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在两个世纪之交 张謇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前进步伐，要比他兴办实业的速度缓慢得多，这主要是由于所受封建文化习染太深。
早在甲午战争期间，张謇与维新派之间已经有所往还。梁启超曾通过张謇建议翁同龢电促李鸿章赞同抗战，而张謇亦曾列名强学会的上海分会。张謇的步调与整个帝党是一致的，他们在主战问题上与维新派有共同语言，而为了救亡图存又产生一定程度革新倾向。
但是，张謇的政治思想与维新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第一，维新派宣传近代民权思想和国家学说已有10年以上的历史，他们变法纲领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希望把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让资产阶级部分地参加各级政权。而张謇则与其他帝党分子一样，他所主张的变法大体上限于经济、文化方面，并且唯恐要求过高将会触怒当权的守旧势力。第二，维新派（特别是其左翼）比较急于实现全面变法的主张，因此在与守旧派斗争激烈的时候，不惜铤而走险，诉诸宫廷政变。张謇则坚持温和缓进，唯恐维新派的“鲁莽”行动会引起政局大的动荡。
张謇很快就从变法运动中游离出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后党突然罢黜帝党领袖翁同龢。张謇对此不胜忧虑，很快也请假离开了北京，基本上结束了他与戊戌变法这一段历史因缘。
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决不仅仅是维新派的失败，它同时也是帝党的失败。不过到义和团运动期间，由于京师政局的异常动荡，他们又有所策划，而张謇则是其中最为活跃的人物之一。
先是许多帝党骨干分子，如沈曾植、黄绍箕、沈瑜庆、陈三立等，他们和张謇一样都投奔托庇于张之洞、刘坤一的羽翼之下。光绪二十五年（1899）底，盛传慈禧太后即将正式废黜光绪帝，另立溥儁继帝位。这些蛰处东南的帝党分子忧心忡忡，唯恐光绪帝祸生不测。张謇在日记上充分流露出这种心情：“闻今上有立端王子溥儁为子承穆庙（指同治帝）为嗣统之诏，岁晏运穷，大祸将至，可畏也哉！”他们与东南绅商联络，由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发出了列名1231人的谏阻废立电报。两江总督刘坤一，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也上疏劝止废立，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这样强硬的口气向慈禧太后施加压力。后党知时机尚未成熟，废立阴谋暂时中止。
正当统治阶级忙于内部纷争之际，义和团反帝风暴席卷着北中国，帝国主义侵略联军进犯津、京。慈禧太后携带光绪帝逃往西安。张謇主张对义和团严行镇压，唯恐群众反抗潮流蔓延南方，将会冲击刚刚创办的大生纱厂和正在筹建的垦牧公司。因此，他积极支持东南督抚向帝国主义谋求妥协，共同维护长江中下游的统治秩序。
张謇参与“东南互保”的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策划招抚以徐宝山为头子的大股“盐枭”；第二步是促进刘坤一等订立《东南保护约款》；第三步则是所谓“退敌迎銮”，幻想让光绪帝重新当政。
徐宝山绰号徐老虎，是长江下游著名的“盐枭”，一向被江苏绅商视为“心腹大患”。光绪二十六年初，他曾接受唐才常联络，随即以“两江两湖大元帅徐”的名义发出布告，假借光绪帝密诏号召人们：“会师两淮，取道北上，以清君侧，而奠国基”。张謇对维新派的“勤王”未尝不感兴趣，但是却深恐秘密会社乘机暴动可能触怒帝国主义，引起规模更大的武装干涉。因此他决心拆自立军武力“勤王”的台，于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亲往南京向刘坤一“陈招抚徐老虎策”。刘坤一接受了张謇的建议，对徐部加以招抚改编。徐宝山本来就缺乏明确的政治意识，自此变成封建统治者的一条走狗。
五月底，另一帝党分子、时任正阳关淮盐监督的沈瑜庆，在上海与盛宣怀等议定电请“东南各省一律合订中外互保之约”。沈随即回到南京，与张謇、汤寿潜、陈三立等秘密计议，然后由张謇出面劝说刘坤一联合张之洞“保卫东南”。关于这件事，张謇自订年谱有一段很生动的记述：“刘犹豫（因有某幕客持异议），复引余问：‘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余曰：‘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刘蹶然曰：‘吾决矣。’告其客曰：‘头是刘姓物。’即定议电鄂约张（张之洞）。”这段话虽然不免夸大了张謇个人的决策作用，但确实反映了帝党分子、东南绅商与洋务派督抚串连起来，立足于保存自身经济、政治实力，决心违抗慈禧太后发布的宣战上谕。
