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百花盛放的唐文苑（诗、词）
唐文学比起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太康、齐梁诸时期来，是一个规模空前的发皇时期。自建安以来在文学形式上极被重视的声律和对偶化运动，唐朝达到了完成的境界，并且得到大发展。东晋以来对骈文处于劣势地位的散文运动，唐朝也达到了完成的境界而大为发展。近体诗（律诗）和古文（散文）是代表唐朝文学的主要文体，由此破坏了或者派生了其他若干文体，影响后代文学至为巨大。刘勰《文心雕龙》说，六朝以前各种文体无不溯源于六经。照这样说，两宋以下至语体文流行的一千年间，各种文体的渊源，应该是唐朝。唐文学所以如此重要，只是因为它吸收南朝文学的英华，并创造出融合南北的新境界。
唐朝政治的兴衰，可分为三个阶段，文学的兴衰，大体上与政治互相影响，也可分三个阶段。唐前期政治是兴盛的，文学却在酝酿状态中，为后来的兴盛准备着条件。唐中期政治衰颓，文学却极为兴盛，唐后期政治由衰颓以至于灭亡，文学则由兴盛转向衰颓。不过，在一般衰颓中，也还有例外，如新兴的词（诗余），是统治阶级精神界极度腐朽濒临死亡时候的产物，但对这种文体的本身说来，在唐末五代却是方兴未艾的盛世。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一）沿袭南朝文风。自东晋南渡，北方继续为落后民族所占据，它们依靠兵力，统治汉族，在政治文化方面，北方人包括落后族的统治者，一致承认南朝是华夏正统所在。隋统一后，南朝浮丽的文风风靡北方，隋文帝用政治力量扶助质朴的北方文风来对抗南朝文风，要求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据实直书）。尽管朝廷的要求完全合理，但并不能挽回已成的风气。隋炀帝步梁陈后尘，提倡华艳，南方文风统一了南北文苑。北周苏绰撰《大诰》，作为文章程式，隋文帝时，李谔上书请正文体，主张依据儒家经典为文，与苏绰所见略同。这种模拟经典的拙劣文辞，即所谓北方文风，当然不能抵制南方文风，不过其中也还有合理的部分，如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就是救弊的重要方针。唐初，也有人主张，去短取长，融合南北文风。魏征《隋书·文学传序》说“然彼此（南北）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魏征此论代表南北融合的自然趋势，盛唐时期这个趋势才达到了文质彬彬的理想境界。（二）唐前期文学主要是沿袭南朝，但逐渐自创新境，中期以后，新境大辟，文学成就远超南朝，唐前期封建经济趋于繁荣，士人生活也就有适当的保障，再加朝廷以进士科取士，利禄所在，士人无不致力于文学。声津对偶化的文学，首先要士人读大量的书籍，韩愈诗“太学儒生东鲁客，二十辞家来射策：夜书细字缀语言，两目眵昏头雪白”。所谓缀语言，就是熟读群书，博记故事，储备对偶的资料。《文心雕龙》《丽辞》、《事类》两篇，“字论文章中对偶的重要。《丽辞篇》说，“事对所先，务在允当，若两事相配，而优劣不均，是骥在左骖、弩为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与相偶，是夔之一足，趻踔（音chěnchuō跳跃）而行也”。《事类篇》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做诗文没有先积累足够的故事，根本就做不成诗文，在印刷术未曾通行的时候，要熟读大量书籍，非国家长期安宁不可，唐前期恰恰是一个长期安宁的时期，有些士人博见强记，使用事类表现惊人的丰富。同时，类书的编辑，唐朝最为发达，传世的大部类书，有《艺文类聚》一百卷，《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初学记》三十卷，白氏《六帖》三十卷。《艺文类聚》唐高祖时欧阳询等奉敕编，书分四十八类，类中又分门目，每事每物，注明出处。《北堂书钞》唐初虞世南撰，书分八百零一类。《初学记》店玄宗时徐坚等奉敕撰，书分二十三部，三百一十三子目。白氏《六帖》，又名白氏《经史事类六帖》。白居易在书斋中置陶瓶数十个，瓶上各题门目，命门生采集事类投瓶中，倒出后钞录成书，因此所记时代多无次序。士人读这些大部类书，搜集资料的时间，得以节省，有些文士幼年便能作文，大抵依靠类书的帮助。唐高宗时李善注《文选》成书，李善注极其精博，成为士人必读的宝书。杜甫教子诗里有“诗是吾家事”，……“熟精《文选》理”等句，说明杜甫作诗的要诀是从《文选》中熟习文理，同时也熟悉《文选》注提供的丰富资料。唐文士家家有《文选》，象李德裕自称家不蓄《文选》，那是绝少的例外。还有一种称为《兔园策》的类书，是村塾里小学生的读本，流行极广。五代时冯道退朝，有朝官走在后面，讥笑他说，他要是走快了，一定会掉下《兔园策》来。冯道责备讥笑者说，《兔园策》都是名儒所集，我能背诵它。你们只学科场文辞，便算是举业，借此窃取公卿高位，未免太浅狭了吧！从读书破万卷到背诵《兔园策》，学力相差悬殊，对偶在文学中的重要却由此可见。依靠一些事类，堆砌成篇，缺乏作者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更缺乏明确的思想，《文心雕龙》所谓“碌碌丽辞，昏睡耳目”的催眠文章，在唐朝文学中特别是在唐前期的文学中，占很大的数量，《全唐文》《全唐诗》两书保存大量诗文，除去催眠文章，存下来的才是唐文学，其中不大的一部分才是唐文学的精华。（三）北方文风与南方文风在文苑中展开争夺战，北方文风逐渐取得优势，唐文学的精华，就是北方文风占优势的那一部分文学。李谔请正文体，意思是要提倡儒家思想。典诰文体，用实录来反对轻浮，也就是要用北方文风来反对南方文风，此后两种文风互相排斥，又互相融合的结果，构成唐文学的全貌。《文心雕龙》说：“才（思想）为盟主，学（事类）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照这个标准来看唐文学，才学并茂称得起霸者的作家和作品，就不能象设想的那样多了。作者才恩的来源，有些人主要是儒学，有些人是佛教（禅宗）和道教。儒学思想在文苑中往往起主导的作用，因为佛道尽管盛行，儒学的正统地位依然存在，合于儒学思想的文学，容易得到士人群的尊崇和共鸣，唐朝最杰出诗人杜甫，古文运动的首领韩愈，固然都各有独到的成就，但坚守儒家思想，也是获致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儒佛道三种思想以外，还有一种普通士人的思想，这种人求名求利，非常热衷，得不到的时候，悲苦忧愁，哀感动人，得到了便快意纵欲，鼓吹酒色之乐，得意自鸣，也颇能动人。这一种人在文士中是最大多数，其中不少还是著名的作音。他们的意境，不能超出个人悲欢离合的小范围，因之他们的作品，即使是精美的，也不能象杜甫韩愈那样，取得更高的成就。
庸、五代文苑的情况，总的说来，大体上不外是：在前期，沿袭南朝积习，南方文风压倒一切。在中期，北方文风以儒家思想为骨干，与南方文风作斗争，取得胜利，文学呈现极盛状态。在后期及五代，政治上一片衰败萧索气象，影响到文苑，同样是一片衰败萧索气象，当时表现统治阶级腐朽生活的词，是一种新兴的体制，恰似几朵鲜艳的桃李花在秋树枝上开放，使人感到衰秋里还留有一点春艳。唐文苑盛极以后，并没有全部崩坏。
下面略叙几种重要文体即诗与诗余（词）的兴衰和若干重要文人的成绩。
一 初唐诗人 南朝士族生活优裕，偷安成习，以能作五言诗为表示自己是士流的手段，如果不会作诗，就无法参与社会活动。诗提到这样高的地位，实是南朝士族衰朽堕落，精神萎靡的表现。这种陋习到唐朝愈益盛行，这是因为南朗士人作诗，固然由于“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以取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不过还未曾明文规定诗为禄利之路。唐朝以进士科取士，作诗成为取禄利的正路，后来甚至非科第出身的人，不得为宰相。唐朝文人几乎无一不是诗人，只有好不好的区别，不存在能不能的问题。唐时作诗的人既多，诗篇自然也不少，经过时间的淘汰，较好的部分被保存下来，清康熙时辑《全唐诗》，尚存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亲人，时间是公正的裁判者，被淘汰的诗篇和诗人，可能比上列数目要大得多，不过湮没无闻是毫不足惜的。没有理由该对应当湮役的事物表示惋惜。大抵诗人（一切文人）必须先有高尚的抱负，尽管是迂阔不切事情的抱负，有了抱负，才能产生高尚的意境，高尚的意境又产生高尚的作品，当然，作诗的技巧，如声律对偶之类，也很重要，但始终居于辅佐地位，作主导的不能不是意境。例如杜甫，在唐朝是诗人第一，在古代所有诗人中也是第一。他的成功处首先是在他有高尚的抱负。他自比稷与契，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是迂阔不切事情的抱负，高尚的意境却由此产生，因为事实远不如他所想的那样顺利，使得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对坏人坏事采取“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的态度。任何文人都读过《孟子》。“庖有肥肉，野有饿莩（同殍piǎo）”，到杜甫才化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在他以前没有一个诗人能造出这样的句子，只因为没有杜甫那样的抱负和意境。
