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章太炎 第一节 从埋头“稽古之学”到主张“革政”
章太炎,名炳麟,字枚叔。因仰慕顾炎武(初名绛,入清后改名炎武)的为人,更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曾用名和笔名有绛叔、西狩、末底、戴角、独角、菿汉阁主、台湾旅客、支那夫、刘子政私淑弟子、刘子骏之绍述者等。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1869年1月12日),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章太炎初从外祖朱有虔(左卿)受业,自称:“余十一岁时,外祖朱左卿授余读经,偶读蒋氏《东华录》曾静案,外祖谓:‘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余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论,若果李闯得明天下,闯虽不善,其子孙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论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③光绪十六年(1890),到杭州诂经精舍受业。诂经精舍的主持人是俞樾,俞樾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等一脉相承下来的清代著名朴学大师,撰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校正群经,诸子句读,审定文义,并分析其特殊文法与修辞,治学方法缜密,章太炎受其影响,埋头“稽古之学”,“出入八年,相得也”。①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被日本侵略者打败,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刺激下,章太炎毅然走出书斋,听到康有为设立强学会,“寄会费银十六圆入会”①。并于二十二年(1896)岁阑,辞别俞樾,来到上海,担任《时务报》编务。
章太炎当时的办报主张是“驰骋百家”,“引古鉴今”,“证今则不为巵言,陈古则不触时忌”②。他在《时务报》任职不久,文章也只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和《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两篇。他认为,凡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殊方异俗”)的“长技”,可资中国“借镜”,可以作为改变成法(“益损政令”)的参考,例如举办“有益于黄人”的学会。应该“修内政”,行“新制度”,不能“惟旧章之守”,而须“发愤为天下雄”③。他认为:“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才,谓之革政。”④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应该“以革政挽革命”,亦即实施政治改革。
与此同时,章太炎又编撰《经世报》、《实学报》和《译书公会报》。还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书李鸿章,企求他能“转旋逆流”⑤;也曾跑到武昌,帮张之洞办《正学报》,幻想借助他的实力推动变法。
不久,“百日维新”夭折,章太炎避地台湾。他对“六君子”的惨遭杀戮深表愤慨;对康有为“内不容于谗构”而“见诋于俗儒乡愿者”为之解脱;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专制骄横极为仇恨,“讨之犹可,况数其罪乎?”①经历维新新政的破灭,他的“革政”思想较前又有发展。
既不满清朝统治,又同情康、梁;既孕有民族思想,又没有转向革命。章太炎将怎样“革政”呢?他提出了“客帝”和“分镇”的课题,认为满洲贵族,是客帝;中国的“共主”应为“仲尼之世胄”。只要清朝皇帝承认过去民族压迫的错误,拥护孔子后裔,做“虚君”,自己退居为齐桓、晋文般的霸主,发愤自强,那么反满情绪可以平息,可以防止“逐加于满人,而地割于白人”。“分镇”也是章太炎在外国侵略、清政腐朽的情况下提出的一种改良设想。认为政治危急之际,“犹赖有数镇稍自奋起,足以扶危而定倾”。因此,不能削弱藩镇,而“甘心于白种之陵籍”。藩镇和立宪政并不矛盾。“板荡之世,非得藩镇以尊攘,则宪政不立”。他举明治维新为例,“若皇德贞观,廓夷归章,示民版法,陶冶天下,而归之一宪,藩镇将奔走趋令,如日本之萨、长二藩,始于建功,而终于纳土,何惠自擅?”②此后,进而指出:“瓜分而授之外人,孰与瓜分而授之方镇。”③他反对满洲贵族统治的丧权辱国,而对汉族地主阶级还存幻想。他向往的还是明治维新式的“革政”。在旅台期间,他曾将所写论文汇成《訄书》。光绪二十五年五月,由基隆去日本,七月下旬,由日返国。
③陶成章:《浙案纪略》上卷,第1章第4节《猛回头案》。
①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制言》第25号。
①章太炎:《谢本师》,《民报》第9号。
②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谈》,查章太炎参加的是上海强学会。
③章太炎:《致汪康年书》,拙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14页。
④章太炎:《论亚洲宜自为唇齿》,《章太炎政论选集》,第7页。
⑤章太炎:《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3页。
①章太炎:《上李鸿章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4页。
②章太炎:《答学究》,《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2页。
