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孔祥熙
孔祥熙，字庸之，1880年9月11日（清光绪六年八月初七）出生于山西省太谷县程家庄。父繁慈，前清贡生，先事商务，后任塾师。母庞氏，1886年病逝。孔6岁随父就塾。他对《诗经》、《礼记》颇感兴趣，入塾三年，铺就了一定的国学根底。
1889年，因基督教会开设的仁术医院治好了他的病，他对教会产生好感。1890年春，他不顾族人反对进入太谷基督教会所办的“华美公学”学习。在此，他先读科学浅说、圣经摘要，后学哲学、数学、格致，并开始参加礼拜，逐渐信奉基督教，成为世家子弟中最先皈依基督者之一。
1895年，他在“华美公学”毕业，经教会人士介绍，进入直隶省通州潞河学院。潞河学院也为教会所创办，开设课程除了数理化外，还讲经传道。孔经常借助圣经抨击朝政，指责当朝“政治腐败，丧权辱国，王公大臣，昧于事理”①，主张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听说孙中山组织了兴中会，便联系十几位同学成立了“兴中会通州分会”（对外称“文友会”），进行反清宣传。
孔在潞河学院经过5年的学习，正要毕业之际，赶上了义和 团运动。学院教士为义和团所冲击，停课避乱，孔趁此返乡。当时，因教案被洋人指名要求撤换的山东巡抚毓贤调到山西出任巡抚。毓贤唆使官兵在山西大肆屠杀教民。当孔回到太谷，得知曾为他治病、授课的教士已被囚准备用刑时，他急忙收买看守，救出了麦纳等3位少妇，并与知府交涉，将被杀的15具尸体，分别男女，“移葬于西门外义地”①。孔的这一行为后被洋人誉为“壮举”。
1900年7月13日，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8月下旬，潞河学院复学。孔返校后立即将山西教案实情禀报赞助议和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认为教案所以发生纯属毓贤所为，与民无关，一般贫民所以被利用，是无知所致，建议为求永息教案，必须先“开通民智”，提倡科学及兴办教育。李提摩太觉得孔的建议确属上策，于是一面劝阻联军进攻山西，一面将“殉难教士”的“抚恤金”改用兴办西伦大学（山西大学前身之一）。李鸿章深知联军放弃进攻山西与孔有关，赐予他“帮办洋务”的名义，要他参办教案。孔因曾发誓不与西太后朝廷合作，谢绝了李的好意，但向李提出想出国深造。李赞同孔的请求。为使旅途方便，李除发给孔出国护照外，还给予“全权议和大臣一等肃毅伯随员”的名义。并致电驻美公使伍秩庸对孔多加关照。1901年秋，孔乘海轮经上海转赴美国，进入美国中部俄亥俄州欧柏林大学读书。欧柏林大学为教会学校，学科齐备。孔祥熙先是立志从事实业，后又想从改革社会入手。因此，在校四年中，前两年主修理化，后两年兼学社会科学。1905年，孔祥熙在欧柏林大学毕业后，考入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蜚声国际的耶鲁大学研究院，为开发中国地下宝藏，专习矿物。
孔祥熙进入耶鲁大学不久，曾亲赴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晤见途经那里的孙中山，聆听孙中山所阐扬的革命理论。在交谈中，孙中山告诫孔：“不论兴办任何事业，都得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尤须持之以恒，方可有所成就。至于革命工作，尤应自启迪民智开始。”①孙的寥寥数语，使孔敬仰万分，当即发誓追随革命，加入兴中会。孙中山欣然应允。此后孔祥熙便响应孙的号召到西北一带兴办教育，以启民智。
1907年夏，耶鲁大学毕业获理化硕士学位的孔祥熙回国前到欧柏林母校辞行。在欧柏林大学中国同学会举办的欢送会上，有人提议乘孔回国之便，带一笔捐款，为“庚子殉难传教士”建立一所纪念堂，立碑勒石以为永久纪念。孔认为建筑纪念堂和立碑勒石是死的纪念物。死的纪念物固然重要，但不如造就活的纪念物，即“设立学校，造就人材，使庚子殉难教友的精神长存人间”②。孔的提议得到了全体与会者的响应，他们纷纷捐款，几天内孔就收到一笔数目可观的捐款。
当年秋天，孔祥熙携款回到山西太谷，一心创办学校。他将教会在太谷西城蒙馆接受下来作为校址，创建“铭贤中学”③，自任校长。不久，孔将铭贤中学搬到太谷东关孟家花园。经过几年的校舍建设，特别是多方网罗人才，高薪聘请教师，大量购置仪器、书籍，使学校颇具规模。铭贤学校作为新式学堂，教师大部来自国外。该校校训是：“学以事人。”①培养目标是：“造就德、智、体三育兼全人才。”课程设置为：数学、矿物、生物、国文、史地、音乐、体育、经史。
1911年10月29日，山西革命党人为响应武昌起义在太原举事。孔乘机把太谷城内的商团、巡警队、学生一起组织起来，成立“营务处”，自任总办，维持治安。当袁世凯派清军进攻山西时，孔曾三次派学生军赴娘子关作战，抵抗清军对起义军的镇压。
1912年，孔祥熙看准火油生意大有可为，设立“祥记公司”，交付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保证金40万元银元，取得山西省亚细亚火油总代理权。此一独占性经营，使孔每年获得巨大盈利。孔规定，盈利的40％用于兴学和举办公益事业。②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袁，电召孔祥熙赴沪商讨时事。孔匆匆南下。不久，“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为保存革命元气，率领革命人士再渡日本。孔祥熙追随孙中山一同赴日。
孔到日本后，适逢中华基督教留日青年会总干事王正廷辞职，基督教青年会会长莫特请孔出任。孔以基督教留日青年会总干事为掩护，积极筹款接济孙中山等革命人士生活。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决定解散国民党，成立中华革命党时，孔是首批宣誓加入者之一。
1914年春天，孔祥熙和宋耀如的长女宋霭龄结婚。当时宋霭龄是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婚后两人继续协助孙中山发展革命势力。1915年，鉴于袁世凯阴谋称帝，孙中山派孔祥熙和宋霭龄回国，在北方从事革命活动。孔辞去了教会职务，宋霭龄的工作也由其妹宋庆龄接替，两人于当年秋天回到山西太谷。
1916年元旦，袁世凯公然复辟帝制。孔祥熙于太谷得悉后，当即写下一篇《上袁世凯书》，寄送报馆公开发表，予以声讨。
1919年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山西太谷时，孔祥熙立即把亢奋的全体师生召集在大礼堂里，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充分肯定五四运动是“有胆有识的空前壮举”。他归纳五四爱国运动这一空前壮举的意义是：一、可以作为外交后盾；二、可以警惕愚顽，激励弱懦；三、可以使政治改善，国运好转，奠定国家强盛之初基。他建议大家共同致力于一件事，即：组队分赴各地，向老百姓宣讲五四运动意义，让多数同胞对此有所了解。并亲自于5月7日策划组织300余学生上街游行示威。
