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克商后，开始分封诸侯。周公杀武庚，灭东方十七国，才实行大封建。《史记》说武王首封太公于齐、周公于鲁，恐不可信。武王、周公、成王先后建立七十一国，其中兄弟（周公的兄弟）十五人（一说十六人），同姓四十人，周子孙一般都得到封地，做大小诸侯。孟子说，周公灭五十国。《逸周书·世俘解》说，自武王以后，周共灭九十九国，降服六百五十二国。上述国数未必可信，但灭多数小国，建立较大的侯国，降服多数小国，使遵守周朝制度，向周王朝贡，则是事实。周初大封建，对商朝原始小邦林立的现象说来，多少含有统天下于一尊的意义，显然是一个进步。强迫奴隶制度的小邦接受周朝的封建制度，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商朝有侯、伯、子等爵位，有侯、甸、男、采、卫等五服名称。周制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侯、甸、男、卫称外服，封在外服的是正式的国家。采称内服，封在内服的是卿大夫食邑。服定贡赋的轻重，爵定位次的尊卑。晋国侯爵，列在甸服，曹国伯爵，列在甸服，郑国伯爵，列在男服。受封者接受周天子的爵和服，政治的经济的正式关系才建立起来。周灭商以前，周国内有周公、召公、毕公、太公、康叔等人的封邑；灭商以后，封建制度扩大到周势力所达到的地方，在奴隶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许多封建制度的国家。

　　周要统治广大新疆土，必须建立属国，拥护王室。当时最难平定的是商贵族，周公迁他们到成周，封同母弟康叔做卫侯，统治旧商国的遗民。他教训康叔说，你对一般平民要宽厚，行施文王的裕民政治，不要枉法杀人。对掠夺财货，不孝养父母，不和睦兄弟的商人，用严刑诛戮。商人群聚饮酒，除了百工，不论是谁，全数拘获送周京，我杀戮他们。康叔封地最大，权势最重，带八师兵力镇压商人，在当时是主要的侯国。

　　东方奄和蒲姑两个大国，曾助武庚叛周。成王把奄国封给周公长子伯禽做鲁侯（都曲阜），又封外祖父太公吕尚做齐侯。吕尚都营丘（山东昌乐县），灭蒲姑国。齐鲁两大国代替奄和蒲姑，商不能反叛了。召公的儿子封燕（故都在易，河北易县。后迁都蓟，北京），成王弟叔虞封唐（都唐，山西太原县，后称晋国）。从远大处安设据点，抵御戎狄，掩护卫周两国，受封者都是周朝最重要的贵族，足见周初分封确有政治上的远见。

　　当武王克商时，纣庶兄微子启抬着棺材到军前投降。武庚死后，周公把商旧都商丘封给微子，爵为公，国号宋。宋附近有陈（舜后裔。都宛丘，河南淮阳县）杞（夏后裔。河南杞县）焦（炎帝后裔。安徽亳县）三个国家，隐含监视宋国的意义。

　　周初南方没有强国，汉水流域有些姬姓小国，并不被重视。成王封熊绎（音易yì）做楚蛮小国君，岐阳大盟会，派熊绎和鲜卑（东胡小部落）看守祭神火堆，不得正式参与盟会。后来楚强大，怨恨周朝，自称楚王，成为南方大国。凡周势力不能控制的地方，强国甚至小国多自称王，不向周天子朝贡。

　　西周封建制度与宗法有密切的关系。周天子自称是上天的元子（长子），上天付给他土地和臣民，因此得行施所有权。天子算是天下的大宗，同姓众诸侯都尊奉他做大宗子。天子分土地臣民给诸侯或卿大夫。大侯国如鲁卫晋等国附近，封许多同姓小国，小国君尊奉大国君做宗子，如滕宗鲁，虞宗晋。一国里国君是大宗，分给同姓卿大夫采邑，采邑主尊奉国君为宗子。采邑里采邑主分小块土地给同姓庶民耕种，同姓庶民尊奉采邑主为宗子。同姓庶民有自由民身分，不同于农奴身分的庶民。天子封同姓诸侯以外，又封异姓诸侯。诸侯在国内也分土地给异姓卿大夫。自天子以至于卿大夫采邑都分小块土地给非同姓庶民（农奴）耕种。同姓与非同姓两种庶民，分得小块土地，成为户主，做一家人的尊长。户主由长子继承，诸子称为余夫，或分得更小的一块土地，或谋其他生计。《礼记·坊记篇》载孔子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实际意义就是土地一级一级自上而下归一个人所有。周制同姓百世不通婚姻，这样，各国间同姓既是兄弟，异姓多是甥舅，彼此都有血统关系，可以加增相互间的联系。周天子称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称异姓诸侯为伯舅叔舅。诸侯在国内称异姓卿大夫为舅。想见有宗的庶民与无宗的庶民互通婚姻，同样也保有甥舅关系。上起天子，下至庶民，在宗法与婚姻的基础上，整个社会组织贯彻着封建精神，而最真实的经济基础自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

