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 郭沫若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生于四川乐山观峨乡沙湾镇。乳名文豹，学名开贞。“沫若”是他1919年9月11日首次在《学灯》上发表新诗时所用的笔名，取他故乡沫水（大渡河）和若水（青衣江）两河合龙之意。
郭沫若祖籍福建汀州宁化，于1781年定居沙湾。至其父郭潮沛时，他家发展为一个兼营商业的中等地主。郭潮沛重视子女的教育，对郭沫若及其兄弟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大哥郭开文（1877—1936），是四川第一批留日学生之一，较早接受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对郭沫若有较深的影响。
1897到1905年，郭沫若在私塾读书。1905年考入嘉定高等小学堂，1907年升入嘉定中学堂，一直到1909年。这期间，他开始向文学方面发展。课余时间他阅读了梁启超翻译的《经国美谈》、《意大利建国三杰》，严复译的《天演论》等外国作品。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发展及思想倾向都有重大影响。
郭沫若在学生时代就具有反抗的个性。1909年10月嘉定中学有学生和营防军发生冲突，学生被打成重伤，郭沫若以学生代表身份要求学校出面交涉，被校方开除。次年2月插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丙班就读，又因为代表班级参加全市罢课斗争，于1911年1月被学校开除，由于他大哥郭开文是该校教员，才得以继续在该校就读。
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诞生，唤醒了郭沫若革命民主主义的意识。但他不能忍受辛亥革命后的黑暗现实，渴望到外地去寻找新的生活。促成他离乡远行的，还有奉父母之命，与张琼华成婚的不幸婚姻。1913年底，他东渡日本留学。
1914至1923年，郭沫若先后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九州帝国大学医科。这10年是郭沫若学生时代最勤勉的一段。除学习日、德、英几门外语外，医学功课非常繁重，但他很刻苦，获得了医学士学位。后来他之所以放弃行医，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是因为得过伤寒，留有后遗症，两耳重听的缘故。
留学日本对郭沫若一生的发展十分重要。日本帝国主义于1915年5月向北京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为此，郭沫若与几个同学回国抗争，虽未成功，却充分表明了他的爱国热情。1919年5月中旬，郭沫若与夏禹鼎、徐诵明等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爱国小团体——“夏社”，翻译日本人仇华消息，或自己动手写些排日的文章，向上海各报馆投寄。接着，他又与郁达夫、成仿吾等一起于1921年6月下旬成立了创造社。郭沫若不仅推动了创造社的成立，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前期创造社先后办了3个刊物，即《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和《创造日》。《创造》季刊虽然由上述三人轮流编辑，但郭负责最多。《创造周报》则主要是郭负责。
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上半年，是郭沫若的新诗创作的爆发期，他自认是“最可纪念的一段时期”。1921年8月出版的《女神》，除《序诗》外，共56首。这些诗歌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有强烈的反帝思想和推翻军阀统治的要求。1923年出版的《星空》是他的第二部诗集，共收诗34首。《星空》的格调比较低沉，反映了郭沫若思想的苦闷。他自认为《星空》是五四退潮后的一些“微波”，在这里“像产生《女神》时代的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是没有了”①。诗集《前茅》共收入郭沫若诗作23首，大部分写于1923年。这时我国工农革命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郭沫若的思想也有了较显著的变化。在这里诗人不再只是迷恋自然、颂扬自然，而是敢于正视人生，正视人世间的苦乐，有些诗甚至就是工农革命的战歌。此外，他的诗集还有《瓶》、《恢复》等。这期间他还创作了《卓文君》、《王昭君》等诗剧，写了一些历史题材的小说和自传体小说，在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方面也作出了一定成绩。特别是《卓文君》、《王昭君》两剧，充分体现了五四时代“人”的觉醒，歌颂了人格独立、人人平等、婚姻自主的五四精神。
留日十年，特别是从五四到1923年这几年，可以说是郭文学活动的全盛时期。他的诗作和其他文学作品，对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
从1924到1926年北伐前，郭沫若逐渐减少了文学活动，主要投向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问题的探讨。这使他实现了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翻译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使郭沫若对社会主义有了较系统的认识。
这部著作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及其过程，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的途径。尽管它在论点上有个别错误，但总体上还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和唯物史观的。从事这部著作的翻译，使他在理性上开始认识了马克思主义。他在《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中说：“我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信心，如今更得到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时期。”①1924年，郭沫若携妻儿由日本回国。对郭沫若的思想发展产生很大影响的是五卅运动。1925年5月30日那天，郭沫若目睹了上海工人、学生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杀害工人顾正红往工部局示威请愿，惨遭外国巡捕屠杀的情景。工人阶级浴血奋战的精神深刻地教育了他。他积极投身于反帝斗争的洪流。他参与组织“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并为该会起草《五卅案宣言》。他多次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必须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实践激起了他创作的冲动，历史剧《聂嫈》就是在五卅高潮中写成并上演的。
