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秦汉至隋统一时期第一章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汉族统一国家成立时期——秦——前二二一年——前二○七年 第一节 秦怎样建立汉族的统一国家 前二二一年，秦始皇二十六年，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结束，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汉族统一国家开始了。这是古代历史上特出的伟大事件。自秦朝起，中国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大国，不管豪强公开割据或外族侵入建立政权，最后总是还原为汉族作主体的统一国家。
皇帝是秦始皇新创的名词，是地主阶级的总首领。以皇帝为首的内外各级统治机构，是用来压迫广大劳动民众的。但在表现上，却被当作各方面利害冲突的调节器，皇帝被当作各阶级、阶层的最高保护人和公正人。能够起这样的作用，就是好的皇帝和统治机构。一个皇帝在历史上应得的评价，只能依据他的表现来加以判断。如果表现得好（当然不可能有完全的好），那就是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他的专制主义的广大权力，也就得到当时社会的承认，他所发起或完成的某些有益事业，也就作为积极的因素而被珍重。秦始皇正是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尽管他是个暴君，但是，他建立地主政权代替领主政权，建立统一的大国代替割据的小国，比起秦以前的封建时代来，显然是进入了新的时代，他和他的统治机构，显然比前一时代的封建国家起着较多的作用。因此，他创建的许多制度，是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的。后来延续二千年之久的封建体制，基本上是秦制的逐步演变。秦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朝代。
秦朝首尾仅十五年，秦始皇在帝位十二年，做成了许多有利于统一的重大事业。
一 建立中央集权制度 皇帝独裁——皇帝自称为朕（音镇zhèn），表示至尊无二。政事不论大小，全由皇帝一人裁决。秦始皇规定一天看章奏（竹简）一百二十斤（秦一斤合今半市斤），不看完不休息。
郡县——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又征服百越，增设闽中（治冶县——福建福州市）、南海（治番禺——广东广州市）、桂林（广西）、象郡（北部包括广东雷州半岛等地）四郡。全国共四十郡。郡各管县若干。郡守县令由朝廷任命，随时可以调动。秦法：立军功的人，按斩敌多少，做大小官吏。韩非子说：这等于让斩首立功的人做医师木匠，一定不能成事。秦始皇时，秦国功臣武夫做地方官，当不在少数。这对中央集权是有益的，但政令残暴，势必引起山东被治人民的怨恨。
官制——中央官制有左右丞相（辅佐皇帝处理国政）、御史大夫（辅佐丞相）、太尉（掌全国军政）、将军（掌征伐）、廷尉（掌刑法）、治粟内史（掌财政经济）、少府（掌山海池泽的税收，供皇帝本人的费用）、博士（备顾问）等官。地方官制有郡守（掌一郡政事）、郡尉（辅佐郡守并主军事）、监御史（监视郡守）、县令长（掌一县政事，一县大抵方一百里，万户以上称令，不满万户称长）。县以下乡官有三老、啬夫、游徼（音叫jiào十亭为一乡，有三老掌教化，啬夫掌狱讼、赋税，游徼掌捕盗贼），又有亭长（十里一亭，有亭长，掌捕盗贼）。县吏、乡官、亭长多是本地有产业的人，韩信“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足见家贫有德行的人也得为吏。上自朝廷，下至乡、亭，构成地主阶级的巨大统治机器。掌管这部机器各个部分的人是流动不定的大小官吏，不是世袭固定的贵族。这部机器的操纵人便是皇帝。
二 推行共同的文字——“书同文”
“田畴异亩（亩大小不同），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这就是战国时期封建割据的情状。秦统一后，这许多异大体都化为同了。周朝文字笔画繁重，称为大篆，或称籀（音宙zhòu）文。战国时东方齐鲁地方文化发达，通行一种比较省便的字体，汉朝人称为古文、蝌蚪文、或孔壁古文。李斯订定文字，依据籀文古文，笔画力求简省划一，称为秦篆，或称小篆。李斯作《苍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母敬作《博学篇》，都是用小篆写的学童课本，不仅教字体，同时也教语法。传说狱吏程邈，得罪拘禁狱中，造成一种笔画更省便的文字，叫做隶书。隶书字体方形，便于书写，到汉朝行用极广。各地区方音不同，有统一的文字，方音便成次要的困难。经大规模的移民，也减轻了方音的局限性。
