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 陶行知
陶行知，原名文濬，早年改名知行，后又改名行知，还曾用不除庭草斋夫等笔名。1891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十六日）出生于安徽歙县西郊十里地的黄潭源村，祖籍浙江绍兴会稽县陶家湾。父任潮，曾经营酱园，有田四亩，酱园停闭后以务农为生，入不敷出，则由母亲给人缝洗辅以度日。
陶行知5岁时，常随父识字，本村塾师方秀才见他资质优异，免费收为蒙童。15岁那年，母亲在省城歙州耶稣教堂帮佣，他经常挑菜进城，顺便探母，或者助母干活。教堂主教兼崇一学堂校长英人唐俊贤，喜爱他聪敏勤快，于1906年让他免费进学堂就读，1908年因学习优异提前一年毕业。毕业后，他满怀“医药救人”的心愿，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学习半年后，方知非教徒须自费见习，他愤然退学，离杭去苏州。1910年秋，还是受唐俊贤的资助，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科学习。在这里，他边学习边任金大学报《金陵光》中文版编辑。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影响下，他利用《金陵光》宣传革命思想，拥护民主共和。他敬佩明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常用笔名陶知行发表文章（1917年正式以陶知行为名）。1913年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在毕业典礼大会上他宣读论文《共和之精义》，指出：“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①这些话表明了他对教育立国的坚定信念。
1914年夏，陶行知得到金陵大学师友多方面的资助，学校保送他去美国留学。他先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学，和孙科同学，1915年夏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同年秋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学，为杜威和孟禄的学生，和胡适同学，颇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1917年获都市学务总监证书后回国，同年9月他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历任教员、教授、教务长等职，除主讲各门教育学科外，经常去市郊作教育调查。正是通过这些调查研究所得到的启示，他才逐渐离开大学，从事平民教育。
1917年冬，陶行知回国执教的时候，国内提倡民主与科学，抨击封建旧制度、旧文化，传播新思潮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兴起。1918年夏，他发表了《生利主义的职业教育》，主张：“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应发展“生有利之物”，“生有利之事”以“利群”的职业教育②；造就生利人物，则“国无游民，民无废才”③。这种将职业、教育和生活、国家利益相联系的设想是他的生活教育思想的表现，也是他积极从事平民教育运动的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爆发后，陶行知积极投入反帝爱国运动，痛斥卖国的“二十一条”，发表演说强烈要求归还青岛。与此同时，他一面继续进行校内的教育改革，将教学分离的“教授法”改为“教学合一”的“教学法”①；一面又陪同应邀来华的杜威在南京、上海等地讲学（以后又陪着孟禄做调查研究），借以宣传新教育。
1921年，教育界的三个团体（实际教育调查社、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编辑社）合并组成中华教育改进社。蔡元培等9人被选为董事，陶行知任《新教育》主编。1922年5月他和蔡元培、胡适等16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指出“好政府”的基本要求应该是一个“宪政的、公开的和有计划的”政府。②1923年他和朱其慧、晏阳初等共同倡议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宣言中说，共和国的国基是否稳固，全看国民是否受过相当教育，“我们如想挽救全国不安的景象，除了把平民教育推行全国之外，决无第二个好的办法”③。一次，他给友人信中说到：“中国现在危亡之祸逼在眼前，万万等不得国民小学的学生长大之后，再出来为国家担当责任。我们必定要努力把年富力强的人民赶紧培植起来，使他们个个读书明理，并愿为国鞠躬尽瘁。”④陶行知先后在南京、上海、杭州、安庆、南昌等地组织平民读书处，为收容五四运动中被迫离校的学生成立“安徽公学”，提倡公学师生“共学、共事、共修养”，“共生活、共甘苦”⑤。他指出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也就是到乡间去的运动；中国以农立 国，100个人中有85个住在乡村，平民教育必须普遍的办。他说：“平民教育的宗旨是要叫种种人受平民化。”一方面要打通贫富贵贱“层层叠叠的横阶级”，另一方面要打通行业地区的“纵阶级”，“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①。在以后的数年里，陶行知从这种救国救民的平民教育发展中，充实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和内容。但是，他以办乡村教育改造乡村和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社会”的设想，最终没有实现。
1926年秋在考察南京燕子矶北固乡小学和江宁县师范等学校时，他发现这些乡村学校不仅教学生读书，并且教学生做事、劳动、做饭，由此得到启示，他提出，乡村学校的教员、校长，要有农夫的身手，教师的头脑和改造社会的精神，办用钱少成绩好的活教育。为此，他发表了《半周岁的燕子矶国民学校》，《天将明之师范学校》和《无锡小学之新生命》等文，指出江宁师范“可以为中国师范教育开一个新纪元”②。1926年冬，他会同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一起拟订了乡村教育计划，发表了宣言并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办学申请，着手筹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
1926年12月，陶行知和赵叔愚公布了江苏省教育厅批准的乡村师范第一院简章，暂定学制1年，招收初、高中或大学第三年肄业学生有农业经验者，修学期满，成绩合格，服务半年后，可以任初小、高小或师范学校教师；有特殊才能者可任各级学校校长和乡村教育辅导员。入学考试科目除作文、常识、智力测验外，必须在“农场操作一日”。1927年3月15日，晓庄师范学校正式开学，第一批学生16人。
晓庄师范是一所集资的私立学校，上设乡村师范董事会，蔡元培和王云五分别任正副董事长，陶行知任秘书长兼校长，赵叔愚任小学师范院院长兼研究部长。
