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对袁政权的幻想 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逐步窃取了国家政权。在这个过程中，蔡锷对袁世凯的认识和态度经历了曲折的变化，在他的政治生活中走过了一段弯路。

　　“南北议和”是袁世凯窃取国家政权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南北议和中，蔡锷对袁世凯是有所警惕并反对议和的。1912年1月20日，他致电孙中山、黄兴及各省都督说：“我军乘此朝气，何敌不克？乃甘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战！旷日太久，糜饷劳师。试问彼于停战期内，西侵秦、晋，南攻颍、亳，朱家宝又已纵兵寿州，我再株守议和，大局必为所误。伏乞大总统赫然震怒，长驱北指，直捣虏廷。”1月26日，又致电孙中山、黎元洪及各省都督说：“现民国中央政府已成立，大总统已举定，民主、君主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此其一。国民会议，袁世凯欲于北京开议，又欲各省州县皆举代表，无非为狡展播弄之地步，以充彼战备，懈我军心。此其二。主张共和，殆全国一致，所反对者惟少数之满清奴隶耳。设开会议而坠袁之狡谋，定为君主国体，则各省必不肯承认，战祸终无已时。此其三。中国此时仍拥戴满清为君主，固理所必无，即别以汉人为君主，亦事势所不容。故君主国体为中国今日所万不能行，必强留存此物，将来仍难免第二、三次之革命。此其四。唐使（绍仪）签订之约，而袁不承认，方在停战期内，而北军袭取颍州，进攻陕州，在清廷亦并未决心和议。此其五。故此时直无和议可言，惟有诉诸兵力耳。至作战计划，孙、陈各都督所见甚伟，滇处僻远，未便遥度，惟有简率精兵，结联黔、蜀，长驱伊、洛，期共戮力中原。”⑤反对妥协议和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定的，对南北议和后形势的预计也大体是正确的。

　　但是，当南北议和告成，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之后，蔡锷却转而拥戴起袁世凯来了。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袁世凯业已由临时参议院合法地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另一方面，也是同他渴望国家统一富强和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分不开的。1912年4月11日，他致电北京全国联合进行会及上海各报馆说：“我国政体确定共和，惟幅员辽阔，统一匪易。此时有能挈五族为一家者，敝省无不服从，以期民国早日成立。……及袁公受职，敝省复肃电奉贺，非徒表欣戴袁公之意，实亦喜统一国家之成也。”4月26日，他又发出通电称：“总统就职，宣布共和，薄海欢欣，喁喁望治。乃匝月以来，内则遍地皆伏危机，外则列强尚未承认。究其原因，皆由全国省自为谋，未能统一之故。”又说：“吾国势分力薄，积弱已久，全国士大夫皆思建造一强固有力之国家，以骤跻诸强之列。然政权不能统一，则国家永无巩固之期。在大总统维持全局，或不欲骤与纷更；然大权所在，不能不收集中央，以图指臂相联之效。”①渴望国家统一、强盛，这表明了蔡锷一贯的爱国思想；但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袁世凯身上，则不仅仅是一种幻想，而且恰恰迎合了袁世凯加强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

　　其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曾企图借南京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来限制袁世凯，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并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袁世凯却坚持要建都北京，并且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如具文。在这场斗争中，蔡锷是支持袁世凯的。1912年3月6日，他致电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及各省都督说：若建都南京，“北边形势当为之变迁，恐遗孽有乘虚窃踞之虞，而强邻启蹈隙侵陵之渐，黄河以北沦入毡裘，甚非国民之利。尚望早定大计，建都燕京，可以控御中外，统一南北，大局幸甚”。

　　民国成立后，各政党社团林立丛生。蔡锷从国家统一出发，曾参加统一共和党，并被推为总干事。在国家内忧外患的条件下，他认为国权为民权的保障，主张加强国权。他说：“本党主义，务以国家为前提。……天赋人权之说，只能有效于强国之人民，吾侪焉得而享受之？”强调“国权为拥护人权之保障，……苟国家能跻于强盛之林，得与各大国齐驱并驾，虽牺牲一部之利益，忍受暂时之苦痛，亦所非恤”①。这种偏重国权、轻视民权的观点，在当时显然有利于业已篡夺政权的袁世凯。