三 划定共同的地域 秦朝疆域东至海，南至五岭（大庾、骑田、都庞、萌渚、越城）。自西北临洮（甘肃岷县）起，大体循秦、赵、燕旧长城至东北辽东止，筑长城万余里，防匈奴等游牧族内侵。这是当时确定了的中国疆域，疆域内的居民基本上是汉族。秦以后的中国就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向外扩展。
四 促进共同的经济生活——“车同轨”
秦始皇在经济上作了如下的措施，意义极为重大。修驰道——以秦京咸阳为中心，全国修筑驰道（行车大路）。驰道宽五十步（六尺为步），用铁椎筑土坚实。驰道中央宽三丈，是皇帝独用的专路，种松树标明路线。专路两旁人民得自由行走。驰道的修成，对陆路交通有很大的便利。
通水路——战国时期各国筑堤防，阻塞水道。秦始皇决通堤防，疏浚鸿沟（河南汴河，今湮）作为水路中心，通济、汝、淮、泗等水。在吴、楚、齐、蜀等地，也大兴水利工程，行船和灌溉。特别是史禄凿渠，表现出伟大的创造力。前二一四年，秦始皇发大军五十万人经略岭南，令史禄通运粮水道。天才的水利工程师史禄在湘江上游江中筑石堤（广西兴安县城东南约三里处）。堤形象犁头，分湘江为南北两渠。北渠向北流通湘江。南渠经过兴安县城，向西流与桂江上游大溶江合流。南渠所经都是高地，史禄用人工开凿渠道，长六十里。渠中设若干个斗门，南北来往船只可以逐斗上进和下降。载重大船自湘江上溯，通过北渠，进入南渠，安然过山，运输上大省人力。这是开发岭南的重要航路，汉、唐、宋、明相继修筑，航路和农田灌溉愈益完善，史禄创始的功绩是不可淹没的。二千年前有这种灵巧的工程，号称灵渠，确是名实相符。秦始皇曾令方士徐市（市即黻的本字，《后汉书·东夷传》作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航海求三神山。足见当时航海术不仅沿海岸南北往来，并已能大规模远航大海中。海上内河与陆上驰道，构成相当发达的交通网，大有助于经济闭塞状态的破坏。
去险阻——战国时各国利用险要地形筑城郭，齐、韩、楚、魏交界处又有长城巨堑，分裂疆土，阻碍交通。秦统一后，国内长城巨堑以及城郭要塞，一并平毁，减少了割据称雄的凭借。
划一币制器具——秦始皇按秦国制度统一全国度量衡。前二二一年，颁布统一度量衡诏书，凡制造度量衡器，都得刻上这个四十字的诏书，陶制量器不能刻字，用刻了字的十个木戳，印在陶量上连成一篇诏书。隋时掘得秦始皇时秤权，有丞相隗状（隗音葵kuí）王绾（音碗wǎn）二人列名，想见度量衡器由官府遵照诏书负责监制，不许民间私造。战国时各国车轨宽狭不同，秦规定车宽六尺，一车可通行全国。战国时币制紊乱，秦规定货币为两等：黄金称上币，重一镒（二十两）；铜钱称下币，重半两。战国时田亩大小不同，秦规定二百四十方步为一亩，后世一直沿用秦亩制不改。
大移民——秦始皇初灭六国，便迁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到咸阳，一部分散到巴蜀等地。这些豪富都是领主残余和富商大贾，在本地兼并土地，放高利贷，迫贫民为奴隶，霸一乡一县甚至一郡，妨碍统一。豪富被迁徙到新地区，失去旧有威势，经营土地，只能成为地主，经营工商业，也得从头做起，留在本地的田地住宅，分散到别人手中，贫民可能获得暂时的喘息。将军蒙恬（音田tián）率大军三十万人击走匈奴，取河南地（河套及甘肃省黄河以南），筑四十四个县城（《史记》作三十四县，《汉书》作四十四县），徙内地罪人去居住。汉族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带到游牧地区，变牧地为耕地，扩大了北方边境。又征发曾犯逃亡罪的人及赘婿、小商贾为兵，取南方桂林、南海等郡；又发五十万人守五岭，与土著杂居。汉族文化技术传入南方，岭南开始成为中国的领土。秦朝大移民，在传播文化、发展生产上，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确定土地个人私有制度——东周后半期开始有两种土地所有制度，经长期斗争，至前二一六年（秦始皇三十一年），“令黔首（民）自实田”，土地个人私有制也就是封建地主占有土地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了。这是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以后五年颁布的法令，在这个法令下，地主和有田农民自动陈报所有土地实数，按定制缴纳赋税，取得土地所有权。秦自商鞅以来，崇本抑末，所谓末业是指民间小工商。后来小手工业被提升为本业，李斯称百姓成家立业，该致力农工。只有小商贾是末业，受到法律的抑制。秦徭役法，首先征发有罪吏、赘婿及贾人。所谓赘婿，一说男子赘入妇家，一说贫民典身给富人，过期不赎，没为奴隶称赘婿。