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李大钊
李大钊，字守常，曾用名李钊、李龟年，笔名明明、常、孤松、猎夫等，在苏联期间化名琴华。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11月29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他是遗腹子，出生不久母亲亦去世，靠70多岁的祖父抚养成人。祖父名叫李如珍，考取过秀才，得过“从九品”官衔，又曾在东北经营杂货铺，回乡后购得土地90余亩，房屋20余间，家境比较富裕。
李大钊3岁起学识字，7岁入私塾，15岁考入河北省卢龙县永平府中学。在他11岁时，根据当地风俗，与本村姑娘赵纫兰结婚。妻子比他大7岁，在他读书期间独自操持家务，先后生育6个子女。
1907年7月，李大钊考入由直隶总督袁世凯委人创办的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政课程及英、日语言。在校期间，他参加过罢课请求政府开设国会的运动；参加了北洋法政学会，担任该会刊物《言治》月刊编辑、编辑部长，并开始在该刊发表政论文章；加入陈翼龙组织的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担任干事。
1913年5月，李大钊在法政学校学习6年期满毕业。7月到北京，通过办《言治》月刊时结识的孙洪伊介绍，接触了汤化龙。孙、汤都是政党要人、众议院议员。李得到汤的资助，于同年冬东渡日本留学。到日本不久，因投稿《甲寅》，得到该刊主编著名报人章士钊的器重。章惊异李的文章“温文醇懿，神似欧公”，遂同李结为友好。李又通过章结识了后来发起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陈独秀、高一涵等。
1914年9月8日，李大钊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学科。在该校一年四个月时间里，他学习了国家学原理、帝国宪法以及经济、史学、法律等课程，并且接触了日本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当时知名的社会学家安部矶雄，受到安部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此期间，李大钊还十分留意国内政治形势，参加过留学生反对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斗争，担任斗争组织——留日学生总会的文牍干事、编辑主任，编辑《国耻纪念录》、《民彝》杂志，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国民之薪胆》、《民彝与政治》等政论文章。此外他还加入过从事反袁秘密活动的中华学会和神州学会及在留学生中成立的中国经济财政学会，并从事翻译出版外国学者著作事宜。
1916年5月，李大钊回到上海，参加了宪法研究会的活动，担任汤化龙的私人秘书。7月，应汤化龙邀请到北京主编《晨钟报》，旋即辞职。接着又参加了《宪法公言》、《言治季刊》、《甲寅日刊》的创办、编辑工作。1918年1月，经章士钊介绍，李大钊到北京大学正式担任图书馆主任。他在这里工作近5年时间，对图书馆进行了整顿、扩充和改革。他曾组织图书馆讲习班，做过图书馆教育、管理、美国图书馆概况等方面的研究，参与发起了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协会——北京图书馆协会。同时，他还参与了大量社会活动，如加入北京大学进德会，为纠察员；参与发起北京大学公余法文夜校、学余俱乐部、教职员会、赈灾社、新知书社、太平洋问题研究会、俄国灾荒赈济会、非宗教大同盟等；还代理过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主席，参加教职员停职索薪运动。此外他还参与发起少年中国学会，成为其中骨干成员，先后任《少年中国》月刊编辑部主任、发稿人、编译员等；担任北京大学学生团体国民社的导师和新潮社的顾问；指导过天津南开大学学生团体觉悟社；参与发起北京工读互助团等。在此期间，他和年轻的毛泽东有较多接触，介绍毛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并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同毛商议组织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以及当时活跃于思想、文化、教育界的不少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李大钊的影响。
1920年7月，李大钊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相继在史学系、经济系、法律系授课。他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授现代政治、社会主义、社会运动、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社会立法、女权运动史等课程，并经常应邀做学术或社会问题讲演报告。1922年12月2日，李大钊正式辞去图书馆主任职务。
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早参与者和主要成员之一。还在1916年9月，他就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青春》一文，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1918年1月，他加入了《新青年》同人组织。在此前后，他频繁著文，介绍托尔斯泰、尼采、培根、泰戈尔、罗丹，宣传思想自由、文化进步、社会改革，批判主张将孔子学说载入宪法的复古思潮，阐发民主政治原理，抨击专制势力，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高一涵、周作人等组成了传播新思想、开展启蒙运动的新文化阵营。此时的李大钊在历史与文化问题上持现实的、进化的、调和的观点；在政治问题上，持非暴力、非强力的民主主义观。他曾写道：“今日之政治，固与强力不相容也。专制之世，国之建也，基于强力；立宪之世，国之建也，基于民意。”“革命恒为暴力之结果，暴力实为革命之造因。”“革命固不能产出良政治，而恶政之结果则必召革命。”①从1918年7月开始，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赞扬俄国十月革命，宣传民主主义、劳工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或讲演，提出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俄国布尔什维主义“是二十世纪全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等观点。1918年1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有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国内引起的和平民主思潮和运动，创办了批评时政、内容丰富，以短评精论为主要形式的《每周评论》。他在发表于该刊的《新纪元》一文中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德国、奥匈帝国革命所流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诺阿以后最大的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此后，他开始更多地注意劳工、农村、妇女、青年问题。