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与顽固派的论争
不久，奕和倭仁作为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代表，在同文馆要求增设天文算学馆的问题上进行了一次激烈的交锋。
同文馆设立于同治元年（1862），主要任务是培养翻译人才。它招收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入学，注重外语的学习。这是奕为首的洋务派早期的一项重要措施。由于开始规模尚小，影响不大，倭仁等虽有异议，却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但是，作为顽固派的首领，倭仁主张讲求“圣人之道”，严防“以夷变夏”，坚持以“礼义廉耻”、“天道人心”来维护封建统治，保存天朝的体制。他和醇亲王奕譞、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等人过从甚密，联成一气，“以不谈洋务为高”，坚守封建的纲常名教。他们对奕等人提倡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引进先进技术，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其外交政策强烈不满，认为是擅改祖制，以夷变夏，伺机进行攻击。同治五年（1866）十二月，奕以“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为理由，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指出“若不从根本上用著实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裨于实用”②。为保证质量，要求招收30岁以下的满汉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及科举出身的五品以下的官员入学，并厚给薪水，住馆学习，聘请西人担任教师。还规定学习3年试居高等者，“均准各按升阶，格外优保班次”。对此，顽固派极为恼火，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上奏表示反对，紧接着倭仁亲自出马，对奕此举大张挞伐，兴师问罪。他向朝廷上了一份奏折，力言：“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指出令学士、大夫学习制器之理，且用升官、银钱去引诱他们，这是重名利轻气节，“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倭仁尤其反对“奉洋人为师”，他质问奕：“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术，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①倭仁的保守思想和言论得到守旧的满族贵族、官僚士绅和许多八股士子的拥护。一批守旧卫道之士群起效尤。一时“谤议繁兴”，闹得“京师口语藉藉”。对倭仁等人的攻击、非难，奕毫不示弱。他直截了当地斥责倭仁“守旧衰谬，不识时务”，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指斥倭仁“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徒以道义空谈”①，是极其谬误的。奕故意将倭仁一军，请旨饬令倭仁“着即酌保数员”，并“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办讲求”，与同文馆“互相砥砺”。上谕发抄，卫道之士大哗，倭仁更是啼笑皆非，狼狈不堪，只好向朝廷明白回奏，“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恳求朝廷取消原来的奏议。奕仍不罢休，决心再出个难题给倭仁去做，奏请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要他直接参与为其所深恶痛绝的“洋务”活动。急得倭仁食难下咽，夜不安枕，陷于进退维谷的窘境。倭仁屡疏恳辞，奕再三驳斥，致使倭仁无法申辩，十分尴尬，只好硬着头皮走马上任，“中途故坠马，遂以足疾请假”②。这场斗争，使顽固派的气焰有所收敛。是时，各地人民起义相继被镇压，奕所谓的“心腹之患”暂时减轻了。于是他在处理朝政时，较多地注意“抵御外侮”方面。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奕要他议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海防，以备御侮。为捍卫海疆起见，他支持左宗棠自行设厂造船的建议和实践，认为此时东南要务，以造轮船为先，倘若“制于人而不思制人之法与御寇之方，尤非谋国之道”。同治十年（1871）七月，沙俄乘中国西北边疆动乱之机，以“代为收复”为名，悍然出兵侵占伊犁。奕认为“沙俄既于伊城遂其鸠居之计，复于各处冀为蚕食之谋，其心殊为叵测”①，赞同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平定阿古柏匪帮的叛乱后，奕又全力支持左宗棠大军屯兵新疆，准备从沙俄手中收复伊犁。同治十三年（1874），日军入侵台湾，奕奏请派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办理台防，指示沈葆桢“示以兵威”，决不能对日本示弱惧战。但他后来还是接受了李鸿章关于“兵端不可遽开”，只有“力保和局”的建议，向日本妥协，签订了屈辱的《台事专约》。这对奕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深感自办洋务以来，往往“空言自强”，事实上“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乃至“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为有效地御侮，他提出了“练兵、简器、设厂、筹饷、用人、持久”等六项具体建议，强调建设中国海军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奕的建议被各省督抚称之为“救时要策”和“切要之图”。福建巡抚丁日昌为此草拟了《海军水师章程》六条，奏请设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经奕敦促，清廷原则上采纳了筹建三洋水师的建议，但限于财力，决定“先于北洋创设一军，俟力渐充，由一化三”。于是，中国近代海军正式筹建了。同时，奕还倡导和支持各地洋务派兴办近代民用企业，“以商为战，收回利功”，“以防外人争利”。
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5，第33页。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6，第3页。
①《洋务运动》第8册，第231页。
②《洋务运动》第2册，第33页。
①李岳瑞：《春冰室野乘》。
