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地下发掘，证明商社会里确实存在着极为明显的两个阶级，这是绝对不容否认的事实。既有阶级，也就有国家，周人称商为大邦、大国，商无疑是一个国家的称号。

　　甲骨文国字写作

　　 ，字义是用武力保卫人口。国字的出现，意味着国家是存在了。国家的存在，足以证明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了。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别一阶级的机关。它的基本特点是社会政权的建立，构成这个政权的，不仅有武人，而且还有物体的附属品如监狱以及其他种种强迫的机关。商朝有军队与监狱，甲骨文已有明证。又有刑法，周公称为“殷彝”（常法）。《荀子·正名篇》说“刑名从商”，意谓法律应取法于商朝。《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说商朝法律在街上弃灰的要斩手，刑法如此残酷，当然有一个被残酷统治着的阶级，这个阶级主要是奴隶阶级。

　　夏是国家机构逐渐形成的朝代，商是国家机构已经形成的朝代，它们有政治制度，所谓夏礼殷礼，到春秋时孔子还能讲述。《论语·为政篇》载孔子说，殷礼是沿袭夏礼的，周礼是沿袭殷礼的，只是有的改革了，有的增添了。《八佾篇》又载他说，我能讲夏礼，也能讲殷礼，可惜文字记载和故老口说太缺乏，无法证明讲得对不对。孔子比较夏商周制度，说周朝制度最文明，愿意从周制。从孔子的话看来，周制比夏商进步，但也沿袭夏商制，并非全出新创。例如：王位继承制夏帝和商先公都是父子相继（兄弟相继是例外）。商汤子大丁早死，孙大甲年幼，大丁弟外丙、中壬相继立，创继统法的变例。中壬死后，王位仍归大丁子大甲。汤以后王位兄弟相继凡十四人，其中弟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凡六次，还位给长兄的儿子凡三次（《史记·殷本纪》说祖乙是河亶甲子，王国维说祖乙是中丁子，兹取王说）。还位给次兄的儿子一次也没有。这些事实，不能断定商朝继统法以弟继为主，而以子继为辅，相反，商朝继统法是以长子继为主，以弟继为辅。不然的话，中壬死后，伊尹为什么立汤长子大丁的儿子大甲。大庚传自己的儿子小甲，破还位长兄子的例，大戊传自己的儿子中丁，又破一次例，这是在王位的弟，凭借权力自私其子，不还给长兄的儿子。两次破例特别是第二次破例，当然要引起长兄子的不满，所以《史记·殷本纪》说，中丁以后，废嫡而立诸弟子，诸弟子或争相代立，殷有九世之乱。中丁到武乙凡九世，九世之乱就是长兄的儿子和弟的儿子争位之乱。自武乙至纣凡四世，废除了兄终弟继制，确定传子制。周代传子制度，应是承袭商制而更加严格。

　　嫡庶制如果说商朝以前无嫡庶之制，那末，夏帝和商先公世系，不是虚构便是他们都只生一个儿子（仅帝泄、冥有二子），这是讲不通的。商王婚姻是一夫一妻制，实际是多妻制，自汤至纣三十王，从无一人生过五个儿子（仅祖丁有四子），这也是讲不通的。正因为商有嫡庶的区别，嫡子继承王位，庶子不得继承（多妻制的嫡妻生子不多并非怪事），所以有兄弟最多不过四人的现象。周制嫡长子代代相传，比殷制更加严密。

　　同姓通婚制商朝同姓在一定限制以外，可以通婚姻，周制凡同姓，不管如何疏远，就是相隔许多代也不得通婚。“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是长时期积累起来的经验，不能看作殷人不知道，周初人才突然发见。而且周人同姓不婚制，主要还在联异姓为甥舅，政治意义大于生育意义。说周以前“无女姓之制”（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理由似不够充足；说男女之别，周较前代为严，则是事实。