唐前期诗沿袭南朝，无非是些“竞一韵之奇，争一家之巧，连篇累犊，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的作品，店太宗是创业英主，作起诗来仍是循规蹈矩，逐句相对，无异普通文士，表现不出象宋太祖《咏月诗》那种“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后山诗话》、《庚溪诗话》所引稍异）的雄伟气概，即此可见南朝文风对唐初文学有很大的拘束力。唐太宗时，名士张昌龄等应进士科，都被考官斥退。唐太宗问斥退的缘故。考官对：昌龄等华而少实，文风浮靡，不是好材料。如果录取他们，后生相慕成风，扰乱朝廷提倡的凤雅之道。所谓风雅之道，就是要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浮靡恰恰是敦厚的反面，唐太宗虽然赏识张昌龄等人的文藻，却只好承认考官所说为有理，也就是承认北方文风对南方文风的压制。
声律对偶化的文学还没有定型，因之南方文风仍有广阔发展的前途，压制是不能生效的。唐高宗时，称为庸初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同时称霸，南方文风更进一步在文苑里占优势。文武双全的裴行俭，轻视四人说，士人要有远大前程，首先靠器识，其次才是文艺。王勃等虽有文才，都浮躁浅露，哪里象个享受爵禄的材料！杨炯大概可以做个县长，其余诸人得好死就算不错。裴行俭这些话，在文才与仕途大体上一致的唐朝，是有依据的，同时也表示南北两种文风的对立。不过，专就诗来说，四杰诗运用声律，固然不如后起诗人的精密，在古诗向律诗过渡中，却不能不说是大有进境。杜甫评论四杰诗，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四杰在他们所生存的时代里，无疑是显著的代表人物。
居四杰首位的王勃，正是一个浮躁浅露，器小识短的文人。他的祖父王通，隋文帝时为蜀郡司户书佐，后为蜀王侍读。隋炀帝大业末年，退归家乡绛州龙门，聚徒讲学，不久就死去。王通生于五八四年（隋文帝开皇四年），死于六一八年（唐高祖武德元年），一生仅有三十五岁，回乡讲学，仅有根短的岁月。隋末大乱，决不能即时聚徒多至千亲人，更不会有季靖、房玄龄、魂征、温大雅、陈叔达等唐初将相来“北面受王佐之道”。大抵王通伏居乡里，模拟记孔于言行的《论语》作《中说》一书以求名，他的儿子王福郊、王福畤（音zhì），又无耻妄为，引唐初著名将相李靖等人算是受业门人，甚至妄造杨素、苏夔、李德林皆请见的无稽之谈，李德林死于五九一年，即使请见是在这一年，王通还只有八岁，怎末会有请见的事！即此一例，王通和他的二子，学圣人腔调来说话，立意装扮成圣人模样，不是著述界的优伶还能是什么？王勃是王福畤的儿子，也是优伶一类人，他六岁便能作文，不到二十岁，应举及第，屡到宫门前献颂，是一个不安于卑位的浮躁人。他作倬彼我系四言诗，称颂王通说“伊我祖德，思济九埏（音延yán），……其位虽屈，其言则传”。又说“爱述帝制，大搜王道，……礼乐咸若，诗书具草，贻厥孙谋，永为家宝”。托名杜淹撰的《文中子世家》里说，王通曾编六经。这种所谓六经，大概是些比《中说》更不堪传世的陋俗书，王勃大加赞扬，显然是阿私父祖，通同作伪。杨炯所作《王勃集序》，说王勃梦见有自称为孔夫子的人告诉他说，《易》有太极，你应该努力。醒后注《周易》，撰《周易发挥》五卷。又为《元经》（王通拟《春秋》作《元经》）作传（拟《左氏传》）、为《诗》《书》（王通拟三百篇作《续诗》，拟《尚书》作《续书》）作序，他同他的父祖一样，也想依傍孔圣人，扮演个圣人。凡事缺乏自立精神，甘心依傍门户，模拟别人的言语行动，即使模拟的真象圣人，仍不免是圣人的奴仆，奴仆总是仰人鼻息，志趣卑下的。王勃诗并不想做什么圣人，而是想做神仙，王勃诗集里有《怀仙》、《忽梦游仙》等七八篇，求仙思想占颇大的比重。求仙是贪欲的表现，他不满当前已得的小官职，希望得高官，高官不能得，便幻想作神仙。神仙不可得，转而更不满当前的小官职，终于小官职也当不成，失职流落，渡海溺死，死时才二十八岁。《新唐书·文苑传》说他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恃才傲物，一定是浮躁浅露的人，尽管文才特大，用来自恃，恰恰成为自害的毒药。王勃不懂得这一点浅显的常理，所以他的诗只能做出好的句子，却不能做出意境高远的整篇，因为没有高远的抱负，无从产生高远的意境。四杰中第二人杨炯，幼年便擅长诗文，应神童科试得官。他恃才简倨；使人不能容忍。武则天时为盈川县令，在官残暴，动辄发怒杀人。武则天分送盂兰盆给诸佛寺，杨炯献《盂兰盆赋》，杀人和献赋，都是为了迎合武则大的任用酷吏和崇奉佛教。他不满当时王杨卢骆的品第，曾说，我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前一句是假话，后一句是真话，不高据第一位，浅露成性的文人是不会甘心的。卢照邻列第三人。卢照邻博学善作文，因得中风病，不能仕进，愈益躁急，病也愈益增重。他投拜名医孙思邈为师，求治病的方法。孙思邈答言“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看孙恩邈的答言，大抵卢照邻的德性和人事，都有歉缺，病根不外是浮躁浅露。最后不能忍受风病的痛苦，投颍水自杀，死时年四十。列第四位的骆宾王，品行不好，爱和赌徒们交朋友。唐高宗末年，得为长安主簿，他在《畴昔篇》里说“只为须求负郭田，使我再干州县禄”。他作官目的是求负郭田，很自然地就要犯赃罪下狱，出狱后被贬官为临海县丞，怏怏不得意，弃官在江南流浪，徐敬业据扬州起兵反武则天，用骆宾王为书记，军中书檄，多出骆宾王手。徐敬业兵败，骆宾王亡命逃窜，不知所终。四杰为人大体如此，他们都缺乏高远的思想，诗意不出个人荣枯悲欢的小范围，没有什么深切感人的力量。杜甫《戏为六绝句》，给四杰高的评价，对四杰所在的当时来说，这样的评价是合理的。
继四杰而起的诗人有沈佺期、宋之问。诗的声律化，自建安时期曹植开始，历两晋南朝诸诗人直到初唐四杰，都在声律化的逐步发展上有所贡献。武则天时，经沈佺期宋之问等人的倡导和定型，律诗各体制都达到了完成的地步。杜甫诗“老来渐于诗律细”，这说明诗人要经过长期体会，运用诗律才能逐渐精细。古诗变成律诗，同样要经过长期体会，这个过程先后约有五百年。《新唐书·文苑传》说，沈约庾信作诗，音韵调谐，对偶精密，沈佺期宋之问比沈庾更加靡丽，一篇中句数有定准，通篇不犯声病，美得象锦绣成文，学者都模拟他们的作品，号为沈宋体。沈宋谄奉张易之，替他做应制诗，人品卑劣，宋之问甚至为张易之捧溺壶。武则天死后，沈宋都被贬窜，先后死去，他们的诗意境平常，与四杰相类，专靠形式华美，供宫廷玩赏。武则天令群臣赋诗，东方虬（音求qiú）诗先成，武则大特赐锦袍。及读宋之问诗，大加称赏，夺东方虬锦袍转赐宋之问。这样的予夺，对诗风有很大影响，由宫廷予夺变为科举得失，全国士人准不从风而靡。唐中宗曾令群臣赋诗，群臣献应制诗百余篇。唐中宗命宫女上官婉儿选一篇为新翻御制曲，上官婉儿独取宋之问诗入选。她评沈宋二诗优劣说，二诗工力悉敌，沈诗落句云，“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才”，不免词气衰竭。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显得强健有余力。沈佺期见评语心服，不敢再争。武则天唐中宗据皇帝之位，提倡赋诗，群臣不能作应制诗，便难参预朝会，沈佺期宋之问等是张易之一举人的枪手，上官婉儿是唐中宗韦皇后安乐公主一类人的代笔，又是诸臣诗的评判者，她对律诗的倡导和促使定型，至少与沈宋同样有力。