1920年山西大旱，灾民无以为生。孔祥熙出面向华洋义赈会请命，贷得巨款100万美金，并提出“以工代赈、修筑公路，将来以公路收入，偿还贷款”的意见。山西督军阎锡山得悉后极为高兴，马上派孔的同乡好友赵守钰为路工局局长，督修平遥经汾阳至离石、军渡之晋西公路和由平定、阳泉经昔阳、和顺之晋东公路。公路工程，自翌年春开工，冬完竣。两大交通要道的完成，对山西经济的发展，裨益匪浅。
1922年2月4日，在华盛顿会议的影响下，在中、美、英三方压力下，日本被迫与中国达成协议，恢复中国对山东的主权，日军撤出山东。为解决鲁案善后事宜，北京政府决定派曾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和约的国民党南方革命政府代表王正廷任督办。3月，孔祥熙受王正廷之邀和孙中山电促，赴济南出任鲁案善后督办公署实业处长。
孔到济南后，正值直奉大战爆发，鲁案善后公署迁到北京。不久，孔又奉孙中山电召赴粤汇报。因直系战胜奉系，大局已定，孙中山发表通电，主张和平统一。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探知孔与孙的“连襟”关系，亟欲借重孔祥熙商通南北意见，实现南北统一。孔祥熙往返南北之间，执行着沟通南北政府的秘密使命。直到6月间，徐世昌下野，黎元洪复任，国内情势顿变，孔才放弃此项工作，把精力放在鲁案善后上。
鲁案善后进行比较顺利，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为确定办法，第二步是实地查点和估价。第一步工作主要在北京进行。9月20日鲁案善后公署迁往济南，进行第二步工作。9月28日，交涉在各分委会进行；孔祥熙兼任邮电分会主任委员。12月初，细目协定签字，孔携公署人员赴青岛，具体办理接收事宜。12月10日，鲁案善后结束。山东省长熊秉琦因接受伊始，千头万绪，力挽孔留青岛协助政务，孔为了安置部分办理鲁案人员，暂就胶澳商埠电话局长。
1923年3月，在苏联政府的催促下，北京政府决定成立中俄交涉事务公署，用于和苏联谈判蒙古问题和中东路问题。王正廷为中俄交涉事务公署总办，王邀孔祥熙担任中俄谈判公署坐办。当时奉系与直系矛盾尖锐。孙中山在广东建立大本营准备北伐，奉系有联孙意向。为了加强粤奉关系，孙中山正拟派孔祥熙到东北做“铺路”工作。于是孔借此辞去了胶澳商埠电话局长职务，接受孙中山的要求，就任坐办，以公署驻奉代表身份前往沈阳。中俄交涉虽为时半载即告停顿，但孔从此却与张氏父子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结束后，孙中山很想在北方找到同仁，于是电召孔祥熙到粤磋商。孔祥熙到广州后立即将冯玉祥介绍给孙中山，并经孙中山同意，密携孙中山手书《建国大纲》奔赴北京，在孙冯之间斡旋。冯逐步倾向革命，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为迎孙中山北上，孔祥熙亲抵上海。北上线路确定后，又先孙赴京准备。不幸孙中山抵天津时肝病大发，日益加重。在孙病重期间，孔全力照顾。孙逝世后，孔被推为治丧处主任，主办治丧事宜。为治丧，孔曾支付私款5万元。
同年3月，王正廷复任中俄会议督办。4月，临时执政段祺瑞又任命孔为中俄会议坐办。孔答应就任。孔利用坐办名义广泛联络北方将领，积极营救陈友仁等国民党人。
1926年春，中俄会议时停时开，孔祥熙乘机赴美宣传中山遗嘱。在美国，孔为铭贤学校募得75万元校园扩建资金，并被欧柏林大学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孔看到革命形势发展迅速，是年冬返国，径赴广州。12月，孔担任广东政治分会委员，并接宋子文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兼代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总揽后方财政，支持北伐战争。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实业部，任孔祥熙为实业部长。孔在广州宣誓就职，但实际上并未赴任。4月汪精卫返国抵沪，孔闻讯离粤赴沪，力促汪蒋合作。
宁汉对立时期，孔祥熙站在南京方面，秘密往返于宁、汉、豫、粤之间，为时数月，为蒋介石苦心奔走。
1927年11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设立工商部。次年2月，孔祥熙担任工商部长。在近三年的工商部长任内，孔祥熙首先延揽旧有的工商学者组成工商法规讨论委员会，订立了《工商部组织法》、《劳资争议处理法》、《奖励工业品暂行条例》、《中华民国权度标准》、《度量衡法》、《中国国货商标法》、《工厂法》、《公司法》、《工会法》、《工商法》、《保险法》、《票据法》、《特种工业奖励法》、《商业检验条例》、《消费合作社条例》、《会计师条例》等100多种法规。这些工商法规虽然体现的是工商所有者的利益，特别是大工商所有者的利益，但确有利于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另外，孔在厉行工商注册、创办工商刊物、筹办国货银行、提倡发展生产、发展国际间贸易等方面，也小有建树。
1930年12月，国民政府将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任命孔祥熙为实业部长。孔提出“实施林垦政策，开发东北、西北、西南各省荒地，移民殖边，以裕民生而固国防，俾人口平均分配，地力得广泛利用”①。1931年1月，国民政府公布实业部组织法，规定实业部总揽农工商矿林牧渔和水利等一切实业。孔祥熙吸收掌管工商部的经验，又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其中依据职权范围呈国民政府公布的有：农会法实施法、倾销法、牧税法、工厂检查法、实业部国际贸易局条例等。
1931年12月，在粤方的逼迫下，蒋介石通电下野，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孔祥熙为表示与蒋共进退，辞去了实业部长职务。1932年1月，蒋汪再次合作，孔祥熙以“中华民国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身份于3月13日赴欧美考察。主要执行蒋介石关于同欧美各国接洽购买军械、飞机和设厂自制任务。在意大利访问墨索里尼时，墨索里尼向孔建议：“贵国建国，应以空军着手。空军发展起来比较快，所需军费较海军为少。且将来战争之胜负，取决于空军。日本为海军先进国家，贵国欲赶上日本，非仓促可办。空军则三五年内可见成效。”①孔祥熙将此建议报告蒋介石，蒋深以为然，于是优先发展空军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发展的重要战略。
1933年3月，孔祥熙从欧洲考察回国。当时国民政府财政拮据，宋子文辞去了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孔祥熙接任中央银行总裁，同时宣布“废两改元”。9月，蒋介石制定了新的“剿共”计划，要求迅速增加军费开支，宋子文以国库窘迫无法应付为由，提出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职务。蒋介石从南昌飞回南京，敦促孔祥熙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11月1日，孔由沪赴宁，就任财政部长。在当天招待记者时，他表示“开源节流为财政主要方策”。他说：“开源应力保经济建设，培养税源。至增加税收，不外整顿原有各税及另辟新税，但增税宜不伤人民元气，不害经济发展。节流之法，不仅缩减支出，还应注重分配得宜，合乎经济原则。”②其实，孔祥熙的“开源节流”并不能遏止军事开支这个大流，因为他继任财长本身，就是在宋子文无法阻止蒋介石扩充军费的前提下实现的。