五卅运动后，他“中止了前期创造社的纯文艺活动，开始转入了对于辩证唯物论的深入的认识”，“从以前的浪漫主义的倾向坚决地走到现实主义的路上来”，“更由文艺界跳进革命运动的浪潮里去了”。郭沫若的这个转变，也是前期创造社能够转向中期创造社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成仿吾南下，郁达夫北上，在上海的创造社元老郭沫若，自然就成为中期创造社的实际指导者。他以《洪水》为阵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积极撰文批判国家主义派的反共、反苏、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
1926年3月，经瞿秋白的推荐，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聘请郭沫若任文科学长（文学院长）。在进步师生的支持下，他大胆地整顿了文科学院，将腐败的前清翰林清除出校，新聘了不少左派教授。他还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在广东大学高师部学生毕业典礼上，他发表讲话，勉励毕业生“在社会里头，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拿革命的手段，努力为群众利益前途奋斗”①。5月间，他应毛泽东邀请，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报告，并兼任第六届广州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此时，他应邀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联合举行的马克思诞辰108周年的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说。
1926年7月下旬，郭沫若投笔从戎，与阳翰生、李一氓一起从广州出发随国民革命军北伐。10月间到达武昌城下。在这期间，他由宣传科长、宣传处长、秘书长升任政治部副主任；军衔由中校升为中将。11月上旬北伐军占领九江、南昌后，他接到邓演达电令，立即组织精干人员赶赴江西，主持政治工作。1927年3月，浙江、安徽、江苏、上海都被北伐军占领，孙传芳的势力迅速崩溃。这时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先后制造了赣州惨案，南昌、九江事件和安庆惨案。当时，郭沫若先在南昌后又到安庆主持政治工作，蒋介石曾多次用高官厚禄收买他，任命他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每月另加300元大洋津贴，但是，郭沫若目睹一系列惨案的发生，洞察了蒋介石叛变的部分内幕，在革命与反革命生死搏斗的严重时刻，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密电武汉中央，揭发蒋介石的叛变行径，并秘密离开蒋介石到达南昌。到达南昌的当天，即3月31日，他便写下了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及时地揭露了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革命者、制造安庆惨案的罪行。他的文章产生了很大影响。4月14日，他到达上海，向周恩来报告了蒋介石一手制造九江、安庆惨案的经过。随后，郭离开上海去武汉，出席了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不久，又赴河南参加北伐战争。
7月中旬，武汉的国民党进行“分共”活动，郭即去九江。8月1日南昌起义时，他虽没到南昌，但他是由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委员，由7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并兼任宣传委员会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8月4日，郭到南昌后的第二天，随军撤离南昌。部队转战到瑞金时，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起义部队在汕头失败，郭沫若等4人在当地农民协会的帮助下，于1927年10月经香港到上海。后于1928年2月24日离开上海去日本。南京国民政府下令通缉郭沫若。郭沫若到达日本后，几经搬迁，最后定居在市川市须和田。在这里，郭沫若成就了他一生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事业。
这段时期，郭沫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他思考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他认为，“要使这种新思想真正地得到广泛的接受，必须熟练地善于使用这种方法，而使它中国化”①。于是他着手翻译马克 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928年7月，他开始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3月汇集出版。这部著作用大量史实阐述了中国古代社会由原始公社向奴隶制发展的过程，论证中国古代存在过奴隶制社会，从而说明中国社会发展史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普遍规律相一致。这部著作被史学界公认为“第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古代史著作”。
除此之外，郭沫若依靠日本和国内朋友的帮助，克服了政治上不自由、资料缺乏和经济窘迫的困难，写出了如下一批富有创见的史学论著：《甲骨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先秦天道观之进展》、《殷契粹编》等。这些论著的发表，使郭沫若成了世界上著名的学者。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说：“史学界的同志，无论是否同意郭老的观点，无论是否有独到的创获，但没有例外，都是随着郭老开辟的道路，随着郭老首先在史学领域里举起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前进。”①在日本10年间，郭沫若还创作了许多小说、散文和自传体文学，如《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猫》、《创造十年》、《创造十年续编》、《北伐途次》等。他的历史小说都是运用现实主义的原则，着力刻画各种不同性格的历史人物，并通过他们来批评或赞扬今人，不仅起到了为现实服务的作用，而且加强了左翼文坛的力量。这期间他还有大量翻译作品问世，如美国作家辛克莱的《石炭王》、《屠场》、《煤油》三部巨著，《日本短篇小说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还有自然科学方面的《生命之科学》等等。
应该说明的是，郭沫若流亡日本一年后，由于创造社被国民党政府封闭，他的每月100元生活费资助就断绝了。为了不使古代史研究中断，他的妻子安娜俭约持家，同时，郭沫若也不得不把部分精力转移到别的文字的写作和翻译上来，以便挣一些稿费维持生活。
