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化学教育的形成 翻译介绍化学知识，目的在于培养中国自己的近代化学家。徐寿等通过译书而具有一定近代化学知识的人才，可称是中国第一批近代化学家。他们通过翻译化学著作，传播了化学知识，对化学科学在我国的建立有筚路蓝缕之功。他们还利用自己的化学知识，对洋务运动时期建立新式工矿企业有所贡献，如徐寿为江南制造局龙华分厂建硫酸车间（1874年），徐建寅在山东机器局和湖北枪炮厂设计制造火药，徐华封在淄川矿厂冶炼铅矿等。但这一批人人数很少，根本不能满足洋务事业的需要。当时还有一些人通过学习化学译书掌握了一些化学知识，但他们的水平有限，根本不是化学专门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需要专门的教育，这就迫切需要变革传统的教育制度。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洋务派兴办了几所新式学堂，尝试外语与科技教育。但是由于科举制度没有改变，风气不开，洋务派对科技发展支持不力，在甲午战败以前，化学教育进展甚微。
中国近代第一所学堂是京师同文馆，官办学堂中最早实行化学教育的也是同文馆。1866年，该馆拟议科学教育计划，并聘请外人当教习。次年，通过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聘法国人毕利干为化学教习。毕利干曾在法国著名化学家JeanB.J.D.Boussingault（1802—1887）的实验室工作过，来华前担任另一法国化学家Anselme Payen（1795—1871）的助手。1871年毕利干来馆执教，至1890年返回法国，继由德国人施德明（CarlStublman）担任化学教习。同文馆初期的两名优秀学生承霖和王钟祥，曾先后任化学副教习①。
同文馆的化学课，分用中文与外文授课两种。中文化学课，选修者主要是从一些略知化学者中招取的主修化学的学生，这些学生多用《化学指南》、《化学阐原》为教材。但他们不懂外文，难以深造；还有一些年龄大的学生，在“格物”课内兼习化学，也用汉文讲课。同时还开设了外文化学班，供一些有一定外文基础的学生选修，年限不定。教育内容以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为主。1876年，同文馆还建立了化学实验室，学生在实验室可学做一些基本操作和实验。据说在同文馆所有科学课程之中，学生最喜欢化学。但是该馆培养的科学人才微乎其微，它的大多数肄业生都以翻译或教书为业，少数化学优秀生曾在天津等地的机器局任职。
徐寿对化学教育也曾努力尝试。1876年，他与傅兰雅等创建了格致书院。他们购置了一些简单的化学仪器。1883年，该院曾拟聘一名外国人来院开设化学、矿学课，因缺乏经费而作罢。1889年，聘到一英国人来院执教，但此人不久就病故了。直到1895年以后，傅兰雅等人在书院开设了周末教演班，讲授数学、化学知识。栾学谦《格致书院讲演化学记》所记叙的正是1897年讲化学时的情景①。当时，连《化学鉴原》中的基础知识听众都诧为惊奇，说明洋务30余年间，化学知识的传播还十分有限。光绪初年，浙江瑞安孙诒让、平阳杨镜澄等人办过一所瑞平化学堂，但不久即解散。
洋务运动时期，在教育方面最大胆的尝试是向国外派遣留学生。首先是选派幼童到美国学习，自1871—1874年，陆续有120名幼童赴美，准备学习科学技术。但他们绝大多数还未进入大学或专科学校或未完成大专学业即于1881年被莫名其妙地撤回，学习中途夭折。而且这批留美学生以学习工程技术和电报的人最多，专门学习化学的实无一人。但当时美国大、中学校已有普通化学课，他们当然也因此而掌握了一定的化学知识，且远胜于国内通过译书学习化学。1877—1886年，福州船政学堂选派了几批学生到英、法等国深造。船政学生大都是学习造船和驾驶，但其中学习制造的七八个学生在法国学习矿务学。化学是近代矿学的重要基础之一，这些留学生在巴黎国立高级矿务学院等校学习，已经受到了比较系统的化学训练。陪同第一批留学生的随员翻译罗丰禄，曾进英国伦敦King’sCollege，受教于化学家、《化学鉴原续编》与《补编》的原作者C.L.Bloxam，他是当时唯一的专门学习化学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在1880年都回到了国内，有的主持炼铁炼钢等工作，有的发现了福州穆源铁矿。他们虽不以化学为业，但其化学水平在当时国内远在他人之上。