他的文章说：“战后世界上新起的那劳工问题，也是德谟克拉西的表现”，“应该要求一种德谟克拉西的产业组织，使这些劳苦工作的人，也得一种均等机会去分配那生产的结果”①。妇女参政运动也是本着“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而起的，“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②。现在的文明，“非把知识分子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民主制度下，选民的“大多数都在农村”，广大青年应当到农村去“安身立命”，一边劳动，一边去做“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把那专制的农村变成立宪的农村”。③1919年5月，李大钊将其负责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第6卷第5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他依日本学者河上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为蓝本，在该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分两期刊载，实际出版日期分别为1919年9月、11月）。这篇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的价值、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此后，他又以日本共产党创始人堺利彦的文章和译作为材料，撰写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并且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历史、政治、社会问题。此外，他还撰写过介绍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阐述唯物主义在现代史学和社会学上价值的文章。④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5月8日，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北大教职员发起挽留蔡校长运动，李大钊是被推举赴教育部交涉的8名代表之一。5月18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强盗世界与秘密外交》一文，指出当时的群众爱国运动“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号召人们“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他又发表《太上政府》、《新华门前的血泪》等短言，抨击干涉中国政治的外国领事馆，对罢课请愿的学生表示同情①。6月11日，陈独秀在散发传单时被捕。李大钊因与陈关系密切，亦被京师警察厅秘密监视。
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了一场关于问题和主义的争论。此时正回家乡暂住的李大钊致信胡适，提出研究实际问题和宣传理想主义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观点，明确表示自己喜欢谈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并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据，说明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情况下，对于社会问题实行“根本解决”的必要性。这场争论在北京、长沙、南昌等地许多进步学生社团中都产生过反响，成为新文化阵营在对待社会改造问题上革命与改良两种观点倾向发生分离的起点。
自1920年初起，李大钊先后与苏俄鲍立维、荷荷诺夫金等人接触。同年4、5月间，李大钊在北京会见了受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领导人派遣的俄国人维金斯基（BoЙTИ-HCKИЙ中文名字伍廷康）及其随员马马耶夫（MamaeB）、译员杨明斋。经李介绍，维金斯基赴上海与陈独秀会晤。陈遂于同年8月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史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0月，李大钊同张国焘、张申府等在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①。不久，北京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亦为其中重要成员。同年李大钊还在北京大学参与发起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社会主义研究会。1921年3月，李大钊在《曙光》杂志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公开号召组织“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与以第三国际为中心的“各国C派（指共产主义派）的朋友相呼应”。在李大钊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指导、影响下，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发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张太雷等在天津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李大钊先后参加了第三、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当选为第二、三、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二大和三大任命他为中共北京区委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共四大任命他为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共北京区委、北方区委出版了通俗刊物《劳动音》，在长辛店铁路工人中举办了补习夜校、工人俱乐部，并陆续在天津、河北、吉林、山西、察哈尔、热河及绥远等地区建立起共产党组织。到1926年7月，上述各地区加上北京市的中共党员已经达到2069人。从1921年开始，中共北京（北方）党组织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①一起创建了京汉、京奉、正太、津浦、京绥铁路以及开滦五矿等处的工会组织，领导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并且对南方、上海等地的罢工给予了有力支援。
1922年5月，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北京附近打败奉军，控制了北京政府，提出“恢复法统”主张。由于吴曾表示拥护民主，“保护劳工”，共产国际远东局亦有联合吴佩孚的策略，李大钊遂通过其在吴军中任要职的同学好友白坚武做联络吴的工作。白坚武向吴推荐李大钊担任其顾问，“赞助进行统一问题”。李大钊先后两次与吴会面，并曾介绍俄国人霍德罗夫会见吴佩孚，又曾利用吴的关系介绍6名共产党员分别担任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铁路纠察员，暗中从事工人运动。
