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经济概状 东汉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在西汉的基础上续有进步。手工业的进步尤为显著，好些重大的发明，记录在东汉以及三国的史书里。

　　 农业 牛耕——西汉后期，黄河流域用牛耕田，已经相当普遍。东汉时牛与农业的关系更见重要。《后汉书》开始有牛疫的记载，如公元七六年，汉章帝诏书里说，近年来牛多疫死，垦田减少，谷价颇贵，穷人流亡。西汉时偷马要处死刑，偷牛只是照普通偷窃加重治罪。东汉杀自己的牛和偷别人的牛都处死刑，可见牛的重要。汉光武帝初年，任延做九真太守，教民用牛犁，田亩因而年年增辟。汉明帝时，王景做庐江太守，也因兴水利和教用牛犁，境内富饶。庐江地近，用牛却在后，九真路远，用牛较在前，说明牛耕法的推广是偶然的缓慢的，但也说明在逐渐向外地推广。整个看来，东汉农业技术比西汉是进步得多。

　　水利——东汉水利大抵修复西汉旧渠，少有新创，但卓越的水利工程家仍屡见记载。王莽时（公元——年）黄河在魏郡（治邺）决口，河道南徙，改从千乘（山东利津县）入海。河水侵入汴渠（东汉漕运的要道），兖豫两州连年遭水灾。汉明帝擢用王景（公元六九年），发民卒数十万人治河。王景测量地势，开凿山阜，建立水门，自荥阳至千乘口筑堤长千余里，使河、汴分流，河不侵汴。从此汴渠得安流运漕，黄河受南北两堤约束，水势足以冲击沙土通流入海（至一○四八年才又改道），幽冀兖豫四州得免较大的河患。王景治河是东汉人民和自然界作斗争的一次大胜利。汉顺帝时（一四一年）会稽太守马臻在会稽、山阴两县（浙江绍兴县）治镜湖（又称鉴湖），筑大堤周围三百五十余里，灌溉民田九千余顷。马臻以后，会稽山阴千余年没有大的水旱灾。长江下游的水利事业，马臻是光辉的创始人。东汉末年，曹操为适合军事运输和农田灌溉的需要，大开河渠，沟通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交通比前更便利。又在河北开平虏、泉州两渠，接连海上运输，控制了割据辽河流域的公孙氏和塞外乌桓族。三国分立，北方水利常在兴修，成为恢复生产消灭蜀吴的一个重要因素。垦田——东汉史书保存着九个户口记录、五个垦田记录。这些数字是根据当时口赋、算赋、更赋、田租推测出来的约数，当然不能是准确的，但也不全是虚构。户口数和垦田数列如下：

　　

　　

　　

　　汉桓帝时的户数显有错误，《晋书·地理志》所记户数一○、六七七、九六○，口数五六、四七六、八五六，或比较可靠。

　　自汉光武帝到汉和帝，户口继续在上升，垦田自然也在扩大。东汉户数一般在千万户左右，垦田数一般在七百万顷左右。垦田汉和帝时达到高峰，户数汉桓帝时达到高峰，这些数字固然未必确实，但也可见田数与口数差额在增大，农民破产失业的痛苦在加剧。崔寔（汉桓帝时人）《政论》里说：当今青徐兖冀四州人稠土狭，田亩不够使用；关中和凉幽二州以及内附近郡都是土旷人稀，良田荒弃不开垦。依据崔寔所说，衰落的地区有西汉最饶富的关中，有南匈奴内附后作为居住地的并州和边患频繁的凉幽二州。纵然江南和益州有些发展，并不能抵补关中等地的衰落，东汉农业繁盛的地区，实际只有豫冀兖徐青五州和司隶的一部分，豪强大混斗恰恰就在这些繁盛地区里进行，这就可以想见这一次大破坏是何等严重。

