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收 复 新 疆
同治、光绪之际，中国的边疆危机接踵而至。其中尤以新疆的情况最为突出。
同治四年（1865）初，中亚的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与民族败类金相印、思的克相勾结，入侵中国新疆南部地区，先后侵占了喀什噶尔、英吉沙、莎车、和田、阿克苏、库车和喀喇沙尔（今焉耆）等城。同治六年（1867），建立了反动政权，阿古柏自称“毕调勒特汗”（意即“幸运之主”）。同治九年（1870），阿古柏进占乌鲁木齐。阿古柏政权不仅残酷地压榨和奴役新疆各族人民，而且勾结英国和俄国，妄图利用他们作靠山，分裂中国领土，成为在英、俄庇护下的一个独立王国。
野心勃勃的俄国一方面千方百计地与英国争夺对阿古柏的控制，一方面策划侵占伊犁。同治十年（1871），当阿古柏兼并了乌鲁木齐不久，俄国就打着代中国“收复”的幌子，武装占领了伊犁，还扬言要“代收”乌鲁木齐。新疆面临着被外国侵略者瓜分的严重危险，收复失地，捍卫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迫切要求。
当新疆危机日趋严重之时，左宗棠已年逾花甲，打算“乞病还乡”，但是，祖国西北边陲发生的事变，点燃了他心中的爱国之火，他坚定地表示：“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③同治十三年（1874），正当新疆的局势危急之时，东南沿海的防务也由于日本侵略台湾而告紧张。受英国影响的李鸿章借全国注视东南之机，提出了放弃新疆，移西征之饷作为东南海防之用的谬论。说新疆这个贫瘠之区“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广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他认为，“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①。这就意味着，玉门关以外的中国领土都可以拱手送给别人。李鸿章的谬论，得到相当多的支持者。但也有一些“塞防论”者起而反对。于是，一场“塞防”与“海防”之争就此掀起。
在争论中，清廷的态度摇摆不定，于是“密询”在西北边防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左宗棠。左宗棠慷慨陈词，坚决反对放弃新疆。他针对清廷的心理状态，高度赞扬了乾隆帝收复新疆的历史功绩和坚定态度，指出“当时盈廷诸臣，颇以开边未已，耗■滋多为疑，而圣意闳深，不为所动”。同时，他特别从饷需的角度驳斥了李鸿章的谬论，指出“若此时而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①，把收复新疆提到保障全国安全的高度。左宗棠的结论是：“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不可偏废。左宗棠的精辟议论，把“海防”、“塞防”之争推向了高潮。从本质上看，这场大辩论是关系到要不要收复新疆，要不要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大是大非问题。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海防并重论”，是符合中国人民长远利益的。
左宗棠发表意见后，清廷不仅坚定了不放弃新疆的决心，而且也意识到：在全国大吏中，既有力量和信心，又有胆识和魄力，足以担负起这一重大任务者，左宗棠一人而已。光绪元年（1875）三月，诏命左宗棠为督办新疆军务的钦差大臣。左宗棠得到指挥进军的全权，开始了收复新疆的大业。
光绪二年（1876）三月，左宗棠从兰州进驻肃州（酒泉），以此为西征大本营，并督饬刘锦棠率精锐20余营西进出关。五月，刘部抵达济木萨。此时，连同从同治十三年（1874）起陆续出关的金顺、张曜部和整编的新疆原有驻军，全部近100营，约五六万人。
关于具体的作战部署，左宗棠的方针是：先北路而后南路。首先拿下乌鲁木齐，克复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北路，然后挥师南下，直捣阿古柏的老巢，收复整个南疆。全部收复新疆的战斗，正是在这一正确部署下一步步进行的。
六月，刘锦棠与先期西进的金顺部同时进驻距古牧地（米泉）最近的阜康城，建立了自己的前哨阵地。在很短的时间里，接连收复了乌鲁木齐及昌吉、呼图壁诸城。不久，又攻克了“城小而坚”的玛纳斯。于是，整个北疆，除伊犁之外，均为清军收复。第一战役胜利结束，对南疆的进军已是箭在弦上。
就在这时，英国以“调停”为名，妄图阻止左宗棠大军收复南疆的正义行动。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李鸿章表示，英国愿出面“调停”中国与阿古柏的关系，阿古柏“作为属国，只隶版图，不必朝贡”②。随后，英国又向总理衙门正式提出这一荒谬主张。左宗棠得知这个情况后，极为愤慨地说：“帕夏（即阿古柏）窃据南八城及吐鲁番”，为“中外共知”，而威妥玛却故意“称为喀王”，“若不知吐鲁番、南八城为我疆土，帕夏为我贼也”，其卑劣的目的不过是“图保其印度腴疆”而已①。针对李鸿章“专一示弱”的做法，他义正词严地向总理衙门表示：阿古柏“为我必讨之贼”，“战阵之事，权在主兵之人”，非他人所参与，亦“无须英人代为过虑也”。左宗棠的坚定态度，挫败了英国的“调停”阴谋，从而为第二战役铺平了道路。
