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间派政治地位的变化
中间政派的政治主张的大力宣传和“南北朝”问题的提出与议论是同时出现的。前者是从中间集团的政治理论、路线、纲领、政策方面着眼提出问题，后者则是从当时的战争态势、政局演变趋向提出问题的。二者着眼点不同，却有着内在联系。
中间集团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比较容易界定，持“南北朝”论的人则比较复杂。国外的人姑且不说，国内的人持此论者固然有中间派，同时也有国民党军政人士，但因最高决策者不同意这种意见，这类人似乎没有公开发表政见。有的人虽然是从国民党面临的不利局势出发，提出“南北朝”的设想和倡议，但他们的用意还在于为整个中国前途谋出路，因此不能把他们的言论完全看成维护国民党的统治。他们实际上是站在超党派的立场观察问题的，把他们归入中间派中似乎更为恰当。
中间政派的存在是政治上的普遍现象。中国中间政派的产生、发展和归趋，有其社会基础和政治环境，有其时代性。现代中国的中间政派是存在于国共两大政治集团之外的第三种政治力量。在中国政坛上，他们所起的作用有时相当大，特别是在政治思想的影响方面；有时又是软弱无力的，眼看中国政局演变违背他们的意愿而又无可奈何。但越是在这种时候，他们往往又深感宣传自己的主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争取实现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局面。1946年和1947年这一段时间内，关于中间路线的宣传和关于“南北朝”的议论，都可以作如是观。
中国政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形成了主要由国共两党左右的局面。中间政派的政治活动和发展前途不能不受两党的制约，受两党关系的制约。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政治体制是军阀专政体制，战争是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军事实力是决定哪一派政治势力掌权的主要凭藉。中间政派是在军事势力之外的政治空间生存与活动的，当然它也是一种政治势力。这种中间势力既是国共两大势力反对的对象，又是两大势力争取的对象。当两大势力进行你死我活的战争时，由于他们政治主张的中间性和政治活动的中立性，就成为双方攻击的对象，这时他们的活动空间就极小，以至于无。当两大政治集团以和平方式为主进行斗争时，同样由于他们的中间性和中立性，则成为两派争取以壮大己方声势的对象，这时他们的活动空间就比较大，他们的政治地位也比较重要。因此，他们希望中国政局长期处于后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即将消失的时候，他们为之奔走呼号就是当然的了。
这种状况中间派观察家是了然的，有人这样说：“中间阶层的‘政治路线’，成为时下热烈讨论的一个题目，是一点也不古怪的。停止内战，是中间阶层迫切的需要；回往政协，亦是中间阶层所梦寐求之的。中间阶层停战谈和的呼吁，此刻虽然不为掌握‘中国之命运’的人物所重视，可是到了内战打得双方精疲力竭的时际，仍将发生重大的作用。再往后看，共产党所提出的和谈两条件毕竟只能算作和谈的基础，而和谈的本体则还是前文所说的‘根本目标’①以及达成这些目标所必要的保证。试想国共猜忌若是之深，没有一个中间人从事拉拢，两方意见南辕北辙，又怎么碰得了头？总之，世间决无不和之战，不是屈敌而和，便是妥协而和；在屈敌而和的局面下，胜方的意志贯彻到底，别人无话可说，但在妥协而和之情况下，中间阶层却大有一番事业可做。要创立民主政治，拟订‘根本目标’，中间阶层首先就在先天上占了优势，不是它去迁就左右两方，而是左右各改调门，使‘高调’和‘低调’合拍而和谐，走中庸之途，来顺从它的主张。目前国共两党磨拳擦掌，纠打一团，中间派人士插足不进，只怕中了‘流弹’；可是到了和平时期，大家又做起君子来，动口不动手，那末，这仲裁人的首席，真是要‘虚位以待’中间派的！所幸中间派对此也的确力能胜任，因它少的是手，多的恰好是口。所以在当前这漆黑时期，中间党派（真正的而不是冒牌的）沉寂下来，固属势所必至，情有可原，但是绝对不能因此气馁，小视它未来的神圣使命，而目前这时机，也就应该力事团结，扩大基础，加强准备工作。法国社会党尽管在抗德时期少有贡献，此刻在制宪会议中的席数，也远落在左方共产党和右方人民共和党之后，可是三党联合政府所推行的政策，却遵循着社会党的‘中间路线’，而国务的重任也就落在社会党的肩上。这是值得我们体会的。”①这些是中间派人士对局势的分析和愿望，至于愿望能否实现就不是他们所能决定的了。