1927年3月下旬北伐军进驻南京，晓庄师生列队欢迎，慰劳和协助部队救护伤员，参加农民协会。同年3月底，他去上海和北方筹措经费，奔走了一个多月。4月初，他在上海给晓庄师生写信说：“本校既已参加农民协会，当为乡村组织教学做之实例，就是已经开始与土豪、劣绅、伪农民短兵相接了。我们必须有百折不回的精神才能达到我们的目标。”信中他还说到“上海杀机四伏”，倘若他被炸死，“这封信就算作我的遗嘱”①。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5月15日他又写信鼓励晓庄师生，“我和诸位同是在乡村里摸路的人”，“我们朝着实际生活走，大致不至于迷路”②。晓庄师范就是在这种环境中艰苦创业的。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也是在这样的实践中渐次形成的。其代表作有：《从野人生活出发》、《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如何教农民出头》、《平等与自由》、《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行是知之始》、《生活即教育》等重要文章。通过这些文章，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在两方面各翻了半个筋斗：一是从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思想，倒翻成“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这半个筋斗使他和杜威的实用主义观点“有用即真理”一致起来。这半个筋斗还促使他把陶知行的名字改为陶行知（1934年正式改名）。另半个筋斗是从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和“做中学”的理论，倒翻过来成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他说，8年来我推行杜威的思想后，经验告诉我，“此路不通！”“教学做合一”是碰壁后才找到的新路。他说：实际上“是生活便是教育”，“是好生活便是好教育，是坏生活便是坏教育”。所以我把杜威的教育理论翻了半个筋斗，改成“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按“教学做合一”的原理实施教育学。①陶行知推崇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提出农民要在农业上“安根”，必须依靠教师教农民实行把民权操在手中，“在立脚点上谋平等，于出头处求自由”②。他指出：教学做合一是主张在劳力上劳心；唯独贯彻在劳力上劳心的教育，才能造就在劳力上劳心的人类。人人在劳力上劳心便可无废人，便可无阶级。
自晓庄师范开办后，各省市在它的影响下，风起云涌，竞相创设乡村师范，浙江湘湖师范的建立和发展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然而好景不长，晴天霹雳，1930年4月12日，国民党政府派兵占领了晓庄师范，陶行知遭到通缉，被迫流亡日本。
晓庄师范被封闭时，师生30余人被捕，14名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牺牲。这一惨痛教训使陶行知意识到：“我们是实际的革命者，我们已经打了一仗，但还没有来得及回敬人家一拳，就溃败下来了”；“中国革命要得到成功，非三万万四千万农民起来不可”。③1931年春，陶行知自日本潜回上海，匿居四川北路，秘密为《申报》工作。他曾和《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说起，日本工业发展和科学发达有关①。史量才表示愿意捐助10万元，供他作普及科学研究基金。于是陶行知开始筹办“自然科学园”和“科学下嫁运动”的普及教育工作。当时陶行知在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下无法公开活动，只得召集原晓庄师生中的董纯才、戴白韬和方与严等人出面创办“自然科学园”，用陈鹤琴的名义主编“儿童科学丛书”108册，由儿童书局出版。他亲自编写《儿童科学指导》11册，提倡“玩科学把戏”和手脑并用的科学普及教育。当时他发表的《手脑相长歌》，不胫而走，十分流行。歌词是：“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②这一时期内，陶行知还在《申报》的《自由谈》专栏上以“不除庭草斋夫”等名连续发表政论性文章，抨击“不抵抗主义”，反对“攘外必先安内”，提出“不贪钱的文官”，“不怕死的武官”，“手脑并用的散思先生（指科学）”是救国的“三个牛皮匠”③。他还认为：“我们应当从屠夫的手里把科学夺过来”，“拿科学来抑强扶弱”。他说：“科学的使命是要造富的社会，不造富的个人。”④1933年，陶行知在上海组织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招收工读生，先后组成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和他亲自组建的报童工学团、流浪儿童工学团、家庭亭子间工学团和读书班等。到1934年1月，仅山海工学团就已发展到17处，共316人参加，普及“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生活教育。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通过这些活动推动抗日反蒋运动，发展革命势力。如晨更工学团就是教联、沪西团区委、剧联、左联的一个活动据点。
不久，陶行知提出“小先生制”和“即知即传”原则，推行读书识字。这是他创造的一种普及教育的方法。这一方法经过宣传介绍，后来推行到全国23个省市的一些地方。陶行知出国访问时，还把小先生制传入美国、加拿大、印度等国。
1935年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高潮。12月12日，陶行知和沈钧儒、马相伯、胡愈之、邹韬奋等280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要坚持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伪组织和华北自治，用全国的兵力、财力反抗敌人的侵略，严惩一切卖国贼并抄没其财产等8项救国的主张。随后参与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1月组织国难教育社，陶行知被选为社长，起草《国难教育方案》。同年5月，他与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和执行委员。
1936年3月，陶行知在《生活教育》（1934年创刊）第3卷，第1、2期上先后发表《国难教育方案之实质》和《生活教育之特质》两篇论文，对生活教育作出了新的解释，从而使他的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立场开始转变。在前一篇论文中指出，当前的“生活”是国难当头，整个中华民族除了反抗敌人的侵略，没有法子可以获得民族解放，除了流血不会获得民族自由。当大众没有解放之前，生活斗争是大众唯一的教育。他把当前的国难教育任务和他的生活教育理论联系起来，把大众共赴国难的生活作为教材，改变了过去把日常生活作为教材的基本立场。他认为：（1）当前的教育之生命即民族之生命，国难教育和生活教育已成为单一的教育。（2）国难教育在于唤醒大众组织起来救国。教育大众是当前国难教育，也是生活教育的第一件大事。不许大众救国的教育是亡国的教育，不是救国的教育。（3）国难教育要求一切活动以国难为中心，整个中华民族就成了伟大的学校。（4）领导和群众要上下沟通，才能完成救亡的使命。（5）只有实际行动才能把将亡之国救回来，要在行动上接受民族解放的理论、组织、计划、纪律。为教育而教育，不许行动的教育，乃是加重国难的教育，不是解决国难的教育①。在《生活教育之特质》一文中，陶行知提出，真的生活教育特质是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和有历史联系的。总之，他把生活教育和国难教育合为一体，表明生活教育、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和国难教育的任务的一致。