同一期间，胡适起草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建议以“宪政的”、“公开的”，实行“有计划的政治”的“好政府”作为政治改革目标，并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同意胡的主张，同胡一起联络蔡元培等共16人在该宣言上签名。由于“好政府”主张与其后不久中共发表的对时局的主张不相符合，李大钊又同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分会部分会员联名向学会杭州大会提交题为“为革命的德谟克拉西”的提案，主张以“铲除国内的督军制和国外资本主义……由中国人开发本国的实业”为“改良物质生活的唯一方法”；以“引导被压民众为有目的的政治斗争”为“唯一解除苦厄实行的方法”。
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8月，李大钊赴上海、杭州参加了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要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在此期间，李大钊曾会晤孙中山，与孙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不久，他和陈独秀等另外几位中共主要领导人，经孙中山主盟加入了国民党。1923年6月，中共三大正式提出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决议。10月，李大钊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改组成员和特派临时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4年1月，李大钊作为北京国民党组织选定的代表赴广州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出版及宣传审查委员会委员，并被大会选举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期间有人提出在党章中加入“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条款。李大钊代表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发言，指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所贡献于本党的，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与夫团体的取巧而有所攘窃于本党的”，是经孙中山允许的，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大会最终否决了反对党员“跨党”的提案。在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李大钊受命组织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并兼任该部组织部长。在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于1924年4月20日成立，到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时，该部所辖北方10余省区的国民党员已达14万余人。1926年6月至11月，李大钊作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他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进行了参观访问，接受了《工人莫斯科日报》记者的采访，在莫斯科“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组织的群众大会上讲了话，并为《红色工会国际》写了《中国内战和工人阶级》一文。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总统曹锟，电邀孙中山北上。11月7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并于年底抵达北京。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了欢迎孙中山北上的活动和促成国民会议召开运动。李大钊多次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后援会、招待会，发表演讲，并被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大会聘为国民会议运动委员会委员长。1925年1月，孙中山病重入院，李大钊被孙指认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其后不久，在北京有反对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成立，后又出现了分裂国民党的“西山会议派”。李大钊和国民党左派一起与右派进行了斗争。1926年1月16日，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大钊再次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北京政变”之后，段祺瑞和张作霖掌握了北京政府，冯玉祥因受排挤于1926年1月宣告下野，后到苏联考察。冯玉祥的国民军撤出北京，退往绥远一带。在此前后，李大钊曾参与了争取冯玉祥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的活动。1926年7月，南方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之时，李大钊请国民党左派人物于右任赴苏联做冯玉祥的工作，并数次电报催促，终于促使冯玉祥于当年9月回国在绥远五原誓师参加北伐。①1926年3月发生了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事件，日、英、美、法、意等8国公使向段祺瑞政府提出了干涉中国内政的“最后通牒”。3月18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等200余团体在北京天安门召开一致反对八国通牒的国民大会，李大钊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发表了演说。会后，群众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和国务院请愿，遭到府院卫队的残酷镇压②。第二天，执政府下令缉 捕李大钊等人。李大钊遂携妻子、儿女随同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旧兵营内居住。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300多人包围了俄国使馆，将李大钊等60余人逮捕，随即进行了审问。李大钊在法庭上“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4月28日，李大钊等20人被判绞刑。李大钊“首登刑台”，“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袖，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初期党的重要领导者，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国民党的重要领导人。他同时也是知名报人、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性格温和、道德高尚、“好施济众”，曾将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捐给党组织作活动经费，多次将自己的图书捐赠给北京大学图书馆，又曾多次出资帮助同事、朋友和青年学生，而自己“身后异常萧条”。他被捕后，北京20多所大学联合发起过营救活动；逝世后，北京各报一致哀悼。1933年北平各界为李大钊举行公葬，他的灵柩被安放在北京西山万安公墓。他在《狱中自述》中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厉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这几句平凡质朴的语言表述出一位伟人公忠坦荡的胸怀，令人敬佩。
