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虞洽卿

　　虞洽卿，1867年（清同治6年）6月19日生于浙江省镇海县龙山村。原名和德，字洽卿。父亲虞万丰，做裁缝，后改行经商。12岁时父亲病逝，家道中落，虞辍学在家，做些零活，拣些蛤蜊，以补充家用，与母亲相依为命。1881年，虞洽卿15岁时，到上海瑞康颜料行当学徒，因脑子灵，会盘算，做事勤快，心细，有眼光，很受老板的赏识。第二年，他由学徒升为跑街，负责联系业务。之后，他出银二百两加入瑞康行，成了股东。

　　为了更好地跟外国人打交道，联系业务，他进了一家私人办的补习夜校学习英语。他的英语水平提高很快，能应付一般会话。他注意阅览《申报》、《新闻报》等报刊。一次，德国洋行急于脱手一大批颜料，一些商行怕颜料质量有问题，而且都是些红、黑、紫三色大路货，怕受骗、难销。虞洽卿通过看报知道德国人急于将货出手是因为欧洲正在打仗，德国人要马上回国。于是虞洽卿将颜料全部买下。后来情况果真如虞洽卿所预料的，瑞康行因而发了大财。

　　虞洽卿周旋于外国商人与洋行买办之间，凭着能与外国人会话，兼以办事干练，声誉日高。1894年，虞洽卿27岁，进德国鲁麟洋行当买办，开始踏进“上流社会”。 1898年，上海法租界当局企图以修筑马路为由，侵占旅沪宁波人安放旅榇的殡舍四明公所义冢地。虞洽卿联络上海商界及旅沪宁波人开展罢工、罢市，与法国人斗争，终于迫使法租界当局不敢再提拆馆改道之事①。在这场斗争中，虞洽卿奔上走下，多方活动，显露头角，在宁波同乡中有了会办事的名声，也得到上层人士的看重。1905年正月，一个广东籍的官太太黎黄氏带着十几个婢女从四川回广东原籍，路过上海时被英租界巡捕房扣押。巡捕房指控黎黄氏贩卖人口，便将她移送“会审公廨”。此案承审官是副会审官华人金巩伯，陪审官是英国副领事德为门。两人因审理此案发生争执，德为门和外国巡捕不服从承审官华人金巩伯的处理，竟大打出手。上海租界市民平时受尽捕头欺压，听到这个消息后，怒不可遏，举行罢市，到处围打巡捕，有人还放火烧了巡捕房。租界当局出动武装警车四处兜捕打巡捕的市民。出事第二天，上海工商界召开大会，认为“中国对付之策，仍须和平”，决定用和平办法进行抵制。在这场斗争中，虞洽卿上至各业领袖，下至行帮会门，积极奔走，造舆论，张声势，与租界当局交涉，迫使英方释放黎黄氏，规定“今后一律由中方巡捕到会审公堂维持秩序”②。这次“大闹公堂案”与“四明公所事件”使虞洽卿成了一个知名人物。

　　1905年，虞洽卿等人发起组织“万国商团”中华队。“万国商团”是外国驻沪领事为“保护侨民利益”而组成的武装团体，行动听命于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万国商团”起初没有“中华队”。为了维护中国商人利益，虞洽卿等人领导上海总商会积极筹办“中华队”。1906年“中华队”正式成立，并加入“万国商团”。每当政局动荡不安，“中华队”与“万国商团”一样，出防维持秩序。

　　1903年，虞洽卿离开鲁麟洋行改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次年改任荷兰银行上海分行买办。1906年，他赴日本考察，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印象深刻。1907年，虞洽卿担任了上海总商会会长。1908年，虞洽卿等旅沪宁波人发起开办“上海四明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兼办储蓄、发行钞票。先后在宁波、温州、汉口、南京、苏州、杭州、绍兴及上海、香港等处设分支行或办事处。股本总额由150万两到1921年增为“国币”225万元，后增为“国币”400万元。发行的钞票，据1924年统计是1831万元。虞洽卿为四明银行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1909年，虞洽卿上书清政府，要求筹办“南洋劝业会”，以使“我国新兴工商业有所观摩，而图改进，且借此聚全国工商业先进于一堂，互相联络”。上书获清廷准奏。度支部拨银70万两以作经费，不足之数36万两由虞洽卿垫付。会长为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端方，虞洽卿任会办，会址定在南京鼓楼。1910年1月25日，劝业会在南京正式开幕。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次规模盛大的全国性博览会，分设教官馆、工艺馆、农业馆、美术馆及卫生、武备、机械、通运、水族等馆。各省区分别建馆的还有北京、直隶、山东、河南、安徽、暨南（包括南洋华侨）等十六个馆，另外还有江南制造局出品陈列馆，广东教育出品陈列馆和两个陈列外国产品、供人观摩的参考馆。这些馆除陈列各地特产外，也展出一些名胜古迹的模型、文物以及从海外引进的新奇产品。整个展览会上的展品共达100多万件。另外，劝业会还附设马戏场、动物园、植物园、娱乐商场等。南洋劝业会历时半年，观摩交流者达20多万人。在当时的中国，能举办这次盛会，确非易事。