孔祥熙执掌财政，长达11年之久，可分为“平时财政”和“战时财政”两个阶段。 在“平时财政”初期，孔祥熙为了支持蒋介石的“剿共”内战，实行赤字开支政策。当时财政赤字已近千万元，但是孔强调，平衡预算固然重要，而“剿共”作战比保持预算平衡更重要①。所以孔祥熙上台不久就以关税作担保，发行1亿元新公债。
1934年1月20日，孔祥熙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在会上他提出“整理田赋，举行土地陈报，以除积弊而裕税源案”和“减轻田赋附加以救济农村解除民困案”，两案均获通过。同年5月18日，为落实以上提案，孔专门召集了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
1934年6月，孔审核并呈报了“海关进口新税则”。并经第414次中央政治会议核准实施，于月底由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实行。新税则首先是对日军事妥协的产物，它对日货输入极为有利；其次，进口新税则对民族工业借鉴外国的技术极为不利，许多中国工业必需品的税率提高了。
1934年5月，孔意识到金融力量的分散，不利于稳定金融，为增加中央银行的实力，使之成为真正的“银行之银行”，决定把中央银行的资本由2000万元增加到1亿元。次年3月，他又呈请行政院通过“发行金融公债案”，以债券充作资本，将中国银行官股500万元增至2500万元；交通银行官股100万元增至1100万元。通过充实官股，增加了中央银行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控制力量。3月27日，“二十四年金融公债案”经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28日公债条例以国民政府名义发表。与此同时，对中、中、交行的领导机构分别进行改组，孔祥熙担任中央银行总裁。中、中、交行的改组，标志着国民政府金融步调一体化的完成。
1934年6月1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白银法案，宣布白银国有和无限制购买白银政策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银根紧张，严重伤害着中国的经济建设。鉴此恶流，孔祥熙于10月13日下午召集财政部负责人紧急开会，决定“把白银的纽结割开”，即把汇率与国外银行的联系割断。他着手颁布了征收白银出口税并加课平衡税条文，使白银的合法出口暂被制止。
但由于银本位制仍然保留着，在优厚利润诱惑下，白银走私猖獗起来。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孔祥熙立即决定筹划币制改革。1935年3月，孔责令组成专门班子研究草拟币改方案。同年11月3日正式公布《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宣布“自本年十一月四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银行之钞票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①。这次币制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它有效地制止了白银外流现象，同时，统一了中国长期以来混乱的货币发行，推动了中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1935年11月12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孔祥熙被推为提案审查委员会经济组召集人，主持审定了一系列有关国计民生的提案。在他的影响下，会议在发表的宣言中提出：“现代经济以金融为事业之中心，现代政治亦以金融为财政之枢纽”，因此要“下最大决心，行金融之统制”。会议还提出财政的任务是“立计划，严审核，统一币制，调节金融，以期扶植民力，充实国用，畅遂货物之流通，培养国家之元气”。①1936年2月28日，孔祥熙被任命为整理内外债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整理内外债务。在整理内债方面，孔的办法是发行以关税为担保的5种统一公债（也称二十五年统一公债），共计14.6亿元，利息6厘，分别在12、15、18、21、24年内满期还清，每半年抽签一次，旧债券按到期远近换成5种新债券。由于延长了偿还期限，使债务支出每年减少约达8500万元；还大大简化了债务结构，5种新债券代替了32种不同日期、结构复杂的旧债券，简比了债务手续，方便了持债人。在整理外债方面，孔认为：“中国复兴在望，急需要欢迎外资投入，以促进经济繁荣，建设之推进。”所以他提出免去债息、延长期限、减少债额等三项原则，以与各国洽商。当时的债权国，一方面看到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日益高涨，生怕中国出现新的政府彻底放弃偿还债息的义务，另一方面看到财政当局不倦寻求合理解决，尚有偿债的决心，只得面对现实接受孔祥熙的整理建议。这样，经过整理，不仅减轻了国民政府公债本息的负担，而且维护了债信，为抗战爆发后几次借款创造了条件。
1936年7月，孔祥熙呈准国民政府，公布《所得税暂行条例》。10月1日首先就公务人员薪给报酬所得和政府库券公债所得开征。自1937年1月1日起对以营利为目的而经营事业所得征课。所得税属直接税，它较间接税要公平合理些，有利于阻止税负转嫁。它的创办，为中国由间接税趋重于直接税迈出了第一步。到抗战爆发后，直接税显得更为重要，收入由1936年的600多万元，增加到1943年的4亿元以上，增加了70倍。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孔祥熙因身体不适抱疾上海私寓。当得到事变消息时，他一面紧急召集沪市银钱业商会要人，嘱咐维持安定；一面积极电张学良要求“保护介公”，和平解决。当晚孔与宋美龄到南京后，首先提出了政治、外交、情感、军事四方面对策，继又匆匆通电各省市及地方实力派稳定政局，后又召见各国使节安顿邦交。正如他自己所说：“余既受命兼代行政院长，自念当此危疑震撼之日，而所有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诸大计，萃于一身，责任重大，设有一着之误，即将沦国家于万劫不复，尤苦时机急迫，不容有从容探索余地。”①由于孔祥熙、宋美龄等的努力，基本上遏制了南京政府内部讨伐势力的发展，从另一方面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937年3月20日，国民政府派孔祥熙为“中华民国庆祝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特使”。这次赴欧历时半年，除了庆贺英王加冕外，主要是向欧洲各国洽商借款及购买军火，准备抗日。孔经过欧美往返活动，与欧洲诸国签定了一系列借款合同，并订购了大批军火。另外，孔还利用外交手段，企图促成建立太平洋国家互不侵犯及互助协定，企图以此限制日本的侵略行动。
