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李济深
李济深，字任潮，广西苍梧人，1885年11月6日（清光绪十一年九月三十日）生于一个富农家庭。李济深的青少年时期，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严重的时期。激于爱国思想，他立志学习军事。1903年由梧州中西学堂保送入广东黄埔陆军中学学习。不久，该校并入陆军速成学堂。他入步兵科。1907年毕业后，先在广东新军当见习官，后又入讲武堂学习。1909年被保送入保定陆军军官学堂深造。1912年到上海，在姚雨平部任作战参谋，1913年重返学校学习。1914年毕业留校任教官5年。1920年应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之召，到广州任粤军第一师副官长，后任参谋长。1923年3月升任师长。被孙中山委为西江督办，挥师溯江而上占领梧州，支持李宗仁、黄绍竑等击败广西军阀陆荣廷、沈鸿英，统一广西。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缺席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成立时，任副校长兼训练部主任。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广州分会主席、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他未到前方，任总司令部留守主任。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国民革命，李亦在广州发动四一五事变，实行“清党”反共。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李济深卷入了国民党派系争斗之中。
1929年1至3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编遣会议和国民党三全大会，采取排除异己、削减其他派系势力的方针，激化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蒋介石以调停湘事为由，电请李济深赴京。李先同蔡元培等在上海与李宗仁晤谈，后又回南京见蒋介石。事后李济深对记者称：湘事归政治解决，一切听中央办理。但是，3月16日，桂系两将领打电报给李济深，谓蒋已决定用武力讨伐。李即密电李宗仁，商讨对策。两电均被蒋介石的特务获悉。21日，李济深即被软禁于南京汤山。国民党三全大会决定将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开除出党，理由是他们“拥兵自重，割据地方，不服从中央指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获释。11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全大会”宣布恢复李济深等人的党籍。
日军侵占我国东北后，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1933年11月18日，李济深会同十九路军将领、第三党领导人章伯钧、黄琪翔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举起抗日联共反蒋旗帜，成立新政府。11月20日上午在福州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开幕，发布《人民权利宣言》。宣言提出：“（1）否认南京反动政府；（2）号召全国反帝反国民政府之革命势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国民政府为中心之法西斯系统；（3）于最短期间召集第一次全国生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解决国是。”①当日晚，大会主席团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1月22日新政府成立，以李济深为人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1月21日组成了以陈铭枢为书记的生产人民党。李济深等宣布退出国民党。11月27日，人民革命政府与苏维埃政府订立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福建事变发生后，蒋、汪控制的国民党中常会于11月23日宣布永远开除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党籍。蒋派遣十几万大军入闽讨伐，软硬兼施。由于一部分军队倒戈投蒋，1934年1月蒋军占领福州，福建人民政府反蒋失败。李济深等逃亡香港和海外，继续从事抗日讨蒋活动。
1935年冬，李济深与原十九路军将领在香港组织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立宣言》分析了日本侵华灭华的野心，揭露了南京政府卖国误国的事实，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民族最大的仇敌，南京政府蒋介石、汪精卫是中国最大的汉奸，我们必须铲除这两大仇敌，才能完成中华民族革命的第一步；抗日与反蒋，其中具有不可分离的联系”。宣言提出了同盟的“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两大基本政治主张和八条目前行动纲领，即：（1）集中一切力量进行民族战争；（2）策动全国海陆空军，武装全国民众对日作战，收复失地；（3）推翻南京汉奸政权，召集人民代表大会，解决国是；（4）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没收一切汉奸财产；（5）联合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一切民族及被压迫阶级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6）凡同情及援助中国抗日战争及严守中立的国家视之为友，其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破坏中国抗日战争者视之为敌；（7）铲除贪污土劣，废除苛捐杂税；（8）争取人民的身体、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之绝对自由①。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李宗仁、李济深等16人于12月16日通电全国，反对内战，主张建立抗日政府，一致抗日。1937年2月，李济深等发表《解决时局抗日救亡之意见》，痛陈危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开放政权，肃清亲日派；召集救亡会议，实现民主自由；停止对日外交谈判，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划分国防区，布置国防等五项呼吁。在呼吁中强调“抗战为统一之先决条件，统一则为抗战之必然结果。……任何党派若不欲自绝于国人，决不能违反抗日神圣命令，中共亦当以抗日为前提，履行其约言，改变苏维埃之组织与红军之旗帜，使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之直接组成部分”②。全民族抗战开始后，李济深等于1937年8月发表宣言，号召盟员拥护政府，抗战到底。10月25日决定解散中华民族革命同盟。10月30日公布《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解散宣言》。宣言说：自芦沟桥和上海抗战发动后，我民族已呈现空前未有之统一，故解散同盟组织。号召盟员“此后各自淬厉，本历年抗战之决心，作民族忠贞之战士”。又说：“望我政府在此存亡一发之秋，积极动员全国民众，共赴此神圣之民族战争，以争取最后胜利，完成民族解放之使命，实现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③抗战时期，李济深主张国共合作抗日。曾建议国民政府军委会注重山西抗战，以牵制日军南下。在武汉东湖又写长信给蒋介石，提出坚持抗战和实行民主两大主张。由于李济深在国民党军政界有一定声望（曾有“全国陆军皆后学，粤中名将尽门生”的说法），蒋介石对之总存戒心，所以始终未委以军政实权。从1938年底至抗战结束，李主要担任过三个职务，即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军事参议院院长。
