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封建经济繁荣疆域大扩张时期——唐 ——六一八年——九○七年 第一节唐前期的政治概况 ——六一八年——七四一年 唐是繁荣强大的朝代，自兴盛以至衰亡，经历二百九十年。在这个长时期里，就统治阶级内部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变化来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唐前期自六一八年（唐高祖武德元年）至七四一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凡一百二十四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统治集团内部腐朽倾向和进步倾向的矛盾，由于进步倾向起着主导的作用，因而保持长期的强盛状态。唐中期自七四二年（唐玄宗天宝元年）至八二○年（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凡七十九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集权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由于斗争的结果，中央集权势力取得相对的胜利，因而基本上还能够保持国家的统一。唐后期自八二一年（唐穆宗长庆元年）至九○七年（唐昭宣帝天祏四年）凡八十七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统治集团内部宦官势力和士族势力的矛盾，由于宦官势力占优势，中央集权势力愈趋于衰弱，又由于黄巢所率农民起义军被击败，地方割据势力成为唯一的力量，唐朝就此灭亡，中国又出现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局面。
唐朝前期，腐朽倾向的代表者：唐高祖执政九年，唐高宗实际执政十一年，唐中宗、唐睿宗执政共八年。他们执政的时间短促，在还没有造成祸乱以前，政权已经转移到进步倾向的代表者手中。这些进步倾向的代表者执政时间久长，唐太宗有二十三年，武则天有四十五年（自六六○年唐高宗显庆五年代唐高宗处理国政时起算），唐玄宗有二十九年（开元）。劳动民众需要国家的统一与和平，这三个皇帝，高度掌握中央集权的威力，在执政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静，劳动民众得以逐渐恢复和发展生产力，补救隋炀帝大破坏的创伤，并且超越隋文帝开皇年间的繁荣景象。他们的行事，大体上符合广大民众的愿望，特别是唐太宗，为统一与和平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无疑是历史上少有的卓越人物。
进步倾向代替腐朽倾向，在唐朝前期相继发生过三次。下面分次叙述两种倾向的政治表现。
第一次唐高祖（六一八年——六二六年）
唐太宗（六二七年——六四九年）
唐高祖爱好酒色，昏庸无能，只是凭借周、隋大贵族的身分，六一六年，得为太原留守。他起兵取关中，建立唐朝，主要依靠唐太宗的谋略和战功，他本人并无创业的才干，连做个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任太原留守时，和隋晋阳宫副监裴寂非常亲密。裴寂是佞人，私送宫女给他，和他通昼夜赌博饮酒。他过着荒淫生活，根本不理会太原城外的战事，当然更不曾想要反隋自做皇帝。唐太宗和晋阳令刘文静积极准备起兵，通过裴寂去劝说。起兵以后，裴寂又送宫女五百人。作为行军统帅，居然收受这批宫女，他的昏谬可以想见。他登上了帝位，认为裴寂功劳最大，予以最高的信任，真正有功的刘文静，却被疑忌，后来借谋反罪名杀刘文静。用佞人，忌功臣，就是他治国的方针。同样，在帝位继承上，也是实行这个方针。他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李建成爱好酒色畋猎，亲近赌徒恶霸，同他一样是个纨裤无赖子。他的第四子李元吉，尤其凶险。李建成、李元吉勾结宫中宠妃们，协力谋害唐太宗。他同意李建成等人的丑恶行为，可是当时战争还没有停息，不便作最后的表示。《通鉴》说“上（唐高祖）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显然，他是憎恶唐太宗，想传帝位给李建成的。
到了六二六年，唐朝统一的事业已经完成，李建成、李元吉活动愈益加紧，甚至用毒酒谋害唐太宗。唐高祖也将作最后的表示，苦于还没有找到加罪的借口。这时候唐朝的前途十分危险。唐太宗杀李建成、李元吉，对本身说来是必要的自卫，对国家说来是有利于大局的行动。
唐太宗杀了李建成、李元吉，唐高祖无奈，只好让位，自称太上皇。他的宠臣裴寂等一伙佞人都失去实权。唐太宗斥责裴寂说，武德年间，货赂公行，纪纲紊乱，都是你当权的缘故。不言而喻，自然还是唐高祖昏庸的缘故。
唐太宗登帝位，唐朝才开始盛大起来。
隋朝是唐太宗的一面宝鉴。隋朝的盛衰兴亡，给他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农民大起义，使这个出身大贵族的雄豪子弟，不得不在事实前面，认识了劳动民众的巨大威力。得罪了民众，就象隋炀帝那样集全部权力于一身的皇帝，也难逃亡国杀身的后果。他认识到要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就必须不得罪民众，这是他取得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也是被称为英明的封建皇帝的根本原因。
唐太宗对朝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刻剥民众来奉养人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所以人君的灾祸，不是从外面来，总是由自己造成的。大抵人君嗜欲太盛就要多费财物，多费财物就要加重赋税，加重赋税民众就要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要危殆，国危了人君那得不丧亡。我经常想这个道理，所以不敢纵欲。”又说，“我在朝廷上，要说一句话，总得思考再三，怕说错了害民，因此不敢多说话。”晚年立子李治（唐高宗）为太子，随事训诲，如见太子吃饭，说，“你知道耕种的艰难，你 就常常有饭吃。”如见骑马，说“你知道马的劳逸，不用尽它的力气，你就常常能骑它。”如见乘船，说“水可以载船，也可以覆船，民众好比水，人君好比船。”一个封建统治者不可能超越这样的观点去认识民众，能够有这样的观点，也就是难得的封建统治者。他懂得人君与民众相互间的关系，在即位的初年，曾和朝臣们讨论如何治民。他说，“在大战乱以后，教化怕不容易见效。”魏征说，“不然。民众遭受战乱的痛苦，教化正容易见效。譬如给饥人做饭，给渴人饮水，是不很费力的事。”封德彝反对魏征，说，“三代以下，人心愈来愈浇薄，所以秦朝专用法律，汉朝杂用霸道，它们是想教化而不能，不是能教化而不想。”魏征驳斥说，“如果说古人淳朴，后世愈来愈浇薄，那末，浇薄到今天，人早化成鬼怪，还要什么人君来治理！”唐太宗赞同魏征的意见，定出“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专心从改善政治，使百姓安宁方面来着手。
六二六年，益州地方官奏称僚人反叛，请发兵进攻。他不许出兵，说，“僚人居深山，有时出来掠夺，相沿成习惯，不算反叛。地方官如果公平对待，自然相安无事，那可轻动干戈，杀害他们，难道他们不是我的民众么！”中国是汉族和少数族共有的中国，唐太宗对待各少数族较为持平，因此，境内各族间很少有战事，并且还有许多独立部落相率要求内附。
唐太宗采取缓和阶级矛盾及各族间矛盾的方法，以求国内和平，取得了极大的效果。这个效果的取得，是和他的具体措施分不开的。主要的具体措施有两个：一个是纳谏，一个是用人。
纳谏 纳谏的意思是倾听不同的意见，判断是非，择善而从，如果择非而从，那就不能叫做纳谏。在封建帝王中，唐太宗应是最善于纳谏的一人。他曾对大臣萧瑀说：“我少年时就喜爱弓箭，得好弓十几张，自以为再不会有更好的弓。近来给弓工看，工说，都不是好弓。我问缘故。工说，木心不直，自然脉理都邪，弓固然硬，发箭却不能直。我才知道过去的鉴别不够精确。我用弓箭定天下，还不能真正懂得弓箭，何况天下的事务，我怎能都懂得。”他知道自己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就有纳谏的度量了。他问魏征，人君怎样才能明，怎样才是暗？魏征答“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很赞成这个见解。他告戒群臣说，“中书、门下都是执掌机要的机关，诏书敕令有不便行施的，他们都应该提出异议。现在只见他们顺从，不见反对。如果单做行文书的事，那末谁都会做，何必选拔人才来做这些机关的官。”朝廷本来有一种议事的制度，凡是军国大事，中书省各官员都得用本人名义提出主张，可以各执所见，不受限止，称为五花判事，中书省长官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核这些主张，再由门下省的给事中、黄门侍郎加以驳正，最后奏请皇帝裁决。不过这个制度并没有切实执行。唐太宗申明制度，令各级官员负责实行，因此军国大事很少有错误。
唐太宗鼓励群臣犯颜直谏，魏征在谏臣中尤为特出。魏征敢于据理力争，即使引起唐太宗的盛怒，也还是神色不变，继续讲理。某次唐太宗退朝回宫中，发怒道，“总有一天杀死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问杀谁。他说，“魏征常常当众侮辱我。”长孙皇后道贺，说“魏征忠直，正因为陛下是明主。”他听了怒气才平下去。他出身大贵族，在战阵上又是奋击无前的猛将，性格非常雄豪，自然忍受不得魏征的直谏，可是他有一个最大的畏惧，就是怕亡国。魏征看准这一点，往往引隋事作例证，使他忍气接受谏诤。他曾对群臣说，“人家都说魏征态度粗暴，我看起来却觉得更加柔媚。”这是因为他知道魏征是帮助他避免亡国之祸的忠臣，谏诤愈益激切，正好证明爱朝廷的心情愈益真实。六四三年，魏征病死，唐太宗大哭，说“人用铜作镜，可以正衣冠，用史作镜，可以见兴亡，用人作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死去，我丧失一面镜子了。”直谏较易，纳谏实难，唐太宗能纳谏，所以魏征等人敢直谏。
用人 能否知人和能否用人，是判断人君贤愚的一个重要标准。唐太宗能知人，又能用人，是历史上少见的明君。他在即位时，对群臣申明用人的规矩。他说，“人君必须至公无私，才能服天下人的心。我和你们每天的衣食，都是从民众取得，所以设立官职，要为民众做事。应当选用贤才，不该按关系的亲疏、资格的新旧定官职的大小。如果疏人新人中有贤才，亲人旧人中有庸劣，怎末可以舍贤才取庸劣。现在我的秦府（唐太宗即帝位前封秦王）旧官属专凭关系和资格来较量官职，发出怨言，实在是不识政体。”他曾和魏征讨论用人，他说，“为事择官，不可粗率。用一好人，别的好人都来了；用一坏人，别的坏人都跟着进来。”魏征说，“这是对的。天下未定，主要用人的才干，顾不得德行；天下已定，那就必须才德兼备才可用。”他基本上遵守这个规矩来用人。他曾要大臣封德彝举荐贤才。封德彝说，“我不是不留心，只是当今没有奇才。”他驳斥说，“用人如用器，各取所长。古时有过太平世，难道那时候的贤才是从别一时代借来的么！你自己不能知人，那可妄说今世没有奇才。”他相信人才就在今世，随时留心，从新人疏人甚至敌人中得到了许多文武奇才。六四三年，唐太宗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以这些功臣的来历作例证，可以知道他用人是比较不局限于一格的。
纳谏和用人是唐太宗取得政治成就的两个主要原因。他又利用当时的人才，对隋制度有因有革，建立起唐制度。下面略述一些重要的制度。
官制——唐初沿隋制，以尚书、中书（二省长官称令）、门下（长官称侍中）三省长官共议国政，行施宰相的职务。唐太宗曾作尚书令，以后不再授臣下，由仆射代任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同为宰相。三省长官品位崇高，不轻易授人，宰相却不可缺员。唐太宗特置参议得失、参知政事、参预朝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名号，职务都是宰相，不过作相的官员品位不高，进退较易，在使用上显得便利。自唐高宗以后，除了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中书令受命任宰相职以外，其余官员作宰相，都给同中书门下三品名号，或给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名号（四品以下官作宰相，加平章事名号），成为定例。作三师、三公、中书令的人不是常有，得这些官位的人未必可作宰相，有同三品、平章事等名号，皇帝得在较多的官员中选相，用人权加强了。
