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官督商办民用企业的兴办

　　洋务派为了供应军用工业需要的原料、燃料和运输，并受到外货倾销、外资优厚利润的刺激，从同治末年开始，便陆续创办资本主义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到光绪二十年（1894），共创办民用企业20多个。这些企业，只有少数是官办，大多系官督商办。所谓官督商办，即在官府监督下，招徕社会上的私人资金，创办民用企业，以解决清廷由于财政拮据，难以筹拨企业所需的巨额资金。此外，有个别民用企业采取官商合办的形式。在这些民用企业中，规模较大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织布官局等。

　　轮船招商局于同治十一年（1872）在上海创立，是这类企业中兴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创办之初，李鸿章令浙江海运委员朱其昂主持局务。由于招募商股困难，筹办半年，实际资本还不到20万两，其中12.3万两系贷借官款，加以朱其昂又不善于经营新式航运，遂于次年进行改组。轮船招商局改组后，由买办唐廷枢任总办，买办徐润，洋务官员盛宣怀，旧式商人朱其昂、朱其诏任会办，规定资本100万两。在唐廷枢的主持下，招商局扩充了运输业务，到光绪二年（1876），航运船只增至10艘。次年，又以220万两购买美商旗昌轮船公司的产业，船只增至30余艘。招商局规模虽扩大，但也出现船多货少、债务严重等新的困难。太古、怡和等英国轮船公司为了维护其在中国航运的垄断地位，继续削减运价来挤压招商局，使其陷入艰难处境。由于李鸿章采取了暂缓缴还官款利息、增拨运粮、准其承运官物、如有盈余全部留局作公股等措施，才使招商局的情况日渐好转。中法战争前夕，光绪九年（1883），上海发生金融恐慌，招商资金周转失灵，曾举借外债。李鸿章乘机进行第二次改组，派盛宣怀为督办，马建忠为会办。中法战争期间，主持局务的马建忠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将招商局售予旗昌洋行，战后收回。盛宣怀通过重新制订章程，以督办大员身份控制了招商局的人权和财权，加强了“官督”的权力，“商办”的色彩大为减弱。

　　开平矿务局于光绪二年（1876）筹办，李鸿章委派唐廷枢主持，虽系官督商办，但着重突出“商办”。原拟采煤、炼铁、修铁路同时并举，所需经费约80万两，但到光绪四年只募集股金20万两。煤矿钻井进展顺利，而炼铁由于成本过高，且缺乏冶炼专门人才，只好停办铁矿，专营煤矿。光绪七年（1881），开平煤矿正式投产，当年产煤3600余吨。以后产量不断提高，到光绪十五年（1889）即上升到年产煤24.7867万吨。生产的发展急需解决运输的问题，光绪八年（1882）唐山到丰润县胥各庄的铁路开始通车，光绪十二年（1886）又将铁路延长至大沽。光绪十八年（1892），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病故，李鸿章委派江苏候补道张翼继任。张翼原为醇亲王奕的侍役，昏聩贪鄙，对于近代企业的经营一窍不通，管理混乱。为筹集秦皇岛港口工程的费用，他以矿务局财产作抵押，向外商借贷。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英国人以欺骗、讹诈手段攫夺了开平矿务局全部财产。

　　电报总局于光绪六年（1880）在天津设立，并创办电报学堂，培养电报专门人才。还在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时，办理台湾海防钦差大臣沈葆桢因感防务需要，向清廷建议架设福州至台湾的电线，但未能实现。光绪五年（1879），李鸿章在天津至大沽之间试架电线，效果良好。次年，他奏请清廷批准架设天津至上海的陆路电线。架线工程于光绪七年（1881）完成，并投入使用。光绪八年，电报总局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派盛宣怀任总办。光绪十年（1884），电报总局由天津迁至上海。电报局创办后，营业发展迅速，到光绪二十年（1894），电讯交通几乎遍及全国各重要城市。