1940年6月，原白崇禧掌管的桂林行营撤销，新成立军委会桂林办公厅，由李济深任主任，9月，李离开重庆到桂林上任。该厅名义上管辖三、四、七、九4个战区，指导8个省，实际只是承转机关，无作战指挥之权。该机构于1944年春撤销，李济深改任为更无实权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事参议院院长。衡阳陷落时，何应钦、白崇禧均在桂林，力劝李济深到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职位。蒋经国也衔其父命来桂林促驾。但李还是决心不去重庆。
在桂林，李济深利用其职位和影响，展开了抗日与民主活动。他掩护了一批进步文化人的活动，并在香港沦陷后，在经济上接济了一批撤到桂林的民主人士和进步分子。1944年2月至5月，欧阳予倩、田汉、吕复等倡议、组织了规模宏大、盛况空前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李济深被邀担任大会名誉会长。他还捐款给大会作为活动费。6月，由李济深等发起成立了桂林文化界扩大动员抗战宣传周工作委员会，展开抗战宣传活动。他还在桂林广播电台播讲《同志们，起来吧！》，号召八桂子弟组织和武装起来，粉碎敌人的进攻。6月18、19两日举行了上万人的国旗献金大游行，李济深、柳亚子等走在队伍前头。宣传周和献金大游行结束后，献金和募集的钱物一部分送交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一部分送交湘桂前线的部队。6月28日，成立了以李济深为会长的桂林文化界抗敌工作协会。7月，组织了以田汉为总队长的桂林文化界抗敌工作队，到湘桂路沿线的兴安、全州等地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不久，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压制，该队被迫解散。
桂林沦陷前后，在桂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工作者纷纷疏散、转移重庆、贵阳及柳北地区。何香凝、梁漱溟、陈劭先等到桂东、贺县、昭平。李济深先到梧州，后又转到家乡廖纯村。这时，他目睹国民党统治集团日益反动和腐败，他一面从事敌后抗日武装斗争，一面联络何香凝和在广东罗定抗日的蔡廷锴等，酝酿成立国民党民主派的政治组织。并派朱蕴山同张澜、冯玉祥及西南地方实力派联系。日本投降后，李济深加紧了这一活动。他派人草拟了组织章程，将章程与同时期何香凝拟的章程一起整理后交何香凝、蔡廷锴过目。1946年2月下旬，李济深经广州去重庆，准备出席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广州，他委托蔡廷锴、李章达负责筹备工作。3月12日、4月14日，蔡廷锴、李章达在广州集会两次，正式组成中国民主促进会，推举（一说由李济深事前指定）15人为中央理事会理事，李济深为理事会主席，在李未到之前由蔡廷锴代理。会议通过了宣言，5月15日在香港《华商报》发表。《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宣言》宣告该会成立的动机和宗旨是：“团结海内外志同道合之同志，齐一步伐，集中力量，以促进中国之民主运动，共同完成建国大业，使和平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得以雄临于世界。”《宣言》提出了八条时局主张，主要是：政治上主张实行民主，国民党自动结束党治，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保证人民各项基本自由，一切民主党派处于平等合法地位，中央地方采均权制，各省省宪由各省人民代表制定，各省行政首长亦实行民选。经济上实行民生主义的计划经济。外交上积极参加国际安全机构，与所有爱好和平国家以平等地位切实合作，反对任何国家在我国土内驻兵及侵害我国家主权之特权。军事上主张军队国家化，在民主政府之下，任何党派及个人均不得拥有军队。5月21日，又以蔡廷锴等的名义在《华商报》发表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政治主张》，更详细地重申了《宣言》的八项主张。《宣言》和《政治主张》阐明了国民党内一部分民主派的一般政治纲领。民主促进会成立后，还决定办一种日报，作为与民盟共有的机关报。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报没办成，蔡廷锴、李章达被警告“限日出境”。不久，总部由广州迁往香港。
李济深在重庆期间，表示坚决反对内战，同时广泛接触中共代表及民主人士。在会见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5年10月28日在重庆成立）领导人时，表示支持民联的活动。他还和冯玉祥、刘文辉、张澜、龙云、陈铭枢、余心清、蒋光鼐等在聚兴诚银行聚会，分析国内形势，相约一旦内战爆发，“就联合国民党内部可以联合的力量，组织团体，展开反蒋斗争”①。同年5月底，离川赴南京。在南京，他同中共代表联系，着手进行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他回忆说：当时，董必武给予我们七百万元。王葆真带了五百万元，余心清带了一百万元到北方去策反。我自己亦想来北方一行，……但那时，蒋介石已打了三封电报要我去庐山了。②在庐山因同蒋面谈时间很少，便写了一封长信批评蒋的政策。而后，离开庐山返回南京。年底抵沪。
1947年2月26日，李济深以回乡扫墓之名，离沪抵香港。在香港同蔡廷锴等商定了七条纲领，3月9日以《李济深对时局意见》在《华商报》发表。李济深首先指出：“中国到了今天，无论就整个国家民族来说，或就执政的国民党来说，都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危机。我们对于这种危机……应平心静气，很客观的诊视病源，实事求是的找出挽救方法。”他说：“使国家弄到这样地步，我们的党，当然要负相当责任。”“蒋主席应负主要责任”，这是“客观逻辑必然的结论”。最后他提出七条挽救时局的意见：（1）政府必须放弃武力统一政策，双方立刻停火。（2）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改组中央及地方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3）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后，重新召开国民大会，制定一部真正能反映全国民意的宪法。（4）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确立独立自主外交政策。（5）立刻大量裁军、减政，切实复员，抑制物价，以安定民生。（6）保护民族经济，取缔官僚资本，实行保护关税政策。（7）恢复孙总理革命精神，改造中国国民党，废除党内独裁，保证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建国。李济深的离沪赴港和这个方案的公开发表，表明他又一次举起了反蒋的旗帜。同时表明他实际上迈出了同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和同中共合作的第一步。因此，此文获得各民主党派的称赞和国民党民主分子的响应。蒋介石集团控制的国民党中央于1947年5月召开紧急会议，以“有背党纪”，“诋毁蒋主席及政府”为由，宣布开除李济深党籍。
