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新闻出版 第一节 新闻事业
近代中国新闻传播以报刊为主要形式。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中国最早出现的近代报刊，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渗透和侵入由外国人创办的。中国封建社会出现的“邸报”和“京报”没有也不可能发展为适应资本主义要求的近代报刊。第二，“报”、“刊”不分。中国近代的所谓报，实际上既指报，也包括各种期刊。从形式上看，当时的报刊，大都采用书册式，与期刊无异。第三，中国近代的办报活动与现实政治斗争关系密切，大部分报刊都是为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创办的。尽管中国近代也不乏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性报刊，但无论从数量还是从影响来看，都远远不及政治性报刊。
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和外人在华办报活动
中国最早的近代报刊是由一些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嘉庆二十年七月一日（1815年8月5日），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 刊①。此后，各国传教士相继在南洋和中国境内创办了一批中文报刊。如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道光三年（1823）在巴达维亚（雅加达）创办的《特选撮要每月记传》、英国传教士吉德于道光八年（1828）在马六甲创办的《天下新闻》、德籍传教士郭士立于道光十三年（1833）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②、麦都思于道光十八年（1838）在广州创办的《各国消息》。
随着西方各国来华人员的增加，一些外国传教士或商人又开始在中国创办外文报刊。第一家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刊是道光二年（1822）在澳门创办的葡萄牙文报纸《蜜蜂华报》（A Abl-ha da China）③。其他在中国出版的早期外文报刊还有：英商马地臣和美商伍德于道光七年（1827）在广州创办的英文《广州纪录报》（CantonRegister）、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于道光十二年（1832）在广州创办的英文《中国丛报》（The ChineseRepositery）、英商于道光十五年（1835）在广州创办的英文《广州周报》（CantonPress）。据统计，从嘉庆二十年（1815）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鸦片战争结束，外人在南洋和华南沿海地区共创办近代报刊17家，其中中文6家，外文11家④。
这些报刊从内容到形式已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的邸报。它们有消息，有通讯，有评论，文章中的新闻要素比较明显，其读者也是一般民众，有广泛的社会性。因此，它们的创办标志着中国新闻事业由古代向近代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更多的外国传教士、商人进入中国，由这些人创办的各类报刊也大量增加。据统计，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到戊戌变法前后，由外人在华创办的报刊达170多种，为鸦片战争前的10倍，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①。这些报刊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教会和传教士办的中文报刊。鸦片战争后，最先在华大量办报的是西方教会和传教士。据不完全统计，从咸丰十年至光绪十六年（1860—1890），仅耶稣教会在华创办的报刊就达70多种50000524_1082_1②。这些报刊中影响较大的有：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咸丰三年（1853）创办于香港的《遐迩贯珍》，美国传教士玛高温于咸丰四年（1854）在宁波创办的《中外新报》，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于咸丰七年（1857）在上海创办的《六合丛谈》，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于同治七年（1868）在上海创办的《教会新报》（后改为《万国公报》），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于同治十一年（1872）在北京创办的《中西闻见录》（后改名为《格致汇编》）。这些报刊一方面进行宗教宣传，成为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它们在客观上宣传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成为中国人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基本途径，有些报刊还对中国的政治运动发生了很大影响。如《万国公报》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大力宣传维新变法，尽管它宣传的“维新”与维新派的主张有所区别，但客观上对维新运动和维新派人士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二类是外国人在华办的外文报刊。随着来华并居留中国的外国人数逐年增加，以他们为读者对象的外文报刊大量出现。这些报刊有英、日、葡、法、德、俄等文种，总数达120种以上①。其中以英文报刊势力最大，而日文报刊数量最多。这些报刊主要有英国人办的《德臣报》（DailyPress）、《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孖刺报》（China Mail）、《京津泰晤士报》（ThePeking andTientsin Times），美国人办的《密勒氏评论报》（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sst），德国人办的《德文新报》（DerOstasiatischeLloed），法国人办的《中法汇报》（ L’cho deChina），日本人办的《上海新报》等。这些在华外文报刊，在代表各国侵华权益方面比外人在华创办的中文报刊表现得更为露骨，很多外文报刊都成为本国资产阶级在华的代言人。如英文《字林西报》完全代表着在华有“特殊商务利益”的英国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并得到英国驻沪领事馆和上海租界工商局的支持和赞助，有“英国官报”（OfficianBritish Organ）之称②。
第三类是外人在华创办的商业性中文报刊。外人创办以赢利为目的，刊载较多商业内容，直接为商业服务的商业性中文报刊，始于同治年间。较著名的有英国人的《上海新报》、《申报》、《字林沪报》、《时报》、《新闻报》等，日本人的《汉报》、《佛门日报》、《亚东时报》、《顺天日报》、《盛京日报》等，德国人的《直报》等。这种商业性报刊为了赢利，在编辑业务、报刊内容、版式和经营方式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改革，彼此之间进行了一些竞争，这无疑有利于近代报刊的发展。如由英商美查兄弟创办的《申报》，不仅重视广泛的新闻和论说文章，还辟有文艺副刊和广告栏目，它标志着中国近代报刊四种基本成分的确定，反应了中国新闻事业开始了新的发展进程。
随着外报在中国日益增多，中国还开始出现了专事新闻收集和向报刊发稿的新闻通讯社。根据同治九年（1870）世界几家大通讯社分割世界新闻市场的协定，英国的路透社享有在中国的独占发稿权。同治十一年（1872），路透社总社派记者科林兹到上海建立了路透社远东分社，负责中国、西伯利亚、朝鲜、日本、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新闻收集和发稿，这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家新闻通讯社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路透社在中国新闻市场的垄断被打破。1914年日本人宗方小太郎在上海创办东方通讯社，以后成为日本在华的官方通讯社。到二十年代，法国哈瓦斯社和美国合众社都分别到中国活动或建立分社。
戊戌变法前后的国人办报高潮
随着外人在华办报活动的扩张，咸丰年间中国人自己开始创办近代报刊。