收复新疆的第二战役是整个进军中的关键战役。阿古柏利用天山关隘重点设防于达坂城，并由他的儿子和亲信防守吐鲁番和托克逊。三者互为犄角，是阿古柏顽抗的希望所在。
光绪三年（1877）三月，在避开了冰雪封山的冬季之后，根据左宗棠“分道并规”的部署，刘锦棠部从乌鲁木齐往南，翻过天山向达坂城和托克逊挺进；张曜从哈密往西，先屯盐池；徐占彪从巴里坤往西在盐池与张曜会合后，再往西向七克腾木和辟展（鄯善）前进。三军最后会师吐鲁番。初三日（4月16日），刘锦棠军向达坂城发起进攻，初七日，“歼尽守城之寇，杀尽外援之寇”，一举攻克了达坂。初九日，徐占彪军与张曜部前锋会师，攻占了辟展。接着进攻吐鲁番。十三日，刘锦棠的援军也已赶到，于是在一天之内连克吐鲁番满汉二城。这一天，刘锦棠部还收复了重镇托克逊。
关键性的第二战役，不到半个月即胜利结束。三城全克，歼灭阿古柏主力1万余人，打开了通向南八城的门户，为直捣阿古柏的老巢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西征军摧枯拉朽的打击下，阿古柏走投无路，服毒自杀。阿古柏之死，又引起了反动集团更严重的内讧。阿古柏的小儿子海古拉与大儿子伯克胡里火并，被伯克胡里打死。许多人见大势已去，纷纷作鸟兽散。在这种形势下继续进兵，彻底摧毁阿古柏集团，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了。但这时狡猾的英国再度登场。它通过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要求中国允许阿古柏反动政权保留喀什噶尔数城，“使可立国”。不久，英国代办傅磊斯又向总理衙门转告三项无理要求：“（一）阿古柏承认中国为上国，命使臣入贡；（二）中国与喀什噶尔将地界划清；（三）两边议合后，永远和好。”②显然，直到这时，英国仍想通过“议和”、“划界”的阴谋，分裂中国领土，保存阿古柏集团的政权。李鸿章也再次出来为英国帮腔。他讽刺说：“左帅新复吐鲁番、托克逊等城，自谓南路折■可下，朝廷日盼捷书，催协饷如星火，更无以雅可刊（阿古柏）投诚之说进者。然将来势必旋得旋失，功不覆过。”①左宗棠面对这些压力，仍然寸步不让。他反驳说：收复吐鲁番等地后，“逆夷震慑异常”，“此时机有可乘，乃为画地缩守之策，何以固边圉而示强邻？异时追咎贻误之人，老臣不能任也”②。对于英国的阴谋，他严正指出：英人要别人“立国，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为索我腴地以示恩？”他告诉刘锦棠，如遇英国遣说客去啰嗦，则以“我奉令致讨侵占吾宇之贼，以复我旧土为词，别事不敢干预。如欲议别事，请赴肃州大营！”③他的凛然正气，既打击了英国，又回击了李鸿章，从而又一次粉碎了英国的阴谋。
光绪三年八月，收复新疆的第三战役开始了。这一战役的目标是全部收复南疆，彻底消灭阿古柏集团。刘锦棠率西征军各部从吐鲁番、托克逊出发，兵分两路，在不到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长驱近2000里，全部收复了南疆的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及附近各城镇。接着，又以破竹之势于十二月攻克了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莎尔、和田西四城，并穷追狼狈逃窜的伯克胡里等人。但俄国却居心叵测地把这些残渣余孽收留下来，拒不交出。这时，新疆已是冰雪世界，左宗棠西征大军不顾断指裂肤之痛，勇往直前，为祖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新疆除了伊犁地区以外，又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清廷晋封左宗棠二等侯爵，以为奖励。
左宗棠督军讨伐阿古柏，反映了全国人民，特别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热烈的拥护和支持。在整个进军新疆的过程中，各地各族人民，或为向导，或随同攻伐，积极支持清军。正是这个最重要的因素，为左宗棠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使他能够凭借这个舞台，导演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
同时，也应该肯定，在整个收复新疆的斗争中，左宗棠的个人作用也是突出的。他不仅在政治上有力地粉碎了英、俄两国的政治阴谋，在政策上采取了有利于团结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对敌的方针，在物质供应上解决了“兵、饷、粮、运”四大困难；而且在军事指导上，也十分出色。除了制订“先北后南”的正确的战略部署外，他还巧妙地运用了“缓进速战”的原则。在用兵新疆的3年中，真正作战的时间不过4个来月，其他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物质准备，选择战机，对敌人的动态进行周密的研究和计算。他的用兵，的确达到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地。
