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宋庆龄
宋庆龄，祖籍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1893年1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初十）生于上海。
其父宋嘉树，早年侨居美国，回国后长期在上海传教、经商。母倪桂珍，为明代科学家徐光启之后。共有姐妹兄弟6人，排行第二。姐宋霭龄，官商孔祥熙之妻；妹宋美龄，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之妻；大弟宋子文，曾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等职；二弟宋子良、三弟宋子安，均为金融界巨商。
1900年，宋庆龄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1908年15岁时，偕妹宋美龄离沪赴美国求学。先入新泽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学校学习英语，后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基督教卫理公会所办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学习。1913年毕业，获学士学位。
宋庆龄自幼是一位热情洋溢的爱国者。求学期间，她就著文发表对中国前途问题的看法，深切关怀祖国的命运。她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倒清皇朝，感到由衷的高兴。1912年，在收到她父亲寄来的新国旗（五色旗）后，立即撕掉清朝的龙旗，踩在脚下，高呼拥护共和的口号。1913年，她在院刊《威斯里安》上发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称这一事件“意味着四万万人已从极端的君主制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此后四万万人民将无复为专制政体之奴隶，一改四千年来之桎梏，而恢复人类应有之自由平等”。
大学毕业后，宋庆龄满怀革命理想到达日本。在东京，遇见了她非常爱戴和仰慕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随后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力排家庭和亲友的阻挠，和孙中山在东京结婚。婚后不久，就陪同孙中山回国，直接投入反袁（世凯）和护法斗争。从1916年至1919年，她不断往来于上海、广州之间，协助孙中山处理大量机密书信和其他日常工作。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她和孙中山一起，热情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并代孙中山起草了“学生无罪”的援助电报。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翌年6月，军阀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炮轰总统府。在危急形势下，宋庆龄拒绝先行撤离，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坚持先送孙中山撤离险境，才在卫士的保护下冲出重围，表现了她献身革命事业的无私精神。
1922年之后，孙中山在艰难困境中，吸取历史教训，决定重振旗鼓。宋庆龄参与了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钊、林祖涵等人以及列宁所派的使节马林、达林、越飞等人的会谈。在改组国民党和酝酿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她协助孙中山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宋庆龄坚决拥护大会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坚决拥护孙中山在大会上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
1924年11月，宋庆龄随孙中山北上。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不幸在北京逝世。宋庆龄接受孙中山临终前的遗嘱和要求代他访问莫斯科的嘱托，并强忍巨大的悲痛，向国内外介绍了孙中山的遗嘱。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积极投身于中国的大革命之中，坚决地为维护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而努力。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宋庆龄十分愤慨，公开发表谈话，谴责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支持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
中国国民党在孙中山逝世后出现了急剧的分化，一部分右派分子极力反对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1925年11月，右派分子集会于北京西山，公然进行背叛孙中山革命政策和分裂革命阵营的活动。面对右派分子的进攻，宋庆龄挺身而出，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团结国民党左派，联合共产党人，予右派分子以迎头痛击。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会上，她发表演说，号召革命党人要团结奋斗，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她的政治立场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同。在这次大会上，她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同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广州的国民政府准备北迁武汉。12月，宋庆龄与国民政府先遣人员陈友仁等人到达武汉。在武汉，她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委员，作为迁都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成员，参与了中央重大方针的决策；她与何香凝一起，组织了红十字会，开展慰问伤兵和策划战时救济工作；她还为当地妇女创办了第一个政治训练班，动员妇女参加国民革命。
正当革命迅猛发展之时，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宋庆龄对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屠杀革命志士 的行径无比愤恨。4月22日，她和邓演达、何香凝、毛泽东、董必武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斥责蒋介石是“叛徒”、“败类”、“民众之蟊贼”。当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公然决定“分共”之时，宋庆龄坚决反对，拒绝参加他们的“分共”会议，并于7月14日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和政策的声明》。《声明》以鲜明的政治立场，严正宣布退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和背叛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叛徒同流合污。她指出：“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为了实现孙中山的未竟宿愿，于1927年8月下旬离开上海出访苏联。行前，她又一次发表声明，阐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她忠于孙中山的坚定信念，指出：“我个人的路线是明确的。我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并声明，她这次访问莫斯科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使苏联深深地相信，虽然有些人已经投靠了反动势力与反革命，但是，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并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在访苏期间，她发表一系列宣言、声明与文章，表明她继续革命的决心。
1929年5月，宋庆龄在苏联住了将近两年后，经柏林回国，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国葬仪式。不久，又赴德、法等国旅行。在此前后，她积极参与一系列国际反对帝国主义和保卫和平的运动。1927年12月、1929年8月，在比利时和德国召开的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大会上，她先后被选为大会的名誉主席。其后，又成为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