正当近体诗（律诗）完全成熟的时候，不拘声律对偶的古体诗，以陈子昂为代表，起而力争自己应有的地位。陈于昂上书论政事，没有什么好见解，但作诗能直打己见，和沈宋走相反的道路，这在当时，非有豪杰的气概，是不敢这样做的。他曾作《感遇诗》，诗人王适惊叹道，“此人必为海内文宗”，柳公权评陈子昂诗说，“庸兴以来，子昂而已”。杜甫作《陈拾遗故宅诗》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说“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武则天时，士人都追随沈宋作近体诗，独陈子昂作古诗与流俗对抗，固然近体诗是五百年来诗的自然趋势，是新产生的优美品种，但古诗也不容从此废弃，自陈子昂张扬古诗的旗帜，唐诗始备古近二体。杜甫称他是雄才，敢于代表一种被忽视的文体，出而有所主张，当然不是庸人而是雄才。
二 盛唐诗人 唐玄宗开元时期，唐朝政治经济发达到了最高峰。代表唐朝的文学——古近体诗，也达到了最高峰。开元时期，天下安宁，士大夫生活富裕，有人制得佳篇秀句，即传诵人口，流播远近。有些诗人所作被采入乐章，名登朝廷，为统治阶级所敬重。作诗是得名的捷径，因此几乎全部文人，都用全力作诗，大诗人接踵而出，每个大诗人都得到社会的尊敬和优厚的待遇。例如天宝初年，蜀人李白到长安，往见贺知章，贺知章看了他的诗文，主要是看了《蜀道难篇》，叹赏说，你是个下凡的仙人呵！（“谪仙人”）李白从此声名大振。李白因诗名大，被任为翰林院供奉。开元年间，李白二十五岁出蜀游云梦，娶故宰相许圉师（圉音语yǔ）的孙女为妻，后来又娶刘氏，刘氏离异后，又娶鲁地一妇人，最后娶宗氏女。李白骑着骏马，带着美妾，游历全国名山胜地，所到之处，地方官优礼相待，供给酒食。三十余年里，他先后娶四妻，出蜀以前可能已有妻室，四妻中许与宗还都是宰相家女，晚年（李白死时年六十二岁）又有歌妓金陵子和歌奴丹砂等人。他在生活方面，得到满足，完全依靠他的诗名和开元天宝时期统治阶级的富裕。李白并无官爵，但士人经他品题，便能进士及第，例如《李白集》有《送王屋山人魏万（即魏颢）还王屋》诗一篇。这个魏万从河南到山东找李白，只见到他的儿子，说李白游梁园（开封）去了。魏万回到梁园，又听说往江东去了。魂万到吴越两地寻他，李白游天台回广陵（扬州），两人才见了面。李白说他走三千里路来相访，是个爱文好古的人，送他一篇《还山诗》，魏万也做了一篇《金陵酬翰林谪仙子诗》，又作了一篇《李翰林集序》，说李白夸他将来必著大名于天下，那时候不要忘记我老夫和我的儿子明月奴。魏万自称得李白如此重视，果然几年后进士登第。后来魏万没有什么成就，《全唐诗》仅存他的诗一首，即《金陵酬李翰林诗》。要不是依傍李翰林，连这一首诗也未必被留存。《李翰林集序》文字不甚通顺，他的进士及第，主要是得到走三千里路见李白的好处。开元天宝时期，一切都达到极盛阶段，诗也不是例外，盛唐的诗，是诗的顶峰，当时大诗人多至数十人，其中以李白王维及稍后的杜甫为代表。这三个诗人的诗，正是道教、佛教和儒家三种思想的结晶品。
道教到唐玄宗时极为盛行，它是一个各种思想杂凑起来的宗教，主要是神仙家思想，想永远享受饮食男女的乐趣，其次是庄周思想和佛教思想，还夹杂一些儒家思想。归根说来，道教贪求物欲，充满幻想，如果误信其说，就会使人飘飘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道教得到唐玄宗的提倡，所谓神仙如张果等人相继出现，这在文学上必然要有自己的代表人物，李白正是反映道教思想的杰出作家。庙刘全白所作《李君碣记》说李白“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又志尚道术，谓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流离轲，竟无所成名”（所谓成名是指得大官）。这些话，确实说明了李白的思想概状。李白想长生不死，承认自己原来是个仙人，但实在不曾见过不死的人，感到惶惑无有前途。拟古诗所谓“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月兔空捣药，扶桑已成薪。白骨寂无言，青松岂知春。前后更叹息，浮荣何足珍”。长生与死灭，是李白思想中第一个矛盾。第二个是不求小官，要做宰相一类的大官，事实上与长生不死同样无望。《送蔡山人》诗说“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一乘无倪舟，八极纵远柂”。他的放浪不羁，是因为世人弃我，这使得李白不得不寻找避世的处所，那就是沉湎在醉乡。李白诗几乎篇篇说饮酒，《赠内》诗所谓“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这大概说的是真实情形。一个人生活如此颓唐，怎未能负当世之务呢！李白想要得到的事物，极多极大，得到的可能性却极少极小，在他醉时的思想里，什么自然界规律，什么人世间礼法，一概认为不存在或都是可破除的。因之，他的诗奇思涌溢，想人之所不能想，说人之所不敢说，自有诗人以来，敢于冲破一切拘束，大胆写出自己要说的话，破浪直前，无丝毫畏缩态，李白至少是空前的一人。自然，他那种道教思想，要表现出一些消极情绪来，如求长生好酒色之类，不免是白璧微瑕。正如皮日休《七爱诗·小序》说李白“负逸气者必有真放，以李翰林为真放焉”。真即天真（杜甫诗说他“嗜酒见天真”），放即放纵不守绳墨。看李白行事，确是十分天真，对当世时务是隔膜的。他不知道如何处危乱之朝，以真放对阴险，当然要被权贵排挤出朝，放归山林。李白甚为怨恨，诗句有“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抬尘掇蜂，疑圣猜贤，哀哉悲夫，谁察予之坚贞”；“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一惑登徒言，恩情遂中绝”；“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些都是不满朝中权贵阻碍自己仕进的怨词。他被唐玄宗征召，是由于道士吴筠的荐举。唐玄宗想从道士得到神仙长生术，并不想从道士得到宰相之才，李白对朝廷的征召，却抱着过高的期望，以为一举可以成功。他在《别内赴征》诗里说：“归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在南陵《别儿童入京》诗里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对妻子说过这些豪语，说明他对仕途险恶，完全不了解，以为自己才大，相印不难取得。这也是天真的表现。被放逐后，只得寄希望于神仙，他在《大鹏赋序》里说“余昔于江陵见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司马子微即司马承祯，是著名的道士，道士即骗子，李白听骗子的话便认真信受。他初入长安，受亦僧亦道最后当道士的贺知章欺骗，以谪仙人自居。李白听了司马承祯的谎话，更相信自己是神仙。所谓神仙，是绝对如意自由，不受一切拘束的人，神仙与俗人一样享受物欲，可是长生不死，这当然比当宰相要高出无数倍。李白以神仙作为自己的抱负，思想上实行神游八极之表，他的诗想像力极富，就是这种抱负的表现。他又十分天真，虽然有些诗句象说梦话或狂言，但读者感到他在说真心话，并不觉得可厌。天真和放荡不羁，是李白诗的特点，在这一点上，一直没有诗人能和他比长短。他放荡得象狂人，因为狂中有真，不同于疯狂的狂，而是失意诗人的佯狂。所以杜甫称“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杜甫最知李白，所作《春日忆李白》诗，可作李白诗的定论。诗称“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称李白诗“无敌”，清新俊逸，兼庾信鲍照二人之所长，自己愿意和他杯酒论文，推崇可谓备至。杜甫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杜甫也自称“颇学阴、何（逊）苦用心”，足见所学有同源处。诗话家妄说细论文是杜甫讥李白诗粗疏，未免穿凿多事。各按本人偏好，抑扬李杜，强分高低，正如韩愈诗所讥“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以艺术性而言”李、杜各有自己的特长，想抑此扬彼，都是徒劳的。