1936年7月，陶行知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委托，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七届“世界新教育会议”。会后他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访问欧、美、亚、非28国和地区。他在国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中国的抗日形势，动员各国人民抵制日货和联络华侨发动募捐救国，历时4年多。1938年回国后，他将从国外捐募所得的物资，经由宋庆龄转送给八路军，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救国运动作出重大贡献。他在国内外的声誉也因此大为提高。
使陶行知十分气愤的是在他出国前，国民党政府不给他发出国护照。1936年4月他离沪去华南宣传国难教育，5月从广东 去香港设法解决，6月到达香港。在香港逗留4天的时间里，他参与撰写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这是一篇要求各党各派停止内争，建立联合战线，一致抗日的宣言性文件。同年7月，他和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签名发表了这个文件。同年9月18日，毛泽东写了致章、陶、沈、邹的信，向他们表示“敬意”，并指出：“要达到实际地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①1936年7月10日，陶行知离香港出访。11月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等“七君子”被捕入狱。陶行知正在美国，也遭通缉。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开始。在全国上下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共同抗日的压力下，“七君子”被释放，陶也免遭通缉。当时他在国外发表的演说中，将国难教育改为战时教育。同年10月在给友人信中他分析了日本必败的三点理由：（1）中国的联合和持久抗战；（2）日本国内民主力量的兴起；（3）全世界各国对日的道义上的谴责和经济封锁。他说：“我将尽最大努力来唤醒西方国家的朋友。假使日本不能从这些国家获得战略物资，它就不可能继续发动战争。”②1938年8月30日，陶行知回到香港。31日，香港各界人士举办欢迎他和邓颖超的聚餐会。此后他在香港四处宣传、募捐、动员港人和在港华侨抗日达3个多月。离港前他向记者发表谈话，提出今后的三大心愿：（1）创办晓庄学院，培养高级人才；（2）
办难童学校，收容和培养流散于各地的难童；（3）办香港店员职业补习学校，动员各界港胞与在港华侨抗日。10月初他以国民参政员身份回国参加第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一次他在国外未能参加）。会上，他提出关于推行普及教育以增加抗战力量和建国基础的提案，指出全面抗战要全面教育配合，以争取最后的全面胜利，这是抗战建国的最高原则。具体而言就是：（1）学校与社会联成一气；（2）抗战建国的生活与抗战建国的教育结成一体；（3）教人在团体的生活里取得团体的教育；（4）教人用手用脑用机械，在抗战建国的工作上取得抗战建国的教育；（5）即知即传，节省时间，花钱最少，使穷人也能受教育①。实际上这是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在抗战建国条件下的新发展。同年12月，他在桂林成立生活教育社。成立那天，郭沫若、白崇禧等文化军政要人均前来祝贺。
1939年7月20日，育才学校在重庆北碚借北温泉小学校舍开学，学生人数从40余到年底增至近百人。分音乐、戏剧、绘画、文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六组。每个组犹如大学的系。办学宗旨是应抗战建国的需要，应用生活教育的原理和方法，培养难童中的优秀儿童，使他们成为抗战建国的人才。它的特点是一般基础教育和特殊基础教育同时进行，以促使一般才能和特殊才能的统一发展，防止两者分裂。他说这是知、情、意三者合一的教育。知的教育不是灌输儿童死的知识，而是同时引起儿童的社会兴趣与行动的意志。情的教育是调节并启发儿童应有的感情，主要是追求真理的感情，同时也是知的教育；而追求真理的感情并且努力奉行，也就是意志教育。在这种统一的教育中培养儿童的知、情、意，启发其自觉，使其人格获得完备的发展。育才学校还以集体生活为教育基础。通过集体的生活教育，使儿童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即知即传的小先生、手脑并用的小工人、反抗侵略的小战士。育才学校有“三个不”：（1）不是培养小专家，而是使人才幼苗及时得到培养，不致枯萎。在获得一般智能、懂得一般做人道理的同时，培养有发展前途的特殊才能。（2）不是培养人上人。他们从百姓中来，回到百姓中去，把所学贡献百姓、国家、民族和人类。（3）不是丢掉普通教育，而来干这特殊教育，只是生活教育运动的一件新发展的工作①。7月25日，育才学校从北碚迁到合川县草街子凤凰山古圣寺内。陶行知为了办好育才学校，费尽心血。
在重庆的时候，周恩来和董必武同陶行知的交往日渐增多，不时在一起商谈政治形势和应付国民党反动措施的对策。1939年底国民党在华北发动反共磨擦。1940年4月2日陶行知向《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目前必须要立即停止磨擦，不使它再发生”，“敌伪怕我们干的事，我们偏要干；敌伪要我们干的，我们偏不干”②。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陶行知处境艰难，但他仍不离开重庆。当育才学校在经济、政治多方面受到国民党种种刁难时，他在一次晨会上斩钉截铁地说：“育才一定要办下去，决没有自动停办之理；他宣布：今天（四月六日）定为“育才兴学节”，“我决心要跟武训学，我们要做一个‘集体的新武训’”。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东南亚华侨方面的经费来源中断，陶行知一面紧缩开支，一面加紧募捐。他还发动组织育才学校中的绘画、戏剧和音乐各组师生举办展销和公演，既扩大了影响，也募集了部分经费。他经常提醒师生，校内可以关起门来随便讲，到重庆就不行了，“大路上讲话，草丛中有人听”。这说明了育才学校在政治、经济双重压迫下是如何坚韧不拔地渡过难关，并有所发展的。