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经学、史学、历数学、诸子 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秦二世时农民大起义，推倒秦的统治，很快恢复了统一，建立起西汉朝。这是封建地主阶级新创立的国家，积极建设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便成为非常重要的急务。秦始皇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西汉时期主要是汉武帝又做了更多的工作，巩固封建统一国家的上层建筑大体上都建立起来了。
政治制度，上面已经说过了一些，这里叙述的是西汉其他部分的上层建筑物。
一经 学 儒家思想是西周以来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经孔子删订六经，聚徒讲学，不仅造成了整套的思想体系，而且培养了大批儒学传播者。孔子死后，儒家地位继续上升。战国时儒墨并称显学，但儒家比墨家更占优势。秦始皇焚民间藏书，坑孟派儒生，只许士人学秦朝的法律制度，以吏为师。皇帝宫中却藏有大量图书，朝廷上仍有博士官和儒生（如张苍、叔孙通、伏胜等）或传经或议论政事。秦始皇以为这样就可以整齐学术，统一思想，结果恰相反，儒生参加农民起义，成为推倒秦统治的一个力量。西汉前期，朝廷与诸王国并立，各学派士人（墨家已亡）游诸王国求禄，助国王反抗朝廷。汉景帝灭七国后，全国政治统一了，汉武帝在这个基础上实行学术统一。
前一四○年，汉武帝即位。他即位后首先举行的一件大事，就是召集全国文士，亲自出题考试，并且亲自阅卷，选取《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公孙弘为首列，非儒学的诸子百家一概被罢斥，儒学从此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公孙弘是个狱吏出身的儒生，长于奉迎，汉武帝为了提倡儒学，前一二四年，擢升他做丞相，封平津侯。公孙弘以前，做丞相的人常是列侯贵族，公孙弘出身贫士，竟得封侯拜相，《公羊》学因此成为最行时的学术。凡是士人和官吏，必须学习儒经，才能得到任用或升迁，儒学独尊的地位更加巩固了。
汉武帝特别提倡《春秋公羊》学，这是因为《春秋》经是孔子正名分（诛乱臣贼子）的著作，是封建专制主义具体应用在政治上的典型，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完整表现，其他经书都不象《春秋》那样适用。还有一个特点是《春秋》经文字极其简单隐晦，便于学者在最大限度内加以穿凿和引申。汉武帝选中《公羊春秋》，在政治需要上是完全切合的。适应这个需要，制成整套《公羊》学说的大师，就是被西汉儒生称为“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的董仲舒。
西汉前期，朝廷也立儒经博士，承认儒学的正统地位，但指导政治的却还是黄老刑名之学。儒生与黄老刑名学者，经常发生争论，例如汉景帝时，《诗》博士辕固与道家黄生辩汤武革命。辕固据经义，说汤武诛桀纣，做天子，是得民心的正义行为。黄生引道家说，破帽子还得戴在头上，新鞋子终究穿在脚下，认为汤武虽是圣人，到底不该放桀、弑纣。汉景帝下判断说，吃肉不吃马肝（有毒），不算不知味。意思是不要学者再争论汤武革命的是非，也就是不赞成汤武革命。辕固又与道家窦太后辩两家高低。窦太后发怒，令辕固和野猪搏斗，幸得汉景帝给他一把好刀，没有被野猪咬死。这种学派间的斗争，显然阻碍着统治阶级内部的统一，也就减少了上层建筑的作用。董仲舒对西汉统一事业的贡献，就在于他把战国以来各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在孔子名义下、在《春秋公羊》学名义下统一起来。经董仲舒这个巨大的加工，向来被看作“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的儒学，一变而成为“霸（黄老刑名）王（儒）道杂之”，合于汉家制度的儒学了。
董仲舒的哲学基本上是《易经》阴阳学说的引申。他认为任何一个事或物，一定是相反的事或物合成的。例如有上必有下，有左必有右，有前必有后，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这叫做“凡物必有合”。合的两方面性质不相同，这叫做“合各有阴阳”。阴阳数量可以相等，性质却有一定，阳性尊、阴性卑，这叫做“同度而不同意”。君、父、夫是阳（三纲），臣、子、妻是阴，阴不得独立行事，只能从阳行事，事成不得分功。这叫做“阳兼于阴，阴兼（被兼）于阳”。阴阳不得同时并起，一定要有先后，阳总在先，阴总在后，阳是主体，阴是附属，这叫做“一而不二”。阴阳二物，按一定的时候互相交替，一个起来，一个下去，一个增多，一个减少。起来了的到时候要下去，下去了的到时候又起来；多了的不能多到过度，少了的不能少到绝灭，终而复始，循环不止，这叫做“常一而不灭”。做事不论大小难易，违反天道（一而不二）一定无成，比如目不能两看，耳不能两听，手不能一手画方一手画圆，不一就要生患（心有二中），这叫做“君子贱二而贵一”。天地的精气合起来成一，分开来成阴阳，再分成春夏秋冬四时，配到东南中西北五方成五行。木（东）火（南）土（中）金（西）水（北）顺次叫做“五行相生”（如木生火，火生土……），逆次叫做“五行相胜”（如水胜火，金胜木）。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天。人受天命而生，同天一样，也有阴阳五行。人是天之副，与天合而为一，这叫做“人副天”。董仲舒哲学的结论是“道（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道），天不变，道亦不变”；“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
《易经》的阴阳学与战国以来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融合成为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这样，把儒家与阴阳五行家统一起来了。《易经》阴阳学说明阴阳的基本观点是仁与义（“天地之大德曰生……禁民为非曰义”），童仲舒说阳是天之德，阴是天之刑，刑主杀，德主生，天亲阳而疏阴，重德而不重刑。这样，把儒家的仁义与黄老刑名之学统一起来了。董仲舒说天不是为王生民，而是为民立王，能利民的王，天要让他做下去，害民的王，天要夺去他的王位。有道伐无道，是天理也是人理。这样，把儒家汤武革命、天命靡常的学说与阴阳五行家的五德终始说统一起来了。墨学的本旨在于利民，董仲舒说，天使人有义和利两种生活，利（物质）养人的身体，义养人的精神，缺一不可，而义重于利。这样，把儒家与墨家统一起来了，儒家孟子学派说性善，荀子学派说性恶，董仲舒说天有阴与阳，人有性与情（情欲），性有为善的端绪，但必待教诲而后成为善。这样，把孟荀两派统一起来了。董仲舒的哲学观点是循环的不是发展的，是调和的不是斗争的，有唯物论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唯心论；有辩证法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形而上学。董仲舒的统一论是各家学说的融合体，正是最适合于西汉政治上需要的一种哲学。
董仲舒根据他的哲学观点，提出许多影响甚大的建议。这些建议，极大部分被汉武帝采纳并得到实行。
（一）大一统——董仲舒说：孔子修《春秋》，把一统当作首要的大事，因为这是天地的常道，古今的通义。现在学士们各持异说，朝廷无法一统，法制屡变，臣民不知所从。请将不属于《六经》、不合于孔子的学说，一概废绝不用，专用儒术。
（二）更化——秦行法家政治，刑罚惨刻，汉律大体沿袭秦律，路温舒《尚德缓刑书》里说，“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董仲舒主张更化，就是要求以仁德代替严刑，也就是要求以儒家学说代替法家学说。他认为限田是更化（改制）的关键所在。他说，秦行商鞅法，准许民间卖买田地，富家田联成一大片，贫民连放个锥子的地方也没有。耕种富家田，要纳税十分之五，穷得只能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汉朝继承秦法，一切不变。富人贵人凭借势力，与庶民争利，庶民怎能抵得住他们！于是富贵人家，奴婢多得很，牛羊多得很，田宅多得很，产业多得很，积蓄多得很，但是依然贪多无厌，一味压榨求利。庶民天天遭剥削，月月见紧缩，从小穷变成大穷。富贵人家奢侈淫佚，贫苦人家穷急愁苦，这实在是更化的时候了。董仲舒建议限田，不许豪富占田过限；释放奴婢，禁止擅杀奴婢；减轻赋税，节省徭役，让庶民的负担略为宽舒些。董仲舒这个对农民充满同情心的正义性建议，后来得到汉武帝的采纳，但专禁商贾占田，没收他们的田宅和奴婢，不是董仲舒普遍限田的原意。