李白政治见解很差。他在《猛虎行》里，把唐朝与安史叛军平等看待，说“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止”。既然看不出安史是叛逆，永王李璘割据东南对朝廷的危害更不会看出。他附和李璘，后人很多为李白作各种辩解，李白也作诗为自己文饰，说“仆卧香炉顶，餐霞嗽瑶泉。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音毡zhān），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责夜郎天”。七五六年（唐肃宗至德元年），安禄山陷两京，唐玄宗唐肃宗狼狈逃窜，李璘乘机占有积在江陵的江淮财赋，大量浪费，招募几万兵士，乘舟顺流东下，企图占领金陵，割据东南。李白开始未必有反唐朝廷的意思，但对唐朝廷的恢复事业表示悲观，主张放弃黄河流域，朝廷南迁江东，划江而守。他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说“臣伏见金陵旧都，地称天险，龙盘虎踞，开扃（音jiōng）自然。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他看到中原士人，大量逃到江东，就公然提出谬误的建议，缺乏政治识见，于此可见。李璘顺流而下，正合李白的主张，迫胁上船以后，也就不想逃走了。他所作《永王东巡歌》十一首，第二首说“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第四首“龙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丘。春风试暖昭阳殿，明月还过鳷（音支zhī）鹊楼”。李白以谢安自命，想依附李璘大有所为。李璘兵在丹阳（江苏丹阳县）战败，李白才逃回浔阳（江西九江市），作《南奔书怀》诗一首。李璘事平，李白得罪下狱，得御史中丞宋若恩、宣抚大使崔涣昭雪，免予治罪。七五八年，流放到夜郎（贵州桐梓县东），第二年，未到夜郎遇赦归浔阳。孪白附李璘是确实的事，无须讳辩，他因为政治上缺乏识见，只看到“今自河以北，为胡所凌，自河之南，孤城四垒，大盗蚕食，割为洪沟”这一黑暗面，却看不到另一有利的方面。他的议论和李泌对唐肃宗的话正相反。李泌说“臣观贼所获子女金帛，皆输之范阳，此岂有雄据四海之志耶！今独虏将（著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惟高尚等数人，自余皆胁从耳。以臣料之，不过二年，天下无寇矣”。李泌的估计，比李白正确得多，二人同样是山人，同样想做神仙，李泌留心政治，成为乱世功臣进退自如的奇士，李白专事作诗，一遇政治问题，便不知所措，几至杀身。当时名士孔巢父、萧颖士等也被李璘胁迫从行，二人都半路上逃走，见识比李白还高一些。自然，李白也不是全无所见，如《宫中行乐》词“官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清平调》词第二首“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直指杨贵妃即西汉的赵飞燕，是亡国的祸水，非李白不能有此胆量。李白所以得兔指斥杨贵妃及附李璘的罪责，完全由于诗名太高，朝廷杀一个大名士，不免有所顾虑。唐玄宗赐金放还山林，唐肃宗用流放代替刑戮，半途上赦免，待遇应该说是格外优厚。李白不肯服罪，似乎受了冤屈，自鸣不平。他代未中丞撰《荐表》说：“臣所管李白，实审无辜，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一命不沾，四海称屈”。他没有想唐钥廷财赋，主要依靠江淮，李璘占领江淮，等于迫使唐钥廷放弃讨代安史叛军，后果将是什么？李白只为自己的才学称屈，不为唐朝廷的大局着想，文人习气未免太深了。李白继陈子昂之后，提倡复古，古风第一首说明作诗宗旨，他说“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夸丽不足珍。圣代复玄古，垂衣贵清真。……我旨在删述，垂晖映千春”。论诗说：“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沈约）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李白鄙弃声律，多作古体诗，才高气逸，变化无穷，流传人世，自然应该享受盛名。但他得盛名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作了他不很喜爱的近体诗，特别是五七言绝句。唐时社会经济繁荣，士大夫生活侈靡，以道统自任的韩愈，也有绛桃、柳枝二妾，都能歌舞。张籍《哭退之》诗：“中秋十五夜，圆魄天差清。为出二侍女，合弹琵琶筝”。唐时土大夫大抵留连酒色歌舞，寻求快乐，相习成风，不足为怪。象杜甫那样穷困，晚年似乎还有一个小妻，其余士大夫通常有一二个歌妓，大官僚甚至何家妓成群。这些歌妓都需要新歌词，白居易诗所谓“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同，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乐府新词就是五七言绝句。谁能制作新的五七言绝句，被歌者采用，谁就有可能获得广泛的声名，或传入宫廷为帝王所知。李白五七言绝句，说者推为唐三百年第一人，其实同时的王维王昌龄也擅长绝句，并不比李白差。只能说，作五七言绝句极难工，唐一代擅长此体的诗人只有数人，李白是其中一人。李白集中著名的《清平调》词三首，经乐人略约词调，抚丝竹，即可歌唱。说明新词很容易传播。李白诗大部分说饮酒和女色，尤合妓院的需要，他自己也爱好音乐，《出妓金陵子呈卢六》四首绝句，第四首说“小妓金陵歌楚声，家僮丹砂学风鸣”（吹笙）。足见妓歌奴吹，颇能助诗酒逸兴。李白自己也能弹琴，由于琴技高和诗名极大，六十一岁的一年（七六一年）游金陵，一个美女（金陵子）偷听琴声，奔投李白，李白正需要伎女，带着她渡江西走，教她唱楚歌，十分宠爱，第二年李白病死。《示金陵子》诗说“金陵城东谁家子，窃听琴声碧窗里。落花一片天上来（凭空来投），随人（李白）直渡西江水。楚歌吴语娇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谢公正要东山妓，携手林泉处处行”。教楚歌的大概就是李白，他住安陆第一妻许氏家十年，能作楚歌是意中事。七六一年，李白《留别金陵崔侍御诗题》说“闻李太尉（李光弼为河南副元帅）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二韵”。李白自称“懦夫”，“一割之用”，夜郎流放后，附李璘时的气概已经消失殆尽。功名既无望，神仙也是“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功名神仙都落了空，归根只有酒色可托生命。一个伟大的诗人，就这样为酒色伤害了自己。这是很可惜的事，但在唐朝却是常事。白居易《思旧诗》“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退之服硫黄，一病竟不痊”。元稹是才子，韩愈是名公，二人都为色丧身，所以举以为例，其余相似的文人当然还很多。李白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并不因溺于酒色而有所贬损。这里只要说信仰道教，以神仙自负，托体在空虚，而又不忘名利，最后不免日暮途穷堕入污浊中，李白如此，同他一样享盛名的王维也是如此。