　　 创造性的手工业 东汉手工业表现了卓越的创造性，这和两汉四百年政治的统一，文化的积累是不可分的。从实物与文字记载里看到的重要创造有下列几种。

　　纸——两汉学校发达，经学又极烦琐，士人录写大量经传师说，竹简重，缣帛贵，很自然的需要一种代用品，纸就在这个需要下产生了。《汉书·外戚·赵飞燕传》载有一种可以写字叫做“赫蹄”（赫音细xì）的东西。应劭（东汉人）说是薄小纸，孟康（三国魏人）说是染赤色纸。如果应、孟所说不误，是汉成帝时已经有纸。当时既能制薄小纸，也就迟早会制较厚较大的纸。应劭《风俗通》说：汉光武帝迁都洛阳，载素（帛）简（竹）纸书共二千车。公元七六年，汉章帝赐给贾逵用竹简写的和用纸写的《春秋左氏传》各一套。如果这些记载不误，是汉和帝以前早已用纸写书了。一○二年（汉和帝永元十四年）立邓皇后。邓皇后禁绝郡国献珍玩，但令供纸墨。邓皇后倡导节俭，不应让郡国献缣帛，这里所说的纸显然是指比缣帛价廉的那种纸。蔡伦当时正做尚方令（掌制造御用器物），可能受邓皇后的影响，专心制造更合用更廉价的纸。原来造纸原料用絮，絮是冬衣用旧了的丝绵（如后世冬衣用棉花），用絮造纸（可看《说文》糸部絮字纸字及段玉裁注），自然比缣帛价廉。蔡伦改用树皮、麻头、破布、破鱼网作原料，不仅纸价更廉，而且原料更多，推广更易，因此天下莫不采用他的新方法，称为蔡侯纸。《后汉书》说蔡伦以前缣帛叫做纸，意在推崇蔡伦的创造，其实蔡伦以前有纸，丝毫也不曾减少这个伟大创造的价值，因为只有这样的纸才能代替竹简和缣帛。一○五年（汉和帝元兴元年）蔡伦改进造纸方法成功，这应是人类文化史上值得欢欣的一年。建安时，左伯能作纸，精细有光，造纸术又前进一步。

　　瓷器——商朝已发明制釉。郑州二里岗出土的一件豆青釉布纹陶尊，全身内外都加釉。洛阳出土西周灰青釉陶豆两件。战国时有质胎近瓷的带釉陶器。显示商周以来由陶变瓷的趋势。战国时能制瓦，两汉又能制砖。两汉有些砖瓦坚硬近于天然石，足见烧窑技术在进步。烧窑技术应用到陶器制造上，就会有早期瓷器的创造。西汉邹阳《酒赋》（伪书《西京杂记》引）里始见瓷字。河南板桥水库和洛阳都有西汉四耳罐和盘的出土，河南信阳东汉墓中也发现过青瓷壶、洗、杯、碗等物，证明两汉确有瓷器。这种质地坚细外加彩色釉药的器物，已从陶器跃进到瓷器的范围内，虽然还不能说是完全的瓷器，意义却是重大的。瓷器对古代残留的铜器陶器进行了革命，给手工业开出一条宽广的新道路，同纸一样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大创造。

　　阳燧——战国时能制造壁琉璃，长沙楚墓中有蓝琉璃珥，彩琉璃球，质地非常精美。东汉时进步到能制厚玻璃。王充《论衡》说：方士熔炼五种石块，铸成阳燧，可在日光下取火。西汉以前阳燧用铜制，东汉始用玻璃。由于方士故作神奇，说是要五月丙午日午时铸造才能有效，所以熔炼法流传不广，制玻璃业不能发展。

　　织花机——公元五九年，汉明帝率群臣祭汉光武帝，群臣衣裳都用五彩花纹很复杂的织成品。西汉织工在研究织花机，汉哀帝时还没有完成，汉明帝时确实制成织花机了，这是纺织手工业的大进步。魏明帝时博士马钧改良织绫机，省工省时，花纹更精。

　　铁钉——铁钉的使用，似开始于制棺的棺钉。王符（汉安帝时人）《潜夫论》里说，制造棺材要用钉。有了铁钉，建筑造船等业增加一种必要的用具，技术上可以前进一步。

　　火井——西汉末扬雄作《蜀都赋》，没有说火井。西晋初左思作《蜀都赋》，始有“火井沈荧（火在井中）于幽泉”的话。可见利用火井煮盐是在东汉或三国时期。用柴火煮盐水一石，仅得盐二三斗，用井火可得四五斗，生产量增加一倍。

　　石炭——石炭的使用不知开始于何时。二一○年，曹操在邺筑铜雀台。台北面有冰井台，藏石炭数十万片（片字或作斤字）。西晋初陆云见了很觉新奇，写信告诉陆机。二陆吴郡人，是博学的文学家，他们不曾知有石炭，足见当时还没有通行。南朝宋时人雷次宗作《豫章记》，说建城县（江西高安县）葛乡出石炭，可以煮饭，南方用石炭比北方较迟。