1931年7月，母亲倪桂珍病逝于青岛，宋庆龄结束在欧洲的旅行回国参加葬礼。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面对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宋庆龄开始把全部精力投入抗日民主运动之中。同年12月19日，她发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义正辞严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在民族危亡之际所进行的投降主义活动。她大声疾呼：“我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更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翌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宋庆龄高度赞扬了十九路军的抗战，称“十九路军卫国抗战之英勇，实为真正之民众武力”，“十九路军明知众寡悬殊，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不特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为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宋庆龄与杨铨、何香凝等人创办了一个拥有300个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并常到病房慰问抗日将士。
1932年12月，宋庆龄和鲁迅、蔡元培、杨铨等人在上海组织进步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主席。该同盟把保障民众正当权利和营救被捕革命者的斗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中国共产党员和反蒋爱国民主人士，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特殊贡献。1934年，她与何香凝等1779人联名发表了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这个纲领主张“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成立全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等，并强烈要求“把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立刻停止一切内战，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
1935年，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发表后，宋庆龄联络何香凝、柳亚子等人率先响应。此后，她为实现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36年11月，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和王造时（时称“七君子”）。宋庆龄随即发表声明，“提出抗议，反对这种违法的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在他们身上”。为了营救七君子，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她曾亲赴苏州，向“高等法院”要求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宋庆龄主张事变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条件是蒋介石必须答应停止内战，实行抗日。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她联合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冯玉祥等13人，向大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议案，力促国民党改变立场，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同年9月，当国共两党为抗日大业再度合作实现后，她感奋异常，写下了《国共统一运动感言》一文。她写道：“这几天读了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和中国国民党领袖蒋委员长团结御侮的谈话，使我异常地兴奋，异常地感动。”“中共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同年11月，又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再次表达了她拥护国共合作的立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宋庆龄移居香港，积极致力于抗战宣传和战时救援工作。1938年6月，她邀请中外著名人士贾·尼赫鲁、保罗·逻伯逊、冯玉祥等人，在香港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任主席。同盟成立后，出版《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向全世界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和抗日根据地；同时积极地向全世界募集医药和其他物资。在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的努力下，有很多国际友人组织医疗队，参加中国的战时救护工作，如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华、爱德华等都是保卫中国同盟介绍到中国来的。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庆龄在日军侵占香港前6小时才乘最后一架飞机飞往重庆。此后，她在重庆联络国际友人马海德、史沫特莱、斯诺、艾黎等人，继续开展保卫中国同盟的活动。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身居险境，坚持不懈地为抗战事业做贡献。她常利用各种可能的条件，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直至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宋庆龄自重庆回到上海。她将保卫中国同盟改组为中国福利基金会（1950年8月改称中国福利会），致力于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救济事业。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福利基金先后创办了儿童福利站、医院、识字班及儿童剧团等机构，为妇幼事业作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1946年6月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后，宋庆龄旗帜鲜明地开始从事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同年7月23日，她在上海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指出：内战“这个灾难必须趁它一开始的时候就加以阻止”，“内战不能促成团结和解放，不能解决民生问题。内战带给中国人民的只是混乱、饥饿和破坏”。
1949年7月1日，宋庆龄发表《向中国共产党致敬》一文。
她在文中热情写道：人民的胜利已在眼前，我们要“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同年9月，宋庆龄受中共中央邀请，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说：“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富强的新中国。”在这次会上，她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此后1959年4月和1965年1月，两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75年1月和1978年2月，相继当选为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81年5月1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通过决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称号。
宋庆龄作为新中国的一位重要领导人，进行了大量的国务活动。她曾先后出访苏联、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57年11月，她随毛泽东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建设好自己的祖国，是宋庆龄的毕生愿望。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经常深入各地基层，视察各项建设事业。1950年10月，她同林伯渠等一起，赴东北三省视察。在短短的一个月中，她调查了7个城市、11个工厂、4个村庄、1个农场以及许多文化福利机构。视察后，欣笔写下了《新中国向前迈进——东北旅行印象记》，称赞东北所取得的成绩。为了向全世界宣传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1952年初，她创办了《中国建设》杂志。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她不仅亲自过问杂志的编辑方针、稿件内容，而且经常为杂志撰稿，歌颂祖国的建设成就。1955年1月她撰写的《第一个五年》一文指出，五年来，“在整个国家里，和平、秩序代替了战争和紊乱”。“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民之间的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的和睦相亲”。“人民的生活比任何时候都更美好”。1979年10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而撰写的《致〈中国建设〉读者》一文，赞颂30年来我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中国建设》杂志，在宋庆龄等的努力下，由最初的英文版，增加到七种文版，广泛发行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起了重要的作用。