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近代报刊最早出现在清廷专制统治所不及的香港。咸丰八年（1858），伍廷芳和黄胜租借了英文报纸《孖刺报》的一套中文铅字，以《孖刺报》中文晚刊的名义创办了《中外新报》。该报“名为《孖刺报》所有，实为华人单独主持，所有一切营业权利，皆属华人”①。因此，可以说《中外新报》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近代报纸。同治三年（1864），在英商《德臣报》工作的中国译员陈霭亭在伍廷芳、何启等的支持帮助下，借用《德臣报》的设备，以《德臣报》中文版名义创办了《华字日报》。该报从编辑到发行完全由中国自理，因此也是中国人办的报纸②。同治十三年（1874），王韬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他利用该报发表了大量宣传维新变法的政论文章，从而使该报成为我国政论性报刊的先驱。上述三种报纸长期鼎立，成为香港三大中文商业报纸。
到同治、光绪之际，内地也出现了一批中国人创办的近代报刊。如广州的《羊城采新实录》、《述报》、《广报》，汉口的《昭文新报》，上海的《汇报》、《新报》等。
国人早期创办的报刊，从内容来说，明显反应出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和反对外国对华侵略的民族主义立场。然而，参与创办以上报刊的多数是一些与外商和洋务派集团关系密切的买办式人物，这就决定了这些报刊对外商和洋务派集团的依赖关系。它们有的长期与外人报纸保持“合办”关系，如《中外新报》、《华字日报》；有的则挂外国招牌，如《广报》（后期）；有的找一个外国人作名义上的“总主编”，如《汇报》。同时，很多报刊在经济上依赖于洋务派官僚。如《汇报》的两个大股东叶固之和唐廷枢都是洋务派官僚；《新报》的一部分经费出于上海道道库，后来又接受江南制造总局的津贴。这些都是中国资产阶级先天弱点在其早期办报活动中的体现。
尽管如此，在封建统治下，这些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近代报刊仍是举步维艰，难以发展。上述报刊中，除在香港出版的几种外，其余都是非常短命的，大都是一年或不到一年就被迫停刊。出版时间较长的《新报》和《广报》，也只维持五六年。其中《广报》因刊登某大臣被参一折而被两广总督李瀚章以“妄谈时事，淆乱是非”的罪名而“严行查禁”①。这说明了封建统治者对新闻舆论的压制和摧残。
国人办报高潮的真正兴起是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光绪二十一年六月（1895年8月），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北京创办了维新派的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强学会成立后，该报即成为强学会的机关报。这份报纸没有自己的印刷和发行机构，而是托《京报》报房代为排印，并随《京报》免费分送北京各官绅。该报形式同于《京报》，但其内容迥异，包括上谕、外电、各报摘录、译报、评论等，主要是宣传维新变法。后来，由于该报报名与广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同，遂改名为《中外纪闻》。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1896年1月），康有为又在上海创办《强学报》作为强学会上海分会的机关报。该报“专录中国时务，兼译外洋新闻，凡于学术治术有关切要者，巨细毕登”②，成为维新派在南方的喉舌。
维新派的这两份报纸一创刊就遭到封建顽固派的破坏和抵制。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六日（1897年1月20日），清廷下令封闭强学会，《中外纪闻》和《强学报》也被迫停刊。
光绪二十二年（1896）夏以后，随着维新运动进入高潮，维新 派的办报活动也进入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维新派和支持维新运动的知识分子共创办了30多种宣传鼓吹变法的报刊。比较著名的有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康广仁在澳门创办的《知新报》，严复等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唐才常等在长沙创办的《湘学报》和谭嗣同、唐才常在长沙创办的《湘报》。其中由梁启超任总主笔的《时务报》是当时维新派的主要机关报。它出版仅几个月，销量就达到1.7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成为当时宣传变法维新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
维新派人士都把创办报刊作为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他们的办报活动直接与当时的政治斗争需要相联系，这就形成了当时办报活动和报刊新闻的若干特点。
就报刊的种类而言，大量的是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政治性报刊。即使是那些以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为主要内容的刊物如《农学报》、《实学报》、《格致新报》等，也多为提倡新学、推进新政而创办，其政治目的也是很明显的。而在政治性报纸中，又大都以期刊的形式出版。这是因为“阅报之人，亦略可分为二类：大抵阅日报者，则商贾百执事之人为多，而上焉者或嫌其陈述之琐屑；阅旬报者，则士大夫读书人为多，而下焉者或痛其文字之艰深”①。所谓“旬报”就是指期刊。维新派依靠的主要是“士大夫读书之人”，自然在办报上就重视“士大夫读书之人”喜欢阅读的政治性内容。
与此相联系，维新派的报纸特别重视政论这一文体，并始终以政论为其报刊的主要内容。在维新派的办报活动中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报刊政论家，如梁启超、麦孟华、徐勤、谭嗣同、唐才常等。在这些报刊政论家的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颖的政论文体，当时称为“报章文体”或“时务文体”。这种文体“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和外国语法，纵笔所至，略不检束”①，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八股文、桐城派古文和骈体文等传统文体的束缚，适应了资产阶级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需要，对中国近代报刊文体的演变有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戊戌政变后，维新派创办的报刊绝大部分被封闭或被迫停刊。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他们相继在海外创办了一系列报刊，继续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在这一时期内，改良派创立的报刊中较重要的有：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华侨商人邱菽园出资，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新加坡创办的《天南新报》，徐勤在美国旧金山创办的《文兴日报》，梁启超在檀香山创办的《新中国报》等。在这些报刊中，影响最大的是《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尤其是《新民丛报》，成为改良派在海外的主要宣传阵地，曾风靡一时，最高发行量曾高达1.4万多份，畅销国内主要城市和10多个国家②。不过，从总体上来说，改良派的办报活动已是强弩之末，其地位正在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活动所取代。
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民主革命同时，也很重视报刊宣传活动，从而使一大批革命报刊相继创刊。又由于资产阶级内部政治派别的分化，导致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报刊大论战，也推动了新闻事业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又一个办报高潮。
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孙中山鉴于“康有为派所出版杂志，风行内外。……革命党对之，实属相形见绌”，“始遣陈少白至香港组织《中国日报》”①。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1900年1月），《中国日报》在香港正式创刊。另外《中国日报》还出版了内容侧重于论说方面的副刊《中国旬报》，二者合称为《中国报》。它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早的宣传阵地。