　　虞洽卿一生不愿做官，用他的话说，“做官如做戏，我做生意还来不及，还做啥戏！”然而，他十分懂得政治与商业的关系。辛亥革命期间，虞洽卿开始与同盟会接触。他组织了一个革命军饷征募队，积极资助革命党人陈其美开展革命活动。1911年11月，上海继武昌起义后发动起义，虞洽卿被陈其美派去苏州游说江苏巡抚程德全易帜成功。在革命军攻打南京的战斗中，虞洽卿代江浙联军向外国人购买枪械，还亲自押运子弹到南京天堡城下支援浙军。

　　1918年，虞洽卿与闻兰亭、李云书等在上海发起组织我国第一家证券物品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经过长期的准备，克服了许多困难，交易所于1920年开张，虞洽卿为理事长。虞在大发其财的同时，暗中通好孙中山，在交易所内，他收纳、结交了一大批国民党以后的军政要员如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蒋介石等人。1920年4月，虞洽卿当选为全国工商协会会长，确定了敦促和协助政府实施改良税则、保护专利、奖励发明、改善交通和金融等措施为该会的活动方针，他还亲自到北京、南京为修改税则而奔走。①1924年8月，虞洽卿当选为上海总商会第五届会长。同年底，北京段祺瑞政府电聘虞洽卿为善后会议专门委员，到北京参加善后会议。1925年2月，段祺瑞政府任命虞洽卿为淞沪商埠会办。4月27日，虞当选为全国商会联合会候补副会长，5月20日升为副会长，其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

　　1925年5月，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爆发，上海工人、学生和各阶层人民义愤填膺，成立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举行罢工、罢课、罢市。上海总商会迫于形势，宣布罢市。身为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于6月10日召开总商会大会，成立上海总商会五卅惨案委员会。为了与英国殖民当局交涉，工商学联合会提出条件17条。虞洽卿主持的总商会五卅惨案委员会提出删去17条中有关撤退海军陆战队，解除商团及巡捕武装，永远撤退英、日驻军，取消领事裁判权，高级巡捕中华人应占半数及工人罢工集会自由等4条，改为13条，以总商会五卅惨案委员会名义提出，遭到工商学联合会登报反对。6月26日，上海总商会宣布罢市结束。

　　在五卅运动中，虞任会长的上海总商会积极进行募捐，援助上海罢工工人。从1925年6月到次年6月底，经收的募捐款总计洋236万元，银43.3万两。这笔巨款，是罢工工人生活费的基本来源。向罢工工人发放救济款的工作是由总商会成员发起组织并担任主要领导的济安会负责的。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曾说，在五卅运动中，“虞洽卿的捐款我们随时要，他随时拿”①。这是虞洽卿和上海总商会对五卅运动的巨大支援。

　　虞洽卿在五卅运动中，起初不赞成罢市，还亲自跑到几家商店劝说复业，激起了店员和群众的愤慨。后来他虽不反对罢市，但与英国殖民当局交涉时，删去条件中的4条，斗争态度不坚决。但又不敢与兴起的群众反帝运动潮流相背。这表明以虞洽卿为代表的上层资产阶级既不愿完全倒向帝国主义一边，也不 愿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企图站在所谓“中间”的调停地位。这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出师北伐。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进军和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虞洽卿逐渐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靠拢。1927年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召开上海市民代表会议。虞洽卿以商界代表出席，被选为临时市政府委员。3月26日，蒋介石来到上海。虞洽卿连夜到龙华见蒋，商量组织替蒋介石筹措军饷的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的问题。第二天，虞召开上海商业联合会会议，表示商界全力支持蒋介石。3月31日，“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成立，虞洽卿是该委员会头三名委员之一。这个委员会给了蒋介石大量的财政援助。虞洽卿还将自己的10万元作为“慰劳费”送给蒋介石。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4月16日虞洽卿以上海商业联合会名义致电蒋介石，表示：“敝会愿与三民主义相终始，对于当局清党主张，一致表决，愿为后盾。”①虞洽卿帮助蒋介石“有功”，于11月1日，和另外11名资本家的代表人物就任上海特别市参事会参事②。一年后，他又被委派为中央银行监事。