宋庆龄毕生追求和平，反对战争，早在三十年代，宋庆龄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就领导召开过“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她仍把争取世界和平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1950年11月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她被推选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委员。1951年9月，她获得1950年“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1952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她当选为亚太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
宋庆龄作为一代女杰，一直致力于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还在美国求学时期，她就发表文章，满怀信心地表示，将来“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发达的国家，而其妇女将与男人并驾齐驱”。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她被推选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后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后在1953年、1957年和1978年的全国妇联大会上，都被推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宋庆龄十分关怀青少年和儿童的健康成长。她从1951年11月26日当选为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后，一直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她经常撰文和题词，希望少年儿童成长为既有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又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身体健康的新一代。她还多次捐钱赠物，支持儿童事业。1951年，她把获得的“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10万卢布全部捐出，作为发展中国的儿童事业之用。
宋庆龄一生追求进步。她的思想经历了由爱国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再跃进到共产主义的发展进程。早在三十年代，她就十分重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曾为外国友人组织过《共产党宣言》学习小组。她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曾多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鉴于她对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孜孜不倦的追求，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以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不治在北京逝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同年6月4日，根据她的遗愿，骨灰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
宋庆龄一生发表许多文章、演说，著作编有《为新中国奋斗》、《宋庆龄选集》和《永远和党在一起》三本文集。
宋庆龄，祖籍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1893年1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初十）生于上海。
其父宋嘉树，早年侨居美国，回国后长期在上海传教、经商。母倪桂珍，为明代科学家徐光启之后。共有姐妹兄弟6人，排行第二。姐宋霭龄，官商孔祥熙之妻；妹宋美龄，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之妻；大弟宋子文，曾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等职；二弟宋子良、三弟宋子安，均为金融界巨商。
1900年，宋庆龄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1908年15岁时，偕妹宋美龄离沪赴美国求学。先入新泽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学校学习英语，后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基督教卫理公会所办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学习。1913年毕业，获学士学位。
宋庆龄自幼是一位热情洋溢的爱国者。求学期间，她就著文发表对中国前途问题的看法，深切关怀祖国的命运。她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倒清皇朝，感到由衷的高兴。1912年，在收到她父亲寄来的新国旗（五色旗）后，立即撕掉清朝的龙旗，踩在脚下，高呼拥护共和的口号。1913年，她在院刊《威斯里安》上发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称这一事件“意味着四万万人已从极端的君主制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此后四万万人民将无复为专制政体之奴隶，一改四千年来之桎梏，而恢复人类应有之自由平等”。
大学毕业后，宋庆龄满怀革命理想到达日本。在东京，遇见了她非常爱戴和仰慕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随后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力排家庭和亲友的阻挠，和孙中山在东京结婚。婚后不久，就陪同孙中山回国，直接投入反袁（世凯）和护法斗争。从1916年至1919年，她不断往来于上海、广州之间，协助孙中山处理大量机密书信和其他日常工作。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她和孙中山一起，热情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并代孙中山起草了“学生无罪”的援助电报。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翌年6月，军阀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炮轰总统府。在危急形势下，宋庆龄拒绝先行撤离，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坚持先送孙中山撤离险境，才在卫士的保护下冲出重围，表现了她献身革命事业的无私精神。
1922年之后，孙中山在艰难困境中，吸取历史教训，决定重振旗鼓。宋庆龄参与了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钊、林祖涵等人以及列宁所派的使节马林、达林、越飞等人的会谈。在改组国民党和酝酿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她协助孙中山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宋庆龄坚决拥护大会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坚决拥护孙中山在大会上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
1924年11月，宋庆龄随孙中山北上。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不幸在北京逝世。宋庆龄接受孙中山临终前的遗嘱和要求代他访问莫斯科的嘱托，并强忍巨大的悲痛，向国内外介绍了孙中山的遗嘱。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积极投身于中国的大革命之中，坚决地为维护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而努力。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宋庆龄十分愤慨，公开发表谈话，谴责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支持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