1937年10月，孔由欧洲返国。此时正值淞沪会战。11月12日上海沦陷，国民政府决定西迁重庆，11月19日孔迁往汉口办公。
1938年元旦，国民政府为适应抗战需要实行改组，孔祥熙由行政院副院长升任院长。孔祥熙依据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中的财政方针，努力将平时财政转为战时财政。具体措施为：在金融方面，决定实行“百分之五提现”，实施《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制止战初银行、钱庄提兑拥挤；1938年3月公布《中央银行办理外汇清核办法》，规定各银行用外汇，要经中央银行批准，限制外汇购买；1939年3月，成立中英合作外汇平准基金1000万镑，由汇丰银行等在上海买卖中国法币，维持法币对英镑的比值，稳定汇率；成立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健全战时中央金融机构，监督全国银行业务；1938年6月召开地方金融会议，改善地方金融机构，发展地方生产事业。在税收方面，为开辟税源，公布《增进生产调整贸易办法大纲》，设置农产、工矿、贸易三调整委员会；将贸易委员会隶属财政部，负责土特产的收购和外销，充实外汇收入；组织工合协会，促进战时工业发展。在筹借方面，1938年12月，完成桐油借款2500万美元。这些努力在抗战初期都是有利于抗战的。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支出庞大，收入微少。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孔祥熙即酝酿增发通货。这次增钞于1938年底经国民政府批准，1939年1月公布实施，共增发“十数万万元”。①1938年5月，日本近卫内阁改组，宇垣就任外相，复信张群，表示只要孔祥熙出面，愿意开始和谈。孔在得到蒋介石同意后，指派秘书乔辅三赴香港与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密谈，但因日方条件苛刻，谈判不了了之。
从1940年开始，国统区通货膨胀指数逐步超过财政支出指数。这时，孔祥熙认识到增发通货的不良后果，力求抑制。孔抑制通货膨胀，主要采取了田赋征实、消费品专卖、管理私方信贷、强制推销公债、争取美援和对内出售黄金等措施。这些措施中最有效的是田赋征实。田赋征实对于压缩军费开支、抑制增钞、挽救金融危机均有裨益。但由于战争的扩大，财源的枯竭，抗战中、后期，通货膨胀日增。
1944年，通货膨胀带来的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国民政府迫切需要外援，孔祥熙把希望寄托在美援上。此时正好有两个重要国际会议（国际货币基金会议、橡树园会议），孔祥熙乘此机会，以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会议全权代表身份赴美交涉。国际货币基金会议，对摊额分配争得非常激烈，除英、美、苏三国外，第四席位，法国、印度都想争得，经过中国代表团的力争，会议最后表决，同意中国的份额提高到5.5亿美元，从此确立了中国在这一世界性货币会议中的第四席位。另外，孔祥熙又从旁指导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此会主要讨论和草拟战后国际组织章程。经过孔祥熙的折冲及代表团的努力，为中国争得了一些应有的权力。
在美期间，孔祥熙还与美国政府清算了美军驻华开销费用，为重庆政府净得2.2亿美元还偿金；出席美国国会演讲，呼唤美国援华；商妥购买3亿美元黄金，用于回笼法币，维持财政。
1944年秋冬，由于战争的摧残和消耗，国统区整个经济呈现出败落景象。这时，孔祥熙虽身在美国，但对此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他执掌财柄11年，除1936—1937年财政年盈余7800万元外，其余各年均有赤字。赤字财政的发展趋向必然是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不能不使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限制。于是，孔祥熙的政位受到了各方面的冲击。11月初，他在国内反对声中由美电谕，提出辞去财政部长职务，并获照准。
1945年5月，孔祥熙又辞去行政院院长职。7月，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7月29日，由美返国，继辞四联总处副主席职。10月，辞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职。此后孔仅留中国银行董事长一职。1947年秋，孔祥熙以陪侍宋霭龄看病为名赴美。1948年1月辞去中国银行董事长职。
1950年，蒋介石在台湾“复职”后，聘孔祥熙为“总统府”资政。孔在美居住15年后，于1962年返台湾定居台北。1964年，国民党任孔祥熙为中央评议委员。1966年孔赴美疗病。1967年8月16日，病死美国，终年87岁。
①李茂盛：《孔祥熙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①张振福：《初期的教会与庚子被难》，见《铭贤廿周年纪念册》，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版。
①郭荣生编著：《孔祥熙先生年谱》，台北中正书局1980年版，第30页。
②孟天祯：《从政前之孔庸之先生》，（台）传纪文学丛刊印行，第80页。
③表示“铭记为传教而殉难的诸位先贤”。
①见《铭贤廿周年纪念册》，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5月版。
②郭荣生编著：《孔祥熙先生年谱》，第42页。
①《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下册，第429页。
①《孔祥熙先生年谱》，第80页。
②《国闻周报》第7卷第44期。
①《申报》1933年11月2日第3版。
①《国闻周报》第12卷第44期。
①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页。
①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转引自《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下册，第662页。
① 1939年9月11日，孔祥熙在国民参政会上所作的财政报告。转引自《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45册。