（三）推阴阳灾异——在落后社会里，占卜术常是人们行动的指南。汉武帝曾召集各种占卜家，问某月某日可不可以娶妻？五行家说可，堪舆家说不可，建除家说不吉，丛辰家说大凶，历家说小凶，天人家说小吉，太一家说大吉。辩论纷纭，不得解决。汉武帝判断说，一切宜忌，以五行家为主。五行家得汉武帝的尊信，成为日常生活的指导者，儒家和它合流，是很自然的。《春秋》经记录天变灾异，原来并不含什么迷信的意义。陆贾在汉高帝时作《新语》，说“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度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虫灾生于地”。足见战国儒者，已开始推灾异。董仲舒取《春秋》所记天变灾异广泛地予以附会穿凿，使《公羊》学彻底的阴阳五行化。这在董仲舒学说里，是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部分，儒学蒙上浓厚的迷信色彩，几乎起着宗教的作用了。但是，这个迷信部分，俗儒可以用来对朝廷奉迎取宠，正直的儒生也可以用来进行谏诤，因为在专制政治的朝廷上，臣下议论朝政，是一种冒险的行为。董仲舒创阴阳五行化的儒学，借天变灾异来附会经义，以此为论据，对称为天的儿子的皇帝表示异议，多少起些减轻危险性的作用（当然，天子也利用天变灾异来斥逐大臣）。自从董仲舒开出这一条道路，《公羊》家以外各家的经师，都认为这是一条最合时的道路，把大量迷信成分加入到经学里，借以取得朝廷的信任。经学阴阳五行化，成为西汉今文经学的基本特点。
（四）断狱——儒家谈德治，向来与法家刑名之学对立。董仲舒据《春秋》经义附会汉朝法律，决断了许多疑难大狱，儒法两家合流了。西汉初萧何定法律凡九章，到汉武帝时，律和令增至三百五十九章。其中死罪律四百零九条，凡一千八百八十二目，又有死罪例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条。法令烦多，连掌管法令的官吏也不能全部看完。官吏按罪人贿赂的有无，任意引用一条法令作根据，判轻罪为死罪，或判死罪为轻罪。董仲舒断疑狱二百三十二件，大体上从轻判决，救活了许多人命。他的判词集合成《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流传久远，至东晋时还有人引用它来辩护自己的冤狱。
孔子以后董仲舒以前的儒学是汉人称为朴学的原始儒学，它的特点是（一）思想上还拘泥于残余的领主制度，不能完全符合新的地主统治的需要；（二）儒家还是各种学派中的一派，不能吸收各种学派，使统一到儒学里面来。董仲舒生在汉景帝、汉武帝时候，西汉政治上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学术上统一的条件也成熟了。儒学经董仲舒的加工，因此摆脱了原始阶段，成为阴阳五行化的、完全适合地主统治的西汉今文经学。某些汉儒把董仲舒当作孔子的继承者，因为他创造了今文经学。
董仲舒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创始人，是首先变朴学为西汉经学的大师，了解了他的学说，也就了解了西汉今文经学的本质。下面叙述的今文经学的盛况，也就是这种本质的盛况。
汉武帝时官学有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博士。后来博士逐渐增加，《易经》分四家，《书经》分三家，《诗经》分三家，《仪礼》分两家，《公羊春秋》分两家，共十四家。称为五经十四博士。
某一经的大师，如果能象董仲舒那样，把本经阴阳五行化，并得到朝廷的尊信立为博士，这个大师的经说，便成为师法。弟子们按照师法讲经，叫做守家法。自汉武帝至西汉灭亡，百余年间，经学极盛，大师前后多至千余人，有些经书的解释增加到一百余万字。例如《书经》大师秦延君，用十多万字解释《尧典》两个字，用三万字解释“曰若稽古”四个字。一个士人从幼年开始学一经，往往到头白了才学会说经。这样又苦又难的经学，太学里却经常聚会着成千成万的学生，甘愿受苦受难从大师受学，因为士人求利禄，只有经学是一条主要的道路。
凡是博士教弟子的经书，都是用汉朝通行的隶书写的，因此叫做今（汉）文（字）经。阴阳五行化的今文经学是一种迷信的、烦琐的、穿凿附会很少有学术价值的学问。朝廷指定它作为士人求仕的道路，以便有效地控制士人，使他们戴着空虚昏暗的头脑，在利禄的道路上一辈又一辈地追求下去。
今文经学反映着统治阶级当权部分的政治利益；和它相对立的古文经学，反映着不当权部分的政治要求，就是要求古文经学也作为入仕的一条道路。
用篆文（战国时文字及秦小篆）写的经书叫做古文经。传授古文经的学说叫做古文经学。它的特点是（一）保持朴学的传统，按字义讲解经文，训诂简明，不凭空臆说，与烦琐的今文经学趋向不同。（二）迷信成分极少或排斥迷信，与阴阳五行化的今文经学趋向不同。（三）少数儒生私家自相传授，在政治上主张复古，与迎合世务的博士学——今文经学趋向不同。还有一个特点是两种经学相同的，那就是都缺乏进步性的思想。自然，古文经学在反对迷信这一点上，比起今文经学来，到底还是进步一些，东汉王充、南朝范缜的学说就是以古文经学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
王莽要夺取西汉政权，政治上收揽统治阶级各部分势力，经学上也对古文经学让步，在太学里立《左氏春秋》、《毛诗》、《周礼》、《古文尚书》四个古文经学博士。今文博士坚决反对古文经学从私学上升为官学，与古文经学的提倡者刘歆进行了剧烈的宗派斗争。刘歆凭借政治力量，暂时压倒今文博士。东汉光武帝取消古文博士，古文又成为私学。东汉时期，私学在士人间盛行，产生不少著名的大师，经学上成绩远超过官学，但总是得不到官学的地位。官私两学的不断冲突，正反映出东汉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断冲突。
任何一个有阶级的社会，总是由两个主要的敌对阶级构成的，总是依照对立统一的法则而存在并发展的。两大敌对阶级在相互关系上，如果说，只有一个斗争性，或者说，只有一个同一性，那末，这个社会就根本不会存在。自然，斗争是绝对的，但阶级斗争不管怎样尖锐，并不会引起社会的分裂，因为总还有同一的一面，其间保持着不可割断的经济等联系。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儒墨道三大学派的政治思想。道家和法家所谓黄老刑名之学只看对立面，对人民进行绝对的压迫。这种学说到秦二世行督责时达到了顶点，秦朝很快被农民起义所推翻。墨家只看统一面，放弃斗争性，劝告两大敌对阶级在同一性上实行尚同兼爱。这种学说自然只是一些天真的幻想。儒家与道墨不同，它主张用礼来节制对人民的剥削，借以和缓阶级间的斗争性；主张仁民爱物、尚德缓刑，借以扩大阶级间的同一性。儒家学说比起道墨两家来，较为接近对立统一的法则，也就是较为接近社会的实际，因之它成为汉以后长期封建社会的政治指导思想，没有一个学派或宗教能夺取它的正统地位。
当然，儒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在同一性上即共同利害上，忠实于儒家学说的儒者，常为人民发出诉疾苦、申冤抑的言论，也常为人民做出去祸害、救灾难的事迹，甚至不惜破家杀身对君主犯颜直谏，要求改善政治。他们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他们懂得“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意义，为爱邦而爱及邦本，也就真诚地成为人民的同情者和代言者。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反对残暴政治）的言论和事迹，很大一部分是与儒家学说有关的。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极重伦理道德，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美德的阐发，虽然无不打上统治阶级的烙印，但某些精到处也往往与人民的伦理道德有其同一性。排除它的封建毒素，打破它的阶级局限，批判地吸收它的精华，可以大大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清理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继承并发扬古代文化的优秀传统，主要应从研究儒家学说入手。