教会学校较早开设化学课的有山东登州文会馆，其创办人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该馆前身是蒙养学堂，创建于1864年，狄考文曾为该学堂建一个极其简陋的理化实验室。1873年，学堂增设中学课程。1876年改名为登州文会馆，其后科学教育大为进步。该馆学生在第五、六年学习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采用江南制造局译书为教材，另外狄考文自编有《理化实验》（未刊）。文会馆用中文教学，其毕业生科学水平较高，为当时教会学校争相延聘。狄考文的一名学生丁立潢，学习理化仪器制造专业，在二十世纪初办过一所山东理化器械制造所，为当时全国第一家①。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主要的教会学校如上海圣·约翰书院、苏州博文书院、杭州育英书院、南京汇文书院等都开设了化学课。这些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其中有些人担任了清末学制改革后所办初、高等学堂的化学教师。
在编写教科书和统一化学术语方面，传教士们也做过一些工作。早在1877年，新教传教士就组织了学校教科书编撰委员会即益智书会，该会的非传教士主编傅兰雅编写了《化学易知》和《化学入门》等书。到十九世纪末，传教士厚美安编译了《化学入门》（1889），福开森（J.C.Ferguson，1866—1945）编译有《化学新编》等。同时，传教士也很注意科学术语的翻译与统一工作。1891年，益智书会下设科学术语委员会，起初由傅兰雅整理化学名词。1896年傅氏赴美后，由狄考文、赫士（W.H.Hayes）、嘉约翰等人负责。1898年，他们发表了《修订化学元素汉译名表》，1901年又出版了狄考文主编的《化学术语与命名法》（ChemicalTerms and Nomerclature）。他们拟译了71个元素的译名，对元素译名也有所改进，如气体元素一律加“气”字头（吸取了杜亚泉《亚泉杂志》的做法）；但他们不尊重徐寿和傅兰雅的元素译名已被大部分接受的事实，对大量的元素译名进行了重译或改译，其新造汉字却很繁琐别扭，故很少有人沿用。《化学术语与命名法》的主要篇幅是无机物的命名方案，其中acid先前译为“镪水”，他们改译为“酸”，salt译为“盐”和“礬”，ox-ide（氧化物）译为“锈”，等等。“酸”、“盐”和“锈”等字一律置于译名之尾，据此他们列出了近千种无机物的译名。这本术语译名出版的时候已临近中国人大量翻译日文科学书籍之时，故而影响较小。
留日运动是在甲午战败，特别是1900年义和团失败后兴起的。1894—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了日本，以求强求富为标榜的洋务运动宣告破产。甲午战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导致鸦片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科学技术落后这时仍然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就表明，洋务运动中小打小闹的教育变革是远远不够的。甲午战争后，出现了要求变革社会的维新运动，教育改革为其重要原因之一。虽然这次百日维新最终失败。但是，改革和废除科举制度，已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1901年，教育改革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1901年，清廷明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与此同时，清廷还鼓励青年出国留学，特别是留日。在此前后，许多青年为救国求知而赴日留学。
1900年，留日人数超过了先前留学欧美人数的总和。1904年，留日生达3000人，1906年近2万人。其中学习化学科和应用化学科者不乏其人。留日学生在留日期间就开始翻译日文书刊，同时国内许多人也自学日文竞相译书。当时人们认为西书价贵，日译西书众多而价廉，读日译书实如读西书，故译日文书既经济又迅速。一时编译日文书的热潮蓬勃高涨。但是，初期人们关注的中心是社会政治制度，译书以政治历史为主，科技译书较少。在1903年学制改革之前，译自日文的化学书，仅有虞和钦等译的《化学实用分析术》（1902）、樊炳清等译《近世理化示教》（1902）等少数几种。
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月，杜亚泉（1873—1933）在上海创办《亚泉杂志》，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种科学杂志。同《格致汇编》一样，该刊以译文为主，惟多译自日文期刊。此刊内容以化学为主，刊登了“化学原质新表”；介绍了十多种新发现的元素，其中有惰性元素氩、氦，放射性元素镭、钋等，还专门介绍了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亚泉杂志》仅出10期，次年四月停刊①。