郭沫若在日本研究中国历史，并没有忘记祖国的社会现实。而且应该说，他研究古代历史正是为了改变祖国的现实。他时刻以“我是中国人”来勉励自己，要求自己“无论在怎样环境中，你得拿出勇气和耐心来，更坚毅地生活下去，你虽然离开了祖国，离开了工作岗位，你不应该专门为全躯保妻之计，便隐没下去的”。①正是这种精神力量，支配着他在逆境中长期在古代浩繁的文献中，在难识费解的甲骨文、金文中刻苦地研究。他虽然远离祖国，却一直关心着祖国的革命斗争。他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50多位发起人之一。为了支持“左联”，他捐赠了《少年维特之烦恼》译著的版税，作为“左联”的基金。他还支持“左联”东京分盟主办的几个刊物，经常为它们撰稿。抗日战争爆发后，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争取和安排，1937年7月25日郭沫若秘密离开日本返回中国。
1937年7月27日，在朋友的帮助下，郭沫若住进了上海法租界的新居。7月31日，蒋介石迫于形势取消了对郭沫若的通缉令，并随后在南京召见他，这使他在上海的活动减少了一些麻烦。
在上海期间，郭沫若主要从事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由于他的声望，他成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实际领导人，并以救亡协会为中心，团结广大文化工作者和爱国青年，组织了3个战地服务队和12个救亡演剧队，从事抗战的宣传和服务工作。他不顾个人安危，驰骋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慰劳士兵、访问将帅，把人民的敌忾带到前线，把前线的勇敢传到后方。郭沫若还是《救亡日报》社的社长。这个报纸在初期上海抗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1938年1月，郭沫若与于立群正式结婚。2月，他在武汉接受了曾被他拒绝过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职务。由于郭出面邀请，三厅集结了当时优秀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各方面的进步文化人，被誉为“名流内阁”、“人才内阁”。经过紧张的筹备，4月1日第三厅正式办公。尽管受到国民党种种禁令的限制，三厅还是开展了不少抗日救亡群众性活动和工作，如举行震动武汉三镇的大规模的“扩大宣传周”和七七周年纪念会。它采用了歌咏、戏剧、漫画等多种手段宣传抗日，推动了人民爱国热情的空前高涨，群众纷纷为抗战出力、献金。又如组编了9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战宣传队和1个孩子剧团，活跃在抗日前线和后方，从而培养出不少优秀的文艺工作者。
1939年以后，政治形势逆转，国民党政府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在这种形势下，迁至重庆的三厅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国民党对三厅施加种种限制，由改组、缩编，至1940年9月终于下达了撤销令。11月，国民党在政治部之下设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任命郭沫若为主任委员。国民党对文委会的管制甚多，但在郭沫若领导下，顶住国民党的压力，仍开展了不少抗日宣传和进步文化活动。有一次，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到文化工作委员会演讲，说文委会是“租界”，成员有“左翼作家”，又都不是国民党员，因此他要求“取消租界”，要求大家都加入国民党。对此，郭沫若说，加入国民党本来不成问题，他自己也曾做过国民党员。不过为三民主义而奋斗，重在行动上，形式上加入不加入并不是重要问题。并且打了一个比方，说相信佛教的不一定做和尚，做了和尚的不一定都相信佛教，所以不一定加入。至于“租界”云云，那就请部长“收回”吧。文委会冲破限制，竭力开展一些进步文化活动，如举办各种报告会、讲演会、座谈会、大型音乐会、美术展览和木刻展览等，出版了多种报纸副刊。
郭沫若从来没有停止文学创作，但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1941年皖南事变后由于实际政治工作受到很大限制，他又把主要精力转向创作和研究，尤其是历史剧创作和史学理论的研究上来。在历史剧方面，从1941年12月到1943年4月不到一年半时间内，连续写出了《棠棣之花》、《虎符》、《屈原》等六部剧作。史学理论方面，这时期出版了很有影响的论文和著作，如《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
在抗日战争后期，郭沫若积极参加国统区的民主运动。1945年1月，中国民主同盟发表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宣言。国统区的文化界2月22日在《新华日报》发表了郭沫若起草的有372人联合签名的《文化界时局进言》，猛烈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提出建立由各党派代表组成的联合政府和实行民主的一系列要求。国民党反动当局不仅对签名者进行分化、威胁和组织反签名运动，而且还于3月20日下令解散了文化工作委员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沫若努力宣传中共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和政策，站在反对国民党独裁、内战斗争的前列，为争取民主和解放而斗争。
1946年1月10日，郭作为社会贤达代表，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会后，重庆各界在较场口召开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公然捣毁会场，殴打大会总指挥李公朴，郭沫若上前阻止，亦被打伤。事后，他充满愤慨地讥刺王世杰、陈立夫说：打我的人，“我相信，他就站在我的面前，他也不敢公然承认他是亲自下手或唆使人打我。那种心怀内咎而不得不呈出一副伪善者面孔的勾当，我不相信是怎样好过的事情”。
1946年5月8日，郭沫若到上海。当时上海报刊仅《文汇报》一家掌握在进步人士手里。当《文汇报》实行改革时，郭帮助他们设计出7个周刊，并亲自参加其中《新思潮》与《新文艺》的编辑工作，使之成为当时国统区最受欢迎的报刊。1947年2月，百货职工召开抵制美货、用国货演讲会，国民党特务捣毁会场，打伤职工。当天下午，郭和沈钧儒代表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到医院慰问受伤职工，到警察局抗议，将被捕的受伤者保出就医。1947年7月11和15日，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相继在昆明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郭沫若在上海多次发表文章以示哀悼，愤怒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罪行。10月4日，上海各界人士为李、闻召开追悼会，郭发表讲话，并在《祭李闻》一文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横逆暴戾的种种罪行。由于在民主运动中的威望和影响，他在上海的住所成了进步文化人经常汇集的地方。一些重要的集会，如进步文化人为朱德60寿辰举行庆祝会、揭露美蒋假调处真进攻的罪行招待会等，都是在这里举行的。