从1947年5月开始，李济深加紧了建立统一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筹备工作。当时在香港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除他领导的中国民主促进会（1947年7月1日宣布同上海马叙伦领导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合并，1948年3月20日又分开，改称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在上海者简称民进）外，还有民联的地方组织。在李济深组织、推动下，先后组成了民联南方执行部、民联粤港澳总分会和民联、民促南方联合执行部。1947年5月，李济深、何香凝写了致上海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陈铭枢的密信。信写在不大的一块白绸巾上，内容是：“国民党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对内对外，紧要万分。盼先生等迅即来港，共同筹策一切。详情由蕴兄面报。”（蕴兄即朱蕴山，原拟派他到上海，后未成行。另托人带口信给谭平山等人。10月初，柳亚子到港，看到信即收起来）柳亚子、谭平山等人陆续由沪抵港。此时，中国劳动协会主席朱学范适出席国际工联理事会后转经美国旧金山回到香港，带来了正在美“考察”的冯玉祥给李济深等人建议成立国民党革命组织的信，并作为冯玉祥的代表参与协商。关于新组织的名称，曾有“民主和平运动大同盟”、“中国民主党”、“中国民主和平运动联盟”、“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同盟”、“中国国民党（左派）”或“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等。宋庆龄建议叫“革命委员会”，何香凝坚持加“国民党”三个字，以便团结更多的国民党人，孤立蒋介石。最后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关于领导者，多数人推李济深担任。李提议请孙夫人宋庆龄莅港出面领导。大约在10月底，由柳亚子执笔，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李章达、陈其瑗六人签名写成了《上孙夫人书》，书中说：“自从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被蒋介石及其爪牙党内顽固分子推翻后，中国人民渴望的民主与和平便不能早日实现，且深陷于惨酷的内战灾祸中。本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在反动派把持之下也变成了背弃总理遗教，甘为独裁者自私和卖国残民之工具。我们应海内外大多数党中同志的要求，特发起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总理诞辰纪念日，在香港开一党内民主派代表会议，讨论本党新生与实现国内民主和平等问题。我们以夫人二十余年来一贯之主张为主张；我们认定只有第一、第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及由此两次代表大会产生的中央执行机关，是本党的合法领导机关；只有此两次代表大会决定的政纲政策，是本党党员真实的奋斗目标。我们拟于代表会议中指出蒋介石背叛总理，背叛遗教，出卖革命，迫害同志，残杀人民的罪行，否认他一手把持下的反动中央，并召集继承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革命党统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正式中央指导机关，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未开之前，先设立一临时中央指导机构，肩起当前迫切需要的促成民主和平的使命。夫人为总理遗志的继承人，负有完成总理救国救民伟大事业的任务。所以我们深切盼望夫人立即命驾南来，主持中央，领导我们。内以慰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渴望，外以争取英美苏之同情。如因扼于环境，行动不便，不能于会前赶来主持开会，亦请顺应海内外同志一致之请求，接受拥戴，来函指示进行方针，并于会后以领导人之地位，发表谈话，宣示本党重建之必要，与同意大会之决议。万一发表谈话亦有不方便之处，便只来函指示方针，对于新闻记者之询问，不作任何正面或反面之表示。以上三项请求，甚望夫人斟酌环境及时局发展情形，决定选取其一。现在各地代表已陆续来到香港，开会各种准备工作，亦已大体完成，唯一的等候，便是夫人的指示。”①11月初，李济深委托朱学范将书信转交宋庆龄。朱学范通过中国劳动协会的俞志英面交，俞向在香港的中共负责人章汉夫汇报此事，章汉夫告诉她：你不必去上海了，宋庆龄同志已知道了此事。她赞成成立国民党的革命组织，表示全力支持。但她认为以她现在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比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对革命更为有利。
经过一个多月的协商，于1948年1月1日在坚尼地道52号召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通过了宣言、行动纲领、组织总章、告本党同志书，选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宣言》分为六部分，是一个“兼容并包”的文件，体现了李济深的思想和主张。
民革成立不久，中共发出了五一号召。5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李济深、沈钧儒，谓“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机已成熟，应先开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毛泽东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并派当时中共在香港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的负责人潘汉年同他们面议①。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同其他党派一起发出了致毛泽东电及对国内外通电。6月25日，民革单独发表声明，表示愿为新政协的实现、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民主联合政府之成立而共同努力；同时提出：“不但要覆灭今日的一党专政卖国独裁者，尤要使今后永无一党专政卖国独裁者产生”；对于“美帝国主义，必须坚决反对，直至它完全放弃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而后已”。最后说：“今日之中国，只有革命或反革命两条道路，即爱国与卖国之分，民主与反民主之分，其间绝无中立徘徊之余地。苟且偷安，投机取巧，倚靠美帝扶持，轻视人民力量，都是自绝于民主，自绝于人民的死路。”①1948年8月，毛泽东复电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欢迎他们北上，同中共一起共商建国大计。