如第一说，是惩罚男子怠惰不自立门户，如第二说，是阻止奴隶人数的增加，都含有积极的意义。其次征发曾为商贾的人，再其次征发祖父母或父母曾为商贾的人。此外富强人也得先服徭役，称为闾右（富强人家住在里的右边），最后才征发贫弱人家，叫做发闾左。秦始皇初得天下时，大体上行用此法，所以屡兴大工起大军，还能相对的保持国本，《琅琊刻石辞》说“上（重）农除末，黔首是富”，《碣石刻石辞》又说“男乐其畴（田亩），女修其业（纺织）”。农民一般都拥有一小块私有的土地，虽然“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在统治者看来，算是“黔首是富”，在农民看来，比战国时也算是“黔首安宁”了。
五 促进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行同伦”
在汉族文化地区，代表人们共同心理状态的，主要是适应家族制度的孔孟正统派儒家学说。秦始皇据儒家支派阴阳五行家说，自以为得水德，以十月（亥月，亥属水）朔为岁首。衣服旌旗都以黑色为贵。纪数用六（阴数），如六尺为一步，驾车用六马，车宽六尺，符长六寸，冠高六寸。庶民用黑布包头，称为黔首。号黄河为德水。这些与儒家改制度的学说是可以相容的。崇尚法律（水德），不崇尚正统儒学所讲的仁恩，这与儒家荀子学派也是可以相容的（荀子学说还是着重在王道礼义，但因强调礼的作用，韩非、李斯等人重礼变为重法，荀子学派中除了传经之儒仍保持儒家面目，其余则与法家学派合流）。灭六国后，秦始皇在帝位十二年，出巡郡县凡五次，目的在“以示强威，服海内”，并宣示统一四海的功德。前二二○年，第一次巡陇西、北地二郡，登鸡头山（宁夏泾源县西，相传黄帝曾登此山），向匈奴表示秦皇帝的威力。前二一九年，第二次东巡上邹峄山（在山东邹县）刻石，又上泰山刻石，又登之罘山（罘音浮fū在山东烟台市北）刻石，又登琅琊台（在山东诸城县）刻石。东周时越王勾践灭吴，迁都琅琊，筑高台盟诸侯，尊奉周天子。秦始皇留居琅琊台三月，徙黔首三万户居台下。他这样做，是要表扬勾践尊周，鼓励南方越人内向。又南巡想到衡山，舟行至湘山（湖南岳阳县西南）遭大风，秦始皇怒，使刑徒三千人斫树成光山，向湘神表示皇帝的威力。前二一八年，第三次东巡登之罘刻石。前二一五年，第四次东巡至碣石山（在河北昌黎县）刻石。前二一○年，第五次南巡至九疑山（在湖南宁远县），浮长江东下，至会稽山（在浙江绍兴县）刻石，祭大禹。相传越俗自勾践时起，男女间关系不严，《会稽刻石辞》特别着重在“禁止淫泆”，宣告用严刑（杀奸夫无罪）来矫正，使不异于中原风俗。秦始皇为“黔首改化，远迩（近）同度（法度）”，五次出巡，与颁布统一的各种制度、订定文字、大规模移民、经济上各种措施结合起来，在荀派儒学和法家刑名之学的思想基础上，促进了全国范围内“行同伦”的巨大任务。不过，荀派儒学特别是法家刑名之学与孔孟正统派儒家学说距离甚远，等到强暴统治失势的时候，荀学和刑名之学不得不逐渐让位于正统儒学。
秦始皇所作上述事业，都有利于统一国家的形成，因之他也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代表人物。但是，他又做了许多民不堪命的坏事，加上他的继承人秦二世无比昏暴，使秦朝成为短促的朝代。
秦始皇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做完一切要做的事，好让子孙世守，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所谓“常职既定，后嗣循业”，就是他的唯一愿望。他知道死到底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骊山造大坟墓；他又希望或者可以不死，因而召集方士求神仙，浪费大量财物（如徐市航海求药，又刻石鲸长二百丈），寻求长生不死的奇药。方士妖妄，劝他隐藏，不让臣下知道住处。多造宫室，建筑长城（方士奏图书说“亡秦者胡也”，秦始皇发大军击匈奴，并筑长城），大都是受方士的欺骗。他的宫室和坟墓，规模宏大，空前未有，与长城同为当时劳动人民创造力表现在土木工程方面的奇迹。
造宫室——秦始皇灭六国，图绘各国宫室，在咸阳北照样建筑，共有宫室一百四十五处，藏美女一万人以上。他还以为小，在长安西南造阿房宫前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庭中可以坐一万人，殿中可以建立五丈高的大旗。宫前立十二个铜人，重各二十四万斤，这是初并天下时，收集民间兵器，销毁改铸的。又用磁石作大门，防有人藏铁兵器入宫。征发所谓罪人七十余万人，分工营造，北山的石料，楚蜀的木材，都运输到关中。计关中共有宫室三百所，关外四百余所。这样巨大的工程还没有完毕，秦始皇死了，秦二世继续兴修。后来项羽入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息，阿房宫全部焚毁。