1947年下半年，郭沫若离开上海去香港，领导中国艺术工作者协会香港分会和中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的工作，他以《华商报》为主要阵地，发表了许多政论和杂文，向国内和华侨中的知识分子宣传中共的主张，鼓励他们献身人民解放事业。1948年11月，他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离开香港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一道前往解放区。1949年6月，出任新政协筹备会副主任。7月，由他发起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会上，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9月，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担负着繁重的国家事务的领导工作。他先后担任过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全国文联第二、三届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职务。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至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委员，第二、三、五届副主席。
在国际事务活动中，郭沫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多次率团出国访问，跋涉亚非欧美各洲，对发展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加强与各国的联系和合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郭沫若一生先后在日本生活了20年，对日本人民一直怀有 亲切深厚的感情，把日本称为“第二故乡”。在中华民族受到日本法西斯侵略时，他就寄希望于日本人民的觉醒，并大力支持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建立。新中国成立后，他更致力于促进中日友好。1951年，他在英文杂志《人民中国》上发表《致日本人民的公开信》，反对美日单独媾和复活日本军国主义。1952年春，他和宋庆龄一起电邀日本的和平团体参加这年秋天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1954年，他发表《关于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谈话。次年5月，邀请日本学术会议中国考察团访问中国，开拓了中日学术交流的道路。接着，他率领中国科学院学术考察团对日本进行回访，这是战后我国第一个访日团体。1963年10月4日，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也没有间断加强中日友好的工作，多次陪同周恩来总理，或自己单独会见来中国访问的日本朋友。1954年，他将抗日战争结束时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留在上海的14万张辞典卡片送还爱知大学，使这个学校的《华日大辞典》得以出版。他把自己在须和田的藏书1300多册，赠送给日本的日中文化研究所。后来，这个研究所以此为基础成立了沫若文库，并根据他的建议扩大为亚非图书馆。郭在日本人民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日本人民对他促进中日友好给予很高的评价。日本友人为他在日本生活过的四个地方建立了诗碑，以作纪念。
郭沫若长期领导我国科学文教工作，在团结科学家、调整科研机构和科研队伍、开展各项科研活动、制定办学方针、培养青年科技人员、参与制定十二年科研远景规划等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郭沫若特别重视文物考古事业的建设，积极组建文物考古研究机构，大力倡导和支持文物考古工作干部的培训，并孜孜不倦带头从事古籍整理、考古研究，使我国文物考古工作日新月异地发展。郭非常关心汉字改革工作，主张中国文字拼音化。他建议成立专门的文字改革机构，对汉字进行整理和简化。他主张书籍报刊文字改为左起横排。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改为横排，带动了全国出版行业的改革。
郭沫若一直关心我国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并不间断地从事自己的创作活动。作为全国文艺界的最高领导人，他发表的许多文章、谈话，都被认为是我国文艺运动的指导性言论。这些文章大多收在《雄鸡集》里。这个时期他写的诗很多，编成集子的有《新华颂》、《百花齐放》、《长春集》、《骆驼集》、《东风集》和1977年编定的《沫若词选》。他逝世后，于立群又将他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写的诗文编为《东风第一枝》出版。据粗略统计，郭沫若建国后写的诗有900多首，比他在解放前写的多了将近一倍。此外，郭沫若继续创作历史剧、撰写史学论著，为新中国建设服务。1959年和1960年，为了替曹操和武则天翻案，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要求写了《蔡文姬》和《武则天》两个剧本。1963年，为了纪念民族英雄郑成功光复台湾300周年，应八一电影制片厂之约，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这时期他最重要的史学著作是《奴隶制时代》。1971年10月出版的《李白与杜甫》，是他留给人们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伟大的文化战士，郭沫若对“四人帮”借“批林批孔”之名，把矛头指向从中央到地方党政军一大批负责干部，指向周总理的罪恶阴谋，早就有所察觉。他拒绝写为“四人帮”吹捧的文章，为此，受到了“四人帮”的围攻。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他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带病去向总理 遗体告别，并参加了周总理的追悼会。9月9日，毛主席的逝世，给了他又一个沉重打击。当传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时，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创作了“大快人心事”的诗词，并带病参加了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大会。他还抱病出席了科学大会的开幕式，并预言中国科技春天的到来。1978年6月12日下午，郭沫若与世长辞，终年86岁。
①《序我的诗》，《沫若文集》第13卷，1961年版，第121页。
①《沫若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89页。
①李江：《鲁迅与毕磊》，《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216—217页。
①《海涛集·跨着东海》，《沫若文集》第8卷，1958年版，第311页。
①白寿彝：《深切怀念开辟新历史的伟大旗手》，《光明日报》1978年6月29日。