1903年，清廷颁布了“癸卯学制”即《奏定学堂章程》，在全国推行新的教育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教育制度的一次巨大变革，科学教育终于纳入了新的教育体制之中。
癸卯学制分为初、中、高阶段教育。第一阶段初等教育包括初、高等小学堂各五年，在高小第二、三学年，格致课讲授物理与化学知识，其中化学讲授“寻常化学之形象”和“原质及化合物”。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五年，第五年设化学课，“先讲无机化学中重要之诸原质及其化合物，再进则讲有机化学之初步及有关实用重要之有机物”，并要求教学“本诸实验”以“得真确之知识”。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其中高等学堂（相当于大学预科）三年，分科大学堂三至四年，通儒院五年。高等学堂分为三类，预备入经学、法政、文学、商科者不设化学课，预备进理工农医科者必修化学，在第二年讲“化学总论”和无机化学，第三年讲有机化学。大学堂分为八科，其中格致科下设化学门，农科下设农艺化学门，工科有应用化学门。此外工农医各科各门也都有相应的化学专业课，如医化学、制药化学、卫生化学、物理化学、森林化学、电气化学、制造化学等。格致科化学门相当于理学院化学系，除数学、物理课外，设有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化学实验、应用化学、理论及物理化学、化学平衡论等。工科应用化学门，开设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化学史、制造化学及实验、化学分析实验、电气化学、试金术及试金实习、冶金学、矿物学等课。大学堂第三年毕业时，要求“呈出毕业课艺及自著论说”，即做毕业论文。通儒院相当于研究生院，分科分专业进行学术研究①。
除上述正规直系教育系统外，癸卯学制还制定了师范教育章程，分为初级、优级师范。初级师范培养初、高小学堂师资，优级师范培训初级师范和中学堂师资。初级师范设有化学课，优级师范有一类专门培养理化师资力量。
癸卯学制主要是参照日本的学制而制定的。清末民初，学制虽几经变更，但大都以此为基础，只略有损益。它的颁布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有极其重大的影响，从此科学不再仅仅是少数热心者的爱好，而成为国家的事业，中国科学逐渐走上了体制化的道路。
新学制颁布后，各级学堂如雨后春笋，迅速建立起来。各类学堂迫切需要化学教材，因此大量的日文科学教科书被译介过来。据初步统计，1903—1911年间，译自日文的化学教科书有40种之多，它们一般都是中学堂课本，如余呈文译《中等化学教科书》（1905）、虞和钦译《中等化学教科书》（1906）、敏智斋主人译《中等教育工业化学》（1906）、何燏时译《中等最新化学教科书》、张修爵等译《最新实验化学教科书》（1905）、胡朝阳译《普通化学教科书》（1907）、虞和寅译《近世化学》（1907）、范迪吉等译《无机化学讲义》（1908）和《有机化学讲义》（1908）、杜亚泉译《化学新教科书》（1911）、张修爵与彭树滋译《最新化学实验教科书》（1911）等等，也有不少师范教材，如江苏师范编译的《化学》（1906）、黄乾元译《化学》（1905）、严保诚译《化学》（1907）等。这时也有少数译自西文的化学教材，如曾宗巩译《质学课本》（1906）、徐兆熊译《无机化学教科书》等。这些丰富多样的教材很快就取代了先前仅有而早已陈旧的江南制造局等洋务运动时期的化学译著。大量的日文化学术语也随译书而传到中国，为我国拟定化学用语时采用，如“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元素”、“分子”、“原子”等等都是借自日文的化学名词，而以前徐寿等人译书的术语除元素名称外，大多摒弃不用了。除使用译书外，某些中学堂还直接使用外文教材，如天津南开中学用英文，湖南民德中学用日文教材。
清末民初化学教育的进步还表现在大多数省立高等学堂都开设了化学课，如浙江、江南、山东、山西、两湖、广东、江西、四川等省高等学堂，一律有无机、有机化学课。各校师资或聘自英、美、日等国，或由教会学校如登州文会馆、杭州育英书院等校毕业生担任，也有一些留日回国者。这些高等学堂多用外文授课，一律采用外文原版教材。直到二十年代，才有国人自编高等化学教科书，但一般高校仍采用外文教材。
至于化学系的设立，虽然癸卯学制已有计划，但迟至1910年京师大学堂才分科，格致科下设化学门，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化学系（即北京大学化学系前身）。京师大学堂化学门的学生都是预科德文班的学生。因为当时认为德国科学最发达，欲通科学必通晓德文，故分科时，德文班学生全部分到了格致科。