科举——唐取士制度，大体沿袭隋制。士的来源主要是从学校来的生徒和从州县来的乡贡。学校分六种：国子学收高级官（文武三品以上）子孙，名额三百人。太学收中级官（五品以上）子孙，名额五百人。四门学收低级官（七品以上）的儿子和普通民家的聪明子弟，名额一千三百人。其中官家子五百人，民家子八百人。又有律学，名额五十人；书（写字）学、算学，名额各三十人。这三学学生收八品以下官家子和普通民家子。以上六学统称为国子监，设祭酒一人为监长。京都、都督府、州、县各设地方学校，学生名额最多八十人（京都），最少二十人（下等县）。此外又有门下省的弘文馆（名额三十人），东宫（太子宫）的崇文馆（名额二十人），专收皇帝、皇太后、皇后的亲属及宰相高级官的儿子。显然，这些学校是为贵族和官员子弟设立的，所谓民家子也无非是豪富家的子弟。地方学校招收生徒，大概也有资格的限制。看来，无论国子监（律、书、算三个专学除外）和地方学校，不会有较多的生徒肯用苦功。生徒入学年龄是十四岁至十九岁。学习的功课是大经（《礼记》、《春秋左氏传》）中经（《毛诗》、《周礼》、《仪礼》）小经（《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和共同必修的《孝经》、《论语》。学习的年限是《孝经》、《论语》共一年，《尚书》、《公羊传》、《谷梁传》各一年半，《易》、《诗》、《周礼》、《仪礼》各二年，《礼记》、《左氏传》各三年。卒业的标准是通二经（大经小经各一种，或中经二种）、通三经（大经中经小经各一种）、通四经（大经二种，中经小经各一种）。学校的考试是读和讲。读，要求生徒熟记经文，博士（教师）掩蔽经书前后两边，中间只留一行，又用纸帖一行中的三个字，使生徒读出被帖的三个字。这种考试法，叫做帖经。六三○年，唐太宗使颜师古考定“五经”（《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经文。六三三年，颁行新定五经，自此经文有定本。讲，要求生徒通经义，博士口问经义若干条，生徒按条答复。唐太宗使祭酒孔颖达等撰《五经疏》，六四二年成书，称为《正义》。六五三年，唐高宗颁行《五经正义》于全国，自此经义有定准。学生考试及格，由国子监贡到尚书省，受吏部考试。
隋轻蔑儒学失士人心，唐高祖初即位，就设立京师和地方学校，收揽士人。唐太宗尤提倡儒学，对群臣说，“我只喜爱尧、舜、周、孔的道理，有了它，好比鸟有翼，鱼有水，失去就要死，不可暂时失去。”他召集天下名儒做学官，经常到国子监听讲学。生徒能通一大经以上都给官做。添筑学舍一千二百间，添加名额满二千二百六十员。各地学生相率来京师，高丽、百济、新罗以及高昌、吐蕃等国也派遣贵族子弟来入国学，生徒多至八千余人，学校可称极盛。用这种读和讲的方法，使学生只能记忆经文和《正义》，不再考求异说，比起南北朝，唐儒学可称极衰。
乡贡是在家自学的士人。学业有成，自向州县求举，经考试及格，由州贡到尚书省，受吏部考试。
学生和乡贡都受吏部考试（唐玄宗时改由礼部考试），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等，其中明经、进士两科，尤为重要，名臣多从这两科出身。明经主要考帖经，进士主要考诗赋。考试及格称为及第。诗赋固然是浮文，但比帖经，思想较为自由；又齐、梁、陈、隋以来，诗赋对文士有吸引力，已相沿成习，文士多愿应进士科，表现自己的才能，因此唐朝进士科特盛，名人多从进士科出身。及第人数，一般是进士百人中取一二，明经十人中取一二，难易悬
殊，唐人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谚语，因此朝野都重进士、轻明经。
唐太宗以后，唐朝考试法常有一些修改，大抵应考的人愈来愈多，考试的方法也愈来愈苛，及第的困难也愈来愈增加。科举作为一种取士的制度，从隋朝开始，到唐太宗时才固定下来。
氏族——三国时，魏文帝立九品官人法，州有大中正，郡有中正，执掌用人权，从此形成把持政权的士族制度。东晋、南朝，特重家谱，朝廷设立谱局，用人必须查考谱籍。北方士人避乱过江，称为侨姓，其中王、谢、袁、萧为大姓；东南土著士族，称为吴姓，其中朱、张、顾、陆为大姓。北方山东士族称为郡姓，其中王、崔、卢、李、郑为大姓；关中也称郡姓，其中韦、裴、柳、薛、杨、杜为大姓。又有所谓虏（鲜卑）姓，其中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为大姓。以上诸大姓，有些是历世相沿的旧姓，有些是后代新起的大姓（如南方的萧，北方的宇文），也有原来是大姓，后世衰微不显，也有新起的大姓，不为士族社会所公认。士族门第大抵由祖先有声望、代代保持富贵、常有功臣名人、一家男女熟习礼教的形式和表现异于常人的风尚（如王、谢家子弟手执麈尾）、能谈论（儒、佛、玄）、有文章（诗赋）等各种因素构成的。既成以后，高门大姓在社会上保有一种特殊的威望，非士族或低级士族出身的富贵人，也会感到自卑，不敢和他们比门第。隋文帝废中正官，不承认士族的社会地位，有意消灭魏、晋以来的士族制度。唐柳芳论氏族，说“隋代官人，以吏道治天下（吏部掌用人权），人（士人）之行不本乡党（不设州郡中正官），政烦于上，人乱于下……故亡”。隋朝亡国，当然与废中正官无关，但士族不满隋朝，也是事实。六二四年，唐高祖依照北周、北齐旧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以本州高门士人充任。大中正是名誉职，用人实权仍在吏部。这是对士族的让步，但不是恢复士族制度。
唐太宗想造成以唐宗室和大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以便于李氏的长远统治。同时南方北方士族，山东、关中士族，汉、鲜卑士族，各有界限，也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等第。他使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收集全国士族家谱，依据史书，辨别真假，考正世系，推进忠贤，贬退奸逆，分清高低，定为上上至下下共九等。六三八年，书成，列崔民干为第一等（上之上），足见门第观念确是牢不可破。唐太宗很不以为然，说，“我和山东崔、卢、李、郑并无嫌怨，只因他们早已衰微，没有人得做大官，却还自负门第，嫁娶要多索钱财，弃廉忘耻，不知世人为什么看重他们。从前高齐只据河北，梁、陈偏在江南，虽然也有些人物，实在算不得什么，可是世俗相沿，至今还以崔、卢、王、谢为贵。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是在朝大官，或功业显著，或德行可称，或学术通博，所以擢用到三品以上。为什么要和那些衰落户结亲，多送钱帛还是被轻蔑，自讨没趣，难道你们看不起我的官爵么？”唐太宗令高士廉等修改，明白指示不得论数世以前，要凭现今官爵高低定等级。高士廉等经唐太宗斥责，才改定以皇族为第一等（上之上），外戚为第二等（上之中），崔民干仍列第三等（上之下）。崔民干当时作黄门侍郎，正四品上，是中级官员，按照唐太宗的原意，不该列第三等，由于皇族已列为第一等，唐太宗也就不再坚持了。《氏族志》共一百卷，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唐功臣很多不是士族出身，《氏族志》规定他们的等级，使取得士族地位。关中士族一向比不上山东士族，《氏族志》承认他们的门第，使和山东士族平列。南朝灭亡后，南方士族被北方士族轻视，《氏族志》恢复他们的旧声望，使正式列为士族。当时奉命修《氏族志》的四个人，高士廉是山东士族（勃海高氏），韦挺是关中士族，岑文本是南方士族，令狐德棻（音分f5n）是河西士族。四人熟悉各地士族的门第，按照唐朝的新情况，重新排列，造成一个以宗室为首、功臣（包括外戚）和关中士族为重要辅佐，山东和南方士族为次等辅佐的新统治集团，这是符合唐朝以关中为根本，统一全中国的政治需要的。
唐太宗用心培植这个新集团，诸王和公主，都与当朝勋贵名臣家通婚，不取山东旧族。国子监各级学校按官品招收生徒。乡贡要经过州县官和当地耆艾（老搢绅）的承认，再由户部审阅，才送吏部考试，不是二百九十三姓的人，难得参加乡贡，更难得被录取及第。《新唐书》特列宰相世系表，足见唐朝还是很重门望。不过，科举制度代替了士族制度，士人仕进不专凭门第高低；统一时期的全国氏族代替了分裂时期的小国士族，人才来源也比较宽广，因之唐朝用人，比起魏、晋南北朝来，算是有一些改进。
自唐高宗时起，《氏族志》有几次改动，但基本上不离以品位高低定等级的本意。
刑律——隋文帝定隋律，比之前朝，号称宽平。隋炀帝法令苛刻，民不堪命。唐高祖起兵，废除隋炀帝法令，大得民众的拥护。房玄龄等定《唐律》五百条，凡十二篇，分刑名为二十等（笞刑五等，十至五十；杖刑五等，六十至一百；徒刑五等，一年至三年；流刑三等，二千里至三千里；死刑二等，绞、斩），比隋律减斩刑九十二条，减流为徒七十一条，其余删烦除细，改重就轻，为数颇多，但大体上仍依据隋律。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余条。六三七年，唐太宗颁行《唐律》、《唐令》。唐高宗命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今存《唐律疏议》三十卷，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重要的律书。
地方行政单位——南北朝地方行政单位有州、郡、县三级，隋文帝改为州、县两级，隋炀帝改州称郡。唐高祖即帝位，首先下令改郡为州，改太守为刺史，表示恢复开皇旧制。隋末群雄割据，各拥大小土地，唐兴，相率来降。唐高祖多立州县名目来安置这些割据者。州县数比隋多一倍。六二七年，唐太宗以民少官多，大加并省；又按山河形势，分全国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共十道。每道不设长官，有时派遣大臣为黜陟大使，分巡诸道。贞观时期对外扩张，六四○年，全国共有州、府（都督府和京兆、河南两府）三百六十，县一千五百五十七。七三三年，唐玄宗添京畿（西京）都畿（东都）黔中三道，又分山南为山南东道、山南西道，江南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共十五道。每道设采访使一员，职权如汉朝的州刺史。唐地方官制自唐太宗时开始固定，此后只是在这个体制上有些变动。
府兵——府兵是周、隋旧制，唐府兵大体沿袭隋制。唐太宗分全国为十道，共置府六百三十四，其中关内一道有府二百六十一（府数据《新唐书·兵志》说）。关内外诸府统归中央十二卫统率，一小部分归东宫六率统率。府分三等，上府兵一千二百人，中府兵一千人，下府兵八百人。统兵官每府设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三百人为一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民年二十服兵役，六十免役。兵士自备甲仗粮食和衣装，存入官库，行军时领取应用。兵士应征入府服兵役，兵部按路程远近给番。据《唐六典》说，五百里内五番，五百里外七番，一千里外八番，各一月上（一次服兵役一个月）。二千里外九番，倍其月上（一次服兵役两个月）。《新唐书·兵志》说，五百里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以外为十二番，皆一月上。以上两说，姑不论何说近似，给番的本意，在于各地合兵役年龄的男丁，距离京师及府所在地愈近，入府当兵的次数愈多，距离愈远，次数愈少，这是两说一致的。
十二卫和边防重镇需要精壮和可信赖的兵士。十二卫是皇帝的禁军（卫兵），兵士从各卫所辖各府中抽调。边防重镇需要较大的兵力，本地兵力不足，也要从各府抽调兵士。兵部给番就是指抽调的兵士说的。假如一个府平均有兵一千，其中百分之二十是有抽调资格的人，五番即五个月内轮流抽调这二百人，即每月抽出四十人，也就是一千人中每月有四十人脱离生产，到十二卫或边镇去当兵。七番即七个月内轮流抽调这二百人，即每月抽出二十八九人；十二番即十二个月内每月抽出十六七人。这样的抽兵法，对生产的影响不大，又有全国保卫朝廷和防守边镇的意义，民众服兵役的劳苦也比较均平，所以在贞观时期，府兵制是一种好的兵制。
府兵制的缺点在于国家出动大兵力时，调集须较多时日，超过役期要免租调，也减少国家的收入。兵士出征，荒废农事，损失尤大。因此，募兵制常作为一种临时措施，补府兵制的不足。六四四年，唐太宗出兵攻高丽，曾用募兵制，对群臣说，“我募兵，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当时水陆两军，总数在十万人以上，其中很多是募兵，名将薛仁贵就是这次应募从军的一人。募兵比
