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从签订《中俄密约》到出任两广总督
李鸿章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遭群议指摘。他失去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个权势很重的职位，留京“入阁闲居”。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清廷拟派王之春赴俄参加尼古拉二世加冕礼，俄国想借此机会迫使清廷派能订立条约的使臣，实现久已垂涎中国东北的侵略野心，因而指名要“李中堂”亲自出马，清廷只好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前往俄国。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李鸿章在莫斯科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主要内容有两国共同防日，一旦有事，双方派兵互相“援助”，俄方军舰可以进出中国一切港湾；中国允许俄国穿过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修造铁路，并在该路运送军队粮食。不久，根据密约，清廷又与俄国签订一个《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这样，俄国在攫取中东铁路修筑权的同时，还掠夺了铁路沿线的采矿、伐木、行政、派驻警察、驻军及减免税厘的特权。俄国在“共同防日”幌子下面，将侵略魔爪伸入我国东北地区。八月二十七日（10月3日），李鸿章返回天津，大肆宣扬中俄关系已是“如胶似漆”③，“中国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①。
办完“联俄”外交后，李鸿章奉命在总理衙门行走。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德国出动军舰，强占胶州湾。第二年春，李鸿章会同翁同龢与德国驻华公使订立《胶澳租界条约》，德国以“租借”名义强占胶州湾，并取得在山东境内开矿筑路等权利。不久，俄国海陆军纷纷出动，摆出剑拔弩张的架势，要求清廷将旅大“租借”与俄国。三月初六日（3月27日），李鸿章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下，会同张荫桓与俄国驻华代办巴甫洛夫签订《旅大租地条约》。俄国不仅“租借”旅大，而且取得修筑中东铁路支线直达旅大以及铁路沿线权益不得让与他国等权利，其势力从东北北部伸展到南部，整个东北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帝国主义在中国掀起瓜分狂潮，民族危机严重。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救亡图存”口号，要求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使中国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场新与旧的斗争中，李鸿章采取了先是反对、继而暗中回护的态度。
长期以来，李鸿章坚认现行的封建专制统治是“唯一可行的制度”②，并紧紧依靠慈禧太后，受其驱使。因此，当康有为等人抨击他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和拒绝他加入强学会时，忿恨不已，与维新派之间一度形同水火。他向慈禧太后进谗说：“此曹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①光绪二十四年初，总理衙门邀请康有为征询改革大端，李鸿章也出席问话，他竭力反对改革法律官制。
然而，到百日维新前后，李鸿章的态度却起了变化，原因有三。其一，在“变法”的途径和方法问题上，洋务派同维新派是有根本区别的，但在要求“改革”这一点上，却是相互一致的，这就成为李鸿章一度支持维新派的思想基础。其二，在顽固势力的阻挠下，维新派的“变法”要求不得不略作修改，提出“君权变法”，“乾纲独断”以及“开制度局于宫中”等“温和”主张。这些倒退的政见，意味着他们与洋务派的距离缩短了，李鸿章与维新派之间的隔阂也就随之逐渐消除了。其三，签订《中俄密约》后，李鸿章在总理衙门仅仅做个“伴食之宰相”②。为了改变这个处境，在戊戌变法后期，他一面继续依附慈禧太后，一面又或明或暗地给维新派一定的支持，希冀事成之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并借助维新派力量，实现其洋务抱负。
基于上述原因，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诏令，李鸿章并不反对，或保持缄默，或表示赞同。关于加强军事建设、发展农工商业，以及废除八股、兴办学校等项改革措施，在不同程度上李鸿章均抱支持态度。尤其对于设立京师大学堂，他更认为“最关重要，赞助甚力”③，甚至还推荐康有为出任总教习，难怪后来康有为向别人说：李鸿章“助吾革政”①。戊戌政变发生后，李鸿章一面不敢违抗慈禧太后捕杀维新派的通缉令；一面派人慰问康有为等人。康有为出走时，他“遣人慰行”②；梁启超逃亡日本，他托人转言相慰。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南下就任两广总督。到任后，李鸿章采取严厉镇压“盗匪”、会党起义的措施，“募巡警”，“办团练”，“昼夜梭巡，随时警察”，在街道“遇有身带火器刀械，立即擒捕”③。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后，李鸿章电奏清廷，要求迅速剿办团民，保护使馆，以免中外失和。五月十九日（6月16日），清廷谕令李鸿章到京主持大计，他借口“粤人呼吁攀留”，暂难北上。实际上他是要等待帝国主义军队开抵北京城下，经过“一二恶战”④，清廷改变态度时，再决定自己的行动。
