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对日主和，反对变法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慈禧太后信任李鸿章，避战求和，又招败绩。清皇朝危机四伏，矛盾重重。慈禧太后被迫再次起用奕，想借重其过去的声望来调和各种矛盾，打击帝党势力。八月底，她发布谕旨，令奕“在内廷行走，管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添派总理海军事务，会同办理军务”①。十月初，清廷成立督办军务处，光绪帝发布谕旨，“派恭亲王督办军务，所有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旋复授其军机大臣职务。然而，此时的奕年老多病，并无实权；多年失势，对政务亦有所隔膜，加以他一再遭受慈禧太后的打击，锐气大减。重新上台后，只敢顺着慈禧太后的意旨办事，不敢稍有出格。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清廷派李鸿章到日本马关谈判。四月初三日（4月27日），李鸿章电告清廷和约十条，奕表示赞成，力主“再不能言战”①。四月十七日（5月17日），李鸿章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字。五月初二日（5月25日），奕会同奕劻等人请求尚在迟疑的光绪帝批准条约，并派伍廷芳等赴烟台换约。未几，“三国干涉还辽”事起，翁同龢等人主张延期换约，奕却以“不换约则兵端立至”②为由，赞成换约，出卖民族权益。

　　戊戌维新变法期间，奕针对清廷某些弊端提出了诸如兴办学堂、修筑铁路、振兴工商、改革武科考制等主张。但它基本上是洋务派主张的老调重弹，实际上是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提出的君主立宪等变法主张的抵制。他不仅利用自己的身份对光绪帝时加牵制，而且和“议论专主变法”的帝师和军机大臣翁同龢严重对立。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翁同龢接受康有为的建议，令其僚属、户部主事陈炽起草了十二道新政诏书，拟请光绪帝陆续颁行。翁同龢将这些新政诏书“商之于恭邸”，想争取他对变法的支持，殊料竟遭奕的坚决反对。奕还奏请慈禧太后，撤掉汉书房，将翁同龢赶出毓庆宫，使他失去了和光绪帝“造膝独对”的机会。此后，奕和翁同龢“议事龃龉”，“论事不合”，对翁同龢的政治主张和赞助康、梁变法的行动很不以为然，往往从中作梗，阻挠变法。他还指斥翁同龢揽权、狂悖，每每对他裁抑、刁难，施加压力，阻止他对维新变法的帮助支持。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沙俄强占旅大事件发生后，光绪帝召见王公大臣，极言时危，“以变法为急务”，立志改革。奕“默然”不答。不久，康有为上书请开制度局，定国是，奕也表示反对。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1898年5月29日），奕旧疾复发，旋病重而死，时年67岁。清廷优加恩典，皇帝临奠，辍朝五日，赐益曰“忠”，配享太庙。

　　

　　

　　①奕：《萃锦吟》卷6。

　　①《清季外交史料》卷97，第3页。

　　②《翁文恭公日记》第34册，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