李济深在香港，一面领导民革讨论新政协各项问题，另一方面亲自派人做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1949年初北上之后，他们所联系的各种关系交中共南方局处理。同时，他还在接见外国记者时发表了对国内局势、新政协的内外政策的看法。例如，1948年11月2日，有记者问：外间所传李将军将被选为临时联合政府主席，李将军接受否？李答：一切决定于人民的公意。惟此事实言之过早。新的联合政府是必须经过政治协商会议，和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程序的。问：近传蒋介石将划江而守，形成南北朝局面，李将军以为如何？答：南北朝的局面是不可能的。蒋政权的崩溃一定是全面的崩溃；因为这一个战争是全国人民对独裁的战争，一定是划时代的变革，蒋政权既不能立足于东北华北华中，在华南西南，甚至于台湾，亦决不能维持其统治，因为全国人民都反对这一个反动政权的。问：新的联合政府对于美国人来中国做生意政策如何？答：只要美国变更目前政策，即刻停止援助蒋介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在两国平等的基础上，我们欢迎美国人来做生意。问：新政府也需要向美国借款吗？答：我们素来主张与以平等待我之国家友好的，将来新中国需要美国经济与技术的援助，不过必须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12月8日，又有记者向他提出说中共不能与民主党派合作，中共将实行一党专政，他回答说：各民主党派与中共合作是完全可能的。所谓中共将实行一党专政之说完全是一种恶意的挑拨，我坚信中共将诚意与各民主党派合作①。这期间，他在同国民党各派政治势力代表人物的接触中，保持了相当的警惕性。
1947年11月在美国人授意下，宋子文当了广东省主席，派人向李济深游说，提议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给李以主任名义，联合民主人士和西南诸省的地方势力，组成“西南大联合”，妄图配合南京政府，阻止革命的胜利。李济深断然拒绝。1948年6月，宋子文亲自到香港，电话约李面谈，希望与李合作，疏通张发奎、余汉谋、薛岳、龙云以及原十九路军旧部和桂系地方势力，在广东另组政府，重举孙中山旗帜，推翻蒋介石，由广东政府直接与中共谈判。宋的一番话，对部分民革成员有吸引力，但李仍拒绝②。1949年初，李济深离港北上不久，黄绍竑又带着李宗仁、白崇禧给李济深的亲笔信到港，表面上是请李济深到武汉“主持大计”，实际是由桂系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由于黄到港扑了个空，目的未能达到。
不论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还是从李济深的个人安全考虑，李宜尽快离港北上。在何香凝等人催促下，由中共安排，李于1948年12月26日晚登船离开香港，1949年1月7日抵大连，1月10日到达沈阳。此时，李济深对民革“接受共产党领导”问题，作了明确表态。据朱学范回忆，1月8日晨，李济深同他谈话时说：香港民革内部对此有争议，有人认为接受共产党领导很重要，有人认为党派之间是平等的，没有什么谁领导谁的问题。我既下决心来到了解放区，这一行动就表明了拥护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新中国。其实，反帝反封建也好，一边倒、反对第三条道路也好，核心问题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革命的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原则是一致的，但要付诸实行，全国也要步调一致，显然这也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①。1月12日李济深在沈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称：“贵党领导中国革命，路线正确，措施允当，洽符全国人民大众之需要，乃获今日之成就，无任钦佩。济深当秉承中山先生遗志，勉尽绵薄，为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而努力。”1月22日，李济深与54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1月27日，民革发表《对时局声明》，强调根据过去的历史教训，必须对中国革命有一个基本认识，即：“中国革命，为国际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运动之一环，而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又以工农大众为主力。因之，革命的三民主义，必定是与新民主主义同其内容，而三反斗争的进行，又必须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领导之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证。”②《声明》还揭露了美帝国主义为破坏中国革命而玩弄的“企图在革命阵营中组织所谓反对派”等政治阴谋，表示完全支持1月14日毛泽东的时局声明和八项条件，将革命进行到底。2月25日，李济深由东北到达北平。1949年9月，李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同年11月12至16日，他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把民联、民促、民革及其他民主人士（包括由李宗仁派来进行北平和平谈判的张治中等人及一些起义将领）团结起来，组成了统一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当选为主席。
1954年9月，李在全国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6年9月17日，作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向中共“八大”致祝词，指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巩固、运用与发展，是中国革命中一个十分宝贵的经验。”表示：“我们各民主党派愿意长远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不断地加强团结，相互监促，各尽所能，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①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在北京病逝，终年73岁。
①《国闻周报》10卷47期，1933年11月27日出版。
①《救国时报》第5期，1936年1月4日第2版。
②《救国时报》第85期，1937年2月28日。
③上海《文汇年刊》，1939年5月出版。
①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1页。
②《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第154页。
①《革命文物》1980年第1期。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1页。
①《华商报》1948年6月26日。
①邱钱牧等编：《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157页、162页。
②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团结出版社1990年版，第204—205页。
①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第206页。
②民革中央宣传部1959年1月编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第264—265页。
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65页。
