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世界战略的变化
再说中国共产党。
欧洲战争、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这三次大战的爆发极大地影响了中共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对世界前途的看法，对世界战略的看法，对国际统一战线如何执行等等，同时也间接影响到与国民党的关系。中共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曾有过曲折的复杂的变化过程。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号召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同时，提出“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这是国共合作破裂后第一次作这样的表示。
1937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提出：“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抗日救国的协定。”这是号召国民政府去做的，但也表示了中共对英美等国的态度。
1938年2月，毛泽东在与美国合众社记者谈话中说：“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罗斯福总统的谴责法西斯，霍华德系报纸的同情中国抗日，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抗日斗争的声援，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与感谢的。不过希望美国能更进一步，出而联合其他国家给暴日以实际的制裁。现在，是中美两国及其他一切反对侵略威胁的国家更进一步联合对敌的时候了。”①因为这些话是通过美国记者对美国人讲的，所以争取美国援助的语气更恳切一些。
但事情是非常复杂的。由于种种原因，中共在争取英美政府援助中国抗战并与之联合的政策上，有很大的局限，有很大的保留。我们在下面加以分析：从客观方面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英美对华实际援助不多，而张伯伦又执行对德日妥协的政策。国际上曾有所谓远东慕尼黑会议的酝酿，所以中共特别警惕英美牺牲中国与日本妥协。这是中共不看重外援的客观原因。
从主观方面说有三个原因：第一，中共有一条根本原则，就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是它对人民解放事业有胜利信心的表现。第二，共产国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估计和推行世界革命战略的要求。具体内容后面再谈。第三，从阶级分析出发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分开，联合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主要指的是那些国家的人民；但人民是无权的，制定政策的人是那些国家的统治者。
以上的分析，可以在毛泽东的话中得到证明。他在《论新阶段》中说：“过去的，大家都明白，各民主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援助中国的，主要是其人民的同情中国，苏联的援助则更加积极。现在，由于日寇进攻的深入，又加深了英美法苏对日本的矛盾。虽然英国在西方的妥协政策可能搬到东方，为了多少保存在日本占领地区的商业，为了幻想减轻日本对南洋的威胁，英国有可能同日本进行某种程度的妥协，但根本妥协是困难的，至少暂时有困难，这是日本独占政策的结果。东方问题与西方问题在当前具体情况上有某种程度上的区别。日本的深入进攻，进一步加深了日美间的矛盾，苏联与中国的友谊是增长的，中美苏三国有进一步亲近的可能。但是我们第一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第二，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之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之人民的区别；第三，更加不可忘记现实与将来的区别。我们对前者不应寄以过高的希望，应该努力争取前者一切可能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事实，但过高希望则不适宜。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外援的配合，主要的是和先进国家与全世界广大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之将来的配合。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应该放在这种基点之上。”①从这些可以看出中共对英美法政策的内涵及限度。
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国进攻波兰，3日英法对德宣战，欧洲战争爆发，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6年春），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断定并预言，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垂死”阶段，世界面临“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列宁的思想和战略被定为共产国际的指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共产国际又一次判断并预言，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即将崩溃，当前世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推进社会主义革命。9月10日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大意是：现在的战争是帝国主义之间的非正义的战争，交战国资产阶级的罪恶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个国家内的工人阶级，尤其是共产党，都不能赞助这个战争。中国共产党赞成这个方针。
1939年9月14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报告，其重要内容是：（1）欧洲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非正义的战争，是“一群疯狗打架”，完全应该反对。（2）欧洲战争爆发之前，世界分为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阵营，后者中包括“各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战争爆发之后，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划分已不适用了。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成了两大帝国主义阵营的一个，应把战争的双方“看成一样的强盗”。（3）现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政策应该是：在各交战国，是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向人民宣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的国内战争，建立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人民统一战线”。在各中立国内，如在美国，是揭穿资产阶级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在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是民族统一战线，或者抵抗侵略者，或者反对宗主国。总之，中国、苏联、各国人民解放运动、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应该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用以对抗反革命的统一战线。（4）对世界前途的估计是：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尽头，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现在的时代就是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把黑暗世界整个儿的改造为光明世界的时代。我们正处在这个时代中”。
但是，共产国际的战略原则和具体部署与中国现实是矛盾的。当时的中国是：中日两国正在打仗。日本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但还没有力量把它赶跑。在这个时候，英国对与日本结为同盟的德国作战，美国支持英国对德作战，并有限地援助中国，对中国抗日是有利呢？还是不利呢？非常明白，当然是有利的。当中共、毛泽东似乎是非常肯定地阐述共产国际战略的正确性时，又不能抹掉上述事实。在这种地方我们看到了中共对英美政策的矛盾性。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一份党内指示中说：“虽然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①毛泽东说要在这些区别的基础上建立中共的政策。在这里可以看出，中共对英美的政策与共产国际的世界战略是不合的。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大举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打乱了帝国主义反革命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世界革命阵营的划分，坐待两群疯狗打架、两败俱伤而乘机推翻整个儿资本主义制度的设想被现实否定了。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战略策略不得不作重大修改。
