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图书出版事业
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发展具有如下明显的特征：第一，传统刻书业和近代出版并行发展。随着西方科学文化和新的印刷技术、机器的传入，新式出版事业产生并不断发展，但中国传统的刻书业并未因此而衰落。尽管其刻印技术并没有突出的发展，但它仍是中国近代图书印制的重要途径。第二，在近代中国，出版事业的编辑、印刷、发行三个环节往往由一个出版机构完成，这不仅表现在传统的书肆、书坊内，也表现在新式的书局中。第三，中国近代新式出版业最先是由外国人创办，而外国人在华创办的出版印刷机构又往往是报刊出版发行机构。
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逐步发展
1.外国人在华创办的出版印刷机构。
鸦片战争前，外国传教士就开始在我国出版发行报刊，而这些报刊中，中文报刊都还是雕刻印刷。嘉庆二十四年（1819），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中国印刷工人梁发和蔡高的配合下在马六甲铸成了中文铅字，并译印了第一部汉字铅印书《新旧约圣经》①。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国伦敦教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该书馆拥有中文铅字和英文铅字，使用较笨重的印刷机器，以牛为动力印制图书。这是外国在中国设立的最早的近代出版印刷机构，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家铅印出版机构②。它最初主要印刷《圣经》和其他宗教宣传品，后来又译印了一些西方科技方面的书籍，从咸丰二年至九年（1852—1859），共译印9种。道光二十九年（1849），王韬就职墨海书馆编辑，他不仅翻译了一些西方科普读物出版，而且写成《海陬冶游录》、《瀛海杂志》等著述在该馆出版。该书馆还出版了《六合丛谈》月刊，这是我国最早的铅印杂志之一。
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美华书馆，是中国近代另一个重要的由外人创办的出版印刷机构。它的前身是开设在澳门的花华圣经书馆，这个书馆采用英国人制成的汉文铅字（当时称为“香港字”）印制圣经和其他宗教书籍。道光二十五年（1845），该书馆迁至宁波，改名为美华书馆。咸丰十年（1860）又迁至上海。它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个出版印刷机构。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它总共出版发行各类图书40万册，其中24万册是《圣经》和其他宗教书刊，其余还有一些学校教科书和自然科学书籍③。该馆还改进了中文活字规格，定出7种标准，奠定了中文铅字制度的基础①。
同治以后，一些外国传教士又相继在中国创办了一些图书出版发行机构，如法国人办的土山湾印书馆，英美传教士办的广学会，英国传教士办的英华书馆、格致书院，以及由大英圣书公会、大英圣经会和苏格兰圣经会合并而成的“中华圣经会”。据不完全统计，到光绪十六年（1890）止，这些出版机构共编译出版中文书籍1000多种，报刊70多种②。其中法国新耶稣教会传教士在上海创办的土山湾印书馆就印刷发行中文书籍293种③。由英美基督教传教士韦廉臣等39人发起创办、以赫德为总理的广学会，是基督教在中国设立时间最久、规模最大、出版图书最多的一个出版机构。在它存在的近40多年中，先后编译出版了2000多种图书。除宗教读物外，还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读物。它还出版发行了多种报刊杂志，其中《万国公报》是外国传教士办的中文报刊中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刊物。在戊戌维新前后，广学会出版的图书报刊对维新派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有人认为：“吾国知识界之振新，惟赖一广学会，若康有为，若梁启超，皆熟读广学会之书而憬然有所觉悟于其中，遂竭力提倡变法”④。此话虽有夸张，但康、梁维新派受广学会出版物的影响，则是历史事实。
中国近代最早的中文教科书，也是外国传教士的出版机构首先出版的。光绪三年（1877），上海基督教会将原来的益智书会改组，易名为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编辑出版了算术、历史、地理、 宗教、伦理等科课本供教会学校使用。光绪十六年（1890），上海的基督教传教士又组织了一个中国教育学会（或称基督教教育会），编译出版各种教学用书。而当时清廷还没有设立新式学校，因此这是中国有正式教科书的开始。
2.太平天国的出版事业。
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很重视图书出版工作。早在永安建制时就刊刻了《太平礼制》、《幼学诗》等书籍。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设立了专门的图书出版印刷机构镌刻营、刷书衙和删书衙。
镌刻营原为镌刻衙，为诸匠营的一种，它设置了“典镌刻”官4人，除刻制印玺和诏旨外，也雕刻书版。刷书衙有刻书匠400多人，终日从事刻印各类图书。太平天国刊行的图书，据考证，仅“旨准颁行的官书就有45部①。这些书大致分为四类：一类是太平天国的制度，如《天朝田亩制度》、《颁行历书》、《太平礼制》等；一类为洪秀全和其他领导人的诏书、檄文和论著，如《天命诏旨书》、《颁行诏书》、《资政新篇》等；一类为宗教宣传品，如《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一类为童蒙读物，如《三字经》、《幼学诗》、《御制千字诏》等。
太平天国专设删书衙，负责整理出版儒家经典和其他古籍。咸丰四年（1854），删书衙设立。同时，洪秀全发布《改定诗韵诏》：“今特诏左史右史，将朕发出《诗韵》（即《诗经》）一部，遵朕所改，将其中一切鬼话、怪话、妖话、邪话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抄得好好缴进候朕披阅，刊刻颁行。”②咸丰十一年（1861），又正式提出出版儒家经典：“真圣主御笔改正《四书》、《五经》各项”，“待镌颁后，让士子诵习”。以后又规定“凡前代一切文契、书籍，不合天情者，概从删除”①。
太平天国的图书出版仍是传统的刻印，但从内容上看，它打破了中国出版史上1000余年来一直以儒家经典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并译印了一些外国宗教书；一些出版物如《资政新篇》，还反映了发展资本主义，向西方学习的要求；而且，太平天国出版的儒家经典都作了删改，这在中国出版史上也是少见的。这些都反映了太平天国出版事业所具有的革命意义。
3.洋务派译刊西方书籍。
洋务派为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于同治年间开始大量翻译刊印西方图书。
洋务派译刊西书活动始于京师同文馆。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为培养外交翻译人才于同治元年（1862）奏准设立的外语学校。为使学生有翻译实践机会，同文馆也从事西书翻译活动。学生在馆学习五年，最后两年必须译书。教习也多有译著。同治十二年（1873）同文馆附设印刷所，备有中、西文活字4套，手摇印刷机7部。馆内师生译著均由印刷所铅印。光绪十二年（1886）专设纂修官两员，负责编辑加工润笔工作。同文馆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合并到京师大学堂为止，共译刊西方图书200多部，其中以美国人丁韪良所译《万国公法》、中国人杨树和张秀合译的《世界史纲》、法国人毕利干所译的《化学阐原》影响较大。