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清廷颁布了“宣战”上谕，命令各省督抚集义民成团，“借御外侮”。但李鸿章拒不执行，宣称“廿五（阳历21日）矫诏，粤断不奉”⑤，并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共同宣称：长江一带只有“会匪盐枭”，“并无拳会之党可招”①。可见，李鸿章是东南督抚违抗“宣战”命令的首倡者。他还积极参与了刘坤一、张之洞发起的“东南互保”，以破坏义和团在南方的发展。
李鸿章在广东如此卖力保护洋人，英国就提出广东“需要这位总督坐镇”②，并认为他是建立“华南独立政权”的理想人物，因而千方百计不让他北上，要他与孙中山“合作”，在粤“宣告独立”。李鸿章则认为此事必以“清帝后存亡为断”③，在联军未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尚未“遇难”之前，不能贸然从事。因此，他一面坐观局势的发展，一面假意邀请孙中山前来与他“合作”，阴谋一举搞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力量。这时，孙中山已应邀来港，抵岸后，得到革命党人密告，获“知李督尚无决心，其幕僚且有设阱诱捕”④之意，急乘原船转赴越南。
③《中日战争》第1册，第69页。
①《中东战纪本末》卷2，第4页。
②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第54页。
①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63页。
②《戊戌变法》第1册，第467页。
③蔡尔康、林乐知：《李鸿章历聘欧美记》。
①姚崧龄：《影响我国维新的几个外国人》，第31页。
②姚崧龄：《影响我国维新的几个外国人》，第31页。
③《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30页。
④《义和团》第3册，第335页。
⑤《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23。
①《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22。
②《义和团》第3册，第333页。
③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246页。
④转引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87页。
李鸿章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遭群议指摘。他失去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个权势很重的职位，留京“入阁闲居”。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清廷拟派王之春赴俄参加尼古拉二世加冕礼，俄国想借此机会迫使清廷派能订立条约的使臣，实现久已垂涎中国东北的侵略野心，因而指名要“李中堂”亲自出马，清廷只好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前往俄国。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李鸿章在莫斯科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主要内容有两国共同防日，一旦有事，双方派兵互相“援助”，俄方军舰可以进出中国一切港湾；中国允许俄国穿过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修造铁路，并在该路运送军队粮食。不久，根据密约，清廷又与俄国签订一个《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这样，俄国在攫取中东铁路修筑权的同时，还掠夺了铁路沿线的采矿、伐木、行政、派驻警察、驻军及减免税厘的特权。俄国在“共同防日”幌子下面，将侵略魔爪伸入我国东北地区。八月二十七日（10月3日），李鸿章返回天津，大肆宣扬中俄关系已是“如胶似漆”③，“中国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①。
办完“联俄”外交后，李鸿章奉命在总理衙门行走。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德国出动军舰，强占胶州湾。第二年春，李鸿章会同翁同龢与德国驻华公使订立《胶澳租界条约》，德国以“租借”名义强占胶州湾，并取得在山东境内开矿筑路等权利。不久，俄国海陆军纷纷出动，摆出剑拔弩张的架势，要求清廷将旅大“租借”与俄国。三月初六日（3月27日），李鸿章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下，会同张荫桓与俄国驻华代办巴甫洛夫签订《旅大租地条约》。俄国不仅“租借”旅大，而且取得修筑中东铁路支线直达旅大以及铁路沿线权益不得让与他国等权利，其势力从东北北部伸展到南部，整个东北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帝国主义在中国掀起瓜分狂潮，民族危机严重。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救亡图存”口号，要求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使中国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场新与旧的斗争中，李鸿章采取了先是反对、继而暗中回护的态度。