“东南互保”促成以后，张謇等感到长江中下游市场稳定有了保障，于是进一步策划所谓“迎銮南下”。就是打算把光绪帝营救出来，在南京成立新政府，然后逐步实现他们期望已久的各项温和改革。当时，他们风闻慈禧太后即将挟持光绪帝逃往西安，而另一帝党分子郑孝胥又正好被派任主持湖北营务处并奉诏北上。张謇等很想利用这支部队，阻止皇室前往西安，并把光绪帝迎接到南京来。同时，他们对奉旨北上的巡阅长江水师李秉衡也寄予希望，决定由汤寿潜“追谒李帅陈安危至计”①，企图利用李所带的部队实现“易西南南”计划。此后，张謇在南京、上海与汤寿潜、沈瑜庆等频频密商，并且劝刘坤一、张之洞公推李鸿章带兵北上“勤王”，一则借以保全光绪帝，再则加强镇压义和团以谋向帝国主义求和。
张謇等人之所以在政治上这样活跃，不仅由于他们得到刘坤一、张之洞的庇护与器重，而且还显然从英帝国主义方面得到启发与支持。当时，上海的英国侵略分子公然叫嚷，要求本国政府“采取措施来明确主张英国在扬子江的宗主权”。甚至建议：支持各省总督反对北京，“第一步是弹压西太后和她的谋臣”，然后争取“将首都迁到南京”①。这当然大大增强了东南督抚和绅商界的亲英倾向。不过由于北京很快失陷，洋务派督抚举棋不定，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亡西安已成事实，张謇的“易西而南”计划无从付诸实施。所以，此后他又不得不将“迎銮南下”方案改为“退敌迎銮”。
所谓“退敌迎銮”，包括“退敌、剿匪、请两宫回銮议约”三件大事。具体做法是：首先恳求联军退出北京，尽早接回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然后再“徐议除匪定约事”。他们认为：关键在于“罢斥端、刚（指载漪、刚毅）以谢天下”，也就是必须改组朝廷。如果朝廷仍然把持在清一色的顽固派手中，那么“回銮”、“除匪”、“议约”就根本无从谈起。八月中旬，张謇详尽地向刘坤一陈述了上述意见，并且得到刘的同意。不久后党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剿匪、定约”也逐步实现。所以，庚子闰八月之后，张謇除了一度参与劝阻签订中俄东三省条约以外，政治活动已大为减少，转而以主要精力投入垦牧公司创办工作。
尽管张謇仇恨义和团，但义和团却帮了大生纱厂一个大忙。由于战事的影响，洋纱进口明显减少，机纱市场价格挺俏。这年秋天，张謇在日记上高兴地写道：“厂事复转，销路大畅。”②据统计，大生当年获纯利达11.8万余元。第二年，通海垦牧公司的基建工程又开始紧张进行。因此，张謇更加幻想清廷有可能接受教训，在“回銮”、“议约”以后有所振作革新。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1901年1月29日），清廷正式下谕表示将要变法和实行“新政”。十二月二十三日（2月11日），刘坤一电邀张謇等前往南京讨论如何响应清廷“维新”诏令。张謇与汤寿潜、沈曾植、郑孝胥等反复磋商，在二十七年正月廿五日（1901年3月15日）以后陆续到达南京。他与刘坤一商谈以后，整整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写成《变法平议》，比较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变法平议》根据封建政府的结构，把要求变革的42条事宜，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大部类，然后又汇总区分为进行步骤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请设议政院，各府、州、县城设中学堂，先教测绘、师范、警察，各省设局编小学堂、中学堂课本书，译各史及各学科书，户部及各省市政使、各府、州、县行预计表。”
第二阶段：“分职、省官、定俸，各府、州、县实行测绘、警察，订税目，增法律章程，罢厘金，停捐纳，变科举，行决算法。”
第三阶段：“令各府、州、县分设各乡小学堂，兴农、工、商业，抽练营兵，减官府仪卫。”
显然，《变法平议》所提出的要求，低于维新派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水平，而整个进行步骤也更为迂缓，但就连这样的改良方案，不仅不能被后党把持的北京政府所接受，而且也没有被标榜“新政”的东南督抚所采纳。张謇“意绪为之顷索”。而后，他对全国政局暂时持消极观望态度，而以更大的热情从事以实业和教育为中心的通海“地方自治”。
不过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謇的思想产生较大变化，在政治上又重新活跃起来，而且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人物。