京师大学堂格致科化学门也是当时唯一的化学系，北洋大学堂、山西大学堂等都不设化学门。因此绝大多数学生都只受到了大学预科的化学教育，国内还无法培养相当于国外正规大学毕业的化学专门人才，于是许多青年纷纷赴欧美留学。与留欧相比，留美是后来居上。特别是庚款留美生选派，推动了留美高潮的到来。1909—1911年，游美学务处进行了三次选拔考试。1911年清华留美预备学堂成立，同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清皇朝终于覆灭，许多人以为革命已经成功，应该提倡科学和实业了，所以，抱科学救国主张而奔赴欧美留学的人日益增多。他们绝大多数都学习理工农医。经过几年的努力，留美留欧生中有一些人以化学为专业，获得了所在国家的博士学位。据初步统计，1918—1930年，我国留美学生，以化学（含生物化学、化学工程）为专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者达41人。留欧生获化学博士学位者更早，但人数比留美者略少。此外，还有许多获得学士或硕士学位的化学或相近学科的毕业生。他们绝大多数都陆续回到了祖国。
这些学成回国的专门人才是我国第一批现代化学家。他们在欧美受到了系统的科学训练，从事过现代化学研究。他们的回国大大缩短了我国与世界化学先进国的距离。他们中有不少人成为我国现代化学教育与研究的奠基人和开创者。正因为他们回国，在20—30年代，我国一批高等学校建立了化学系；同时，还成立了一些专门的化学研究机构，如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1928）、北平研究院理化部（1929）、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1922）、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1929）和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1932）等。
①见王韬编《格致课艺汇编》卷4。
①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883年版，第32—66页。
①《新学报》第三册，光绪二十三年七月。
①张汇文：《一所早期的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文史资料选辑》（上海）1978年第2辑（总第2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①杨根编：《徐寿和中国化学史》，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
中国近代第一所学堂是京师同文馆，官办学堂中最早实行化学教育的也是同文馆。1866年，该馆拟议科学教育计划，并聘请外人当教习。次年，通过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聘法国人毕利干为化学教习。毕利干曾在法国著名化学家JeanB.J.D.Boussingault（1802—1887）的实验室工作过，来华前担任另一法国化学家Anselme Payen（1795—1871）的助手。1871年毕利干来馆执教，至1890年返回法国，继由德国人施德明（CarlStublman）担任化学教习。同文馆初期的两名优秀学生承霖和王钟祥，曾先后任化学副教习①。
同文馆的化学课，分用中文与外文授课两种。中文化学课，选修者主要是从一些略知化学者中招取的主修化学的学生，这些学生多用《化学指南》、《化学阐原》为教材。但他们不懂外文，难以深造；还有一些年龄大的学生，在“格物”课内兼习化学，也用汉文讲课。同时还开设了外文化学班，供一些有一定外文基础的学生选修，年限不定。教育内容以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为主。1876年，同文馆还建立了化学实验室，学生在实验室可学做一些基本操作和实验。据说在同文馆所有科学课程之中，学生最喜欢化学。但是该馆培养的科学人才微乎其微，它的大多数肄业生都以翻译或教书为业，少数化学优秀生曾在天津等地的机器局任职。
徐寿对化学教育也曾努力尝试。1876年，他与傅兰雅等创建了格致书院。他们购置了一些简单的化学仪器。1883年，该院曾拟聘一名外国人来院开设化学、矿学课，因缺乏经费而作罢。1889年，聘到一英国人来院执教，但此人不久就病故了。直到1895年以后，傅兰雅等人在书院开设了周末教演班，讲授数学、化学知识。栾学谦《格致书院讲演化学记》所记叙的正是1897年讲化学时的情景①。当时，连《化学鉴原》中的基础知识听众都诧为惊奇，说明洋务30余年间，化学知识的传播还十分有限。光绪初年，浙江瑞安孙诒让、平阳杨镜澄等人办过一所瑞平化学堂，但不久即解散。