不久，奕和倭仁作为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代表，在同文馆要求增设天文算学馆的问题上进行了一次激烈的交锋。
同文馆设立于同治元年（1862），主要任务是培养翻译人才。它招收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入学，注重外语的学习。这是奕为首的洋务派早期的一项重要措施。由于开始规模尚小，影响不大，倭仁等虽有异议，却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但是，作为顽固派的首领，倭仁主张讲求“圣人之道”，严防“以夷变夏”，坚持以“礼义廉耻”、“天道人心”来维护封建统治，保存天朝的体制。他和醇亲王奕譞、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等人过从甚密，联成一气，“以不谈洋务为高”，坚守封建的纲常名教。他们对奕等人提倡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引进先进技术，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其外交政策强烈不满，认为是擅改祖制，以夷变夏，伺机进行攻击。同治五年（1866）十二月，奕以“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为理由，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指出“若不从根本上用著实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裨于实用”②。为保证质量，要求招收30岁以下的满汉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及科举出身的五品以下的官员入学，并厚给薪水，住馆学习，聘请西人担任教师。还规定学习3年试居高等者，“均准各按升阶，格外优保班次”。对此，顽固派极为恼火，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上奏表示反对，紧接着倭仁亲自出马，对奕此举大张挞伐，兴师问罪。他向朝廷上了一份奏折，力言：“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指出令学士、大夫学习制器之理，且用升官、银钱去引诱他们，这是重名利轻气节，“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倭仁尤其反对“奉洋人为师”，他质问奕：“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术，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①倭仁的保守思想和言论得到守旧的满族贵族、官僚士绅和许多八股士子的拥护。一批守旧卫道之士群起效尤。一时“谤议繁兴”，闹得“京师口语藉藉”。对倭仁等人的攻击、非难，奕毫不示弱。他直截了当地斥责倭仁“守旧衰谬，不识时务”，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指斥倭仁“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徒以道义空谈”①，是极其谬误的。奕故意将倭仁一军，请旨饬令倭仁“着即酌保数员”，并“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办讲求”，与同文馆“互相砥砺”。上谕发抄，卫道之士大哗，倭仁更是啼笑皆非，狼狈不堪，只好向朝廷明白回奏，“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恳求朝廷取消原来的奏议。奕仍不罢休，决心再出个难题给倭仁去做，奏请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要他直接参与为其所深恶痛绝的“洋务”活动。急得倭仁食难下咽，夜不安枕，陷于进退维谷的窘境。倭仁屡疏恳辞，奕再三驳斥，致使倭仁无法申辩，十分尴尬，只好硬着头皮走马上任，“中途故坠马，遂以足疾请假”②。这场斗争，使顽固派的气焰有所收敛。是时，各地人民起义相继被镇压，奕所谓的“心腹之患”暂时减轻了。于是他在处理朝政时，较多地注意“抵御外侮”方面。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奕要他议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海防，以备御侮。为捍卫海疆起见，他支持左宗棠自行设厂造船的建议和实践，认为此时东南要务，以造轮船为先，倘若“制于人而不思制人之法与御寇之方，尤非谋国之道”。同治十年（1871）七月，沙俄乘中国西北边疆动乱之机，以“代为收复”为名，悍然出兵侵占伊犁。奕认为“沙俄既于伊城遂其鸠居之计，复于各处冀为蚕食之谋，其心殊为叵测”①，赞同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平定阿古柏匪帮的叛乱后，奕又全力支持左宗棠大军屯兵新疆，准备从沙俄手中收复伊犁。同治十三年（1874），日军入侵台湾，奕奏请派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办理台防，指示沈葆桢“示以兵威”，决不能对日本示弱惧战。但他后来还是接受了李鸿章关于“兵端不可遽开”，只有“力保和局”的建议，向日本妥协，签订了屈辱的《台事专约》。这对奕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深感自办洋务以来，往往“空言自强”，事实上“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乃至“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为有效地御侮，他提出了“练兵、简器、设厂、筹饷、用人、持久”等六项具体建议，强调建设中国海军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奕的建议被各省督抚称之为“救时要策”和“切要之图”。福建巡抚丁日昌为此草拟了《海军水师章程》六条，奏请设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经奕敦促，清廷原则上采纳了筹建三洋水师的建议，但限于财力，决定“先于北洋创设一军，俟力渐充，由一化三”。于是，中国近代海军正式筹建了。同时，奕还倡导和支持各地洋务派兴办近代民用企业，“以商为战，收回利功”，“以防外人争利”。
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5，第33页。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6，第3页。
①《洋务运动》第8册，第231页。
②《洋务运动》第2册，第33页。
①李岳瑞：《春冰室野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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