造坟墓——秦始皇初即位，就在骊山造自己的坟墓。并六国后，征发所谓罪人七十余万人到骊山服役。坟墓高五十余丈，周围五里余，掘地极深，灌入铜液。坟墓中有宫殿及百官位次，珠玉珍宝，不可计数。用水银造江河大海，机械转动，水银流注。又用人鱼膏（据说是一种四脚鱼，生东海中）做烛，在墓中燃烧。令工匠特制弓弩，有人穿坟入内，弓弩自动放射。秦始皇尸体入墓，没有生子的宫女，全数殉葬。不待工匠出来，封闭墓门，工匠都被活埋在里面。
秦时全中国人口约二千万左右，被征发造宫室坟墓共一百五十万人，守五岭五十万人，蒙恬所率防匈奴兵三十万人，筑长城假定五十万人，再加其他杂役，总数不下三百万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使用民力如此巨大急促，实非民力所能胜任。虽然形式上不发闾左，但刑法苛暴，很多农民被称为罪人去服各种劳役，实际上等于部分的发闾左。秦始皇末年，农民起义已经接近了爆发点。
秦孝公用商鞅治秦国，此后秦政治是法家学说指导下的政治，国王极端专制，刑罚极端残酷，山东六国称秦为虎狼之国，是名符其实的。秦始皇、秦二世尤重韩非学说，商鞅加韩非，秦政治残暴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固然，法家政治在秦始皇时，曾起着富国强兵摧毁领主势力的作用，但到秦二世时，法家政治只剩下完全黑暗的一面，使秦强盛的学说转成为促秦灭亡的学说了。李斯劝秦二世《行督责书》，正是法家学说自然的产物。李斯说，“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途，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掩明，内独视听，……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这种阴惨刻毒的民贼独夫思想，与孔孟正统派的仁义学说恰恰处于对立的地位。秦统一后，正统派儒家连同阴阳五行家在朝廷上也有一定的势力，比起李斯为代表的荀派儒学和法家学派来，自然是劣势，但正统派儒家还是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荀子学派法家学派与孔孟正统派儒学的斗争，集中表现在中央集权（地主政治）与分封诸侯（领主政治）的争论上，终于爆发了焚书坑儒的大破裂。前二二一年，初并天下，以丞相王缩为首的群臣，都主张在离秦较远的燕齐楚等地分封皇子为王，独廷尉李斯反对分封。秦始皇从李斯议，确定行施郡县制度。前二一二年，秦始皇大宴群臣，博士齐人淳于越倡议，主张学古法，分封皇子功臣为诸侯。丞相李斯斥儒生不师今而学古，各尊私学，诽谤朝政，惑乱民心，建议禁私学。办法是除了史官所藏秦国史记以外，别国史记一概烧毁；除了博士官所藏图书，私人所藏儒家经典和诸子书一概送官府烧毁。下令后三十天不送所藏私书到官府，罚筑长城四年。聚谈诗书的人斩首，是古非今的人灭族，只有医药、卜筮、农作书不禁。民间求学以吏为师。秦始皇从李斯议，实行了焚书法令。前二一一年，方士求神仙不得，畏罪逃走，秦始皇大怒，活埋儒生四百六十余人。这个焚书坑儒的野蛮行为，反映出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极端尖锐。李斯主张中央集权，是适合时宜的，他所代表的儒家荀子学派（与韩非派法家合流）却是一种极端压制人民的政治思想。王绾、淳于越主张分封诸侯，是违反时宜的，他们所代表的儒家孔孟正统派（包括阴阳五行家与神仙家）却是讲仁义的政治思想。政治上学派上的斗争一直发展到大惨杀，把孟子学派的儒生大体杀尽（东汉赵岐说），李斯算是取得了胜利。但是，焚书坑儒，丝毫也不能消灭学派上的分歧，而且还促成了秦朝的灭亡。秦始皇实行李斯的主张，皇位的当然继承人长子扶苏，替孔孟派儒生说话，秦始皇发怒，使扶苏到上郡（在陕西绥德县）监蒙恬军。前二一○年，秦始皇出巡，在路上病死。李斯怕扶苏继位，自己不得宠信，与韩非派法家宦官赵高用阴谋拥立秦始皇第十八子胡亥为秦二世，伪造遗诏杀扶苏、蒙恬。不久，胡亥赵高又杀李斯。秦失去颇得民心的扶苏与拥有威望的大将蒙恬、丞相李斯，政权落在胡亥、赵高手中。胡亥厉行督责，昏暴无比，是完全的独夫，秦崩溃的条件全部成熟了。
秦在春秋战国时期，被山东诸国看作文化落后的国家，事实上秦在文化方面也有些大的创造。自禹铸九鼎的传说开始，国和家的大事，都在金属器物上铸字，秦国发明刻石，比铸金版、铜鼎、铁鼎之类要方便得多。唐初在今陕西凤翔县发现十个石鼓，每个石鼓上刻着一篇有韵的诗。考古学者根据甘肃出土《秦公