德国攻苏后，中共很快作出反应。1941年7月7日，中共在《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中指出：“目前是全世界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斗争时代。”声明“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拥护国民政府对德、意绝交的正确行动。”紧接着在1941年7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情报中更具体地说：“在目前条件下，不论在英、美，在奥、捷、波、法、比、荷、丹、挪、南、希，或在其他国家如瑞典、瑞士、土耳其、伊朗及中南美各国，那里共产党的国内任务，均是动员一切反法西斯的人们，和我们中国一样，不分阶级党派，为组织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各国共产党对于组织民族统一战线或国际统一战线，其唯一标准就是：凡是帮助毁灭法西斯军事政治机构和有利于苏联打胜仗的人们和行动都是好的、正确的，应该联合的。凡属妨害达到这个目的的人们和行动，则都是坏的，不正确的，应该反对的。”由此可见，中共的国际统一战线策略和苏德战争爆发以前是根本不同了。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天中共中央对党内发出《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对外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在这两个文件中，中共的国际统一战线又有了进一步的重大变化，要点如下：（1）对战争的性质作了规定。文件说：“这一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为了侵略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而发动的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而在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起而抵抗的一方面，则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的战争。”“英美对日的胜利就是民主与自由的胜利”。（2）在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问题上，阐述了许多新观点、新策略、新精神。文件说：“这个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应当包括反对日本侵略的一切民族的政府、党派及一切阶层的人民，日本国内的反战人民和日本殖民地朝鲜、台湾、越南的人民在内。这个统一战线，应当是上层的，同时又是下层的，是政府的，同时又是民众的联盟。应当实现中英美及其他太平洋各国的反日军事同盟。应当建立宗主国政府与土著民族的亲密合作，……并开展一切日本占领区内的游击战争。”又说：“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在与英美合作之下，消灭日寇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必要前提；他方面，中国内部团结一致，改革政治军事，积极牵制打击敌人，积极准备战略反攻，又是英美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为此目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这些是中共国际统一战线策略在抗战时期的重大发展。
至此，中共与英美政府正式结成了统一战线，中共的抗战真正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中并结为一体。在这一点上，中共的国际战略与国民党的政略战略归于一致。新的国际统一战线的结成，是中共走出中国的范围和共产国际的圈子，面向世界的开始。中共的这种战略在抗战后期有些变化，但基本上未变。
①毛泽东：《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①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39—640页。
①毛泽东：《论政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4页。
再说中国共产党。
欧洲战争、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这三次大战的爆发极大地影响了中共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对世界前途的看法，对世界战略的看法，对国际统一战线如何执行等等，同时也间接影响到与国民党的关系。中共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曾有过曲折的复杂的变化过程。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号召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同时，提出“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这是国共合作破裂后第一次作这样的表示。
1937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提出：“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抗日救国的协定。”这是号召国民政府去做的，但也表示了中共对英美等国的态度。
1938年2月，毛泽东在与美国合众社记者谈话中说：“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罗斯福总统的谴责法西斯，霍华德系报纸的同情中国抗日，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抗日斗争的声援，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与感谢的。不过希望美国能更进一步，出而联合其他国家给暴日以实际的制裁。现在，是中美两国及其他一切反对侵略威胁的国家更进一步联合对敌的时候了。”①因为这些话是通过美国记者对美国人讲的，所以争取美国援助的语气更恳切一些。
但事情是非常复杂的。由于种种原因，中共在争取英美政府援助中国抗战并与之联合的政策上，有很大的局限，有很大的保留。我们在下面加以分析：从客观方面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英美对华实际援助不多，而张伯伦又执行对德日妥协的政策。国际上曾有所谓远东慕尼黑会议的酝酿，所以中共特别警惕英美牺牲中国与日本妥协。这是中共不看重外援的客观原因。
从主观方面说有三个原因：第一，中共有一条根本原则，就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是它对人民解放事业有胜利信心的表现。第二，共产国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估计和推行世界革命战略的要求。具体内容后面再谈。第三，从阶级分析出发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分开，联合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主要指的是那些国家的人民；但人民是无权的，制定政策的人是那些国家的统治者。
以上的分析，可以在毛泽东的话中得到证明。他在《论新阶段》中说：“过去的，大家都明白，各民主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援助中国的，主要是其人民的同情中国，苏联的援助则更加积极。现在，由于日寇进攻的深入，又加深了英美法苏对日本的矛盾。虽然英国在西方的妥协政策可能搬到东方，为了多少保存在日本占领地区的商业，为了幻想减轻日本对南洋的威胁，英国有可能同日本进行某种程度的妥协，但根本妥协是困难的，至少暂时有困难，这是日本独占政策的结果。东方问题与西方问题在当前具体情况上有某种程度上的区别。日本的深入进攻，进一步加深了日美间的矛盾，苏联与中国的友谊是增长的，中美苏三国有进一步亲近的可能。但是我们第一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第二，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之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之人民的区别；第三，更加不可忘记现实与将来的区别。我们对前者不应寄以过高的希望，应该努力争取前者一切可能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事实，但过高希望则不适宜。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外援的配合，主要的是和先进国家与全世界广大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之将来的配合。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应该放在这种基点之上。”①从这些可以看出中共对英美法政策的内涵及限度。