到1944年冬，育才学校学生增至近300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但中国并未走上和平民主之路，接踵而来的是人民反内战、反独裁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1945年，陶行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0月在重庆召开的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主编《民主教育》和《民主》周刊。1945年11月重庆各民主党派成立了反内战联合会，呼吁各界人士联合起来制止内战。陶行知连续发表文章阐述民主的意义及其和民主教育的关系。他指出，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教育为公以达到天下为公。同年12月，陶行知发表《民主教育之普及》，提出“民主教育一方面教人争取民主；一方面教人发展民主”。“无论是争取民主或是发展民主，都要靠广大人民的群策群力才会成功”。①1946年1月，陶行知和李公朴在重庆管家巷28号院内创办了社会大学。他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兼教务长。他把“社大”的宗旨概括为“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①。社大设有政治教育系、文学系、新闻系、教育系。第一期招收学生190多名，大多是在职青年。学生自费学习，教授义务讲课，或者举办专题讲座。社会大学的学生在反内战反独裁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
1946年1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期间，陶行知和李公朴等组织民主促进会，在重庆沧白堂举办民主讲座。国民党特务时来骚扰会场，于2月1日公然大闹沧白堂，打伤讲演者和听众多人。2月10日，重庆市各界群众在较场口集会，陶行知和沈钧儒、郭沫若、李公朴等为主席团成员。国民党特务大打出手，打伤李公朴、郭沫若等，制造了“较场口惨案”。国民党反动派竟反诬陶行知指挥育才、社大学生捣乱，要传讯他。由于全国舆论反对，国民党未敢按计划行动。陶行知对师生说：“大家要沉着气，要知道民主是需要用鲜血、用生命去争取的。”②1946年4月，陶行知离开重庆到了上海，他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到处为争取民主大声疾呼，连续发表演讲100多次。他一方面要经办和筹划育才学校迁来上海的诸多事宜；另一方面又在恢复和发展山海工学团，兴建了总校1所，分校7处。7月11日李公朴在昆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5天之后，闻一多又死在无声手枪之下。消息传出，他也已经被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中。在这种险恶处境中，陶行知毫不畏惧，沉着地对人说：“我等着第三枪。”
陶行知于7月15日得到上述消息，16日给重庆育才全体师生写信嘱咐说：“深信我的生命的结束，不会是育才和生活教育社之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他劝告大家：“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们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前几天，女青年会在沪江大学约我演讲《新中国之新教育》，我提出五项修养：一为博爱而学习，二为独立而学习，三为民主而学习，四为和平而学习，五为科学创造而学习。这些也希望大家共勉并指教。”①谁知道，这封循循善诱的信件，竟成了他为教育事业，为和平民主奋斗终生的遗书。
1946年7月25日，由于长期劳累和一连串事件的烦扰，陶行知在上海爱棠新村的朋友家里突患脑溢血逝世，终年55岁。噩耗传开，正在上海的周恩来立即和邓颖超赶往陶的住处作最后的告别。延安《解放日报》在极醒目的版面刊登了毛泽东的题词手迹：“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
陶行知一生的著作编为《陶行知全集》，1985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①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51页。
②《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80页。
③《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86页。
①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理论研究室编写：《陶行知年谱稿》，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②《陶行知年谱稿》，第9页。
③《陶行知年谱稿》，第11页。
④《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40—41页。
⑤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页。
①《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55页。
②《中国教育改造》，第51页。
①陶行知：《知行书信》，上海东亚图书馆1933年版，第197—198页。
②《知行书信》，第199—200页。
①《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187页。
②《中国教育改造》，第99页。
③《陶行知年谱稿》，第184—185页。
①《陶行知年谱稿》，第45—46页。
②《陶行知全集》第4卷，第173页。
③《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357页。
④《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242、243页。
①《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19—21页。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②《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321页。
①《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242—243页。
①《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378—379页。
②《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421页。
①《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571页。
①《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586页。
②《陶行知年谱稿》，第134页。
①《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965页。