　　分封制商王嫡子有王位继承权，某些庶子则有分封权。商末有微子、箕子，相传微、箕是二国名。《史记·殷本纪》说“商子孙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世本》有时氏、萧氏、黎氏。周初大封兄弟和同姓国，是商分封制的扩大，并非新创。同姓或异姓国中，有侯爵国，如侯虎、侯喜、侯光、侯来甲及攸侯、犬侯、周侯、杞侯、亚侯等；有伯爵国，如兒（同郳ní）伯、 （同有）伯；有子爵国如箕（山西榆社县）子、微（山西潞城县）子。他们都服从商王命令，或奉命出征，如呼雀伐猷（命雀国伐猷国）；或互通聘问，如往雀，戉（疑即越国）来归；或助祭宗庙，如井方（国名）用彘（音至zhì猪）来祭汤；或做王官，如鬼侯鄂侯周侯为纣辅佐。这种制度为周所承袭，并进一步确定诸侯对王室的关系，即大小封建领主对最高领主周王的隶属关系。

　　周朝废除商朝的用人殉葬制和用人作祭品制，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在奴隶社会里，奴隶被当作牲畜一样来屠杀，周朝废除这种制度，表示人和牲畜有区别了。

　　在阶级剥削的基础上，商朝文化比夏朝有极显著的进步，庶民（下层百姓与万民）劳动，培养出拥有较高知识的人物巫和史。巫史都代表鬼神发言，指导国家政治和国王行动。巫偏重鬼神，史偏重人事。巫能歌舞音乐与医治疾病，代鬼神发言主要用筮法。史能记人事、观天象与熟悉旧典，代鬼神发言主要用卜（龟）法。国王事无大小，都得请鬼神指导，也就是必须得到巫史指导才能行动。《尚书·洪范篇》，据说是周史官记录箕子所说殷政治文化的纲要，大体可信。《洪范篇》说“你（国王）有大疑难的事，自己先想一想，再和卿士（高级贵族）商量，和庶民商量，和卜筮商量。”卜筮在商量中的重要，可从下表看出来：

　　

　　 龟筮一致赞同，即使王和其他一种人反对，事情仍吉可行。龟和筮意见不一致，就不可对外行动。龟筮一致反对，即使王、卿士、庶民都赞同，也不可行动，龟筮有决定行动的权力，说明巫史知识高于一般人，为人所信服。中国古代文化，包括文学、音乐、艺术、医药、文字、天文、历法、历史等学科，在商朝都奠定了初基，例如与农业关系最密切的历法，商朝已知道四分历并知道加入闰月（十三月），知道推测冬至点，以丑月（阴历十二月）为岁首，虽然还不能测定冬至点真实所在月（子月），比夏历建寅，是有所改进了。依据历法所达到的水准，可以推想其他学科的一般水准，大体上是相适应的。这个文化的代表人主要是巫和史，创造这个文化的主要是奴隶劳动。

　　奴隶劳动又培养出一群掌握专门技术的百工。百工是百姓中占有手工业奴隶的奴隶主，他们世代相传，积累起手工业技术方面的专门知识，为当时各侯国所望尘莫及。殷墟出土的司（祠）母戊鼎，重约八七五公斤，带耳高一百三十七公分，长一百一十公分，宽七十七公分。鼎身以雷纹为地，上有龙纹盘绕，四角为饕餮（音滔帖tāo tiè）纹。没有细致的分工与优越的技术，不可能制造这样的大鼎。殷墟出土大石磬，长八十四公分，高四十二公分，正面刻伏虎纹，极为工整，没有发达的音乐与精巧的琢工，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大磬。郑州二里冈出土的商朝全身上釉的陶器，为瓷器的发明创造了最初的基础，意义尤为重大。其他代表商朝文化的遗物还很多，而且还会有更多的珍品继续发见，这都是手工业奴隶和百工的体力智力的结晶，从此再前进一步，便成为更灿烂的周朝文化。