与此同时，留日中国学生也创办了一批革命报刊。光绪二十六年九至十月（1900年11—12月），留日学生出版了最早的两份刊物，“一为《译书汇编》，江苏人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主持之，所译西籍……皆于青年思想之进步，至有关系；二为《开智录》，粤人冯自由、郑贯一、冯斯栾等主持之，……专发挥自由平等之学说，于南洋各埠颇为流行”②。此后相继有秦力山、沈云翔、戢翼翚等创办的《国民报》半月刊，杨守仁、陈天华、黄兴等创办的《游学译编》，刘成禺等创办的《湖北学生界》，孙翼中、蒋智由等创办的《浙江潮》，秦毓鎏等创办的《江苏》等刊物。这些留日学生刊物大力宣传民族主义和民权学说，主张反清革命，对民主革命思潮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在国内，革命派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创办了一些报刊，如戢元丞等创办的《大陆月刊》，爱国学社创办的《童子世界》，章士钊等创办的《国民日日报》，蔡元培等创办的《俄事警闻》等。革命派还将原来宣传维新保皇的《苏报》，改造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宣传反清革命的报刊。革命派在《苏报》上发表大量谴责清朝反动统治、批驳保皇党人谬论的文章，引起了清廷的恐惧和忌恨。清廷于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五日（1903年6月29日）勾结上海租界巡捕房封闭了《苏报》馆，逮捕了章太炎等有关人员，制造了当时震惊中外的“《苏报》案”。“《苏报》案”后，革命派在国内的报刊活动一度处于沉寂状况。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活动也随之进入了大发展时期。《民报》的创刊就是这种发展开始的标志。光绪三十一年十月（1905年11月），作为中国同盟会机关报的《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先后担任该刊主编和撰稿的有张继、章太炎、陈天华、汪精卫、宋教仁等。孙中山亲自为《民报》创刊写了发刊词。在这篇著名的发刊词里，孙中山第一次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民报》自创刊起就致力于三民主义的宣传，力图使其“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①。
《民报》创刊后受到国内外读者的欢迎。第四号的发行量已达万份，第七号又增加到1.7万份。它的第一号反复翻印7版，第二、三号也一连发行了5版50000524_1090_1②，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民报》所宣传的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引起了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的全面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民报》作为革命党人的主要宣传阵地与改良派的《新民丛报》展开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报刊大论战。这一论战主要围绕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进行。除《民报》和《新民丛报》外，双方在国内外的20多种报刊投入了论战。论战以革命派的胜利而告结束。论战的胜利不仅在政治、思想上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壮大了革命派阵营，而且对近代报刊新闻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它促进了报刊政论体的发展。在论战中，双方报刊发表了大量政论性文章，且带有强烈的辩论性质。这就使这些政论文较以前维新派报刊和革命派早期报刊的政论文主题更加鲜明，措词更加激烈，笔锋更加犀利。其次，这场大论战也促进了革命报刊宣传活动的大发展。论战前，革命派的刊物不到30种，报纸仅10多种。而论战后到辛亥革命前，革命派的刊物增加到40多种，报纸增加到65种以上①。
由于这一报刊大论战的影响，国内革命派的报刊宣传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而打破自“《苏报》案”后革命派报刊宣传活动沉寂局面的，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秋瑾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女报》。《中国女报》是我国近代最有影响的妇女报刊之一。中国近代最早的妇女报刊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中国女学会创办，由康同薇、李蕙仙、裘毓芳等女报人主编的《女学报》。此后，又相继出现了10多种妇女报刊。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与以前的妇女报刊不同，它不是一般地停留于宣传女学女权，要求男女平等，而是进一步提出妇女的解放必须与反清革命斗争结合起来。《中国女报》虽然仅办两期就因“费绌停顿”，但它在当时妇女运动和反清革命运动中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女报》停刊后，秋瑾牺牲。另一女革命家陈志群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底创办《神州女报》月刊，以代替《中国女报》。此后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各地又相继创办了近20种妇女报刊①，但其影响都赶不上《中国女报》。
秋瑾创办《中国女报》成为国内革命派办报新高潮的开端。当时革命派报刊活动的中心，主要在上海、香港、武汉、广州等大城市。据不完全统计，到辛亥革命前，革命派在上海出版了15家报刊，在香港出版了13家，在广州出版15家，在湖北出版10家，就是在陕西、四川、贵州、新疆等边远地区也有了革命派的报刊。在这些报刊中，以于右任等创办的《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和湖北革命党人创办的《大江报》影响较大。
《神州日报》于光绪三十三年二月（1907年4月）在上海创刊，于右任、王无生等主编，该报报名暗寓“当复中华民族之祖国”的思想，纪年也用干支不用帝号，更有蔑视清廷之意。该报因火灾于创刊后不久停刊。
《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被称为“竖三民”，是先后相继出版的三家革命报纸。《民呼日报》创刊于宣统元年三月二十六日（1909年5月15日），由于右任、范光启等主编。因宣 传“吊民伐罪”、“改朝换代”，仅出版92天就被租界当局查封。宣统元年八月（1909年10月），于右任等又以《民呼日报》原有馆址、设备创办了《民吁日报》。因该报宣传反日救亡，引起日本方面仇视。日本对租界当局施加压力，拘留了报社社长，并判“该报永远停止出版”。宣统二年九月（1910年10月），于右任等又创办《民立报》。宣统三年（1911）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民立报》成为其机关报，在揭露清廷预备立宪骗局，报道各地革命斗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成为辛亥革命前夕国内最有影响的革命报刊。
《大江报》创刊于宣统二年十二月（1911年1月），是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的机关报。主持者为詹大悲和何海鸣。该报于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二日、闰六月初一日（1911年7月17、26日）发表《亡中国者和平也》、《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两篇短评，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闰六月初七日（8月1日）湖北官府派巡警逮捕了詹大悲和何海鸣，封闭了《大江报》。《大江报》停刊至武昌起义后一度复刊，但不久又被黎元洪封禁。
辛亥革命时期，不仅革命派报刊得到很大发展，民营报纸也迅速崛起。这个时期较重要的民营报纸有光绪二十八年五月（1902年6月）由英华创办于天津的《大公报》，光绪三十年四月（1904年6月）由狄楚青创办于上海的《时报》，光绪三十年七月由彭翼仲创办于北京的《京话日报》等。这些民营报纸从政治倾向而言，大都偏向维新改良。在办报业务方面，由于民营报纸之间的竞争，大都进行了一些改革创新。其中《时报》的业务创新最为引人注目，如它宣布的“公”、“要”、“周”、“适”的论说要求和“博”、“速”、“确”、“直”、“正”的记事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闻的某些规律①。此外它创造的短小精悍的时评方式也深受读者欢迎。