同治六年（1867），李鸿章创建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附设了 翻译馆，开始翻译西方图书。参加翻译的有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中国科技人员，也有傅兰雅、林乐知、伟烈亚力等外国人。译书方法是由外国人口述，中国人记录并予以改正修润。该馆在前后近40年中，共译出各类西书199种①。内容以自然科学、机械制造、兵工和造船为主，兼及史地、医学、国际公法等。其中以徐寿主译的《化学鉴原》、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的《续几何原本》、徐仲虎与傅兰雅合译的《运规约》最为著名。
光绪二十三年（1897），盛宣怀奏准创立上海南洋公学，附设有译书院。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1898—1901）间，张元济任该院院长。他主持出版了严复翻译的《支那教案论》和《原富》二书，影响较大。其余出版物主要是学校教科书。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后才开始译刊各国政治、历史、科技方面的书籍。
在洋务派出版机构翻译出版的图书中，确有不少价值较高的书。但这些译著偏重于自然科学、实用工艺和军事方面，而很少有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艺方面的著作，这是与洋务派创办这些机构的动机有关的。
4.戊戌维新时期的出版事业。
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兴起后，维新派不仅创办了一系列的报刊宣传变法维新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而且将译印西方图书也作为他们宣传活动的重要内容。梁启超在论述维新派学会的作用时，就将“择购西文各书，分门别类以资翻译”，作为学会的任务之一②。 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等组织了强学会。不久，强学会改为强学书局，“日以翻译西书，传播要闻为事”①。接着，康有为又到上海组织了强学分会。在上海强学分会所举“最重要四事”中，第一是“译印图书”，第二是“刊布报纸”。然而，无论是北京强学会还是上海强学分会，存在的时间都很短，它们的舆论宣传工作主要是创办报刊，在译印图书方面成果并不显著。
维新派的主要图书翻译出版机构是大同译书局。大同译书局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立于上海，以康广仁任经理。关于该局的译印范围，梁启超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写道：“以东方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至旧译希见之本，邦人新著之书，其有精言，悉在采纳。”“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便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华商学，挽回利权。”②大同译书局创设至戊戌政变发生时存在的1年时间内，共刊印了10余种书籍，较重要的有《大彼得变政考》、《英人强卖鸦片记》、《瑞士变政记》、《俄土战纪》等译著和《经世文新篇》、《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中西学门径》等维新派论著。其中《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为康有为撰写的宣传变法理论的重要论著，大同译书局将其全文刊印发行，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维新派创立的另一个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是译书公会。译书公会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成立于上海，由董康、赵元益主 持。该会以“采译泰西东切用书籍为宗旨，……向伦敦、巴黎各大书肆，多购近时切要之书，精延翻译高手，凡有关政治、学校、律例、天文、舆地、光化、电汽诸学，矿务、商务、农学、军制者，次第译成，以厌海内同志先睹为快之意。至日本为同文之国，所译西籍最多，以和文化中文取径较易，本会尤为此竞争焉”①。该会首批译刊的外国图书有法文《五洲通志》、《东游随笔》等，英文《交涉纪事本末》、《泰西志林》等，共10种。另外，译书公会还摘译英国《泰晤士报》、《律例报》，法国《勒当报》、《国政报》，德国《东方报》等5种外国报纸，附于所译书籍之后。该会还创办周刊《译书公会报》，刊登外报、外书译文，并辅以论说，以开民智，广见闻。另外，该会还根据“浙江商务出口之货，以丝蚕为大宗，近年华商折耗，苦累已极的”情况，“广译东方蚕桑各书，并刊简明善本绘图例说”②，以推动浙江蚕桑业的发展。
此外，维新派还利用各种报馆和学会译刊外国图书，如《时务报》馆、《国闻报》馆、《湘报》馆、农学会都译印了很多西书。甚至一些地方上的新学学会也纷纷刻印新学书籍，如湖南衡州任学会“设立书会，刻时务丛书，贱价卖售”。③维新派刊印的图书以介绍各国社会政治、历史、地理、律例和宣传维新变法理论的居多，这适应了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实行政治改革的需要。他们的图书出版活动实际也成为他们维新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5.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图书出版活动。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图书出版活动开始于兴中会时期。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开始，革命派就翻印大量明末遗民的反清复明小册子，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亡明流血史》等，以此反对满族贵族的民族压迫政策。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随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的高涨，资产阶级革命派掀起了反清民主革命的宣传高潮，大批革命宣传品出版发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图书出版活动与戊戌变法中维新派的图书出版活动有所不同，即主要是出版直接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小册子，而翻译外国书籍不占主要地位。当时革命派出版发行的革命书籍主要分为如下几类：第一类，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的政论著作，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旭书》、刘师培的《攘书》、杨守仁的《新湖南》、黄藻的《黄帝魂》等。