　　在奴隶社会里，奴隶被奴隶主看作一种财物，丝毫没有人的意义（二里冈发掘证明，人骨与兽骨同作制器原料），奴隶主则是握有莫大威权的人。他们威权的来源是天命，天命的表现是鬼神的启示。殷墟卜骨数以万计，事无大小，都要请问鬼神，与周朝显然不同。这是因为西周已经进入封建制度社会，农奴被封建主看作一种贱人，虽是贱人，到底算是人了。对人的统治，应以政治为主，鬼神为辅，属于西周部分的《尚书》和《诗经》都证明了这一点。商朝是对物的统治，而所谓物实际是有知识的人，把人说成物，除了假借天命鬼神，不可能有其他理由。商统治者遇事必卜，表示自己的行动都是符合天命神意的，万民不服从天命神意，那就该杀了。商朝特别崇拜鬼神，祭祀祖先的次数极为频繁，所用牺牲甚多，显而易见，这种宗教的虔诚，里面包含着残酷的阶级压迫。

　　奴隶死亡率无疑是很高的，奴隶主必须补充他们的奴隶。取得奴隶的方法，大致是（一）对外作战，捕捉俘虏。商时战争频繁，见于卜辞。殉葬用的人有时多至千百人，足见俘虏易得，奴隶来源旺，多杀不足惜。（二）对内用刑。商刑法严重，一人受罚，妻子为奴。（三）大奴隶主吞并小奴隶主，如纣王凭借势力大，吸收大量逃亡奴隶。在这种情况下，形成商人求富的思想。《洪范》讲五福，富居第二位；讲六极（恶），贫居第四位。讲贫富不讲贵贱，不同于周人尊礼（分别贵贱）的思想。《礼记·祭义篇》说“殷人贵富”，《表记篇》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属人事），先罚而后赏（重刑罚），尊而不亲，其民之弊，荡而不静，胜而无耻”。这就是说，商朝统治阶级以增加自己的财物为急务，只要取得财物，不顾什么廉耻。所谓财物，主要的自然是奴隶。

　　照现有《尚书》中的《商书》和地下史料说来，商是中国用文字传下来的历史的开始。

　　 简短的结论 由于生产力的进步，由于俘虏的增加，私有财产制度逐渐发展了。达到一定的限度，私有制度就要在政治上有所表现，夏后启废“禅让”为帝位世袭，正是这种表现。

　　帝位世袭比“禅让”是一种含有进步意义的新制度。凡是一种制度当它是新的时候，总要遭到各种形式的阻碍。有扈氏反对帝位世袭，羿夺夏帝位，寒浞篡羿位，实际上都是社会衰朽力量的表现。夏后氏与有扈氏、夷羿、寒浞间长期战斗，正是新制度与社会衰朽力量间的斗争。新制度经过斗争，必然要取得胜利，因为正在发展着的力量是无可遏止的，少康中兴就是新制度取得了胜利。

　　私有制度在夏朝继续发展着，公社制度也愈益瓦解着，国家组织逐渐形成起来，虽然只是一个雏形，在63历史上却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正式朝代从夏朝算起。

　　东方新起的商，生产力比夏进步，利用夏桀国内的阶级矛盾，武力灭夏，建立起一个商王国。

　　这个王国建立在奴隶制度上面，它有政治机构，有官吏，有刑法，有牢狱，有军队，有强烈的宗教迷信，有浓厚的求富思想。奴隶主阶级驱迫奴隶从事劳动生产，自己凭借武力享受着奢侈放荡的富裕生活。

　　奴隶劳动产生了相当高度的古代文化，特别在手工业方面，有卓越的成就，周朝封建文化的一部分，继承商百工技术的优秀传统，才得到发展。

　　因为商朝生产力并不很高，不能促使生产关系起剧烈的变化，对旧传公社制度，破坏是有限度的，奴隶制度并不能冲破原始公社的外壳。

　　商社会内部发展着尖锐的阶级斗争（《尚书·西伯戡黎篇、微子篇》，《诗·大雅·荡篇》记商内部情形）。一方面是奴隶主进行残酷的剥削，过着极端腐化的生活，一方面是有家室的老奴隶要求转化为农民，过着小私有经济的生活。到纣王时，革命危机成熟了，周武王伐纣，促成了这个革命的爆发，其表现是纣兵在阵上起义（有家室的老奴隶可以当兵，有实例可证）。

　　有自由民身分的小人，也是封建制度的有力拥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