王维是开元天宝时期即盛唐时期诗人的代表，李白于天宝元年（七四二年）入长安，被任为翰林供奉。王维于开元九年（七二一年）进士及第，成名在李白前二十余年。李白居长安前后不过三年，即彼放还山林，王维始终在朝作官，与贵官交按往来，文名极盛。当时李白未来长安，杜甫未成大名，文苑霸主只有王维一人。唐代宗《批答王缙进集表手敕》中说“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历先朝，名高希代……时论归美，诵于人口”。《旧府书·王维传》说，唐代宗问王维弟宰相王缙：“你的兄长，天宝中诗名盖世，我经常在诸王座上听到他的乐章。现在还留存多少，可将文集送进来。”王维在开元天宝时期，被公认为文宗。他擅长音乐，尤能弹琵琶，进士及第后，即任太乐丞，正是用其所长。王维所作五七言绝句，与李白同为唐人绝唱。二人都擅长音乐，制成绝句，容易合乐，因之传播既广，享名亦大。《太平广记》载王维与亲王贵主往来，甚得尊重，他曾扮成琵琶乐工往见贵主奏技，大蒙称赏。贵主读王维所献诗卷，惊骇地说，这些都是我平时诵习的诗篇，以为是古人佳作，不料出在你的手里。小说家言未必全可信，但王维在十九岁以前（九岁起即作文章），诗名已经很高，却是事实。他是禅宗南宗神会掸师（即禅宗所谓七祖）的弟子，但并不真信一切皆空的禅学，他上唐玄宗《贺神兵助取石堡城表》，满纸荒唐，居然是个道教徒。其实，他不是禅也不是道，只是要官做，他与弟王缙都能巧妙地用佛教做掩护，表示清高不恋世俗事。王缙后来做宰相，是个十足的官僚。王维王缙的品质一样恶劣，所以都是做官能手。王维得宋之间蓝田别墅，是著名的大庄园。他仕途颇顺，又身为大地主，享尽隐居闲适的乐趣。他是唐朝著名的大画家，尤善于画山水，创南派水墨画法，世称为文人画，区别于画工但求形似的画法。他作诗自赞说“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他擅长的技艺很多，如书法、音乐也都是高品，他最自负的还是诗画二艺。宋人说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或者说，他诗是有声的画，他画是无声的诗。诗画统一，任意用来表达白己的想象，如画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莲花同画一景，这是作者兴之所至，摆脱拘束，随手抹成，比作诗更显得自由。他作诗却极精致。王维诗有一部分谈佛理，腐朽可厌，其余诗篇学陶潜和谢灵运。陶潜隐居田园，绝意仕迸，风神恬淡，寄兴高远，描写田园风物，往往体会入微。王维是大地主，生活安适到无可再安适，所以他的诗恬淡闲适，有与陶潜相似处。不过陶潜诗恬淡中有时偶然流露出刚强不平的豪侠气概，王维诗中没有这种气概。王维是大画家，善于摄取自然风景最美的一点入画，或摄入诗中。杜甫待称王维为高人王右丞，高人是指他能作隐逸诗，又称“最传秀句寰区满”，秀句是指他能作风景诗。自然，隐逸诗与山水风景诗总是结合在一体，可分开也不可分开。从可分开的方面说，王维写隐居生活，不及陶潜的真实，因为陶潜说穷是真穷，王维说贫穷就全不可信。王维写山水风景，比谢灵运还要高些。因为谢诗雕琢工甚大，不及王维的自然生成。王维诗兼陶潜谢灵运之所长，因之他不只是盛唐时期的一大家，也是整个文学史上的一大家。
王维近体诗，谨守声律，却怠态萧散，闲适无碍。《辆川集》五绝二十首，和其他风景诗情景并胜，实是集中精华所在。假如王维有风景画真迹流传到现在，无疑将举世珍视，那末，他的风景诗为什么要加以贬抑呢？王维五七言绝句，最为歌者所采用，不只因为这些诗容易合乐，更重要的是开元天宝时期，朝廷穷兵黩武，文武官员求立边功取重赏，如《少年行》四首，就是迎合当时风气的作品，并非王维自身有求边功的野心。另一种是叙离别的诗，也是适合出使异域或远游边塞等人的心情。范掳《云谿友议》说“李龟年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又唱‘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岁余。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此辞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园唱焉”。范掳是唐懿宗时人，唐末梨园还相沿唱王维绝句，足见影响之深远。诗话家说“诗以神行，使人得其意于言之外，若远若近，若无若有，若云之于天，月之于水，心得而会之，口不得而言之，斯诗之神者也。而五七言绝句尤贵以此道行之。昔之擅其妙者，在唐有李白一人，盖非王维王昌龄之所及”。李白固然是唐代高手，但王维五绝，王昌龄七绝，也并未示弱，说只有李白一人独擅五七言绝，未免抑扬过甚。
王维是佛教禅宗在文学上的代表人，地位相当于道教的李白。凡是宗教徒都有一种共同心理，王维诗所谓“植福祠迦叶，求仁笑孔丘”，只要能得到个人的福利，什么是仁，他们是不在意的，杀身成仁更是看作笑谈。李白附从李璘，王维投降安禄山，都不免身败名裂。李璘安禄山失败后，李白王维都犯了死罪，幸而诗名甚大，并有人营救，得从宽发落。李白被放逐，不承认自己有罪过，王维还自知有罪。他在《责躬荐弟表》说“顷又没于逆贼，不能杀身，负国偷生，以至今日”。李白和王维，失身以后，都理展气馁，所作诗篇较前大减，不久又都死去。两个代表开元天宝时期的大诗人，因为信奉道教佛教，一个是“求仁笑孔丘”，一个是“凤歌笑孔丘”（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到了生死关头，都被死吓倒，只好让孔丘嗤笑了。
杜甫年辈比李白王维略后（杜甫：七一二年，唐睿宗先天元年生——七七○年，唐代宗大历五年死。李白：七○一年生——七六二年死。王维：七○一年生——七六一年死），文学活动主要在唐肃宗唐代宗两朝，也比李王二人略后。杖甫是代表儒家思想的大诗人。他自称少年时“读书破万卷，下笔加有神”。从杜杜甫书金华山诗石刻（拓本）甫诗中用事的精致来看，熟读万卷书，确是事实，并非自夸。杜甫同李白一样，对政治的看法，也是十分天真，甚至比李白更天真。他自比稷与契，希望因自己文学出众，“立登要路津”。他做大官的目的，倒不是为富贵享受，而是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在李林甫、杨国忠擅权的年代里，这样设想是完全不合实际的。他有不合实际的大抱负，不能实现这个抱负，自然对朝政心有不满，但儒家思想使他“不忍便永诀”、“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对朝廷还是绝对忠诚的，这是与李白王维根本不同处。他也曾陷身贼中，但不曾为贼所污辱，《述怀诗》“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他逃出贼窟，经历着很大的艰危，《北征》诗“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述怀》诗“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愍生还，亲故伤老丑”。这种困苦狼狈的情况，李白王维是不能忍受的，因而屈服于李璘、安禄山。杜甫对君忠诚，在家天下的封建国家里，君是国的代表人，忠君实际就是爱国。他又自比稷、契，有致君尧舜上的大抱负，他的现实生活却是流离失所，不仅做不到大官，连微小的谏官也因言事被斥革。大抱负与穷困生活这个矛盾，是杜甫诗丰富内容的源泉，他的主导思想是儒家学说，也多少掺杂一些道教佛教（禅宗）思想，他师事董姓道士，称为董先生董炼师，又诗云“余亦师粲可”。慧可僧粲是禅宗两个祖师名。有些诗中表现消极的意境，如醉时歌“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这一类诗是受道教影响。又云“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这一类诗是受禅宗的影响。不过，比起李白王维的道佛思想，那是相差太远了。道佛思想在杜诗中只是偶见，远不如儒家思想占有主要地位。
杜甫做诗的功夫，在《宗武（杜甫的次子，小名骥子，有诗“骥子好男儿”）生日》，《又示宗武》两篇中说得很清楚，可说是传授诗决。“熟精《文选》理”和“应须饱经术”两句即杜家诗诀，所谓“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足见他期望宗武继承家学也作诗人。初学的步骤是“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作近体诗必须先知诗律，还必须用事准确，摊书满床，事事核实，不单凭记忆，这也是诗诀，不过不象精《文选》、饱经术两句属于根本诗诀。杜诗中又有偶论作诗法的句子，如“新诗改罢自长吟”，“语不惊人死不休”，都是说要用苦功锻炼诗句，与韩愈论作文法“唯陈言之务去”，同一意思。这里所说惊人新句，绝不是造出奇怪语，而是体物深刻，见人之所不能见，说出来却很平常自然，不使人感到雕琢刻削的痕迹。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体会物情，细入毫厘，即属于这一类。李王杜三家诗中，多有此类佳句，盛唐诗人与晚唐诗人大有区别，句法就是标准之一。杜甫作诗，不仅是取法于儒经，即《偶题篇》所谓“法自儒家有”；就是对齐梁诗人，也采取认真态度，学他们的长处，如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他学古人清词丽句，不废齐梁人，如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自称“颇学阴（铿）何（逊）苦用心”。庾信自是梁末大家，阴何在齐梁并不算上乘，杜甫虽然恐与齐梁作后尘，但并不抹煞它们的长处，他称颂李白诗“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又说“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杜甫对庾信阴何确实是看作师范，毫无轻视的意思。他择善而从，无所不学，所以成为兼备众体，集古今诗人之大成的伟大诗人。元稹（音诊zhěn）作《杜甫墓志铭》，评李杜优劣，说“余观其（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杜甫字）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这里指出杜的特长，是恰当的，由此抑李过甚，那就不当了。大抵可以扬杜却不可抑李，犹之可以扬李却不可抑杜。韩愈是反佛老的健者，李白一家人都信道教，“拙妻好乘鸾，娇女爱飞鹤，提携访神仙，从此炼金药”（《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韩愈并不因反道教贬损李白诗应得的崇高地位，足见他的地位是不可撼摇的。