第二类，是一些宣传反清民族革命的历史书籍，如《陆沉丛书》、《荡虏丛书》、陈去病的《清秘史》、陶成章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等。第三类是赞颂革命志士、民族英雄的人物传记，如《三十三年落花梦》、《孙逸仙》、《沈荩》、《郑成功传》等。另外，还有一些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文学作品。革命派还译刊了一批外国著作，影响较大的是一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和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奴役殖民地的书籍，如《美国独立战史》、《法兰西革命史》、《华盛顿》、《林肯》、《俄国蚕食亚洲史》、《美国垂涎中国近事》等。另外，还有像《近世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党》等介绍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到武昌起义爆发前，革命派刊印的各类图书达220余种①。 革命派的这些出版物一部分由他们创办的报馆刊印，如《中国日报》馆和《民报》馆都刊印过大量革命图书。另外，革命派还建立了一些秘密的图书出版、印刷和发行机构，如湖北的乐群印刷社、教育图书社，湖南的民译社、湖南编译社，福建的福州书报社，上海的镜今书局、东大陆译印局、国学社、作新社等①。
武昌起义胜利后，图书出版工作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大量记载辛亥革命和各地光复的图书出版，如谷钟秀的《中华民国开国史》，剑农的《武汉革命始末记》，寿民的《辛亥革命始末记》。另外，还有一些革命团体历史和革命领袖传记图书出版，如张竞上的《中国同盟会革命史讲稿》以及《共和人物甲集》、《孙文小史》等。
新式铅印、石印书局的产生和近代出版企业的创建
1.新式印刷技术的传入和铅印、石印书局的产生。
随着西方新式印刷设备和技术的输入，我国相继产生了一批以出版印刷新学图书为主的铅印和石印书局。最早拥有铅印和石印设备出版机构的，分别是英国教会创办的上海墨海书馆和法国人办的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它们主要是印刷宗教宣传品。到同治、光绪之际，相继出现了民营的铅印和石印书局。同治十一年（1872）创立的《申报》，在初创时期就用铅印。光绪二十年（1894），《申报》附设申昌书局（又称申昌书画室）。开始时，该局用木活字刊印小说、笔记和其他书籍，著名的有尊闻阁主辑的《申报馆聚珍版丛书》。申昌书局前后共刊印图书达160多种①。光绪十年（1884），《申报》馆又附设图书集成印书局，它曾用铅活字刊印了全套《古今图书集成》和《二十四史》。
石印书局最有影响的当推上海点石斋石印书局，它是由开办《申报》的英商美查于光绪五年（1879）创办于上海，作为《申报》馆的附设机构。它用照相石印技术印刷了大量中国古籍工具书，如《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等，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将殿版《康熙字典》缩印以及出版中、英文合璧的《四书》，另外还刊印了一些中外地图、西文书籍等。该局于光绪十年（1884）创办《点石斋画报》，开画报出版之先声，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重要的史料价值。
与点石斋石印书局成鼎立之势的石印书局有同文书局和蜚英馆。同文书局是光绪八年（1882）由徐鸿复、徐润创办于上海，这是由中国人自己集资创办的第一家石印书局。它用石印术专门翻印古籍中的善本，较著名的有殿本《二十四史》、《康熙字典》、《佩文斋书画谱》等。总理衙门曾以白银35万两委托同文书局石印《古今图书集成》100部作为赠送外国的礼物，这样它在石印业的声誉鹊起。蜚英馆是光绪十三年（1887）由李盛铎在上海创办的。它用石印刊印了一些小说和古籍，获利颇丰。除上述三家外，上海还有其他一些石印书局。如凌佩卿等创办的鸿文书局，是我国最早石印五彩图画的书局；魏允文、魏天生创办的中西五彩书局，是最早由国人创办的彩印书局②。还有钟寅伯创办 的积石书局，何瑞堂创办的鸿宝斋书局等。当时，上海已成为中国石印书业的中心，“上海已用蒸汽机石印法印成中国著作数百千种，现有石印局四五家，其所印的书销行于全国”①。在上海石印书业的影响下，南京、武昌、广州、苏州等地也相继有人开创石印书局，石印书风靡一时。在这些铅印、石印书局的影响下，一些传统的刻书业也开始购置铅印、石印机出版图书。
2.近代出版企业的创建。
在上述民营铅印、石印书局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上，中国近代出版企业日趋成熟，而其标志就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建和发展。
商务印书馆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于上海。该局原来只有印刷所，以印刷商业簿册表报为主。光绪二十六年（1900），商务印书馆收购日本人在上海办的修文印书局，开始在国人自建的出版机构中首先使用纸型②。光绪二十八年（1902），商务印书馆始设编译所和发行所，成为一家出版、印刷、发行全能型的新式出版机构。首任编译所所长由蔡元培兼任。光绪二十九年，张元济正式任编译所所长。编译所分国文、英文、理化数学和辞典等部，分别编辑出版了《帝国丛书》、《地理丛书》、《华英音韵字典集成》、《英文汉诂》、《原富》、《自然科学小丛书》、《新字典》、《辞源》等书。同时，张元济还广延人才，组织教科书的出版，光绪二十九年开始出版《最新教科书》，为商务印书馆出版各类教科书奠定了基础。另外，商务印书馆还辑印了一些珍本、善本古籍，如《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等。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对新式民营出版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继它之后，文明书局、开明书店、广智书局、小说林、群学社等新式出版企业先后创办。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成立第一个书业商会，有22家新式书刊出版机构参加。
辛亥革命后，新式出版业进一步发展，其中新创办的、比较著名的有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中华书局由陆费逵等于1912年创办于上海。该书局初期以编辑出版小学、中学、师范学校教科书为主，并先后创办了《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等多种杂志。以后又编辑出版一些重要古籍和工具书，如《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辞海》等。它成为一家与商务印书馆齐名的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新式出版企业。大东书局由吕子泉等于1916年创办于上海，世界书局由沈知方于1917年创办于上海，它们与商务、中华一起成为民国时期出版发行教科书最多的新式民营出版企业①。