陶行知，原名文濬，早年改名知行，后又改名行知，还曾用不除庭草斋夫等笔名。1891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十六日）出生于安徽歙县西郊十里地的黄潭源村，祖籍浙江绍兴会稽县陶家湾。父任潮，曾经营酱园，有田四亩，酱园停闭后以务农为生，入不敷出，则由母亲给人缝洗辅以度日。
陶行知5岁时，常随父识字，本村塾师方秀才见他资质优异，免费收为蒙童。15岁那年，母亲在省城歙州耶稣教堂帮佣，他经常挑菜进城，顺便探母，或者助母干活。教堂主教兼崇一学堂校长英人唐俊贤，喜爱他聪敏勤快，于1906年让他免费进学堂就读，1908年因学习优异提前一年毕业。毕业后，他满怀“医药救人”的心愿，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学习半年后，方知非教徒须自费见习，他愤然退学，离杭去苏州。1910年秋，还是受唐俊贤的资助，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科学习。在这里，他边学习边任金大学报《金陵光》中文版编辑。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影响下，他利用《金陵光》宣传革命思想，拥护民主共和。他敬佩明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常用笔名陶知行发表文章（1917年正式以陶知行为名）。1913年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在毕业典礼大会上他宣读论文《共和之精义》，指出：“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①这些话表明了他对教育立国的坚定信念。
1914年夏，陶行知得到金陵大学师友多方面的资助，学校保送他去美国留学。他先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学，和孙科同学，1915年夏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同年秋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学，为杜威和孟禄的学生，和胡适同学，颇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1917年获都市学务总监证书后回国，同年9月他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历任教员、教授、教务长等职，除主讲各门教育学科外，经常去市郊作教育调查。正是通过这些调查研究所得到的启示，他才逐渐离开大学，从事平民教育。
1917年冬，陶行知回国执教的时候，国内提倡民主与科学，抨击封建旧制度、旧文化，传播新思潮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兴起。1918年夏，他发表了《生利主义的职业教育》，主张：“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应发展“生有利之物”，“生有利之事”以“利群”的职业教育②；造就生利人物，则“国无游民，民无废才”③。这种将职业、教育和生活、国家利益相联系的设想是他的生活教育思想的表现，也是他积极从事平民教育运动的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爆发后，陶行知积极投入反帝爱国运动，痛斥卖国的“二十一条”，发表演说强烈要求归还青岛。与此同时，他一面继续进行校内的教育改革，将教学分离的“教授法”改为“教学合一”的“教学法”①；一面又陪同应邀来华的杜威在南京、上海等地讲学（以后又陪着孟禄做调查研究），借以宣传新教育。
1921年，教育界的三个团体（实际教育调查社、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编辑社）合并组成中华教育改进社。蔡元培等9人被选为董事，陶行知任《新教育》主编。1922年5月他和蔡元培、胡适等16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指出“好政府”的基本要求应该是一个“宪政的、公开的和有计划的”政府。②1923年他和朱其慧、晏阳初等共同倡议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宣言中说，共和国的国基是否稳固，全看国民是否受过相当教育，“我们如想挽救全国不安的景象，除了把平民教育推行全国之外，决无第二个好的办法”③。一次，他给友人信中说到：“中国现在危亡之祸逼在眼前，万万等不得国民小学的学生长大之后，再出来为国家担当责任。我们必定要努力把年富力强的人民赶紧培植起来，使他们个个读书明理，并愿为国鞠躬尽瘁。”④陶行知先后在南京、上海、杭州、安庆、南昌等地组织平民读书处，为收容五四运动中被迫离校的学生成立“安徽公学”，提倡公学师生“共学、共事、共修养”，“共生活、共甘苦”⑤。他指出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也就是到乡间去的运动；中国以农立 国，100个人中有85个住在乡村，平民教育必须普遍的办。他说：“平民教育的宗旨是要叫种种人受平民化。”一方面要打通贫富贵贱“层层叠叠的横阶级”，另一方面要打通行业地区的“纵阶级”，“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①。在以后的数年里，陶行知从这种救国救民的平民教育发展中，充实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和内容。但是，他以办乡村教育改造乡村和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社会”的设想，最终没有实现。
1926年秋在考察南京燕子矶北固乡小学和江宁县师范等学校时，他发现这些乡村学校不仅教学生读书，并且教学生做事、劳动、做饭，由此得到启示，他提出，乡村学校的教员、校长，要有农夫的身手，教师的头脑和改造社会的精神，办用钱少成绩好的活教育。为此，他发表了《半周岁的燕子矶国民学校》，《天将明之师范学校》和《无锡小学之新生命》等文，指出江宁师范“可以为中国师范教育开一个新纪元”②。1926年冬，他会同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一起拟订了乡村教育计划，发表了宣言并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办学申请，着手筹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
1926年12月，陶行知和赵叔愚公布了江苏省教育厅批准的乡村师范第一院简章，暂定学制1年，招收初、高中或大学第三年肄业学生有农业经验者，修学期满，成绩合格，服务半年后，可以任初小、高小或师范学校教师；有特殊才能者可任各级学校校长和乡村教育辅导员。入学考试科目除作文、常识、智力测验外，必须在“农场操作一日”。1927年3月15日，晓庄师范学校正式开学，第一批学生16人。
晓庄师范是一所集资的私立学校，上设乡村师范董事会，蔡元培和王云五分别任正副董事长，陶行知任秘书长兼校长，赵叔愚任小学师范院院长兼研究部长。