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国进攻波兰，3日英法对德宣战，欧洲战争爆发，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6年春），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断定并预言，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垂死”阶段，世界面临“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列宁的思想和战略被定为共产国际的指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共产国际又一次判断并预言，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即将崩溃，当前世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推进社会主义革命。9月10日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大意是：现在的战争是帝国主义之间的非正义的战争，交战国资产阶级的罪恶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个国家内的工人阶级，尤其是共产党，都不能赞助这个战争。中国共产党赞成这个方针。
1939年9月14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报告，其重要内容是：（1）欧洲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非正义的战争，是“一群疯狗打架”，完全应该反对。（2）欧洲战争爆发之前，世界分为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阵营，后者中包括“各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战争爆发之后，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划分已不适用了。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成了两大帝国主义阵营的一个，应把战争的双方“看成一样的强盗”。（3）现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政策应该是：在各交战国，是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向人民宣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的国内战争，建立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人民统一战线”。在各中立国内，如在美国，是揭穿资产阶级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在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是民族统一战线，或者抵抗侵略者，或者反对宗主国。总之，中国、苏联、各国人民解放运动、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应该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用以对抗反革命的统一战线。（4）对世界前途的估计是：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尽头，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现在的时代就是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把黑暗世界整个儿的改造为光明世界的时代。我们正处在这个时代中”。
但是，共产国际的战略原则和具体部署与中国现实是矛盾的。当时的中国是：中日两国正在打仗。日本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但还没有力量把它赶跑。在这个时候，英国对与日本结为同盟的德国作战，美国支持英国对德作战，并有限地援助中国，对中国抗日是有利呢？还是不利呢？非常明白，当然是有利的。当中共、毛泽东似乎是非常肯定地阐述共产国际战略的正确性时，又不能抹掉上述事实。在这种地方我们看到了中共对英美政策的矛盾性。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一份党内指示中说：“虽然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①毛泽东说要在这些区别的基础上建立中共的政策。在这里可以看出，中共对英美的政策与共产国际的世界战略是不合的。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大举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打乱了帝国主义反革命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世界革命阵营的划分，坐待两群疯狗打架、两败俱伤而乘机推翻整个儿资本主义制度的设想被现实否定了。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战略策略不得不作重大修改。
德国攻苏后，中共很快作出反应。1941年7月7日，中共在《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中指出：“目前是全世界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斗争时代。”声明“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拥护国民政府对德、意绝交的正确行动。”紧接着在1941年7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情报中更具体地说：“在目前条件下，不论在英、美，在奥、捷、波、法、比、荷、丹、挪、南、希，或在其他国家如瑞典、瑞士、土耳其、伊朗及中南美各国，那里共产党的国内任务，均是动员一切反法西斯的人们，和我们中国一样，不分阶级党派，为组织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各国共产党对于组织民族统一战线或国际统一战线，其唯一标准就是：凡是帮助毁灭法西斯军事政治机构和有利于苏联打胜仗的人们和行动都是好的、正确的，应该联合的。凡属妨害达到这个目的的人们和行动，则都是坏的，不正确的，应该反对的。”由此可见，中共的国际统一战线策略和苏德战争爆发以前是根本不同了。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天中共中央对党内发出《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对外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在这两个文件中，中共的国际统一战线又有了进一步的重大变化，要点如下：（1）对战争的性质作了规定。文件说：“这一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为了侵略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而发动的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而在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起而抵抗的一方面，则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的战争。”“英美对日的胜利就是民主与自由的胜利”。（2）在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问题上，阐述了许多新观点、新策略、新精神。文件说：“这个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应当包括反对日本侵略的一切民族的政府、党派及一切阶层的人民，日本国内的反战人民和日本殖民地朝鲜、台湾、越南的人民在内。这个统一战线，应当是上层的，同时又是下层的，是政府的，同时又是民众的联盟。应当实现中英美及其他太平洋各国的反日军事同盟。应当建立宗主国政府与土著民族的亲密合作，……并开展一切日本占领区内的游击战争。”又说：“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在与英美合作之下，消灭日寇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必要前提；他方面，中国内部团结一致，改革政治军事，积极牵制打击敌人，积极准备战略反攻，又是英美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为此目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这些是中共国际统一战线策略在抗战时期的重大发展。
至此，中共与英美政府正式结成了统一战线，中共的抗战真正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中并结为一体。在这一点上，中共的国际战略与国民党的政略战略归于一致。新的国际统一战线的结成，是中共走出中国的范围和共产国际的圈子，面向世界的开始。中共的这种战略在抗战后期有些变化，但基本上未变。
①毛泽东：《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①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39—640页。
①毛泽东：《论政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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