安史乱后，肃代两代，唐朝国势由极盛突然损坏，由上升急剧下降，以李白王维为首的盛唐诗人，几乎全部停止了创作。其中如“清诗句句尽堪传”（杜甫诗）的隐居诗人孟浩然，早在开元末年死去。其余如写边塞情景的诗人岑参和高适，也很著名。他们写边塞诗是在天宝年间，这时候唐玄宗好大喜功，轻启边衅，天宝时候对外战争，一般是侵略性战争，伟大的军事家王忠嗣宁愿失官不愿服从朝廷乱命，可以想见战争是什么性质了。高、岑以肯定的态度歌颂这些战争，论者认为是爱国主义的诗人，对外侵略怎么能说是爱国呢！二人都活到唐代宗时，高适还做过节度使。他们的诗，都没有真切地反映安史乱后的社会情形，足见边塞诸作，只是迎合唐玄宗时发动战争，开边境立武功的风气。杜甫《兵车行》、《前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等作，对朝廷贪边功行暴政采取明显的反对态度，岑、高诗自有擅长不可贬损之处，但政治上不及杜甫较有见解。岑、高以外，王昌龄也是著名诗人，他尤长七绝，内容多是征夫闺妇的乡恩离愁，最宜于当时歌唱者的采用，诗篇与王维李白同样传播在乐人间，因之诗名甚盛。天宝年间，形式上唐国势还在上升，实际已是腐朽之极，濒临崩溃，一般诗人多歌诵升平，很少有人能预见危机。元结不同众人，在天宝六载，作二风诗（《治风诗》、《乱风诗》各五篇），《乱风诗》中有《至惑》一篇，序云“古有惑王，用奸臣以虐外，宠妖女以乱内，内外用乱，至于崩亡”。《至惑篇》显然是指斥唐玄宗。元结又作《系乐府》十二首，其中如《贫妇词》、《去乡悲》、《农臣怨》等篇，也是代贫苦人发出愁怨的呼声，特别是《闵荒诗》一首，以隋炀帝比唐玄宗，说“天国正凶忍，为我万姓仇”，同情人民的立场非常明确。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诗》，虽然也是强烈谴责腐朽政治，比起元结来，却不如元结能直斥唐玄宗。杜甫对君主不敢直斥，总是有意回护。假如当时有许多象元结那样鲠直的诗人，一致为人民呼号，唐玄宗固然未必就此醒悟，但作为诗人，却不可不表示应有的政治识见，在这一点上，元结应是天宝年间的第一人。
唐代宗时，元结任道州刺史，作《春陵行》及《贼退示官吏》两诗。《舂陵行序》云“道州（湖南道县）旧四万余户，经贼以来，不满四千，大半不胜赋税。到官未五十日，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贬削。呜呼，若悉应其命，则州县破乱，刺史欲焉逃罪；若不应命，又即获罪戾，必不免也。吾将守官，静以安人，待罪而已”。诗中有“州小经乱亡，遗人实困疲。大乡无十家，大族命单赢。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挞之”等句。元结宁愿免官，不肯逼迫穷民，这是当时最有心肝的好官。《贼退示官吏》诗有“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句，有些官实际上不如贼，至少与贼无大异，他被逼作贼，想弃官归隐，归隐是封建士大夫唯一可走的道路，因为他们不会站在农民起义一边，又不甘心作比贼不如的官，最好的前途，自然是做个无官职的地主，享受闲居的乐趣。要求他们有反抗朝廷的积极行动，那是不合实际的奢望。杜甫读到元结的两篇诗，热情称颂，认为“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少安可得矣”。杜甫对人民的同情心，与“致君唐虞际”的忠君心相结合，正是儒家的传统思想，元结在《筐中集序》里，反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的南朝风气，他所作诗全是古风，事实上唐时律诗已经开出广大的新境，远非南朝所能比拟，唐诗人多能古近两体并长，诗苑因而特别繁荣，元结不作近体诗，以为时之作者，烦杂过多，歌儿舞女，且相喜爱，不合风雅之道，想要“变时俗之淫靡，为后生之规范”。他这种矫时俗的议论，与韩愈相同，韩愈用来矫文弊，获得成功，元结用来矫诗弊，却不发生任何影响，因为他的主张太违反唐时诗的趋势。
韦应物与元结同时，刚直的性格也相同，表现在诗风上却有显著的不同。韦应物《示从于河南尉班》诗中有“立政思悬棒”句。曹操任洛阳北部尉，造五色棒悬门上，豪强犯禁，即用棒打杀。韦应物要学曹操悬棒杀豪强，足见他原来是个刚强人，因受腐朽势力的折磨，变刚强为柔和，写出清闲恬淡的诗来。韦应物曾任苏州刺史，日常生活是焚香扫地而坐，只和顾况、刘长卿、释皎然等人唱酬为宾友。他自称做官也是坐禅，他也象陶潜那样，有时候猛气不能自抑，流露出对腐朽政治的愤怒，如杂体五首，都是有所指斥，尤其是《古宅集妖鸟》一首，痛责满朝官僚贪鄙无能，《春罗双鸳鸯》一首，写剥削与被剥削两个阶级的苦乐绝对不平。韦应物诗里，偶然露出这样的真情感，说明他并非心如死灰，因此，韦与陶可以相比拟，不过，闲静的气息，韦不如陶，陶生在晋朝，受玄风影响，陶诗成为玄风的最高表现，韦处在唐朝，没有陶的时代精神，尽管风度学得相似，气息终究不能相同，陶韦并称，韦不及陶，盛唐诸诗人中，韦却是唯一的闲淡诗人。
三 中唐诗人 盛唐中唐交界处，不必机械地划分，唐代宗大历年间有不少著名诗人，其中卢纶、韩翃（音宏hóng）、刘长卿、钱起、郎士元、皇甫冉、李嘉祐、李端、李益、司空曙等人，号称大历十才子。他们多是天宝年间进士，正遇安史大乱，他们做的诗，没有一人能象杜甫反映现实。伸张正义，足见这些人不过是能作诗的普通文士，做诗不能表现时代的特点，只能被看作普通文士做普通诗。杜甫死后（大历五年杜甫死），经过一个不长的时间，到了唐德宗时，杜诗的影响深入诗苑的各方面，几个大派别都是从杜诗派生出来。中唐诗苑盛况并不亚于盛唐，所差是在一些作者，虽然各有创造，自成大家，但未能超出杜甫已经开辟出来的境界。从这一点说，中唐比盛唐不免落入第二流。
中唐诗人影响最大的无过于白居易和元稹。白居易和元稹都扬杜抑李，白居易与元稹论文书里说，杜诗千余首，尽工尽善，比李白更好，不过，杜诗如《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等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句，也只占十中三四。这说明白居易学杜甫，着重在学杖甫为劳苦民众呼号的诗篇。因此，他得出作诗歌的宗旨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在唐宪宗初年，身任谏官，每日论事，有些不便明言直说的事，用诗歌表达自己的意见，希望皇帝听了有所改悔。这一类诗有些题为新乐府，通称为讽偷诗，这是白诗中最有人民性的部分，学杜相似的也是这一部分。讽谕诗是白诗精华所在。他说，我诗得人喜爱的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等篇，时人所重，却是我之所轻，我的讽谕诗，意思激切，言辞质直，人们不喜爱，百千年后一定会有人喜爱。白居易自称“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讽谕诗，兼济之志也”。白居易志在救济民众，与社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同一心情，杜甫诗写当世时务，号称诗史，白居易讽谕诗也写时务，同样是诗史，诗人对民众没有深切的同情心，是不会冒险作诗史的。