孔祥熙，字庸之，1880年9月11日（清光绪六年八月初七）出生于山西省太谷县程家庄。父繁慈，前清贡生，先事商务，后任塾师。母庞氏，1886年病逝。孔6岁随父就塾。他对《诗经》、《礼记》颇感兴趣，入塾三年，铺就了一定的国学根底。
1889年，因基督教会开设的仁术医院治好了他的病，他对教会产生好感。1890年春，他不顾族人反对进入太谷基督教会所办的“华美公学”学习。在此，他先读科学浅说、圣经摘要，后学哲学、数学、格致，并开始参加礼拜，逐渐信奉基督教，成为世家子弟中最先皈依基督者之一。
1895年，他在“华美公学”毕业，经教会人士介绍，进入直隶省通州潞河学院。潞河学院也为教会所创办，开设课程除了数理化外，还讲经传道。孔经常借助圣经抨击朝政，指责当朝“政治腐败，丧权辱国，王公大臣，昧于事理”①，主张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听说孙中山组织了兴中会，便联系十几位同学成立了“兴中会通州分会”（对外称“文友会”），进行反清宣传。
孔在潞河学院经过5年的学习，正要毕业之际，赶上了义和 团运动。学院教士为义和团所冲击，停课避乱，孔趁此返乡。当时，因教案被洋人指名要求撤换的山东巡抚毓贤调到山西出任巡抚。毓贤唆使官兵在山西大肆屠杀教民。当孔回到太谷，得知曾为他治病、授课的教士已被囚准备用刑时，他急忙收买看守，救出了麦纳等3位少妇，并与知府交涉，将被杀的15具尸体，分别男女，“移葬于西门外义地”①。孔的这一行为后被洋人誉为“壮举”。
1900年7月13日，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8月下旬，潞河学院复学。孔返校后立即将山西教案实情禀报赞助议和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认为教案所以发生纯属毓贤所为，与民无关，一般贫民所以被利用，是无知所致，建议为求永息教案，必须先“开通民智”，提倡科学及兴办教育。李提摩太觉得孔的建议确属上策，于是一面劝阻联军进攻山西，一面将“殉难教士”的“抚恤金”改用兴办西伦大学（山西大学前身之一）。李鸿章深知联军放弃进攻山西与孔有关，赐予他“帮办洋务”的名义，要他参办教案。孔因曾发誓不与西太后朝廷合作，谢绝了李的好意，但向李提出想出国深造。李赞同孔的请求。为使旅途方便，李除发给孔出国护照外，还给予“全权议和大臣一等肃毅伯随员”的名义。并致电驻美公使伍秩庸对孔多加关照。1901年秋，孔乘海轮经上海转赴美国，进入美国中部俄亥俄州欧柏林大学读书。欧柏林大学为教会学校，学科齐备。孔祥熙先是立志从事实业，后又想从改革社会入手。因此，在校四年中，前两年主修理化，后两年兼学社会科学。1905年，孔祥熙在欧柏林大学毕业后，考入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蜚声国际的耶鲁大学研究院，为开发中国地下宝藏，专习矿物。
孔祥熙进入耶鲁大学不久，曾亲赴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晤见途经那里的孙中山，聆听孙中山所阐扬的革命理论。在交谈中，孙中山告诫孔：“不论兴办任何事业，都得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尤须持之以恒，方可有所成就。至于革命工作，尤应自启迪民智开始。”①孙的寥寥数语，使孔敬仰万分，当即发誓追随革命，加入兴中会。孙中山欣然应允。此后孔祥熙便响应孙的号召到西北一带兴办教育，以启民智。
1907年夏，耶鲁大学毕业获理化硕士学位的孔祥熙回国前到欧柏林母校辞行。在欧柏林大学中国同学会举办的欢送会上，有人提议乘孔回国之便，带一笔捐款，为“庚子殉难传教士”建立一所纪念堂，立碑勒石以为永久纪念。孔认为建筑纪念堂和立碑勒石是死的纪念物。死的纪念物固然重要，但不如造就活的纪念物，即“设立学校，造就人材，使庚子殉难教友的精神长存人间”②。孔的提议得到了全体与会者的响应，他们纷纷捐款，几天内孔就收到一笔数目可观的捐款。
当年秋天，孔祥熙携款回到山西太谷，一心创办学校。他将教会在太谷西城蒙馆接受下来作为校址，创建“铭贤中学”③，自任校长。不久，孔将铭贤中学搬到太谷东关孟家花园。经过几年的校舍建设，特别是多方网罗人才，高薪聘请教师，大量购置仪器、书籍，使学校颇具规模。铭贤学校作为新式学堂，教师大部来自国外。该校校训是：“学以事人。”①培养目标是：“造就德、智、体三育兼全人才。”课程设置为：数学、矿物、生物、国文、史地、音乐、体育、经史。
1911年10月29日，山西革命党人为响应武昌起义在太原举事。孔乘机把太谷城内的商团、巡警队、学生一起组织起来，成立“营务处”，自任总办，维持治安。当袁世凯派清军进攻山西时，孔曾三次派学生军赴娘子关作战，抵抗清军对起义军的镇压。
1912年，孔祥熙看准火油生意大有可为，设立“祥记公司”，交付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保证金40万元银元，取得山西省亚细亚火油总代理权。此一独占性经营，使孔每年获得巨大盈利。孔规定，盈利的40％用于兴学和举办公益事业。②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袁，电召孔祥熙赴沪商讨时事。孔匆匆南下。不久，“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为保存革命元气，率领革命人士再渡日本。孔祥熙追随孙中山一同赴日。
孔到日本后，适逢中华基督教留日青年会总干事王正廷辞职，基督教青年会会长莫特请孔出任。孔以基督教留日青年会总干事为掩护，积极筹款接济孙中山等革命人士生活。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决定解散国民党，成立中华革命党时，孔是首批宣誓加入者之一。
1914年春天，孔祥熙和宋耀如的长女宋霭龄结婚。当时宋霭龄是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婚后两人继续协助孙中山发展革命势力。1915年，鉴于袁世凯阴谋称帝，孙中山派孔祥熙和宋霭龄回国，在北方从事革命活动。孔辞去了教会职务，宋霭龄的工作也由其妹宋庆龄接替，两人于当年秋天回到山西太谷。
1916年元旦，袁世凯公然复辟帝制。孔祥熙于太谷得悉后，当即写下一篇《上袁世凯书》，寄送报馆公开发表，予以声讨。
1919年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山西太谷时，孔祥熙立即把亢奋的全体师生召集在大礼堂里，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充分肯定五四运动是“有胆有识的空前壮举”。他归纳五四爱国运动这一空前壮举的意义是：一、可以作为外交后盾；二、可以警惕愚顽，激励弱懦；三、可以使政治改善，国运好转，奠定国家强盛之初基。他建议大家共同致力于一件事，即：组队分赴各地，向老百姓宣讲五四运动意义，让多数同胞对此有所了解。并亲自于5月7日策划组织300余学生上街游行示威。
1920年山西大旱，灾民无以为生。孔祥熙出面向华洋义赈会请命，贷得巨款100万美金，并提出“以工代赈、修筑公路，将来以公路收入，偿还贷款”的意见。山西督军阎锡山得悉后极为高兴，马上派孔的同乡好友赵守钰为路工局局长，督修平遥经汾阳至离石、军渡之晋西公路和由平定、阳泉经昔阳、和顺之晋东公路。公路工程，自翌年春开工，冬完竣。两大交通要道的完成，对山西经济的发展，裨益匪浅。