孔子首创儒学。儒学最根本的政治思想是德治（王道）。能行德治的人才能受天命为天子。天与民同心，天命是民心的反映。国君失民心就失天命而败亡，得民心就受天命而兴起。受天命者代替失天命者，最理想的方式是尧舜禅让，其次是汤武革命。这些根本观点，与道家、法家的主张法治（霸道）、反对革命是对立的。孟子发挥孔子的德治思想，最为透彻，西汉以下的儒学，基本上是孟子学说的衍变。
秦行法家政治，正统派儒学持异议，最后遭到焚书坑儒的惨祸。西汉前期，朝廷并用儒学和黄老刑名之学，但黄老刑名之学仍处优势。西汉中期，儒学经董仲舒改革，成为合时宜的学说，形式上取得优势，但黄老刑名之学仍保持原有的重要地位。西汉后期，儒学取得确实优势，完成了排斥黄老刑名之学的愿望，但所谓德治，无非是朝廷纵容官吏及豪强作恶，刑罚不加，纲纪废弛，人民受尽贪暴政治的祸害，西汉也就灭亡了。
忠实于儒家学说的一些儒者，对着三个时期的政治，曾发出不少反对的议论。叙述西汉儒学，应该看到多数阿世取容的章句小儒，也应该看到少数同情人民的正统儒者。下面列举几条，略见正统儒者的代表性言论。
贾谊《新书·大政篇》说：人君“知恶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予（给予）有德，天有常灾，必予夺民时（使民失农时者）。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轻视）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
董仲舒创阴阳五行化的儒学，借天道说人事。他在对策里说，“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无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强勉（人君改过为善）而已矣”。董仲舒所讲天人之际，本意在利用天变灾异来进行谏诤，剥去迷信部分，实质上仍是孔孟的仁义学说。
汉昭帝时，泰山等地发生怪异事。眭弘上书说：“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眭弘以为汉运已经终了，要求朝廷访求天下贤人，“禅以帝位”，“以承顺天命”。朝廷加眭弘“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杀眭弘。董仲舒遵守有德代失德的训条，眭弘为这个训条遭杀身之祸，足见他们是忠实于自己的学说的。
汉宣帝重用治狱之吏，盖宽饶上书，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他暗示汉宣帝应让位给贤者。朝廷说他自己想做皇帝，“大逆不道”。盖宽饶自杀。
汉元帝用儒生为政，朝纲不振。贡禹上书说：“方今天下饥馑，可无大自损减以救之，称（合）天意乎！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
谷永在汉成帝时上书说：“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去无道，开（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夫去恶夺弱，迁命贤圣（去恶弱的旧君，改立贤圣为新君），天地之常经，百王之所同也”。
鲍宣在汉哀帝时上书说：“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耶！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禄，岂有肯加恻隐于细民，助陛下流教化者耶！……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天子，下为黎庶（民）父母，为天牧养元元（民），视之（官与民）当如一……今贫民菜食不厌（饱），衣又穿空（孔），父子夫妇不能相保，诚可为酸鼻。陛下不救，将安所归命乎！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私用官爵），官非其人（私用小人），而望天悦民服，岂不难哉！……天人同心，人心悦则天意解矣”。
上列诸儒言论，自董仲舒以下，无不附会天变灾异来反对暴政，要求德治。他们拥护封建统治，但希望有德代失德，并不拥护一姓常存。他们同情人民疾苦，但着重在劝告朝廷，并不同情农民起义。所以儒学始终是适合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学说，同情人民是有限度的，拥护封建统治则是绝对的。
二史 学 儒家的六经，原来是周史官所藏各种历史记录，经孔子删订解释以后，师弟相传，别成一种所谓经学，但历史学并不因经学的盛行而停止本身的发展。如果说，在前一阶段里，孔子左丘明是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家，那末，在发展到较高的阶段上，太史公司马迁是更大的历史著作家。自从司马迁著《史记》，中国才开始出现了规模巨大的、组织相当完备的历史著作。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的太史。司马谈非常博学，精通天文学、《易》学、黄老学。他以黄老学为主，批判儒、墨、名、法、阴阳各家学说，比起当时的一般儒生来，他确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司马迁十岁以前曾学过耕地和牧畜，十岁读古文书籍，二十岁以后，游历全国名都大邑，采访遗闻佚事。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父职做太史，遍读石室金匮（宫中藏书处）里所藏旧史和群书，因此，他是西汉一代稀有的大博学家。司马迁继承司马谈家学，又博通古今文经学，特别是董仲舒《公羊》学，但不受西汉经学的拘束，更不受阴阳五行学的影响，他是西汉一代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前九九年，司马迁四十八岁（据王国维说），遭受汉武帝残暴的刑罚（宫刑）。这对司马迁是一种极大的侮辱。司马迁自知在仕途上不可能再前进了，于是发愤著《史记》，希望象孔子著《春秋》那样，传给“后世圣人君子”。他著《史记》不是为了阿世，所以敢于用直笔，他著《史记》不是为了好事，所以态度极认真。他著《史记》是为了“成一家之言”，与经传比高下，所以竭尽他的才力与知识，一心为完成《史记》而述作。
司马迁具备着上述诸条件，再加上他的创造力，以二十余年的时间，写成了《史记》一百三十篇（西汉时已缺十篇），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帝，凡当时存在着的史料，全部综合在《史记》里面。这一伟大著作的出现，标志着孔子以来历史学又大进了一步。
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史记》一百三十篇。本纪仿《春秋》经十二公，按年月标举大事，为全书总纲。表仿周史官旧谱的体制，创世表、年表、月表三种，记事最为省便。书仿《尚书·禹贡篇》及《礼经》、《乐经》的体制，总述古来文化的成就，特别是《天官书》、《历书》、《河渠书》、《平准书》，总结了天文、历数学、地理学、经济学的知识，意义更为重大。自此以后，史家相继述作，二千年来有关制度、经济、文化发展的史料得以大量保存，司马迁创始的功绩是极其巨大的。世家中有西周至战国十七个重要的侯国史（本纪中《秦本纪》也是侯国史），大大丰富了这一段历史的内容。列传中有重要人物传，有特殊事业传，有国境内诸少数族传，有藩属国传，有外国传，叙述的方面甚为广泛。司马迁不受西汉经学的拘束，所以还能看到社会上各种活动的人物，为名医、侠客、大商贾、优伶、刺客、占卜人立传。他为酷吏立传，说豪强兼并，什么道理都不能感化，只有不顾一切，用严刑削平他们。酷吏、游侠、货殖等列传，特别显著地表现出司马迁对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同情心。当然，司马迁贯穿在全部《史记》里的基本思想，不可能超出地主阶级思想的界限，这就是说不可能超出董仲舒《春秋公羊》学（除去阴阳五行成分）和道家思想的界限。