中国国民党在孙中山逝世后出现了急剧的分化，一部分右派分子极力反对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1925年11月，右派分子集会于北京西山，公然进行背叛孙中山革命政策和分裂革命阵营的活动。面对右派分子的进攻，宋庆龄挺身而出，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团结国民党左派，联合共产党人，予右派分子以迎头痛击。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会上，她发表演说，号召革命党人要团结奋斗，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她的政治立场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同。在这次大会上，她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同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广州的国民政府准备北迁武汉。12月，宋庆龄与国民政府先遣人员陈友仁等人到达武汉。在武汉，她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委员，作为迁都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成员，参与了中央重大方针的决策；她与何香凝一起，组织了红十字会，开展慰问伤兵和策划战时救济工作；她还为当地妇女创办了第一个政治训练班，动员妇女参加国民革命。
正当革命迅猛发展之时，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宋庆龄对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屠杀革命志士 的行径无比愤恨。4月22日，她和邓演达、何香凝、毛泽东、董必武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斥责蒋介石是“叛徒”、“败类”、“民众之蟊贼”。当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公然决定“分共”之时，宋庆龄坚决反对，拒绝参加他们的“分共”会议，并于7月14日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和政策的声明》。《声明》以鲜明的政治立场，严正宣布退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和背叛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叛徒同流合污。她指出：“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为了实现孙中山的未竟宿愿，于1927年8月下旬离开上海出访苏联。行前，她又一次发表声明，阐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她忠于孙中山的坚定信念，指出：“我个人的路线是明确的。我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并声明，她这次访问莫斯科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使苏联深深地相信，虽然有些人已经投靠了反动势力与反革命，但是，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并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在访苏期间，她发表一系列宣言、声明与文章，表明她继续革命的决心。
1929年5月，宋庆龄在苏联住了将近两年后，经柏林回国，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国葬仪式。不久，又赴德、法等国旅行。在此前后，她积极参与一系列国际反对帝国主义和保卫和平的运动。1927年12月、1929年8月，在比利时和德国召开的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大会上，她先后被选为大会的名誉主席。其后，又成为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
1931年7月，母亲倪桂珍病逝于青岛，宋庆龄结束在欧洲的旅行回国参加葬礼。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面对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宋庆龄开始把全部精力投入抗日民主运动之中。同年12月19日，她发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义正辞严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在民族危亡之际所进行的投降主义活动。她大声疾呼：“我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更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翌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宋庆龄高度赞扬了十九路军的抗战，称“十九路军卫国抗战之英勇，实为真正之民众武力”，“十九路军明知众寡悬殊，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不特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为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宋庆龄与杨铨、何香凝等人创办了一个拥有300个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并常到病房慰问抗日将士。
1932年12月，宋庆龄和鲁迅、蔡元培、杨铨等人在上海组织进步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主席。该同盟把保障民众正当权利和营救被捕革命者的斗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中国共产党员和反蒋爱国民主人士，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特殊贡献。1934年，她与何香凝等1779人联名发表了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这个纲领主张“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成立全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等，并强烈要求“把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立刻停止一切内战，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
1935年，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发表后，宋庆龄联络何香凝、柳亚子等人率先响应。此后，她为实现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36年11月，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和王造时（时称“七君子”）。宋庆龄随即发表声明，“提出抗议，反对这种违法的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在他们身上”。为了营救七君子，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她曾亲赴苏州，向“高等法院”要求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宋庆龄主张事变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条件是蒋介石必须答应停止内战，实行抗日。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她联合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冯玉祥等13人，向大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议案，力促国民党改变立场，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同年9月，当国共两党为抗日大业再度合作实现后，她感奋异常，写下了《国共统一运动感言》一文。她写道：“这几天读了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和中国国民党领袖蒋委员长团结御侮的谈话，使我异常地兴奋，异常地感动。”“中共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同年11月，又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再次表达了她拥护国共合作的立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宋庆龄移居香港，积极致力于抗战宣传和战时救援工作。1938年6月，她邀请中外著名人士贾·尼赫鲁、保罗·逻伯逊、冯玉祥等人，在香港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任主席。