1922年2月4日，在华盛顿会议的影响下，在中、美、英三方压力下，日本被迫与中国达成协议，恢复中国对山东的主权，日军撤出山东。为解决鲁案善后事宜，北京政府决定派曾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和约的国民党南方革命政府代表王正廷任督办。3月，孔祥熙受王正廷之邀和孙中山电促，赴济南出任鲁案善后督办公署实业处长。
孔到济南后，正值直奉大战爆发，鲁案善后公署迁到北京。不久，孔又奉孙中山电召赴粤汇报。因直系战胜奉系，大局已定，孙中山发表通电，主张和平统一。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探知孔与孙的“连襟”关系，亟欲借重孔祥熙商通南北意见，实现南北统一。孔祥熙往返南北之间，执行着沟通南北政府的秘密使命。直到6月间，徐世昌下野，黎元洪复任，国内情势顿变，孔才放弃此项工作，把精力放在鲁案善后上。
鲁案善后进行比较顺利，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为确定办法，第二步是实地查点和估价。第一步工作主要在北京进行。9月20日鲁案善后公署迁往济南，进行第二步工作。9月28日，交涉在各分委会进行；孔祥熙兼任邮电分会主任委员。12月初，细目协定签字，孔携公署人员赴青岛，具体办理接收事宜。12月10日，鲁案善后结束。山东省长熊秉琦因接受伊始，千头万绪，力挽孔留青岛协助政务，孔为了安置部分办理鲁案人员，暂就胶澳商埠电话局长。
1923年3月，在苏联政府的催促下，北京政府决定成立中俄交涉事务公署，用于和苏联谈判蒙古问题和中东路问题。王正廷为中俄交涉事务公署总办，王邀孔祥熙担任中俄谈判公署坐办。当时奉系与直系矛盾尖锐。孙中山在广东建立大本营准备北伐，奉系有联孙意向。为了加强粤奉关系，孙中山正拟派孔祥熙到东北做“铺路”工作。于是孔借此辞去了胶澳商埠电话局长职务，接受孙中山的要求，就任坐办，以公署驻奉代表身份前往沈阳。中俄交涉虽为时半载即告停顿，但孔从此却与张氏父子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结束后，孙中山很想在北方找到同仁，于是电召孔祥熙到粤磋商。孔祥熙到广州后立即将冯玉祥介绍给孙中山，并经孙中山同意，密携孙中山手书《建国大纲》奔赴北京，在孙冯之间斡旋。冯逐步倾向革命，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为迎孙中山北上，孔祥熙亲抵上海。北上线路确定后，又先孙赴京准备。不幸孙中山抵天津时肝病大发，日益加重。在孙病重期间，孔全力照顾。孙逝世后，孔被推为治丧处主任，主办治丧事宜。为治丧，孔曾支付私款5万元。
同年3月，王正廷复任中俄会议督办。4月，临时执政段祺瑞又任命孔为中俄会议坐办。孔答应就任。孔利用坐办名义广泛联络北方将领，积极营救陈友仁等国民党人。
1926年春，中俄会议时停时开，孔祥熙乘机赴美宣传中山遗嘱。在美国，孔为铭贤学校募得75万元校园扩建资金，并被欧柏林大学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孔看到革命形势发展迅速，是年冬返国，径赴广州。12月，孔担任广东政治分会委员，并接宋子文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兼代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总揽后方财政，支持北伐战争。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实业部，任孔祥熙为实业部长。孔在广州宣誓就职，但实际上并未赴任。4月汪精卫返国抵沪，孔闻讯离粤赴沪，力促汪蒋合作。
宁汉对立时期，孔祥熙站在南京方面，秘密往返于宁、汉、豫、粤之间，为时数月，为蒋介石苦心奔走。
1927年11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设立工商部。次年2月，孔祥熙担任工商部长。在近三年的工商部长任内，孔祥熙首先延揽旧有的工商学者组成工商法规讨论委员会，订立了《工商部组织法》、《劳资争议处理法》、《奖励工业品暂行条例》、《中华民国权度标准》、《度量衡法》、《中国国货商标法》、《工厂法》、《公司法》、《工会法》、《工商法》、《保险法》、《票据法》、《特种工业奖励法》、《商业检验条例》、《消费合作社条例》、《会计师条例》等100多种法规。这些工商法规虽然体现的是工商所有者的利益，特别是大工商所有者的利益，但确有利于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另外，孔在厉行工商注册、创办工商刊物、筹办国货银行、提倡发展生产、发展国际间贸易等方面，也小有建树。
1930年12月，国民政府将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任命孔祥熙为实业部长。孔提出“实施林垦政策，开发东北、西北、西南各省荒地，移民殖边，以裕民生而固国防，俾人口平均分配，地力得广泛利用”①。1931年1月，国民政府公布实业部组织法，规定实业部总揽农工商矿林牧渔和水利等一切实业。孔祥熙吸收掌管工商部的经验，又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其中依据职权范围呈国民政府公布的有：农会法实施法、倾销法、牧税法、工厂检查法、实业部国际贸易局条例等。
1931年12月，在粤方的逼迫下，蒋介石通电下野，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孔祥熙为表示与蒋共进退，辞去了实业部长职务。1932年1月，蒋汪再次合作，孔祥熙以“中华民国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身份于3月13日赴欧美考察。主要执行蒋介石关于同欧美各国接洽购买军械、飞机和设厂自制任务。在意大利访问墨索里尼时，墨索里尼向孔建议：“贵国建国，应以空军着手。空军发展起来比较快，所需军费较海军为少。且将来战争之胜负，取决于空军。日本为海军先进国家，贵国欲赶上日本，非仓促可办。空军则三五年内可见成效。”①孔祥熙将此建议报告蒋介石，蒋深以为然，于是优先发展空军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发展的重要战略。
1933年3月，孔祥熙从欧洲考察回国。当时国民政府财政拮据，宋子文辞去了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孔祥熙接任中央银行总裁，同时宣布“废两改元”。9月，蒋介石制定了新的“剿共”计划，要求迅速增加军费开支，宋子文以国库窘迫无法应付为由，提出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职务。蒋介石从南昌飞回南京，敦促孔祥熙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11月1日，孔由沪赴宁，就任财政部长。在当天招待记者时，他表示“开源节流为财政主要方策”。他说：“开源应力保经济建设，培养税源。至增加税收，不外整顿原有各税及另辟新税，但增税宜不伤人民元气，不害经济发展。节流之法，不仅缩减支出，还应注重分配得宜，合乎经济原则。”②其实，孔祥熙的“开源节流”并不能遏止军事开支这个大流，因为他继任财长本身，就是在宋子文无法阻止蒋介石扩充军费的前提下实现的。