李大钊一生写下文章、书信、诗词、通讯杂文等共500多篇，内容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史学和党的建设、革命战略与策略等多方面。他的《平民主义》、《史学要论》两篇长文分别于1923年1月和1924年5月作为《百科小丛书》第15、51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平民主义”是五四时期的主要政治思潮。李大钊的《平民主义》继承了这个思潮，发展了这种思想。它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宝贵文献。李大钊自称“夙研史学”，发表了许多关于史学的演讲和文章。《史学要论》是他关于史学理论的总结性著作。它被公认为是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开山之作，在史学史上具有很高的价值。三十年代，他的部分遗文被编成《守常文集》（未发行）。195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钊选集》上、下册，共39万余字。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钊文集》上、下两册，110万字，1989年10月又出版《李大钊文集》（续集）一册。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李大钊诗文选集》，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钊史学论集》。
①《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6、525页。
①《劳动教育问题》，《李大钊文集》（上），第632页。
②《战后之妇人问题》，《李大钊文集》（上），第635、640页。
③《青年与农村》，《李大钊文集》（上），第648页。
④有材料说李大钊还曾于1919年5月协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见张静如等：《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75页。
①张静如等：《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说李大钊参加了“五四运动游行以及救援被捕学生的请愿活动”。见该书第75页。韩一德、姚维斗：《李大钊生平纪年》说，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组织领导者之一，他指导社团的骨干分子确定斗争目标和办法，他的办公室成为活动分子集会的中心”，又李大钊“为扩大五四学生爱国游行的影响”，在《每周评论》上写了报道、评论。见该书第7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又据高一涵回忆：“1919年6月，我们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守常（即李大钊）与陈独秀都去散发，当场陈独秀被捕……”见《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34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此外李新的《李大钊》一文说陈独秀被捕后，李大钊“极力营救”，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卷，第1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①有材料说，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北京前往天津（陈从天津独自去上海）的路上，二人交换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李回京后便“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他和邓中夏（仲澥）、高君宇（尚德）等经过多次酝酿，决定首先组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为建党做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1920年3月，他们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见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第317页。）又有材料说，“1920年2月，李大钊在天津送走陈独秀后，与章志、黄凌霜等和鲍立维会见，商讨成立社会主义者同盟（即为后来的共产主义小组）”。（见《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44页。）据罗章龙回忆，维金斯基在北京期间通过李大钊接触了张国焘、李梅羹、刘仁静、罗章龙等。在他离京前，召开了一次会议，“这个会可说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大会”，维金斯基“以第三国际代表身份”参加会议。“同意应邀参加座谈会的人是共产党员，并表示要向共产国际汇报”。李大钊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见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7页。）
①李新《李大钊》一文说，李大钊曾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卷，第117页。
①有材料说李大钊在此期间还曾给阎锡山写信，策动阎支持并参加北伐。见张静如等：《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280、281页。
②有材料说，在三一八事件前一天，北京各学校、各团体代表召开紧急会议，会后分两组分别到外交部和国务院请愿。“李大钊率领一百人到国务院去见段祺瑞和贾德耀（国务总理），守卫不许进门，并用刀刺伤多人。”见李新：《李大钊》，《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卷，第33页。又许毓峰《李大钊年谱》说，当请愿队伍向铁狮子胡同行进时，李大钊“亲自打起一面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当府院卫队和军警镇压时，“大钊同志的脸和手虽负了伤，但他却从容镇静地指挥和掩护群众退却”。“大钊同志最后从东口退出后，立即到中共地委会去，当晚召开了党、团地委联席会议”，部署了慰问伤员，为死难者开追悼会和进一步坚持斗争的问题。见该书第127页，信阳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1985年印行。