当左宗棠的军队收复南疆各地，消灭了阿古柏集团后，进一步从俄国手中收复伊犁的问题便提到议事日程上了。俄国虽然失掉了可以霸占伊犁的借口，但仍然千方百计地拖延。光绪四年（1878），清廷不得不派专使崇厚到俄国谈判。昏庸无能的崇厚堕入了俄国精心设计的圈套，未经请示清廷，就擅自签订了出卖大量权益而仅仅收回一座空城的《里瓦几亚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怒，要求杀崇厚“以伸公愤”。左宗棠也接连上书，痛陈此约的危害，指出：俄国虽名曰归还，而实际上伊犁“四面俄部环居”，“孤注万里，何以图存？”将来“虽得必失，庸有幸乎？”他还揭露俄国的贪欲永无止境，“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④。因而，必须重新交涉，“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以挽回崇厚造成的恶果。
光绪六年（1880）一月，在全国上下舆论的压力下，清廷不得不拒绝批准“崇约”，将崇厚撤职定罪，另派曾纪泽赴俄谈判改约。俄国得知崇约被拒，一面摆出断交的架势进行政治讹诈，一面派兵遣将，大搞武力威胁。在全国军民反侵略精神的推动下，清廷命令各地加强边防，以准备对付俄国可能挑起的侵略战争。
二月，左宗棠提出了准备三路出兵，武力收复伊犁的方案，以配合曾纪泽的谈判。为了就近指挥这一重大行动，并向全军将士表达自己的决心，年近七十的左宗棠，不顾体弱多病，不畏风沙严寒，从肃州出发，随将士穿过千里戈壁，把大本营设在新疆哈密的凤凰台。他的这种精神，充分显示了反侵略的坚强意志和“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但正在这时，清廷突然以“现在时事孔艰，正需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顾问”为由，把左宗棠调回北京。左宗棠迫于朝命，不得不离开新疆，但他到北京后，仍然“力持正论，与此事相始终”①。
虽然左宗棠调回北京，但他在伊犁问题上的坚决态度，对曾纪泽的谈判仍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后签订的中俄《伊犁条约》，迫使贪婪成性的俄国不得不将伊犁和特克斯河流城及通往南疆的穆扎尔山口归还中国。在这方面，左宗棠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新疆建省，是左宗棠长期关注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在进军新疆的过程中，他多次向清廷陈述新疆建省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建省的具体方案。光绪十年（1884），清廷正式批准新疆建省，任命刘锦棠为首任新疆巡抚（时左宗棠已在两江任上）。这是新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进一步削弱了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实现了新疆与全国其他各省行政制度的统一；它大大加强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于恢复和发展遭到破坏的经济、对于保卫祖国西北边防，都起到了重大作用。而左宗棠作为创议者，显示了他远大的政治眼光，确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新疆期间，左宗棠还重视屯田开荒，安置难民；推广蚕桑事业，发展地方经济；修筑道路，便利交通，做了一些有利于新疆各族人民的好事。此外，他还在光绪六年（1880）创办了兰州机器织呢局，希望利用西北盛产的羊毛与外国输入的毛织物竞争。
③《回民起义》第3册，第243页。
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48页。
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9页。
②《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第36页。
①《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6，第28页。
②《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7，第31页。
①《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1，第32页。
②《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第13页。
③《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8，第48页。
④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2年版，第333页。
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第5页。