这年四月，日本邀请包括张謇在内的一批东南名流前往参观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张謇在日本各地访问了两个多月，对于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获得极为深刻的印象。回国后，他把参观期间的日记编辑刊印，题为《东游日记》。他最感兴趣的，是日本天皇政府对本国大资本集团的极力扶植，而其所以能够如此，则是由于日本实行了君主立宪和政党政治，国家大事得到国民的关心和支持。张謇一贯反对日本侵略，但他认为中国应该取法日本的优长之处以求富强，这是他思想上的一个进步。
同年年底，日俄战争爆发。张謇看到岛国日本居然敢于向地跨欧亚两洲的沙皇俄国宣战，而且一开仗便取得胜利。他感到既羡慕又惭愧，在除夕日记上写道：“日本全国略与两江总督辖地相等，若南洋（指南洋大臣辖地）则倍之矣。一则致力实业、教育，三十年而兴，遂抗大国而拒强国。一则昏若处瓮，瑟缩若被絷。非必生人知觉之异也，一行专制，一行宪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而无人能举以为圣主告也。可痛！可恨！”①此后，张謇日益明确地以君主立宪派的面貌出现于政治舞台。
光绪三十年（1904）春，清廷驻各国使臣孙宝琦、胡维德等联名电请变更政体，此后朝野要求立宪的呼声渐高。张謇也参与了君宪论的各方应和，并且对清廷再次寄予期望。清廷在实行所谓“新政”过程中，设置了商部，颁布了若干奖励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章程条件，并且特别注意拉拢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这更增加了张謇的幻想。这年正月，商部命张謇主持全国商会并组织“丝茶大公司”。他认为“此所谓务虚名而无实效者也”，婉言辞掉了。但不过一个多月，上谕赏给张謇三品衔商部头等顾问官的名义，他却又欣然接受了。
五月以后，张謇应两江总督魏光焘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邀请，参与为他们起草要求清廷立宪的奏稿。此外，他又组织翻译刻印日本的《宪法义解》、《日本宪法》、《日本议会史》等书，分送各方面重要人士，甚至还秘密托人送入清宫12本。这时，全国范围的立宪运动已经逐步展开了，而张謇则在这个运动中崭露头角。
①《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师范学校开学演说》。
①《张謇日记》庚子六月二日。
②参见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中译本，第323—325页。
①《张謇日记》庚子闰八月九日。
早在甲午战争期间，张謇与维新派之间已经有所往还。梁启超曾通过张謇建议翁同龢电促李鸿章赞同抗战，而张謇亦曾列名强学会的上海分会。张謇的步调与整个帝党是一致的，他们在主战问题上与维新派有共同语言，而为了救亡图存又产生一定程度革新倾向。
但是，张謇的政治思想与维新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第一，维新派宣传近代民权思想和国家学说已有10年以上的历史，他们变法纲领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希望把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让资产阶级部分地参加各级政权。而张謇则与其他帝党分子一样，他所主张的变法大体上限于经济、文化方面，并且唯恐要求过高将会触怒当权的守旧势力。第二，维新派（特别是其左翼）比较急于实现全面变法的主张，因此在与守旧派斗争激烈的时候，不惜铤而走险，诉诸宫廷政变。张謇则坚持温和缓进，唯恐维新派的“鲁莽”行动会引起政局大的动荡。
张謇很快就从变法运动中游离出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后党突然罢黜帝党领袖翁同龢。张謇对此不胜忧虑，很快也请假离开了北京，基本上结束了他与戊戌变法这一段历史因缘。
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决不仅仅是维新派的失败，它同时也是帝党的失败。不过到义和团运动期间，由于京师政局的异常动荡，他们又有所策划，而张謇则是其中最为活跃的人物之一。
先是许多帝党骨干分子，如沈曾植、黄绍箕、沈瑜庆、陈三立等，他们和张謇一样都投奔托庇于张之洞、刘坤一的羽翼之下。光绪二十五年（1899）底，盛传慈禧太后即将正式废黜光绪帝，另立溥儁继帝位。这些蛰处东南的帝党分子忧心忡忡，唯恐光绪帝祸生不测。张謇在日记上充分流露出这种心情：“闻今上有立端王子溥儁为子承穆庙（指同治帝）为嗣统之诏，岁晏运穷，大祸将至，可畏也哉！”他们与东南绅商联络，由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发出了列名1231人的谏阻废立电报。两江总督刘坤一，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也上疏劝止废立，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这样强硬的口气向慈禧太后施加压力。后党知时机尚未成熟，废立阴谋暂时中止。