李大钊，字守常，曾用名李钊、李龟年，笔名明明、常、孤松、猎夫等，在苏联期间化名琴华。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11月29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他是遗腹子，出生不久母亲亦去世，靠70多岁的祖父抚养成人。祖父名叫李如珍，考取过秀才，得过“从九品”官衔，又曾在东北经营杂货铺，回乡后购得土地90余亩，房屋20余间，家境比较富裕。
李大钊3岁起学识字，7岁入私塾，15岁考入河北省卢龙县永平府中学。在他11岁时，根据当地风俗，与本村姑娘赵纫兰结婚。妻子比他大7岁，在他读书期间独自操持家务，先后生育6个子女。
1907年7月，李大钊考入由直隶总督袁世凯委人创办的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政课程及英、日语言。在校期间，他参加过罢课请求政府开设国会的运动；参加了北洋法政学会，担任该会刊物《言治》月刊编辑、编辑部长，并开始在该刊发表政论文章；加入陈翼龙组织的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担任干事。
1913年5月，李大钊在法政学校学习6年期满毕业。7月到北京，通过办《言治》月刊时结识的孙洪伊介绍，接触了汤化龙。孙、汤都是政党要人、众议院议员。李得到汤的资助，于同年冬东渡日本留学。到日本不久，因投稿《甲寅》，得到该刊主编著名报人章士钊的器重。章惊异李的文章“温文醇懿，神似欧公”，遂同李结为友好。李又通过章结识了后来发起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陈独秀、高一涵等。
1914年9月8日，李大钊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学科。在该校一年四个月时间里，他学习了国家学原理、帝国宪法以及经济、史学、法律等课程，并且接触了日本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当时知名的社会学家安部矶雄，受到安部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此期间，李大钊还十分留意国内政治形势，参加过留学生反对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斗争，担任斗争组织——留日学生总会的文牍干事、编辑主任，编辑《国耻纪念录》、《民彝》杂志，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国民之薪胆》、《民彝与政治》等政论文章。此外他还加入过从事反袁秘密活动的中华学会和神州学会及在留学生中成立的中国经济财政学会，并从事翻译出版外国学者著作事宜。
1916年5月，李大钊回到上海，参加了宪法研究会的活动，担任汤化龙的私人秘书。7月，应汤化龙邀请到北京主编《晨钟报》，旋即辞职。接着又参加了《宪法公言》、《言治季刊》、《甲寅日刊》的创办、编辑工作。1918年1月，经章士钊介绍，李大钊到北京大学正式担任图书馆主任。他在这里工作近5年时间，对图书馆进行了整顿、扩充和改革。他曾组织图书馆讲习班，做过图书馆教育、管理、美国图书馆概况等方面的研究，参与发起了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协会——北京图书馆协会。同时，他还参与了大量社会活动，如加入北京大学进德会，为纠察员；参与发起北京大学公余法文夜校、学余俱乐部、教职员会、赈灾社、新知书社、太平洋问题研究会、俄国灾荒赈济会、非宗教大同盟等；还代理过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主席，参加教职员停职索薪运动。此外他还参与发起少年中国学会，成为其中骨干成员，先后任《少年中国》月刊编辑部主任、发稿人、编译员等；担任北京大学学生团体国民社的导师和新潮社的顾问；指导过天津南开大学学生团体觉悟社；参与发起北京工读互助团等。在此期间，他和年轻的毛泽东有较多接触，介绍毛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并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同毛商议组织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以及当时活跃于思想、文化、教育界的不少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李大钊的影响。
1920年7月，李大钊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相继在史学系、经济系、法律系授课。他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授现代政治、社会主义、社会运动、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社会立法、女权运动史等课程，并经常应邀做学术或社会问题讲演报告。1922年12月2日，李大钊正式辞去图书馆主任职务。
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早参与者和主要成员之一。还在1916年9月，他就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青春》一文，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1918年1月，他加入了《新青年》同人组织。在此前后，他频繁著文，介绍托尔斯泰、尼采、培根、泰戈尔、罗丹，宣传思想自由、文化进步、社会改革，批判主张将孔子学说载入宪法的复古思潮，阐发民主政治原理，抨击专制势力，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高一涵、周作人等组成了传播新思想、开展启蒙运动的新文化阵营。此时的李大钊在历史与文化问题上持现实的、进化的、调和的观点；在政治问题上，持非暴力、非强力的民主主义观。他曾写道：“今日之政治，固与强力不相容也。专制之世，国之建也，基于强力；立宪之世，国之建也，基于民意。”“革命恒为暴力之结果，暴力实为革命之造因。”“革命固不能产出良政治，而恶政之结果则必召革命。”①从1918年7月开始，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赞扬俄国十月革命，宣传民主主义、劳工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或讲演，提出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俄国布尔什维主义“是二十世纪全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等观点。1918年1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有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国内引起的和平民主思潮和运动，创办了批评时政、内容丰富，以短评精论为主要形式的《每周评论》。他在发表于该刊的《新纪元》一文中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德国、奥匈帝国革命所流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诺阿以后最大的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此后，他开始更多地注意劳工、农村、妇女、青年问题。他的文章说：“战后世界上新起的那劳工问题，也是德谟克拉西的表现”，“应该要求一种德谟克拉西的产业组织，使这些劳苦工作的人，也得一种均等机会去分配那生产的结果”①。