《春秋》是鲁国史，《史记》扩大为全中国史，《春秋》以鲁君为主，《史记》以历代天子为主（《秦本纪》例外）。《春秋》局限于二百四十二年，《史记》十二本纪上通到黄帝尧舜二千余年。《史记》改变了分国割据的历史概念，建立起历史的统一观和正统观。《史记》十二本纪上起五帝，历三代以至秦汉，一脉相传，这是有极大意义的，它表示国家的统一和人心的统一。春秋战国时有百国春秋，《周春秋》与《鲁春秋》没有尊卑的区别（例如《国语》中《周语》与诸侯国语并列）。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史记》称天子为本纪，称诸侯为世家，称天子在位年为全国共同的纪年，称诸侯在位年为本国内的纪年，这样，全中国以天子为中心，精神上统一起来了，虽然战国以前，实际的中国是分裂割据的。天子成为全国的中心，天子所属的朝代，自然被认为正统的朝代。在封建时代里，正统朝代与非正统朝代的区别，曾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这里包含天子的族类问题，政治的仁暴问题，疆域的统一与分裂问题，其中族类问题尤为特出。汉族建立的朝代，即使因暴政被广大人民推翻了，但继起的如果是非汉族的朝代，那个被推翻了的汉族朝代，就会被用来作号召广大人民起义的旗帜，一直到推翻非汉族的朝代才停止。反之，非汉族的朝代被推翻以后，绝对不可能用来作号召民众的旗帜。这个自西晋至清朝毫无例外的历史事实，与广大人民承认正统朝代反对僭伪偏闰朝代的传统思想有密切联系。这个传统思想发源于孔子《春秋》，形成于司马迁《史记》，十二本纪正是这个传统思想的正确反映。由于这个正确反映，传统的历史正统观更加巩固，成为封建时代进行民族斗争的一个重大力量。
司马迁《史记》创纪传体通史，东汉初班固《汉书》创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叙事详密，可是缺少司马迁那样比较自由的思想。此后各朝纪传体史称为正史，虽然都不及《史记》和《汉书》，但在各体史书中，仍居最重要的地位。
西汉后期，继司马迁而起的大博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做了一个对古代文化有巨大贡献的事业，那就是刘向创始刘歆完成的《七略》。
汉高帝灭秦，萧何收秦朝廷所藏图书。后来项羽烧秦宫室，图书因得萧何收藏，可能未受损失。汉武帝令民间献书。汉成帝使陈农到各郡国搜集遗书。自汉武帝到汉成帝，照刘歆《七略》说，“百年之间，书集如山”。汉成帝令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兵书，尹咸校数算（占卜书），李柱国校方技（医药书）。每校完一书，刘向做成本书提要，连同定本送给汉成帝。刘向校书的程序是先用几个本子校对，校正后写在竹简上，叫做杀青书（竹简在火上炙干，去竹汗，可免朽蠹）。再经过校正，最后写在素帛上，成为定本。刘向校书二十余年，死后，汉哀帝令刘歆完成这个巨大的工作。刘歆继承父业，做成了《七略》（刘向所作书名为《别录》）。《七略》是（一）《辑略》——诸书总论和分论；（二）《六艺略》——儒家经传包括小学（文字学）共九种；（三）《诸子略》——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四）《诗赋略》——赋四种，诗一种；（五）《兵书略》——权谋、形势、阴阳（天象气候兼迷信）、技巧四种；（六）《数术略》——天文、历谱（包括算术）、五行、蓍龟（卜筮）、杂占（主要是占梦）、形法（看舆地形势及看人和物的形相）六种；（七）《方技略》——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七略》书已亡佚，班固《汉书》据《七略》作《艺文志》，共有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七略》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的文化遗产，把不值得保存的书籍都废弃了，例如经学博士的讲义，一篇也不录取。它经过选择、校勘、分类、编目、写成定本等程序，并作出学术性的总论和分论，是一部完整的巨著。它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西汉有《史记》、《七略》两大著作，在史学史上是辉煌的成就。
三历 数 学 观象授时向来是最重要的国政。孔子述尧舜禹禅位时的诰语：“天之历数在尔躬”，意思是现在该你掌管历法了。不管尧舜是否真说了这句话，历法（虽然很幼稚）在农业上也就是在国政上的重大意义，上古人确实非常重视。天象学历数学因农业生产上的急需，不断在进步。传习这一专门学问的官是太史，所以太史也称为天官。据说，太史的官位等于卿。
生产上的成就（主要是农业）比其他国家高，就成为大国，夏、商、西周正是这样的大国。它们都在历法上有新发见，后一个比前一个进步，因此后一个战胜前一个。春秋时期，建子的周历最通行，但宋国仍用殷历，晋国行用夏历。宋用殷历，由于保守，晋用夏历，是尊重民间习惯（所谓“启以夏政”）并利用它的长处。周历称仲冬月（子月）为春正月，四时很不正常，孔子主张“行夏之时”，就是说周历推岁首（冬至点）在子月是对的，但孟春应在寅月。战国时期，天文历数学比春秋时期更进步。专家多是民间学者，不限于少数史官。世界最古的恒星表甘石《星经》，就是这个时期民间天文学家的贡献。六历（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都是历家假托，也是这个时期民间历数学家的成就。
太阳历（岁）可以定四时、节、气；太阴历（月）可以定朔、晦、弦、望。自历法萌芽时起，历家即并用阴阳两历，并探求两历配合的法则（主要是闰月插入法）。春秋时历家已应用十九年插入七个闰月法。最迟在战国时历家已定一岁的日数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三六五·二五），定一月的日数为二九又九百四十分之四百九十九日（二九·五三○八五日）。这两个数字比一岁实数三六五·二四二二日、一月实数二九·五三○五八八日都多了一些，因此月朔经三百年要差一天，季节经四百年要差三天。由于推步和算术并不精确，实际上一种历法行用一百多年便朔日或晦日见月出，必须重新测算使再合天象。秦始皇采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闰月放在九月后，称为后九月。在六历中颛顼历是比较合天象的一种历法，但到汉武帝时已经不能再用。
前一○五年（元封六年），司马迁等建议造汉历。汉武帝选司马迁、星官射姓、历官邓平等及民间专家共二十余人造历，其中大天文学家唐都（祖先是楚国史官）大历数学家落下闳（巴郡隐士）是主要的造历者。前一○四年，新历造成，汉武帝废秦历，采用新历，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以正月（寅月）为岁首。这个新历法就是历学史上著名的《太初历》（又称《邓平历》、《三统历》）。
《太初历》一岁日数是三六五·二五○二，一月日数是二九·五三○八六，比四分历（六历都是四分历，每岁有四分之一的余日）又多了一些，所以行用一百八十九年便不能再用。但在当时《太初历》还是最进步的历法，因为它根据天象实测与多少年来史官的忠实记录（例如《春秋》经），得出一百三十五个月的日食周期（称为“朔望之会”，约十一年中有二十三次日食）。自从有了这个周期，历家可以校正朔望，日食现象也不再是什么可怕的天变而是可以预计的科学知识了。
《史记·历书》特别是《汉书·律历志》详细记载《太初历》的观测法与计算法。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开端，西汉以后历朝改换历法，都按照《史记》、《汉书》的旧例，详记在正史里，因此积累起丰富的天文、历数学资料。
刘歆用《易经·系辞》的数理来解释科学性的《太初历》（《三统历》），造出一整套的历学理论；又造《世经》，凡经传古史所记大事的年月日，都用《三统历》推算得到说明。这对古史年代的探求是一种贡献，虽然准确性并不很大。
董仲舒创今文经学，司马迁创纪传体通史，邓平、唐都、落下闳创太初历，刘歆创古文经学和年代学，这些文化上的成就与当时经济武力的发展相配合，充分表现出西汉一朝的伟大气象。
四诸 子 《汉书·艺文志》分诸子为十家，西汉人所著书为数不多，其中属于儒家的董仲舒《春秋繁露》、桓宽《盐铁论》，扬雄《法言》；属于农家的《氾胜之书》（亡佚）；属于杂家的《淮南子》，都是重要著作。