①《海涛集·我是中国人》，《沫若文集》第8卷，第337页。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生于四川乐山观峨乡沙湾镇。乳名文豹，学名开贞。“沫若”是他1919年9月11日首次在《学灯》上发表新诗时所用的笔名，取他故乡沫水（大渡河）和若水（青衣江）两河合龙之意。
郭沫若祖籍福建汀州宁化，于1781年定居沙湾。至其父郭潮沛时，他家发展为一个兼营商业的中等地主。郭潮沛重视子女的教育，对郭沫若及其兄弟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大哥郭开文（1877—1936），是四川第一批留日学生之一，较早接受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对郭沫若有较深的影响。
1897到1905年，郭沫若在私塾读书。1905年考入嘉定高等小学堂，1907年升入嘉定中学堂，一直到1909年。这期间，他开始向文学方面发展。课余时间他阅读了梁启超翻译的《经国美谈》、《意大利建国三杰》，严复译的《天演论》等外国作品。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发展及思想倾向都有重大影响。
郭沫若在学生时代就具有反抗的个性。1909年10月嘉定中学有学生和营防军发生冲突，学生被打成重伤，郭沫若以学生代表身份要求学校出面交涉，被校方开除。次年2月插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丙班就读，又因为代表班级参加全市罢课斗争，于1911年1月被学校开除，由于他大哥郭开文是该校教员，才得以继续在该校就读。
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诞生，唤醒了郭沫若革命民主主义的意识。但他不能忍受辛亥革命后的黑暗现实，渴望到外地去寻找新的生活。促成他离乡远行的，还有奉父母之命，与张琼华成婚的不幸婚姻。1913年底，他东渡日本留学。
1914至1923年，郭沫若先后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九州帝国大学医科。这10年是郭沫若学生时代最勤勉的一段。除学习日、德、英几门外语外，医学功课非常繁重，但他很刻苦，获得了医学士学位。后来他之所以放弃行医，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是因为得过伤寒，留有后遗症，两耳重听的缘故。
留学日本对郭沫若一生的发展十分重要。日本帝国主义于1915年5月向北京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为此，郭沫若与几个同学回国抗争，虽未成功，却充分表明了他的爱国热情。1919年5月中旬，郭沫若与夏禹鼎、徐诵明等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爱国小团体——“夏社”，翻译日本人仇华消息，或自己动手写些排日的文章，向上海各报馆投寄。接着，他又与郁达夫、成仿吾等一起于1921年6月下旬成立了创造社。郭沫若不仅推动了创造社的成立，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前期创造社先后办了3个刊物，即《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和《创造日》。《创造》季刊虽然由上述三人轮流编辑，但郭负责最多。《创造周报》则主要是郭负责。
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上半年，是郭沫若的新诗创作的爆发期，他自认是“最可纪念的一段时期”。1921年8月出版的《女神》，除《序诗》外，共56首。这些诗歌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有强烈的反帝思想和推翻军阀统治的要求。1923年出版的《星空》是他的第二部诗集，共收诗34首。《星空》的格调比较低沉，反映了郭沫若思想的苦闷。他自认为《星空》是五四退潮后的一些“微波”，在这里“像产生《女神》时代的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是没有了”①。诗集《前茅》共收入郭沫若诗作23首，大部分写于1923年。这时我国工农革命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郭沫若的思想也有了较显著的变化。在这里诗人不再只是迷恋自然、颂扬自然，而是敢于正视人生，正视人世间的苦乐，有些诗甚至就是工农革命的战歌。此外，他的诗集还有《瓶》、《恢复》等。这期间他还创作了《卓文君》、《王昭君》等诗剧，写了一些历史题材的小说和自传体小说，在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方面也作出了一定成绩。特别是《卓文君》、《王昭君》两剧，充分体现了五四时代“人”的觉醒，歌颂了人格独立、人人平等、婚姻自主的五四精神。
留日十年，特别是从五四到1923年这几年，可以说是郭文学活动的全盛时期。他的诗作和其他文学作品，对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
从1924到1926年北伐前，郭沫若逐渐减少了文学活动，主要投向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问题的探讨。这使他实现了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翻译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使郭沫若对社会主义有了较系统的认识。
这部著作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及其过程，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的途径。尽管它在论点上有个别错误，但总体上还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和唯物史观的。从事这部著作的翻译，使他在理性上开始认识了马克思主义。他在《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中说：“我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信心，如今更得到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时期。”①1924年，郭沫若携妻儿由日本回国。对郭沫若的思想发展产生很大影响的是五卅运动。1925年5月30日那天，郭沫若目睹了上海工人、学生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杀害工人顾正红往工部局示威请愿，惨遭外国巡捕屠杀的情景。工人阶级浴血奋战的精神深刻地教育了他。他积极投身于反帝斗争的洪流。他参与组织“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并为该会起草《五卅案宣言》。他多次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必须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实践激起了他创作的冲动，历史剧《聂嫈》就是在五卅高潮中写成并上演的。