面对革命派的报刊宣传攻势，清廷一方面进行镇压，另一方面也开始创办官报，以占领舆论阵地。光绪二十七年（1901）冬，袁世凯首先在天津创办了《北洋官报》（双日刊），并附带出版《北洋学报》和《北洋政学旬报》。光绪二十九年（1903），吕海寰、伍廷芳奏请推广官报获准，于是各省纷纷创立官报，较重要的有《湖北官报》、《南洋官报》、《江西日日官报》、《豫省中外官报》等。清廷中央各部门也开始创办部门官报，如商部创办的《商务官报》、学部创办的《学部官报》。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发行了最高官报《政治官报》（后改名为《内阁官报》）。所有这些官报的内容，以“恭录谕旨第一、奏折第二、咨札第三、章程第四”，极少新闻，“凡私家论说及风闻不实之事，一概不录”②，因而毫无生气，读者甚寡。
北洋军阀统治初期的新闻事业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使新闻事业也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主要表现在：第一，报刊的大量涌现。辛亥革命后，“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③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时期的报刊达500余家，总发行量达4200余万份。这些报纸大部分是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系统创办的，较重要的有：北京的《亚东新报》、《中央新闻》、《民立报》；上海除原来的《民立报》外，还有被称为“横三民”的《民权报》、《国民新闻》、《中华民报》；武汉除恢复的《大江报》外，还有《震旦民报》、《民国日报》、《大汉报》；其他如长沙的《国民日报》、南宁的《民风报》、广州的《中原报》、四川的《四川公报》等。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政治斗争的相对缓和，这段时期的报刊政论性文章已失去其主导地位，而新闻通讯则日益增多。
第二，通讯社的大量建立。中国人自办通讯社始于光绪三十年（1904）骆侠挺在广州创办中兴通讯社，宣统元年（1909）李盛铎、王慕陶在比利时创办了远东通讯社。此外，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前夕在武昌创办过类似通讯社的新闻传播机构。辛亥革命后，新闻通讯事业得到较大的发展，1912到1918年，新创立的新闻通讯社有20余家①。较著名的有李抱一于1912年创办于长沙的湖南通讯社，邵飘萍于1915年创办于日本的东京通讯社和1916年创办于北京的新闻编译社，还有1918年冬国民党在上海创办的国民通讯社。通讯社的大量建立，改变了我国新闻传播单纯依靠报纸的状况，反映了新闻事业的发展。
第三，记者地位的提高和名记者的出现。随着报刊和通讯社的大量涌现以及人们对新闻需求的增长，以新闻采访为业的记者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有人回忆说，辛亥革命后，“无冠皇帝（指记者）纷然并起。报社如林，报章如雨，高谈雄辩，扬厉铺张，当道虚席，社会侧目，炙手熏天，此为一盛”②。这反映出记者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涌现了一批 著名的记者，如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徐凌霄、刘少少、胡政之、张季鸾等。他们大都受过较多的资产阶级教育，有一定的新闻理论修养和办报经验。与以前的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政治活动家兼报刊政论家不同，这些名记者都是专门从事新闻采访。
然而，民国初年新闻事业的发展是短暂的。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下令封闭了所有国民党人办的报刊。到1913年底，辛亥革命前后发展起来的500多种报刊只剩下130余种，这就是近代新闻史上有名的“癸丑报灾”。接着袁世凯政府又先后颁布了限制言论自由的《戒严法》、《治安警察法》、《报纸条例》、《出版法》等法令条文，并以这些法令条文为据，残酷镇压报纸和报人。从1912年4月到1916年6月，被袁氏政权封闭的报馆达71家，被传讯的49家，被捣毁的9家，有24位报人被杀害，60余位报人被捕①。
袁世凯在镇压了国民党报刊和反袁报刊的同时，先后创办了《亚细亚日报》、《金刚报》等御用报刊，并用各种方式收买一些报刊为己所用，以达到控制舆论的目的。
1916年，袁世凯死亡，北洋军阀内部发生分裂。各派军阀忙于争权夺利，放松了对新闻舆论的控制。许多被袁世凯封闭的报刊趁机复刊，报刊上反对封建专制独裁、宣传新文化的文章也逐渐增多。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此后，又有李大钊创办并主编的《晨钟报》，陈独秀、李大钊创办并主编的《每周评论》，北京大学学生创办的《国民》月刊和《新潮》月刊问世。1918年10月14日，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正式成立。该会还出版了我国第一份新闻学专业刊物《新闻周刊》，并开始了我国近代最早的新闻教育①。这些都表明，我国的新闻事业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①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55页。
②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58页。
③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69页。
④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
①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18页。
②李时岳：《反洋教运动》，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64页。
①方汉奇等：《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
②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35页。
①梁家禄等：《中国新闻业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页。
①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69页。
②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61页。
①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01页。
②《上海强学会章程》，《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90页。
①严复：《〈国闻报〉缘起》，《严复集》第2册，第453—454页。
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四。
②复旦大学新闻系：《简明中国新闻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页。
①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11页。
②《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8页。
①孙中山：《〈民报*289页。
②梁家禄等：《中国新闻业史》，第95页。
①梁家禄等：《中国新闻业史》，第98页。
①参见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版，第477—479页。
①《时报>发刊例》，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24—125页。
②《政治官报章程》，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43页。
③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47页。
①复旦大学新闻系：《简明中国新闻史》，第130页。
②复旦大学新闻系：《简明中国新闻史》，第130页。
①复旦大学新闻系：《简明中国新闻史》，第134页。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31页。