孔祥熙执掌财政，长达11年之久，可分为“平时财政”和“战时财政”两个阶段。 在“平时财政”初期，孔祥熙为了支持蒋介石的“剿共”内战，实行赤字开支政策。当时财政赤字已近千万元，但是孔强调，平衡预算固然重要，而“剿共”作战比保持预算平衡更重要①。所以孔祥熙上台不久就以关税作担保，发行1亿元新公债。
1934年1月20日，孔祥熙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在会上他提出“整理田赋，举行土地陈报，以除积弊而裕税源案”和“减轻田赋附加以救济农村解除民困案”，两案均获通过。同年5月18日，为落实以上提案，孔专门召集了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
1934年6月，孔审核并呈报了“海关进口新税则”。并经第414次中央政治会议核准实施，于月底由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实行。新税则首先是对日军事妥协的产物，它对日货输入极为有利；其次，进口新税则对民族工业借鉴外国的技术极为不利，许多中国工业必需品的税率提高了。
1934年5月，孔意识到金融力量的分散，不利于稳定金融，为增加中央银行的实力，使之成为真正的“银行之银行”，决定把中央银行的资本由2000万元增加到1亿元。次年3月，他又呈请行政院通过“发行金融公债案”，以债券充作资本，将中国银行官股500万元增至2500万元；交通银行官股100万元增至1100万元。通过充实官股，增加了中央银行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控制力量。3月27日，“二十四年金融公债案”经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28日公债条例以国民政府名义发表。与此同时，对中、中、交行的领导机构分别进行改组，孔祥熙担任中央银行总裁。中、中、交行的改组，标志着国民政府金融步调一体化的完成。
1934年6月1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白银法案，宣布白银国有和无限制购买白银政策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银根紧张，严重伤害着中国的经济建设。鉴此恶流，孔祥熙于10月13日下午召集财政部负责人紧急开会，决定“把白银的纽结割开”，即把汇率与国外银行的联系割断。他着手颁布了征收白银出口税并加课平衡税条文，使白银的合法出口暂被制止。
但由于银本位制仍然保留着，在优厚利润诱惑下，白银走私猖獗起来。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孔祥熙立即决定筹划币制改革。1935年3月，孔责令组成专门班子研究草拟币改方案。同年11月3日正式公布《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宣布“自本年十一月四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银行之钞票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①。这次币制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它有效地制止了白银外流现象，同时，统一了中国长期以来混乱的货币发行，推动了中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1935年11月12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孔祥熙被推为提案审查委员会经济组召集人，主持审定了一系列有关国计民生的提案。在他的影响下，会议在发表的宣言中提出：“现代经济以金融为事业之中心，现代政治亦以金融为财政之枢纽”，因此要“下最大决心，行金融之统制”。会议还提出财政的任务是“立计划，严审核，统一币制，调节金融，以期扶植民力，充实国用，畅遂货物之流通，培养国家之元气”。①1936年2月28日，孔祥熙被任命为整理内外债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整理内外债务。在整理内债方面，孔的办法是发行以关税为担保的5种统一公债（也称二十五年统一公债），共计14.6亿元，利息6厘，分别在12、15、18、21、24年内满期还清，每半年抽签一次，旧债券按到期远近换成5种新债券。由于延长了偿还期限，使债务支出每年减少约达8500万元；还大大简化了债务结构，5种新债券代替了32种不同日期、结构复杂的旧债券，简比了债务手续，方便了持债人。在整理外债方面，孔认为：“中国复兴在望，急需要欢迎外资投入，以促进经济繁荣，建设之推进。”所以他提出免去债息、延长期限、减少债额等三项原则，以与各国洽商。当时的债权国，一方面看到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日益高涨，生怕中国出现新的政府彻底放弃偿还债息的义务，另一方面看到财政当局不倦寻求合理解决，尚有偿债的决心，只得面对现实接受孔祥熙的整理建议。这样，经过整理，不仅减轻了国民政府公债本息的负担，而且维护了债信，为抗战爆发后几次借款创造了条件。
1936年7月，孔祥熙呈准国民政府，公布《所得税暂行条例》。10月1日首先就公务人员薪给报酬所得和政府库券公债所得开征。自1937年1月1日起对以营利为目的而经营事业所得征课。所得税属直接税，它较间接税要公平合理些，有利于阻止税负转嫁。它的创办，为中国由间接税趋重于直接税迈出了第一步。到抗战爆发后，直接税显得更为重要，收入由1936年的600多万元，增加到1943年的4亿元以上，增加了70倍。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孔祥熙因身体不适抱疾上海私寓。当得到事变消息时，他一面紧急召集沪市银钱业商会要人，嘱咐维持安定；一面积极电张学良要求“保护介公”，和平解决。当晚孔与宋美龄到南京后，首先提出了政治、外交、情感、军事四方面对策，继又匆匆通电各省市及地方实力派稳定政局，后又召见各国使节安顿邦交。正如他自己所说：“余既受命兼代行政院长，自念当此危疑震撼之日，而所有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诸大计，萃于一身，责任重大，设有一着之误，即将沦国家于万劫不复，尤苦时机急迫，不容有从容探索余地。”①由于孔祥熙、宋美龄等的努力，基本上遏制了南京政府内部讨伐势力的发展，从另一方面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937年3月20日，国民政府派孔祥熙为“中华民国庆祝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特使”。这次赴欧历时半年，除了庆贺英王加冕外，主要是向欧洲各国洽商借款及购买军火，准备抗日。孔经过欧美往返活动，与欧洲诸国签定了一系列借款合同，并订购了大批军火。另外，孔还利用外交手段，企图促成建立太平洋国家互不侵犯及互助协定，企图以此限制日本的侵略行动。