同治、光绪之际，中国的边疆危机接踵而至。其中尤以新疆的情况最为突出。
同治四年（1865）初，中亚的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与民族败类金相印、思的克相勾结，入侵中国新疆南部地区，先后侵占了喀什噶尔、英吉沙、莎车、和田、阿克苏、库车和喀喇沙尔（今焉耆）等城。同治六年（1867），建立了反动政权，阿古柏自称“毕调勒特汗”（意即“幸运之主”）。同治九年（1870），阿古柏进占乌鲁木齐。阿古柏政权不仅残酷地压榨和奴役新疆各族人民，而且勾结英国和俄国，妄图利用他们作靠山，分裂中国领土，成为在英、俄庇护下的一个独立王国。
野心勃勃的俄国一方面千方百计地与英国争夺对阿古柏的控制，一方面策划侵占伊犁。同治十年（1871），当阿古柏兼并了乌鲁木齐不久，俄国就打着代中国“收复”的幌子，武装占领了伊犁，还扬言要“代收”乌鲁木齐。新疆面临着被外国侵略者瓜分的严重危险，收复失地，捍卫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迫切要求。
当新疆危机日趋严重之时，左宗棠已年逾花甲，打算“乞病还乡”，但是，祖国西北边陲发生的事变，点燃了他心中的爱国之火，他坚定地表示：“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③同治十三年（1874），正当新疆的局势危急之时，东南沿海的防务也由于日本侵略台湾而告紧张。受英国影响的李鸿章借全国注视东南之机，提出了放弃新疆，移西征之饷作为东南海防之用的谬论。说新疆这个贫瘠之区“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广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他认为，“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①。这就意味着，玉门关以外的中国领土都可以拱手送给别人。李鸿章的谬论，得到相当多的支持者。但也有一些“塞防论”者起而反对。于是，一场“塞防”与“海防”之争就此掀起。
在争论中，清廷的态度摇摆不定，于是“密询”在西北边防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左宗棠。左宗棠慷慨陈词，坚决反对放弃新疆。他针对清廷的心理状态，高度赞扬了乾隆帝收复新疆的历史功绩和坚定态度，指出“当时盈廷诸臣，颇以开边未已，耗■滋多为疑，而圣意闳深，不为所动”。同时，他特别从饷需的角度驳斥了李鸿章的谬论，指出“若此时而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①，把收复新疆提到保障全国安全的高度。左宗棠的结论是：“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不可偏废。左宗棠的精辟议论，把“海防”、“塞防”之争推向了高潮。从本质上看，这场大辩论是关系到要不要收复新疆，要不要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大是大非问题。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海防并重论”，是符合中国人民长远利益的。
左宗棠发表意见后，清廷不仅坚定了不放弃新疆的决心，而且也意识到：在全国大吏中，既有力量和信心，又有胆识和魄力，足以担负起这一重大任务者，左宗棠一人而已。光绪元年（1875）三月，诏命左宗棠为督办新疆军务的钦差大臣。左宗棠得到指挥进军的全权，开始了收复新疆的大业。
光绪二年（1876）三月，左宗棠从兰州进驻肃州（酒泉），以此为西征大本营，并督饬刘锦棠率精锐20余营西进出关。五月，刘部抵达济木萨。此时，连同从同治十三年（1874）起陆续出关的金顺、张曜部和整编的新疆原有驻军，全部近100营，约五六万人。
关于具体的作战部署，左宗棠的方针是：先北路而后南路。首先拿下乌鲁木齐，克复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北路，然后挥师南下，直捣阿古柏的老巢，收复整个南疆。全部收复新疆的战斗，正是在这一正确部署下一步步进行的。
六月，刘锦棠与先期西进的金顺部同时进驻距古牧地（米泉）最近的阜康城，建立了自己的前哨阵地。在很短的时间里，接连收复了乌鲁木齐及昌吉、呼图壁诸城。不久，又攻克了“城小而坚”的玛纳斯。于是，整个北疆，除伊犁之外，均为清军收复。第一战役胜利结束，对南疆的进军已是箭在弦上。
就在这时，英国以“调停”为名，妄图阻止左宗棠大军收复南疆的正义行动。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李鸿章表示，英国愿出面“调停”中国与阿古柏的关系，阿古柏“作为属国，只隶版图，不必朝贡”②。随后，英国又向总理衙门正式提出这一荒谬主张。左宗棠得知这个情况后，极为愤慨地说：“帕夏（即阿古柏）窃据南八城及吐鲁番”，为“中外共知”，而威妥玛却故意“称为喀王”，“若不知吐鲁番、南八城为我疆土，帕夏为我贼也”，其卑劣的目的不过是“图保其印度腴疆”而已①。针对李鸿章“专一示弱”的做法，他义正词严地向总理衙门表示：阿古柏“为我必讨之贼”，“战阵之事，权在主兵之人”，非他人所参与，亦“无须英人代为过虑也”。左宗棠的坚定态度，挫败了英国的“调停”阴谋，从而为第二战役铺平了道路。