1927年3月下旬北伐军进驻南京，晓庄师生列队欢迎，慰劳和协助部队救护伤员，参加农民协会。同年3月底，他去上海和北方筹措经费，奔走了一个多月。4月初，他在上海给晓庄师生写信说：“本校既已参加农民协会，当为乡村组织教学做之实例，就是已经开始与土豪、劣绅、伪农民短兵相接了。我们必须有百折不回的精神才能达到我们的目标。”信中他还说到“上海杀机四伏”，倘若他被炸死，“这封信就算作我的遗嘱”①。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5月15日他又写信鼓励晓庄师生，“我和诸位同是在乡村里摸路的人”，“我们朝着实际生活走，大致不至于迷路”②。晓庄师范就是在这种环境中艰苦创业的。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也是在这样的实践中渐次形成的。其代表作有：《从野人生活出发》、《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如何教农民出头》、《平等与自由》、《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行是知之始》、《生活即教育》等重要文章。通过这些文章，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在两方面各翻了半个筋斗：一是从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思想，倒翻成“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这半个筋斗使他和杜威的实用主义观点“有用即真理”一致起来。这半个筋斗还促使他把陶知行的名字改为陶行知（1934年正式改名）。另半个筋斗是从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和“做中学”的理论，倒翻过来成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他说，8年来我推行杜威的思想后，经验告诉我，“此路不通！”“教学做合一”是碰壁后才找到的新路。他说：实际上“是生活便是教育”，“是好生活便是好教育，是坏生活便是坏教育”。所以我把杜威的教育理论翻了半个筋斗，改成“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按“教学做合一”的原理实施教育学。①陶行知推崇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提出农民要在农业上“安根”，必须依靠教师教农民实行把民权操在手中，“在立脚点上谋平等，于出头处求自由”②。他指出：教学做合一是主张在劳力上劳心；唯独贯彻在劳力上劳心的教育，才能造就在劳力上劳心的人类。人人在劳力上劳心便可无废人，便可无阶级。
自晓庄师范开办后，各省市在它的影响下，风起云涌，竞相创设乡村师范，浙江湘湖师范的建立和发展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然而好景不长，晴天霹雳，1930年4月12日，国民党政府派兵占领了晓庄师范，陶行知遭到通缉，被迫流亡日本。
晓庄师范被封闭时，师生30余人被捕，14名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牺牲。这一惨痛教训使陶行知意识到：“我们是实际的革命者，我们已经打了一仗，但还没有来得及回敬人家一拳，就溃败下来了”；“中国革命要得到成功，非三万万四千万农民起来不可”。③1931年春，陶行知自日本潜回上海，匿居四川北路，秘密为《申报》工作。他曾和《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说起，日本工业发展和科学发达有关①。史量才表示愿意捐助10万元，供他作普及科学研究基金。于是陶行知开始筹办“自然科学园”和“科学下嫁运动”的普及教育工作。当时陶行知在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下无法公开活动，只得召集原晓庄师生中的董纯才、戴白韬和方与严等人出面创办“自然科学园”，用陈鹤琴的名义主编“儿童科学丛书”108册，由儿童书局出版。他亲自编写《儿童科学指导》11册，提倡“玩科学把戏”和手脑并用的科学普及教育。当时他发表的《手脑相长歌》，不胫而走，十分流行。歌词是：“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②这一时期内，陶行知还在《申报》的《自由谈》专栏上以“不除庭草斋夫”等名连续发表政论性文章，抨击“不抵抗主义”，反对“攘外必先安内”，提出“不贪钱的文官”，“不怕死的武官”，“手脑并用的散思先生（指科学）”是救国的“三个牛皮匠”③。他还认为：“我们应当从屠夫的手里把科学夺过来”，“拿科学来抑强扶弱”。他说：“科学的使命是要造富的社会，不造富的个人。”④1933年，陶行知在上海组织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招收工读生，先后组成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和他亲自组建的报童工学团、流浪儿童工学团、家庭亭子间工学团和读书班等。到1934年1月，仅山海工学团就已发展到17处，共316人参加，普及“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生活教育。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通过这些活动推动抗日反蒋运动，发展革命势力。如晨更工学团就是教联、沪西团区委、剧联、左联的一个活动据点。
不久，陶行知提出“小先生制”和“即知即传”原则，推行读书识字。这是他创造的一种普及教育的方法。这一方法经过宣传介绍，后来推行到全国23个省市的一些地方。陶行知出国访问时，还把小先生制传入美国、加拿大、印度等国。
1935年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高潮。12月12日，陶行知和沈钧儒、马相伯、胡愈之、邹韬奋等280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要坚持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伪组织和华北自治，用全国的兵力、财力反抗敌人的侵略，严惩一切卖国贼并抄没其财产等8项救国的主张。随后参与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1月组织国难教育社，陶行知被选为社长，起草《国难教育方案》。同年5月，他与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和执行委员。
1936年3月，陶行知在《生活教育》（1934年创刊）第3卷，第1、2期上先后发表《国难教育方案之实质》和《生活教育之特质》两篇论文，对生活教育作出了新的解释，从而使他的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立场开始转变。在前一篇论文中指出，当前的“生活”是国难当头，整个中华民族除了反抗敌人的侵略，没有法子可以获得民族解放，除了流血不会获得民族自由。当大众没有解放之前，生活斗争是大众唯一的教育。他把当前的国难教育任务和他的生活教育理论联系起来，把大众共赴国难的生活作为教材，改变了过去把日常生活作为教材的基本立场。他认为：（1）当前的教育之生命即民族之生命，国难教育和生活教育已成为单一的教育。（2）国难教育在于唤醒大众组织起来救国。教育大众是当前国难教育，也是生活教育的第一件大事。不许大众救国的教育是亡国的教育，不是救国的教育。（3）国难教育要求一切活动以国难为中心，整个中华民族就成了伟大的学校。（4）领导和群众要上下沟通，才能完成救亡的使命。（5）只有实际行动才能把将亡之国救回来，要在行动上接受民族解放的理论、组织、计划、纪律。为教育而教育，不许行动的教育，乃是加重国难的教育，不是解决国难的教育①。在《生活教育之特质》一文中，陶行知提出，真的生活教育特质是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和有历史联系的。总之，他把生活教育和国难教育合为一体，表明生活教育、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和国难教育的任务的一致。