　　水排——东汉初年，杜诗做南阳太守，创作水排，用水力鼓动排橐（风箱），铸造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称便。东汉末年曹操用韩暨为监冶官。以前冶铁或用马排或用人排。用马排造一石熟铁要耗费一百匹马力，用人排费功力更多。韩暨改用水排，比马排省费用三倍。韩暨南阳人，当是采用杜诗的遗法，并非新创，但从南阳推广到魏国，韩暨是有功的。

　　翻车、渴乌——汉灵帝时，宦官毕岚作翻车和渴乌。翻车是一种河边汲水的机车；渴乌是吸水的曲筒。马钧改良翻车，机件轻便，童子也能转动，照西晋傅玄所描写，马钧的翻车很象是后世常用的龙骨车。

　　水碓——东汉献帝末年，雍州刺史张既督促陇西、天水、南安三郡富人造水碓。水碓是用水力激木轮舂米的器械，发明当在东汉时期，张既由内地传到西北地区。

　　霹雳车——二○○年，曹操与袁绍大战。曹操创制发石车，攻破袁绍军壁楼。发石时有大声，因名为霹雳车。马钧改良发石车，用一个大轮，轮上挂数十块大石，用机械转轮，大石连续抛出，比曹操所制一发一石，威力大增。发石车唐时称为炮车，是攻城利器。

　　上述各条揭示出东汉时期手工业劳动者对自然界的征服又迈进了一步，结合农业上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创造比西汉提高了，东汉工商业的发达和城市的繁盛，可以说明这个事实。

　　 工商业 洛阳与南阳是东汉两个最大的中心城市。王符《潜夫论》里说，洛阳地方浮末比农夫多十倍，虚伪游手比浮末又多十倍。全国一百个郡一千个县成万有市的邑，工商与农夫的比例，大体上与洛阳相似。王符区别农工商的本末，说：农桑为本，工商为末；工造有用物为本，造淫侈无用物为末；商通有用物为本，通淫侈无用物为末。农工商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照王符的说法，浮末是守本的工商，虚伪游手是离本的工商。为什么离本的工商占绝对大多数呢？因为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财富，极大部分被富贵人剥削去了，富贵人需要的是淫侈之物，供给淫侈之物以牟利的正是王符所说的那些淫商。

　　王符描述以京师贵戚为首的富贵人家衣服、饮食、车舆、装饰、庐舍都非常淫侈。这些人家养着大量奴仆婢妾，让他们身穿锦绣衣，足登麂（音己jǐ）皮履，佩带犀角、象牙、珠、玉、金、银、琥珀、瑇瑁（音代昧dāimèi）等精制品，表示主人家的富贵气象。富贵人死后，棺材一定要用江南出产的大楠木，从几千里外运来，让工匠雕治，工程极其精细。一套棺椁重约一万斤，要耗费成千上万的人工才能造成。葛洪《抱朴子》记载汉朝广陵某富贵人的墓冢说，吴景帝时，发掘一个大冢。冢内有高阁。四周有行车路，高可以骑马。灵座前侍立长五尺的铜人数十枚。棺内置云母石厚一尺，尸体下有白玉璧三十枚。死人怀中有形似冬瓜长一尺许的白玉，耳鼻塞枣形黄金。这一类墓冢，照王符说，东起乐浪，西至敦煌，万里版图内富贵人家都是这样。富贵人不论是活人或死人，都是极淫侈的消耗者。他们残酷地榨取农工所生产的财富，通过淫商达到穷奢极欲的目的。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并不曾改进生产者本身的生活，而富贵人却愈益集中了大量的财富。西汉富商的财产最多不过一万万钱，东汉时士孙奋有钱一亿七千余万，折国有钱二亿，奴隶八百人，钱比西汉加倍了。东汉法律上也禁止商贾兼做地主，叫做“商者不农”、“禁民二业”。事实完全相反，无市籍地主同样做商贾，商贾同样做有市籍地主。邓太后废盐铁官营制以后，大利所在，二业更是混成一业，大大增加了豪强的财产。受这个法令迫害的还是那些劳动人民。官吏借口禁民二业，禁农民捕鱼打猎，甚至禁采桑养蚕，使农民穷困破产的过程加速起来。