　　正因为这样，当宋教仁酝酿把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合并改组为国民党时，蔡锷首倡军人不党主义，进而倡议解散各党，并声明脱离统一共和党。1912年6月28日，他发出通电说：“现在政党林立，意见纷歧，水火争持，党同伐异，或徇个人之攻击而忘国家、政党之利未收而害已毕见。鄙意先将现时组织之各党自行解散，另结合政见相同之健全分子，以先立雏形，而不必急求党务之扩张，以至于破碎冲突。”8月12日，他又一次通电说：现时政府兀臬，国本动摇，“实因政党为之厉阶。……锷初不察，亦尝预闻党事。今默察时局，熟审国情，窃谓此时以讨论为重，而不必强于主张；以培养为先，而无庸急于号召，较为得之。若广召党员，坚持党见，究之利也而不胜其敝，有也而反不如无。今海内大党，无出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数者。锷妄不自揣，愿与各党诸君子首倡解散之议，以齐民志，而定危局。前锷为同人敦迫，勉厕党籍，今谨宣告脱党，诚不敢隐忍瞻徇，致贻国家之祸”。矛头显然是指向同盟会、国民党的。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4月，又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举行“善后大借款”，准备发动内战。孙中山和一部分国民党人决定武装讨袁。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7月15日，黄兴在南京组织江苏讨袁军。接着，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纷纷宣布独立。蔡锷对反袁的“二次革命”是持反对态度的。7月17日，他向袁世凯、黎元洪及北京政府发出“急电”说：“昨准参部寒、删两电，知赣事已决裂。积年痈毒，趁此一决，未始非福。……惟恳分饬皖、宁严防分窜，一面添重兵驰赴战地，分头截剿，早日扑灭，以免星火燎原。”8月，熊克武在四川重庆宣布独立，他遵照袁世凯的指令，派兵入川会剿；只是由于“二次革命”很快失败，他的部队才没有与反袁军直接冲突。事后，他还对国民党横加指责，说什么“暴烈派以破坏为事，苟可以达其目的，即牺牲全国而不恤。然其进锐，则其退速。今已一落千丈矣，其剿绝易易也”②。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将在西南地区拥有重兵的蔡锷调往北京。蔡锷离滇前，在滇军营以上军官会上发表讲话说：“现任总统袁世凯原是我们的政敌，戊戌那年，由于他临时告密，我们的师友有的死，有的逃，现在想起来犹有余痛。但衡量中国现在的情势，又非他不能维持。我此次入京，只有蠲除前嫌，帮助袁世凯渡过这一难关。”①10月4日，他到达北京，受委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11月，任政治会议议员。次年5月，任参政院参政。6月，加昭威将军名号。7月，任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12月，又被任命为全国经界局督办。他尽力职守，颇思有所作为。他特别热心于改革军事教育，曾邀集留日士官同学蒋方震、阎锡山、张绍曾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研讨战略战术。又修订了早年在广西起草的《军事计划》一书，贡献给袁世凯，作为国防计划的纲要。在该书中他提出：立宪制度和义务兵役制，是新国家赖以行进的“两轮”或“两翼”，“而二者之间，尤有至深至密之关系”。由此，他把军事改革与政治改革联系在一起，主张给农民以“土地所有权”，使其能“自由之劳动”；给市民以“自治权”；同时教育贵族爱国家，破除特典、特权。他兼任全国经界局督办后，对经界局事务也作了详细的规划，并在短期内主持完成了《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和《各国经界纪要》两书。但是，他把富国强兵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则只能被严酷的现实所粉碎。

　　

　　⑤转见李希泌：《如兹美风义，天下知重师——回忆朱委员长和先父李根源的交往》，《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

　　①《致孙中山黎元洪及各省都督电》（1912年1月26日）。

　　①《致袁世凯黎元洪黄兴及国务院电》（1912年4月26日）。

　　②《在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会上的演讲》（1912年5月上旬）。

　　①《在云南进步党支部欢送会上的演讲》（1913年10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