传统刻书业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图书出版发行的主要手段仍是传统的刻书业。即使在近代出版事业产生和新式出版机构创建后，传统刻书业也并没有因此而衰落。从同治到光绪年间，传统刻书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传统刻书业主要有三种类型。
1.官书局刻书。
官府刻书是中国图书出版业的一个传统，自唐宋以来，历代封建皇朝都在中央设有刻书的机构。同治年间，清皇朝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为重建封建统治秩序，加强思想统治，在各地广置官书局，大量刊刻传统经史书籍。
早在咸丰末年就有了地方督抚创设的官书局。如湖北巡抚胡林翼于咸丰九年（1859）在武昌开设书局，刻印了《读史兵略》、《弟子箴言》、《大清一统舆图》等书，这是最早的官书局①。同治三年（1864），两江总督曾国藩创金陵书局于南京（后改名为南京官书局），被以后版本学家认为是最早的官书局。以后各省督抚纷纷仿效，几乎每个省都设有官书局。这些官书局仍采用雕版印刷，刊印的书主要是传统的经、史、子、集。其中金陵书局刊刻的《四书》、《船山遗书》，金陵书局、江楚编译官书局、淮南官书局、浙江官书局、崇文官书局合作刊刻的《二十四史》，浙江官书局刊刻的《二十二子》、《续资治通鉴》、《十通》，湖南官书局刊刻的《十三经注疏》，都有较大影响。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廷将维新派的强学书局查封改组设立了直隶官书局，亦称京师官书局，实际上是中央官书局。但该书局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即并入京师大学堂。
2.民间书肆、书坊刻书。
民间书肆、书坊刻印、销售书籍，仍是中国近代各地非常普遍的图书出版活动。这些书肆、书坊既刻书，又贩书，它们以获利为目的，所刻印销售的书很多是一些制艺、试帖诗、类书以及民间用的历书、医书、童蒙读物、占卜星相书等。也有一些较大的书肆刻印了一些大部头古籍。晚清时期，书肆、书坊较集中的有北京的琉璃厂、上海的棋盘街、山东的聊城、四川成都的学道街等地。其中北京琉璃厂的富文堂、双峰书屋、富晋书社、宏京堂、荣宝斋，上海棋盘街的扫叶上房、文瑞楼、著易堂、广益书室，山东聊城的旧书业“四大家”，即书业德、善成堂、有益堂、宝兴堂，成都学道街的尚友堂、九思堂、志古堂、二酉书店等，都是当时有名的旧书肆、书坊。这些书肆、书坊刻印的古籍较著名的有《皇朝经世文编》、《殷契钩沉》、《百子全书》、《金石萃编》、《宋元明清四朝学案》、《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五经体注》、《五经备旨》、《四书备旨》、《昭明文选》、《许氏说文》《玉海》等。
3.私家刻书。
同治、光绪年间，随着学术空气的日趋浓厚，也由于官府刻书的推动，文人士大夫私家刻书之风也十分兴盛。据粗略统计，这一时期，湖南私家刻书者就有170多人，刻书近2600种之多①。而湖南刻书业当时在全国仅居中游。私家刻书中，以丛书为多。其中福州张伯行的《正谊堂全书》、归安陆心源的《十万卷楼丛书》、遵义黎庶昌的《古逸丛书》、巴陵钟谦钧的《古经解汇函》、长沙王先谦的《皇清经解续编》、定州王氏谦德堂的《畿辅丛书》、江阴缪荃荪的《云自在龛丛书》、仁和江标的《灵鹣阁丛书》等都是较著名的。
随着近代印刷技术设备的引进和新学的传播，到戊戌变法时，传统刻书业也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出现了一些近代因素。这主要表现在：各地官书局除继续刻印经史典籍外，也开始刻印一些“新学”著作和教科书。如金陵书局曾印行《几何原本》，湖南书局也曾刻印《支那通史》等，江楚编译官书局更是以译刻新书为主，所译刻新书达60余种，占所刊行的全部70多种书籍的85％①。另外一方面，一些民间书肆、书坊则受新式出版业的影响，引进近代印刷设备印刷古籍。如上海著名的老牌书肆扫叶山房引进石印机翻印了大量古籍、旧小说、中医药书、字典、字帖，其石印线装书成为行销于清末民初的珍品。再如上海著易堂原来也是刊刻发售雕版书籍的老店，光绪十七年（1891），它用铅印机出版了王锡祺编辑的地理丛书《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成为当时比较著名的出版物。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573页。
②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学林出版社1990年版，第265页。
③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66—267页。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574页。
②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85页。
③顾裕禄：《上海天主教出版概况》，上海《出版史料》1987年第4期。
④皕诲：《基督教文字播道事业谈》，《中国近代出版史料》第2编，第330页。
①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13页。
②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3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190页。
①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2册，第561页。
①邹振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近代科技的引进》，《出版史料》第6辑。
②梁启超：《论学会》，《戊戌变法》第4册，第376页。
①《益闻录》第1574号，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出版。
②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
①《上海新立译书公会章程》，《戊戌变法》第4册，第459页。
②《上海新立译书公会章程》，《戊戌变法》第4册，第460页。
③《衡州任学会章程》，《戊戌变法》第4册，第474页。
①张于英：《辛亥革命书征》，《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183页。
①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271页。
①胡道静：《申报六十六年史》，《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第88页。
②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74页。
①《北华捷报》1889年5月25日。引自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75页。
②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71页。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72页。
①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43页。
①静雨：《清代印刷史小纪》，《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347—350页。
①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44页。