　　汉阳铁厂于光绪十六年（1890）设立。光绪十五年，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建广州炼铁厂时，清廷将其调任湖广总督，负责建造芦汉铁路，于是铁厂也从广州迁移到湖北。到光绪十九年（1893），铁厂才基本完工，次年正式投入生产。全厂有炼生铁、炼熟铁、炼贝色麻钢、炼西门士钢、造钢轨、造铁货6个大厂，另有4个小厂，雇用外国技师约40人，工人约3000人。开工后即遇到原料和燃料供应的困难，所炼的钢又因含磷过多，不宜用于制造钢轨。铁厂从筹办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共支出582万余两，都是官款。经费开支庞大，而生产却是产量低，产品质量差，成本太重，销路少。这种情况使铁厂很难维持下去。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廷财政更为竭蹶，无力为铁厂筹拨经费。张之洞准备将铁厂及其他矿业转让给外国商人，因遭到各方面的反对，于光绪二十二年被迫改为官督商办，由盛宣怀接办。

　　上海机器织布局筹办于光绪四年（1878），李鸿章批准了前四川候补道彭汝琮提出的建厂计划，并委派他和郑观应负责在上海筹建。彭汝琮未能集到股本，又同郑观应等人发生严重分歧。郑观应辞职，彭汝琮被李鸿章斥退，织布局筹建工作陷于停顿。光绪六年（1880），织布局改组，李鸿章派龚寿图专办“官务”，郑观应专管“商务”，并总办局务。郑观应等人主持下的织布局，很强调企业的商办性质，在新订的章程中提出：“事虽由官发端，一切实由商办，官场浮华习气，一概芟除。”①章程公布后，公开招股的工作进行顺利，很快就招集到50万两。但龚寿图等人不愿意商股太多，以免影响他们在织布局的地位，与郑观应等人发生意见分歧。光绪九年，郑观应私自挪用局款真相暴露，又应兵部尚书彭玉麟的邀请，遂离开上海到广东，织布局由龚寿图、龚易图兄弟主持。光绪十六年（1890），织布局正式投产。开工不到一年，又发生亏空。于是再次更换负责人，最后由淮系官员杨宗濂、杨宗瀚兄弟承办。到光绪十九年（1893），织布局已颇具规模，有织布机500台，纱锭2.5万枚，工人4000人。所产布匹主要在上海销售，此外，还远销牛庄、福州、重庆等地，营业兴旺，纺纱利润尤为丰厚。经李鸿章奏准织布局享有特别专利权，规定“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产品纳税也有优惠，所产布匹，如在上海销售，免完厘税，如运销内地，仅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概免沿途税厘。由于纺纱获利优厚，李鸿章决定扩充纺纱规模。但就在此时（光绪十九年），织布局因清花间起火，全厂被烧毁。李鸿章随即派天津海关道盛宣怀、上海海关道聂缉椝负责恢复织布局，这就是后来的华盛纺织总厂。

　　湖北织布官局于光绪十九年建成投产。先是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筹建，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纺织机器全部随之运往湖北。织布局建成后，共有纱锭3万枚，布机1000张，工人约2500人，日产纱100担。由于棉纱畅销，利润优厚，张之洞决定在布厂之外增建纺纱厂，以其盈利来填补他所办的铁厂经费的不足。原计划建两个纺纱厂，但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才在织布局旁边建成北厂，称为“湖北纺纱官局”，南厂未能建成。

　　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大都是官督商办，吸收了一部分买办、地主、商人的资金，对建立和发展近代企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抵制外商对中国近代企业的垄断和压迫有积极作用。但是，这些企业有浓厚的封建性，企业大权都掌握在“官”的手里，“一切惟总办之言是听”，商股不得过问局务。此外，这些民用企业还存在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性，技术大权甚至行政大权都为外国人所控制。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阻碍了商办企业的发展，也没有能够达到“求富”的目的。

　　

　　①《洋务运动》第7册，第4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