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在本国招集以道家为首的百家游士，仿秦吕不韦著《吕氏春秋》例，撰《淮南内》二十一篇（又名《淮南鸿烈》、《淮南子》）。《淮南子》虽以道为归，但杂采众家，不成为一家言。战国秦汉诸子百家学说，因汉武帝独尊儒学，散佚甚多，《淮南子》保存一些百家遗说，在这一点上，还是一部值得重视的著述。
政治制度，上面已经说过了一些，这里叙述的是西汉其他部分的上层建筑物。
一经 学 儒家思想是西周以来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经孔子删订六经，聚徒讲学，不仅造成了整套的思想体系，而且培养了大批儒学传播者。孔子死后，儒家地位继续上升。战国时儒墨并称显学，但儒家比墨家更占优势。秦始皇焚民间藏书，坑孟派儒生，只许士人学秦朝的法律制度，以吏为师。皇帝宫中却藏有大量图书，朝廷上仍有博士官和儒生（如张苍、叔孙通、伏胜等）或传经或议论政事。秦始皇以为这样就可以整齐学术，统一思想，结果恰相反，儒生参加农民起义，成为推倒秦统治的一个力量。西汉前期，朝廷与诸王国并立，各学派士人（墨家已亡）游诸王国求禄，助国王反抗朝廷。汉景帝灭七国后，全国政治统一了，汉武帝在这个基础上实行学术统一。
前一四○年，汉武帝即位。他即位后首先举行的一件大事，就是召集全国文士，亲自出题考试，并且亲自阅卷，选取《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公孙弘为首列，非儒学的诸子百家一概被罢斥，儒学从此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公孙弘是个狱吏出身的儒生，长于奉迎，汉武帝为了提倡儒学，前一二四年，擢升他做丞相，封平津侯。公孙弘以前，做丞相的人常是列侯贵族，公孙弘出身贫士，竟得封侯拜相，《公羊》学因此成为最行时的学术。凡是士人和官吏，必须学习儒经，才能得到任用或升迁，儒学独尊的地位更加巩固了。
汉武帝特别提倡《春秋公羊》学，这是因为《春秋》经是孔子正名分（诛乱臣贼子）的著作，是封建专制主义具体应用在政治上的典型，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完整表现，其他经书都不象《春秋》那样适用。还有一个特点是《春秋》经文字极其简单隐晦，便于学者在最大限度内加以穿凿和引申。汉武帝选中《公羊春秋》，在政治需要上是完全切合的。适应这个需要，制成整套《公羊》学说的大师，就是被西汉儒生称为“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的董仲舒。
西汉前期，朝廷也立儒经博士，承认儒学的正统地位，但指导政治的却还是黄老刑名之学。儒生与黄老刑名学者，经常发生争论，例如汉景帝时，《诗》博士辕固与道家黄生辩汤武革命。辕固据经义，说汤武诛桀纣，做天子，是得民心的正义行为。黄生引道家说，破帽子还得戴在头上，新鞋子终究穿在脚下，认为汤武虽是圣人，到底不该放桀、弑纣。汉景帝下判断说，吃肉不吃马肝（有毒），不算不知味。意思是不要学者再争论汤武革命的是非，也就是不赞成汤武革命。辕固又与道家窦太后辩两家高低。窦太后发怒，令辕固和野猪搏斗，幸得汉景帝给他一把好刀，没有被野猪咬死。这种学派间的斗争，显然阻碍着统治阶级内部的统一，也就减少了上层建筑的作用。董仲舒对西汉统一事业的贡献，就在于他把战国以来各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在孔子名义下、在《春秋公羊》学名义下统一起来。经董仲舒这个巨大的加工，向来被看作“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的儒学，一变而成为“霸（黄老刑名）王（儒）道杂之”，合于汉家制度的儒学了。
董仲舒的哲学基本上是《易经》阴阳学说的引申。他认为任何一个事或物，一定是相反的事或物合成的。例如有上必有下，有左必有右，有前必有后，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这叫做“凡物必有合”。合的两方面性质不相同，这叫做“合各有阴阳”。阴阳数量可以相等，性质却有一定，阳性尊、阴性卑，这叫做“同度而不同意”。君、父、夫是阳（三纲），臣、子、妻是阴，阴不得独立行事，只能从阳行事，事成不得分功。这叫做“阳兼于阴，阴兼（被兼）于阳”。阴阳不得同时并起，一定要有先后，阳总在先，阴总在后，阳是主体，阴是附属，这叫做“一而不二”。阴阳二物，按一定的时候互相交替，一个起来，一个下去，一个增多，一个减少。起来了的到时候要下去，下去了的到时候又起来；多了的不能多到过度，少了的不能少到绝灭，终而复始，循环不止，这叫做“常一而不灭”。做事不论大小难易，违反天道（一而不二）一定无成，比如目不能两看，耳不能两听，手不能一手画方一手画圆，不一就要生患（心有二中），这叫做“君子贱二而贵一”。天地的精气合起来成一，分开来成阴阳，再分成春夏秋冬四时，配到东南中西北五方成五行。木（东）火（南）土（中）金（西）水（北）顺次叫做“五行相生”（如木生火，火生土……），逆次叫做“五行相胜”（如水胜火，金胜木）。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天。人受天命而生，同天一样，也有阴阳五行。人是天之副，与天合而为一，这叫做“人副天”。董仲舒哲学的结论是“道（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道），天不变，道亦不变”；“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
《易经》的阴阳学与战国以来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融合成为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这样，把儒家与阴阳五行家统一起来了。《易经》阴阳学说明阴阳的基本观点是仁与义（“天地之大德曰生……禁民为非曰义”），童仲舒说阳是天之德，阴是天之刑，刑主杀，德主生，天亲阳而疏阴，重德而不重刑。这样，把儒家的仁义与黄老刑名之学统一起来了。董仲舒说天不是为王生民，而是为民立王，能利民的王，天要让他做下去，害民的王，天要夺去他的王位。有道伐无道，是天理也是人理。这样，把儒家汤武革命、天命靡常的学说与阴阳五行家的五德终始说统一起来了。墨学的本旨在于利民，董仲舒说，天使人有义和利两种生活，利（物质）养人的身体，义养人的精神，缺一不可，而义重于利。这样，把儒家与墨家统一起来了，儒家孟子学派说性善，荀子学派说性恶，董仲舒说天有阴与阳，人有性与情（情欲），性有为善的端绪，但必待教诲而后成为善。这样，把孟荀两派统一起来了。董仲舒的哲学观点是循环的不是发展的，是调和的不是斗争的，有唯物论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唯心论；有辩证法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形而上学。董仲舒的统一论是各家学说的融合体，正是最适合于西汉政治上需要的一种哲学。
董仲舒根据他的哲学观点，提出许多影响甚大的建议。这些建议，极大部分被汉武帝采纳并得到实行。
（一）大一统——董仲舒说：孔子修《春秋》，把一统当作首要的大事，因为这是天地的常道，古今的通义。现在学士们各持异说，朝廷无法一统，法制屡变，臣民不知所从。请将不属于《六经》、不合于孔子的学说，一概废绝不用，专用儒术。
（二）更化——秦行法家政治，刑罚惨刻，汉律大体沿袭秦律，路温舒《尚德缓刑书》里说，“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董仲舒主张更化，就是要求以仁德代替严刑，也就是要求以儒家学说代替法家学说。他认为限田是更化（改制）的关键所在。他说，秦行商鞅法，准许民间卖买田地，富家田联成一大片，贫民连放个锥子的地方也没有。耕种富家田，要纳税十分之五，穷得只能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汉朝继承秦法，一切不变。富人贵人凭借势力，与庶民争利，庶民怎能抵得住他们！于是富贵人家，奴婢多得很，牛羊多得很，田宅多得很，产业多得很，积蓄多得很，但是依然贪多无厌，一味压榨求利。庶民天天遭剥削，月月见紧缩，从小穷变成大穷。富贵人家奢侈淫佚，贫苦人家穷急愁苦，这实在是更化的时候了。董仲舒建议限田，不许豪富占田过限；释放奴婢，禁止擅杀奴婢；减轻赋税，节省徭役，让庶民的负担略为宽舒些。董仲舒这个对农民充满同情心的正义性建议，后来得到汉武帝的采纳，但专禁商贾占田，没收他们的田宅和奴婢，不是董仲舒普遍限田的原意。