　　王莽末年，大小豪强抗拒农民起义军，到处筑起称为营、壁、坞的堡垒，实行武装割据。东汉时期，这种堡垒合法存在并逐渐加强，豪强势力远远超过西汉时期，试先看下列两个事例：（一）汝南郡袁绍哀术是士族大豪强。袁绍占据河北，留在本郡各县的门生宾客，拥兵守壁，反抗曹操。曹操用满宠为汝南太守，攻破二十余壁，又诱杀十几个壁帅，共得户二万，兵二千。袁术死后，残部逃到庐江。孙策袭破庐江，得百工、鼓吹（乐队）及部曲三万余人。

　　（二）仲长统《昌言》里说，豪强人住着接连数百栋的大宅院，占有着大片的良田，畜养着成群的马牛羊豕，州城郡城里开设着大商店，车船周流四方，贩运奇物宝货。这种豪强人连做个伍长的资格也没有，却有成千的奴婢，上万的徒附，享乐比封君还强，势力等于郡守县令。他养活宾客刺客和敢死士，替他迫害或杀死穷人。穷人被迫服从役使，冤枉穷困，不敢到官府申诉，因为申诉只有危险没有好处。

　　以上两个事例，第一个说的是在战时的无市籍地主豪强，第二个说的是在平时的有市籍地主豪强。总起来看，豪强在平时，以大宅院为中心，筑起一个堡垒。宅院里住着供享乐用的“妖童、美妾、倡讴、妓乐”之类的奴隶，也住着充当爪牙走狗的宾客、刺客、敢死士之类的文武流氓。堡垒里住着制造各种自用器物或商品的工匠，又有经营商贩的商贾。袁术家工匠齐全，号称百工，开大商店、车船周流四方的豪强当然也有很多的工匠和商贾。这种工匠、商贾以及牧人就是成千奴婢中的一部分。堡垒外住着佃农。他们在暴力胁迫下，变成半农奴的身分（人身还不能被买卖），叫做徒附。崔寔《政论》叙述徒附的生活情况说，贫户没有耕地，只好向豪富低头，父子妻女象奴婢一般替田主耕种，一辈一辈做下去。活着衣食不足，死了买不起棺材。年景略差，便得饿死或出卖妻子。真是说不尽的伤心惨目，作为人的生趣被剥夺得干干净净了。大名士申屠蟠隐居在田野间，住屋用蓬草盖顶，依桑树枝作梁栋，同佣人一样。佣人即徒附，他们住的是这样的陋室，室里只有一些破被烂帐，临死时还得到路旁去死，不敢死在家里，因为没有葬身的土地（《昌言》“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徒附穷困到极度，那里会有人的生趣！

　　徒附离开豪强，更无法生活，因此，徒附不仅几乎无偿地替豪强耕作，而且还得替豪强当私兵。这种豪强武装，叫做部曲。（徒附户一家人也统称为部曲。）袁绍的附属堡垒有户二万兵二千，大概一户徒附，得出一人当部曲兵。袁术部曲有三万余人，大概袁术一家的徒附户至少有三万余（一部分被部曲将带走）。豪强与文武流氓平时组成一个统治集团，战时便成为军事统率集团，豪强当统帅，一些宾客当僚佐，一些刺客敢死士当将校，部曲兵不敢不力战，否则就有灭家的祸难。东汉豪强的兼并性、割据性和破坏力都显得特别强烈，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拥有所谓部曲的私人队伍。

　　物质生产进一步发展的东汉社会，同时也就产生出更强暴的豪强力量。这种力量反过来阻碍生产以至摧毁生产，最后连进行生产的劳动人民也被尽量屠杀。根源只有一个，就是豪强的兼并性、割据性。

　　豪强有良田，又有工具牛犁和徒附，农业生产品成本比较低。他们操纵市上谷价作为兼并土地的一种手段。广大农民所有的田地是中下等田地，他们也必须有牛犁，并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准同徒附一样，才有可能用近乎同等成本的谷物在市上出卖，换取必要的钱来缴纳官府赋敛和购买最低限度的生活用品。如果遭遇天灾、额外赋敛等意外事件，那就有破产当徒附的危险。东汉首尾一百九十五年中，地区大小不等的有灾（水、旱、蝗、风雹等灾）年多至一百一十九年，额外赋敛更是东汉后期豪强政治的特点。不难想见，农民困急只好卖耕牛，失去耕牛只好卖土地当徒附。徒附不断在增加，豪强势力不断在扩大，农民不断在加速破产，如此循环，农业生产力自然逐渐由萎缩一直到被摧毁。