洋务运动时期，在教育方面最大胆的尝试是向国外派遣留学生。首先是选派幼童到美国学习，自1871—1874年，陆续有120名幼童赴美，准备学习科学技术。但他们绝大多数还未进入大学或专科学校或未完成大专学业即于1881年被莫名其妙地撤回，学习中途夭折。而且这批留美学生以学习工程技术和电报的人最多，专门学习化学的实无一人。但当时美国大、中学校已有普通化学课，他们当然也因此而掌握了一定的化学知识，且远胜于国内通过译书学习化学。1877—1886年，福州船政学堂选派了几批学生到英、法等国深造。船政学生大都是学习造船和驾驶，但其中学习制造的七八个学生在法国学习矿务学。化学是近代矿学的重要基础之一，这些留学生在巴黎国立高级矿务学院等校学习，已经受到了比较系统的化学训练。陪同第一批留学生的随员翻译罗丰禄，曾进英国伦敦King’sCollege，受教于化学家、《化学鉴原续编》与《补编》的原作者C.L.Bloxam，他是当时唯一的专门学习化学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在1880年都回到了国内，有的主持炼铁炼钢等工作，有的发现了福州穆源铁矿。他们虽不以化学为业，但其化学水平在当时国内远在他人之上。
教会学校较早开设化学课的有山东登州文会馆，其创办人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该馆前身是蒙养学堂，创建于1864年，狄考文曾为该学堂建一个极其简陋的理化实验室。1873年，学堂增设中学课程。1876年改名为登州文会馆，其后科学教育大为进步。该馆学生在第五、六年学习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采用江南制造局译书为教材，另外狄考文自编有《理化实验》（未刊）。文会馆用中文教学，其毕业生科学水平较高，为当时教会学校争相延聘。狄考文的一名学生丁立潢，学习理化仪器制造专业，在二十世纪初办过一所山东理化器械制造所，为当时全国第一家①。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主要的教会学校如上海圣·约翰书院、苏州博文书院、杭州育英书院、南京汇文书院等都开设了化学课。这些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其中有些人担任了清末学制改革后所办初、高等学堂的化学教师。
在编写教科书和统一化学术语方面，传教士们也做过一些工作。早在1877年，新教传教士就组织了学校教科书编撰委员会即益智书会，该会的非传教士主编傅兰雅编写了《化学易知》和《化学入门》等书。到十九世纪末，传教士厚美安编译了《化学入门》（1889），福开森（J.C.Ferguson，1866—1945）编译有《化学新编》等。同时，传教士也很注意科学术语的翻译与统一工作。1891年，益智书会下设科学术语委员会，起初由傅兰雅整理化学名词。1896年傅氏赴美后，由狄考文、赫士（W.H.Hayes）、嘉约翰等人负责。1898年，他们发表了《修订化学元素汉译名表》，1901年又出版了狄考文主编的《化学术语与命名法》（ChemicalTerms and Nomerclature）。他们拟译了71个元素的译名，对元素译名也有所改进，如气体元素一律加“气”字头（吸取了杜亚泉《亚泉杂志》的做法）；但他们不尊重徐寿和傅兰雅的元素译名已被大部分接受的事实，对大量的元素译名进行了重译或改译，其新造汉字却很繁琐别扭，故很少有人沿用。《化学术语与命名法》的主要篇幅是无机物的命名方案，其中acid先前译为“镪水”，他们改译为“酸”，salt译为“盐”和“礬”，ox-ide（氧化物）译为“锈”，等等。“酸”、“盐”和“锈”等字一律置于译名之尾，据此他们列出了近千种无机物的译名。这本术语译名出版的时候已临近中国人大量翻译日文科学书籍之时，故而影响较小。
留日运动是在甲午战败，特别是1900年义和团失败后兴起的。1894—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了日本，以求强求富为标榜的洋务运动宣告破产。甲午战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导致鸦片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科学技术落后这时仍然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就表明，洋务运动中小打小闹的教育变革是远远不够的。甲午战争后，出现了要求变革社会的维新运动，教育改革为其重要原因之一。虽然这次百日维新最终失败。但是，改革和废除科举制度，已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1901年，教育改革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1901年，清廷明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与此同时，清廷还鼓励青年出国留学，特别是留日。在此前后，许多青年为救国求知而赴日留学。