》上的字体，断定石鼓是秦器。造器时间推定在公元前六、七世纪。与造石鼓同时，还有北宋时出土的秦《诅楚文》三石。秦始皇出巡，在重要地方刻石凡七次。东汉以下，石碑盛行，追溯远源，出于秦国。刻石要有钢刀，刻石鼓用什么刀，也是值得注意的。秦始皇划一全国度量衡器，陶量器上用木戳印四十字的诏书，考古学者马衡说“这实在是中国活字排印的开始，不过他虽已发明，未能广泛应用”。又说：秦穆公时的《秦公 》，铭文共一百字，也是用戳子印字在土范之上，“这真是活字的创作了”。在公元前六、七世纪，秦国已有刻石和活字，说它比山东诸国文化落后，是不完全合乎事实的。
皇帝是秦始皇新创的名词，是地主阶级的总首领。以皇帝为首的内外各级统治机构，是用来压迫广大劳动民众的。但在表现上，却被当作各方面利害冲突的调节器，皇帝被当作各阶级、阶层的最高保护人和公正人。能够起这样的作用，就是好的皇帝和统治机构。一个皇帝在历史上应得的评价，只能依据他的表现来加以判断。如果表现得好（当然不可能有完全的好），那就是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他的专制主义的广大权力，也就得到当时社会的承认，他所发起或完成的某些有益事业，也就作为积极的因素而被珍重。秦始皇正是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尽管他是个暴君，但是，他建立地主政权代替领主政权，建立统一的大国代替割据的小国，比起秦以前的封建时代来，显然是进入了新的时代，他和他的统治机构，显然比前一时代的封建国家起着较多的作用。因此，他创建的许多制度，是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的。后来延续二千年之久的封建体制，基本上是秦制的逐步演变。秦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朝代。
秦朝首尾仅十五年，秦始皇在帝位十二年，做成了许多有利于统一的重大事业。
一 建立中央集权制度 皇帝独裁——皇帝自称为朕（音镇zhèn），表示至尊无二。政事不论大小，全由皇帝一人裁决。秦始皇规定一天看章奏（竹简）一百二十斤（秦一斤合今半市斤），不看完不休息。
郡县——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又征服百越，增设闽中（治冶县——福建福州市）、南海（治番禺——广东广州市）、桂林（广西）、象郡（北部包括广东雷州半岛等地）四郡。全国共四十郡。郡各管县若干。郡守县令由朝廷任命，随时可以调动。秦法：立军功的人，按斩敌多少，做大小官吏。韩非子说：这等于让斩首立功的人做医师木匠，一定不能成事。秦始皇时，秦国功臣武夫做地方官，当不在少数。这对中央集权是有益的，但政令残暴，势必引起山东被治人民的怨恨。
官制——中央官制有左右丞相（辅佐皇帝处理国政）、御史大夫（辅佐丞相）、太尉（掌全国军政）、将军（掌征伐）、廷尉（掌刑法）、治粟内史（掌财政经济）、少府（掌山海池泽的税收，供皇帝本人的费用）、博士（备顾问）等官。地方官制有郡守（掌一郡政事）、郡尉（辅佐郡守并主军事）、监御史（监视郡守）、县令长（掌一县政事，一县大抵方一百里，万户以上称令，不满万户称长）。县以下乡官有三老、啬夫、游徼（音叫jiào十亭为一乡，有三老掌教化，啬夫掌狱讼、赋税，游徼掌捕盗贼），又有亭长（十里一亭，有亭长，掌捕盗贼）。县吏、乡官、亭长多是本地有产业的人，韩信“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足见家贫有德行的人也得为吏。上自朝廷，下至乡、亭，构成地主阶级的巨大统治机器。掌管这部机器各个部分的人是流动不定的大小官吏，不是世袭固定的贵族。这部机器的操纵人便是皇帝。
二 推行共同的文字——“书同文”
“田畴异亩（亩大小不同），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这就是战国时期封建割据的情状。秦统一后，这许多异大体都化为同了。周朝文字笔画繁重，称为大篆，或称籀（音宙zhòu）文。战国时东方齐鲁地方文化发达，通行一种比较省便的字体，汉朝人称为古文、蝌蚪文、或孔壁古文。李斯订定文字，依据籀文古文，笔画力求简省划一，称为秦篆，或称小篆。李斯作《苍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母敬作《博学篇》，都是用小篆写的学童课本，不仅教字体，同时也教语法。传说狱吏程邈，得罪拘禁狱中，造成一种笔画更省便的文字，叫做隶书。隶书字体方形，便于书写，到汉朝行用极广。各地区方音不同，有统一的文字，方音便成次要的困难。经大规模的移民，也减轻了方音的局限性。
三 划定共同的地域 秦朝疆域东至海，南至五岭（大庾、骑田、都庞、萌渚、越城）。自西北临洮（甘肃岷县）起，大体循秦、赵、燕旧长城至东北辽东止，筑长城万余里，防匈奴等游牧族内侵。这是当时确定了的中国疆域，疆域内的居民基本上是汉族。秦以后的中国就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向外扩展。