李济深，字任潮，广西苍梧人，1885年11月6日（清光绪十一年九月三十日）生于一个富农家庭。李济深的青少年时期，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严重的时期。激于爱国思想，他立志学习军事。1903年由梧州中西学堂保送入广东黄埔陆军中学学习。不久，该校并入陆军速成学堂。他入步兵科。1907年毕业后，先在广东新军当见习官，后又入讲武堂学习。1909年被保送入保定陆军军官学堂深造。1912年到上海，在姚雨平部任作战参谋，1913年重返学校学习。1914年毕业留校任教官5年。1920年应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之召，到广州任粤军第一师副官长，后任参谋长。1923年3月升任师长。被孙中山委为西江督办，挥师溯江而上占领梧州，支持李宗仁、黄绍竑等击败广西军阀陆荣廷、沈鸿英，统一广西。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缺席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成立时，任副校长兼训练部主任。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广州分会主席、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他未到前方，任总司令部留守主任。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国民革命，李亦在广州发动四一五事变，实行“清党”反共。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李济深卷入了国民党派系争斗之中。
1929年1至3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编遣会议和国民党三全大会，采取排除异己、削减其他派系势力的方针，激化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蒋介石以调停湘事为由，电请李济深赴京。李先同蔡元培等在上海与李宗仁晤谈，后又回南京见蒋介石。事后李济深对记者称：湘事归政治解决，一切听中央办理。但是，3月16日，桂系两将领打电报给李济深，谓蒋已决定用武力讨伐。李即密电李宗仁，商讨对策。两电均被蒋介石的特务获悉。21日，李济深即被软禁于南京汤山。国民党三全大会决定将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开除出党，理由是他们“拥兵自重，割据地方，不服从中央指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获释。11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全大会”宣布恢复李济深等人的党籍。
日军侵占我国东北后，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1933年11月18日，李济深会同十九路军将领、第三党领导人章伯钧、黄琪翔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举起抗日联共反蒋旗帜，成立新政府。11月20日上午在福州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开幕，发布《人民权利宣言》。宣言提出：“（1）否认南京反动政府；（2）号召全国反帝反国民政府之革命势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国民政府为中心之法西斯系统；（3）于最短期间召集第一次全国生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解决国是。”①当日晚，大会主席团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1月22日新政府成立，以李济深为人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1月21日组成了以陈铭枢为书记的生产人民党。李济深等宣布退出国民党。11月27日，人民革命政府与苏维埃政府订立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福建事变发生后，蒋、汪控制的国民党中常会于11月23日宣布永远开除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党籍。蒋派遣十几万大军入闽讨伐，软硬兼施。由于一部分军队倒戈投蒋，1934年1月蒋军占领福州，福建人民政府反蒋失败。李济深等逃亡香港和海外，继续从事抗日讨蒋活动。
1935年冬，李济深与原十九路军将领在香港组织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立宣言》分析了日本侵华灭华的野心，揭露了南京政府卖国误国的事实，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民族最大的仇敌，南京政府蒋介石、汪精卫是中国最大的汉奸，我们必须铲除这两大仇敌，才能完成中华民族革命的第一步；抗日与反蒋，其中具有不可分离的联系”。宣言提出了同盟的“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两大基本政治主张和八条目前行动纲领，即：（1）集中一切力量进行民族战争；（2）策动全国海陆空军，武装全国民众对日作战，收复失地；（3）推翻南京汉奸政权，召集人民代表大会，解决国是；（4）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没收一切汉奸财产；（5）联合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一切民族及被压迫阶级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6）凡同情及援助中国抗日战争及严守中立的国家视之为友，其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破坏中国抗日战争者视之为敌；（7）铲除贪污土劣，废除苛捐杂税；（8）争取人民的身体、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之绝对自由①。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李宗仁、李济深等16人于12月16日通电全国，反对内战，主张建立抗日政府，一致抗日。1937年2月，李济深等发表《解决时局抗日救亡之意见》，痛陈危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开放政权，肃清亲日派；召集救亡会议，实现民主自由；停止对日外交谈判，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划分国防区，布置国防等五项呼吁。在呼吁中强调“抗战为统一之先决条件，统一则为抗战之必然结果。……任何党派若不欲自绝于国人，决不能违反抗日神圣命令，中共亦当以抗日为前提，履行其约言，改变苏维埃之组织与红军之旗帜，使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之直接组成部分”②。全民族抗战开始后，李济深等于1937年8月发表宣言，号召盟员拥护政府，抗战到底。10月25日决定解散中华民族革命同盟。10月30日公布《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解散宣言》。宣言说：自芦沟桥和上海抗战发动后，我民族已呈现空前未有之统一，故解散同盟组织。号召盟员“此后各自淬厉，本历年抗战之决心，作民族忠贞之战士”。又说：“望我政府在此存亡一发之秋，积极动员全国民众，共赴此神圣之民族战争，以争取最后胜利，完成民族解放之使命，实现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③抗战时期，李济深主张国共合作抗日。曾建议国民政府军委会注重山西抗战，以牵制日军南下。在武汉东湖又写长信给蒋介石，提出坚持抗战和实行民主两大主张。由于李济深在国民党军政界有一定声望（曾有“全国陆军皆后学，粤中名将尽门生”的说法），蒋介石对之总存戒心，所以始终未委以军政实权。从1938年底至抗战结束，李主要担任过三个职务，即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军事参议院院长。