五卅运动后，他“中止了前期创造社的纯文艺活动，开始转入了对于辩证唯物论的深入的认识”，“从以前的浪漫主义的倾向坚决地走到现实主义的路上来”，“更由文艺界跳进革命运动的浪潮里去了”。郭沫若的这个转变，也是前期创造社能够转向中期创造社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成仿吾南下，郁达夫北上，在上海的创造社元老郭沫若，自然就成为中期创造社的实际指导者。他以《洪水》为阵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积极撰文批判国家主义派的反共、反苏、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
1926年3月，经瞿秋白的推荐，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聘请郭沫若任文科学长（文学院长）。在进步师生的支持下，他大胆地整顿了文科学院，将腐败的前清翰林清除出校，新聘了不少左派教授。他还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在广东大学高师部学生毕业典礼上，他发表讲话，勉励毕业生“在社会里头，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拿革命的手段，努力为群众利益前途奋斗”①。5月间，他应毛泽东邀请，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报告，并兼任第六届广州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此时，他应邀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联合举行的马克思诞辰108周年的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说。
1926年7月下旬，郭沫若投笔从戎，与阳翰生、李一氓一起从广州出发随国民革命军北伐。10月间到达武昌城下。在这期间，他由宣传科长、宣传处长、秘书长升任政治部副主任；军衔由中校升为中将。11月上旬北伐军占领九江、南昌后，他接到邓演达电令，立即组织精干人员赶赴江西，主持政治工作。1927年3月，浙江、安徽、江苏、上海都被北伐军占领，孙传芳的势力迅速崩溃。这时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先后制造了赣州惨案，南昌、九江事件和安庆惨案。当时，郭沫若先在南昌后又到安庆主持政治工作，蒋介石曾多次用高官厚禄收买他，任命他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每月另加300元大洋津贴，但是，郭沫若目睹一系列惨案的发生，洞察了蒋介石叛变的部分内幕，在革命与反革命生死搏斗的严重时刻，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密电武汉中央，揭发蒋介石的叛变行径，并秘密离开蒋介石到达南昌。到达南昌的当天，即3月31日，他便写下了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及时地揭露了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革命者、制造安庆惨案的罪行。他的文章产生了很大影响。4月14日，他到达上海，向周恩来报告了蒋介石一手制造九江、安庆惨案的经过。随后，郭离开上海去武汉，出席了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不久，又赴河南参加北伐战争。
7月中旬，武汉的国民党进行“分共”活动，郭即去九江。8月1日南昌起义时，他虽没到南昌，但他是由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委员，由7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并兼任宣传委员会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8月4日，郭到南昌后的第二天，随军撤离南昌。部队转战到瑞金时，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起义部队在汕头失败，郭沫若等4人在当地农民协会的帮助下，于1927年10月经香港到上海。后于1928年2月24日离开上海去日本。南京国民政府下令通缉郭沫若。郭沫若到达日本后，几经搬迁，最后定居在市川市须和田。在这里，郭沫若成就了他一生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事业。
这段时期，郭沫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他思考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他认为，“要使这种新思想真正地得到广泛的接受，必须熟练地善于使用这种方法，而使它中国化”①。于是他着手翻译马克 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928年7月，他开始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3月汇集出版。这部著作用大量史实阐述了中国古代社会由原始公社向奴隶制发展的过程，论证中国古代存在过奴隶制社会，从而说明中国社会发展史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普遍规律相一致。这部著作被史学界公认为“第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古代史著作”。
除此之外，郭沫若依靠日本和国内朋友的帮助，克服了政治上不自由、资料缺乏和经济窘迫的困难，写出了如下一批富有创见的史学论著：《甲骨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先秦天道观之进展》、《殷契粹编》等。这些论著的发表，使郭沫若成了世界上著名的学者。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说：“史学界的同志，无论是否同意郭老的观点，无论是否有独到的创获，但没有例外，都是随着郭老开辟的道路，随着郭老首先在史学领域里举起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前进。”①在日本10年间，郭沫若还创作了许多小说、散文和自传体文学，如《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猫》、《创造十年》、《创造十年续编》、《北伐途次》等。他的历史小说都是运用现实主义的原则，着力刻画各种不同性格的历史人物，并通过他们来批评或赞扬今人，不仅起到了为现实服务的作用，而且加强了左翼文坛的力量。这期间他还有大量翻译作品问世，如美国作家辛克莱的《石炭王》、《屠场》、《煤油》三部巨著，《日本短篇小说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还有自然科学方面的《生命之科学》等等。
应该说明的是，郭沫若流亡日本一年后，由于创造社被国民党政府封闭，他的每月100元生活费资助就断绝了。为了不使古代史研究中断，他的妻子安娜俭约持家，同时，郭沫若也不得不把部分精力转移到别的文字的写作和翻译上来，以便挣一些稿费维持生活。