收复新疆的第二战役是整个进军中的关键战役。阿古柏利用天山关隘重点设防于达坂城，并由他的儿子和亲信防守吐鲁番和托克逊。三者互为犄角，是阿古柏顽抗的希望所在。
光绪三年（1877）三月，在避开了冰雪封山的冬季之后，根据左宗棠“分道并规”的部署，刘锦棠部从乌鲁木齐往南，翻过天山向达坂城和托克逊挺进；张曜从哈密往西，先屯盐池；徐占彪从巴里坤往西在盐池与张曜会合后，再往西向七克腾木和辟展（鄯善）前进。三军最后会师吐鲁番。初三日（4月16日），刘锦棠军向达坂城发起进攻，初七日，“歼尽守城之寇，杀尽外援之寇”，一举攻克了达坂。初九日，徐占彪军与张曜部前锋会师，攻占了辟展。接着进攻吐鲁番。十三日，刘锦棠的援军也已赶到，于是在一天之内连克吐鲁番满汉二城。这一天，刘锦棠部还收复了重镇托克逊。
关键性的第二战役，不到半个月即胜利结束。三城全克，歼灭阿古柏主力1万余人，打开了通向南八城的门户，为直捣阿古柏的老巢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西征军摧枯拉朽的打击下，阿古柏走投无路，服毒自杀。阿古柏之死，又引起了反动集团更严重的内讧。阿古柏的小儿子海古拉与大儿子伯克胡里火并，被伯克胡里打死。许多人见大势已去，纷纷作鸟兽散。在这种形势下继续进兵，彻底摧毁阿古柏集团，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了。但这时狡猾的英国再度登场。它通过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要求中国允许阿古柏反动政权保留喀什噶尔数城，“使可立国”。不久，英国代办傅磊斯又向总理衙门转告三项无理要求：“（一）阿古柏承认中国为上国，命使臣入贡；（二）中国与喀什噶尔将地界划清；（三）两边议合后，永远和好。”②显然，直到这时，英国仍想通过“议和”、“划界”的阴谋，分裂中国领土，保存阿古柏集团的政权。李鸿章也再次出来为英国帮腔。他讽刺说：“左帅新复吐鲁番、托克逊等城，自谓南路折■可下，朝廷日盼捷书，催协饷如星火，更无以雅可刊（阿古柏）投诚之说进者。然将来势必旋得旋失，功不覆过。”①左宗棠面对这些压力，仍然寸步不让。他反驳说：收复吐鲁番等地后，“逆夷震慑异常”，“此时机有可乘，乃为画地缩守之策，何以固边圉而示强邻？异时追咎贻误之人，老臣不能任也”②。对于英国的阴谋，他严正指出：英人要别人“立国，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为索我腴地以示恩？”他告诉刘锦棠，如遇英国遣说客去啰嗦，则以“我奉令致讨侵占吾宇之贼，以复我旧土为词，别事不敢干预。如欲议别事，请赴肃州大营！”③他的凛然正气，既打击了英国，又回击了李鸿章，从而又一次粉碎了英国的阴谋。
光绪三年八月，收复新疆的第三战役开始了。这一战役的目标是全部收复南疆，彻底消灭阿古柏集团。刘锦棠率西征军各部从吐鲁番、托克逊出发，兵分两路，在不到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长驱近2000里，全部收复了南疆的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及附近各城镇。接着，又以破竹之势于十二月攻克了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莎尔、和田西四城，并穷追狼狈逃窜的伯克胡里等人。但俄国却居心叵测地把这些残渣余孽收留下来，拒不交出。这时，新疆已是冰雪世界，左宗棠西征大军不顾断指裂肤之痛，勇往直前，为祖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新疆除了伊犁地区以外，又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清廷晋封左宗棠二等侯爵，以为奖励。
左宗棠督军讨伐阿古柏，反映了全国人民，特别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热烈的拥护和支持。在整个进军新疆的过程中，各地各族人民，或为向导，或随同攻伐，积极支持清军。正是这个最重要的因素，为左宗棠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使他能够凭借这个舞台，导演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
同时，也应该肯定，在整个收复新疆的斗争中，左宗棠的个人作用也是突出的。他不仅在政治上有力地粉碎了英、俄两国的政治阴谋，在政策上采取了有利于团结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对敌的方针，在物质供应上解决了“兵、饷、粮、运”四大困难；而且在军事指导上，也十分出色。除了制订“先北后南”的正确的战略部署外，他还巧妙地运用了“缓进速战”的原则。在用兵新疆的3年中，真正作战的时间不过4个来月，其他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物质准备，选择战机，对敌人的动态进行周密的研究和计算。他的用兵，的确达到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地。
