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西方医学的传入 西方医学，又称西洋医学，一般简称为西医，是指西欧在文艺复兴以后，在近代实验科学的武装之下，发展起来的医学体系。与我国固有的传统医学相比，它是另外一个医学体系，从理论体系、思想方法到研究途径等方面，都与中医不同。由于它是近代实验科学的体系，属于直观的、量化的研究和分析体系，易于为人们理解和观察，被认为是科学的，因而在我国近代历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事实上，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早在十六世纪，就已经有西欧的传教士来华传播西方近代科学，包括西医。如意大利的利玛窦、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艾儒略（JuliusAleni）和瑞士的邓玉函。其中邓玉函就译有《泰西人身说概》，其他人也译述了《人身图说》、《钦定格体全录》等，但在我国影响很小。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我国的种种不平等条约，获得许多特权，西医也如潮水一般涌入我国。
传教医士的初期活动
就在鸦片战争的前夕，西欧来华的传教士，已经成倍增长。他们深知用医药的方法，比用枪炮更容易使中国人屈服，所谓“当西方大炮不能举起一根横木时，他以一把手术刀打开了中国的大门”①。这里的他，是指美国传教医士伯驾（PeterParker）。他于1834年来华，在澳门、广州等地开诊所行医，并且抓住每一个机会宣传西方的科学和宗教，以扩大其市场和影响。他也曾千方百计想为当时两广总督林则徐治病并接近他。伯驾由于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效果而为西方统治者所赏识，最后升任为美国驻华公使。
初期的医疗活动多注重外科、眼科，这些疾病较易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当时来华的传教医士还有东印度公司的李文斯敦（Livingstone）、郭雷枢（T.R.Colledge）等，都是外科医生。尽管他们竭力扩展其工作，但早期的影响很小。
建立诊所和医院
1840年以后，各帝国主义争先恐后地在我国开办诊所和医院，业务逐渐开展，影响也随之扩大。
最早的教会医院是由伯驾1842年在广州开设的眼科医院，10多年后，伯驾因就任外交职务，其医院改由另一美国传教医士嘉约翰（J.G.Kerr）主持。此医院前后存在约14年。
影响较大，历史较长的教会医院是嘉约翰主持的广州博济医院。博济医院开办时也是业务清淡，后来，医院聘请了中国人做助手，使业务便于开展。先后在这里工作的早期华人有关杜亚、黄宽、伍亚忠、杨英等。医院主要开展外科手术，并先后应用乙醚及氯仿于麻醉，仅嘉约翰一人在该院进行的手术就有4.9万例。
这一时期的教会医院，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的。最早的教会医院或诊所，都是在五个通商口岸建立的，大约从1842至1848年短短五六年间，共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建了7所。1856年的天津条约和南京条约的签订使我国向帝国主义列强毫无保留地敞开了大门，从1860年开始，到十九世纪结束，教会医院已遍布全国，包括台湾省；甚至象陕西汉中这样的内陆城市和福建的霞浦这样的沿海省份的偏远小城，都有教会医院的踪迹；总数已经满100所。
培养和吸引留学生
西方教会除了就地吸收中国人到教会医院进行培养外，在这一时期还开始吸引较多的中国人到西方留学，以培养较全面而且正规的西医人才。
早期赴国外留学习医的，以广东的黄宽为最早。他先到美国获文学士学位，后于1850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获医学博士学位，于1857年回国，在香港、广州等地开设诊所、医院，还兼任医院附校教员，大量培养医学人才。我国第一位女留学生为浙江之金韵梅，1881至1885年在美国习医，回国后在厦门、成都等地行医办学，并创办我国早期护士学校，培养护士人才。
除了英、美等国而外，也有大量留学生到日本学医。我国早期的民主主义者如秋瑾、鲁迅等人，早年都曾经到日本学医，如鲁迅就曾在日本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就读。
总之，这一阶段是西方医学以培养西医人才的方式吸引我国留学生的开始阶段。我国早期的主要西医人才，都是在这一时期出外就学的。如中华医学会的一些创始人，包括伍连德、颜福庆、俞凤宾、牛惠生、牛惠霖、汤尔和、阎德润以及一些女医人，如甘介侯、石美玉等，甚至还包括最早的留洋护士钟茂丰，都是在这一时期出国留学、学成后再回国行医、办学，大大地扩大了西医在我国的影响。
编译医著
为了普及并加速西医的传播，一些来华的西方传教医士还十分重视利用出版物作为工具，扩大影响。
在这方面工作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人。
合信（Hobson）：英国人，他从1850年就开始用中文编译一些西医书，其中最早的有《全体新论》，是一部主要阐述解剖学的书。其他还有《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另有一部介绍自然科学一般知识的《博物新编》，后人将这些书合编为《合信氏医书五种》。这些是西医著作译成中文的滥觞，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嘉约翰：他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先后编译了一些西医著作，共有30多种，较偏重于临床方面及西药的介绍，如《西药略说》、《药物学手册》、《割症全书》、《炎症论说》、《内科全书》等等。他对精神疾病还有较深入的研究，除创办精神病院外，还发展用西医药治疗精神病人经验的学术论文。
德贞（John Dudgeon），这位美国传教医士比较重视生理解剖学的编译工作，编有《全体功用》、《全体通考》等，都附有图解。他还编有《医学词汇》6卷，对于统一西医药的名词术语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他有关的临床著作还有10多种。