郭沫若在日本研究中国历史，并没有忘记祖国的社会现实。而且应该说，他研究古代历史正是为了改变祖国的现实。他时刻以“我是中国人”来勉励自己，要求自己“无论在怎样环境中，你得拿出勇气和耐心来，更坚毅地生活下去，你虽然离开了祖国，离开了工作岗位，你不应该专门为全躯保妻之计，便隐没下去的”。①正是这种精神力量，支配着他在逆境中长期在古代浩繁的文献中，在难识费解的甲骨文、金文中刻苦地研究。他虽然远离祖国，却一直关心着祖国的革命斗争。他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50多位发起人之一。为了支持“左联”，他捐赠了《少年维特之烦恼》译著的版税，作为“左联”的基金。他还支持“左联”东京分盟主办的几个刊物，经常为它们撰稿。抗日战争爆发后，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争取和安排，1937年7月25日郭沫若秘密离开日本返回中国。
1937年7月27日，在朋友的帮助下，郭沫若住进了上海法租界的新居。7月31日，蒋介石迫于形势取消了对郭沫若的通缉令，并随后在南京召见他，这使他在上海的活动减少了一些麻烦。
在上海期间，郭沫若主要从事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由于他的声望，他成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实际领导人，并以救亡协会为中心，团结广大文化工作者和爱国青年，组织了3个战地服务队和12个救亡演剧队，从事抗战的宣传和服务工作。他不顾个人安危，驰骋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慰劳士兵、访问将帅，把人民的敌忾带到前线，把前线的勇敢传到后方。郭沫若还是《救亡日报》社的社长。这个报纸在初期上海抗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1938年1月，郭沫若与于立群正式结婚。2月，他在武汉接受了曾被他拒绝过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职务。由于郭出面邀请，三厅集结了当时优秀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各方面的进步文化人，被誉为“名流内阁”、“人才内阁”。经过紧张的筹备，4月1日第三厅正式办公。尽管受到国民党种种禁令的限制，三厅还是开展了不少抗日救亡群众性活动和工作，如举行震动武汉三镇的大规模的“扩大宣传周”和七七周年纪念会。它采用了歌咏、戏剧、漫画等多种手段宣传抗日，推动了人民爱国热情的空前高涨，群众纷纷为抗战出力、献金。又如组编了9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战宣传队和1个孩子剧团，活跃在抗日前线和后方，从而培养出不少优秀的文艺工作者。
1939年以后，政治形势逆转，国民党政府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在这种形势下，迁至重庆的三厅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国民党对三厅施加种种限制，由改组、缩编，至1940年9月终于下达了撤销令。11月，国民党在政治部之下设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任命郭沫若为主任委员。国民党对文委会的管制甚多，但在郭沫若领导下，顶住国民党的压力，仍开展了不少抗日宣传和进步文化活动。有一次，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到文化工作委员会演讲，说文委会是“租界”，成员有“左翼作家”，又都不是国民党员，因此他要求“取消租界”，要求大家都加入国民党。对此，郭沫若说，加入国民党本来不成问题，他自己也曾做过国民党员。不过为三民主义而奋斗，重在行动上，形式上加入不加入并不是重要问题。并且打了一个比方，说相信佛教的不一定做和尚，做了和尚的不一定都相信佛教，所以不一定加入。至于“租界”云云，那就请部长“收回”吧。文委会冲破限制，竭力开展一些进步文化活动，如举办各种报告会、讲演会、座谈会、大型音乐会、美术展览和木刻展览等，出版了多种报纸副刊。
郭沫若从来没有停止文学创作，但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1941年皖南事变后由于实际政治工作受到很大限制，他又把主要精力转向创作和研究，尤其是历史剧创作和史学理论的研究上来。在历史剧方面，从1941年12月到1943年4月不到一年半时间内，连续写出了《棠棣之花》、《虎符》、《屈原》等六部剧作。史学理论方面，这时期出版了很有影响的论文和著作，如《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
在抗日战争后期，郭沫若积极参加国统区的民主运动。1945年1月，中国民主同盟发表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宣言。国统区的文化界2月22日在《新华日报》发表了郭沫若起草的有372人联合签名的《文化界时局进言》，猛烈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提出建立由各党派代表组成的联合政府和实行民主的一系列要求。国民党反动当局不仅对签名者进行分化、威胁和组织反签名运动，而且还于3月20日下令解散了文化工作委员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沫若努力宣传中共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和政策，站在反对国民党独裁、内战斗争的前列，为争取民主和解放而斗争。
1946年1月10日，郭作为社会贤达代表，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会后，重庆各界在较场口召开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公然捣毁会场，殴打大会总指挥李公朴，郭沫若上前阻止，亦被打伤。事后，他充满愤慨地讥刺王世杰、陈立夫说：打我的人，“我相信，他就站在我的面前，他也不敢公然承认他是亲自下手或唆使人打我。那种心怀内咎而不得不呈出一副伪善者面孔的勾当，我不相信是怎样好过的事情”。
1946年5月8日，郭沫若到上海。当时上海报刊仅《文汇报》一家掌握在进步人士手里。当《文汇报》实行改革时，郭帮助他们设计出7个周刊，并亲自参加其中《新思潮》与《新文艺》的编辑工作，使之成为当时国统区最受欢迎的报刊。1947年2月，百货职工召开抵制美货、用国货演讲会，国民党特务捣毁会场，打伤职工。当天下午，郭和沈钧儒代表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到医院慰问受伤职工，到警察局抗议，将被捕的受伤者保出就医。1947年7月11和15日，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相继在昆明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郭沫若在上海多次发表文章以示哀悼，愤怒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罪行。10月4日，上海各界人士为李、闻召开追悼会，郭发表讲话，并在《祭李闻》一文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横逆暴戾的种种罪行。由于在民主运动中的威望和影响，他在上海的住所成了进步文化人经常汇集的地方。一些重要的集会，如进步文化人为朱德60寿辰举行庆祝会、揭露美蒋假调处真进攻的罪行招待会等，都是在这里举行的。