当左宗棠的军队收复南疆各地，消灭了阿古柏集团后，进一步从俄国手中收复伊犁的问题便提到议事日程上了。俄国虽然失掉了可以霸占伊犁的借口，但仍然千方百计地拖延。光绪四年（1878），清廷不得不派专使崇厚到俄国谈判。昏庸无能的崇厚堕入了俄国精心设计的圈套，未经请示清廷，就擅自签订了出卖大量权益而仅仅收回一座空城的《里瓦几亚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怒，要求杀崇厚“以伸公愤”。左宗棠也接连上书，痛陈此约的危害，指出：俄国虽名曰归还，而实际上伊犁“四面俄部环居”，“孤注万里，何以图存？”将来“虽得必失，庸有幸乎？”他还揭露俄国的贪欲永无止境，“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④。因而，必须重新交涉，“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以挽回崇厚造成的恶果。
光绪六年（1880）一月，在全国上下舆论的压力下，清廷不得不拒绝批准“崇约”，将崇厚撤职定罪，另派曾纪泽赴俄谈判改约。俄国得知崇约被拒，一面摆出断交的架势进行政治讹诈，一面派兵遣将，大搞武力威胁。在全国军民反侵略精神的推动下，清廷命令各地加强边防，以准备对付俄国可能挑起的侵略战争。
二月，左宗棠提出了准备三路出兵，武力收复伊犁的方案，以配合曾纪泽的谈判。为了就近指挥这一重大行动，并向全军将士表达自己的决心，年近七十的左宗棠，不顾体弱多病，不畏风沙严寒，从肃州出发，随将士穿过千里戈壁，把大本营设在新疆哈密的凤凰台。他的这种精神，充分显示了反侵略的坚强意志和“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但正在这时，清廷突然以“现在时事孔艰，正需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顾问”为由，把左宗棠调回北京。左宗棠迫于朝命，不得不离开新疆，但他到北京后，仍然“力持正论，与此事相始终”①。
虽然左宗棠调回北京，但他在伊犁问题上的坚决态度，对曾纪泽的谈判仍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后签订的中俄《伊犁条约》，迫使贪婪成性的俄国不得不将伊犁和特克斯河流城及通往南疆的穆扎尔山口归还中国。在这方面，左宗棠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新疆建省，是左宗棠长期关注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在进军新疆的过程中，他多次向清廷陈述新疆建省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建省的具体方案。光绪十年（1884），清廷正式批准新疆建省，任命刘锦棠为首任新疆巡抚（时左宗棠已在两江任上）。这是新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进一步削弱了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实现了新疆与全国其他各省行政制度的统一；它大大加强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于恢复和发展遭到破坏的经济、对于保卫祖国西北边防，都起到了重大作用。而左宗棠作为创议者，显示了他远大的政治眼光，确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新疆期间，左宗棠还重视屯田开荒，安置难民；推广蚕桑事业，发展地方经济；修筑道路，便利交通，做了一些有利于新疆各族人民的好事。此外，他还在光绪六年（1880）创办了兰州机器织呢局，希望利用西北盛产的羊毛与外国输入的毛织物竞争。
③《回民起义》第3册，第243页。
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48页。
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9页。
②《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第36页。
①《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6，第28页。
②《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7，第31页。
①《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1，第32页。
②《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第13页。
③《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8，第48页。
④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2年版，第333页。
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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