1900年，留日人数超过了先前留学欧美人数的总和。1904年，留日生达3000人，1906年近2万人。其中学习化学科和应用化学科者不乏其人。留日学生在留日期间就开始翻译日文书刊，同时国内许多人也自学日文竞相译书。当时人们认为西书价贵，日译西书众多而价廉，读日译书实如读西书，故译日文书既经济又迅速。一时编译日文书的热潮蓬勃高涨。但是，初期人们关注的中心是社会政治制度，译书以政治历史为主，科技译书较少。在1903年学制改革之前，译自日文的化学书，仅有虞和钦等译的《化学实用分析术》（1902）、樊炳清等译《近世理化示教》（1902）等少数几种。
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月，杜亚泉（1873—1933）在上海创办《亚泉杂志》，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种科学杂志。同《格致汇编》一样，该刊以译文为主，惟多译自日文期刊。此刊内容以化学为主，刊登了“化学原质新表”；介绍了十多种新发现的元素，其中有惰性元素氩、氦，放射性元素镭、钋等，还专门介绍了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亚泉杂志》仅出10期，次年四月停刊①。
1903年，清廷颁布了“癸卯学制”即《奏定学堂章程》，在全国推行新的教育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教育制度的一次巨大变革，科学教育终于纳入了新的教育体制之中。
癸卯学制分为初、中、高阶段教育。第一阶段初等教育包括初、高等小学堂各五年，在高小第二、三学年，格致课讲授物理与化学知识，其中化学讲授“寻常化学之形象”和“原质及化合物”。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五年，第五年设化学课，“先讲无机化学中重要之诸原质及其化合物，再进则讲有机化学之初步及有关实用重要之有机物”，并要求教学“本诸实验”以“得真确之知识”。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其中高等学堂（相当于大学预科）三年，分科大学堂三至四年，通儒院五年。高等学堂分为三类，预备入经学、法政、文学、商科者不设化学课，预备进理工农医科者必修化学，在第二年讲“化学总论”和无机化学，第三年讲有机化学。大学堂分为八科，其中格致科下设化学门，农科下设农艺化学门，工科有应用化学门。此外工农医各科各门也都有相应的化学专业课，如医化学、制药化学、卫生化学、物理化学、森林化学、电气化学、制造化学等。格致科化学门相当于理学院化学系，除数学、物理课外，设有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化学实验、应用化学、理论及物理化学、化学平衡论等。工科应用化学门，开设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化学史、制造化学及实验、化学分析实验、电气化学、试金术及试金实习、冶金学、矿物学等课。大学堂第三年毕业时，要求“呈出毕业课艺及自著论说”，即做毕业论文。通儒院相当于研究生院，分科分专业进行学术研究①。
除上述正规直系教育系统外，癸卯学制还制定了师范教育章程，分为初级、优级师范。初级师范培养初、高小学堂师资，优级师范培训初级师范和中学堂师资。初级师范设有化学课，优级师范有一类专门培养理化师资力量。
癸卯学制主要是参照日本的学制而制定的。清末民初，学制虽几经变更，但大都以此为基础，只略有损益。它的颁布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有极其重大的影响，从此科学不再仅仅是少数热心者的爱好，而成为国家的事业，中国科学逐渐走上了体制化的道路。