白居易与诗友元稹的诗流传极广，元稹《白氏长庆集序》里说，“长安少年都仿效我们两人的诗体，自称为元和体诗，二十年间，官署、寺观、驿站墙壁之上无不题元白诗，王公、妾妇、牧童、走卒之口无不吟元白诗，至于手抄本摹勒本（可能是印刷本）在市上贩卖，或用来交换茶酒，处处都有。我（元稹自称）在乎水草市（浙江绍兴县山市）看到村校里学童都学诗，问他们学的是什么，齐声答言，先生教我们学元白诗”。白居易也说，“自长安到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旅店、行舟之中，往往题我诗句，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吟咏我的诗句。时俗所重，正在杂律诗和《长恨歌》一类雕篆之戏，不足为多的诗”。白居易分自己的诗为四大类，即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写讽谕诗是志在兼济，写闲适诗是行在独善，兼济是为解救民众疾苦，独善是保身养性，不为世俗所累。从唐文宗时开始，牛李党争剧烈，白妻杨氏是牛党重要人物杨颖士的妹子，因此被算作牛党，李德裕执政，排斥白居易，甚至不敢读白诗，怕读了他的诗，改变对他的成见。白居易作诗云“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他采取不争名位的方法来对待朋党之争，在当时士大夫中是最有识见的。他得免朋党的祸害，并非偶然。
白居易被迫放弃宦情，求名之心却极浓。他一生专心求永久的诗名，得风病后还伏枕作诗，不肯停止。他生前写定诗集五本，每本有诗文三千八百四十首。五本分藏五处：一本藏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藏苏州南禅寺经藏内，一本藏东都圣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白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使各藏于家，子孙世守。他迫切希望诗名永传，五本分藏，用心是很苦的。他作诗力求平易通俗，独创一格，为前人所未有，目的也是在于广播人口，借以流传后世。北宋人释德洪作《冷斋夜话》，说白居易每作一诗成，读给一个老妪听，问她懂不懂。她说，懂得，这首诗算是作成了。如果答说不懂，就得另外做过。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北宋人张耒曾在洛阳一士人家，看到白诗草稿数纸，涂改重重，原作的文句几乎全部改换。白诗经过锻炼而成，要炼成通俗的文句，也非苦吟不可。通俗丝毫不等于草率轻易。白诗流传在当时已如此广泛，原因就在白诗真正做到通俗，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
白居易最亲密的诗友元稹，也擅长写通俗诗，元诗与白诗同样广播人口，元诗又多采入乐歌。元稹寄白居易诗有“体遣玲珑（歌妓名）唱我辞，我辞多是寄君诗”等句，足见元诗多可入乐。他和白居易同时享盛名，诗歌传入宫廷，宫中人都叫他元才子。这是他后来投靠宦官，得做宰相的一个条件。元白并称，由于诗的成就，二人难分优劣，但二人在仕途中，元最后失足走了邪径，白隐居退避，不参加党争，二人人品优劣，也就决定了文学上的优劣。白居易有兼济思想，凡不利民众和国家的朝政，敢于犯颜直谏，店宪宗有一次很不满意，对宰相李绛说：“白居易这个小子，是我提拔他得名位，现在对我毫不礼貌，我实在不能忍耐”。做官得直声，名望自然清高，所作诗文也容易为人尊重。元稹起初也敢谏诤，白居易很尊重他，赠诗说“昔我十年前，与君始相识。曾将秋竹竿，比君孤且直。……共保秋竹心，风霜侵不得。始嫌梧桐树，秋至先改色”。不料这个比作秋竹竿的元稹，经过几次贬官，完全改色变节，唐穆宗时，走宦官魏弘简的门路，勾结魏弘简共同破坏裴度讨代河北叛镇的用兵计划，为了谋做宰相，不顾一切，人品实属卑劣。他是学白居易正直却经不得风霜的鄙夫。他诗也学白居易。白作《和答诗序》里说：“五年（唐宪宗元和五年，八一○年）春，微之（元稹字）左转为江陵士曹掾。我命季弟去送行，且奉新诗一轴，凡二十章，率有比兴，淫文艳韵无一字焉。及微之到江陵，寄在路所为诗十七章，凡五六千言，言有为，章有旨，至于宫律体栽皆得作者风。我和友人樊宗师等三四人，时一吟读，心甚贵重。然窃恩之，岂我所奉的二十章，遽能开足下聪明，使之然耶？抑又不知足下是行也，天将屈足下之道，激足下之心，使感对发愤而臻于此耶？若两不然者，何立意措辞与足下前时诗如此之相远也！”白居易这段话，正好说明元稹诗受白诗影响很大，元是学白居易诗格却缺乏真实性情的佞人。他分自己的诗为十类，有古讽、乐讽，拟白诗的讽谕诗；有古体、新题乐府，拟白诗的闲适诗；有律诗（七言五言两体）、律讽，拟白诗的杂律诗；又有艳诗，专描写美妇人，大概是拟白诗的感伤诗。白居易有《长恨歌》，写唐玄宗杨贵妃荒淫乱亡事，妓女能诵《长恨歌》，身价便增高，想见此歌极受重视，流传甚广。元稹仿制《连昌宫词》，也为时人传诵，不过，诗中“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等句，正如杜牧《李勘墓志》所说淫言媟语，非庄士雅人所为，与《长恨歌》惩尤物、窒乱阶的用意有别。白居易《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呈元九李二十》诗有云“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每被老元偷格律（自注：元九向江陵日，尝以拙诗一轴赠行，自后格变），苦教短李伏歌行”。元稹模仿白居易，当时已有定论。元稹人品不如白居易，模仿虽到近似的境界，但元诗终究只是才子诗。
元稹死后（八三二年，唐文宗大和六年死）白居易与刘禹锡为诗友，有《刘白唱和集》，白与刘书云“微之先我去矣，诗敌之劲者非梦得（刘禹锡字）而谁？”刘禹锡参与王叔文集团，甚有权势，唐宪宗登位，刘禹锡等被贬逐，不得为朝官。唐文宗时，因重臣裴度的援引，刘禹锡又得为朝官，累升至检校礼部尚书。唐顺宗身染重病，王叔文掌权，王叔文名位卑微，引用刘禹锡柳宗元等名士为助，刘柳等人与王叔文秉政半年，政令都是有益于朝廷有利于民众，未可讥议。可是，他们依靠的是死在旦暮的唐顺宗。满朝政敌（主要是宦官）利用唐宪宗夺取帝位，是必不可免的。王叔文集团被斥逐，也是必不可免的。刘柳等人的失败，刘禹锡诗“勉修贵及早，狃捷不知退”，确是实情。被逐以后，忧愁憔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句见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正写出这些逐臣的心情。他们本想及早腾达，不料贬作边远地方官，井有诏：虽遇赦无得内移。这样，他们政治上失去前途，无可奈何，不得不逃入南宗禅求取绝望中的安慰，更重要的是要在文学上精心创作，借文名来补救政治失势。刘禹锡柳宗元都是这样做的，白居易所谓吟咏情性，播扬名声，文之神妙，莫先于诗，诗名盛大，可能改善政治遭遇。刘禹锡在诗的方面特别取得卓越的成就。白居易称刘禹锡诗为神妙，《旧唐书·刘禹锡传》特指《西塞怀古》、《金陵五题》等待为佳作。《金陵五题引（序）》里说，“友人白乐天掉头苦吟，叹赏良久，且曰，石头题诗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辞矣。余四咏虽不及此，亦不孤乐天之言尔。”刘禹锡自负《金陵五题》是绝唱，后世无人能继作，就诗而论，确是无敌的佳篇，如《咏台城》云“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比描写景物的名句“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立意更为高远，刘禹锡无愧为白居易的敌手。不过，刘禹锡最精采的诗是他的乐府诗两卷，他在贬地仿照屈原为沅湘民间改迎神词作《九歌》的遗意，作《竹枝》、《杨柳枝》等词若干首，教巫祝歌唱，流传民间。《旧唐书·刘禹锡传》说“武陵（湖南常德）谿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竹枝》《杨柳枝》以外，还有《浪淘沙词》、《纥那曲词》也是采用民歌形式的创作，《浪淘沙词》是七言诗，《纥那曲词》是五言诗，虽然与后起的词句法有异，随着音乐的变化，很自然地会变成词。诗话家评刘禹锡文学上成就说，“大概梦得乐府小章优于大篇，诗优于他文”。这个评语是恰当的。
