伦敦布道会于1843年在上海创办。初建时仅拥有中文铅字二副，西文铅字七副，并从英国运来印刷机三台。因当时上海尚无电力，出现了用牛拉机器进行印刷的奇闻。
美华书馆系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所设，前身是1844年创建于 澳门的花华圣经书房，1860年经宁波迁到上海，是当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规模最大、设备最全的活版、机械印刷机构。
申报馆系英国商人美查于1872年创建于上海。二年后，用其所获利润又开办了点石斋印书局和图书集成铅印书局及申昌书局。其中，点石斋设有在当时来说全国最大的石印工场。
（ii）国人自办的近代印刷机构。清末民初，国人自己也创建了一些新的印刷机构，其中影响或规模较大的，当属同文书局、商务印书馆、度支部印刷局和中华书局。
人们较为看重同文书局，是因为同文书局——还有与其同时建立的拜石山房的创建，打破了外国人建立的点石斋印书局称霸中国石印业的局面，形成了点石斋、同文书局、拜石山房在石印业的三足鼎立之势。它的创立，既是西方近代印刷在中国已站稳脚跟并开始加速发展的标志，又是中国近代印刷业蓬勃发展之先兆。
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北京路开业。1900年又盘入日办修文书局的印刷机、铜模和铅字。至此，商务印书馆已初具规模。1903年，商务与日本合资，利用日本的资金、技术和设备，使商务迅速发展。此后，商务在技术、设备、管理诸方面，一直处在国内同行业的领先地位，对近代民族印刷业的崛起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08年，清政府批准在北京建立了亚洲最大的印钞企业度支部印刷局。该局1909年购进美国先进的“万能雕刻机”及全套设备，设备先进，技术精良，承担着国内纸币、邮票等有价证券的印制任务。
1912年，以出版发行业务为主的中华书局在上海成立。次年，该局在北京、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设立分局，1915年开始自办印刷厂。到1916年，该局在各地的分局多达40余处。各厂的铅印机、胶印机以及相关设备数百台。是国内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第二大出版印刷企业。
从上述四个大型印刷企业、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创立及发展不难看出，西方近代印刷术从十九世纪初传入后，经过约一个世纪的发展，到二十世纪初，逐渐取代中国传统印刷之势业已形成。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7页。
①参见陈维稷：《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0、192页。
②丁桥，在密排的踏板上有散布的如过河踏步石相似的凸栓，以备足踏，避免相邻踏板的动作互相干扰。
③参见陈维稷：《中国大百科全书·纺织》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
①参见陈维稷：《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
①参见朱仙舫：《三十年来中国之纺织工业》，《三十年来中国工程》，1945年，第9卷第8期，第325页。
①参见朱仙舫：《三十年来中国之纺织工程》，《纺织染工程》，1945年，第9卷第8期。
②参见《25年来我国棉纺织业之回顾与前瞻》，《杼声》，1937年第1期。
①参见缪大经：《上海机器造纸局——中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纸史研究》第13期，第24—27页；罗端阳：《也谈我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纸史研究》第13期，第28—29页。
①参见曹天生：《中国宣纸》，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马咏春：《迁安造纸考察散记》，《纸史研究》第1期，第63—69页。
①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轻工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中国近代造纸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①朱自嘉：《官书局书目汇编·缘起》。
①《贼情汇纂》卷4。
①张树栋、张耀昆：《中国印刷史简编》，百家出版社1991年版。
①修文书局为日人开设于上海，铅印，其版多为纸型浇铸之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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