四 促进共同的经济生活——“车同轨”
秦始皇在经济上作了如下的措施，意义极为重大。修驰道——以秦京咸阳为中心，全国修筑驰道（行车大路）。驰道宽五十步（六尺为步），用铁椎筑土坚实。驰道中央宽三丈，是皇帝独用的专路，种松树标明路线。专路两旁人民得自由行走。驰道的修成，对陆路交通有很大的便利。
通水路——战国时期各国筑堤防，阻塞水道。秦始皇决通堤防，疏浚鸿沟（河南汴河，今湮）作为水路中心，通济、汝、淮、泗等水。在吴、楚、齐、蜀等地，也大兴水利工程，行船和灌溉。特别是史禄凿渠，表现出伟大的创造力。前二一四年，秦始皇发大军五十万人经略岭南，令史禄通运粮水道。天才的水利工程师史禄在湘江上游江中筑石堤（广西兴安县城东南约三里处）。堤形象犁头，分湘江为南北两渠。北渠向北流通湘江。南渠经过兴安县城，向西流与桂江上游大溶江合流。南渠所经都是高地，史禄用人工开凿渠道，长六十里。渠中设若干个斗门，南北来往船只可以逐斗上进和下降。载重大船自湘江上溯，通过北渠，进入南渠，安然过山，运输上大省人力。这是开发岭南的重要航路，汉、唐、宋、明相继修筑，航路和农田灌溉愈益完善，史禄创始的功绩是不可淹没的。二千年前有这种灵巧的工程，号称灵渠，确是名实相符。秦始皇曾令方士徐市（市即黻的本字，《后汉书·东夷传》作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航海求三神山。足见当时航海术不仅沿海岸南北往来，并已能大规模远航大海中。海上内河与陆上驰道，构成相当发达的交通网，大有助于经济闭塞状态的破坏。
去险阻——战国时各国利用险要地形筑城郭，齐、韩、楚、魏交界处又有长城巨堑，分裂疆土，阻碍交通。秦统一后，国内长城巨堑以及城郭要塞，一并平毁，减少了割据称雄的凭借。
划一币制器具——秦始皇按秦国制度统一全国度量衡。前二二一年，颁布统一度量衡诏书，凡制造度量衡器，都得刻上这个四十字的诏书，陶制量器不能刻字，用刻了字的十个木戳，印在陶量上连成一篇诏书。隋时掘得秦始皇时秤权，有丞相隗状（隗音葵kuí）王绾（音碗wǎn）二人列名，想见度量衡器由官府遵照诏书负责监制，不许民间私造。战国时各国车轨宽狭不同，秦规定车宽六尺，一车可通行全国。战国时币制紊乱，秦规定货币为两等：黄金称上币，重一镒（二十两）；铜钱称下币，重半两。战国时田亩大小不同，秦规定二百四十方步为一亩，后世一直沿用秦亩制不改。
大移民——秦始皇初灭六国，便迁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到咸阳，一部分散到巴蜀等地。这些豪富都是领主残余和富商大贾，在本地兼并土地，放高利贷，迫贫民为奴隶，霸一乡一县甚至一郡，妨碍统一。豪富被迁徙到新地区，失去旧有威势，经营土地，只能成为地主，经营工商业，也得从头做起，留在本地的田地住宅，分散到别人手中，贫民可能获得暂时的喘息。将军蒙恬（音田tián）率大军三十万人击走匈奴，取河南地（河套及甘肃省黄河以南），筑四十四个县城（《史记》作三十四县，《汉书》作四十四县），徙内地罪人去居住。汉族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带到游牧地区，变牧地为耕地，扩大了北方边境。又征发曾犯逃亡罪的人及赘婿、小商贾为兵，取南方桂林、南海等郡；又发五十万人守五岭，与土著杂居。汉族文化技术传入南方，岭南开始成为中国的领土。秦朝大移民，在传播文化、发展生产上，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确定土地个人私有制度——东周后半期开始有两种土地所有制度，经长期斗争，至前二一六年（秦始皇三十一年），“令黔首（民）自实田”，土地个人私有制也就是封建地主占有土地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了。这是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以后五年颁布的法令，在这个法令下，地主和有田农民自动陈报所有土地实数，按定制缴纳赋税，取得土地所有权。秦自商鞅以来，崇本抑末，所谓末业是指民间小工商。后来小手工业被提升为本业，李斯称百姓成家立业，该致力农工。只有小商贾是末业，受到法律的抑制。秦徭役法，首先征发有罪吏、赘婿及贾人。所谓赘婿，一说男子赘入妇家，一说贫民典身给富人，过期不赎，没为奴隶称赘婿。如第一说，是惩罚男子怠惰不自立门户，如第二说，是阻止奴隶人数的增加，都含有积极的意义。其次征发曾为商贾的人，再其次征发祖父母或父母曾为商贾的人。此外富强人也得先服徭役，称为闾右（富强人家住在里的右边），最后才征发贫弱人家，叫做发闾左。秦始皇初得天下时，大体上行用此法，所以屡兴大工起大军，还能相对的保持国本，《琅琊刻石辞》说“上（重）农除末，黔首是富”，《碣石刻石辞》又说“男乐其畴（田亩），女修其业（纺织）”。农民一般都拥有一小块私有的土地，虽然“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在统治者看来，算是“黔首是富”，在农民看来，比战国时也算是“黔首安宁”了。