府兵容易集合成军，到后来，募兵制终究代替了府兵制。
唐朝重要制度，都在贞观时期制定。这些制度基本上沿袭隋制，但也有所修改，使更适合于当时统治上的需要。唐太宗在隋制以外，曾自创一种宗室勋贵世袭州刺史的反动制度。他令群臣议封建诸侯，魏征等都说封建害民，不如州县制有利。唐太宗不听。六三一年，决定实行世袭刺史制。六三七年，令皇弟、皇子二十一人所任州刺史，都由子孙世袭，又令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世袭州刺史。谏官多上书谏阻，以为非久安之道；长孙无忌等也不愿出京作刺史。六三九年，唐太宗只好下诏停止世袭刺史制，对长孙无忌等说，“我原想你们的子孙辅助我的子孙，共同保有土地，永久传下去；你们既然不愿意，我也不能勉强你们了。”
贞观时期确实做到“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文治和武功都达到空前的盛况，唐太宗也就成为空前成功的皇帝。由于功业的巨大成就，他的骄矜心和享乐心逐渐在滋长，不过，他始终不敢放弃隋朝这面镜子，经常以“慎终如始”警戒自己，除了晚年侵高丽，几乎走隋炀帝的旧路，其余行动一般都取得胜利的后果。他曾问侍臣们说，“古代帝王有的能平定境内，却不能服境外戎、狄。我才能比不上古人，成功比他们大，这是什么缘故。你们不要有顾虑，直说自己的见解。”侍臣们歌颂功德，说的都是谀言。他说，“你们说得不对。我成功的原因只有五条：第一，从古帝王往往妒忌有才能的人，我见到别人的才能，好似就是我自己的才能；第二，一个人做事，不能样样都会，我用人总是用他的长处，避免用他的短处；第三，人主升进贤良的人，喜爱得要抱到怀里来，黜退犯错误的人，厌恶得要推到沟里去，我敬重贤良，原谅犯错误，使他们都得到适当的待遇；第四，人主常憎恨正直人，明杀暗杀，历朝都有。我即位以来，褒奖正直，从没有黜责过一人；第五，从古以来，都是贵中华，贱夷、狄，我独不取这种偏见，同等看待汉族和非汉族人，因此境外部落都来亲附。我有今天的成功，就是因为实行了这五条。”他总结取胜的原因，得出这五个要点，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
唐太宗总结历史上各朝特别是隋朝的统治经验，作《帝范》十二篇，传授给继承人唐高宗。篇目是《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他对唐高宗说，“修身治国，都说在这本书里。我死时用不着再说别的话了。”又说，“你应当学古代圣王。象我这样，做过不少烦劳民众的事，说不上尽善尽美，是不足为法的。我功大过小，所以还能保持大业。你没有我的功劳却承受我的富贵，竭力学好，也只能得个平安；如果骄懒奢侈，那就连生命都保不住。要建立一个国家，成功很艰难，破败却很容易；要保持一个帝位，失去很容易，稳固却很艰难。你得爱惜呵！你得谨慎呵！”人难得有自知之明，何况是功成业就的帝王，唐太宗列举自己的过失诰戒唐高宗，可谓有自知之明。
第二次唐高宗（六五○年——六六○年）
武则天（六六○年——七○四年）
唐高宗是长孙皇后的儿子，得母舅长孙无忌的助力，才被选为太子。六四九年，唐高宗即位，长孙无忌、褚遂良遵守贞观遗规，执掌朝政。六五四年，他从尼寺里取唐太宗的幼妾武则天入宫，大加宠爱。六五五年，他废皇后王氏，立武则天为皇后。
唐高宗临朝，臣下来奏事，不会作判断，要宰相提出意见，才算自己有了主意。他这种昏懦的性格，势必扶植起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势力，引导国家走上从乱到亡的道路。可是，六五五年以前，政权执掌在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贞观老臣手中，六五五年以后，刚强机智的政治家武则天已经参预朝政，六六○年以后，政权全归武则天。因之，他虽然是个亡国的昏君，但腐朽势力并没有在他的扶植下滋长起来，也没有因帝位易姓而引起危害民众的祸乱。贞观时期所取得的成就——统一和强盛，在武则天统治的半个世纪里，得到切实的巩固，这是她对历史的贡献。
武则天通文史，多权谋，自然是取得政权的一些条件，但突破太后临朝称制的惯例，正式登皇帝位，建立朝代，却是历史上唯一的创举。她能这样做，是和当时社会习俗有关联的。《颜氏家训·治家篇》说，“邺下风俗，专由妇人主持门户，诉讼争曲直，请托工逢迎，坐着车子满街走，带着礼物送官府，代儿子求官，替丈夫叫屈，这是鲜卑的遗风吧！”又说，“南方贫士，都讲究场面，车马衣服一定要整齐，宁可让妻子在家饥寒。北方人士，多靠妇人管家，精美的衣服、贵重的首饰，不可缺少，男人只有瘦马老奴供使用。夫妇之间，你我相呼，不讲妇人敬夫的礼节。”大抵北方受鲜卑统治的影响，礼法束缚比较微弱，妇人有发挥才能的较多机会，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武则天就是从这种风气里产生出来的杰出人物。
六五五年武则天作皇后以后的一些重要措施：六五五年，黜逐褚遂良。六五九年，逼迫长孙无忌自杀，黜斥长孙无忌一派的官员二十余人，朝政开始受皇后支配。六六○年，受唐高宗的委托处理朝政。六六四年，唐高宗感到自己无权，行动不自在，密谋废皇后，被皇后制止。从此政权更进一步地归皇后掌握，群臣并称帝后为二圣。唐高宗想禅位给太子李弘（武则天生四子，李弘是长子），武则天用毒酒杀死李弘，立次子李贤为太子。唐高宗曾使李贤监国，李贤处理政务，颇称能干，又招集著名学者注范晔《后汉书》（后汉政权落在母后外戚手中，李贤注《后汉书》，可能有微意），在士人中有声望。六八○年，武则天废李贤为庶人，立第三子李显为太子（唐中宗）。唐高宗总想传位给比较有才能的儿子，李弘、李贤相继被杀逐，束手无策了。六八二年，李显生子李重润，唐高宗特立这个初生婴儿为皇太孙，破例给太孙开府置师、傅等官属，希望太子、太孙名义既定，有官属拥护，或可保持李家的帝位。六八三年，唐高宗死，唐中宗即位，武则天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六八四年，武则天废唐中宗为庐陵王，立第四子李旦（唐睿宗）为皇帝。六八四年，改东都洛阳为神都，改唐百官名，如尚书省改称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左、右相；门下省改称鸾台，侍中为纳言；中书省改称凤阁，中书令为内史。宰相称同凤阁鸾台三品。御史台分为左肃政、右肃政两台，左台纠察朝廷，右台纠察郡县。百官改名，是女皇帝准备登位的一种步骤。六九○年，僧法明等十人献《大云经》四卷，说武则天是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作天子。武则天颁布《大云经》，令诸州都建大云寺。接着唐睿宗等六万余人上表请改国号，武则天算是顺从众议，宣布改唐为周，立称号为圣神皇帝。她经过三十六年的经营，终于得到皇帝的称号。
武则天一面用谋略夺取唐朝的政权，一面用政治维持既得的地位。她的政治才能主要表现在坚执刑赏大权，用各种不同类型的人为自己效力。
使用酷吏——徐敬业等人先后起兵反抗武则天，都被击败。武则天厉行残酷的镇压来防止唐臣的继续反抗。她在朝堂放四个铜匦（音轨guǐ），其中一个收受告密文书。有些告密人，她还亲自召见。擢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人，专办谋反密件。来俊臣撰《罗织经》一卷，教党徒按经文布置，被告人就无法自辩。他们造多种可怕的刑具，使被告忍受不住酷刑，宁愿承认谋反罪求早死。朝臣人人自危，不知死在什么时候。她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为首的二十三个酷吏，先后杀唐宗室贵戚数百人，大臣数百家，刺史、郎将以下官不计其数。索元礼、周兴、来俊臣所杀各数千人，来俊臣所破千余家，其余诸人所杀人数多少不等。酷吏滥杀无辜，到了群情过度紧张的时候，她也陆续杀一些酷吏来缓和形势，最大的酷吏也不得免。六九○年，她达到称帝的目的，次年，杀索元礼，流放周兴到岭南，表示滥杀之罪在二人。六九七年，杀来俊臣。仇家争咬来俊臣尸体的肉，立刻咬尽，挖出眼珠，剥去面皮，剖腹取心，蹋成泥浆。她看到群情愤激，随即下制书，历举来俊臣的罪恶，并且加以灭族罪，说是“以雪苍生之愤”。实际上酷吏都是禀承她的指使行事的。
控制亲近人——武则天的爱女太平公主，多有权谋，参与密议，但畏武则天的严厉，常自检点，不敢犯法。武则天称帝，封武家人武承嗣等多人为王。武承嗣、武三思是武则天异母兄的儿子，亲属最近，也最得信任。六九○年，武承嗣为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在宰相中权力最大。六九二年，同平章事之一的李昭德，密言武承嗣权太重，恐养成篡夺帝位的危险。武则天说“我没有想到这里”，即免去武承嗣的宰相职。武承嗣也诋毁李昭德。武则天说，“我任用李昭德，才觉安心，他替我分劳，你怎能和他比较。”僧怀义是武则天的内宠，恃势骄横，武承嗣、武三思以下各亲贵都象奴隶尊主那样尊敬他。有一天，宰相苏良嗣在朝堂遇见僧怀义，苏良嗣大怒，令人拉下去，打嘴巴数十。僧怀义见武则天诉苦，她说，你应该出入北门，南牙（尚书省等官府在宫南）是宰相往来的地方，你不要触犯他们。后来杀僧怀义，用张易之、张昌宗作内宠，二张权势显赫无比，遭到朝臣们的猛烈攻击。武则天虽然保护二张，但也下敕书说，张易之、张昌宗作威作福，着到肃政台受审，张昌宗被罚铜二十斤，表示重视朝臣们的公愤。她控制这些亲近人，不给他们行政上的重权，因此，成群的龌龊小人，作恶还有一定限度，基本上不甚损坏当时的政治。
放手招官——武则天招来大批想做官的人，给他们官做，借以收揽中小地主的人心。招官的方法有：（一）自举。六八五年，令内外九品以上官及百姓，都得自己举荐请求升官或作官。（二）试官。六九○年，令存抚使十人分巡十道，荐举本道人才。六九一年，武则天亲自引见，一律让这些被举的人试作某官，称为试官。（三）员外官。六九七年，吏部设员外官数千余人，都是权贵家的亲戚，同正官一样受俸禄。（四）殿试贡士。旧制，贡士考卷都糊名，防考试官作弊。武则天以为应该信任考试官，废糊名制，实际是要从宽取士。六九○年，武则天在洛成殿考试贡士，表示皇帝亲自录取，贡士应该感皇帝的大恩，从此贡士有殿试。（五）武举。七○二年，初设武举，招收有武艺的人。武则天广开仕途，放手给人官职，同时又用严刑来控制仕途，发现不称职的官，便革免或杀戮。每任用一官，户婢（管宫中门户的官婢）私下说，死鬼又来了。不多时，这个官果然被杀甚至灭族。刘知几上表论当时官员的冗杂，其中一条说，赐勋阶太滥，每逢集会，绯服（绯音飞fé四品五品官服色）比青衣（八品九品官服色）多，象板（五品官以上用象笏）比木笏（九品官以上用木笏）多。又一条说，取士太宽，因而六品以下官毫不希罕，和土芥沙砾一般贱，应该大加淘汰。又一条说，地方官调动太快，忽往忽来，好比蓬转萍流，谁也不作长久打算。她假手酷吏，杀刺史、郎将以下官不计其数，可是做官的人还是象刘知几所说的那样多，如此冒死贪竞，被杀实是咎由自取。《通鉴》说“是时官爵易得而法纲严峻，故人竞为趋进而多陷刑戮”。武则天设下这样一个诱人的陷阱，让爱做官的人纷纷跳进去寻死，用心也实在太险恶了。
选拔才能——《通鉴》说武则天“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通鉴》这个评语是惬当的。武则天的长处，就在于善于选拔人才，委以重任。在她的统治时期，朝中有才能的文武大臣，几乎不比贞观时少，她能听谏，也多少有一些唐太宗的风度。鲠直的人只要不被她怀疑为谋反者，她能从酷吏、亲近人的陷害中保全这些鲠直人。她前后任用的主要宰相，如李昭德、魏元忠、杜景俭、狄仁杰、姚崇、张柬之等，边将如唐休璟、娄师德、郭元振等，都是一时人选。这些人用作将相，使得国家能够保持正常状态，免于内乱外患。她经常留心人才，如张循宪为河东采访使，有疑难事不能解决，请当地一个免了职的小官张嘉贞办理。张循宪回朝，保荐张嘉贞。她召见张嘉贞，任用为监察御史。御史中丞宋璟性刚直，力争要杀张昌宗，她不得已令张昌宗到肃政台受审。宋璟正在审问，宫中出特敕赦免。宋璟发怒道，恨不一来就打碎这小子的脑袋！她听说，叫张昌宗到宋璟处谢罪，宋璟拒绝不见。她知道宋璟刚直，二张进谗言她都不听。凭她的明察善断，朝廷上有一批愿为她效力的能臣，所以成为成功的皇帝。
武则天从前在唐太宗宫中时，唐太宗有一匹壮马名叫狮子骢，非常暴烈，没有人能制服它。武则天对唐太宗说，我能制服它，但要有三件器物：一铁鞭，二铁■（音抓zhuā），三匕首。用铁鞭打它，不服，用铁■打它的头，再不服，用匕首割断它的喉。唐太宗很称赞她的气概。她用制壮马的方法驾御群臣，造成历时半个世纪强有力的专制统治，对国家统一的进一步巩固，和社
会安宁的长时期保持，是有贡献的。