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发展具有如下明显的特征：第一，传统刻书业和近代出版并行发展。随着西方科学文化和新的印刷技术、机器的传入，新式出版事业产生并不断发展，但中国传统的刻书业并未因此而衰落。尽管其刻印技术并没有突出的发展，但它仍是中国近代图书印制的重要途径。第二，在近代中国，出版事业的编辑、印刷、发行三个环节往往由一个出版机构完成，这不仅表现在传统的书肆、书坊内，也表现在新式的书局中。第三，中国近代新式出版业最先是由外国人创办，而外国人在华创办的出版印刷机构又往往是报刊出版发行机构。
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逐步发展
1.外国人在华创办的出版印刷机构。
鸦片战争前，外国传教士就开始在我国出版发行报刊，而这些报刊中，中文报刊都还是雕刻印刷。嘉庆二十四年（1819），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中国印刷工人梁发和蔡高的配合下在马六甲铸成了中文铅字，并译印了第一部汉字铅印书《新旧约圣经》①。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国伦敦教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该书馆拥有中文铅字和英文铅字，使用较笨重的印刷机器，以牛为动力印制图书。这是外国在中国设立的最早的近代出版印刷机构，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家铅印出版机构②。它最初主要印刷《圣经》和其他宗教宣传品，后来又译印了一些西方科技方面的书籍，从咸丰二年至九年（1852—1859），共译印9种。道光二十九年（1849），王韬就职墨海书馆编辑，他不仅翻译了一些西方科普读物出版，而且写成《海陬冶游录》、《瀛海杂志》等著述在该馆出版。该书馆还出版了《六合丛谈》月刊，这是我国最早的铅印杂志之一。
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美华书馆，是中国近代另一个重要的由外人创办的出版印刷机构。它的前身是开设在澳门的花华圣经书馆，这个书馆采用英国人制成的汉文铅字（当时称为“香港字”）印制圣经和其他宗教书籍。道光二十五年（1845），该书馆迁至宁波，改名为美华书馆。咸丰十年（1860）又迁至上海。它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个出版印刷机构。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它总共出版发行各类图书40万册，其中24万册是《圣经》和其他宗教书刊，其余还有一些学校教科书和自然科学书籍③。该馆还改进了中文活字规格，定出7种标准，奠定了中文铅字制度的基础①。
同治以后，一些外国传教士又相继在中国创办了一些图书出版发行机构，如法国人办的土山湾印书馆，英美传教士办的广学会，英国传教士办的英华书馆、格致书院，以及由大英圣书公会、大英圣经会和苏格兰圣经会合并而成的“中华圣经会”。据不完全统计，到光绪十六年（1890）止，这些出版机构共编译出版中文书籍1000多种，报刊70多种②。其中法国新耶稣教会传教士在上海创办的土山湾印书馆就印刷发行中文书籍293种③。由英美基督教传教士韦廉臣等39人发起创办、以赫德为总理的广学会，是基督教在中国设立时间最久、规模最大、出版图书最多的一个出版机构。在它存在的近40多年中，先后编译出版了2000多种图书。除宗教读物外，还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读物。它还出版发行了多种报刊杂志，其中《万国公报》是外国传教士办的中文报刊中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刊物。在戊戌维新前后，广学会出版的图书报刊对维新派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有人认为：“吾国知识界之振新，惟赖一广学会，若康有为，若梁启超，皆熟读广学会之书而憬然有所觉悟于其中，遂竭力提倡变法”④。此话虽有夸张，但康、梁维新派受广学会出版物的影响，则是历史事实。
中国近代最早的中文教科书，也是外国传教士的出版机构首先出版的。光绪三年（1877），上海基督教会将原来的益智书会改组，易名为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编辑出版了算术、历史、地理、 宗教、伦理等科课本供教会学校使用。光绪十六年（1890），上海的基督教传教士又组织了一个中国教育学会（或称基督教教育会），编译出版各种教学用书。而当时清廷还没有设立新式学校，因此这是中国有正式教科书的开始。
2.太平天国的出版事业。
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很重视图书出版工作。早在永安建制时就刊刻了《太平礼制》、《幼学诗》等书籍。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设立了专门的图书出版印刷机构镌刻营、刷书衙和删书衙。
镌刻营原为镌刻衙，为诸匠营的一种，它设置了“典镌刻”官4人，除刻制印玺和诏旨外，也雕刻书版。刷书衙有刻书匠400多人，终日从事刻印各类图书。太平天国刊行的图书，据考证，仅“旨准颁行的官书就有45部①。这些书大致分为四类：一类是太平天国的制度，如《天朝田亩制度》、《颁行历书》、《太平礼制》等；一类为洪秀全和其他领导人的诏书、檄文和论著，如《天命诏旨书》、《颁行诏书》、《资政新篇》等；一类为宗教宣传品，如《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一类为童蒙读物，如《三字经》、《幼学诗》、《御制千字诏》等。
太平天国专设删书衙，负责整理出版儒家经典和其他古籍。咸丰四年（1854），删书衙设立。同时，洪秀全发布《改定诗韵诏》：“今特诏左史右史，将朕发出《诗韵》（即《诗经》）一部，遵朕所改，将其中一切鬼话、怪话、妖话、邪话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抄得好好缴进候朕披阅，刊刻颁行。”②咸丰十一年（1861），又正式提出出版儒家经典：“真圣主御笔改正《四书》、《五经》各项”，“待镌颁后，让士子诵习”。以后又规定“凡前代一切文契、书籍，不合天情者，概从删除”①。
太平天国的图书出版仍是传统的刻印，但从内容上看，它打破了中国出版史上1000余年来一直以儒家经典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并译印了一些外国宗教书；一些出版物如《资政新篇》，还反映了发展资本主义，向西方学习的要求；而且，太平天国出版的儒家经典都作了删改，这在中国出版史上也是少见的。这些都反映了太平天国出版事业所具有的革命意义。
3.洋务派译刊西方书籍。
洋务派为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于同治年间开始大量翻译刊印西方图书。
洋务派译刊西书活动始于京师同文馆。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为培养外交翻译人才于同治元年（1862）奏准设立的外语学校。为使学生有翻译实践机会，同文馆也从事西书翻译活动。学生在馆学习五年，最后两年必须译书。教习也多有译著。同治十二年（1873）同文馆附设印刷所，备有中、西文活字4套，手摇印刷机7部。馆内师生译著均由印刷所铅印。光绪十二年（1886）专设纂修官两员，负责编辑加工润笔工作。同文馆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合并到京师大学堂为止，共译刊西方图书200多部，其中以美国人丁韪良所译《万国公法》、中国人杨树和张秀合译的《世界史纲》、法国人毕利干所译的《化学阐原》影响较大。