（三）推阴阳灾异——在落后社会里，占卜术常是人们行动的指南。汉武帝曾召集各种占卜家，问某月某日可不可以娶妻？五行家说可，堪舆家说不可，建除家说不吉，丛辰家说大凶，历家说小凶，天人家说小吉，太一家说大吉。辩论纷纭，不得解决。汉武帝判断说，一切宜忌，以五行家为主。五行家得汉武帝的尊信，成为日常生活的指导者，儒家和它合流，是很自然的。《春秋》经记录天变灾异，原来并不含什么迷信的意义。陆贾在汉高帝时作《新语》，说“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度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虫灾生于地”。足见战国儒者，已开始推灾异。董仲舒取《春秋》所记天变灾异广泛地予以附会穿凿，使《公羊》学彻底的阴阳五行化。这在董仲舒学说里，是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部分，儒学蒙上浓厚的迷信色彩，几乎起着宗教的作用了。但是，这个迷信部分，俗儒可以用来对朝廷奉迎取宠，正直的儒生也可以用来进行谏诤，因为在专制政治的朝廷上，臣下议论朝政，是一种冒险的行为。董仲舒创阴阳五行化的儒学，借天变灾异来附会经义，以此为论据，对称为天的儿子的皇帝表示异议，多少起些减轻危险性的作用（当然，天子也利用天变灾异来斥逐大臣）。自从董仲舒开出这一条道路，《公羊》家以外各家的经师，都认为这是一条最合时的道路，把大量迷信成分加入到经学里，借以取得朝廷的信任。经学阴阳五行化，成为西汉今文经学的基本特点。
（四）断狱——儒家谈德治，向来与法家刑名之学对立。董仲舒据《春秋》经义附会汉朝法律，决断了许多疑难大狱，儒法两家合流了。西汉初萧何定法律凡九章，到汉武帝时，律和令增至三百五十九章。其中死罪律四百零九条，凡一千八百八十二目，又有死罪例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条。法令烦多，连掌管法令的官吏也不能全部看完。官吏按罪人贿赂的有无，任意引用一条法令作根据，判轻罪为死罪，或判死罪为轻罪。董仲舒断疑狱二百三十二件，大体上从轻判决，救活了许多人命。他的判词集合成《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流传久远，至东晋时还有人引用它来辩护自己的冤狱。
孔子以后董仲舒以前的儒学是汉人称为朴学的原始儒学，它的特点是（一）思想上还拘泥于残余的领主制度，不能完全符合新的地主统治的需要；（二）儒家还是各种学派中的一派，不能吸收各种学派，使统一到儒学里面来。董仲舒生在汉景帝、汉武帝时候，西汉政治上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学术上统一的条件也成熟了。儒学经董仲舒的加工，因此摆脱了原始阶段，成为阴阳五行化的、完全适合地主统治的西汉今文经学。某些汉儒把董仲舒当作孔子的继承者，因为他创造了今文经学。
董仲舒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创始人，是首先变朴学为西汉经学的大师，了解了他的学说，也就了解了西汉今文经学的本质。下面叙述的今文经学的盛况，也就是这种本质的盛况。
汉武帝时官学有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博士。后来博士逐渐增加，《易经》分四家，《书经》分三家，《诗经》分三家，《仪礼》分两家，《公羊春秋》分两家，共十四家。称为五经十四博士。
某一经的大师，如果能象董仲舒那样，把本经阴阳五行化，并得到朝廷的尊信立为博士，这个大师的经说，便成为师法。弟子们按照师法讲经，叫做守家法。自汉武帝至西汉灭亡，百余年间，经学极盛，大师前后多至千余人，有些经书的解释增加到一百余万字。例如《书经》大师秦延君，用十多万字解释《尧典》两个字，用三万字解释“曰若稽古”四个字。一个士人从幼年开始学一经，往往到头白了才学会说经。这样又苦又难的经学，太学里却经常聚会着成千成万的学生，甘愿受苦受难从大师受学，因为士人求利禄，只有经学是一条主要的道路。
凡是博士教弟子的经书，都是用汉朝通行的隶书写的，因此叫做今（汉）文（字）经。阴阳五行化的今文经学是一种迷信的、烦琐的、穿凿附会很少有学术价值的学问。朝廷指定它作为士人求仕的道路，以便有效地控制士人，使他们戴着空虚昏暗的头脑，在利禄的道路上一辈又一辈地追求下去。
今文经学反映着统治阶级当权部分的政治利益；和它相对立的古文经学，反映着不当权部分的政治要求，就是要求古文经学也作为入仕的一条道路。
用篆文（战国时文字及秦小篆）写的经书叫做古文经。传授古文经的学说叫做古文经学。它的特点是（一）保持朴学的传统，按字义讲解经文，训诂简明，不凭空臆说，与烦琐的今文经学趋向不同。（二）迷信成分极少或排斥迷信，与阴阳五行化的今文经学趋向不同。（三）少数儒生私家自相传授，在政治上主张复古，与迎合世务的博士学——今文经学趋向不同。还有一个特点是两种经学相同的，那就是都缺乏进步性的思想。自然，古文经学在反对迷信这一点上，比起今文经学来，到底还是进步一些，东汉王充、南朝范缜的学说就是以古文经学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
王莽要夺取西汉政权，政治上收揽统治阶级各部分势力，经学上也对古文经学让步，在太学里立《左氏春秋》、《毛诗》、《周礼》、《古文尚书》四个古文经学博士。今文博士坚决反对古文经学从私学上升为官学，与古文经学的提倡者刘歆进行了剧烈的宗派斗争。刘歆凭借政治力量，暂时压倒今文博士。东汉光武帝取消古文博士，古文又成为私学。东汉时期，私学在士人间盛行，产生不少著名的大师，经学上成绩远超过官学，但总是得不到官学的地位。官私两学的不断冲突，正反映出东汉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断冲突。
任何一个有阶级的社会，总是由两个主要的敌对阶级构成的，总是依照对立统一的法则而存在并发展的。两大敌对阶级在相互关系上，如果说，只有一个斗争性，或者说，只有一个同一性，那末，这个社会就根本不会存在。自然，斗争是绝对的，但阶级斗争不管怎样尖锐，并不会引起社会的分裂，因为总还有同一的一面，其间保持着不可割断的经济等联系。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儒墨道三大学派的政治思想。道家和法家所谓黄老刑名之学只看对立面，对人民进行绝对的压迫。这种学说到秦二世行督责时达到了顶点，秦朝很快被农民起义所推翻。墨家只看统一面，放弃斗争性，劝告两大敌对阶级在同一性上实行尚同兼爱。这种学说自然只是一些天真的幻想。儒家与道墨不同，它主张用礼来节制对人民的剥削，借以和缓阶级间的斗争性；主张仁民爱物、尚德缓刑，借以扩大阶级间的同一性。儒家学说比起道墨两家来，较为接近对立统一的法则，也就是较为接近社会的实际，因之它成为汉以后长期封建社会的政治指导思想，没有一个学派或宗教能夺取它的正统地位。
当然，儒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在同一性上即共同利害上，忠实于儒家学说的儒者，常为人民发出诉疾苦、申冤抑的言论，也常为人民做出去祸害、救灾难的事迹，甚至不惜破家杀身对君主犯颜直谏，要求改善政治。他们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他们懂得“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意义，为爱邦而爱及邦本，也就真诚地成为人民的同情者和代言者。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反对残暴政治）的言论和事迹，很大一部分是与儒家学说有关的。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极重伦理道德，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美德的阐发，虽然无不打上统治阶级的烙印，但某些精到处也往往与人民的伦理道德有其同一性。排除它的封建毒素，打破它的阶级局限，批判地吸收它的精华，可以大大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清理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继承并发扬古代文化的优秀传统，主要应从研究儒家学说入手。