因为武则天是女皇帝，在继承问题上，不得不陷于难以解决的困境。她变李姓的唐朝为武姓的周朝，当然想传位给武姓的人，但朝臣们毫不犹豫地公认国家是李姓的国家，周皇帝是李姓的皇太后，没有人认真看待武姓诸王。武承嗣、武三思力求作周皇帝的继承人，朝臣们却都要求传位给皇太后的儿子。武则天到六九八年，才决定立唐中宗为皇太子，取消唐睿宗的皇嗣名号，封为相王。武承嗣因此气愤病死。七○五年，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等率文武群臣入宫杀张易之、张昌宗等，拥唐中宗即皇帝位，恢复唐国号和一切唐制度。八十二岁的武则天就在这一年死去，遗制说，“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表示又回到李家来当先妣。
第三次唐中宗（七○五年——七一○年）
唐睿宗（七一○年——七一二年）
唐玄宗（七一二年——七四一年）
武则天本人刚退下舞台，唐中宗、韦皇后又重演唐高宗、武皇后的故事。唐中宗比唐高宗更昏懦，韦皇后只有暴行，并无武则天的政治才能。昏懦加昏暴，演来形式颇相似，结果却完全不同。
七○五年，唐中宗在张柬之等唐旧臣拥护下，恢复唐朝，但是，他并不信任这些唐旧臣。他唯一信任的是韦皇后。韦皇后和武三思勾结，形成武、韦二家外戚合作的腐朽集团。这个集团驱逐张柬之等出朝廷，独占了全部政权。
七○七年，皇太子李重俊约集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发羽林兵三百余人，杀武三思等人。唐中宗杀李重俊。韦皇后借口追究李重俊的同谋者，驱逐宰相魏元忠，又谋陷害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唐中宗不愿牵连到他们，二人算是免了祸。李旦的第三子李隆基（唐玄宗）暗中准备消灭韦、武集团。
韦皇后等杀李重俊后，觉得事情很顺手，愈益肆无忌惮。她们大卖官职，不论什么人，只要出钱若干万就给官做。这种官当时称为“斜封官”，有同正、试、摄、检校、判、知官等名目，人数多至数千人。出钱较少的人可到吏部候选，一年有数万人。出钱三万得度为僧尼。员外官比正官多数倍，都坐享俸禄。唐初食实封的功臣，不过三二十家，这时候封家多至一百四十余，国家分六十余万丁来供养这批封家。充当封户的民户，比充当兵役还要困苦。封户散布在五十四个州，也就是五十四州的民众直接受到封家的侵害。
七一○年，一个地方小官燕钦融上书指责韦皇后淫乱，干预国政。唐中宗召燕钦融当面诘问。韦家徒党喝令卫士打杀燕钦融，唐中宗看了也感到难受。韦皇后恐慌起来，安乐公主想韦皇后临朝，自己做皇太女，二人合谋毒杀唐中宗。韦皇后令韦家子弟及重要徒党分统兵士五万人，照武则天故事，准备临朝称制。
李隆基曾任潞州别驾（四品官），在潞州（治上党，山西长治）募集一批人，罢官回京师，仍秘密招集勇士，特别在羽林军中号称“万骑”的队伍中结识他们的雄豪，等待时机到来。唐中宗被杀，李隆基发动羽林军，攻入宫中，杀韦皇后、安乐公主、武延秀等，接着大举杀逐韦、武集团中人，韦家连幼儿都杀死，武家只剩下少数人，韦家派全部消灭，武家派基本消灭了。太平公主出面，恢复唐睿宗的帝位。唐中宗、韦皇后重演故事以惨败告终，紧接着唐睿宗和太平公主又登上了舞台。
唐睿宗也是一个昏懦人。他依靠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力量得帝位，因此，立李隆基为皇太子，使太平公主干预朝政。宰相奏事，唐睿宗总要问有没有同太平商量过，也要问有没有同太子商量过。这种昏懦表现，势必助长太平公主的专横，也自然要引起公主与太子间的冲突。太平公主专力谋害李隆基，引用大量徒党来把持朝政，七个宰相中，五个是她的私人，其余文武官，依附她的有一大半。当时政事昏暗，与唐中宗时无异。七一二年，唐睿宗让位给太子。唐玄宗即帝位，唐睿宗改称太上皇。太平公主准备用羽林兵入宫杀唐玄宗。七一三年（开元元年），唐玄宗杀太平公主及重要徒党数十人，其余徒党一概黜逐出朝，唐政权才切实为唐玄宗所掌握。
唐玄宗在开元年间，是励精求治的皇帝。但是，比起唐太宗、武则天来，就显出他是弱点最大的一人。唐太宗经常以“守成难”、“慎终如始”警戒自己，武则天执持政柄，权不下移，唐玄宗恰恰相反，在励精求治，取得成就以后，便精疲力尽，骄侈心代替了求治心。唐朝到开元时期才达到极盛的顶点，也就在这个时期的季年，造成了天宝时期的乱源。唐太宗曾说，“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开元时期正是从治安转向危亡的过程，唐玄宗的骄侈心又正是这个转向的关键。
从七一三年（开元元年）至七三六年（开元二十四年），唐玄宗为求国内的安宁，曾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主要表现在用人和纳谏上。他所用宰相，先后有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韩休、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各有所长，都能直言谏诤，补救缺政。例如韩休与萧嵩同作宰相，韩休正直，见唐玄宗有过差，即上书指陈得失。一次，唐玄宗照镜子，默默不乐。左右人说，韩休作宰相，陛下比前些时瘦了，为什么还要用他。唐玄宗说，“我虽然瘦了些，天下人却一定肥了。萧嵩来奏事，一味顺从我的意旨，他退下去，我总不敢放心。韩休常常力争，他退下去，我睡得很安稳。”我用韩休，是为国家，不是为我一身。唐玄宗懂得纳谏的重大意义，这是取得开元之治的根本原因。可是，他纳谏非常勉强，这些直臣都因忤旨被罢免，不得久居相位。七三六年，他连勉强纳谏也不能了。当时，宰相张九龄遇事力争，他很不耐烦，发怒问张九龄：事情都得照你办才行么？他在位年久，骄侈心压倒求治心，想要一个顺从意旨的人作宰相，自己可以纵情享乐，老奸李林甫（七三四年已为相，位在张九龄下）因此被用来代替张九龄。能否纳谏是封建时代区别明君与昏君的标准，帝王愈是能虚心兼听，择善而从，朝廷的权力也就愈益坚强。反之，帝王独断独行，形式上权力似乎无限大，实际是堕入奸佞人的术中，权力下移而不自知。唐玄宗重用李林甫，李林甫要蔽塞他的耳目，自专大权，告诫谏官们说，“现在明主在上，群臣专心顺从就成，用不着多说话。你们见过朝会时仪仗队里的马匹么？它吃的是三品食料，叫一声便斥去不再用，后悔那里还来得及！”谏诤的路被李林甫断绝，开元之治转向天宝之乱了。
开元年间，经济繁荣，国威远扬，是唐朝的黄金时代，事迹将在别节叙述。下面列举新创的制度，在当时并不显出重要意义，可是，到了唐朝中期和后期，都发生巨大的影响，这里需要作一些简略的叙述。
改兵制——唐太宗侵高丽，开始用募兵制。唐高宗、武则天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制实际上已经废坏，偶有战事，就得临时招募。六六四年，刘仁轨经略高丽，上书论兵事说，往年朝廷募兵，百姓争着应募，甚至请求自备衣粮，随军出征，称为“义征”。现在情形完全不同，原因是显庆五年（唐高宗年号，六六○年）以来，官府不关心从军者的困苦，又前方将帅为鼓励士卒力战，优给勋赏，回到本籍，州县官为保持赋税额，否认已得的勋赏。百姓服兵役，富家行贿得免，贫家连老弱人也要被征发。照刘仁轨所说，募兵制也行不通了。六七八年，为防御吐蕃，唐高宗派人到河南、北募猛士。六九六年，为防御契丹，武则天募罪人和士民家奴隶当兵。六九八年，武则天募兵防御突厥，月余还不得一千人，后来听说太子（唐中宗）作元帅，应募人云集，不久就得五万人。这些事例说明府兵制、临时募兵制都不能适应国家的军事需要，如果突然发生战争，唐朝是没有兵备的国家，一蹴而倒的危险是存在的。
唐玄宗对京师宿卫兵和边境戍兵进行了改革。
京师宿卫兵士逃亡略尽，府兵制事实上不能再保存。七二二年，唐玄宗采纳宰相张说的建议，召募壮士充宿卫。七二三年，在京师及附近诸州选府兵和白丁十二万人，号称长从宿卫。七二五年，改名为彍骑（彍音扩kuò），分属十二卫。天宝年间，彍骑又只存兵额和官吏，与改兵制以前一样，京师并无宿卫兵。
边镇戍兵经常有六十余万人。戍兵被镇将当作奴仆来经营私利，根本失去了兵的作用。七二二年，张说建议减二十余万人。七三七年，招募丁壮充边镇戍兵，号称长征兵。七三八年，招募足额，原有戍兵一概放还本籍。
府兵本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平时，府兵大部分人从事农耕，小部分人按番到京师宿卫或戍边。战时，朝廷任命将帅率兵出战，战事结束，兵散归府，将帅归朝，将帅不可能拥兵养成自己的势力。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行府兵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自从唐玄宗改府兵制为募乓制，兵农分离，兵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特别是边镇设长征兵，野心将帅与职业兵士相结合，祸乱的发生就难免了。
设节度使——唐睿宗时，已有节度使的官名，如七一一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唐玄宗开元年间，有河西、陇右、幽州（七四二年——天宝元年改称范阳）、剑南、朔方、天兵（天兵后改称太原以北，又改称河东）、安西、北庭等节度使。宰相往往出任节度使，节度使有功，也往往入朝作宰相。节度使领若干州，在一个地区内是最高的军官，在朝廷上是和宰相地位相近的重臣。当时边境外并无强敌，唐玄宗设这样的官，目的是在对外侵略，结果却沉重地打击了自己。早在七一六年（开元四年）宰相宋璟已经看出唐玄宗喜武功，为了防止边将生事邀功，赏赐特加谨慎。事实正如宋璟的预料一样，唐玄宗终于在骄侈心驱使下，“有吞四夷之志”而反为“四夷”所侵害。
募兵和节度使造成了唐朝中期的祸乱。
信任宦官——唐中宗时宦官开始用事，人数多至千余人。唐玄宗更信任宦官，即帝位以后，人数渐增至三千余，穿紫衣（三品以上）绯衣（四品五品）的就有千余人，有些得三品将军职位。杨思勖、高力士尤被重用。杨思勖屡率兵出击南方少数族人，杀戮极惨，曾一次斩六万级。唐玄宗给他辅国大将军（正二品）称号，后来又加骠骑大将军（从一品）称号，封虢国公。唐旧制，宦官品级最高不得登三品，杨思勖竟得从一品，并封国公，宦官地位大大提高了。高力士常在宫中侍卫，比杨思勖更得宠信，开元末年，外间进奏文表，都得先经高力士阅看，小事便直接处理，大事才告诉唐玄宗。唐玄宗说，高力士值班，我才睡得安稳。意思是说，高力士替我办了事，我可以安心去享乐。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人取得将相高位，都是走高力士的私门；经他吹嘘取得较小官职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杨思勖、高力士以外，还有许多得宠的宦官，有的监军，有的出使。唐旧制，大军出战，朝廷派遣御史监军。武则天废监军制，说，将帅应有权处理军事，御史监军，军中事不论大小，都要受监军干涉，怎能要求将帅立功。唐玄宗恢复监军制，派宦官监军，权力超过节度使。出使到诸州，沿路地方官尽力奉承，惟恐不合意，到了目的地，按地方富力，索取贿赂。其他委任宦官做的事还很多，当然每做一事都要取得大量的财物。所有宦官都受高力士指挥，宦官是唐玄宗权力的化身，高力士是这些化身的指挥者。太子（唐肃宗）呼高力士为二兄，诸王、公主呼为阿翁，驸马辈呼为阿爷，高力士拥有极大权势可以想见。高力士资产殷富，非王侯贵族所能比拟，其余宦官也各有大财产，京城内外邸第田园，几乎一半为宦官所有。宦官都出身寒微人家，幼年被阉入宫，没有家族和亲戚，唐玄宗以为这种孤身的宫廷奴隶是最忠实可靠的，也是最能顺从意旨的，付托权力给这种人，不会有什么危险。唐太宗定《氏族志》，承认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士族，意思是依靠这个士族阶层来行施唐的统治权。唐玄宗在士族阶层外，扶植起宦官阶层作为行施统治权的核心，这是唐政治上最大的一个变动。士族中人有统治阶级的鲠直派也有腐朽派，宦官则是完全腐朽派，自从宦官成为核心势力，唐朝统治阶级内部相互间的关系变得愈来愈复杂，到唐朝后期，宦官操纵朝政，自皇帝以下都得顺从他们的支配。
禁闭诸王——诸王是最有可能夺取帝位的人，唐玄宗本人就是以诸王资格发动禁卫军，灭韦氏取得太子地位。七一三年，他即帝位，首先使高力士为右监门将军，又使一些亲信宦官为三品将军，掌握禁卫军。他严禁诸王不得与群臣交结。七二二年，令宗室、外戚、驸马，非至亲不得往来相见。宰相张说曾秘密到皇弟岐王私宅，被姚崇告发，张说贬官出朝。兄弟封王的共五人，都受到极优厚的生活待遇，但不得任职事。皇子为王的先后共十六人，在宫城旁各住一宅，号称十王宅，也称十六宅，每宅派宦官管理。只有侍读官定时入宅教书，王府其余官属一概不许和诸王见面。后来皇孙渐多，又设百孙院，也派宦官管理。皇太子不住东宫，经常随从皇帝，居住别院，实际上也是受宦官监视。唐玄宗对诸王怀着猜忌心，用宦官来监视他们的行动，诸王和太子的祸福安危，决定于宦官的爱憎，因之宦官是监视者又是保护者，太子或诸王得登帝位，总有一些宦官以拥戴有功执掌大权。到唐朝后期，皇帝的废立和生命，都落在宦官手中，宦官政权消灭，唐朝也就灭亡了。
