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激进的社会政治思想 谭嗣同作为戊戌维新运动中激进派的代表，其思想中最有积极影响的是他的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由于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进一步加深，清朝统治的衰败腐朽也进一步暴露，中国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更加尖锐激烈。“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⑤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出现了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在政治思想上的代表人物。谭嗣同的思想，正是作为早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上的代表登上历史舞台的，同时又是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潮走向高潮的产物。谭嗣同进步社会思想中最主要、最深刻的内容，是鲜明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封建君主专制与纲常名教的猛烈批判的激进的民主思想。

　　爱国主义是谭嗣同进步社会政治思想产生的基础和出发点。他之所以走上维新变法道路，就是在甲午战争民族危亡的形势下，为救亡图强而弃旧图新。他在甲午战后所写的一系列文章中，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总结回顾过去，深深地探索、思考救国救民的方案。从爱国主义出发，他愤怒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约（指《马关条约》）中通商各条，将兵权利权商务税务一网打尽”；“自古取人之国，无此酷毒者”。①为了使国家摆脱奴役地位，谭嗣同主张对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经济侵略，都必须针锋相对“以相抵御”，而清朝统治者却一味割地赔款，屈膝求和。他们不仅不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相反，却将“中国之生死命脉，惟恐不尽授之于人”①。谭嗣同还敏锐地看到，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紧逼，“台湾沦为日之版图，东三省又入俄之笼网，广西为法所涎，云南为英所睨。迩者胶州海湾之强取，山东铁路之包办，德又逐逐焉”②。中国实在是面临着“瓜分豆剖”的局面，因此，他在南学会的讲演，鼓动性很强：“诸君当知此堂堂七尺之躯，不是与人当奴仆、当牛马的。诸君诸君！我辈不好自为之，则去当奴仆、当牛马之日不远矣！”③他自己正是从爱国主义出发，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积极参加维新变法的实践，探研维新变法的理论，提出维新变法的主张。

　　谭嗣同从历史的总结与现实的感受中，深深感到，要救国，要维新，必须冲破封建君主专制的牢笼禁锢。他在从事维新变法的实践活动与理论著述中，都对封建君主专制及纲常名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斗争。

　　谭嗣同对封建主义的批判，矛头直指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他对秦汉以来的封建社会作了鸟瞰式的考察后，概括指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二者间的相互关系是“相交相资”，“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④，也就是说，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是强盗政治；专制主义的文化是奴婢文化。这些分析批判，一定程度上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十分尖锐和深刻。

　　封建专制主义在政治上最重要的特征是君主独裁专制。对于君主专制的弊端，谭嗣同也予以尖锐揭露。他指出君主把天下作为囊橐中之私产，他们“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盘乐怠傲，骄奢而淫杀”，而且“供一身之不足，又滥纵其百官，又欲传之世世万代子孙”。专制君主几乎是封建社会中一切罪恶的渊薮。谭嗣同谴责专制君主是“独夫民贼”。君主既是“独夫民贼”，那么“彼君主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这些揭露批判，实质上是对君主专制的大胆否定，为其先辈和同时代的思想家所不及。

　　针对封建专制统治下的种种倒行逆施，往往打着“君权神授”的招牌作为挡箭牌和护身符，谭嗣同吸收、利用了王夫之、黄宗羲的民主思想，以及西方民约论的社会政治思想，论证了君的产生，以及君与臣民之间的关系。他详细论证了君的最早出现与举、废，悉听民意，并非君权神授。在君主专制的淫威笼罩一切的时代，谭嗣同敢于否定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剥落罩在君主脑门上的神光圣圈，无疑有进步历史意义。

　　对于维护封建专制的纲常名教，谭嗣同的批判尤为深刻有力。他说：“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又说：“君臣之祸极，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此皆三纲之名之为害也”，“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倡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惨祸烈毒的纲常名教，不但压制了人们的自由言论，也禁锢窒息了人们的思想心灵。

　　在批判揭露封建专制与纲常名教的基础上，谭嗣同大声疾呼：要冲决封建君主之网罗，冲决封建伦常之网罗，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俗学若考据、词章之网罗，冲决天命之网罗，总之，网罗重重，都要速其冲决。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冲破封建专制制度及其在各方面的束缚。因此，谭嗣同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誉为“冲决网罗”的反封建斗士。

　　谭嗣同作为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思想上的代表，自然要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争权力。他从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中得出结论：“中国所以不可为者，由上权太重，民权尽失”；主张“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他称赞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学说，认为“法人之学问，冠绝地球，故能倡民主之义”。

　　谭嗣同还赞美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认为机器、轮船、铁路、电线、矿山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与封建主义落后的生产技术和工具相比，“一世所成就，可胜数十世”。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谭嗣同建议“尽开所有之矿以裕富强之民”，广开财源，奋兴商务。这些思想主张，都是想要以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代替落后的封建主义的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

　　谭嗣同还把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直接与反清革命结合起来。他指出“《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他还指名道姓地揭露乾隆帝，“观《南巡录》所载淫掠无赖，与隋煬、明武不少异”。他甚至痛骂整个满族贵族为“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反之，对于奋起反抗的太平天国革命，深表赞扬和同情，他说：“洪杨之徒，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并驳斥封建统治者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诬蔑和诽谤，根据调查的事实说：“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不料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①从谭嗣同对太平天国与湘军泾渭分明的不同评价，他对奋起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太平天国以同情赞扬；而对于死心塌地的效忠于清朝封建统治的湘军进行公开的鞭笞和揭露，再联系到他曾表示：“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表明他已萌生推翻清朝统治的民主革命思想。谭嗣同还曾热烈赞扬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遍地球，以洩万民之恨”，洋溢着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向往。这些都表明，谭嗣同正在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转化。梁启超曾评论谭嗣同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①然而，具有反清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谭嗣同，在政治实践上却参加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倡导的变法改良活动，并在变法过程中殉难。这种矛盾现象，正是谭嗣同思想矛盾的反映。谭嗣同毕竟是个由改良派向革命派过渡的人物。他的思想中，充满了革命与改良、激进与缓变的矛盾。这些都反映了谭嗣同及其所代表的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性和软弱性，正是这种矛盾性、软弱性的一面，造成了谭嗣同的历史悲剧。

　　谭嗣同固然在戊戌政变中殉难，但我们却不能像康、梁那样把他的死简单地视之为是为“酬圣主”而殉节。从谭嗣同一贯的思想与行动看，他的死既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绝不只是为“酬圣主”而殉节。他的死既体现了他思想上的激进色彩，也是他那勇于献身思想的升华。

　　

　　⑤《临终语》，《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287页。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4页。

　　①《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155页。

　　②《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155页。

　　③《壮飞楼治事十篇》（增订本）下册，《谭嗣同全集》，第444页。

　　④《论全体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05页。

　　①《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37页。以下引自《仁学》者一般不另注，均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89—374页。

　　①《上欧阳中鹄书（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