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第一节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在维新运动失败后一年，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震撼中外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这个运动是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灾难空前严重的产物，是中日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斗争的发展，也是长期以来彼伏此起、遍及全国的群众反对外国教士和教会侵略斗争的总汇合。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列强纷纷在中国的土地上划分势力范围，掠夺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加大了对中国的商品和资本输出。使中国的社会经济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许多依靠旧式运输为生的水手、脚夫等纷纷失业。在帝国主义侵华过程中，外国的教会势力扮演了一个侵华急先锋的角色。鸦片战争后，外国的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到戊戌变法前后，在华的外国传教士已达3000多人。他们依仗侵略特权的保护，深入中国城乡各地，建立教堂，吸收教徒，横行乡里，欺压良善，致使民教纠纷不断。在处理民教讼案时，清朝各级官员往往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采取“袒教抑民”的政策，造成普遍的“民冤不伸”的局面。不仅如此，外国教会的活动还直接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他们搜集各种情报，为本国政府的侵华出谋画策。如德国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就曾多次怂恿德国瓜分中国。巨野教案发生后，他又立即建议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出兵强占胶州湾。德皇威廉二世对安治泰的所作所为曾给予赞扬，巴伐利亚王室还特别授予他贵族的称号。此外，法国的传教士樊国梁、美国牧师丁韪良、李佳白等，都曾狂热地鼓吹对中国侵略。
外国教会的侵略行径，激起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怒。从同治初年起，全国各地不断爆发反洋教的斗争。到戊戌变法时，反洋教逐渐同反瓜分相结合，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涨。
义和团源自山东、直隶一带的义和拳、梅花拳等民间秘密结社和习拳练武的组织。其中，有的属于白莲教系统的八卦教。在乾隆中叶，八卦教的分支清水教就组织了义和拳。义和拳改称义和团，最早见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1898年6月30日）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他认为直鲁交界冠县等地的义和拳，就是咸、同年间创立的名为义和团的乡团。根据地方官的建议，他主张对当时流行的义和拳采取改拳为团的方针，将其纳入乡团之中，“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①。次年夏，继任山东巡抚毓贤将义和拳改称义和团，试图将义和拳改造成受官府控制的团练武装。同年九月（10月）后，清廷也开始在公文中称其为义和团。后来，在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危机加剧的情况下，这些组织就逐渐由反清的秘密结社或单纯的习武团体，转变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反帝斗争组织。
义和团运动首先在山东发动。在甲午战争中，山东惨遭战火的洗劫。战后，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德国强占了胶州湾，并划山东为其势力范围。不久，英国又强占了威海卫。在山东的外国教会势力也不断膨胀，山东是全国民教纠纷最多的省份之一。加之当时黄河连年溃决，山东的许多地区都遭受了严重的水灾，人民流离失所。各地教堂却趁火打劫，高利盘剥，囤积居奇。致使人民长期郁积心中的仇恨与不满，终于通过义和团运动爆发出来。光绪二十三年（1897），冠县梨园屯的村民在阎书勤的率领下，拆毁教堂，驱除教民，反抗教会的压迫。梅花拳首领赵三多率拳众前来支援，在梨园屯亮拳设厂。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十日（1898年10月24日），赵三多和阎书勤在冠县蒋家庄打出“助清灭洋”的旗帜，率众攻打教堂。队伍发展到千余人，蔓延十几个县。此后，义和团在茌平、禹城一带得到迅速发展。仅在平一县，习拳者就多达800余处。二十五年秋，茌平拳民首领朱红灯和禹城拳民首领心诚和尚互相支援，驱赶教士、焚毁教堂，并打败了前来镇压的清军。其他各支义和团也纷纷起来响应，造成巨大的声势。山东巡抚张汝梅、毓贤，一方面调军队进行镇压，但另一方面也深知长期以来“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①。所以，对义和团采取了剿抚兼施，乃至以抚为主的政策。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的发展。
义和团的反侵略斗争，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很多人踊跃参加。但义和团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义和团的组织称坛，又叫坛场（厂）、拳场（厂），多设在庵、观、寺院或其他公共场所。坛首称大师兄、二师兄。各坛人数不一，信仰各异，活动范围也不确定。他们往往是各自为战。义和团在组织上有明显的分散性和浓厚的迷信色彩。