近代中国新闻传播以报刊为主要形式。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中国最早出现的近代报刊，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渗透和侵入由外国人创办的。中国封建社会出现的“邸报”和“京报”没有也不可能发展为适应资本主义要求的近代报刊。第二，“报”、“刊”不分。中国近代的所谓报，实际上既指报，也包括各种期刊。从形式上看，当时的报刊，大都采用书册式，与期刊无异。第三，中国近代的办报活动与现实政治斗争关系密切，大部分报刊都是为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创办的。尽管中国近代也不乏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性报刊，但无论从数量还是从影响来看，都远远不及政治性报刊。
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和外人在华办报活动
中国最早的近代报刊是由一些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嘉庆二十年七月一日（1815年8月5日），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 刊①。此后，各国传教士相继在南洋和中国境内创办了一批中文报刊。如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道光三年（1823）在巴达维亚（雅加达）创办的《特选撮要每月记传》、英国传教士吉德于道光八年（1828）在马六甲创办的《天下新闻》、德籍传教士郭士立于道光十三年（1833）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②、麦都思于道光十八年（1838）在广州创办的《各国消息》。
随着西方各国来华人员的增加，一些外国传教士或商人又开始在中国创办外文报刊。第一家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刊是道光二年（1822）在澳门创办的葡萄牙文报纸《蜜蜂华报》（A Abl-ha da China）③。其他在中国出版的早期外文报刊还有：英商马地臣和美商伍德于道光七年（1827）在广州创办的英文《广州纪录报》（CantonRegister）、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于道光十二年（1832）在广州创办的英文《中国丛报》（The ChineseRepositery）、英商于道光十五年（1835）在广州创办的英文《广州周报》（CantonPress）。据统计，从嘉庆二十年（1815）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鸦片战争结束，外人在南洋和华南沿海地区共创办近代报刊17家，其中中文6家，外文11家④。
这些报刊从内容到形式已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的邸报。它们有消息，有通讯，有评论，文章中的新闻要素比较明显，其读者也是一般民众，有广泛的社会性。因此，它们的创办标志着中国新闻事业由古代向近代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更多的外国传教士、商人进入中国，由这些人创办的各类报刊也大量增加。据统计，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到戊戌变法前后，由外人在华创办的报刊达170多种，为鸦片战争前的10倍，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①。这些报刊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教会和传教士办的中文报刊。鸦片战争后，最先在华大量办报的是西方教会和传教士。据不完全统计，从咸丰十年至光绪十六年（1860—1890），仅耶稣教会在华创办的报刊就达70多种50000524_1082_1②。这些报刊中影响较大的有：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咸丰三年（1853）创办于香港的《遐迩贯珍》，美国传教士玛高温于咸丰四年（1854）在宁波创办的《中外新报》，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于咸丰七年（1857）在上海创办的《六合丛谈》，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于同治七年（1868）在上海创办的《教会新报》（后改为《万国公报》），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于同治十一年（1872）在北京创办的《中西闻见录》（后改名为《格致汇编》）。这些报刊一方面进行宗教宣传，成为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它们在客观上宣传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成为中国人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基本途径，有些报刊还对中国的政治运动发生了很大影响。如《万国公报》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大力宣传维新变法，尽管它宣传的“维新”与维新派的主张有所区别，但客观上对维新运动和维新派人士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二类是外国人在华办的外文报刊。随着来华并居留中国的外国人数逐年增加，以他们为读者对象的外文报刊大量出现。这些报刊有英、日、葡、法、德、俄等文种，总数达120种以上①。其中以英文报刊势力最大，而日文报刊数量最多。这些报刊主要有英国人办的《德臣报》（DailyPress）、《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孖刺报》（China Mail）、《京津泰晤士报》（ThePeking andTientsin Times），美国人办的《密勒氏评论报》（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sst），德国人办的《德文新报》（DerOstasiatischeLloed），法国人办的《中法汇报》（ L’cho deChina），日本人办的《上海新报》等。这些在华外文报刊，在代表各国侵华权益方面比外人在华创办的中文报刊表现得更为露骨，很多外文报刊都成为本国资产阶级在华的代言人。如英文《字林西报》完全代表着在华有“特殊商务利益”的英国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并得到英国驻沪领事馆和上海租界工商局的支持和赞助，有“英国官报”（OfficianBritish Organ）之称②。
第三类是外人在华创办的商业性中文报刊。外人创办以赢利为目的，刊载较多商业内容，直接为商业服务的商业性中文报刊，始于同治年间。较著名的有英国人的《上海新报》、《申报》、《字林沪报》、《时报》、《新闻报》等，日本人的《汉报》、《佛门日报》、《亚东时报》、《顺天日报》、《盛京日报》等，德国人的《直报》等。这种商业性报刊为了赢利，在编辑业务、报刊内容、版式和经营方式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改革，彼此之间进行了一些竞争，这无疑有利于近代报刊的发展。如由英商美查兄弟创办的《申报》，不仅重视广泛的新闻和论说文章，还辟有文艺副刊和广告栏目，它标志着中国近代报刊四种基本成分的确定，反应了中国新闻事业开始了新的发展进程。
随着外报在中国日益增多，中国还开始出现了专事新闻收集和向报刊发稿的新闻通讯社。根据同治九年（1870）世界几家大通讯社分割世界新闻市场的协定，英国的路透社享有在中国的独占发稿权。同治十一年（1872），路透社总社派记者科林兹到上海建立了路透社远东分社，负责中国、西伯利亚、朝鲜、日本、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新闻收集和发稿，这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家新闻通讯社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路透社在中国新闻市场的垄断被打破。1914年日本人宗方小太郎在上海创办东方通讯社，以后成为日本在华的官方通讯社。到二十年代，法国哈瓦斯社和美国合众社都分别到中国活动或建立分社。
戊戌变法前后的国人办报高潮
随着外人在华办报活动的扩张，咸丰年间中国人自己开始创办近代报刊。