五 促进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行同伦”
在汉族文化地区，代表人们共同心理状态的，主要是适应家族制度的孔孟正统派儒家学说。秦始皇据儒家支派阴阳五行家说，自以为得水德，以十月（亥月，亥属水）朔为岁首。衣服旌旗都以黑色为贵。纪数用六（阴数），如六尺为一步，驾车用六马，车宽六尺，符长六寸，冠高六寸。庶民用黑布包头，称为黔首。号黄河为德水。这些与儒家改制度的学说是可以相容的。崇尚法律（水德），不崇尚正统儒学所讲的仁恩，这与儒家荀子学派也是可以相容的（荀子学说还是着重在王道礼义，但因强调礼的作用，韩非、李斯等人重礼变为重法，荀子学派中除了传经之儒仍保持儒家面目，其余则与法家学派合流）。灭六国后，秦始皇在帝位十二年，出巡郡县凡五次，目的在“以示强威，服海内”，并宣示统一四海的功德。前二二○年，第一次巡陇西、北地二郡，登鸡头山（宁夏泾源县西，相传黄帝曾登此山），向匈奴表示秦皇帝的威力。前二一九年，第二次东巡上邹峄山（在山东邹县）刻石，又上泰山刻石，又登之罘山（罘音浮fū在山东烟台市北）刻石，又登琅琊台（在山东诸城县）刻石。东周时越王勾践灭吴，迁都琅琊，筑高台盟诸侯，尊奉周天子。秦始皇留居琅琊台三月，徙黔首三万户居台下。他这样做，是要表扬勾践尊周，鼓励南方越人内向。又南巡想到衡山，舟行至湘山（湖南岳阳县西南）遭大风，秦始皇怒，使刑徒三千人斫树成光山，向湘神表示皇帝的威力。前二一八年，第三次东巡登之罘刻石。前二一五年，第四次东巡至碣石山（在河北昌黎县）刻石。前二一○年，第五次南巡至九疑山（在湖南宁远县），浮长江东下，至会稽山（在浙江绍兴县）刻石，祭大禹。相传越俗自勾践时起，男女间关系不严，《会稽刻石辞》特别着重在“禁止淫泆”，宣告用严刑（杀奸夫无罪）来矫正，使不异于中原风俗。秦始皇为“黔首改化，远迩（近）同度（法度）”，五次出巡，与颁布统一的各种制度、订定文字、大规模移民、经济上各种措施结合起来，在荀派儒学和法家刑名之学的思想基础上，促进了全国范围内“行同伦”的巨大任务。不过，荀派儒学特别是法家刑名之学与孔孟正统派儒家学说距离甚远，等到强暴统治失势的时候，荀学和刑名之学不得不逐渐让位于正统儒学。
秦始皇所作上述事业，都有利于统一国家的形成，因之他也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代表人物。但是，他又做了许多民不堪命的坏事，加上他的继承人秦二世无比昏暴，使秦朝成为短促的朝代。
秦始皇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做完一切要做的事，好让子孙世守，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所谓“常职既定，后嗣循业”，就是他的唯一愿望。他知道死到底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骊山造大坟墓；他又希望或者可以不死，因而召集方士求神仙，浪费大量财物（如徐市航海求药，又刻石鲸长二百丈），寻求长生不死的奇药。方士妖妄，劝他隐藏，不让臣下知道住处。多造宫室，建筑长城（方士奏图书说“亡秦者胡也”，秦始皇发大军击匈奴，并筑长城），大都是受方士的欺骗。他的宫室和坟墓，规模宏大，空前未有，与长城同为当时劳动人民创造力表现在土木工程方面的奇迹。
造宫室——秦始皇灭六国，图绘各国宫室，在咸阳北照样建筑，共有宫室一百四十五处，藏美女一万人以上。他还以为小，在长安西南造阿房宫前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庭中可以坐一万人，殿中可以建立五丈高的大旗。宫前立十二个铜人，重各二十四万斤，这是初并天下时，收集民间兵器，销毁改铸的。又用磁石作大门，防有人藏铁兵器入宫。征发所谓罪人七十余万人，分工营造，北山的石料，楚蜀的木材，都运输到关中。计关中共有宫室三百所，关外四百余所。这样巨大的工程还没有完毕，秦始皇死了，秦二世继续兴修。后来项羽入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息，阿房宫全部焚毁。
造坟墓——秦始皇初即位，就在骊山造自己的坟墓。并六国后，征发所谓罪人七十余万人到骊山服役。坟墓高五十余丈，周围五里余，掘地极深，灌入铜液。坟墓中有宫殿及百官位次，珠玉珍宝，不可计数。用水银造江河大海，机械转动，水银流注。又用人鱼膏（据说是一种四脚鱼，生东海中）做烛，在墓中燃烧。令工匠特制弓弩，有人穿坟入内，弓弩自动放射。秦始皇尸体入墓，没有生子的宫女，全数殉葬。不待工匠出来，封闭墓门，工匠都被活埋在里面。