孔子首创儒学。儒学最根本的政治思想是德治（王道）。能行德治的人才能受天命为天子。天与民同心，天命是民心的反映。国君失民心就失天命而败亡，得民心就受天命而兴起。受天命者代替失天命者，最理想的方式是尧舜禅让，其次是汤武革命。这些根本观点，与道家、法家的主张法治（霸道）、反对革命是对立的。孟子发挥孔子的德治思想，最为透彻，西汉以下的儒学，基本上是孟子学说的衍变。
秦行法家政治，正统派儒学持异议，最后遭到焚书坑儒的惨祸。西汉前期，朝廷并用儒学和黄老刑名之学，但黄老刑名之学仍处优势。西汉中期，儒学经董仲舒改革，成为合时宜的学说，形式上取得优势，但黄老刑名之学仍保持原有的重要地位。西汉后期，儒学取得确实优势，完成了排斥黄老刑名之学的愿望，但所谓德治，无非是朝廷纵容官吏及豪强作恶，刑罚不加，纲纪废弛，人民受尽贪暴政治的祸害，西汉也就灭亡了。
忠实于儒家学说的一些儒者，对着三个时期的政治，曾发出不少反对的议论。叙述西汉儒学，应该看到多数阿世取容的章句小儒，也应该看到少数同情人民的正统儒者。下面列举几条，略见正统儒者的代表性言论。
贾谊《新书·大政篇》说：人君“知恶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予（给予）有德，天有常灾，必予夺民时（使民失农时者）。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轻视）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
董仲舒创阴阳五行化的儒学，借天道说人事。他在对策里说，“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无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强勉（人君改过为善）而已矣”。董仲舒所讲天人之际，本意在利用天变灾异来进行谏诤，剥去迷信部分，实质上仍是孔孟的仁义学说。
汉昭帝时，泰山等地发生怪异事。眭弘上书说：“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眭弘以为汉运已经终了，要求朝廷访求天下贤人，“禅以帝位”，“以承顺天命”。朝廷加眭弘“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杀眭弘。董仲舒遵守有德代失德的训条，眭弘为这个训条遭杀身之祸，足见他们是忠实于自己的学说的。
汉宣帝重用治狱之吏，盖宽饶上书，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他暗示汉宣帝应让位给贤者。朝廷说他自己想做皇帝，“大逆不道”。盖宽饶自杀。
汉元帝用儒生为政，朝纲不振。贡禹上书说：“方今天下饥馑，可无大自损减以救之，称（合）天意乎！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
谷永在汉成帝时上书说：“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去无道，开（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夫去恶夺弱，迁命贤圣（去恶弱的旧君，改立贤圣为新君），天地之常经，百王之所同也”。
鲍宣在汉哀帝时上书说：“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耶！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禄，岂有肯加恻隐于细民，助陛下流教化者耶！……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天子，下为黎庶（民）父母，为天牧养元元（民），视之（官与民）当如一……今贫民菜食不厌（饱），衣又穿空（孔），父子夫妇不能相保，诚可为酸鼻。陛下不救，将安所归命乎！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私用官爵），官非其人（私用小人），而望天悦民服，岂不难哉！……天人同心，人心悦则天意解矣”。
上列诸儒言论，自董仲舒以下，无不附会天变灾异来反对暴政，要求德治。他们拥护封建统治，但希望有德代失德，并不拥护一姓常存。他们同情人民疾苦，但着重在劝告朝廷，并不同情农民起义。所以儒学始终是适合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学说，同情人民是有限度的，拥护封建统治则是绝对的。
二史 学 儒家的六经，原来是周史官所藏各种历史记录，经孔子删订解释以后，师弟相传，别成一种所谓经学，但历史学并不因经学的盛行而停止本身的发展。如果说，在前一阶段里，孔子左丘明是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家，那末，在发展到较高的阶段上，太史公司马迁是更大的历史著作家。自从司马迁著《史记》，中国才开始出现了规模巨大的、组织相当完备的历史著作。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的太史。司马谈非常博学，精通天文学、《易》学、黄老学。他以黄老学为主，批判儒、墨、名、法、阴阳各家学说，比起当时的一般儒生来，他确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司马迁十岁以前曾学过耕地和牧畜，十岁读古文书籍，二十岁以后，游历全国名都大邑，采访遗闻佚事。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父职做太史，遍读石室金匮（宫中藏书处）里所藏旧史和群书，因此，他是西汉一代稀有的大博学家。司马迁继承司马谈家学，又博通古今文经学，特别是董仲舒《公羊》学，但不受西汉经学的拘束，更不受阴阳五行学的影响，他是西汉一代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前九九年，司马迁四十八岁（据王国维说），遭受汉武帝残暴的刑罚（宫刑）。这对司马迁是一种极大的侮辱。司马迁自知在仕途上不可能再前进了，于是发愤著《史记》，希望象孔子著《春秋》那样，传给“后世圣人君子”。他著《史记》不是为了阿世，所以敢于用直笔，他著《史记》不是为了好事，所以态度极认真。他著《史记》是为了“成一家之言”，与经传比高下，所以竭尽他的才力与知识，一心为完成《史记》而述作。
司马迁具备着上述诸条件，再加上他的创造力，以二十余年的时间，写成了《史记》一百三十篇（西汉时已缺十篇），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帝，凡当时存在着的史料，全部综合在《史记》里面。这一伟大著作的出现，标志着孔子以来历史学又大进了一步。
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史记》一百三十篇。本纪仿《春秋》经十二公，按年月标举大事，为全书总纲。表仿周史官旧谱的体制，创世表、年表、月表三种，记事最为省便。书仿《尚书·禹贡篇》及《礼经》、《乐经》的体制，总述古来文化的成就，特别是《天官书》、《历书》、《河渠书》、《平准书》，总结了天文、历数学、地理学、经济学的知识，意义更为重大。自此以后，史家相继述作，二千年来有关制度、经济、文化发展的史料得以大量保存，司马迁创始的功绩是极其巨大的。世家中有西周至战国十七个重要的侯国史（本纪中《秦本纪》也是侯国史），大大丰富了这一段历史的内容。列传中有重要人物传，有特殊事业传，有国境内诸少数族传，有藩属国传，有外国传，叙述的方面甚为广泛。司马迁不受西汉经学的拘束，所以还能看到社会上各种活动的人物，为名医、侠客、大商贾、优伶、刺客、占卜人立传。他为酷吏立传，说豪强兼并，什么道理都不能感化，只有不顾一切，用严刑削平他们。酷吏、游侠、货殖等列传，特别显著地表现出司马迁对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同情心。当然，司马迁贯穿在全部《史记》里的基本思想，不可能超出地主阶级思想的界限，这就是说不可能超出董仲舒《春秋公羊》学（除去阴阳五行成分）和道家思想的界限。