同治六年（1867），李鸿章创建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附设了 翻译馆，开始翻译西方图书。参加翻译的有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中国科技人员，也有傅兰雅、林乐知、伟烈亚力等外国人。译书方法是由外国人口述，中国人记录并予以改正修润。该馆在前后近40年中，共译出各类西书199种①。内容以自然科学、机械制造、兵工和造船为主，兼及史地、医学、国际公法等。其中以徐寿主译的《化学鉴原》、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的《续几何原本》、徐仲虎与傅兰雅合译的《运规约》最为著名。
光绪二十三年（1897），盛宣怀奏准创立上海南洋公学，附设有译书院。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1898—1901）间，张元济任该院院长。他主持出版了严复翻译的《支那教案论》和《原富》二书，影响较大。其余出版物主要是学校教科书。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后才开始译刊各国政治、历史、科技方面的书籍。
在洋务派出版机构翻译出版的图书中，确有不少价值较高的书。但这些译著偏重于自然科学、实用工艺和军事方面，而很少有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艺方面的著作，这是与洋务派创办这些机构的动机有关的。
4.戊戌维新时期的出版事业。
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兴起后，维新派不仅创办了一系列的报刊宣传变法维新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而且将译印西方图书也作为他们宣传活动的重要内容。梁启超在论述维新派学会的作用时，就将“择购西文各书，分门别类以资翻译”，作为学会的任务之一②。 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等组织了强学会。不久，强学会改为强学书局，“日以翻译西书，传播要闻为事”①。接着，康有为又到上海组织了强学分会。在上海强学分会所举“最重要四事”中，第一是“译印图书”，第二是“刊布报纸”。然而，无论是北京强学会还是上海强学分会，存在的时间都很短，它们的舆论宣传工作主要是创办报刊，在译印图书方面成果并不显著。
维新派的主要图书翻译出版机构是大同译书局。大同译书局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立于上海，以康广仁任经理。关于该局的译印范围，梁启超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写道：“以东方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至旧译希见之本，邦人新著之书，其有精言，悉在采纳。”“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便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华商学，挽回利权。”②大同译书局创设至戊戌政变发生时存在的1年时间内，共刊印了10余种书籍，较重要的有《大彼得变政考》、《英人强卖鸦片记》、《瑞士变政记》、《俄土战纪》等译著和《经世文新篇》、《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中西学门径》等维新派论著。其中《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为康有为撰写的宣传变法理论的重要论著，大同译书局将其全文刊印发行，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维新派创立的另一个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是译书公会。译书公会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成立于上海，由董康、赵元益主 持。该会以“采译泰西东切用书籍为宗旨，……向伦敦、巴黎各大书肆，多购近时切要之书，精延翻译高手，凡有关政治、学校、律例、天文、舆地、光化、电汽诸学，矿务、商务、农学、军制者，次第译成，以厌海内同志先睹为快之意。至日本为同文之国，所译西籍最多，以和文化中文取径较易，本会尤为此竞争焉”①。该会首批译刊的外国图书有法文《五洲通志》、《东游随笔》等，英文《交涉纪事本末》、《泰西志林》等，共10种。另外，译书公会还摘译英国《泰晤士报》、《律例报》，法国《勒当报》、《国政报》，德国《东方报》等5种外国报纸，附于所译书籍之后。该会还创办周刊《译书公会报》，刊登外报、外书译文，并辅以论说，以开民智，广见闻。另外，该会还根据“浙江商务出口之货，以丝蚕为大宗，近年华商折耗，苦累已极的”情况，“广译东方蚕桑各书，并刊简明善本绘图例说”②，以推动浙江蚕桑业的发展。
此外，维新派还利用各种报馆和学会译刊外国图书，如《时务报》馆、《国闻报》馆、《湘报》馆、农学会都译印了很多西书。甚至一些地方上的新学学会也纷纷刻印新学书籍，如湖南衡州任学会“设立书会，刻时务丛书，贱价卖售”。③维新派刊印的图书以介绍各国社会政治、历史、地理、律例和宣传维新变法理论的居多，这适应了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实行政治改革的需要。他们的图书出版活动实际也成为他们维新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5.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图书出版活动。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图书出版活动开始于兴中会时期。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开始，革命派就翻印大量明末遗民的反清复明小册子，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亡明流血史》等，以此反对满族贵族的民族压迫政策。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随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的高涨，资产阶级革命派掀起了反清民主革命的宣传高潮，大批革命宣传品出版发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图书出版活动与戊戌变法中维新派的图书出版活动有所不同，即主要是出版直接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小册子，而翻译外国书籍不占主要地位。当时革命派出版发行的革命书籍主要分为如下几类：第一类，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的政论著作，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旭书》、刘师培的《攘书》、杨守仁的《新湖南》、黄藻的《黄帝魂》等。