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策划反清武装起义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策划反清武装起义的实践中。他和黄兴派遣一部分同盟会员秘密回国筹备起义，自己则先后赴越南西贡以及南洋各埠建立同盟会分会，并募集起义经费。他还与黄兴、章太炎等一起制订了由10余篇文件组成的《革命方略》，以备在各地发动起义时应用。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1906年12月），少数同盟会员联络湘赣边境洪江会、洪福齐天会，发动萍浏醴起义，遭清廷镇压。日本政府徇清公使之请，要求孙中山离开日本。光绪三十三年二月（1907年3月），孙中山抵越南河内建立了领导武装起义的总机关，以广东、广西和云南作为起义地点。他认为这三省地处边陲，群众基础较好，易于举义；地域宽广，利于迂回作战；又便于从国外输送武器和人员。他计划首先在广东潮、惠、钦、廉四府同时发动，再把起义烽火引向广西、云南，以南方数省为根据地，向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推进。孙中山在河内、海防、南圻等相继成立了同盟会分会，还接纳了广西著名会党首领王和顺、游勇首领黄明堂等加入同盟会。他分别派遣许雪秋、邓子瑜等赴潮州、惠州联络会党，黄兴、胡毅生赴钦州、廉州运动新军，汪精卫、黄隆生等赴南洋一带劝募军饷；日籍同盟会员萱野长知、宫崎寅藏等则在日本购运军械，胡汉民、冯自由在香港做策应联络工作。

　　但是，起义的实际进程并未按照孙中山的预想发展。革命党人往往准备不周，起事仓促，且为清军所迅速镇压。是年共发动了四次起义：陈涌波、余既成指挥的潮州黄冈之役，邓子瑜指挥的惠州七女湖之役，王和顺指挥的防城之役，黄明堂指挥的镇南关之役。镇南关之役爆发的次日，孙中山曾偕黄兴、胡汉民等自河内赴前线参战。这次起义失败后，清廷要求法国殖民当局把孙中山驱逐出境。孙中山乃于光绪三十四年二月（1908年3月）离越南前往新加坡，而委托黄兴、胡汉民继续主持起义工作。孙中山走后不久，又发动了由黄兴指挥的钦、廉和广西上思之役，以及由黄明堂、王和顺指挥的云南河口之役。这两次起义坚持的时间较久，但在清朝重兵包抄和因法国封锁边界而断绝后援的情况下，辗转苦战，最后仍然溃败。孙中山在西南边境领导的以会党、游勇为主力的6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

　　起义的接连失败，丝毫动摇不了孙中山继续革命的坚强意志。他在当时指出：“吾党经一次失败，即多一次进步”，失败之后必须“谨慎戒惧，集思补过”，这样“则党力庶有充实之时”②。他在新加坡总结起义的经验教训时已意识到了依靠会党为主力所产生的弱点，认为它的纪律松弛，战斗力不及新军，预言“今后军队（按指新军）必能继起”。因此，他密令一些同盟会员分头运动新军①。这是孙中山关于武装斗争方针的一个重要转变。

　　当时，新加坡的保皇派报纸对孙中山起义屡次受挫进行嘲讽和中伤，并趁机大肆攻击中国民主革命道路。孙中山在《中兴日报》上连续发表3篇文章给予坚决反驳，从而在南洋各埠掀起了一场革命派对保皇派的激烈论战。影响所及，使更多的侨胞投向了革命营垒。在孙中山及其战友的努力下，同盟会在各埠建立了数十个分会，吸收了数千名会员，并在这一基础上成立了同盟会南洋支部。他为了筹集更多资金以组织新的起义，于宣统元年四月（1909年5月）赴欧美。

　　同年九月，胡汉民按照孙中山的部署在香港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用数月的时间筹集资金，运动以广州新军为主的武装力量，准备再次起义。孙中山也从旅美华侨中募得港币8000元，汇回以充军需。宣统二年正月（1910年2月），广州新军与巡警发生冲突，同盟会员、新军排长倪映典率领3000名士兵仓卒起义，当天即遭镇压。