如果说抗战期间和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他们是国共双方争取的对象，而在1947年时他们的中间立场和中立性言论就成为打击的对象了。国民党在大力推行“戡乱总动员”的同时，也严厉地抨击了“‘第三者’的骑墙论调”。1947年7月5日的《和平日报》上说：“今天，汉贼不两立，顺逆已判然，这其间，决无‘中立’可言，更无‘调和’可能，不爱国，即叛国，不为志士，即为汉奸，无所谓‘第三者’。今日之事，是直接戡平内乱，间接防御外患的救国工作，是为保障民主宪政实施的先决要务，谁要假藉‘民主’烟幕，诬政府的戡乱为‘内战’，谁要怀着‘夸父死权’的私欲，妄倡‘第三者’的骑墙论调，都是‘汉奸’的动机与行为，应为全民所共弃。不从贼便杀贼，只问是非顺逆，没有瞻顾徘徊，玩弄花枪的余地。”②7月21日的《中央日报》上说：“自命中立”的人“是自外于国家”。“那些自外于国家的人们，往往戴着一副假面具，装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样子，呼吁停止‘内战’，以为只有停止‘内战’，国家和人民才有生路，其实，这是抗战期间汉奸理论的重演”。又说：“此时假如国内有自命中立反对戡乱剿匪的人，那这人就纵令不是国际盗匪的第五纵队，也必然是甘心自外于国家游离分子，如果是第五纵队，我们固必须深切了解姑息养奸的非计，予以适当的制裁，如果是自外于国家的分子，我们也应该剥夺其为一国民的权利。”①在国民党决心把战争进行下去的时候，它是不能允许中间派存在的。此后不久，它就下令取缔了民主同盟。
中国共产党和与共产党站在一起的政治人物对此时的中间路线一直持否定抨击态度，历史事实早为史学界所熟悉，不必多说。这里只说两点：其一，1947年7月14日新华社社论中还提到“恢复政协路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②，在10月10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则改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其二，国民政府下令解散民盟之后，1947年11月6日新华社发表一篇时评，它说民盟应该得到教训，放弃对美蒋的幻想，“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道路是没有的”③。这两条是说中共不允许中间政治路线存在了。
在两大政治集团的压力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间政派作为一个政治派别的政治生涯即将走到尽头。
①按：这里说的“根本目标”是指“和平建设”。
①程桯：《从民主政治的条件说到来日和谈》，《时与文》第1卷第5期，1947年4月11日出版。
②《有共匪无中国、剿共匪救中国》，《和平日报》1947年7月5日。
①《汉奸理论的重演》，《中央日报》1947年7月21日。
②新华社社论《总动员与总崩溃》，《人民日报》1947年7月16日。
③新华社时评《蒋介石解散民盟》，《人民日报》1947年11月7日。
中间政派的政治主张的大力宣传和“南北朝”问题的提出与议论是同时出现的。前者是从中间集团的政治理论、路线、纲领、政策方面着眼提出问题，后者则是从当时的战争态势、政局演变趋向提出问题的。二者着眼点不同，却有着内在联系。
中间集团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比较容易界定，持“南北朝”论的人则比较复杂。国外的人姑且不说，国内的人持此论者固然有中间派，同时也有国民党军政人士，但因最高决策者不同意这种意见，这类人似乎没有公开发表政见。有的人虽然是从国民党面临的不利局势出发，提出“南北朝”的设想和倡议，但他们的用意还在于为整个中国前途谋出路，因此不能把他们的言论完全看成维护国民党的统治。他们实际上是站在超党派的立场观察问题的，把他们归入中间派中似乎更为恰当。
中间政派的存在是政治上的普遍现象。中国中间政派的产生、发展和归趋，有其社会基础和政治环境，有其时代性。现代中国的中间政派是存在于国共两大政治集团之外的第三种政治力量。在中国政坛上，他们所起的作用有时相当大，特别是在政治思想的影响方面；有时又是软弱无力的，眼看中国政局演变违背他们的意愿而又无可奈何。但越是在这种时候，他们往往又深感宣传自己的主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争取实现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局面。1946年和1947年这一段时间内，关于中间路线的宣传和关于“南北朝”的议论，都可以作如是观。
中国政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形成了主要由国共两党左右的局面。中间政派的政治活动和发展前途不能不受两党的制约，受两党关系的制约。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政治体制是军阀专政体制，战争是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军事实力是决定哪一派政治势力掌权的主要凭藉。中间政派是在军事势力之外的政治空间生存与活动的，当然它也是一种政治势力。这种中间势力既是国共两大势力反对的对象，又是两大势力争取的对象。当两大势力进行你死我活的战争时，由于他们政治主张的中间性和政治活动的中立性，就成为双方攻击的对象，这时他们的活动空间就极小，以至于无。当两大政治集团以和平方式为主进行斗争时，同样由于他们的中间性和中立性，则成为两派争取以壮大己方声势的对象，这时他们的活动空间就比较大，他们的政治地位也比较重要。因此，他们希望中国政局长期处于后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即将消失的时候，他们为之奔走呼号就是当然的了。