正当统治阶级忙于内部纷争之际，义和团反帝风暴席卷着北中国，帝国主义侵略联军进犯津、京。慈禧太后携带光绪帝逃往西安。张謇主张对义和团严行镇压，唯恐群众反抗潮流蔓延南方，将会冲击刚刚创办的大生纱厂和正在筹建的垦牧公司。因此，他积极支持东南督抚向帝国主义谋求妥协，共同维护长江中下游的统治秩序。
张謇参与“东南互保”的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策划招抚以徐宝山为头子的大股“盐枭”；第二步是促进刘坤一等订立《东南保护约款》；第三步则是所谓“退敌迎銮”，幻想让光绪帝重新当政。
徐宝山绰号徐老虎，是长江下游著名的“盐枭”，一向被江苏绅商视为“心腹大患”。光绪二十六年初，他曾接受唐才常联络，随即以“两江两湖大元帅徐”的名义发出布告，假借光绪帝密诏号召人们：“会师两淮，取道北上，以清君侧，而奠国基”。张謇对维新派的“勤王”未尝不感兴趣，但是却深恐秘密会社乘机暴动可能触怒帝国主义，引起规模更大的武装干涉。因此他决心拆自立军武力“勤王”的台，于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亲往南京向刘坤一“陈招抚徐老虎策”。刘坤一接受了张謇的建议，对徐部加以招抚改编。徐宝山本来就缺乏明确的政治意识，自此变成封建统治者的一条走狗。
五月底，另一帝党分子、时任正阳关淮盐监督的沈瑜庆，在上海与盛宣怀等议定电请“东南各省一律合订中外互保之约”。沈随即回到南京，与张謇、汤寿潜、陈三立等秘密计议，然后由张謇出面劝说刘坤一联合张之洞“保卫东南”。关于这件事，张謇自订年谱有一段很生动的记述：“刘犹豫（因有某幕客持异议），复引余问：‘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余曰：‘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刘蹶然曰：‘吾决矣。’告其客曰：‘头是刘姓物。’即定议电鄂约张（张之洞）。”这段话虽然不免夸大了张謇个人的决策作用，但确实反映了帝党分子、东南绅商与洋务派督抚串连起来，立足于保存自身经济、政治实力，决心违抗慈禧太后发布的宣战上谕。
“东南互保”促成以后，张謇等感到长江中下游市场稳定有了保障，于是进一步策划所谓“迎銮南下”。就是打算把光绪帝营救出来，在南京成立新政府，然后逐步实现他们期望已久的各项温和改革。当时，他们风闻慈禧太后即将挟持光绪帝逃往西安，而另一帝党分子郑孝胥又正好被派任主持湖北营务处并奉诏北上。张謇等很想利用这支部队，阻止皇室前往西安，并把光绪帝迎接到南京来。同时，他们对奉旨北上的巡阅长江水师李秉衡也寄予希望，决定由汤寿潜“追谒李帅陈安危至计”①，企图利用李所带的部队实现“易西南南”计划。此后，张謇在南京、上海与汤寿潜、沈瑜庆等频频密商，并且劝刘坤一、张之洞公推李鸿章带兵北上“勤王”，一则借以保全光绪帝，再则加强镇压义和团以谋向帝国主义求和。
张謇等人之所以在政治上这样活跃，不仅由于他们得到刘坤一、张之洞的庇护与器重，而且还显然从英帝国主义方面得到启发与支持。当时，上海的英国侵略分子公然叫嚷，要求本国政府“采取措施来明确主张英国在扬子江的宗主权”。甚至建议：支持各省总督反对北京，“第一步是弹压西太后和她的谋臣”，然后争取“将首都迁到南京”①。这当然大大增强了东南督抚和绅商界的亲英倾向。不过由于北京很快失陷，洋务派督抚举棋不定，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亡西安已成事实，张謇的“易西而南”计划无从付诸实施。所以，此后他又不得不将“迎銮南下”方案改为“退敌迎銮”。
所谓“退敌迎銮”，包括“退敌、剿匪、请两宫回銮议约”三件大事。具体做法是：首先恳求联军退出北京，尽早接回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然后再“徐议除匪定约事”。他们认为：关键在于“罢斥端、刚（指载漪、刚毅）以谢天下”，也就是必须改组朝廷。如果朝廷仍然把持在清一色的顽固派手中，那么“回銮”、“除匪”、“议约”就根本无从谈起。八月中旬，张謇详尽地向刘坤一陈述了上述意见，并且得到刘的同意。不久后党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剿匪、定约”也逐步实现。所以，庚子闰八月之后，张謇除了一度参与劝阻签订中俄东三省条约以外，政治活动已大为减少，转而以主要精力投入垦牧公司创办工作。