妇女参政运动也是本着“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而起的，“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②。现在的文明，“非把知识分子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民主制度下，选民的“大多数都在农村”，广大青年应当到农村去“安身立命”，一边劳动，一边去做“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把那专制的农村变成立宪的农村”。③1919年5月，李大钊将其负责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第6卷第5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他依日本学者河上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为蓝本，在该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分两期刊载，实际出版日期分别为1919年9月、11月）。这篇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的价值、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此后，他又以日本共产党创始人堺利彦的文章和译作为材料，撰写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并且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历史、政治、社会问题。此外，他还撰写过介绍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阐述唯物主义在现代史学和社会学上价值的文章。④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5月8日，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北大教职员发起挽留蔡校长运动，李大钊是被推举赴教育部交涉的8名代表之一。5月18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强盗世界与秘密外交》一文，指出当时的群众爱国运动“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号召人们“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他又发表《太上政府》、《新华门前的血泪》等短言，抨击干涉中国政治的外国领事馆，对罢课请愿的学生表示同情①。6月11日，陈独秀在散发传单时被捕。李大钊因与陈关系密切，亦被京师警察厅秘密监视。
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了一场关于问题和主义的争论。此时正回家乡暂住的李大钊致信胡适，提出研究实际问题和宣传理想主义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观点，明确表示自己喜欢谈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并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据，说明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情况下，对于社会问题实行“根本解决”的必要性。这场争论在北京、长沙、南昌等地许多进步学生社团中都产生过反响，成为新文化阵营在对待社会改造问题上革命与改良两种观点倾向发生分离的起点。
自1920年初起，李大钊先后与苏俄鲍立维、荷荷诺夫金等人接触。同年4、5月间，李大钊在北京会见了受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领导人派遣的俄国人维金斯基（BoЙTИ-HCKИЙ中文名字伍廷康）及其随员马马耶夫（MamaeB）、译员杨明斋。经李介绍，维金斯基赴上海与陈独秀会晤。陈遂于同年8月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史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0月，李大钊同张国焘、张申府等在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①。不久，北京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亦为其中重要成员。同年李大钊还在北京大学参与发起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社会主义研究会。1921年3月，李大钊在《曙光》杂志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公开号召组织“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与以第三国际为中心的“各国C派（指共产主义派）的朋友相呼应”。在李大钊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指导、影响下，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发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张太雷等在天津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李大钊先后参加了第三、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当选为第二、三、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二大和三大任命他为中共北京区委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共四大任命他为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共北京区委、北方区委出版了通俗刊物《劳动音》，在长辛店铁路工人中举办了补习夜校、工人俱乐部，并陆续在天津、河北、吉林、山西、察哈尔、热河及绥远等地区建立起共产党组织。到1926年7月，上述各地区加上北京市的中共党员已经达到2069人。从1921年开始，中共北京（北方）党组织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①一起创建了京汉、京奉、正太、津浦、京绥铁路以及开滦五矿等处的工会组织，领导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并且对南方、上海等地的罢工给予了有力支援。
1922年5月，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北京附近打败奉军，控制了北京政府，提出“恢复法统”主张。由于吴曾表示拥护民主，“保护劳工”，共产国际远东局亦有联合吴佩孚的策略，李大钊遂通过其在吴军中任要职的同学好友白坚武做联络吴的工作。白坚武向吴推荐李大钊担任其顾问，“赞助进行统一问题”。李大钊先后两次与吴会面，并曾介绍俄国人霍德罗夫会见吴佩孚，又曾利用吴的关系介绍6名共产党员分别担任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铁路纠察员，暗中从事工人运动。