1947年下半年，郭沫若离开上海去香港，领导中国艺术工作者协会香港分会和中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的工作，他以《华商报》为主要阵地，发表了许多政论和杂文，向国内和华侨中的知识分子宣传中共的主张，鼓励他们献身人民解放事业。1948年11月，他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离开香港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一道前往解放区。1949年6月，出任新政协筹备会副主任。7月，由他发起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会上，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9月，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担负着繁重的国家事务的领导工作。他先后担任过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全国文联第二、三届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职务。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至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委员，第二、三、五届副主席。
在国际事务活动中，郭沫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多次率团出国访问，跋涉亚非欧美各洲，对发展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加强与各国的联系和合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郭沫若一生先后在日本生活了20年，对日本人民一直怀有 亲切深厚的感情，把日本称为“第二故乡”。在中华民族受到日本法西斯侵略时，他就寄希望于日本人民的觉醒，并大力支持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建立。新中国成立后，他更致力于促进中日友好。1951年，他在英文杂志《人民中国》上发表《致日本人民的公开信》，反对美日单独媾和复活日本军国主义。1952年春，他和宋庆龄一起电邀日本的和平团体参加这年秋天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1954年，他发表《关于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谈话。次年5月，邀请日本学术会议中国考察团访问中国，开拓了中日学术交流的道路。接着，他率领中国科学院学术考察团对日本进行回访，这是战后我国第一个访日团体。1963年10月4日，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也没有间断加强中日友好的工作，多次陪同周恩来总理，或自己单独会见来中国访问的日本朋友。1954年，他将抗日战争结束时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留在上海的14万张辞典卡片送还爱知大学，使这个学校的《华日大辞典》得以出版。他把自己在须和田的藏书1300多册，赠送给日本的日中文化研究所。后来，这个研究所以此为基础成立了沫若文库，并根据他的建议扩大为亚非图书馆。郭在日本人民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日本人民对他促进中日友好给予很高的评价。日本友人为他在日本生活过的四个地方建立了诗碑，以作纪念。
郭沫若长期领导我国科学文教工作，在团结科学家、调整科研机构和科研队伍、开展各项科研活动、制定办学方针、培养青年科技人员、参与制定十二年科研远景规划等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郭沫若特别重视文物考古事业的建设，积极组建文物考古研究机构，大力倡导和支持文物考古工作干部的培训，并孜孜不倦带头从事古籍整理、考古研究，使我国文物考古工作日新月异地发展。郭非常关心汉字改革工作，主张中国文字拼音化。他建议成立专门的文字改革机构，对汉字进行整理和简化。他主张书籍报刊文字改为左起横排。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改为横排，带动了全国出版行业的改革。
郭沫若一直关心我国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并不间断地从事自己的创作活动。作为全国文艺界的最高领导人，他发表的许多文章、谈话，都被认为是我国文艺运动的指导性言论。这些文章大多收在《雄鸡集》里。这个时期他写的诗很多，编成集子的有《新华颂》、《百花齐放》、《长春集》、《骆驼集》、《东风集》和1977年编定的《沫若词选》。他逝世后，于立群又将他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写的诗文编为《东风第一枝》出版。据粗略统计，郭沫若建国后写的诗有900多首，比他在解放前写的多了将近一倍。此外，郭沫若继续创作历史剧、撰写史学论著，为新中国建设服务。1959年和1960年，为了替曹操和武则天翻案，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要求写了《蔡文姬》和《武则天》两个剧本。1963年，为了纪念民族英雄郑成功光复台湾300周年，应八一电影制片厂之约，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这时期他最重要的史学著作是《奴隶制时代》。1971年10月出版的《李白与杜甫》，是他留给人们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伟大的文化战士，郭沫若对“四人帮”借“批林批孔”之名，把矛头指向从中央到地方党政军一大批负责干部，指向周总理的罪恶阴谋，早就有所察觉。他拒绝写为“四人帮”吹捧的文章，为此，受到了“四人帮”的围攻。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他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带病去向总理 遗体告别，并参加了周总理的追悼会。9月9日，毛主席的逝世，给了他又一个沉重打击。当传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时，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创作了“大快人心事”的诗词，并带病参加了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大会。他还抱病出席了科学大会的开幕式，并预言中国科技春天的到来。1978年6月12日下午，郭沫若与世长辞，终年86岁。
①《序我的诗》，《沫若文集》第13卷，1961年版，第121页。
①《沫若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89页。
①李江：《鲁迅与毕磊》，《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216—217页。
①《海涛集·跨着东海》，《沫若文集》第8卷，1958年版，第311页。
①白寿彝：《深切怀念开辟新历史的伟大旗手》，《光明日报》1978年6月29日。
①《海涛集·我是中国人》，《沫若文集》第8卷，第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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