尽管张謇仇恨义和团，但义和团却帮了大生纱厂一个大忙。由于战事的影响，洋纱进口明显减少，机纱市场价格挺俏。这年秋天，张謇在日记上高兴地写道：“厂事复转，销路大畅。”②据统计，大生当年获纯利达11.8万余元。第二年，通海垦牧公司的基建工程又开始紧张进行。因此，张謇更加幻想清廷有可能接受教训，在“回銮”、“议约”以后有所振作革新。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1901年1月29日），清廷正式下谕表示将要变法和实行“新政”。十二月二十三日（2月11日），刘坤一电邀张謇等前往南京讨论如何响应清廷“维新”诏令。张謇与汤寿潜、沈曾植、郑孝胥等反复磋商，在二十七年正月廿五日（1901年3月15日）以后陆续到达南京。他与刘坤一商谈以后，整整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写成《变法平议》，比较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变法平议》根据封建政府的结构，把要求变革的42条事宜，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大部类，然后又汇总区分为进行步骤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请设议政院，各府、州、县城设中学堂，先教测绘、师范、警察，各省设局编小学堂、中学堂课本书，译各史及各学科书，户部及各省市政使、各府、州、县行预计表。”
第二阶段：“分职、省官、定俸，各府、州、县实行测绘、警察，订税目，增法律章程，罢厘金，停捐纳，变科举，行决算法。”
第三阶段：“令各府、州、县分设各乡小学堂，兴农、工、商业，抽练营兵，减官府仪卫。”
显然，《变法平议》所提出的要求，低于维新派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水平，而整个进行步骤也更为迂缓，但就连这样的改良方案，不仅不能被后党把持的北京政府所接受，而且也没有被标榜“新政”的东南督抚所采纳。张謇“意绪为之顷索”。而后，他对全国政局暂时持消极观望态度，而以更大的热情从事以实业和教育为中心的通海“地方自治”。
不过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謇的思想产生较大变化，在政治上又重新活跃起来，而且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人物。
这年四月，日本邀请包括张謇在内的一批东南名流前往参观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张謇在日本各地访问了两个多月，对于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获得极为深刻的印象。回国后，他把参观期间的日记编辑刊印，题为《东游日记》。他最感兴趣的，是日本天皇政府对本国大资本集团的极力扶植，而其所以能够如此，则是由于日本实行了君主立宪和政党政治，国家大事得到国民的关心和支持。张謇一贯反对日本侵略，但他认为中国应该取法日本的优长之处以求富强，这是他思想上的一个进步。
同年年底，日俄战争爆发。张謇看到岛国日本居然敢于向地跨欧亚两洲的沙皇俄国宣战，而且一开仗便取得胜利。他感到既羡慕又惭愧，在除夕日记上写道：“日本全国略与两江总督辖地相等，若南洋（指南洋大臣辖地）则倍之矣。一则致力实业、教育，三十年而兴，遂抗大国而拒强国。一则昏若处瓮，瑟缩若被絷。非必生人知觉之异也，一行专制，一行宪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而无人能举以为圣主告也。可痛！可恨！”①此后，张謇日益明确地以君主立宪派的面貌出现于政治舞台。
光绪三十年（1904）春，清廷驻各国使臣孙宝琦、胡维德等联名电请变更政体，此后朝野要求立宪的呼声渐高。张謇也参与了君宪论的各方应和，并且对清廷再次寄予期望。清廷在实行所谓“新政”过程中，设置了商部，颁布了若干奖励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章程条件，并且特别注意拉拢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这更增加了张謇的幻想。这年正月，商部命张謇主持全国商会并组织“丝茶大公司”。他认为“此所谓务虚名而无实效者也”，婉言辞掉了。但不过一个多月，上谕赏给张謇三品衔商部头等顾问官的名义，他却又欣然接受了。
五月以后，张謇应两江总督魏光焘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邀请，参与为他们起草要求清廷立宪的奏稿。此外，他又组织翻译刻印日本的《宪法义解》、《日本宪法》、《日本议会史》等书，分送各方面重要人士，甚至还秘密托人送入清宫12本。这时，全国范围的立宪运动已经逐步展开了，而张謇则在这个运动中崭露头角。
①《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师范学校开学演说》。
①《张謇日记》庚子六月二日。
②参见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中译本，第323—325页。
①《张謇日记》庚子闰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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