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近代报刊最早出现在清廷专制统治所不及的香港。咸丰八年（1858），伍廷芳和黄胜租借了英文报纸《孖刺报》的一套中文铅字，以《孖刺报》中文晚刊的名义创办了《中外新报》。该报“名为《孖刺报》所有，实为华人单独主持，所有一切营业权利，皆属华人”①。因此，可以说《中外新报》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近代报纸。同治三年（1864），在英商《德臣报》工作的中国译员陈霭亭在伍廷芳、何启等的支持帮助下，借用《德臣报》的设备，以《德臣报》中文版名义创办了《华字日报》。该报从编辑到发行完全由中国自理，因此也是中国人办的报纸②。同治十三年（1874），王韬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他利用该报发表了大量宣传维新变法的政论文章，从而使该报成为我国政论性报刊的先驱。上述三种报纸长期鼎立，成为香港三大中文商业报纸。
到同治、光绪之际，内地也出现了一批中国人创办的近代报刊。如广州的《羊城采新实录》、《述报》、《广报》，汉口的《昭文新报》，上海的《汇报》、《新报》等。
国人早期创办的报刊，从内容来说，明显反应出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和反对外国对华侵略的民族主义立场。然而，参与创办以上报刊的多数是一些与外商和洋务派集团关系密切的买办式人物，这就决定了这些报刊对外商和洋务派集团的依赖关系。它们有的长期与外人报纸保持“合办”关系，如《中外新报》、《华字日报》；有的则挂外国招牌，如《广报》（后期）；有的找一个外国人作名义上的“总主编”，如《汇报》。同时，很多报刊在经济上依赖于洋务派官僚。如《汇报》的两个大股东叶固之和唐廷枢都是洋务派官僚；《新报》的一部分经费出于上海道道库，后来又接受江南制造总局的津贴。这些都是中国资产阶级先天弱点在其早期办报活动中的体现。
尽管如此，在封建统治下，这些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近代报刊仍是举步维艰，难以发展。上述报刊中，除在香港出版的几种外，其余都是非常短命的，大都是一年或不到一年就被迫停刊。出版时间较长的《新报》和《广报》，也只维持五六年。其中《广报》因刊登某大臣被参一折而被两广总督李瀚章以“妄谈时事，淆乱是非”的罪名而“严行查禁”①。这说明了封建统治者对新闻舆论的压制和摧残。
国人办报高潮的真正兴起是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光绪二十一年六月（1895年8月），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北京创办了维新派的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强学会成立后，该报即成为强学会的机关报。这份报纸没有自己的印刷和发行机构，而是托《京报》报房代为排印，并随《京报》免费分送北京各官绅。该报形式同于《京报》，但其内容迥异，包括上谕、外电、各报摘录、译报、评论等，主要是宣传维新变法。后来，由于该报报名与广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同，遂改名为《中外纪闻》。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1896年1月），康有为又在上海创办《强学报》作为强学会上海分会的机关报。该报“专录中国时务，兼译外洋新闻，凡于学术治术有关切要者，巨细毕登”②，成为维新派在南方的喉舌。
维新派的这两份报纸一创刊就遭到封建顽固派的破坏和抵制。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六日（1897年1月20日），清廷下令封闭强学会，《中外纪闻》和《强学报》也被迫停刊。
光绪二十二年（1896）夏以后，随着维新运动进入高潮，维新 派的办报活动也进入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维新派和支持维新运动的知识分子共创办了30多种宣传鼓吹变法的报刊。比较著名的有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康广仁在澳门创办的《知新报》，严复等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唐才常等在长沙创办的《湘学报》和谭嗣同、唐才常在长沙创办的《湘报》。其中由梁启超任总主笔的《时务报》是当时维新派的主要机关报。它出版仅几个月，销量就达到1.7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成为当时宣传变法维新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
维新派人士都把创办报刊作为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他们的办报活动直接与当时的政治斗争需要相联系，这就形成了当时办报活动和报刊新闻的若干特点。
就报刊的种类而言，大量的是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政治性报刊。即使是那些以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为主要内容的刊物如《农学报》、《实学报》、《格致新报》等，也多为提倡新学、推进新政而创办，其政治目的也是很明显的。而在政治性报纸中，又大都以期刊的形式出版。这是因为“阅报之人，亦略可分为二类：大抵阅日报者，则商贾百执事之人为多，而上焉者或嫌其陈述之琐屑；阅旬报者，则士大夫读书人为多，而下焉者或痛其文字之艰深”①。所谓“旬报”就是指期刊。维新派依靠的主要是“士大夫读书之人”，自然在办报上就重视“士大夫读书之人”喜欢阅读的政治性内容。
与此相联系，维新派的报纸特别重视政论这一文体，并始终以政论为其报刊的主要内容。在维新派的办报活动中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报刊政论家，如梁启超、麦孟华、徐勤、谭嗣同、唐才常等。在这些报刊政论家的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颖的政论文体，当时称为“报章文体”或“时务文体”。这种文体“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和外国语法，纵笔所至，略不检束”①，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八股文、桐城派古文和骈体文等传统文体的束缚，适应了资产阶级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需要，对中国近代报刊文体的演变有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戊戌政变后，维新派创办的报刊绝大部分被封闭或被迫停刊。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他们相继在海外创办了一系列报刊，继续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在这一时期内，改良派创立的报刊中较重要的有：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华侨商人邱菽园出资，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新加坡创办的《天南新报》，徐勤在美国旧金山创办的《文兴日报》，梁启超在檀香山创办的《新中国报》等。在这些报刊中，影响最大的是《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尤其是《新民丛报》，成为改良派在海外的主要宣传阵地，曾风靡一时，最高发行量曾高达1.4万多份，畅销国内主要城市和10多个国家②。不过，从总体上来说，改良派的办报活动已是强弩之末，其地位正在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活动所取代。
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民主革命同时，也很重视报刊宣传活动，从而使一大批革命报刊相继创刊。又由于资产阶级内部政治派别的分化，导致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报刊大论战，也推动了新闻事业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又一个办报高潮。
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孙中山鉴于“康有为派所出版杂志，风行内外。……革命党对之，实属相形见绌”，“始遣陈少白至香港组织《中国日报》”①。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1900年1月），《中国日报》在香港正式创刊。另外《中国日报》还出版了内容侧重于论说方面的副刊《中国旬报》，二者合称为《中国报》。它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早的宣传阵地。