信任宦官和禁闭诸王造成了唐朝后期的祸乱。
唐朝前期从唐高祖开国到唐玄宗开元年间，统治阶级内部腐朽倾向和进步倾向经过三次冲突，每次冲突都限于宫廷方面，对政治全局牵涉不大，进步倾向统治的时间又远比腐朽倾向统治为长久，因之唐朝前期是隋末社会从恢复到发展的强盛时期，代表进步倾向的唐太宗、武则天和开元年间的唐玄宗，虽然程度不同，对这段历史却都有贡献。同时，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政治上的腐朽倾向总是要得势的，武则天的政治就不及唐太宗，唐玄宗又不及武则天，也就是说，腐朽倾向愈来愈增长了。自开元末年起，腐朽倾向压倒了进步倾向，因而唐朝前期转入中期，统一与和平的唐朝变成分裂与战乱的唐朝。
唐朝前期，腐朽倾向的代表者：唐高祖执政九年，唐高宗实际执政十一年，唐中宗、唐睿宗执政共八年。他们执政的时间短促，在还没有造成祸乱以前，政权已经转移到进步倾向的代表者手中。这些进步倾向的代表者执政时间久长，唐太宗有二十三年，武则天有四十五年（自六六○年唐高宗显庆五年代唐高宗处理国政时起算），唐玄宗有二十九年（开元）。劳动民众需要国家的统一与和平，这三个皇帝，高度掌握中央集权的威力，在执政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静，劳动民众得以逐渐恢复和发展生产力，补救隋炀帝大破坏的创伤，并且超越隋文帝开皇年间的繁荣景象。他们的行事，大体上符合广大民众的愿望，特别是唐太宗，为统一与和平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无疑是历史上少有的卓越人物。
进步倾向代替腐朽倾向，在唐朝前期相继发生过三次。下面分次叙述两种倾向的政治表现。
第一次唐高祖（六一八年——六二六年）
唐太宗（六二七年——六四九年）
唐高祖爱好酒色，昏庸无能，只是凭借周、隋大贵族的身分，六一六年，得为太原留守。他起兵取关中，建立唐朝，主要依靠唐太宗的谋略和战功，他本人并无创业的才干，连做个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任太原留守时，和隋晋阳宫副监裴寂非常亲密。裴寂是佞人，私送宫女给他，和他通昼夜赌博饮酒。他过着荒淫生活，根本不理会太原城外的战事，当然更不曾想要反隋自做皇帝。唐太宗和晋阳令刘文静积极准备起兵，通过裴寂去劝说。起兵以后，裴寂又送宫女五百人。作为行军统帅，居然收受这批宫女，他的昏谬可以想见。他登上了帝位，认为裴寂功劳最大，予以最高的信任，真正有功的刘文静，却被疑忌，后来借谋反罪名杀刘文静。用佞人，忌功臣，就是他治国的方针。同样，在帝位继承上，也是实行这个方针。他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李建成爱好酒色畋猎，亲近赌徒恶霸，同他一样是个纨裤无赖子。他的第四子李元吉，尤其凶险。李建成、李元吉勾结宫中宠妃们，协力谋害唐太宗。他同意李建成等人的丑恶行为，可是当时战争还没有停息，不便作最后的表示。《通鉴》说“上（唐高祖）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显然，他是憎恶唐太宗，想传帝位给李建成的。
到了六二六年，唐朝统一的事业已经完成，李建成、李元吉活动愈益加紧，甚至用毒酒谋害唐太宗。唐高祖也将作最后的表示，苦于还没有找到加罪的借口。这时候唐朝的前途十分危险。唐太宗杀李建成、李元吉，对本身说来是必要的自卫，对国家说来是有利于大局的行动。
唐太宗杀了李建成、李元吉，唐高祖无奈，只好让位，自称太上皇。他的宠臣裴寂等一伙佞人都失去实权。唐太宗斥责裴寂说，武德年间，货赂公行，纪纲紊乱，都是你当权的缘故。不言而喻，自然还是唐高祖昏庸的缘故。
唐太宗登帝位，唐朝才开始盛大起来。
隋朝是唐太宗的一面宝鉴。隋朝的盛衰兴亡，给他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农民大起义，使这个出身大贵族的雄豪子弟，不得不在事实前面，认识了劳动民众的巨大威力。得罪了民众，就象隋炀帝那样集全部权力于一身的皇帝，也难逃亡国杀身的后果。他认识到要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就必须不得罪民众，这是他取得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也是被称为英明的封建皇帝的根本原因。
唐太宗对朝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刻剥民众来奉养人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所以人君的灾祸，不是从外面来，总是由自己造成的。大抵人君嗜欲太盛就要多费财物，多费财物就要加重赋税，加重赋税民众就要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要危殆，国危了人君那得不丧亡。我经常想这个道理，所以不敢纵欲。”又说，“我在朝廷上，要说一句话，总得思考再三，怕说错了害民，因此不敢多说话。”晚年立子李治（唐高宗）为太子，随事训诲，如见太子吃饭，说，“你知道耕种的艰难，你 就常常有饭吃。”如见骑马，说“你知道马的劳逸，不用尽它的力气，你就常常能骑它。”如见乘船，说“水可以载船，也可以覆船，民众好比水，人君好比船。”一个封建统治者不可能超越这样的观点去认识民众，能够有这样的观点，也就是难得的封建统治者。他懂得人君与民众相互间的关系，在即位的初年，曾和朝臣们讨论如何治民。他说，“在大战乱以后，教化怕不容易见效。”魏征说，“不然。民众遭受战乱的痛苦，教化正容易见效。譬如给饥人做饭，给渴人饮水，是不很费力的事。”封德彝反对魏征，说，“三代以下，人心愈来愈浇薄，所以秦朝专用法律，汉朝杂用霸道，它们是想教化而不能，不是能教化而不想。”魏征驳斥说，“如果说古人淳朴，后世愈来愈浇薄，那末，浇薄到今天，人早化成鬼怪，还要什么人君来治理！”唐太宗赞同魏征的意见，定出“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专心从改善政治，使百姓安宁方面来着手。
六二六年，益州地方官奏称僚人反叛，请发兵进攻。他不许出兵，说，“僚人居深山，有时出来掠夺，相沿成习惯，不算反叛。地方官如果公平对待，自然相安无事，那可轻动干戈，杀害他们，难道他们不是我的民众么！”中国是汉族和少数族共有的中国，唐太宗对待各少数族较为持平，因此，境内各族间很少有战事，并且还有许多独立部落相率要求内附。
唐太宗采取缓和阶级矛盾及各族间矛盾的方法，以求国内和平，取得了极大的效果。这个效果的取得，是和他的具体措施分不开的。主要的具体措施有两个：一个是纳谏，一个是用人。
纳谏 纳谏的意思是倾听不同的意见，判断是非，择善而从，如果择非而从，那就不能叫做纳谏。在封建帝王中，唐太宗应是最善于纳谏的一人。他曾对大臣萧瑀说：“我少年时就喜爱弓箭，得好弓十几张，自以为再不会有更好的弓。近来给弓工看，工说，都不是好弓。我问缘故。工说，木心不直，自然脉理都邪，弓固然硬，发箭却不能直。我才知道过去的鉴别不够精确。我用弓箭定天下，还不能真正懂得弓箭，何况天下的事务，我怎能都懂得。”他知道自己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就有纳谏的度量了。他问魏征，人君怎样才能明，怎样才是暗？魏征答“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很赞成这个见解。他告戒群臣说，“中书、门下都是执掌机要的机关，诏书敕令有不便行施的，他们都应该提出异议。现在只见他们顺从，不见反对。如果单做行文书的事，那末谁都会做，何必选拔人才来做这些机关的官。”朝廷本来有一种议事的制度，凡是军国大事，中书省各官员都得用本人名义提出主张，可以各执所见，不受限止，称为五花判事，中书省长官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核这些主张，再由门下省的给事中、黄门侍郎加以驳正，最后奏请皇帝裁决。不过这个制度并没有切实执行。唐太宗申明制度，令各级官员负责实行，因此军国大事很少有错误。
唐太宗鼓励群臣犯颜直谏，魏征在谏臣中尤为特出。魏征敢于据理力争，即使引起唐太宗的盛怒，也还是神色不变，继续讲理。某次唐太宗退朝回宫中，发怒道，“总有一天杀死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问杀谁。他说，“魏征常常当众侮辱我。”长孙皇后道贺，说“魏征忠直，正因为陛下是明主。”他听了怒气才平下去。他出身大贵族，在战阵上又是奋击无前的猛将，性格非常雄豪，自然忍受不得魏征的直谏，可是他有一个最大的畏惧，就是怕亡国。魏征看准这一点，往往引隋事作例证，使他忍气接受谏诤。他曾对群臣说，“人家都说魏征态度粗暴，我看起来却觉得更加柔媚。”这是因为他知道魏征是帮助他避免亡国之祸的忠臣，谏诤愈益激切，正好证明爱朝廷的心情愈益真实。六四三年，魏征病死，唐太宗大哭，说“人用铜作镜，可以正衣冠，用史作镜，可以见兴亡，用人作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死去，我丧失一面镜子了。”直谏较易，纳谏实难，唐太宗能纳谏，所以魏征等人敢直谏。
用人 能否知人和能否用人，是判断人君贤愚的一个重要标准。唐太宗能知人，又能用人，是历史上少见的明君。他在即位时，对群臣申明用人的规矩。他说，“人君必须至公无私，才能服天下人的心。我和你们每天的衣食，都是从民众取得，所以设立官职，要为民众做事。应当选用贤才，不该按关系的亲疏、资格的新旧定官职的大小。如果疏人新人中有贤才，亲人旧人中有庸劣，怎末可以舍贤才取庸劣。现在我的秦府（唐太宗即帝位前封秦王）旧官属专凭关系和资格来较量官职，发出怨言，实在是不识政体。”他曾和魏征讨论用人，他说，“为事择官，不可粗率。用一好人，别的好人都来了；用一坏人，别的坏人都跟着进来。”魏征说，“这是对的。天下未定，主要用人的才干，顾不得德行；天下已定，那就必须才德兼备才可用。”他基本上遵守这个规矩来用人。他曾要大臣封德彝举荐贤才。封德彝说，“我不是不留心，只是当今没有奇才。”他驳斥说，“用人如用器，各取所长。古时有过太平世，难道那时候的贤才是从别一时代借来的么！你自己不能知人，那可妄说今世没有奇才。”他相信人才就在今世，随时留心，从新人疏人甚至敌人中得到了许多文武奇才。六四三年，唐太宗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以这些功臣的来历作例证，可以知道他用人是比较不局限于一格的。
纳谏和用人是唐太宗取得政治成就的两个主要原因。他又利用当时的人才，对隋制度有因有革，建立起唐制度。下面略述一些重要的制度。
官制——唐初沿隋制，以尚书、中书（二省长官称令）、门下（长官称侍中）三省长官共议国政，行施宰相的职务。唐太宗曾作尚书令，以后不再授臣下，由仆射代任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同为宰相。三省长官品位崇高，不轻易授人，宰相却不可缺员。唐太宗特置参议得失、参知政事、参预朝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名号，职务都是宰相，不过作相的官员品位不高，进退较易，在使用上显得便利。自唐高宗以后，除了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中书令受命任宰相职以外，其余官员作宰相，都给同中书门下三品名号，或给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名号（四品以下官作宰相，加平章事名号），成为定例。作三师、三公、中书令的人不是常有，得这些官位的人未必可作宰相，有同三品、平章事等名号，皇帝得在较多的官员中选相，用人权加强了。