第二类，是一些宣传反清民族革命的历史书籍，如《陆沉丛书》、《荡虏丛书》、陈去病的《清秘史》、陶成章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等。第三类是赞颂革命志士、民族英雄的人物传记，如《三十三年落花梦》、《孙逸仙》、《沈荩》、《郑成功传》等。另外，还有一些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文学作品。革命派还译刊了一批外国著作，影响较大的是一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和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奴役殖民地的书籍，如《美国独立战史》、《法兰西革命史》、《华盛顿》、《林肯》、《俄国蚕食亚洲史》、《美国垂涎中国近事》等。另外，还有像《近世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党》等介绍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到武昌起义爆发前，革命派刊印的各类图书达220余种①。 革命派的这些出版物一部分由他们创办的报馆刊印，如《中国日报》馆和《民报》馆都刊印过大量革命图书。另外，革命派还建立了一些秘密的图书出版、印刷和发行机构，如湖北的乐群印刷社、教育图书社，湖南的民译社、湖南编译社，福建的福州书报社，上海的镜今书局、东大陆译印局、国学社、作新社等①。
武昌起义胜利后，图书出版工作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大量记载辛亥革命和各地光复的图书出版，如谷钟秀的《中华民国开国史》，剑农的《武汉革命始末记》，寿民的《辛亥革命始末记》。另外，还有一些革命团体历史和革命领袖传记图书出版，如张竞上的《中国同盟会革命史讲稿》以及《共和人物甲集》、《孙文小史》等。
新式铅印、石印书局的产生和近代出版企业的创建
1.新式印刷技术的传入和铅印、石印书局的产生。
随着西方新式印刷设备和技术的输入，我国相继产生了一批以出版印刷新学图书为主的铅印和石印书局。最早拥有铅印和石印设备出版机构的，分别是英国教会创办的上海墨海书馆和法国人办的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它们主要是印刷宗教宣传品。到同治、光绪之际，相继出现了民营的铅印和石印书局。同治十一年（1872）创立的《申报》，在初创时期就用铅印。光绪二十年（1894），《申报》附设申昌书局（又称申昌书画室）。开始时，该局用木活字刊印小说、笔记和其他书籍，著名的有尊闻阁主辑的《申报馆聚珍版丛书》。申昌书局前后共刊印图书达160多种①。光绪十年（1884），《申报》馆又附设图书集成印书局，它曾用铅活字刊印了全套《古今图书集成》和《二十四史》。
石印书局最有影响的当推上海点石斋石印书局，它是由开办《申报》的英商美查于光绪五年（1879）创办于上海，作为《申报》馆的附设机构。它用照相石印技术印刷了大量中国古籍工具书，如《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等，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将殿版《康熙字典》缩印以及出版中、英文合璧的《四书》，另外还刊印了一些中外地图、西文书籍等。该局于光绪十年（1884）创办《点石斋画报》，开画报出版之先声，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重要的史料价值。
与点石斋石印书局成鼎立之势的石印书局有同文书局和蜚英馆。同文书局是光绪八年（1882）由徐鸿复、徐润创办于上海，这是由中国人自己集资创办的第一家石印书局。它用石印术专门翻印古籍中的善本，较著名的有殿本《二十四史》、《康熙字典》、《佩文斋书画谱》等。总理衙门曾以白银35万两委托同文书局石印《古今图书集成》100部作为赠送外国的礼物，这样它在石印业的声誉鹊起。蜚英馆是光绪十三年（1887）由李盛铎在上海创办的。它用石印刊印了一些小说和古籍，获利颇丰。除上述三家外，上海还有其他一些石印书局。如凌佩卿等创办的鸿文书局，是我国最早石印五彩图画的书局；魏允文、魏天生创办的中西五彩书局，是最早由国人创办的彩印书局②。还有钟寅伯创办 的积石书局，何瑞堂创办的鸿宝斋书局等。当时，上海已成为中国石印书业的中心，“上海已用蒸汽机石印法印成中国著作数百千种，现有石印局四五家，其所印的书销行于全国”①。在上海石印书业的影响下，南京、武昌、广州、苏州等地也相继有人开创石印书局，石印书风靡一时。在这些铅印、石印书局的影响下，一些传统的刻书业也开始购置铅印、石印机出版图书。
2.近代出版企业的创建。
在上述民营铅印、石印书局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上，中国近代出版企业日趋成熟，而其标志就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建和发展。
商务印书馆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于上海。该局原来只有印刷所，以印刷商业簿册表报为主。光绪二十六年（1900），商务印书馆收购日本人在上海办的修文印书局，开始在国人自建的出版机构中首先使用纸型②。光绪二十八年（1902），商务印书馆始设编译所和发行所，成为一家出版、印刷、发行全能型的新式出版机构。首任编译所所长由蔡元培兼任。光绪二十九年，张元济正式任编译所所长。编译所分国文、英文、理化数学和辞典等部，分别编辑出版了《帝国丛书》、《地理丛书》、《华英音韵字典集成》、《英文汉诂》、《原富》、《自然科学小丛书》、《新字典》、《辞源》等书。同时，张元济还广延人才，组织教科书的出版，光绪二十九年开始出版《最新教科书》，为商务印书馆出版各类教科书奠定了基础。另外，商务印书馆还辑印了一些珍本、善本古籍，如《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等。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对新式民营出版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继它之后，文明书局、开明书店、广智书局、小说林、群学社等新式出版企业先后创办。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成立第一个书业商会，有22家新式书刊出版机构参加。
辛亥革命后，新式出版业进一步发展，其中新创办的、比较著名的有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中华书局由陆费逵等于1912年创办于上海。该书局初期以编辑出版小学、中学、师范学校教科书为主，并先后创办了《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等多种杂志。以后又编辑出版一些重要古籍和工具书，如《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辞海》等。它成为一家与商务印书馆齐名的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新式出版企业。大东书局由吕子泉等于1916年创办于上海，世界书局由沈知方于1917年创办于上海，它们与商务、中华一起成为民国时期出版发行教科书最多的新式民营出版企业①。
传统刻书业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图书出版发行的主要手段仍是传统的刻书业。即使在近代出版事业产生和新式出版机构创建后，传统刻书业也并没有因此而衰落。从同治到光绪年间，传统刻书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传统刻书业主要有三种类型。