这种状况中间派观察家是了然的，有人这样说：“中间阶层的‘政治路线’，成为时下热烈讨论的一个题目，是一点也不古怪的。停止内战，是中间阶层迫切的需要；回往政协，亦是中间阶层所梦寐求之的。中间阶层停战谈和的呼吁，此刻虽然不为掌握‘中国之命运’的人物所重视，可是到了内战打得双方精疲力竭的时际，仍将发生重大的作用。再往后看，共产党所提出的和谈两条件毕竟只能算作和谈的基础，而和谈的本体则还是前文所说的‘根本目标’①以及达成这些目标所必要的保证。试想国共猜忌若是之深，没有一个中间人从事拉拢，两方意见南辕北辙，又怎么碰得了头？总之，世间决无不和之战，不是屈敌而和，便是妥协而和；在屈敌而和的局面下，胜方的意志贯彻到底，别人无话可说，但在妥协而和之情况下，中间阶层却大有一番事业可做。要创立民主政治，拟订‘根本目标’，中间阶层首先就在先天上占了优势，不是它去迁就左右两方，而是左右各改调门，使‘高调’和‘低调’合拍而和谐，走中庸之途，来顺从它的主张。目前国共两党磨拳擦掌，纠打一团，中间派人士插足不进，只怕中了‘流弹’；可是到了和平时期，大家又做起君子来，动口不动手，那末，这仲裁人的首席，真是要‘虚位以待’中间派的！所幸中间派对此也的确力能胜任，因它少的是手，多的恰好是口。所以在当前这漆黑时期，中间党派（真正的而不是冒牌的）沉寂下来，固属势所必至，情有可原，但是绝对不能因此气馁，小视它未来的神圣使命，而目前这时机，也就应该力事团结，扩大基础，加强准备工作。法国社会党尽管在抗德时期少有贡献，此刻在制宪会议中的席数，也远落在左方共产党和右方人民共和党之后，可是三党联合政府所推行的政策，却遵循着社会党的‘中间路线’，而国务的重任也就落在社会党的肩上。这是值得我们体会的。”①这些是中间派人士对局势的分析和愿望，至于愿望能否实现就不是他们所能决定的了。
如果说抗战期间和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他们是国共双方争取的对象，而在1947年时他们的中间立场和中立性言论就成为打击的对象了。国民党在大力推行“戡乱总动员”的同时，也严厉地抨击了“‘第三者’的骑墙论调”。1947年7月5日的《和平日报》上说：“今天，汉贼不两立，顺逆已判然，这其间，决无‘中立’可言，更无‘调和’可能，不爱国，即叛国，不为志士，即为汉奸，无所谓‘第三者’。今日之事，是直接戡平内乱，间接防御外患的救国工作，是为保障民主宪政实施的先决要务，谁要假藉‘民主’烟幕，诬政府的戡乱为‘内战’，谁要怀着‘夸父死权’的私欲，妄倡‘第三者’的骑墙论调，都是‘汉奸’的动机与行为，应为全民所共弃。不从贼便杀贼，只问是非顺逆，没有瞻顾徘徊，玩弄花枪的余地。”②7月21日的《中央日报》上说：“自命中立”的人“是自外于国家”。“那些自外于国家的人们，往往戴着一副假面具，装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样子，呼吁停止‘内战’，以为只有停止‘内战’，国家和人民才有生路，其实，这是抗战期间汉奸理论的重演”。又说：“此时假如国内有自命中立反对戡乱剿匪的人，那这人就纵令不是国际盗匪的第五纵队，也必然是甘心自外于国家游离分子，如果是第五纵队，我们固必须深切了解姑息养奸的非计，予以适当的制裁，如果是自外于国家的分子，我们也应该剥夺其为一国民的权利。”①在国民党决心把战争进行下去的时候，它是不能允许中间派存在的。此后不久，它就下令取缔了民主同盟。
中国共产党和与共产党站在一起的政治人物对此时的中间路线一直持否定抨击态度，历史事实早为史学界所熟悉，不必多说。这里只说两点：其一，1947年7月14日新华社社论中还提到“恢复政协路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②，在10月10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则改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其二，国民政府下令解散民盟之后，1947年11月6日新华社发表一篇时评，它说民盟应该得到教训，放弃对美蒋的幻想，“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道路是没有的”③。这两条是说中共不允许中间政治路线存在了。
在两大政治集团的压力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间政派作为一个政治派别的政治生涯即将走到尽头。
①按：这里说的“根本目标”是指“和平建设”。
①程桯：《从民主政治的条件说到来日和谈》，《时与文》第1卷第5期，1947年4月11日出版。
②《有共匪无中国、剿共匪救中国》，《和平日报》1947年7月5日。
①《汉奸理论的重演》，《中央日报》1947年7月21日。
②新华社社论《总动员与总崩溃》，《人民日报》1947年7月16日。
③新华社时评《蒋介石解散民盟》，《人民日报》1947年11月7日。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