秦时全中国人口约二千万左右，被征发造宫室坟墓共一百五十万人，守五岭五十万人，蒙恬所率防匈奴兵三十万人，筑长城假定五十万人，再加其他杂役，总数不下三百万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使用民力如此巨大急促，实非民力所能胜任。虽然形式上不发闾左，但刑法苛暴，很多农民被称为罪人去服各种劳役，实际上等于部分的发闾左。秦始皇末年，农民起义已经接近了爆发点。
秦孝公用商鞅治秦国，此后秦政治是法家学说指导下的政治，国王极端专制，刑罚极端残酷，山东六国称秦为虎狼之国，是名符其实的。秦始皇、秦二世尤重韩非学说，商鞅加韩非，秦政治残暴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固然，法家政治在秦始皇时，曾起着富国强兵摧毁领主势力的作用，但到秦二世时，法家政治只剩下完全黑暗的一面，使秦强盛的学说转成为促秦灭亡的学说了。李斯劝秦二世《行督责书》，正是法家学说自然的产物。李斯说，“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途，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掩明，内独视听，……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这种阴惨刻毒的民贼独夫思想，与孔孟正统派的仁义学说恰恰处于对立的地位。秦统一后，正统派儒家连同阴阳五行家在朝廷上也有一定的势力，比起李斯为代表的荀派儒学和法家学派来，自然是劣势，但正统派儒家还是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荀子学派法家学派与孔孟正统派儒学的斗争，集中表现在中央集权（地主政治）与分封诸侯（领主政治）的争论上，终于爆发了焚书坑儒的大破裂。前二二一年，初并天下，以丞相王缩为首的群臣，都主张在离秦较远的燕齐楚等地分封皇子为王，独廷尉李斯反对分封。秦始皇从李斯议，确定行施郡县制度。前二一二年，秦始皇大宴群臣，博士齐人淳于越倡议，主张学古法，分封皇子功臣为诸侯。丞相李斯斥儒生不师今而学古，各尊私学，诽谤朝政，惑乱民心，建议禁私学。办法是除了史官所藏秦国史记以外，别国史记一概烧毁；除了博士官所藏图书，私人所藏儒家经典和诸子书一概送官府烧毁。下令后三十天不送所藏私书到官府，罚筑长城四年。聚谈诗书的人斩首，是古非今的人灭族，只有医药、卜筮、农作书不禁。民间求学以吏为师。秦始皇从李斯议，实行了焚书法令。前二一一年，方士求神仙不得，畏罪逃走，秦始皇大怒，活埋儒生四百六十余人。这个焚书坑儒的野蛮行为，反映出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极端尖锐。李斯主张中央集权，是适合时宜的，他所代表的儒家荀子学派（与韩非派法家合流）却是一种极端压制人民的政治思想。王绾、淳于越主张分封诸侯，是违反时宜的，他们所代表的儒家孔孟正统派（包括阴阳五行家与神仙家）却是讲仁义的政治思想。政治上学派上的斗争一直发展到大惨杀，把孟子学派的儒生大体杀尽（东汉赵岐说），李斯算是取得了胜利。但是，焚书坑儒，丝毫也不能消灭学派上的分歧，而且还促成了秦朝的灭亡。秦始皇实行李斯的主张，皇位的当然继承人长子扶苏，替孔孟派儒生说话，秦始皇发怒，使扶苏到上郡（在陕西绥德县）监蒙恬军。前二一○年，秦始皇出巡，在路上病死。李斯怕扶苏继位，自己不得宠信，与韩非派法家宦官赵高用阴谋拥立秦始皇第十八子胡亥为秦二世，伪造遗诏杀扶苏、蒙恬。不久，胡亥赵高又杀李斯。秦失去颇得民心的扶苏与拥有威望的大将蒙恬、丞相李斯，政权落在胡亥、赵高手中。胡亥厉行督责，昏暴无比，是完全的独夫，秦崩溃的条件全部成熟了。
秦在春秋战国时期，被山东诸国看作文化落后的国家，事实上秦在文化方面也有些大的创造。自禹铸九鼎的传说开始，国和家的大事，都在金属器物上铸字，秦国发明刻石，比铸金版、铜鼎、铁鼎之类要方便得多。唐初在今陕西凤翔县发现十个石鼓，每个石鼓上刻着一篇有韵的诗。考古学者根据甘肃出土《秦公
》上的字体，断定石鼓是秦器。造器时间推定在公元前六、七世纪。与造石鼓同时，还有北宋时出土的秦《诅楚文》三石。秦始皇出巡，在重要地方刻石凡七次。东汉以下，石碑盛行，追溯远源，出于秦国。刻石要有钢刀，刻石鼓用什么刀，也是值得注意的。秦始皇划一全国度量衡器，陶量器上用木戳印四十字的诏书，考古学者马衡说“这实在是中国活字排印的开始，不过他虽已发明，未能广泛应用”。又说：秦穆公时的《秦公 》，铭文共一百字，也是用戳子印字在土范之上，“这真是活字的创作了”。在公元前六、七世纪，秦国已有刻石和活字，说它比山东诸国文化落后，是不完全合乎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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