1937年10月，孔由欧洲返国。此时正值淞沪会战。11月12日上海沦陷，国民政府决定西迁重庆，11月19日孔迁往汉口办公。
1938年元旦，国民政府为适应抗战需要实行改组，孔祥熙由行政院副院长升任院长。孔祥熙依据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中的财政方针，努力将平时财政转为战时财政。具体措施为：在金融方面，决定实行“百分之五提现”，实施《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制止战初银行、钱庄提兑拥挤；1938年3月公布《中央银行办理外汇清核办法》，规定各银行用外汇，要经中央银行批准，限制外汇购买；1939年3月，成立中英合作外汇平准基金1000万镑，由汇丰银行等在上海买卖中国法币，维持法币对英镑的比值，稳定汇率；成立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健全战时中央金融机构，监督全国银行业务；1938年6月召开地方金融会议，改善地方金融机构，发展地方生产事业。在税收方面，为开辟税源，公布《增进生产调整贸易办法大纲》，设置农产、工矿、贸易三调整委员会；将贸易委员会隶属财政部，负责土特产的收购和外销，充实外汇收入；组织工合协会，促进战时工业发展。在筹借方面，1938年12月，完成桐油借款2500万美元。这些努力在抗战初期都是有利于抗战的。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支出庞大，收入微少。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孔祥熙即酝酿增发通货。这次增钞于1938年底经国民政府批准，1939年1月公布实施，共增发“十数万万元”。①1938年5月，日本近卫内阁改组，宇垣就任外相，复信张群，表示只要孔祥熙出面，愿意开始和谈。孔在得到蒋介石同意后，指派秘书乔辅三赴香港与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密谈，但因日方条件苛刻，谈判不了了之。
从1940年开始，国统区通货膨胀指数逐步超过财政支出指数。这时，孔祥熙认识到增发通货的不良后果，力求抑制。孔抑制通货膨胀，主要采取了田赋征实、消费品专卖、管理私方信贷、强制推销公债、争取美援和对内出售黄金等措施。这些措施中最有效的是田赋征实。田赋征实对于压缩军费开支、抑制增钞、挽救金融危机均有裨益。但由于战争的扩大，财源的枯竭，抗战中、后期，通货膨胀日增。
1944年，通货膨胀带来的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国民政府迫切需要外援，孔祥熙把希望寄托在美援上。此时正好有两个重要国际会议（国际货币基金会议、橡树园会议），孔祥熙乘此机会，以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会议全权代表身份赴美交涉。国际货币基金会议，对摊额分配争得非常激烈，除英、美、苏三国外，第四席位，法国、印度都想争得，经过中国代表团的力争，会议最后表决，同意中国的份额提高到5.5亿美元，从此确立了中国在这一世界性货币会议中的第四席位。另外，孔祥熙又从旁指导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此会主要讨论和草拟战后国际组织章程。经过孔祥熙的折冲及代表团的努力，为中国争得了一些应有的权力。
在美期间，孔祥熙还与美国政府清算了美军驻华开销费用，为重庆政府净得2.2亿美元还偿金；出席美国国会演讲，呼唤美国援华；商妥购买3亿美元黄金，用于回笼法币，维持财政。
1944年秋冬，由于战争的摧残和消耗，国统区整个经济呈现出败落景象。这时，孔祥熙虽身在美国，但对此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他执掌财柄11年，除1936—1937年财政年盈余7800万元外，其余各年均有赤字。赤字财政的发展趋向必然是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不能不使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限制。于是，孔祥熙的政位受到了各方面的冲击。11月初，他在国内反对声中由美电谕，提出辞去财政部长职务，并获照准。
1945年5月，孔祥熙又辞去行政院院长职。7月，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7月29日，由美返国，继辞四联总处副主席职。10月，辞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职。此后孔仅留中国银行董事长一职。1947年秋，孔祥熙以陪侍宋霭龄看病为名赴美。1948年1月辞去中国银行董事长职。
1950年，蒋介石在台湾“复职”后，聘孔祥熙为“总统府”资政。孔在美居住15年后，于1962年返台湾定居台北。1964年，国民党任孔祥熙为中央评议委员。1966年孔赴美疗病。1967年8月16日，病死美国，终年87岁。
①李茂盛：《孔祥熙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①张振福：《初期的教会与庚子被难》，见《铭贤廿周年纪念册》，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版。
①郭荣生编著：《孔祥熙先生年谱》，台北中正书局1980年版，第30页。
②孟天祯：《从政前之孔庸之先生》，（台）传纪文学丛刊印行，第80页。
③表示“铭记为传教而殉难的诸位先贤”。
①见《铭贤廿周年纪念册》，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5月版。
②郭荣生编著：《孔祥熙先生年谱》，第42页。
①《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下册，第429页。
①《孔祥熙先生年谱》，第80页。
②《国闻周报》第7卷第44期。
①《申报》1933年11月2日第3版。
①《国闻周报》第12卷第44期。
①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页。
①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转引自《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下册，第662页。
① 1939年9月11日，孔祥熙在国民参政会上所作的财政报告。转引自《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45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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