1940年6月，原白崇禧掌管的桂林行营撤销，新成立军委会桂林办公厅，由李济深任主任，9月，李离开重庆到桂林上任。该厅名义上管辖三、四、七、九4个战区，指导8个省，实际只是承转机关，无作战指挥之权。该机构于1944年春撤销，李济深改任为更无实权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事参议院院长。衡阳陷落时，何应钦、白崇禧均在桂林，力劝李济深到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职位。蒋经国也衔其父命来桂林促驾。但李还是决心不去重庆。
在桂林，李济深利用其职位和影响，展开了抗日与民主活动。他掩护了一批进步文化人的活动，并在香港沦陷后，在经济上接济了一批撤到桂林的民主人士和进步分子。1944年2月至5月，欧阳予倩、田汉、吕复等倡议、组织了规模宏大、盛况空前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李济深被邀担任大会名誉会长。他还捐款给大会作为活动费。6月，由李济深等发起成立了桂林文化界扩大动员抗战宣传周工作委员会，展开抗战宣传活动。他还在桂林广播电台播讲《同志们，起来吧！》，号召八桂子弟组织和武装起来，粉碎敌人的进攻。6月18、19两日举行了上万人的国旗献金大游行，李济深、柳亚子等走在队伍前头。宣传周和献金大游行结束后，献金和募集的钱物一部分送交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一部分送交湘桂前线的部队。6月28日，成立了以李济深为会长的桂林文化界抗敌工作协会。7月，组织了以田汉为总队长的桂林文化界抗敌工作队，到湘桂路沿线的兴安、全州等地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不久，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压制，该队被迫解散。
桂林沦陷前后，在桂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工作者纷纷疏散、转移重庆、贵阳及柳北地区。何香凝、梁漱溟、陈劭先等到桂东、贺县、昭平。李济深先到梧州，后又转到家乡廖纯村。这时，他目睹国民党统治集团日益反动和腐败，他一面从事敌后抗日武装斗争，一面联络何香凝和在广东罗定抗日的蔡廷锴等，酝酿成立国民党民主派的政治组织。并派朱蕴山同张澜、冯玉祥及西南地方实力派联系。日本投降后，李济深加紧了这一活动。他派人草拟了组织章程，将章程与同时期何香凝拟的章程一起整理后交何香凝、蔡廷锴过目。1946年2月下旬，李济深经广州去重庆，准备出席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广州，他委托蔡廷锴、李章达负责筹备工作。3月12日、4月14日，蔡廷锴、李章达在广州集会两次，正式组成中国民主促进会，推举（一说由李济深事前指定）15人为中央理事会理事，李济深为理事会主席，在李未到之前由蔡廷锴代理。会议通过了宣言，5月15日在香港《华商报》发表。《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宣言》宣告该会成立的动机和宗旨是：“团结海内外志同道合之同志，齐一步伐，集中力量，以促进中国之民主运动，共同完成建国大业，使和平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得以雄临于世界。”《宣言》提出了八条时局主张，主要是：政治上主张实行民主，国民党自动结束党治，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保证人民各项基本自由，一切民主党派处于平等合法地位，中央地方采均权制，各省省宪由各省人民代表制定，各省行政首长亦实行民选。经济上实行民生主义的计划经济。外交上积极参加国际安全机构，与所有爱好和平国家以平等地位切实合作，反对任何国家在我国土内驻兵及侵害我国家主权之特权。军事上主张军队国家化，在民主政府之下，任何党派及个人均不得拥有军队。5月21日，又以蔡廷锴等的名义在《华商报》发表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政治主张》，更详细地重申了《宣言》的八项主张。《宣言》和《政治主张》阐明了国民党内一部分民主派的一般政治纲领。民主促进会成立后，还决定办一种日报，作为与民盟共有的机关报。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报没办成，蔡廷锴、李章达被警告“限日出境”。不久，总部由广州迁往香港。
李济深在重庆期间，表示坚决反对内战，同时广泛接触中共代表及民主人士。在会见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5年10月28日在重庆成立）领导人时，表示支持民联的活动。他还和冯玉祥、刘文辉、张澜、龙云、陈铭枢、余心清、蒋光鼐等在聚兴诚银行聚会，分析国内形势，相约一旦内战爆发，“就联合国民党内部可以联合的力量，组织团体，展开反蒋斗争”①。同年5月底，离川赴南京。在南京，他同中共代表联系，着手进行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他回忆说：当时，董必武给予我们七百万元。王葆真带了五百万元，余心清带了一百万元到北方去策反。我自己亦想来北方一行，……但那时，蒋介石已打了三封电报要我去庐山了。②在庐山因同蒋面谈时间很少，便写了一封长信批评蒋的政策。而后，离开庐山返回南京。年底抵沪。
1947年2月26日，李济深以回乡扫墓之名，离沪抵香港。在香港同蔡廷锴等商定了七条纲领，3月9日以《李济深对时局意见》在《华商报》发表。李济深首先指出：“中国到了今天，无论就整个国家民族来说，或就执政的国民党来说，都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危机。我们对于这种危机……应平心静气，很客观的诊视病源，实事求是的找出挽救方法。”他说：“使国家弄到这样地步，我们的党，当然要负相当责任。”“蒋主席应负主要责任”，这是“客观逻辑必然的结论”。最后他提出七条挽救时局的意见：（1）政府必须放弃武力统一政策，双方立刻停火。（2）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改组中央及地方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3）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后，重新召开国民大会，制定一部真正能反映全国民意的宪法。（4）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确立独立自主外交政策。（5）立刻大量裁军、减政，切实复员，抑制物价，以安定民生。（6）保护民族经济，取缔官僚资本，实行保护关税政策。（7）恢复孙总理革命精神，改造中国国民党，废除党内独裁，保证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建国。李济深的离沪赴港和这个方案的公开发表，表明他又一次举起了反蒋的旗帜。同时表明他实际上迈出了同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和同中共合作的第一步。因此，此文获得各民主党派的称赞和国民党民主分子的响应。蒋介石集团控制的国民党中央于1947年5月召开紧急会议，以“有背党纪”，“诋毁蒋主席及政府”为由，宣布开除李济深党籍。