1936年7月，陶行知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委托，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七届“世界新教育会议”。会后他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访问欧、美、亚、非28国和地区。他在国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中国的抗日形势，动员各国人民抵制日货和联络华侨发动募捐救国，历时4年多。1938年回国后，他将从国外捐募所得的物资，经由宋庆龄转送给八路军，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救国运动作出重大贡献。他在国内外的声誉也因此大为提高。
使陶行知十分气愤的是在他出国前，国民党政府不给他发出国护照。1936年4月他离沪去华南宣传国难教育，5月从广东 去香港设法解决，6月到达香港。在香港逗留4天的时间里，他参与撰写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这是一篇要求各党各派停止内争，建立联合战线，一致抗日的宣言性文件。同年7月，他和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签名发表了这个文件。同年9月18日，毛泽东写了致章、陶、沈、邹的信，向他们表示“敬意”，并指出：“要达到实际地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①1936年7月10日，陶行知离香港出访。11月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等“七君子”被捕入狱。陶行知正在美国，也遭通缉。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开始。在全国上下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共同抗日的压力下，“七君子”被释放，陶也免遭通缉。当时他在国外发表的演说中，将国难教育改为战时教育。同年10月在给友人信中他分析了日本必败的三点理由：（1）中国的联合和持久抗战；（2）日本国内民主力量的兴起；（3）全世界各国对日的道义上的谴责和经济封锁。他说：“我将尽最大努力来唤醒西方国家的朋友。假使日本不能从这些国家获得战略物资，它就不可能继续发动战争。”②1938年8月30日，陶行知回到香港。31日，香港各界人士举办欢迎他和邓颖超的聚餐会。此后他在香港四处宣传、募捐、动员港人和在港华侨抗日达3个多月。离港前他向记者发表谈话，提出今后的三大心愿：（1）创办晓庄学院，培养高级人才；（2）
办难童学校，收容和培养流散于各地的难童；（3）办香港店员职业补习学校，动员各界港胞与在港华侨抗日。10月初他以国民参政员身份回国参加第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一次他在国外未能参加）。会上，他提出关于推行普及教育以增加抗战力量和建国基础的提案，指出全面抗战要全面教育配合，以争取最后的全面胜利，这是抗战建国的最高原则。具体而言就是：（1）学校与社会联成一气；（2）抗战建国的生活与抗战建国的教育结成一体；（3）教人在团体的生活里取得团体的教育；（4）教人用手用脑用机械，在抗战建国的工作上取得抗战建国的教育；（5）即知即传，节省时间，花钱最少，使穷人也能受教育①。实际上这是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在抗战建国条件下的新发展。同年12月，他在桂林成立生活教育社。成立那天，郭沫若、白崇禧等文化军政要人均前来祝贺。
1939年7月20日，育才学校在重庆北碚借北温泉小学校舍开学，学生人数从40余到年底增至近百人。分音乐、戏剧、绘画、文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六组。每个组犹如大学的系。办学宗旨是应抗战建国的需要，应用生活教育的原理和方法，培养难童中的优秀儿童，使他们成为抗战建国的人才。它的特点是一般基础教育和特殊基础教育同时进行，以促使一般才能和特殊才能的统一发展，防止两者分裂。他说这是知、情、意三者合一的教育。知的教育不是灌输儿童死的知识，而是同时引起儿童的社会兴趣与行动的意志。情的教育是调节并启发儿童应有的感情，主要是追求真理的感情，同时也是知的教育；而追求真理的感情并且努力奉行，也就是意志教育。在这种统一的教育中培养儿童的知、情、意，启发其自觉，使其人格获得完备的发展。育才学校还以集体生活为教育基础。通过集体的生活教育，使儿童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即知即传的小先生、手脑并用的小工人、反抗侵略的小战士。育才学校有“三个不”：（1）不是培养小专家，而是使人才幼苗及时得到培养，不致枯萎。在获得一般智能、懂得一般做人道理的同时，培养有发展前途的特殊才能。（2）不是培养人上人。他们从百姓中来，回到百姓中去，把所学贡献百姓、国家、民族和人类。（3）不是丢掉普通教育，而来干这特殊教育，只是生活教育运动的一件新发展的工作①。7月25日，育才学校从北碚迁到合川县草街子凤凰山古圣寺内。陶行知为了办好育才学校，费尽心血。
在重庆的时候，周恩来和董必武同陶行知的交往日渐增多，不时在一起商谈政治形势和应付国民党反动措施的对策。1939年底国民党在华北发动反共磨擦。1940年4月2日陶行知向《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目前必须要立即停止磨擦，不使它再发生”，“敌伪怕我们干的事，我们偏要干；敌伪要我们干的，我们偏不干”②。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陶行知处境艰难，但他仍不离开重庆。当育才学校在经济、政治多方面受到国民党种种刁难时，他在一次晨会上斩钉截铁地说：“育才一定要办下去，决没有自动停办之理；他宣布：今天（四月六日）定为“育才兴学节”，“我决心要跟武训学，我们要做一个‘集体的新武训’”。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东南亚华侨方面的经费来源中断，陶行知一面紧缩开支，一面加紧募捐。他还发动组织育才学校中的绘画、戏剧和音乐各组师生举办展销和公演，既扩大了影响，也募集了部分经费。他经常提醒师生，校内可以关起门来随便讲，到重庆就不行了，“大路上讲话，草丛中有人听”。这说明了育才学校在政治、经济双重压迫下是如何坚韧不拔地渡过难关，并有所发展的。到1944年冬，育才学校学生增至近300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但中国并未走上和平民主之路，接踵而来的是人民反内战、反独裁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1945年，陶行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0月在重庆召开的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主编《民主教育》和《民主》周刊。