③章太炎:《藩镇论》,《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02页。
章太炎,名炳麟,字枚叔。因仰慕顾炎武(初名绛,入清后改名炎武)的为人,更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曾用名和笔名有绛叔、西狩、末底、戴角、独角、菿汉阁主、台湾旅客、支那夫、刘子政私淑弟子、刘子骏之绍述者等。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1869年1月12日),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章太炎初从外祖朱有虔(左卿)受业,自称:“余十一岁时,外祖朱左卿授余读经,偶读蒋氏《东华录》曾静案,外祖谓:‘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余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论,若果李闯得明天下,闯虽不善,其子孙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论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③光绪十六年(1890),到杭州诂经精舍受业。诂经精舍的主持人是俞樾,俞樾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等一脉相承下来的清代著名朴学大师,撰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校正群经,诸子句读,审定文义,并分析其特殊文法与修辞,治学方法缜密,章太炎受其影响,埋头“稽古之学”,“出入八年,相得也”。①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被日本侵略者打败,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刺激下,章太炎毅然走出书斋,听到康有为设立强学会,“寄会费银十六圆入会”①。并于二十二年(1896)岁阑,辞别俞樾,来到上海,担任《时务报》编务。
章太炎当时的办报主张是“驰骋百家”,“引古鉴今”,“证今则不为巵言,陈古则不触时忌”②。他在《时务报》任职不久,文章也只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和《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两篇。他认为,凡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殊方异俗”)的“长技”,可资中国“借镜”,可以作为改变成法(“益损政令”)的参考,例如举办“有益于黄人”的学会。应该“修内政”,行“新制度”,不能“惟旧章之守”,而须“发愤为天下雄”③。他认为:“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才,谓之革政。”④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应该“以革政挽革命”,亦即实施政治改革。
与此同时,章太炎又编撰《经世报》、《实学报》和《译书公会报》。还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书李鸿章,企求他能“转旋逆流”⑤;也曾跑到武昌,帮张之洞办《正学报》,幻想借助他的实力推动变法。
不久,“百日维新”夭折,章太炎避地台湾。他对“六君子”的惨遭杀戮深表愤慨;对康有为“内不容于谗构”而“见诋于俗儒乡愿者”为之解脱;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专制骄横极为仇恨,“讨之犹可,况数其罪乎?”①经历维新新政的破灭,他的“革政”思想较前又有发展。
既不满清朝统治,又同情康、梁;既孕有民族思想,又没有转向革命。章太炎将怎样“革政”呢?他提出了“客帝”和“分镇”的课题,认为满洲贵族,是客帝;中国的“共主”应为“仲尼之世胄”。只要清朝皇帝承认过去民族压迫的错误,拥护孔子后裔,做“虚君”,自己退居为齐桓、晋文般的霸主,发愤自强,那么反满情绪可以平息,可以防止“逐加于满人,而地割于白人”。“分镇”也是章太炎在外国侵略、清政腐朽的情况下提出的一种改良设想。认为政治危急之际,“犹赖有数镇稍自奋起,足以扶危而定倾”。因此,不能削弱藩镇,而“甘心于白种之陵籍”。藩镇和立宪政并不矛盾。“板荡之世,非得藩镇以尊攘,则宪政不立”。他举明治维新为例,“若皇德贞观,廓夷归章,示民版法,陶冶天下,而归之一宪,藩镇将奔走趋令,如日本之萨、长二藩,始于建功,而终于纳土,何惠自擅?”②此后,进而指出:“瓜分而授之外人,孰与瓜分而授之方镇。”③他反对满洲贵族统治的丧权辱国,而对汉族地主阶级还存幻想。他向往的还是明治维新式的“革政”。在旅台期间,他曾将所写论文汇成《訄书》。光绪二十五年五月,由基隆去日本,七月下旬,由日返国。
③陶成章:《浙案纪略》上卷,第1章第4节《猛回头案》。
①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制言》第25号。
①章太炎:《谢本师》,《民报》第9号。
②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谈》,查章太炎参加的是上海强学会。
③章太炎:《致汪康年书》,拙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14页。
④章太炎:《论亚洲宜自为唇齿》,《章太炎政论选集》,第7页。
⑤章太炎:《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3页。
①章太炎:《上李鸿章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4页。
②章太炎:《答学究》,《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2页。
③章太炎:《藩镇论》,《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