与此同时，留日中国学生也创办了一批革命报刊。光绪二十六年九至十月（1900年11—12月），留日学生出版了最早的两份刊物，“一为《译书汇编》，江苏人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主持之，所译西籍……皆于青年思想之进步，至有关系；二为《开智录》，粤人冯自由、郑贯一、冯斯栾等主持之，……专发挥自由平等之学说，于南洋各埠颇为流行”②。此后相继有秦力山、沈云翔、戢翼翚等创办的《国民报》半月刊，杨守仁、陈天华、黄兴等创办的《游学译编》，刘成禺等创办的《湖北学生界》，孙翼中、蒋智由等创办的《浙江潮》，秦毓鎏等创办的《江苏》等刊物。这些留日学生刊物大力宣传民族主义和民权学说，主张反清革命，对民主革命思潮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在国内，革命派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创办了一些报刊，如戢元丞等创办的《大陆月刊》，爱国学社创办的《童子世界》，章士钊等创办的《国民日日报》，蔡元培等创办的《俄事警闻》等。革命派还将原来宣传维新保皇的《苏报》，改造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宣传反清革命的报刊。革命派在《苏报》上发表大量谴责清朝反动统治、批驳保皇党人谬论的文章，引起了清廷的恐惧和忌恨。清廷于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五日（1903年6月29日）勾结上海租界巡捕房封闭了《苏报》馆，逮捕了章太炎等有关人员，制造了当时震惊中外的“《苏报》案”。“《苏报》案”后，革命派在国内的报刊活动一度处于沉寂状况。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活动也随之进入了大发展时期。《民报》的创刊就是这种发展开始的标志。光绪三十一年十月（1905年11月），作为中国同盟会机关报的《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先后担任该刊主编和撰稿的有张继、章太炎、陈天华、汪精卫、宋教仁等。孙中山亲自为《民报》创刊写了发刊词。在这篇著名的发刊词里，孙中山第一次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民报》自创刊起就致力于三民主义的宣传，力图使其“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①。
《民报》创刊后受到国内外读者的欢迎。第四号的发行量已达万份，第七号又增加到1.7万份。它的第一号反复翻印7版，第二、三号也一连发行了5版50000524_1090_1②，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民报》所宣传的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引起了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的全面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民报》作为革命党人的主要宣传阵地与改良派的《新民丛报》展开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报刊大论战。这一论战主要围绕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进行。除《民报》和《新民丛报》外，双方在国内外的20多种报刊投入了论战。论战以革命派的胜利而告结束。论战的胜利不仅在政治、思想上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壮大了革命派阵营，而且对近代报刊新闻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它促进了报刊政论体的发展。在论战中，双方报刊发表了大量政论性文章，且带有强烈的辩论性质。这就使这些政论文较以前维新派报刊和革命派早期报刊的政论文主题更加鲜明，措词更加激烈，笔锋更加犀利。其次，这场大论战也促进了革命报刊宣传活动的大发展。论战前，革命派的刊物不到30种，报纸仅10多种。而论战后到辛亥革命前，革命派的刊物增加到40多种，报纸增加到65种以上①。
由于这一报刊大论战的影响，国内革命派的报刊宣传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而打破自“《苏报》案”后革命派报刊宣传活动沉寂局面的，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秋瑾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女报》。《中国女报》是我国近代最有影响的妇女报刊之一。中国近代最早的妇女报刊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中国女学会创办，由康同薇、李蕙仙、裘毓芳等女报人主编的《女学报》。此后，又相继出现了10多种妇女报刊。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与以前的妇女报刊不同，它不是一般地停留于宣传女学女权，要求男女平等，而是进一步提出妇女的解放必须与反清革命斗争结合起来。《中国女报》虽然仅办两期就因“费绌停顿”，但它在当时妇女运动和反清革命运动中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女报》停刊后，秋瑾牺牲。另一女革命家陈志群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底创办《神州女报》月刊，以代替《中国女报》。此后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各地又相继创办了近20种妇女报刊①，但其影响都赶不上《中国女报》。
秋瑾创办《中国女报》成为国内革命派办报新高潮的开端。当时革命派报刊活动的中心，主要在上海、香港、武汉、广州等大城市。据不完全统计，到辛亥革命前，革命派在上海出版了15家报刊，在香港出版了13家，在广州出版15家，在湖北出版10家，就是在陕西、四川、贵州、新疆等边远地区也有了革命派的报刊。在这些报刊中，以于右任等创办的《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和湖北革命党人创办的《大江报》影响较大。
《神州日报》于光绪三十三年二月（1907年4月）在上海创刊，于右任、王无生等主编，该报报名暗寓“当复中华民族之祖国”的思想，纪年也用干支不用帝号，更有蔑视清廷之意。该报因火灾于创刊后不久停刊。
《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被称为“竖三民”，是先后相继出版的三家革命报纸。《民呼日报》创刊于宣统元年三月二十六日（1909年5月15日），由于右任、范光启等主编。因宣 传“吊民伐罪”、“改朝换代”，仅出版92天就被租界当局查封。宣统元年八月（1909年10月），于右任等又以《民呼日报》原有馆址、设备创办了《民吁日报》。因该报宣传反日救亡，引起日本方面仇视。日本对租界当局施加压力，拘留了报社社长，并判“该报永远停止出版”。宣统二年九月（1910年10月），于右任等又创办《民立报》。宣统三年（1911）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民立报》成为其机关报，在揭露清廷预备立宪骗局，报道各地革命斗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成为辛亥革命前夕国内最有影响的革命报刊。
《大江报》创刊于宣统二年十二月（1911年1月），是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的机关报。主持者为詹大悲和何海鸣。该报于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二日、闰六月初一日（1911年7月17、26日）发表《亡中国者和平也》、《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两篇短评，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闰六月初七日（8月1日）湖北官府派巡警逮捕了詹大悲和何海鸣，封闭了《大江报》。《大江报》停刊至武昌起义后一度复刊，但不久又被黎元洪封禁。
辛亥革命时期，不仅革命派报刊得到很大发展，民营报纸也迅速崛起。这个时期较重要的民营报纸有光绪二十八年五月（1902年6月）由英华创办于天津的《大公报》，光绪三十年四月（1904年6月）由狄楚青创办于上海的《时报》，光绪三十年七月由彭翼仲创办于北京的《京话日报》等。这些民营报纸从政治倾向而言，大都偏向维新改良。在办报业务方面，由于民营报纸之间的竞争，大都进行了一些改革创新。其中《时报》的业务创新最为引人注目，如它宣布的“公”、“要”、“周”、“适”的论说要求和“博”、“速”、“确”、“直”、“正”的记事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闻的某些规律①。此外它创造的短小精悍的时评方式也深受读者欢迎。