1945年11月重庆各民主党派成立了反内战联合会，呼吁各界人士联合起来制止内战。陶行知连续发表文章阐述民主的意义及其和民主教育的关系。他指出，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教育为公以达到天下为公。同年12月，陶行知发表《民主教育之普及》，提出“民主教育一方面教人争取民主；一方面教人发展民主”。“无论是争取民主或是发展民主，都要靠广大人民的群策群力才会成功”。①1946年1月，陶行知和李公朴在重庆管家巷28号院内创办了社会大学。他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兼教务长。他把“社大”的宗旨概括为“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①。社大设有政治教育系、文学系、新闻系、教育系。第一期招收学生190多名，大多是在职青年。学生自费学习，教授义务讲课，或者举办专题讲座。社会大学的学生在反内战反独裁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
1946年1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期间，陶行知和李公朴等组织民主促进会，在重庆沧白堂举办民主讲座。国民党特务时来骚扰会场，于2月1日公然大闹沧白堂，打伤讲演者和听众多人。2月10日，重庆市各界群众在较场口集会，陶行知和沈钧儒、郭沫若、李公朴等为主席团成员。国民党特务大打出手，打伤李公朴、郭沫若等，制造了“较场口惨案”。国民党反动派竟反诬陶行知指挥育才、社大学生捣乱，要传讯他。由于全国舆论反对，国民党未敢按计划行动。陶行知对师生说：“大家要沉着气，要知道民主是需要用鲜血、用生命去争取的。”②1946年4月，陶行知离开重庆到了上海，他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到处为争取民主大声疾呼，连续发表演讲100多次。他一方面要经办和筹划育才学校迁来上海的诸多事宜；另一方面又在恢复和发展山海工学团，兴建了总校1所，分校7处。7月11日李公朴在昆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5天之后，闻一多又死在无声手枪之下。消息传出，他也已经被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中。在这种险恶处境中，陶行知毫不畏惧，沉着地对人说：“我等着第三枪。”
陶行知于7月15日得到上述消息，16日给重庆育才全体师生写信嘱咐说：“深信我的生命的结束，不会是育才和生活教育社之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他劝告大家：“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们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前几天，女青年会在沪江大学约我演讲《新中国之新教育》，我提出五项修养：一为博爱而学习，二为独立而学习，三为民主而学习，四为和平而学习，五为科学创造而学习。这些也希望大家共勉并指教。”①谁知道，这封循循善诱的信件，竟成了他为教育事业，为和平民主奋斗终生的遗书。
1946年7月25日，由于长期劳累和一连串事件的烦扰，陶行知在上海爱棠新村的朋友家里突患脑溢血逝世，终年55岁。噩耗传开，正在上海的周恩来立即和邓颖超赶往陶的住处作最后的告别。延安《解放日报》在极醒目的版面刊登了毛泽东的题词手迹：“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
陶行知一生的著作编为《陶行知全集》，1985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①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51页。
②《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80页。
③《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86页。
①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理论研究室编写：《陶行知年谱稿》，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②《陶行知年谱稿》，第9页。
③《陶行知年谱稿》，第11页。
④《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40—41页。
⑤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页。
①《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55页。
②《中国教育改造》，第51页。
①陶行知：《知行书信》，上海东亚图书馆1933年版，第197—198页。
②《知行书信》，第199—200页。
①《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187页。
②《中国教育改造》，第99页。
③《陶行知年谱稿》，第184—185页。
①《陶行知年谱稿》，第45—46页。
②《陶行知全集》第4卷，第173页。
③《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357页。
④《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242、243页。
①《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19—21页。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②《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321页。
①《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242—243页。
①《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378—379页。
②《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421页。
①《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571页。
①《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586页。
②《陶行知年谱稿》，第134页。
①《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9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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