《春秋》是鲁国史，《史记》扩大为全中国史，《春秋》以鲁君为主，《史记》以历代天子为主（《秦本纪》例外）。《春秋》局限于二百四十二年，《史记》十二本纪上通到黄帝尧舜二千余年。《史记》改变了分国割据的历史概念，建立起历史的统一观和正统观。《史记》十二本纪上起五帝，历三代以至秦汉，一脉相传，这是有极大意义的，它表示国家的统一和人心的统一。春秋战国时有百国春秋，《周春秋》与《鲁春秋》没有尊卑的区别（例如《国语》中《周语》与诸侯国语并列）。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史记》称天子为本纪，称诸侯为世家，称天子在位年为全国共同的纪年，称诸侯在位年为本国内的纪年，这样，全中国以天子为中心，精神上统一起来了，虽然战国以前，实际的中国是分裂割据的。天子成为全国的中心，天子所属的朝代，自然被认为正统的朝代。在封建时代里，正统朝代与非正统朝代的区别，曾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这里包含天子的族类问题，政治的仁暴问题，疆域的统一与分裂问题，其中族类问题尤为特出。汉族建立的朝代，即使因暴政被广大人民推翻了，但继起的如果是非汉族的朝代，那个被推翻了的汉族朝代，就会被用来作号召广大人民起义的旗帜，一直到推翻非汉族的朝代才停止。反之，非汉族的朝代被推翻以后，绝对不可能用来作号召民众的旗帜。这个自西晋至清朝毫无例外的历史事实，与广大人民承认正统朝代反对僭伪偏闰朝代的传统思想有密切联系。这个传统思想发源于孔子《春秋》，形成于司马迁《史记》，十二本纪正是这个传统思想的正确反映。由于这个正确反映，传统的历史正统观更加巩固，成为封建时代进行民族斗争的一个重大力量。
司马迁《史记》创纪传体通史，东汉初班固《汉书》创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叙事详密，可是缺少司马迁那样比较自由的思想。此后各朝纪传体史称为正史，虽然都不及《史记》和《汉书》，但在各体史书中，仍居最重要的地位。
西汉后期，继司马迁而起的大博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做了一个对古代文化有巨大贡献的事业，那就是刘向创始刘歆完成的《七略》。
汉高帝灭秦，萧何收秦朝廷所藏图书。后来项羽烧秦宫室，图书因得萧何收藏，可能未受损失。汉武帝令民间献书。汉成帝使陈农到各郡国搜集遗书。自汉武帝到汉成帝，照刘歆《七略》说，“百年之间，书集如山”。汉成帝令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兵书，尹咸校数算（占卜书），李柱国校方技（医药书）。每校完一书，刘向做成本书提要，连同定本送给汉成帝。刘向校书的程序是先用几个本子校对，校正后写在竹简上，叫做杀青书（竹简在火上炙干，去竹汗，可免朽蠹）。再经过校正，最后写在素帛上，成为定本。刘向校书二十余年，死后，汉哀帝令刘歆完成这个巨大的工作。刘歆继承父业，做成了《七略》（刘向所作书名为《别录》）。《七略》是（一）《辑略》——诸书总论和分论；（二）《六艺略》——儒家经传包括小学（文字学）共九种；（三）《诸子略》——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四）《诗赋略》——赋四种，诗一种；（五）《兵书略》——权谋、形势、阴阳（天象气候兼迷信）、技巧四种；（六）《数术略》——天文、历谱（包括算术）、五行、蓍龟（卜筮）、杂占（主要是占梦）、形法（看舆地形势及看人和物的形相）六种；（七）《方技略》——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七略》书已亡佚，班固《汉书》据《七略》作《艺文志》，共有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七略》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的文化遗产，把不值得保存的书籍都废弃了，例如经学博士的讲义，一篇也不录取。它经过选择、校勘、分类、编目、写成定本等程序，并作出学术性的总论和分论，是一部完整的巨著。它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西汉有《史记》、《七略》两大著作，在史学史上是辉煌的成就。
三历 数 学 观象授时向来是最重要的国政。孔子述尧舜禹禅位时的诰语：“天之历数在尔躬”，意思是现在该你掌管历法了。不管尧舜是否真说了这句话，历法（虽然很幼稚）在农业上也就是在国政上的重大意义，上古人确实非常重视。天象学历数学因农业生产上的急需，不断在进步。传习这一专门学问的官是太史，所以太史也称为天官。据说，太史的官位等于卿。
生产上的成就（主要是农业）比其他国家高，就成为大国，夏、商、西周正是这样的大国。它们都在历法上有新发见，后一个比前一个进步，因此后一个战胜前一个。春秋时期，建子的周历最通行，但宋国仍用殷历，晋国行用夏历。宋用殷历，由于保守，晋用夏历，是尊重民间习惯（所谓“启以夏政”）并利用它的长处。周历称仲冬月（子月）为春正月，四时很不正常，孔子主张“行夏之时”，就是说周历推岁首（冬至点）在子月是对的，但孟春应在寅月。战国时期，天文历数学比春秋时期更进步。专家多是民间学者，不限于少数史官。世界最古的恒星表甘石《星经》，就是这个时期民间天文学家的贡献。六历（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都是历家假托，也是这个时期民间历数学家的成就。
太阳历（岁）可以定四时、节、气；太阴历（月）可以定朔、晦、弦、望。自历法萌芽时起，历家即并用阴阳两历，并探求两历配合的法则（主要是闰月插入法）。春秋时历家已应用十九年插入七个闰月法。最迟在战国时历家已定一岁的日数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三六五·二五），定一月的日数为二九又九百四十分之四百九十九日（二九·五三○八五日）。这两个数字比一岁实数三六五·二四二二日、一月实数二九·五三○五八八日都多了一些，因此月朔经三百年要差一天，季节经四百年要差三天。由于推步和算术并不精确，实际上一种历法行用一百多年便朔日或晦日见月出，必须重新测算使再合天象。秦始皇采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闰月放在九月后，称为后九月。在六历中颛顼历是比较合天象的一种历法，但到汉武帝时已经不能再用。
前一○五年（元封六年），司马迁等建议造汉历。汉武帝选司马迁、星官射姓、历官邓平等及民间专家共二十余人造历，其中大天文学家唐都（祖先是楚国史官）大历数学家落下闳（巴郡隐士）是主要的造历者。前一○四年，新历造成，汉武帝废秦历，采用新历，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以正月（寅月）为岁首。这个新历法就是历学史上著名的《太初历》（又称《邓平历》、《三统历》）。
《太初历》一岁日数是三六五·二五○二，一月日数是二九·五三○八六，比四分历（六历都是四分历，每岁有四分之一的余日）又多了一些，所以行用一百八十九年便不能再用。但在当时《太初历》还是最进步的历法，因为它根据天象实测与多少年来史官的忠实记录（例如《春秋》经），得出一百三十五个月的日食周期（称为“朔望之会”，约十一年中有二十三次日食）。自从有了这个周期，历家可以校正朔望，日食现象也不再是什么可怕的天变而是可以预计的科学知识了。
《史记·历书》特别是《汉书·律历志》详细记载《太初历》的观测法与计算法。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开端，西汉以后历朝改换历法，都按照《史记》、《汉书》的旧例，详记在正史里，因此积累起丰富的天文、历数学资料。
刘歆用《易经·系辞》的数理来解释科学性的《太初历》（《三统历》），造出一整套的历学理论；又造《世经》，凡经传古史所记大事的年月日，都用《三统历》推算得到说明。这对古史年代的探求是一种贡献，虽然准确性并不很大。
董仲舒创今文经学，司马迁创纪传体通史，邓平、唐都、落下闳创太初历，刘歆创古文经学和年代学，这些文化上的成就与当时经济武力的发展相配合，充分表现出西汉一朝的伟大气象。
四诸 子 《汉书·艺文志》分诸子为十家，西汉人所著书为数不多，其中属于儒家的董仲舒《春秋繁露》、桓宽《盐铁论》，扬雄《法言》；属于农家的《氾胜之书》（亡佚）；属于杂家的《淮南子》，都是重要著作。
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在本国招集以道家为首的百家游士，仿秦吕不韦著《吕氏春秋》例，撰《淮南内》二十一篇（又名《淮南鸿烈》、《淮南子》）。《淮南子》虽以道为归，但杂采众家，不成为一家言。战国秦汉诸子百家学说，因汉武帝独尊儒学，散佚甚多，《淮南子》保存一些百家遗说，在这一点上，还是一部值得重视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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