同盟成立后，出版《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向全世界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和抗日根据地；同时积极地向全世界募集医药和其他物资。在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的努力下，有很多国际友人组织医疗队，参加中国的战时救护工作，如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华、爱德华等都是保卫中国同盟介绍到中国来的。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庆龄在日军侵占香港前6小时才乘最后一架飞机飞往重庆。此后，她在重庆联络国际友人马海德、史沫特莱、斯诺、艾黎等人，继续开展保卫中国同盟的活动。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身居险境，坚持不懈地为抗战事业做贡献。她常利用各种可能的条件，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直至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宋庆龄自重庆回到上海。她将保卫中国同盟改组为中国福利基金会（1950年8月改称中国福利会），致力于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救济事业。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福利基金先后创办了儿童福利站、医院、识字班及儿童剧团等机构，为妇幼事业作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1946年6月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后，宋庆龄旗帜鲜明地开始从事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同年7月23日，她在上海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指出：内战“这个灾难必须趁它一开始的时候就加以阻止”，“内战不能促成团结和解放，不能解决民生问题。内战带给中国人民的只是混乱、饥饿和破坏”。
1949年7月1日，宋庆龄发表《向中国共产党致敬》一文。
她在文中热情写道：人民的胜利已在眼前，我们要“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同年9月，宋庆龄受中共中央邀请，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说：“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富强的新中国。”在这次会上，她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此后1959年4月和1965年1月，两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75年1月和1978年2月，相继当选为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81年5月1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通过决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称号。
宋庆龄作为新中国的一位重要领导人，进行了大量的国务活动。她曾先后出访苏联、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57年11月，她随毛泽东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建设好自己的祖国，是宋庆龄的毕生愿望。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经常深入各地基层，视察各项建设事业。1950年10月，她同林伯渠等一起，赴东北三省视察。在短短的一个月中，她调查了7个城市、11个工厂、4个村庄、1个农场以及许多文化福利机构。视察后，欣笔写下了《新中国向前迈进——东北旅行印象记》，称赞东北所取得的成绩。为了向全世界宣传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1952年初，她创办了《中国建设》杂志。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她不仅亲自过问杂志的编辑方针、稿件内容，而且经常为杂志撰稿，歌颂祖国的建设成就。1955年1月她撰写的《第一个五年》一文指出，五年来，“在整个国家里，和平、秩序代替了战争和紊乱”。“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民之间的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的和睦相亲”。“人民的生活比任何时候都更美好”。1979年10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而撰写的《致〈中国建设〉读者》一文，赞颂30年来我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中国建设》杂志，在宋庆龄等的努力下，由最初的英文版，增加到七种文版，广泛发行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起了重要的作用。
宋庆龄毕生追求和平，反对战争，早在三十年代，宋庆龄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就领导召开过“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她仍把争取世界和平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1950年11月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她被推选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委员。1951年9月，她获得1950年“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1952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她当选为亚太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
宋庆龄作为一代女杰，一直致力于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还在美国求学时期，她就发表文章，满怀信心地表示，将来“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发达的国家，而其妇女将与男人并驾齐驱”。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她被推选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后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后在1953年、1957年和1978年的全国妇联大会上，都被推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宋庆龄十分关怀青少年和儿童的健康成长。她从1951年11月26日当选为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后，一直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她经常撰文和题词，希望少年儿童成长为既有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又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身体健康的新一代。她还多次捐钱赠物，支持儿童事业。1951年，她把获得的“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10万卢布全部捐出，作为发展中国的儿童事业之用。
宋庆龄一生追求进步。她的思想经历了由爱国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再跃进到共产主义的发展进程。早在三十年代，她就十分重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曾为外国友人组织过《共产党宣言》学习小组。她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曾多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鉴于她对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孜孜不倦的追求，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以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不治在北京逝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同年6月4日，根据她的遗愿，骨灰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
宋庆龄一生发表许多文章、演说，著作编有《为新中国奋斗》、《宋庆龄选集》和《永远和党在一起》三本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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