从1947年5月开始，李济深加紧了建立统一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筹备工作。当时在香港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除他领导的中国民主促进会（1947年7月1日宣布同上海马叙伦领导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合并，1948年3月20日又分开，改称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在上海者简称民进）外，还有民联的地方组织。在李济深组织、推动下，先后组成了民联南方执行部、民联粤港澳总分会和民联、民促南方联合执行部。1947年5月，李济深、何香凝写了致上海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陈铭枢的密信。信写在不大的一块白绸巾上，内容是：“国民党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对内对外，紧要万分。盼先生等迅即来港，共同筹策一切。详情由蕴兄面报。”（蕴兄即朱蕴山，原拟派他到上海，后未成行。另托人带口信给谭平山等人。10月初，柳亚子到港，看到信即收起来）柳亚子、谭平山等人陆续由沪抵港。此时，中国劳动协会主席朱学范适出席国际工联理事会后转经美国旧金山回到香港，带来了正在美“考察”的冯玉祥给李济深等人建议成立国民党革命组织的信，并作为冯玉祥的代表参与协商。关于新组织的名称，曾有“民主和平运动大同盟”、“中国民主党”、“中国民主和平运动联盟”、“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同盟”、“中国国民党（左派）”或“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等。宋庆龄建议叫“革命委员会”，何香凝坚持加“国民党”三个字，以便团结更多的国民党人，孤立蒋介石。最后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关于领导者，多数人推李济深担任。李提议请孙夫人宋庆龄莅港出面领导。大约在10月底，由柳亚子执笔，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李章达、陈其瑗六人签名写成了《上孙夫人书》，书中说：“自从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被蒋介石及其爪牙党内顽固分子推翻后，中国人民渴望的民主与和平便不能早日实现，且深陷于惨酷的内战灾祸中。本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在反动派把持之下也变成了背弃总理遗教，甘为独裁者自私和卖国残民之工具。我们应海内外大多数党中同志的要求，特发起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总理诞辰纪念日，在香港开一党内民主派代表会议，讨论本党新生与实现国内民主和平等问题。我们以夫人二十余年来一贯之主张为主张；我们认定只有第一、第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及由此两次代表大会产生的中央执行机关，是本党的合法领导机关；只有此两次代表大会决定的政纲政策，是本党党员真实的奋斗目标。我们拟于代表会议中指出蒋介石背叛总理，背叛遗教，出卖革命，迫害同志，残杀人民的罪行，否认他一手把持下的反动中央，并召集继承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革命党统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正式中央指导机关，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未开之前，先设立一临时中央指导机构，肩起当前迫切需要的促成民主和平的使命。夫人为总理遗志的继承人，负有完成总理救国救民伟大事业的任务。所以我们深切盼望夫人立即命驾南来，主持中央，领导我们。内以慰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渴望，外以争取英美苏之同情。如因扼于环境，行动不便，不能于会前赶来主持开会，亦请顺应海内外同志一致之请求，接受拥戴，来函指示进行方针，并于会后以领导人之地位，发表谈话，宣示本党重建之必要，与同意大会之决议。万一发表谈话亦有不方便之处，便只来函指示方针，对于新闻记者之询问，不作任何正面或反面之表示。以上三项请求，甚望夫人斟酌环境及时局发展情形，决定选取其一。现在各地代表已陆续来到香港，开会各种准备工作，亦已大体完成，唯一的等候，便是夫人的指示。”①11月初，李济深委托朱学范将书信转交宋庆龄。朱学范通过中国劳动协会的俞志英面交，俞向在香港的中共负责人章汉夫汇报此事，章汉夫告诉她：你不必去上海了，宋庆龄同志已知道了此事。她赞成成立国民党的革命组织，表示全力支持。但她认为以她现在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比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对革命更为有利。
经过一个多月的协商，于1948年1月1日在坚尼地道52号召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通过了宣言、行动纲领、组织总章、告本党同志书，选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宣言》分为六部分，是一个“兼容并包”的文件，体现了李济深的思想和主张。
民革成立不久，中共发出了五一号召。5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李济深、沈钧儒，谓“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机已成熟，应先开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毛泽东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并派当时中共在香港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的负责人潘汉年同他们面议①。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同其他党派一起发出了致毛泽东电及对国内外通电。6月25日，民革单独发表声明，表示愿为新政协的实现、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民主联合政府之成立而共同努力；同时提出：“不但要覆灭今日的一党专政卖国独裁者，尤要使今后永无一党专政卖国独裁者产生”；对于“美帝国主义，必须坚决反对，直至它完全放弃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而后已”。最后说：“今日之中国，只有革命或反革命两条道路，即爱国与卖国之分，民主与反民主之分，其间绝无中立徘徊之余地。苟且偷安，投机取巧，倚靠美帝扶持，轻视人民力量，都是自绝于民主，自绝于人民的死路。”①1948年8月，毛泽东复电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欢迎他们北上，同中共一起共商建国大计。