傅兰雅（John Fryer），英国人，也编译有 10多种西医西药著作，如《儒门医学》《西药大成》和《英国洗冤录》（《法医学》）等。
①《医方论》卷2。
事实上，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早在十六世纪，就已经有西欧的传教士来华传播西方近代科学，包括西医。如意大利的利玛窦、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艾儒略（JuliusAleni）和瑞士的邓玉函。其中邓玉函就译有《泰西人身说概》，其他人也译述了《人身图说》、《钦定格体全录》等，但在我国影响很小。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我国的种种不平等条约，获得许多特权，西医也如潮水一般涌入我国。
传教医士的初期活动
就在鸦片战争的前夕，西欧来华的传教士，已经成倍增长。他们深知用医药的方法，比用枪炮更容易使中国人屈服，所谓“当西方大炮不能举起一根横木时，他以一把手术刀打开了中国的大门”①。这里的他，是指美国传教医士伯驾（PeterParker）。他于1834年来华，在澳门、广州等地开诊所行医，并且抓住每一个机会宣传西方的科学和宗教，以扩大其市场和影响。他也曾千方百计想为当时两广总督林则徐治病并接近他。伯驾由于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效果而为西方统治者所赏识，最后升任为美国驻华公使。
初期的医疗活动多注重外科、眼科，这些疾病较易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当时来华的传教医士还有东印度公司的李文斯敦（Livingstone）、郭雷枢（T.R.Colledge）等，都是外科医生。尽管他们竭力扩展其工作，但早期的影响很小。
建立诊所和医院
1840年以后，各帝国主义争先恐后地在我国开办诊所和医院，业务逐渐开展，影响也随之扩大。
最早的教会医院是由伯驾1842年在广州开设的眼科医院，10多年后，伯驾因就任外交职务，其医院改由另一美国传教医士嘉约翰（J.G.Kerr）主持。此医院前后存在约14年。
影响较大，历史较长的教会医院是嘉约翰主持的广州博济医院。博济医院开办时也是业务清淡，后来，医院聘请了中国人做助手，使业务便于开展。先后在这里工作的早期华人有关杜亚、黄宽、伍亚忠、杨英等。医院主要开展外科手术，并先后应用乙醚及氯仿于麻醉，仅嘉约翰一人在该院进行的手术就有4.9万例。
这一时期的教会医院，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的。最早的教会医院或诊所，都是在五个通商口岸建立的，大约从1842至1848年短短五六年间，共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建了7所。1856年的天津条约和南京条约的签订使我国向帝国主义列强毫无保留地敞开了大门，从1860年开始，到十九世纪结束，教会医院已遍布全国，包括台湾省；甚至象陕西汉中这样的内陆城市和福建的霞浦这样的沿海省份的偏远小城，都有教会医院的踪迹；总数已经满100所。
培养和吸引留学生
西方教会除了就地吸收中国人到教会医院进行培养外，在这一时期还开始吸引较多的中国人到西方留学，以培养较全面而且正规的西医人才。
早期赴国外留学习医的，以广东的黄宽为最早。他先到美国获文学士学位，后于1850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获医学博士学位，于1857年回国，在香港、广州等地开设诊所、医院，还兼任医院附校教员，大量培养医学人才。我国第一位女留学生为浙江之金韵梅，1881至1885年在美国习医，回国后在厦门、成都等地行医办学，并创办我国早期护士学校，培养护士人才。
除了英、美等国而外，也有大量留学生到日本学医。我国早期的民主主义者如秋瑾、鲁迅等人，早年都曾经到日本学医，如鲁迅就曾在日本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就读。
总之，这一阶段是西方医学以培养西医人才的方式吸引我国留学生的开始阶段。我国早期的主要西医人才，都是在这一时期出外就学的。如中华医学会的一些创始人，包括伍连德、颜福庆、俞凤宾、牛惠生、牛惠霖、汤尔和、阎德润以及一些女医人，如甘介侯、石美玉等，甚至还包括最早的留洋护士钟茂丰，都是在这一时期出国留学、学成后再回国行医、办学，大大地扩大了西医在我国的影响。
编译医著
为了普及并加速西医的传播，一些来华的西方传教医士还十分重视利用出版物作为工具，扩大影响。
在这方面工作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人。
合信（Hobson）：英国人，他从1850年就开始用中文编译一些西医书，其中最早的有《全体新论》，是一部主要阐述解剖学的书。其他还有《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另有一部介绍自然科学一般知识的《博物新编》，后人将这些书合编为《合信氏医书五种》。这些是西医著作译成中文的滥觞，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嘉约翰：他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先后编译了一些西医著作，共有30多种，较偏重于临床方面及西药的介绍，如《西药略说》、《药物学手册》、《割症全书》、《炎症论说》、《内科全书》等等。他对精神疾病还有较深入的研究，除创办精神病院外，还发展用西医药治疗精神病人经验的学术论文。
德贞（John Dudgeon），这位美国传教医士比较重视生理解剖学的编译工作，编有《全体功用》、《全体通考》等，都附有图解。他还编有《医学词汇》6卷，对于统一西医药的名词术语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他有关的临床著作还有10多种。
傅兰雅（John Fryer），英国人，也编译有 10多种西医西药著作，如《儒门医学》《西药大成》和《英国洗冤录》（《法医学》）等。
①《医方论》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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