　　以土地为枢纽，凡授予土地者有权向接受土地者征收贡赋，反之，接受土地者有义务向授予土地者纳贡服役（包括兵役）。天子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有权向每一个生活在土地上的贵族和庶民取得贡赋，也有权向接受土地者收回土地。行施这种收回土地权，依靠武力和刑法。行施取得贡赋权的方法是（一）庶民助耕公田；（二）诸侯采邑主朝觐贡献。《尚书·洛诰篇》载周公教成王说，“你得用心考察众诸侯谁纳贡，谁不纳贡。纳贡的如果礼貌不好，即是侮慢王朝，等于不贡。诸侯不贡天子，庶民也不贡诸侯，政治就乱了。”《小雅·北山篇》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些话的内容就是天子有权直接或间接向庶民取得贡赋。《左传》哀公十一年载孔子说，周公定贡赋法有三个原则：“施恩惠要厚，用民力要平，收租税要轻。”文王以来，一向施行裕民政治，周公扩大了施行的地区。在这个广大地区上，由于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农业劳动者从牛马生活的奴隶变为小私有经济生活的农奴，生产力提高了。各级封建主从农奴那里榨取生产品比榨取奴隶要顺利些，所得的物品也要多些，这样，剥削者的利益暂时得到满足，把干戈弓矢收起来了（《周颂·时迈篇》“载戢（音集jí）干戈，载橐（音高gāo）弓矢”）。农奴们愿意从事生产，封建主愿意暂停战争，因此西周初期，即所谓成康之世，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大进步，《诗经·周颂》正是叙述这个大进步的可靠诗史。

　　天子封给诸侯土地（如伯禽得奄地为鲁国，康叔得商地为卫国）和臣民（如鲁治奄民，卫治殷民），要举行授土授民的仪式。周公封康叔为卫侯，司空聃季（聃音丹dān）授土，司徒陶叔授民。授土是天子建立一个大社，封诸侯时凿取一块社土，放在白茅上，赐给受封诸侯，称为受土于周室。授民是将原来居住在封地上的民交给受封者，有些受封者还得到附加的民，交给时指明民的身分和数目：如给鲁国殷民六族，卫国殷民七族，晋国怀姓九宗。又如赐臣、仆（奴隶）若干家，人献或民献（殷俘）、庶民或庶人（农奴）若干夫或若干人。据金文所记，庶民的数目一般总比臣仆多，因为封建主剥削的对象，主要是庶民。庶民也有家，不过对封建主只是本人负纳贡赋服劳役的责任，所以称夫或人，臣仆一家人都归主人所有，所以称家（夫与家的名称自然也不可太拘泥）。

　　经授土授民以后，土地臣民名义上仍是王土王臣的一部分，事实上受土受民的人有权割让或交换，等于私有了。《大雅·瞻卬（音仰yǎng）篇》，“人（指领主）有土田，汝（指幽王）反有（夺取）之；人有民人，汝覆夺之。”领主们的所有权，天子是不该无故侵犯的。包括在民里面的臣，与众（庶）比较，臣在农业生产上给主人的利益是较小的。农业部门臣与众并用，其趋势自然是臣逐渐减少，众逐渐增加，也就是在封建制度社会里，残存的奴隶制度逐渐在缩小。大克鼎铭文记厉王赏克田七区，其中一区注明“以（与）厥（其）臣妾”，想见臣妾用在耕作上比较是少数。曶（音忽hū）鼎铭文也显示了这个趋势。曶鼎铭文记某年饥荒，小采邑主匡季率臣二十人抢小采邑主曶的禾十秭（音子zǐ），曶到东宫诉讼。匡季出五田、一众、三臣给曶谢罪。曶定要偿还禾。东宫令匡季偿还禾二十秭，如明年不偿还，则加倍罚四十秭。匡季宁愿再添二田、一臣给曶，曶减免匡季三十秭。这里众与臣身分区别甚分明，所谓众，就是庶民也就是农奴。臣是在田上耕作的奴隶。这四个臣与众在一起，所以也同称为夫。荒年时，主人要负责维持臣的生活，匡季被迫率臣去抢粮食，受东宫的重罚，宁愿多送出几个臣去赎罪，不愿多出禾，也不愿多出众，足见西周时耕种的人有农奴有奴隶，比较起来，主人还是要农奴。曶曾在其他一次诉讼获胜时得五夫，曶拜稽首受这五夫，还用酒、羊和丝给五夫，要他们安心住在邑里种田。田必须人种，人又会逃走，这就可以推知曶为什么给他们酒羊，也可以推知封建主为什么会抛弃奴隶宁愿利用农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