在各地的反洋教斗争中，几乎同时都打出了类似“但诛洋人，非叛国家”的旗号。义和团运动兴起后，也提出了“助清灭洋”、“保清灭洋”等意思大致相同的口号。后来“扶清灭洋”这个口号逐渐为各地义和团所普遍采用，成为义和团的行动纲领。这个口号将斗争的矛头鲜明地指向了帝国主义侵略者，表达了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广泛地争取了爱国官绅和清军将士的同情，从而扩大了义和团运动的群众基础。“扶清”是以灭洋为前提的，一旦清廷破坏灭洋，出于自卫和灭洋的需要，义和团是不会被“扶清”所束缚的。但是，该口号也反映出义和团对清廷的本质认识不清。他们要拯救祖国，却不能把祖国同清皇朝区分开来，对清皇朝抱有幻想，缺少警惕。同时，“灭洋”也带有笼统排外的色彩。
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省的迅猛发展，使帝国主义列强非常恐慌。美、英等国驻京公使不断催促清廷严厉镇压义和团，甚至公然压迫清廷任命袁世凯接替山东巡抚。袁世凯从直隶省率新建陆军7000余人到山东后，纠合地方武装，残酷镇压义和团，致使山东的义和团反帝斗争转入低潮。光绪二十六年（1900）初，一部分义和团转移到直隶省，与当地义和团汇合，多次击败前来镇压的清军，势力更为扩大。在京畿一带，义和团“一倡百和，从者如归。城市乡镇，遍设神坛，坛旁刀戟林立”①。四月，义和团占领涿州，控制了直隶省城保定，并逼近京、津，在京畿一带形成燎原之势。
义和团运动的迅速发展，使其成份变得复杂起来。不少地主阶级分子，包括顽固士绅和受过教会欺压的中小地主，也参加到运动中来。这些人的加入，使农民队伍中本来就存在的笼统排外主义、排斥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等落后面进一步扩大。
义和团声势浩大，使清廷感到威胁，而想对它加以利用和控制。这时，清廷跟外国侵略者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矛盾。慈禧太后因英、日等国让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国外继续活动，不同意她废光绪皇帝的计划，而心怀猜忌。在经过几度密议之后，清廷决定承认义和团的合法地位，默许它进入北京。本来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初春，北京城内就已有义和团活动，现在内外结合，声势更为壮大。几天之内，居民加入义和团的达十几万人，满、汉士兵也纷纷参加。义和团在北京焚毁教堂，打击外国侵略者，不断示威游行。同时，义和团也进入天津城，在城内划界管辖，守卫各城门，对外国侵略者进行斗争。
义和团在北京、天津的迅速发展，鼓舞了全国人民。不仅山东省和直隶省，山西、陕西、河南、内蒙、东北等地区也都爆发了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南方各省，反对教会侵略的斗争彼伏此起，跟义和团反帝运动相呼应。中国大地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怒潮汹涌澎湃。
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16页。
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4页。
①《义和团》第2册，第485页。
在维新运动失败后一年，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震撼中外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这个运动是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灾难空前严重的产物，是中日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斗争的发展，也是长期以来彼伏此起、遍及全国的群众反对外国教士和教会侵略斗争的总汇合。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列强纷纷在中国的土地上划分势力范围，掠夺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加大了对中国的商品和资本输出。使中国的社会经济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许多依靠旧式运输为生的水手、脚夫等纷纷失业。在帝国主义侵华过程中，外国的教会势力扮演了一个侵华急先锋的角色。鸦片战争后，外国的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到戊戌变法前后，在华的外国传教士已达3000多人。他们依仗侵略特权的保护，深入中国城乡各地，建立教堂，吸收教徒，横行乡里，欺压良善，致使民教纠纷不断。在处理民教讼案时，清朝各级官员往往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采取“袒教抑民”的政策，造成普遍的“民冤不伸”的局面。不仅如此，外国教会的活动还直接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他们搜集各种情报，为本国政府的侵华出谋画策。如德国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就曾多次怂恿德国瓜分中国。巨野教案发生后，他又立即建议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出兵强占胶州湾。德皇威廉二世对安治泰的所作所为曾给予赞扬，巴伐利亚王室还特别授予他贵族的称号。此外，法国的传教士樊国梁、美国牧师丁韪良、李佳白等，都曾狂热地鼓吹对中国侵略。
外国教会的侵略行径，激起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怒。从同治初年起，全国各地不断爆发反洋教的斗争。到戊戌变法时，反洋教逐渐同反瓜分相结合，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涨。