同一期间，胡适起草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建议以“宪政的”、“公开的”，实行“有计划的政治”的“好政府”作为政治改革目标，并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同意胡的主张，同胡一起联络蔡元培等共16人在该宣言上签名。由于“好政府”主张与其后不久中共发表的对时局的主张不相符合，李大钊又同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分会部分会员联名向学会杭州大会提交题为“为革命的德谟克拉西”的提案，主张以“铲除国内的督军制和国外资本主义……由中国人开发本国的实业”为“改良物质生活的唯一方法”；以“引导被压民众为有目的的政治斗争”为“唯一解除苦厄实行的方法”。
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8月，李大钊赴上海、杭州参加了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要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在此期间，李大钊曾会晤孙中山，与孙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不久，他和陈独秀等另外几位中共主要领导人，经孙中山主盟加入了国民党。1923年6月，中共三大正式提出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决议。10月，李大钊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改组成员和特派临时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4年1月，李大钊作为北京国民党组织选定的代表赴广州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出版及宣传审查委员会委员，并被大会选举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期间有人提出在党章中加入“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条款。李大钊代表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发言，指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所贡献于本党的，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与夫团体的取巧而有所攘窃于本党的”，是经孙中山允许的，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大会最终否决了反对党员“跨党”的提案。在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李大钊受命组织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并兼任该部组织部长。在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于1924年4月20日成立，到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时，该部所辖北方10余省区的国民党员已达14万余人。1926年6月至11月，李大钊作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他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进行了参观访问，接受了《工人莫斯科日报》记者的采访，在莫斯科“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组织的群众大会上讲了话，并为《红色工会国际》写了《中国内战和工人阶级》一文。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总统曹锟，电邀孙中山北上。11月7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并于年底抵达北京。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了欢迎孙中山北上的活动和促成国民会议召开运动。李大钊多次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后援会、招待会，发表演讲，并被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大会聘为国民会议运动委员会委员长。1925年1月，孙中山病重入院，李大钊被孙指认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其后不久，在北京有反对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成立，后又出现了分裂国民党的“西山会议派”。李大钊和国民党左派一起与右派进行了斗争。1926年1月16日，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大钊再次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北京政变”之后，段祺瑞和张作霖掌握了北京政府，冯玉祥因受排挤于1926年1月宣告下野，后到苏联考察。冯玉祥的国民军撤出北京，退往绥远一带。在此前后，李大钊曾参与了争取冯玉祥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的活动。1926年7月，南方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之时，李大钊请国民党左派人物于右任赴苏联做冯玉祥的工作，并数次电报催促，终于促使冯玉祥于当年9月回国在绥远五原誓师参加北伐。①1926年3月发生了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事件，日、英、美、法、意等8国公使向段祺瑞政府提出了干涉中国内政的“最后通牒”。3月18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等200余团体在北京天安门召开一致反对八国通牒的国民大会，李大钊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发表了演说。会后，群众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和国务院请愿，遭到府院卫队的残酷镇压②。第二天，执政府下令缉 捕李大钊等人。李大钊遂携妻子、儿女随同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旧兵营内居住。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300多人包围了俄国使馆，将李大钊等60余人逮捕，随即进行了审问。李大钊在法庭上“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4月28日，李大钊等20人被判绞刑。李大钊“首登刑台”，“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袖，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初期党的重要领导者，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国民党的重要领导人。他同时也是知名报人、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性格温和、道德高尚、“好施济众”，曾将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捐给党组织作活动经费，多次将自己的图书捐赠给北京大学图书馆，又曾多次出资帮助同事、朋友和青年学生，而自己“身后异常萧条”。他被捕后，北京20多所大学联合发起过营救活动；逝世后，北京各报一致哀悼。1933年北平各界为李大钊举行公葬，他的灵柩被安放在北京西山万安公墓。他在《狱中自述》中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厉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这几句平凡质朴的语言表述出一位伟人公忠坦荡的胸怀，令人敬佩。