　　虞洽卿与蒋介石搭上关系后，上海租界当局对他也益加看重，关系也更加密切。1926年4月，西人纳税会年会通过了工部局所提添设华董3人的议案。12月，虞洽卿被选为第一届上海纳税华人代表大会执行委员，并任执委会主席。1928年4月16日，纳税华人会宴请工部局中外董事及委员，虞洽卿以纳税华人会主席身份在宴会上致词说：“获聚此中外社会代表于一堂，杯酒联欢，吾人似见中外合作之花有欣欣向荣之意，而大上海发展进步乃无穷尽。……前此双方虽以误会，略有芥蒂，顷已渐归消灭，拨云翳而见青天，而目前中外人士合组之工部局，实负此切实合作之使命。”①1928年2月，上海荷兰银行举行庆祝虞洽卿任“华经理”二十五周年典礼和宴会，称颂他“任职多年，甚著贤劳”，特别送以荷兰国王宫自鸣钟等礼品，荷兰政府赠他勋章一枚。1936年，上海租界工部局决定将西藏路自苏州路至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一段命名为虞洽卿路。10月1日，举行了隆重的“虞洽卿路”命名典礼。这一段时间，虞洽卿在政治上春风得意。

　　航运业是虞洽卿经营的重要部分。1909年，他发起成立“宁绍轮船公司”，任总经理。因宁绍公司是股份公司，他的股本不多，总经理上有董事会，很难让他独揽大权和施展抱负。1913年，他独资创办“三北轮船公司”，在家乡浙江龙山修筑海堤，建造码头，购置三艘百吨小轮，取名“慈北”、“姚北”、“镇北”，行驶于宁波、余姚、镇海、舟山等地。到1916年，三北公司买进了“宁兴轮”，参加沪甬航线。公司的资金从20万增到100万。以后又盘进英商鸿安轮船公司，开辟了南北洋航线。到1919年，三北公司资本增到200万，后来又增到250万。以后盘进肇成机器厂，改名三北轮埠公司机器厂，专门修理三北、鸿安、宁兴公司的船只，也能制造一些小型船只和拖轮铁驳及长江各埠的浮码头趸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商轮船回国，一时船少货多，三北公司获利很大。虞再为三北公司添资百万，购置江轮五六艘，发展沿海及长江中下游航线。欧战结束后，外商轮船纷纷重来，三北公司没有能力与之竞争，亏损很大，虞洽卿只好靠借债度日。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日战争。不久，上海、南京先后沦陷。三北公司在战争中受到了巨大损失。有3万吨船被政府征用炸沉，用来封锁江阴要塞。另有2万吨行驶长江的船，因吃水较深，不能进入川江，想回上海，因江阴堵塞，不能通行。留在上海的4万吨船，一时也无法活动。不久，经意大利驻沪领事的同意，三北公司留在上海的4万吨船队，挂上意大利国旗航行。虞洽卿借自己是上海难民救济会理事长之便，借战时上海租界粮食紧张之机，募集大笔款项，用三北公司轮船到西贡、仰光运大米到上海，获利颇丰。同时，他向香港汇丰银行借款，在香港向挪威华伦洋行购进3艘远洋轮船，以“华伦银行”代理的名义，让这3艘远洋轮船挂上挪威和巴拿马国旗搞运输。这样，虞洽卿经营的三北公司船队重又活跃起来。

　　1937年底，上海沦陷后，上海的租界成了“孤岛”。一些头面人物迁往内地，有人劝虞洽卿也离开上海，但因虞的根基在上海，所经营的航运业红火，因而仍留在上海。日军占领上海后，于1937年12月成立了“大道市政府”。1939年4月南京出现“维新政府”后，上海大道市政府即直属南京管辖，改组为“上海特别市政府”。日本人为控制上海，企图拉拢虞洽卿为日本人办事，而虞洽卿又接到蒋介石令宁波专员公署转来的两份电报，一电劝他到内地从事工商业建设，一电问他何日启程。为了躲避日军及汉奸的威逼利诱，虞洽卿通过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的地下人员于1941年春离开上海去重庆。

　　1941年夏，虞洽卿经陆路到达重庆。一路上，他看到陆上运输在大后方的重要地位。到重庆后，即与王晓籁、朱联馥等组织“三民运输公司”，经营水陆运输，水路有原三北公司在川江行驶的几只轮船，陆路是汽车运输。以后，他到昆明与龙云接洽，和西南财阀缪云台合资开办了“三北运输公司”，购到美国道奇牌卡车3百辆，从缅甸仰光贩运国内很需要的汽车零配件、五金器材等到四川。虞洽卿还弄到一张蒋介石的“手谕”，写明此即“抢运物资”，沿途军警不得加以留难。这样，虞洽卿进四川不久，又发了大财。

　　1945年4月，虞洽卿因患急性淋巴腺炎，医治无效，于26日在重庆逝世，终年78岁。在弥留之际，他嘱赠黄金千两给国家，以支持国民政府抗战。

　　

　　①参见汪北平、郑大慈编：《虞洽卿先生》，上海宁波文物社1946年版。

　　②《大闹公堂案》，载《上海通志馆期刊》第1卷。

　　①《时报》1920年3月29日、4月2日。

　　①转引自何毅亭：《五卅运动中的上海总商会》，《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

　　①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商业联合会档案》卷六。

　　②《新闻报》1928年11月1日。

　　①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