李济深在香港，一面领导民革讨论新政协各项问题，另一方面亲自派人做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1949年初北上之后，他们所联系的各种关系交中共南方局处理。同时，他还在接见外国记者时发表了对国内局势、新政协的内外政策的看法。例如，1948年11月2日，有记者问：外间所传李将军将被选为临时联合政府主席，李将军接受否？李答：一切决定于人民的公意。惟此事实言之过早。新的联合政府是必须经过政治协商会议，和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程序的。问：近传蒋介石将划江而守，形成南北朝局面，李将军以为如何？答：南北朝的局面是不可能的。蒋政权的崩溃一定是全面的崩溃；因为这一个战争是全国人民对独裁的战争，一定是划时代的变革，蒋政权既不能立足于东北华北华中，在华南西南，甚至于台湾，亦决不能维持其统治，因为全国人民都反对这一个反动政权的。问：新的联合政府对于美国人来中国做生意政策如何？答：只要美国变更目前政策，即刻停止援助蒋介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在两国平等的基础上，我们欢迎美国人来做生意。问：新政府也需要向美国借款吗？答：我们素来主张与以平等待我之国家友好的，将来新中国需要美国经济与技术的援助，不过必须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12月8日，又有记者向他提出说中共不能与民主党派合作，中共将实行一党专政，他回答说：各民主党派与中共合作是完全可能的。所谓中共将实行一党专政之说完全是一种恶意的挑拨，我坚信中共将诚意与各民主党派合作①。这期间，他在同国民党各派政治势力代表人物的接触中，保持了相当的警惕性。
1947年11月在美国人授意下，宋子文当了广东省主席，派人向李济深游说，提议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给李以主任名义，联合民主人士和西南诸省的地方势力，组成“西南大联合”，妄图配合南京政府，阻止革命的胜利。李济深断然拒绝。1948年6月，宋子文亲自到香港，电话约李面谈，希望与李合作，疏通张发奎、余汉谋、薛岳、龙云以及原十九路军旧部和桂系地方势力，在广东另组政府，重举孙中山旗帜，推翻蒋介石，由广东政府直接与中共谈判。宋的一番话，对部分民革成员有吸引力，但李仍拒绝②。1949年初，李济深离港北上不久，黄绍竑又带着李宗仁、白崇禧给李济深的亲笔信到港，表面上是请李济深到武汉“主持大计”，实际是由桂系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由于黄到港扑了个空，目的未能达到。
不论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还是从李济深的个人安全考虑，李宜尽快离港北上。在何香凝等人催促下，由中共安排，李于1948年12月26日晚登船离开香港，1949年1月7日抵大连，1月10日到达沈阳。此时，李济深对民革“接受共产党领导”问题，作了明确表态。据朱学范回忆，1月8日晨，李济深同他谈话时说：香港民革内部对此有争议，有人认为接受共产党领导很重要，有人认为党派之间是平等的，没有什么谁领导谁的问题。我既下决心来到了解放区，这一行动就表明了拥护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新中国。其实，反帝反封建也好，一边倒、反对第三条道路也好，核心问题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革命的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原则是一致的，但要付诸实行，全国也要步调一致，显然这也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①。1月12日李济深在沈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称：“贵党领导中国革命，路线正确，措施允当，洽符全国人民大众之需要，乃获今日之成就，无任钦佩。济深当秉承中山先生遗志，勉尽绵薄，为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而努力。”1月22日，李济深与54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1月27日，民革发表《对时局声明》，强调根据过去的历史教训，必须对中国革命有一个基本认识，即：“中国革命，为国际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运动之一环，而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又以工农大众为主力。因之，革命的三民主义，必定是与新民主主义同其内容，而三反斗争的进行，又必须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领导之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证。”②《声明》还揭露了美帝国主义为破坏中国革命而玩弄的“企图在革命阵营中组织所谓反对派”等政治阴谋，表示完全支持1月14日毛泽东的时局声明和八项条件，将革命进行到底。2月25日，李济深由东北到达北平。1949年9月，李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同年11月12至16日，他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把民联、民促、民革及其他民主人士（包括由李宗仁派来进行北平和平谈判的张治中等人及一些起义将领）团结起来，组成了统一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当选为主席。
1954年9月，李在全国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6年9月17日，作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向中共“八大”致祝词，指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巩固、运用与发展，是中国革命中一个十分宝贵的经验。”表示：“我们各民主党派愿意长远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不断地加强团结，相互监促，各尽所能，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①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在北京病逝，终年73岁。
①《国闻周报》10卷47期，1933年11月27日出版。
①《救国时报》第5期，1936年1月4日第2版。
②《救国时报》第85期，1937年2月28日。
③上海《文汇年刊》，1939年5月出版。
①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1页。
②《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第154页。
①《革命文物》1980年第1期。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1页。
①《华商报》1948年6月26日。
①邱钱牧等编：《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157页、162页。
②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团结出版社1990年版，第204—205页。
①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第206页。
②民革中央宣传部1959年1月编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第264—265页。
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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