　　孙中山得悉新军起义失败后并不灰心，为筹划新的起义而继续努力，他在美国的一些城市建立同盟会分会，又在旧金山成立了美洲同盟总会（即同盟会美洲支部）。在由他起草的入会盟书中，将同盟会的名称改为“中华革命党”，将16字纲领改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50000525_1607_1①；并发函通知南洋的同盟会组织照此办理。但他指出，今后对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的名称“两者俱可并用”②，而纲领的措辞虽有不同，仍是反映了三民主义的内容。孙中山之所以作此改变，与同盟会内部矛盾的激化有密切关系。早在光绪三十三年他到河内领导西南边境武装起义时，留在东京的一部分同盟会员章太炎（《民报》主笔）等，便曾因《民报》经费和起义受挫等问题，要求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两年后，陶成章（原光复会员）又因孙中山不愿再为《民报》提供经费，拒绝帮助他为在江浙举事筹款，而纠集了一部分同盟会员对孙中山大肆诋毁攻击，再次要求罢免孙中山，并于宣统二年正月在东京重建了独树一帜的光复会。这两次倒孙风潮，虽由于黄兴等的坚决抵制而平息下去，但孙中山因此不再承认设在东京的同盟会本部的领导作用，而是以总理名义建立自己的权力中心，直接领导同盟会南方、南洋美洲各支部的活动。改变组织名称和纲领措辞，便是他试图改组同盟会所采取的措施。

　　孙中山除了动员旅美华侨为国内革命运动提供财政支持外，还与美国退休银行家布斯（C.B.Boothe）和军事研究家咸马里（Homer Lea）订立协议，拟向纽约财团借贷巨款以发动大规模起义。宣统二年（1910）夏，他到达马来半岛等候数月而接不到布斯等的任何汇款，原因是纽约金融界不愿贷款给孙中山。正当此时，孙中山从外国报章获悉日、俄两国为进一步掠夺中国东北地区而重订了密约的消息，感到祖国危亡迫在眉睫，便决定尽速组织起义。同年十月，他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黄金庆、邓泽如等革命骨干在槟榔屿举行秘密会议，批评部分同志的悲观消极情绪，剖析“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的种种有利条件，提出了在广州再举的意见①。会议接受孙中山的主张，决定集中全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夺取广州后分兵两路向湘、赣进发，同时组织长江流域各省起兵响应，会师北伐。会后，众人分赴南洋英、荷各属筹款。而孙中山因在一次募捐会上发表演说，竟被英国殖民当局以所谓“妨碍地方治安”为由勒令离境。孙中山被迫重赴欧美，并于次年初到加拿大各埠演说募款，一共筹集了港币7万余元。

　　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受孙中山的委托，在香港成立了统筹部。数月之间，为准备起义做了大量工作。但因不断发生意外事故和困难，起义未能按预定计划发动。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领百余名“选锋”队员在广州举事，与敌人浴血奋战一昼夜，终因众寡悬殊而失败。事后收得72具烈士遗骸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之役”。

　　孙中山在美国芝加哥听到了起义失败的消息，对殉难烈士表示深切哀悼，同时给予这次起义以极高的评价。他指出，“革军之敢勇英烈，为全球各国所……未曾有，革命之声威从此愈振，而人心更奋发矣”①。他随即向芝加哥同盟会分会提出了“集合巨款，分途举义”的新计划。同年夏天他到旧金山，努力促成设在那里的美洲同盟总会和美洲致公总堂联合起来，消除门户之见，协力筹饷救国。进而在他倡议下成立了美洲洪门筹饷局（又名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孙中山自任“演说员”，与筹饷局职员一起赴美国各城市募款。与此同时，他一再发函指示国内及香港等地同盟会员，加紧调查和联络南北各省新军，做好起事的准备。这时他的起义战略已有所改变，曾设想在广州、武汉、南京等城市同时发难，推动驻北京附近的新军起而响应，以便一举摧毁清皇朝。而当时国内各地发生了风起云涌的抗捐、抢粮暴动和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更使他对革命的胜利充满信心。他在闰六月所写的一封信中对全国革命形势作了如下估计：“现时各省民心之望革命军起，以救彼等脱离清朝之苛政者，已若大旱之望云霓。而十八省之新军，亦多欲倒戈相助。……吾党无论由何省下手，一得立足之地，则各省望风归向矣。”②这一预见，已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

　　

　　②《建国方略·孙文学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7页。

　　①《〈支那革命实见记〉序》，《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75页。

　　①《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5年版，第401页。

　　②《中华革命党盟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39—440页。

　　①《复邓泽如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47页。

　　①《建国方略·孙文学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42页；《在槟榔屿与中国同盟会骨干会议的讲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93页。

　　②《复谢秋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