　　豪强制造器物用奴隶（奴隶身价最高不过二万钱），民间手工业业主用佣工（如申屠蟠家贫，曾“佣为漆工”）。业主要卖出自己的生产物，必须减轻成本，首先是压低佣工的生活到奴隶的水准。事实上使用佣工到底还不是使用奴隶，多少要付出一些佣钱，成本多少还得高一些，因此民间手工业受奴隶劳动的阻碍，不能顺利地发展起来。

　　阻碍生产摧毁生产是豪强兼并性的表现。兼并性发展到更大规模的混斗割据，就表现出可骇的破坏力，东汉社会在这个破坏力的冲击下崩溃了。

　　王莽乱后，户口大耗损，经东汉前期的休养生息，汉和帝时，人口恢复到五千三百余万。此后安、顺、冲、质四帝人口都在五千万以下，汉桓帝时又达到五千万（《晋书·地理志》作五千六百万）。这些数字不管它如何缺少真实性，至少还可以显示当时人口是多而不是少。现在看一九○年（汉献帝初平元年）以后豪强们怎样急剧地破坏社会生产力，使多的人口变为人口极少。

　　破坏的方式有下列几种：屠杀——一九○年，董卓驱迫洛阳地区百姓迁往长安，沿路死人无数。洛阳二百里内所有官私房屋，全部被烧毁。一九三年，曹操攻徐州，杀男女数十万口。一九二年董卓死后，部将们连年互斗，烧毁长安城，关中居民数十万户，死亡略尽，长安成了空城，附近几百里内不见人迹。二一九年曹仁屠宛。长安、洛阳、南阳三大城市全毁灭了。这只是几个例，其他屠城杀人，规模大小或有不同，残暴性却并无不相同。

　　抢掠——曹丕叙述一九○年以后豪强割据的情形说，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都以讨董卓为名，纷纷起兵。大豪强占据州郡，中豪强占据县城，小豪强占据乡村，各依武力，互相吞灭。这种豪强军队在割据地内过着“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的野兽生活，他们等到生产彻底被破坏，人民饿死得差不多的时候，自己也就很难生存下去。袁绍军在河北吃桑椹充腹，袁术军在江淮吃蚌蛤过活，不久都溃败了。豪强占据州郡，到乡村象蝗群那样吃人民，吃完这一处再吃别一处，吃到无可吃时，即人民死亡略尽时，他们才算做完了事情。

　　疫病——《续汉书·五行志》记汉灵帝时有五次大疫。大医学家张机在《伤寒论·序》里说，我的宗族原来很大，人数在二百以上，建安纪元以来，还不到十年，族人死了三分之二，伤寒病患占十分之七。一族人死去三分之二的疫病，在《五行志》上并没有记载，因为它连年发生，不算是值得记载的大疫。汉献帝时大疫，据《五行志》所记是在二一七年（建安二十二年）。曹丕说，那一年疫病，很多亲友遭了灾。曹植也说，家家有死人，室室有哭声，或一门尽毙，或举族灭亡。以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为例，孔融、阮瑀早死，其余王粲等五人都死在这次大疫中，可见丧亡确极严重。疫病是暴政战乱的自然产物（例如二一七年的大疫，从曹操攻孙权军中开始），它不是所谓天灾，它同杀死饿死一样是统治阶级制造的人祸。

　　人民不是被杀死就是饿死或疫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黄河流域，在短短的建安时期化为一片大荒原。王粲从长安逃往荆州，写一首《七哀诗》描述路上见到的惨状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所，何能两相完。”仲长统《昌言》也说，东汉民户，过去一般在一千万户左右，还有不少遗漏户和居住汉地的外来族都不算在内。到了今天（汉献帝时），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这样下去，人要灭绝了。二○二年，曹操在他的原籍谯（安徽毫县）下了一道命令说：“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枪伤怀”。曹操在家乡走一天，路上看不到一个熟人，与王粲仲长统所写破败情状都是亲见的实事，完全可信。这些事实说明什么呢？说明两汉四百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和文化以及创造财富和文化的劳动人民一起被统治阶级毁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