科举——唐取士制度，大体沿袭隋制。士的来源主要是从学校来的生徒和从州县来的乡贡。学校分六种：国子学收高级官（文武三品以上）子孙，名额三百人。太学收中级官（五品以上）子孙，名额五百人。四门学收低级官（七品以上）的儿子和普通民家的聪明子弟，名额一千三百人。其中官家子五百人，民家子八百人。又有律学，名额五十人；书（写字）学、算学，名额各三十人。这三学学生收八品以下官家子和普通民家子。以上六学统称为国子监，设祭酒一人为监长。京都、都督府、州、县各设地方学校，学生名额最多八十人（京都），最少二十人（下等县）。此外又有门下省的弘文馆（名额三十人），东宫（太子宫）的崇文馆（名额二十人），专收皇帝、皇太后、皇后的亲属及宰相高级官的儿子。显然，这些学校是为贵族和官员子弟设立的，所谓民家子也无非是豪富家的子弟。地方学校招收生徒，大概也有资格的限制。看来，无论国子监（律、书、算三个专学除外）和地方学校，不会有较多的生徒肯用苦功。生徒入学年龄是十四岁至十九岁。学习的功课是大经（《礼记》、《春秋左氏传》）中经（《毛诗》、《周礼》、《仪礼》）小经（《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和共同必修的《孝经》、《论语》。学习的年限是《孝经》、《论语》共一年，《尚书》、《公羊传》、《谷梁传》各一年半，《易》、《诗》、《周礼》、《仪礼》各二年，《礼记》、《左氏传》各三年。卒业的标准是通二经（大经小经各一种，或中经二种）、通三经（大经中经小经各一种）、通四经（大经二种，中经小经各一种）。学校的考试是读和讲。读，要求生徒熟记经文，博士（教师）掩蔽经书前后两边，中间只留一行，又用纸帖一行中的三个字，使生徒读出被帖的三个字。这种考试法，叫做帖经。六三○年，唐太宗使颜师古考定“五经”（《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经文。六三三年，颁行新定五经，自此经文有定本。讲，要求生徒通经义，博士口问经义若干条，生徒按条答复。唐太宗使祭酒孔颖达等撰《五经疏》，六四二年成书，称为《正义》。六五三年，唐高宗颁行《五经正义》于全国，自此经义有定准。学生考试及格，由国子监贡到尚书省，受吏部考试。
隋轻蔑儒学失士人心，唐高祖初即位，就设立京师和地方学校，收揽士人。唐太宗尤提倡儒学，对群臣说，“我只喜爱尧、舜、周、孔的道理，有了它，好比鸟有翼，鱼有水，失去就要死，不可暂时失去。”他召集天下名儒做学官，经常到国子监听讲学。生徒能通一大经以上都给官做。添筑学舍一千二百间，添加名额满二千二百六十员。各地学生相率来京师，高丽、百济、新罗以及高昌、吐蕃等国也派遣贵族子弟来入国学，生徒多至八千余人，学校可称极盛。用这种读和讲的方法，使学生只能记忆经文和《正义》，不再考求异说，比起南北朝，唐儒学可称极衰。
乡贡是在家自学的士人。学业有成，自向州县求举，经考试及格，由州贡到尚书省，受吏部考试。
学生和乡贡都受吏部考试（唐玄宗时改由礼部考试），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等，其中明经、进士两科，尤为重要，名臣多从这两科出身。明经主要考帖经，进士主要考诗赋。考试及格称为及第。诗赋固然是浮文，但比帖经，思想较为自由；又齐、梁、陈、隋以来，诗赋对文士有吸引力，已相沿成习，文士多愿应进士科，表现自己的才能，因此唐朝进士科特盛，名人多从进士科出身。及第人数，一般是进士百人中取一二，明经十人中取一二，难易悬
殊，唐人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谚语，因此朝野都重进士、轻明经。
唐太宗以后，唐朝考试法常有一些修改，大抵应考的人愈来愈多，考试的方法也愈来愈苛，及第的困难也愈来愈增加。科举作为一种取士的制度，从隋朝开始，到唐太宗时才固定下来。
氏族——三国时，魏文帝立九品官人法，州有大中正，郡有中正，执掌用人权，从此形成把持政权的士族制度。东晋、南朝，特重家谱，朝廷设立谱局，用人必须查考谱籍。北方士人避乱过江，称为侨姓，其中王、谢、袁、萧为大姓；东南土著士族，称为吴姓，其中朱、张、顾、陆为大姓。北方山东士族称为郡姓，其中王、崔、卢、李、郑为大姓；关中也称郡姓，其中韦、裴、柳、薛、杨、杜为大姓。又有所谓虏（鲜卑）姓，其中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为大姓。以上诸大姓，有些是历世相沿的旧姓，有些是后代新起的大姓（如南方的萧，北方的宇文），也有原来是大姓，后世衰微不显，也有新起的大姓，不为士族社会所公认。士族门第大抵由祖先有声望、代代保持富贵、常有功臣名人、一家男女熟习礼教的形式和表现异于常人的风尚（如王、谢家子弟手执麈尾）、能谈论（儒、佛、玄）、有文章（诗赋）等各种因素构成的。既成以后，高门大姓在社会上保有一种特殊的威望，非士族或低级士族出身的富贵人，也会感到自卑，不敢和他们比门第。隋文帝废中正官，不承认士族的社会地位，有意消灭魏、晋以来的士族制度。唐柳芳论氏族，说“隋代官人，以吏道治天下（吏部掌用人权），人（士人）之行不本乡党（不设州郡中正官），政烦于上，人乱于下……故亡”。隋朝亡国，当然与废中正官无关，但士族不满隋朝，也是事实。六二四年，唐高祖依照北周、北齐旧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以本州高门士人充任。大中正是名誉职，用人实权仍在吏部。这是对士族的让步，但不是恢复士族制度。
唐太宗想造成以唐宗室和大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以便于李氏的长远统治。同时南方北方士族，山东、关中士族，汉、鲜卑士族，各有界限，也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等第。他使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收集全国士族家谱，依据史书，辨别真假，考正世系，推进忠贤，贬退奸逆，分清高低，定为上上至下下共九等。六三八年，书成，列崔民干为第一等（上之上），足见门第观念确是牢不可破。唐太宗很不以为然，说，“我和山东崔、卢、李、郑并无嫌怨，只因他们早已衰微，没有人得做大官，却还自负门第，嫁娶要多索钱财，弃廉忘耻，不知世人为什么看重他们。从前高齐只据河北，梁、陈偏在江南，虽然也有些人物，实在算不得什么，可是世俗相沿，至今还以崔、卢、王、谢为贵。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是在朝大官，或功业显著，或德行可称，或学术通博，所以擢用到三品以上。为什么要和那些衰落户结亲，多送钱帛还是被轻蔑，自讨没趣，难道你们看不起我的官爵么？”唐太宗令高士廉等修改，明白指示不得论数世以前，要凭现今官爵高低定等级。高士廉等经唐太宗斥责，才改定以皇族为第一等（上之上），外戚为第二等（上之中），崔民干仍列第三等（上之下）。崔民干当时作黄门侍郎，正四品上，是中级官员，按照唐太宗的原意，不该列第三等，由于皇族已列为第一等，唐太宗也就不再坚持了。《氏族志》共一百卷，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唐功臣很多不是士族出身，《氏族志》规定他们的等级，使取得士族地位。关中士族一向比不上山东士族，《氏族志》承认他们的门第，使和山东士族平列。南朝灭亡后，南方士族被北方士族轻视，《氏族志》恢复他们的旧声望，使正式列为士族。当时奉命修《氏族志》的四个人，高士廉是山东士族（勃海高氏），韦挺是关中士族，岑文本是南方士族，令狐德棻（音分f5n）是河西士族。四人熟悉各地士族的门第，按照唐朝的新情况，重新排列，造成一个以宗室为首、功臣（包括外戚）和关中士族为重要辅佐，山东和南方士族为次等辅佐的新统治集团，这是符合唐朝以关中为根本，统一全中国的政治需要的。
唐太宗用心培植这个新集团，诸王和公主，都与当朝勋贵名臣家通婚，不取山东旧族。国子监各级学校按官品招收生徒。乡贡要经过州县官和当地耆艾（老搢绅）的承认，再由户部审阅，才送吏部考试，不是二百九十三姓的人，难得参加乡贡，更难得被录取及第。《新唐书》特列宰相世系表，足见唐朝还是很重门望。不过，科举制度代替了士族制度，士人仕进不专凭门第高低；统一时期的全国氏族代替了分裂时期的小国士族，人才来源也比较宽广，因之唐朝用人，比起魏、晋南北朝来，算是有一些改进。
自唐高宗时起，《氏族志》有几次改动，但基本上不离以品位高低定等级的本意。
刑律——隋文帝定隋律，比之前朝，号称宽平。隋炀帝法令苛刻，民不堪命。唐高祖起兵，废除隋炀帝法令，大得民众的拥护。房玄龄等定《唐律》五百条，凡十二篇，分刑名为二十等（笞刑五等，十至五十；杖刑五等，六十至一百；徒刑五等，一年至三年；流刑三等，二千里至三千里；死刑二等，绞、斩），比隋律减斩刑九十二条，减流为徒七十一条，其余删烦除细，改重就轻，为数颇多，但大体上仍依据隋律。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余条。六三七年，唐太宗颁行《唐律》、《唐令》。唐高宗命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今存《唐律疏议》三十卷，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重要的律书。
地方行政单位——南北朝地方行政单位有州、郡、县三级，隋文帝改为州、县两级，隋炀帝改州称郡。唐高祖即帝位，首先下令改郡为州，改太守为刺史，表示恢复开皇旧制。隋末群雄割据，各拥大小土地，唐兴，相率来降。唐高祖多立州县名目来安置这些割据者。州县数比隋多一倍。六二七年，唐太宗以民少官多，大加并省；又按山河形势，分全国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共十道。每道不设长官，有时派遣大臣为黜陟大使，分巡诸道。贞观时期对外扩张，六四○年，全国共有州、府（都督府和京兆、河南两府）三百六十，县一千五百五十七。七三三年，唐玄宗添京畿（西京）都畿（东都）黔中三道，又分山南为山南东道、山南西道，江南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共十五道。每道设采访使一员，职权如汉朝的州刺史。唐地方官制自唐太宗时开始固定，此后只是在这个体制上有些变动。
府兵——府兵是周、隋旧制，唐府兵大体沿袭隋制。唐太宗分全国为十道，共置府六百三十四，其中关内一道有府二百六十一（府数据《新唐书·兵志》说）。关内外诸府统归中央十二卫统率，一小部分归东宫六率统率。府分三等，上府兵一千二百人，中府兵一千人，下府兵八百人。统兵官每府设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三百人为一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民年二十服兵役，六十免役。兵士自备甲仗粮食和衣装，存入官库，行军时领取应用。兵士应征入府服兵役，兵部按路程远近给番。据《唐六典》说，五百里内五番，五百里外七番，一千里外八番，各一月上（一次服兵役一个月）。二千里外九番，倍其月上（一次服兵役两个月）。《新唐书·兵志》说，五百里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以外为十二番，皆一月上。以上两说，姑不论何说近似，给番的本意，在于各地合兵役年龄的男丁，距离京师及府所在地愈近，入府当兵的次数愈多，距离愈远，次数愈少，这是两说一致的。
十二卫和边防重镇需要精壮和可信赖的兵士。十二卫是皇帝的禁军（卫兵），兵士从各卫所辖各府中抽调。边防重镇需要较大的兵力，本地兵力不足，也要从各府抽调兵士。兵部给番就是指抽调的兵士说的。假如一个府平均有兵一千，其中百分之二十是有抽调资格的人，五番即五个月内轮流抽调这二百人，即每月抽出四十人，也就是一千人中每月有四十人脱离生产，到十二卫或边镇去当兵。七番即七个月内轮流抽调这二百人，即每月抽出二十八九人；十二番即十二个月内每月抽出十六七人。这样的抽兵法，对生产的影响不大，又有全国保卫朝廷和防守边镇的意义，民众服兵役的劳苦也比较均平，所以在贞观时期，府兵制是一种好的兵制。
府兵制的缺点在于国家出动大兵力时，调集须较多时日，超过役期要免租调，也减少国家的收入。兵士出征，荒废农事，损失尤大。因此，募兵制常作为一种临时措施，补府兵制的不足。六四四年，唐太宗出兵攻高丽，曾用募兵制，对群臣说，“我募兵，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当时水陆两军，总数在十万人以上，其中很多是募兵，名将薛仁贵就是这次应募从军的一人。募兵比
府兵容易集合成军，到后来，募兵制终究代替了府兵制。
唐朝重要制度，都在贞观时期制定。这些制度基本上沿袭隋制，但也有所修改，使更适合于当时统治上的需要。唐太宗在隋制以外，曾自创一种宗室勋贵世袭州刺史的反动制度。他令群臣议封建诸侯，魏征等都说封建害民，不如州县制有利。唐太宗不听。六三一年，决定实行世袭刺史制。六三七年，令皇弟、皇子二十一人所任州刺史，都由子孙世袭，又令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世袭州刺史。谏官多上书谏阻，以为非久安之道；长孙无忌等也不愿出京作刺史。六三九年，唐太宗只好下诏停止世袭刺史制，对长孙无忌等说，“我原想你们的子孙辅助我的子孙，共同保有土地，永久传下去；你们既然不愿意，我也不能勉强你们了。”
