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方生物学的东传与西方人在华的生物采集活动 随着西方商人和传教士的不断东来，我国与西方的物质和文化交流的与日俱增，西方的生物学知识也逐渐传到我国。最初传进来的是人体解剖学知识。明末来华的著名传教士邓玉函（J.Terrenz 1576—1630）曾著《人身说概》，比较系统地向我国介绍了当时西方的这方面的知识。随后在清康熙年间，法国传教士巴多明（D.Paremin1665—1741）也曾向康熙介绍过当时的西方解剖学知识。而此期间，另一些西方人编写的《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狮子说》、《鹰论》、《职方外记》等等，也零星地向我国传播了一些西方的动植物学知识。

　　1858年，英国传教士韦廉臣和我国著名学者李善兰合作编译了《植物学》，这是我国第一本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的著作。它比较全面地向我国传播了当时新的植物学基础理论知识。全书分为8卷，约35000字，有插图200多幅，主要内容包括植物的地理分布、植物分类方法、植物体内部组织构造、植物体各器官的形态构造和功能、细胞等等。此外，书中还述说了雌、雄蕊在生殖过程中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善兰用了很多较好的植物学名词和术语来翻译西方的植物学内容。这些词有些是沿用以前的，有些则是他创造的。如描述植物形态和组织的花瓣、萼、子房、心皮、胎座、胚、胚乳和细胞；分类等级的“科”，以及各种科的名称，如伞形科、石榴科、菊科、唇形科、蔷薇科、豆科等。上世纪末我国还出现一些传播西方生物学的小册子，如《植物图说》、《植物学须知》和《动物学须知》。当时会文出版社出版的《普通百科全书》也有《植物新论》、《霉菌学》、《植物营养论》等一些有关生物学的书籍。另外，1876年创刊的我国最早的一种自然科学期刊——《格致汇编》，也曾刊登过一些有关动植物学的文章。总的来说，自明末起，西方生物学知识虽然开始在我国有所传播，但内容简单，影响不大。尽管如此，应该承认它还是起了启蒙作用的。

　　另一方面，西方人到我国后，出于商业和学术等诸多目的，千方百计地从我国收集有关生物资源的情报资料，并进而大举在我国收集动植物种苗和标本。象上面提到的传教士韦廉臣就曾在我国的东北收集过植物标本。他们的这种举动，既给西方带去了大量的生物资源，也大大促进了西方生物科学的发展，并且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加速刺激了我国近代生物学的萌芽。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生物种类众多的大国。因此，当明末西方商人和传教士等各色人物一踏上我国，马上注意到我国生物资源的丰富，动植物种类的繁多。首先是传教士想方设法搜集动植物资源的资料，与此同时，他们和当时来华的商人一起将所能得到的各种动植物种苗送回西方。稍后，不仅传教士和商人，许多来华的军人、外交使团人员、海关官员、旅行者、探险者都曾在我国采集动植物标本。著名者如法国传教士谭微道（A.David）、赖神甫（J.M.Delavay）、法盖斯、苏里和韩伯禄；德国传教士花之安；英国驻华领事人员汉斯、郇和、东印度公司雇员福群，一些大的花木公司和植物园派出的威尔逊（E.H.Wilson）、福雷斯特、和进入我国海关的韩尔礼（A.Henry）；俄国军人普热瓦尔斯基、普塔宁、科兹洛夫、植物学家马克西姆维兹、科马洛夫；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的安得思、蒲伯、美国农业部雇员梅耶、罗克；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植物学家史密斯；奥地利植物学家韩马迪（H.Handel-Mazzetti）等都在我国采集过大量生物标本。这些标本材料的研究整理，对世界生物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我国以后生物学的发展也有相当的影响。这体现在一方面它为我国后来的生物分类学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大量的模式标本流落在外，而对其进行研究定名的原始文献也都在国外，这使得我国自己的分类学家进行相关的研究时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