义和团源自山东、直隶一带的义和拳、梅花拳等民间秘密结社和习拳练武的组织。其中，有的属于白莲教系统的八卦教。在乾隆中叶，八卦教的分支清水教就组织了义和拳。义和拳改称义和团，最早见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1898年6月30日）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他认为直鲁交界冠县等地的义和拳，就是咸、同年间创立的名为义和团的乡团。根据地方官的建议，他主张对当时流行的义和拳采取改拳为团的方针，将其纳入乡团之中，“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①。次年夏，继任山东巡抚毓贤将义和拳改称义和团，试图将义和拳改造成受官府控制的团练武装。同年九月（10月）后，清廷也开始在公文中称其为义和团。后来，在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危机加剧的情况下，这些组织就逐渐由反清的秘密结社或单纯的习武团体，转变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反帝斗争组织。
义和团运动首先在山东发动。在甲午战争中，山东惨遭战火的洗劫。战后，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德国强占了胶州湾，并划山东为其势力范围。不久，英国又强占了威海卫。在山东的外国教会势力也不断膨胀，山东是全国民教纠纷最多的省份之一。加之当时黄河连年溃决，山东的许多地区都遭受了严重的水灾，人民流离失所。各地教堂却趁火打劫，高利盘剥，囤积居奇。致使人民长期郁积心中的仇恨与不满，终于通过义和团运动爆发出来。光绪二十三年（1897），冠县梨园屯的村民在阎书勤的率领下，拆毁教堂，驱除教民，反抗教会的压迫。梅花拳首领赵三多率拳众前来支援，在梨园屯亮拳设厂。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十日（1898年10月24日），赵三多和阎书勤在冠县蒋家庄打出“助清灭洋”的旗帜，率众攻打教堂。队伍发展到千余人，蔓延十几个县。此后，义和团在茌平、禹城一带得到迅速发展。仅在平一县，习拳者就多达800余处。二十五年秋，茌平拳民首领朱红灯和禹城拳民首领心诚和尚互相支援，驱赶教士、焚毁教堂，并打败了前来镇压的清军。其他各支义和团也纷纷起来响应，造成巨大的声势。山东巡抚张汝梅、毓贤，一方面调军队进行镇压，但另一方面也深知长期以来“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①。所以，对义和团采取了剿抚兼施，乃至以抚为主的政策。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的发展。
义和团的反侵略斗争，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很多人踊跃参加。但义和团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义和团的组织称坛，又叫坛场（厂）、拳场（厂），多设在庵、观、寺院或其他公共场所。坛首称大师兄、二师兄。各坛人数不一，信仰各异，活动范围也不确定。他们往往是各自为战。义和团在组织上有明显的分散性和浓厚的迷信色彩。
在各地的反洋教斗争中，几乎同时都打出了类似“但诛洋人，非叛国家”的旗号。义和团运动兴起后，也提出了“助清灭洋”、“保清灭洋”等意思大致相同的口号。后来“扶清灭洋”这个口号逐渐为各地义和团所普遍采用，成为义和团的行动纲领。这个口号将斗争的矛头鲜明地指向了帝国主义侵略者，表达了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广泛地争取了爱国官绅和清军将士的同情，从而扩大了义和团运动的群众基础。“扶清”是以灭洋为前提的，一旦清廷破坏灭洋，出于自卫和灭洋的需要，义和团是不会被“扶清”所束缚的。但是，该口号也反映出义和团对清廷的本质认识不清。他们要拯救祖国，却不能把祖国同清皇朝区分开来，对清皇朝抱有幻想，缺少警惕。同时，“灭洋”也带有笼统排外的色彩。
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省的迅猛发展，使帝国主义列强非常恐慌。美、英等国驻京公使不断催促清廷严厉镇压义和团，甚至公然压迫清廷任命袁世凯接替山东巡抚。袁世凯从直隶省率新建陆军7000余人到山东后，纠合地方武装，残酷镇压义和团，致使山东的义和团反帝斗争转入低潮。光绪二十六年（1900）初，一部分义和团转移到直隶省，与当地义和团汇合，多次击败前来镇压的清军，势力更为扩大。在京畿一带，义和团“一倡百和，从者如归。城市乡镇，遍设神坛，坛旁刀戟林立”①。四月，义和团占领涿州，控制了直隶省城保定，并逼近京、津，在京畿一带形成燎原之势。
义和团运动的迅速发展，使其成份变得复杂起来。不少地主阶级分子，包括顽固士绅和受过教会欺压的中小地主，也参加到运动中来。这些人的加入，使农民队伍中本来就存在的笼统排外主义、排斥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等落后面进一步扩大。
义和团声势浩大，使清廷感到威胁，而想对它加以利用和控制。这时，清廷跟外国侵略者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矛盾。慈禧太后因英、日等国让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国外继续活动，不同意她废光绪皇帝的计划，而心怀猜忌。在经过几度密议之后，清廷决定承认义和团的合法地位，默许它进入北京。本来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初春，北京城内就已有义和团活动，现在内外结合，声势更为壮大。几天之内，居民加入义和团的达十几万人，满、汉士兵也纷纷参加。义和团在北京焚毁教堂，打击外国侵略者，不断示威游行。同时，义和团也进入天津城，在城内划界管辖，守卫各城门，对外国侵略者进行斗争。
义和团在北京、天津的迅速发展，鼓舞了全国人民。不仅山东省和直隶省，山西、陕西、河南、内蒙、东北等地区也都爆发了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南方各省，反对教会侵略的斗争彼伏此起，跟义和团反帝运动相呼应。中国大地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怒潮汹涌澎湃。
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16页。
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4页。
①《义和团》第2册，第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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