新学制颁布后，各级学堂如雨后春笋，迅速建立起来。各类学堂迫切需要化学教材，因此大量的日文科学教科书被译介过来。据初步统计，1903—1911年间，译自日文的化学教科书有40种之多，它们一般都是中学堂课本，如余呈文译《中等化学教科书》（1905）、虞和钦译《中等化学教科书》（1906）、敏智斋主人译《中等教育工业化学》（1906）、何燏时译《中等最新化学教科书》、张修爵等译《最新实验化学教科书》（1905）、胡朝阳译《普通化学教科书》（1907）、虞和寅译《近世化学》（1907）、范迪吉等译《无机化学讲义》（1908）和《有机化学讲义》（1908）、杜亚泉译《化学新教科书》（1911）、张修爵与彭树滋译《最新化学实验教科书》（1911）等等，也有不少师范教材，如江苏师范编译的《化学》（1906）、黄乾元译《化学》（1905）、严保诚译《化学》（1907）等。这时也有少数译自西文的化学教材，如曾宗巩译《质学课本》（1906）、徐兆熊译《无机化学教科书》等。这些丰富多样的教材很快就取代了先前仅有而早已陈旧的江南制造局等洋务运动时期的化学译著。大量的日文化学术语也随译书而传到中国，为我国拟定化学用语时采用，如“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元素”、“分子”、“原子”等等都是借自日文的化学名词，而以前徐寿等人译书的术语除元素名称外，大多摒弃不用了。除使用译书外，某些中学堂还直接使用外文教材，如天津南开中学用英文，湖南民德中学用日文教材。
清末民初化学教育的进步还表现在大多数省立高等学堂都开设了化学课，如浙江、江南、山东、山西、两湖、广东、江西、四川等省高等学堂，一律有无机、有机化学课。各校师资或聘自英、美、日等国，或由教会学校如登州文会馆、杭州育英书院等校毕业生担任，也有一些留日回国者。这些高等学堂多用外文授课，一律采用外文原版教材。直到二十年代，才有国人自编高等化学教科书，但一般高校仍采用外文教材。
至于化学系的设立，虽然癸卯学制已有计划，但迟至1910年京师大学堂才分科，格致科下设化学门，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化学系（即北京大学化学系前身）。京师大学堂化学门的学生都是预科德文班的学生。因为当时认为德国科学最发达，欲通科学必通晓德文，故分科时，德文班学生全部分到了格致科。
京师大学堂格致科化学门也是当时唯一的化学系，北洋大学堂、山西大学堂等都不设化学门。因此绝大多数学生都只受到了大学预科的化学教育，国内还无法培养相当于国外正规大学毕业的化学专门人才，于是许多青年纷纷赴欧美留学。与留欧相比，留美是后来居上。特别是庚款留美生选派，推动了留美高潮的到来。1909—1911年，游美学务处进行了三次选拔考试。1911年清华留美预备学堂成立，同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清皇朝终于覆灭，许多人以为革命已经成功，应该提倡科学和实业了，所以，抱科学救国主张而奔赴欧美留学的人日益增多。他们绝大多数都学习理工农医。经过几年的努力，留美留欧生中有一些人以化学为专业，获得了所在国家的博士学位。据初步统计，1918—1930年，我国留美学生，以化学（含生物化学、化学工程）为专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者达41人。留欧生获化学博士学位者更早，但人数比留美者略少。此外，还有许多获得学士或硕士学位的化学或相近学科的毕业生。他们绝大多数都陆续回到了祖国。
这些学成回国的专门人才是我国第一批现代化学家。他们在欧美受到了系统的科学训练，从事过现代化学研究。他们的回国大大缩短了我国与世界化学先进国的距离。他们中有不少人成为我国现代化学教育与研究的奠基人和开创者。正因为他们回国，在20—30年代，我国一批高等学校建立了化学系；同时，还成立了一些专门的化学研究机构，如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1928）、北平研究院理化部（1929）、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1922）、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1929）和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1932）等。
①见王韬编《格致课艺汇编》卷4。
①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883年版，第32—66页。
①《新学报》第三册，光绪二十三年七月。
①张汇文：《一所早期的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文史资料选辑》（上海）1978年第2辑（总第2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①杨根编：《徐寿和中国化学史》，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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