面对革命派的报刊宣传攻势，清廷一方面进行镇压，另一方面也开始创办官报，以占领舆论阵地。光绪二十七年（1901）冬，袁世凯首先在天津创办了《北洋官报》（双日刊），并附带出版《北洋学报》和《北洋政学旬报》。光绪二十九年（1903），吕海寰、伍廷芳奏请推广官报获准，于是各省纷纷创立官报，较重要的有《湖北官报》、《南洋官报》、《江西日日官报》、《豫省中外官报》等。清廷中央各部门也开始创办部门官报，如商部创办的《商务官报》、学部创办的《学部官报》。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发行了最高官报《政治官报》（后改名为《内阁官报》）。所有这些官报的内容，以“恭录谕旨第一、奏折第二、咨札第三、章程第四”，极少新闻，“凡私家论说及风闻不实之事，一概不录”②，因而毫无生气，读者甚寡。
北洋军阀统治初期的新闻事业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使新闻事业也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主要表现在：第一，报刊的大量涌现。辛亥革命后，“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③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时期的报刊达500余家，总发行量达4200余万份。这些报纸大部分是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系统创办的，较重要的有：北京的《亚东新报》、《中央新闻》、《民立报》；上海除原来的《民立报》外，还有被称为“横三民”的《民权报》、《国民新闻》、《中华民报》；武汉除恢复的《大江报》外，还有《震旦民报》、《民国日报》、《大汉报》；其他如长沙的《国民日报》、南宁的《民风报》、广州的《中原报》、四川的《四川公报》等。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政治斗争的相对缓和，这段时期的报刊政论性文章已失去其主导地位，而新闻通讯则日益增多。
第二，通讯社的大量建立。中国人自办通讯社始于光绪三十年（1904）骆侠挺在广州创办中兴通讯社，宣统元年（1909）李盛铎、王慕陶在比利时创办了远东通讯社。此外，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前夕在武昌创办过类似通讯社的新闻传播机构。辛亥革命后，新闻通讯事业得到较大的发展，1912到1918年，新创立的新闻通讯社有20余家①。较著名的有李抱一于1912年创办于长沙的湖南通讯社，邵飘萍于1915年创办于日本的东京通讯社和1916年创办于北京的新闻编译社，还有1918年冬国民党在上海创办的国民通讯社。通讯社的大量建立，改变了我国新闻传播单纯依靠报纸的状况，反映了新闻事业的发展。
第三，记者地位的提高和名记者的出现。随着报刊和通讯社的大量涌现以及人们对新闻需求的增长，以新闻采访为业的记者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有人回忆说，辛亥革命后，“无冠皇帝（指记者）纷然并起。报社如林，报章如雨，高谈雄辩，扬厉铺张，当道虚席，社会侧目，炙手熏天，此为一盛”②。这反映出记者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涌现了一批 著名的记者，如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徐凌霄、刘少少、胡政之、张季鸾等。他们大都受过较多的资产阶级教育，有一定的新闻理论修养和办报经验。与以前的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政治活动家兼报刊政论家不同，这些名记者都是专门从事新闻采访。
然而，民国初年新闻事业的发展是短暂的。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下令封闭了所有国民党人办的报刊。到1913年底，辛亥革命前后发展起来的500多种报刊只剩下130余种，这就是近代新闻史上有名的“癸丑报灾”。接着袁世凯政府又先后颁布了限制言论自由的《戒严法》、《治安警察法》、《报纸条例》、《出版法》等法令条文，并以这些法令条文为据，残酷镇压报纸和报人。从1912年4月到1916年6月，被袁氏政权封闭的报馆达71家，被传讯的49家，被捣毁的9家，有24位报人被杀害，60余位报人被捕①。
袁世凯在镇压了国民党报刊和反袁报刊的同时，先后创办了《亚细亚日报》、《金刚报》等御用报刊，并用各种方式收买一些报刊为己所用，以达到控制舆论的目的。
1916年，袁世凯死亡，北洋军阀内部发生分裂。各派军阀忙于争权夺利，放松了对新闻舆论的控制。许多被袁世凯封闭的报刊趁机复刊，报刊上反对封建专制独裁、宣传新文化的文章也逐渐增多。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此后，又有李大钊创办并主编的《晨钟报》，陈独秀、李大钊创办并主编的《每周评论》，北京大学学生创办的《国民》月刊和《新潮》月刊问世。1918年10月14日，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正式成立。该会还出版了我国第一份新闻学专业刊物《新闻周刊》，并开始了我国近代最早的新闻教育①。这些都表明，我国的新闻事业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①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55页。
②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58页。
③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69页。
④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
①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18页。
②李时岳：《反洋教运动》，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64页。
①方汉奇等：《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
②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35页。
①梁家禄等：《中国新闻业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页。
①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69页。
②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61页。
①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01页。
②《上海强学会章程》，《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90页。
①严复：《〈国闻报〉缘起》，《严复集》第2册，第453—454页。
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四。
②复旦大学新闻系：《简明中国新闻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页。
①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11页。
②《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8页。
①孙中山：《〈民报*289页。
②梁家禄等：《中国新闻业史》，第95页。
①梁家禄等：《中国新闻业史》，第98页。
①参见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版，第477—479页。
①《时报>发刊例》，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24—125页。
②《政治官报章程》，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43页。
③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47页。
①复旦大学新闻系：《简明中国新闻史》，第130页。
②复旦大学新闻系：《简明中国新闻史》，第130页。
①复旦大学新闻系：《简明中国新闻史》，第134页。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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