长期以来，李鸿章坚认现行的封建专制统治是“唯一可行的制度”②，并紧紧依靠慈禧太后，受其驱使。因此，当康有为等人抨击他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和拒绝他加入强学会时，忿恨不已，与维新派之间一度形同水火。他向慈禧太后进谗说：“此曹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①光绪二十四年初，总理衙门邀请康有为征询改革大端，李鸿章也出席问话，他竭力反对改革法律官制。
然而，到百日维新前后，李鸿章的态度却起了变化，原因有三。其一，在“变法”的途径和方法问题上，洋务派同维新派是有根本区别的，但在要求“改革”这一点上，却是相互一致的，这就成为李鸿章一度支持维新派的思想基础。其二，在顽固势力的阻挠下，维新派的“变法”要求不得不略作修改，提出“君权变法”，“乾纲独断”以及“开制度局于宫中”等“温和”主张。这些倒退的政见，意味着他们与洋务派的距离缩短了，李鸿章与维新派之间的隔阂也就随之逐渐消除了。其三，签订《中俄密约》后，李鸿章在总理衙门仅仅做个“伴食之宰相”②。为了改变这个处境，在戊戌变法后期，他一面继续依附慈禧太后，一面又或明或暗地给维新派一定的支持，希冀事成之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并借助维新派力量，实现其洋务抱负。
基于上述原因，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诏令，李鸿章并不反对，或保持缄默，或表示赞同。关于加强军事建设、发展农工商业，以及废除八股、兴办学校等项改革措施，在不同程度上李鸿章均抱支持态度。尤其对于设立京师大学堂，他更认为“最关重要，赞助甚力”③，甚至还推荐康有为出任总教习，难怪后来康有为向别人说：李鸿章“助吾革政”①。戊戌政变发生后，李鸿章一面不敢违抗慈禧太后捕杀维新派的通缉令；一面派人慰问康有为等人。康有为出走时，他“遣人慰行”②；梁启超逃亡日本，他托人转言相慰。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南下就任两广总督。到任后，李鸿章采取严厉镇压“盗匪”、会党起义的措施，“募巡警”，“办团练”，“昼夜梭巡，随时警察”，在街道“遇有身带火器刀械，立即擒捕”③。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后，李鸿章电奏清廷，要求迅速剿办团民，保护使馆，以免中外失和。五月十九日（6月16日），清廷谕令李鸿章到京主持大计，他借口“粤人呼吁攀留”，暂难北上。实际上他是要等待帝国主义军队开抵北京城下，经过“一二恶战”④，清廷改变态度时，再决定自己的行动。
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清廷颁布了“宣战”上谕，命令各省督抚集义民成团，“借御外侮”。但李鸿章拒不执行，宣称“廿五（阳历21日）矫诏，粤断不奉”⑤，并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共同宣称：长江一带只有“会匪盐枭”，“并无拳会之党可招”①。可见，李鸿章是东南督抚违抗“宣战”命令的首倡者。他还积极参与了刘坤一、张之洞发起的“东南互保”，以破坏义和团在南方的发展。
李鸿章在广东如此卖力保护洋人，英国就提出广东“需要这位总督坐镇”②，并认为他是建立“华南独立政权”的理想人物，因而千方百计不让他北上，要他与孙中山“合作”，在粤“宣告独立”。李鸿章则认为此事必以“清帝后存亡为断”③，在联军未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尚未“遇难”之前，不能贸然从事。因此，他一面坐观局势的发展，一面假意邀请孙中山前来与他“合作”，阴谋一举搞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力量。这时，孙中山已应邀来港，抵岸后，得到革命党人密告，获“知李督尚无决心，其幕僚且有设阱诱捕”④之意，急乘原船转赴越南。
③《中日战争》第1册，第69页。
①《中东战纪本末》卷2，第4页。
②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第54页。
①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63页。
②《戊戌变法》第1册，第467页。
③蔡尔康、林乐知：《李鸿章历聘欧美记》。
①姚崧龄：《影响我国维新的几个外国人》，第31页。
②姚崧龄：《影响我国维新的几个外国人》，第31页。
③《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30页。
④《义和团》第3册，第335页。
⑤《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23。
①《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22。
②《义和团》第3册，第333页。
③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246页。
④转引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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