贞观时期确实做到“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文治和武功都达到空前的盛况，唐太宗也就成为空前成功的皇帝。由于功业的巨大成就，他的骄矜心和享乐心逐渐在滋长，不过，他始终不敢放弃隋朝这面镜子，经常以“慎终如始”警戒自己，除了晚年侵高丽，几乎走隋炀帝的旧路，其余行动一般都取得胜利的后果。他曾问侍臣们说，“古代帝王有的能平定境内，却不能服境外戎、狄。我才能比不上古人，成功比他们大，这是什么缘故。你们不要有顾虑，直说自己的见解。”侍臣们歌颂功德，说的都是谀言。他说，“你们说得不对。我成功的原因只有五条：第一，从古帝王往往妒忌有才能的人，我见到别人的才能，好似就是我自己的才能；第二，一个人做事，不能样样都会，我用人总是用他的长处，避免用他的短处；第三，人主升进贤良的人，喜爱得要抱到怀里来，黜退犯错误的人，厌恶得要推到沟里去，我敬重贤良，原谅犯错误，使他们都得到适当的待遇；第四，人主常憎恨正直人，明杀暗杀，历朝都有。我即位以来，褒奖正直，从没有黜责过一人；第五，从古以来，都是贵中华，贱夷、狄，我独不取这种偏见，同等看待汉族和非汉族人，因此境外部落都来亲附。我有今天的成功，就是因为实行了这五条。”他总结取胜的原因，得出这五个要点，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
唐太宗总结历史上各朝特别是隋朝的统治经验，作《帝范》十二篇，传授给继承人唐高宗。篇目是《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他对唐高宗说，“修身治国，都说在这本书里。我死时用不着再说别的话了。”又说，“你应当学古代圣王。象我这样，做过不少烦劳民众的事，说不上尽善尽美，是不足为法的。我功大过小，所以还能保持大业。你没有我的功劳却承受我的富贵，竭力学好，也只能得个平安；如果骄懒奢侈，那就连生命都保不住。要建立一个国家，成功很艰难，破败却很容易；要保持一个帝位，失去很容易，稳固却很艰难。你得爱惜呵！你得谨慎呵！”人难得有自知之明，何况是功成业就的帝王，唐太宗列举自己的过失诰戒唐高宗，可谓有自知之明。
第二次唐高宗（六五○年——六六○年）
武则天（六六○年——七○四年）
唐高宗是长孙皇后的儿子，得母舅长孙无忌的助力，才被选为太子。六四九年，唐高宗即位，长孙无忌、褚遂良遵守贞观遗规，执掌朝政。六五四年，他从尼寺里取唐太宗的幼妾武则天入宫，大加宠爱。六五五年，他废皇后王氏，立武则天为皇后。
唐高宗临朝，臣下来奏事，不会作判断，要宰相提出意见，才算自己有了主意。他这种昏懦的性格，势必扶植起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势力，引导国家走上从乱到亡的道路。可是，六五五年以前，政权执掌在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贞观老臣手中，六五五年以后，刚强机智的政治家武则天已经参预朝政，六六○年以后，政权全归武则天。因之，他虽然是个亡国的昏君，但腐朽势力并没有在他的扶植下滋长起来，也没有因帝位易姓而引起危害民众的祸乱。贞观时期所取得的成就——统一和强盛，在武则天统治的半个世纪里，得到切实的巩固，这是她对历史的贡献。
武则天通文史，多权谋，自然是取得政权的一些条件，但突破太后临朝称制的惯例，正式登皇帝位，建立朝代，却是历史上唯一的创举。她能这样做，是和当时社会习俗有关联的。《颜氏家训·治家篇》说，“邺下风俗，专由妇人主持门户，诉讼争曲直，请托工逢迎，坐着车子满街走，带着礼物送官府，代儿子求官，替丈夫叫屈，这是鲜卑的遗风吧！”又说，“南方贫士，都讲究场面，车马衣服一定要整齐，宁可让妻子在家饥寒。北方人士，多靠妇人管家，精美的衣服、贵重的首饰，不可缺少，男人只有瘦马老奴供使用。夫妇之间，你我相呼，不讲妇人敬夫的礼节。”大抵北方受鲜卑统治的影响，礼法束缚比较微弱，妇人有发挥才能的较多机会，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武则天就是从这种风气里产生出来的杰出人物。
六五五年武则天作皇后以后的一些重要措施：六五五年，黜逐褚遂良。六五九年，逼迫长孙无忌自杀，黜斥长孙无忌一派的官员二十余人，朝政开始受皇后支配。六六○年，受唐高宗的委托处理朝政。六六四年，唐高宗感到自己无权，行动不自在，密谋废皇后，被皇后制止。从此政权更进一步地归皇后掌握，群臣并称帝后为二圣。唐高宗想禅位给太子李弘（武则天生四子，李弘是长子），武则天用毒酒杀死李弘，立次子李贤为太子。唐高宗曾使李贤监国，李贤处理政务，颇称能干，又招集著名学者注范晔《后汉书》（后汉政权落在母后外戚手中，李贤注《后汉书》，可能有微意），在士人中有声望。六八○年，武则天废李贤为庶人，立第三子李显为太子（唐中宗）。唐高宗总想传位给比较有才能的儿子，李弘、李贤相继被杀逐，束手无策了。六八二年，李显生子李重润，唐高宗特立这个初生婴儿为皇太孙，破例给太孙开府置师、傅等官属，希望太子、太孙名义既定，有官属拥护，或可保持李家的帝位。六八三年，唐高宗死，唐中宗即位，武则天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六八四年，武则天废唐中宗为庐陵王，立第四子李旦（唐睿宗）为皇帝。六八四年，改东都洛阳为神都，改唐百官名，如尚书省改称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左、右相；门下省改称鸾台，侍中为纳言；中书省改称凤阁，中书令为内史。宰相称同凤阁鸾台三品。御史台分为左肃政、右肃政两台，左台纠察朝廷，右台纠察郡县。百官改名，是女皇帝准备登位的一种步骤。六九○年，僧法明等十人献《大云经》四卷，说武则天是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作天子。武则天颁布《大云经》，令诸州都建大云寺。接着唐睿宗等六万余人上表请改国号，武则天算是顺从众议，宣布改唐为周，立称号为圣神皇帝。她经过三十六年的经营，终于得到皇帝的称号。
武则天一面用谋略夺取唐朝的政权，一面用政治维持既得的地位。她的政治才能主要表现在坚执刑赏大权，用各种不同类型的人为自己效力。
使用酷吏——徐敬业等人先后起兵反抗武则天，都被击败。武则天厉行残酷的镇压来防止唐臣的继续反抗。她在朝堂放四个铜匦（音轨guǐ），其中一个收受告密文书。有些告密人，她还亲自召见。擢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人，专办谋反密件。来俊臣撰《罗织经》一卷，教党徒按经文布置，被告人就无法自辩。他们造多种可怕的刑具，使被告忍受不住酷刑，宁愿承认谋反罪求早死。朝臣人人自危，不知死在什么时候。她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为首的二十三个酷吏，先后杀唐宗室贵戚数百人，大臣数百家，刺史、郎将以下官不计其数。索元礼、周兴、来俊臣所杀各数千人，来俊臣所破千余家，其余诸人所杀人数多少不等。酷吏滥杀无辜，到了群情过度紧张的时候，她也陆续杀一些酷吏来缓和形势，最大的酷吏也不得免。六九○年，她达到称帝的目的，次年，杀索元礼，流放周兴到岭南，表示滥杀之罪在二人。六九七年，杀来俊臣。仇家争咬来俊臣尸体的肉，立刻咬尽，挖出眼珠，剥去面皮，剖腹取心，蹋成泥浆。她看到群情愤激，随即下制书，历举来俊臣的罪恶，并且加以灭族罪，说是“以雪苍生之愤”。实际上酷吏都是禀承她的指使行事的。
控制亲近人——武则天的爱女太平公主，多有权谋，参与密议，但畏武则天的严厉，常自检点，不敢犯法。武则天称帝，封武家人武承嗣等多人为王。武承嗣、武三思是武则天异母兄的儿子，亲属最近，也最得信任。六九○年，武承嗣为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在宰相中权力最大。六九二年，同平章事之一的李昭德，密言武承嗣权太重，恐养成篡夺帝位的危险。武则天说“我没有想到这里”，即免去武承嗣的宰相职。武承嗣也诋毁李昭德。武则天说，“我任用李昭德，才觉安心，他替我分劳，你怎能和他比较。”僧怀义是武则天的内宠，恃势骄横，武承嗣、武三思以下各亲贵都象奴隶尊主那样尊敬他。有一天，宰相苏良嗣在朝堂遇见僧怀义，苏良嗣大怒，令人拉下去，打嘴巴数十。僧怀义见武则天诉苦，她说，你应该出入北门，南牙（尚书省等官府在宫南）是宰相往来的地方，你不要触犯他们。后来杀僧怀义，用张易之、张昌宗作内宠，二张权势显赫无比，遭到朝臣们的猛烈攻击。武则天虽然保护二张，但也下敕书说，张易之、张昌宗作威作福，着到肃政台受审，张昌宗被罚铜二十斤，表示重视朝臣们的公愤。她控制这些亲近人，不给他们行政上的重权，因此，成群的龌龊小人，作恶还有一定限度，基本上不甚损坏当时的政治。
放手招官——武则天招来大批想做官的人，给他们官做，借以收揽中小地主的人心。招官的方法有：（一）自举。六八五年，令内外九品以上官及百姓，都得自己举荐请求升官或作官。（二）试官。六九○年，令存抚使十人分巡十道，荐举本道人才。六九一年，武则天亲自引见，一律让这些被举的人试作某官，称为试官。（三）员外官。六九七年，吏部设员外官数千余人，都是权贵家的亲戚，同正官一样受俸禄。（四）殿试贡士。旧制，贡士考卷都糊名，防考试官作弊。武则天以为应该信任考试官，废糊名制，实际是要从宽取士。六九○年，武则天在洛成殿考试贡士，表示皇帝亲自录取，贡士应该感皇帝的大恩，从此贡士有殿试。（五）武举。七○二年，初设武举，招收有武艺的人。武则天广开仕途，放手给人官职，同时又用严刑来控制仕途，发现不称职的官，便革免或杀戮。每任用一官，户婢（管宫中门户的官婢）私下说，死鬼又来了。不多时，这个官果然被杀甚至灭族。刘知几上表论当时官员的冗杂，其中一条说，赐勋阶太滥，每逢集会，绯服（绯音飞fé四品五品官服色）比青衣（八品九品官服色）多，象板（五品官以上用象笏）比木笏（九品官以上用木笏）多。又一条说，取士太宽，因而六品以下官毫不希罕，和土芥沙砾一般贱，应该大加淘汰。又一条说，地方官调动太快，忽往忽来，好比蓬转萍流，谁也不作长久打算。她假手酷吏，杀刺史、郎将以下官不计其数，可是做官的人还是象刘知几所说的那样多，如此冒死贪竞，被杀实是咎由自取。《通鉴》说“是时官爵易得而法纲严峻，故人竞为趋进而多陷刑戮”。武则天设下这样一个诱人的陷阱，让爱做官的人纷纷跳进去寻死，用心也实在太险恶了。
选拔才能——《通鉴》说武则天“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通鉴》这个评语是惬当的。武则天的长处，就在于善于选拔人才，委以重任。在她的统治时期，朝中有才能的文武大臣，几乎不比贞观时少，她能听谏，也多少有一些唐太宗的风度。鲠直的人只要不被她怀疑为谋反者，她能从酷吏、亲近人的陷害中保全这些鲠直人。她前后任用的主要宰相，如李昭德、魏元忠、杜景俭、狄仁杰、姚崇、张柬之等，边将如唐休璟、娄师德、郭元振等，都是一时人选。这些人用作将相，使得国家能够保持正常状态，免于内乱外患。她经常留心人才，如张循宪为河东采访使，有疑难事不能解决，请当地一个免了职的小官张嘉贞办理。张循宪回朝，保荐张嘉贞。她召见张嘉贞，任用为监察御史。御史中丞宋璟性刚直，力争要杀张昌宗，她不得已令张昌宗到肃政台受审。宋璟正在审问，宫中出特敕赦免。宋璟发怒道，恨不一来就打碎这小子的脑袋！她听说，叫张昌宗到宋璟处谢罪，宋璟拒绝不见。她知道宋璟刚直，二张进谗言她都不听。凭她的明察善断，朝廷上有一批愿为她效力的能臣，所以成为成功的皇帝。
武则天从前在唐太宗宫中时，唐太宗有一匹壮马名叫狮子骢，非常暴烈，没有人能制服它。武则天对唐太宗说，我能制服它，但要有三件器物：一铁鞭，二铁■（音抓zhuā），三匕首。用铁鞭打它，不服，用铁■打它的头，再不服，用匕首割断它的喉。唐太宗很称赞她的气概。她用制壮马的方法驾御群臣，造成历时半个世纪强有力的专制统治，对国家统一的进一步巩固，和社
会安宁的长时期保持，是有贡献的。
因为武则天是女皇帝，在继承问题上，不得不陷于难以解决的困境。她变李姓的唐朝为武姓的周朝，当然想传位给武姓的人，但朝臣们毫不犹豫地公认国家是李姓的国家，周皇帝是李姓的皇太后，没有人认真看待武姓诸王。武承嗣、武三思力求作周皇帝的继承人，朝臣们却都要求传位给皇太后的儿子。武则天到六九八年，才决定立唐中宗为皇太子，取消唐睿宗的皇嗣名号，封为相王。武承嗣因此气愤病死。七○五年，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等率文武群臣入宫杀张易之、张昌宗等，拥唐中宗即皇帝位，恢复唐国号和一切唐制度。八十二岁的武则天就在这一年死去，遗制说，“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表示又回到李家来当先妣。
第三次唐中宗（七○五年——七一○年）
唐睿宗（七一○年——七一二年）
唐玄宗（七一二年——七四一年）
武则天本人刚退下舞台，唐中宗、韦皇后又重演唐高宗、武皇后的故事。唐中宗比唐高宗更昏懦，韦皇后只有暴行，并无武则天的政治才能。昏懦加昏暴，演来形式颇相似，结果却完全不同。
七○五年，唐中宗在张柬之等唐旧臣拥护下，恢复唐朝，但是，他并不信任这些唐旧臣。他唯一信任的是韦皇后。韦皇后和武三思勾结，形成武、韦二家外戚合作的腐朽集团。这个集团驱逐张柬之等出朝廷，独占了全部政权。