李大钊一生写下文章、书信、诗词、通讯杂文等共500多篇，内容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史学和党的建设、革命战略与策略等多方面。他的《平民主义》、《史学要论》两篇长文分别于1923年1月和1924年5月作为《百科小丛书》第15、51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平民主义”是五四时期的主要政治思潮。李大钊的《平民主义》继承了这个思潮，发展了这种思想。它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宝贵文献。李大钊自称“夙研史学”，发表了许多关于史学的演讲和文章。《史学要论》是他关于史学理论的总结性著作。它被公认为是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开山之作，在史学史上具有很高的价值。三十年代，他的部分遗文被编成《守常文集》（未发行）。195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钊选集》上、下册，共39万余字。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钊文集》上、下两册，110万字，1989年10月又出版《李大钊文集》（续集）一册。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李大钊诗文选集》，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钊史学论集》。
①《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6、525页。
①《劳动教育问题》，《李大钊文集》（上），第632页。
②《战后之妇人问题》，《李大钊文集》（上），第635、640页。
③《青年与农村》，《李大钊文集》（上），第648页。
④有材料说李大钊还曾于1919年5月协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见张静如等：《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75页。
①张静如等：《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说李大钊参加了“五四运动游行以及救援被捕学生的请愿活动”。见该书第75页。韩一德、姚维斗：《李大钊生平纪年》说，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组织领导者之一，他指导社团的骨干分子确定斗争目标和办法，他的办公室成为活动分子集会的中心”，又李大钊“为扩大五四学生爱国游行的影响”，在《每周评论》上写了报道、评论。见该书第7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又据高一涵回忆：“1919年6月，我们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守常（即李大钊）与陈独秀都去散发，当场陈独秀被捕……”见《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34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此外李新的《李大钊》一文说陈独秀被捕后，李大钊“极力营救”，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卷，第1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①有材料说，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北京前往天津（陈从天津独自去上海）的路上，二人交换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李回京后便“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他和邓中夏（仲澥）、高君宇（尚德）等经过多次酝酿，决定首先组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为建党做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1920年3月，他们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见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第317页。）又有材料说，“1920年2月，李大钊在天津送走陈独秀后，与章志、黄凌霜等和鲍立维会见，商讨成立社会主义者同盟（即为后来的共产主义小组）”。（见《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44页。）据罗章龙回忆，维金斯基在北京期间通过李大钊接触了张国焘、李梅羹、刘仁静、罗章龙等。在他离京前，召开了一次会议，“这个会可说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大会”，维金斯基“以第三国际代表身份”参加会议。“同意应邀参加座谈会的人是共产党员，并表示要向共产国际汇报”。李大钊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见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7页。）
①李新《李大钊》一文说，李大钊曾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卷，第117页。
①有材料说李大钊在此期间还曾给阎锡山写信，策动阎支持并参加北伐。见张静如等：《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280、281页。
②有材料说，在三一八事件前一天，北京各学校、各团体代表召开紧急会议，会后分两组分别到外交部和国务院请愿。“李大钊率领一百人到国务院去见段祺瑞和贾德耀（国务总理），守卫不许进门，并用刀刺伤多人。”见李新：《李大钊》，《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卷，第33页。又许毓峰《李大钊年谱》说，当请愿队伍向铁狮子胡同行进时，李大钊“亲自打起一面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当府院卫队和军警镇压时，“大钊同志的脸和手虽负了伤，但他却从容镇静地指挥和掩护群众退却”。“大钊同志最后从东口退出后，立即到中共地委会去，当晚召开了党、团地委联席会议”，部署了慰问伤员，为死难者开追悼会和进一步坚持斗争的问题。见该书第127页，信阳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1985年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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