1.官书局刻书。
官府刻书是中国图书出版业的一个传统，自唐宋以来，历代封建皇朝都在中央设有刻书的机构。同治年间，清皇朝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为重建封建统治秩序，加强思想统治，在各地广置官书局，大量刊刻传统经史书籍。
早在咸丰末年就有了地方督抚创设的官书局。如湖北巡抚胡林翼于咸丰九年（1859）在武昌开设书局，刻印了《读史兵略》、《弟子箴言》、《大清一统舆图》等书，这是最早的官书局①。同治三年（1864），两江总督曾国藩创金陵书局于南京（后改名为南京官书局），被以后版本学家认为是最早的官书局。以后各省督抚纷纷仿效，几乎每个省都设有官书局。这些官书局仍采用雕版印刷，刊印的书主要是传统的经、史、子、集。其中金陵书局刊刻的《四书》、《船山遗书》，金陵书局、江楚编译官书局、淮南官书局、浙江官书局、崇文官书局合作刊刻的《二十四史》，浙江官书局刊刻的《二十二子》、《续资治通鉴》、《十通》，湖南官书局刊刻的《十三经注疏》，都有较大影响。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廷将维新派的强学书局查封改组设立了直隶官书局，亦称京师官书局，实际上是中央官书局。但该书局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即并入京师大学堂。
2.民间书肆、书坊刻书。
民间书肆、书坊刻印、销售书籍，仍是中国近代各地非常普遍的图书出版活动。这些书肆、书坊既刻书，又贩书，它们以获利为目的，所刻印销售的书很多是一些制艺、试帖诗、类书以及民间用的历书、医书、童蒙读物、占卜星相书等。也有一些较大的书肆刻印了一些大部头古籍。晚清时期，书肆、书坊较集中的有北京的琉璃厂、上海的棋盘街、山东的聊城、四川成都的学道街等地。其中北京琉璃厂的富文堂、双峰书屋、富晋书社、宏京堂、荣宝斋，上海棋盘街的扫叶上房、文瑞楼、著易堂、广益书室，山东聊城的旧书业“四大家”，即书业德、善成堂、有益堂、宝兴堂，成都学道街的尚友堂、九思堂、志古堂、二酉书店等，都是当时有名的旧书肆、书坊。这些书肆、书坊刻印的古籍较著名的有《皇朝经世文编》、《殷契钩沉》、《百子全书》、《金石萃编》、《宋元明清四朝学案》、《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五经体注》、《五经备旨》、《四书备旨》、《昭明文选》、《许氏说文》《玉海》等。
3.私家刻书。
同治、光绪年间，随着学术空气的日趋浓厚，也由于官府刻书的推动，文人士大夫私家刻书之风也十分兴盛。据粗略统计，这一时期，湖南私家刻书者就有170多人，刻书近2600种之多①。而湖南刻书业当时在全国仅居中游。私家刻书中，以丛书为多。其中福州张伯行的《正谊堂全书》、归安陆心源的《十万卷楼丛书》、遵义黎庶昌的《古逸丛书》、巴陵钟谦钧的《古经解汇函》、长沙王先谦的《皇清经解续编》、定州王氏谦德堂的《畿辅丛书》、江阴缪荃荪的《云自在龛丛书》、仁和江标的《灵鹣阁丛书》等都是较著名的。
随着近代印刷技术设备的引进和新学的传播，到戊戌变法时，传统刻书业也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出现了一些近代因素。这主要表现在：各地官书局除继续刻印经史典籍外，也开始刻印一些“新学”著作和教科书。如金陵书局曾印行《几何原本》，湖南书局也曾刻印《支那通史》等，江楚编译官书局更是以译刻新书为主，所译刻新书达60余种，占所刊行的全部70多种书籍的85％①。另外一方面，一些民间书肆、书坊则受新式出版业的影响，引进近代印刷设备印刷古籍。如上海著名的老牌书肆扫叶山房引进石印机翻印了大量古籍、旧小说、中医药书、字典、字帖，其石印线装书成为行销于清末民初的珍品。再如上海著易堂原来也是刊刻发售雕版书籍的老店，光绪十七年（1891），它用铅印机出版了王锡祺编辑的地理丛书《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成为当时比较著名的出版物。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573页。
②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学林出版社1990年版，第265页。
③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66—267页。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574页。
②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85页。
③顾裕禄：《上海天主教出版概况》，上海《出版史料》1987年第4期。
④皕诲：《基督教文字播道事业谈》，《中国近代出版史料》第2编，第330页。
①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13页。
②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3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190页。
①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2册，第561页。
①邹振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近代科技的引进》，《出版史料》第6辑。
②梁启超：《论学会》，《戊戌变法》第4册，第376页。
①《益闻录》第1574号，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出版。
②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
①《上海新立译书公会章程》，《戊戌变法》第4册，第459页。
②《上海新立译书公会章程》，《戊戌变法》第4册，第460页。
③《衡州任学会章程》，《戊戌变法》第4册，第474页。
①张于英：《辛亥革命书征》，《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183页。
①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271页。
①胡道静：《申报六十六年史》，《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第88页。
②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74页。
①《北华捷报》1889年5月25日。引自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75页。
②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71页。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72页。
①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43页。
①静雨：《清代印刷史小纪》，《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347—350页。
①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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