七○七年，皇太子李重俊约集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发羽林兵三百余人，杀武三思等人。唐中宗杀李重俊。韦皇后借口追究李重俊的同谋者，驱逐宰相魏元忠，又谋陷害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唐中宗不愿牵连到他们，二人算是免了祸。李旦的第三子李隆基（唐玄宗）暗中准备消灭韦、武集团。
韦皇后等杀李重俊后，觉得事情很顺手，愈益肆无忌惮。她们大卖官职，不论什么人，只要出钱若干万就给官做。这种官当时称为“斜封官”，有同正、试、摄、检校、判、知官等名目，人数多至数千人。出钱较少的人可到吏部候选，一年有数万人。出钱三万得度为僧尼。员外官比正官多数倍，都坐享俸禄。唐初食实封的功臣，不过三二十家，这时候封家多至一百四十余，国家分六十余万丁来供养这批封家。充当封户的民户，比充当兵役还要困苦。封户散布在五十四个州，也就是五十四州的民众直接受到封家的侵害。
七一○年，一个地方小官燕钦融上书指责韦皇后淫乱，干预国政。唐中宗召燕钦融当面诘问。韦家徒党喝令卫士打杀燕钦融，唐中宗看了也感到难受。韦皇后恐慌起来，安乐公主想韦皇后临朝，自己做皇太女，二人合谋毒杀唐中宗。韦皇后令韦家子弟及重要徒党分统兵士五万人，照武则天故事，准备临朝称制。
李隆基曾任潞州别驾（四品官），在潞州（治上党，山西长治）募集一批人，罢官回京师，仍秘密招集勇士，特别在羽林军中号称“万骑”的队伍中结识他们的雄豪，等待时机到来。唐中宗被杀，李隆基发动羽林军，攻入宫中，杀韦皇后、安乐公主、武延秀等，接着大举杀逐韦、武集团中人，韦家连幼儿都杀死，武家只剩下少数人，韦家派全部消灭，武家派基本消灭了。太平公主出面，恢复唐睿宗的帝位。唐中宗、韦皇后重演故事以惨败告终，紧接着唐睿宗和太平公主又登上了舞台。
唐睿宗也是一个昏懦人。他依靠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力量得帝位，因此，立李隆基为皇太子，使太平公主干预朝政。宰相奏事，唐睿宗总要问有没有同太平商量过，也要问有没有同太子商量过。这种昏懦表现，势必助长太平公主的专横，也自然要引起公主与太子间的冲突。太平公主专力谋害李隆基，引用大量徒党来把持朝政，七个宰相中，五个是她的私人，其余文武官，依附她的有一大半。当时政事昏暗，与唐中宗时无异。七一二年，唐睿宗让位给太子。唐玄宗即帝位，唐睿宗改称太上皇。太平公主准备用羽林兵入宫杀唐玄宗。七一三年（开元元年），唐玄宗杀太平公主及重要徒党数十人，其余徒党一概黜逐出朝，唐政权才切实为唐玄宗所掌握。
唐玄宗在开元年间，是励精求治的皇帝。但是，比起唐太宗、武则天来，就显出他是弱点最大的一人。唐太宗经常以“守成难”、“慎终如始”警戒自己，武则天执持政柄，权不下移，唐玄宗恰恰相反，在励精求治，取得成就以后，便精疲力尽，骄侈心代替了求治心。唐朝到开元时期才达到极盛的顶点，也就在这个时期的季年，造成了天宝时期的乱源。唐太宗曾说，“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开元时期正是从治安转向危亡的过程，唐玄宗的骄侈心又正是这个转向的关键。
从七一三年（开元元年）至七三六年（开元二十四年），唐玄宗为求国内的安宁，曾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主要表现在用人和纳谏上。他所用宰相，先后有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韩休、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各有所长，都能直言谏诤，补救缺政。例如韩休与萧嵩同作宰相，韩休正直，见唐玄宗有过差，即上书指陈得失。一次，唐玄宗照镜子，默默不乐。左右人说，韩休作宰相，陛下比前些时瘦了，为什么还要用他。唐玄宗说，“我虽然瘦了些，天下人却一定肥了。萧嵩来奏事，一味顺从我的意旨，他退下去，我总不敢放心。韩休常常力争，他退下去，我睡得很安稳。”我用韩休，是为国家，不是为我一身。唐玄宗懂得纳谏的重大意义，这是取得开元之治的根本原因。可是，他纳谏非常勉强，这些直臣都因忤旨被罢免，不得久居相位。七三六年，他连勉强纳谏也不能了。当时，宰相张九龄遇事力争，他很不耐烦，发怒问张九龄：事情都得照你办才行么？他在位年久，骄侈心压倒求治心，想要一个顺从意旨的人作宰相，自己可以纵情享乐，老奸李林甫（七三四年已为相，位在张九龄下）因此被用来代替张九龄。能否纳谏是封建时代区别明君与昏君的标准，帝王愈是能虚心兼听，择善而从，朝廷的权力也就愈益坚强。反之，帝王独断独行，形式上权力似乎无限大，实际是堕入奸佞人的术中，权力下移而不自知。唐玄宗重用李林甫，李林甫要蔽塞他的耳目，自专大权，告诫谏官们说，“现在明主在上，群臣专心顺从就成，用不着多说话。你们见过朝会时仪仗队里的马匹么？它吃的是三品食料，叫一声便斥去不再用，后悔那里还来得及！”谏诤的路被李林甫断绝，开元之治转向天宝之乱了。
开元年间，经济繁荣，国威远扬，是唐朝的黄金时代，事迹将在别节叙述。下面列举新创的制度，在当时并不显出重要意义，可是，到了唐朝中期和后期，都发生巨大的影响，这里需要作一些简略的叙述。
改兵制——唐太宗侵高丽，开始用募兵制。唐高宗、武则天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制实际上已经废坏，偶有战事，就得临时招募。六六四年，刘仁轨经略高丽，上书论兵事说，往年朝廷募兵，百姓争着应募，甚至请求自备衣粮，随军出征，称为“义征”。现在情形完全不同，原因是显庆五年（唐高宗年号，六六○年）以来，官府不关心从军者的困苦，又前方将帅为鼓励士卒力战，优给勋赏，回到本籍，州县官为保持赋税额，否认已得的勋赏。百姓服兵役，富家行贿得免，贫家连老弱人也要被征发。照刘仁轨所说，募兵制也行不通了。六七八年，为防御吐蕃，唐高宗派人到河南、北募猛士。六九六年，为防御契丹，武则天募罪人和士民家奴隶当兵。六九八年，武则天募兵防御突厥，月余还不得一千人，后来听说太子（唐中宗）作元帅，应募人云集，不久就得五万人。这些事例说明府兵制、临时募兵制都不能适应国家的军事需要，如果突然发生战争，唐朝是没有兵备的国家，一蹴而倒的危险是存在的。
唐玄宗对京师宿卫兵和边境戍兵进行了改革。
京师宿卫兵士逃亡略尽，府兵制事实上不能再保存。七二二年，唐玄宗采纳宰相张说的建议，召募壮士充宿卫。七二三年，在京师及附近诸州选府兵和白丁十二万人，号称长从宿卫。七二五年，改名为彍骑（彍音扩kuò），分属十二卫。天宝年间，彍骑又只存兵额和官吏，与改兵制以前一样，京师并无宿卫兵。
边镇戍兵经常有六十余万人。戍兵被镇将当作奴仆来经营私利，根本失去了兵的作用。七二二年，张说建议减二十余万人。七三七年，招募丁壮充边镇戍兵，号称长征兵。七三八年，招募足额，原有戍兵一概放还本籍。
府兵本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平时，府兵大部分人从事农耕，小部分人按番到京师宿卫或戍边。战时，朝廷任命将帅率兵出战，战事结束，兵散归府，将帅归朝，将帅不可能拥兵养成自己的势力。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行府兵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自从唐玄宗改府兵制为募乓制，兵农分离，兵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特别是边镇设长征兵，野心将帅与职业兵士相结合，祸乱的发生就难免了。
设节度使——唐睿宗时，已有节度使的官名，如七一一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唐玄宗开元年间，有河西、陇右、幽州（七四二年——天宝元年改称范阳）、剑南、朔方、天兵（天兵后改称太原以北，又改称河东）、安西、北庭等节度使。宰相往往出任节度使，节度使有功，也往往入朝作宰相。节度使领若干州，在一个地区内是最高的军官，在朝廷上是和宰相地位相近的重臣。当时边境外并无强敌，唐玄宗设这样的官，目的是在对外侵略，结果却沉重地打击了自己。早在七一六年（开元四年）宰相宋璟已经看出唐玄宗喜武功，为了防止边将生事邀功，赏赐特加谨慎。事实正如宋璟的预料一样，唐玄宗终于在骄侈心驱使下，“有吞四夷之志”而反为“四夷”所侵害。
募兵和节度使造成了唐朝中期的祸乱。
信任宦官——唐中宗时宦官开始用事，人数多至千余人。唐玄宗更信任宦官，即帝位以后，人数渐增至三千余，穿紫衣（三品以上）绯衣（四品五品）的就有千余人，有些得三品将军职位。杨思勖、高力士尤被重用。杨思勖屡率兵出击南方少数族人，杀戮极惨，曾一次斩六万级。唐玄宗给他辅国大将军（正二品）称号，后来又加骠骑大将军（从一品）称号，封虢国公。唐旧制，宦官品级最高不得登三品，杨思勖竟得从一品，并封国公，宦官地位大大提高了。高力士常在宫中侍卫，比杨思勖更得宠信，开元末年，外间进奏文表，都得先经高力士阅看，小事便直接处理，大事才告诉唐玄宗。唐玄宗说，高力士值班，我才睡得安稳。意思是说，高力士替我办了事，我可以安心去享乐。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人取得将相高位，都是走高力士的私门；经他吹嘘取得较小官职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杨思勖、高力士以外，还有许多得宠的宦官，有的监军，有的出使。唐旧制，大军出战，朝廷派遣御史监军。武则天废监军制，说，将帅应有权处理军事，御史监军，军中事不论大小，都要受监军干涉，怎能要求将帅立功。唐玄宗恢复监军制，派宦官监军，权力超过节度使。出使到诸州，沿路地方官尽力奉承，惟恐不合意，到了目的地，按地方富力，索取贿赂。其他委任宦官做的事还很多，当然每做一事都要取得大量的财物。所有宦官都受高力士指挥，宦官是唐玄宗权力的化身，高力士是这些化身的指挥者。太子（唐肃宗）呼高力士为二兄，诸王、公主呼为阿翁，驸马辈呼为阿爷，高力士拥有极大权势可以想见。高力士资产殷富，非王侯贵族所能比拟，其余宦官也各有大财产，京城内外邸第田园，几乎一半为宦官所有。宦官都出身寒微人家，幼年被阉入宫，没有家族和亲戚，唐玄宗以为这种孤身的宫廷奴隶是最忠实可靠的，也是最能顺从意旨的，付托权力给这种人，不会有什么危险。唐太宗定《氏族志》，承认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士族，意思是依靠这个士族阶层来行施唐的统治权。唐玄宗在士族阶层外，扶植起宦官阶层作为行施统治权的核心，这是唐政治上最大的一个变动。士族中人有统治阶级的鲠直派也有腐朽派，宦官则是完全腐朽派，自从宦官成为核心势力，唐朝统治阶级内部相互间的关系变得愈来愈复杂，到唐朝后期，宦官操纵朝政，自皇帝以下都得顺从他们的支配。
禁闭诸王——诸王是最有可能夺取帝位的人，唐玄宗本人就是以诸王资格发动禁卫军，灭韦氏取得太子地位。七一三年，他即帝位，首先使高力士为右监门将军，又使一些亲信宦官为三品将军，掌握禁卫军。他严禁诸王不得与群臣交结。七二二年，令宗室、外戚、驸马，非至亲不得往来相见。宰相张说曾秘密到皇弟岐王私宅，被姚崇告发，张说贬官出朝。兄弟封王的共五人，都受到极优厚的生活待遇，但不得任职事。皇子为王的先后共十六人，在宫城旁各住一宅，号称十王宅，也称十六宅，每宅派宦官管理。只有侍读官定时入宅教书，王府其余官属一概不许和诸王见面。后来皇孙渐多，又设百孙院，也派宦官管理。皇太子不住东宫，经常随从皇帝，居住别院，实际上也是受宦官监视。唐玄宗对诸王怀着猜忌心，用宦官来监视他们的行动，诸王和太子的祸福安危，决定于宦官的爱憎，因之宦官是监视者又是保护者，太子或诸王得登帝位，总有一些宦官以拥戴有功执掌大权。到唐朝后期，皇帝的废立和生命，都落在宦官手中，宦官政权消灭，唐朝也就灭亡了。
信任宦官和禁闭诸王造成了唐朝后期的祸乱。
唐朝前期从唐高祖开国到唐玄宗开元年间，统治阶级内部腐朽倾向和进步倾向经过三次冲突，每次冲突都限于宫廷方面，对政治全局牵涉不大，进步倾向统治的时间又远比腐朽倾向统治为长久，因之唐朝前期是隋末社会从恢复到发展的强盛时期，代表进步倾向的唐太宗、武则天和开元年间的唐玄宗，虽然程度不同，对这段历史却都有贡献。同时，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政治上的腐朽倾向总是要得势的，武则天的政治就不及唐太宗，唐玄宗又不及武则天，也就是说，腐朽倾向愈来愈增长了。自开元末年起，腐朽倾向压倒了进步倾向，因而唐朝前期转入中期，统一与和平的唐朝变成分裂与战乱的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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