白居易、元稹、刘禹锡三人诗大体上都属于通俗类，因之广泛地播扬在人口，士大夫作品，有意为民众所享受，这应该说是元白等人的贡献。但也有流弊，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里说，“江湖间多新进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仿效，而又从而失之，遂至于支离褊浅之词皆目为元和诗体。司文者考变种之由，往往归咎于稹”。通俗化的诗被新进小生转展仿效，变成支离褊浅庸俗化的诗，陈言滥调，充满诗苑，这在元白是始料所不及的。要挽救庸俗化的弊风，需要强弓大戟般的硬体诗来抵消元白末流的软体诗。韩愈一派的诗人，很好地负起了挽救的责任。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首领，古文运动不仅是反对陈腐的今体文（唐四六），更重要的是力图复兴极衰的儒家学说，推翻声势极盛的佛道二教，所以韩愈古文富有战斗精神，不愧为“凌云健笔意纵横”的伟大文学家和思想家，宋人诗话说“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耳”。韩诗与古文一样，象长江大河，浩浩瀚瀚，表现笔力雄健才思富赡的极致，李白杜甫的精华，被韩诗吸收并神而化之，独成一大家，可以说杜文不很工，却不可以说韩诗不工。韩愈在《调张籍》诗里指出自己学李杜的心得说，“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顾语地上友，经营无太忙”。“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两句，说明韩诗与李杜诗精神融合成一体，经营不必太忙，却自然合于李杜。韩诗变化怪奇，主要得自李白，法度森严，主要得自杜甫，他在《调张籍》诗中斥责李杜优劣论（当以元稹为此论代表），说，“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不是学李杜同样有得，对李杜同样深知，是容易偏袒李杜立在某一方的。
韩愈是中唐创硬体诗的一大家，有如白居易创通俗诗也是一大家。韩派诗人多有名人，最著者张籍孟郊贾岛樊宗师卢仝李翱李贺等人。张籍于唐德宗时登进士第，深得韩愈重视，韩愈《醉赠张秘书诗》云“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调张籍诗》云“乞君飞霞佩，与我高颌颃”。韩愈承认张籍学李杜，与自己有同样的成就，可以颉颃同飞。所谓学古淡，古是指张诗擅长乐府，多用古乐府为题，淡是指辞意通显，不作雕饰，张籍与白居易元稹唱和，诗句通俗，但不同于元白未流，所以说“轩鹤避鸡群”。如《野老歌》：“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这种意境，也是从学杜得来。韩愈给张籍诗评价很高，《病中赠张十八》诗云“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张诗往往语已尽而意有余，扛鼎的笔力当是指此。
韩愈重视的诗友，又有孟郊（字东野）。韩《荐士》诗赞扬孟郊的笔力说“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骜。……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音傲ao）”。《韩集》有韩孟联句诗数篇，孟笔力足与韩为敌。孟郊性孤僻寡合，韩愈一见便引为忘形之友。张籍性诡激也得韩愈器重，大抵韩创硬体诗文，与庸俗文派作斗争，需要一些异乎流俗的士人为友朋，这些人得到韩愈表扬，文名振起，形成韩氏一派的名士。盂郊诗专写穷苦，所谓“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他看自己是穷蹙到不容于天地之间的末路人，精神状态极不健康。这和韩愈的雄伟恢宏，恰恰相反，韩愈对他却大加称颂，《醉留东野》诗云“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吾与东野生并世，如何复蹑二子踪”。诗末又说“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无由逢”。韩孟二人文学上是同道，因此友情如此真挚。孟郊自称作诗的苦处说，“夜吟晓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这样苦吟出蹇湿穷僻的诗句，自然是使人愁惨不乐的呻吟声，韩愈却称孟诗“荣华肖天秀，捷疾愈响报”。说的恰恰与实际相反，是讥刺还是标榜，显然是标榜。同派李观论孟诗“郊之五言诗，其高处在古无上，其平处下顾二谢（谢灵运、谢惠连）”，也是说的与实际不合。要和熟软诗风作斗争，这种僻涩体诗有一定的抗俗作用，韩派人给以过分的赞扬，不是全没有理由。司空图说元白是力强气弱，乃都市的豪估，孟郊等以穷僻和豪估对抗，才显得白辟一境。
另一个以穷寒僻涩为诗境的作者贾岛，在韩门比张籍孟郊地位较次。贾岛原是僧人，名无本。韩愈教他为文，使弃佛还俗。他屡举进士不第，当然更增加穷愁饥寒的苦处。贾诗写穷比孟郊更甚，孟郊诗“种稻耕白水，负薪斫青山”。还能种稻斫柴，维持生活。贾岛诗“市中有樵山，客舍寒无烟。井底有甘泉，釜中常苦干”。僧徒过的是寄生虫生活，贾岛原是僧徒，还俗以后，依然仍是寄生虫，市中有柴山，还可以说无钱买柴，井下有甘泉，懒得去汲水，宁愿釜中常苦干，这种懒人，渴死也不会得到别人的同情。他吟得“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二句，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二句无非是写孤独生活，无甚意义。不过，刻苦锻炼，三年才吟得这两句，对轻率庸俗摇笔即来的元和体未流，有矫枉的作用。
韩愈派诗文最奇怪的作者要首推樊宗师。樊宗师作诗七百一十九篇，留传只有《蜀绵州越王楼》诗一首。此诗有序一篇，造句怪异，不知其意何在。如序首“绵之城，帝猲■（猲音歇xie，■同揭）、掀明威……”等句，只有“绵之城”三字尚成语，余句全不可懂。诗也同样难解，如“危楼倚天门，如■星辰宫，穰薄龙虎怪，洄洄绕雷风”。这种字奇意不奇的七百多篇诗，仅得留存一篇，足见无留存的价值。韩愈为樊绍述作墓志铭，称樊诗文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铭文更大加赞扬，说“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既极乃通发绍述，文从字顺各识职”。樊文字极艰涩，韩称为文从字顺，未免太不合事实。文章固然务去陈言，但不必要也不可能做到绝对的词必己出，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樊宗师《绛守居园池记》有“瑶翻碧潋（音殓lian），嵬眼倾耳”等句，前人未曾说过这样的怪话，樊宗帅说了能有什么新进境！这是韩愈派中最低劣的一个作者，所作书（《魁纪公》、《樊子》、《春秋集传》三种）、文二百九十一篇、杂文二百二十篇、赋十篇、诗七百一十九篇，写作虽多，除《绛守居园池记》及《蜀绵州越王楼》诗各一篇偶得幸存，其余全部被淘汰”正是最公正合理的裁判。李肇《国史补》说“元和之后，文笔则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奇是务去陈言的结果，辞义全新，超越凡俗，所谓奇实际就是新。韩愈诗文富于创造性，尤其是在古文方面，新奇的影响特别深远。涩与奇正相反，涩是文不从字不顺故意使人不懂的反常语言，作涩体文，似乎也在务去陈言，实际比陈言还不如，因为陈言不过是凡俗语，涩体则是反常语，语言违反常规，就不成其为语言，也就全部可以废弃。学奇难，学涩容易，鄙陋之士避难就易，奉樊为大师，相沿二百余年，到宋仁宗至和嘉祐年间，场屋举子为文尚奇涩，甚至通篇读不成句。古文家欧阳修力主革积弊，一○五七年，欧阳修被任为知贡举，凡试卷带有涩体，一概黜退，樊宗师的流毒到此才算结束。
韩愈派诗人，自孟郊张籍以次，都各有成就，他们的共同点是戛戛独造，异乎流俗。樊宗师以文不从字不顺为特长，与元白诗末流的庸俗滥熟，形相异而实相同，在韩愈派中是最下的一个作者，下列二人也是韩愈派中重要作者。
卢全，自号玉川子，隐居洛阳城中，作诗豪放怪奇，甚为韩愈所推崇。韩作《寄卢金诗》一首，说他“事业不可量”，“忠学生天性”。又说“先生固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窥涯涘”。这些，都是韩愈不肯轻易誉人的话，卢仝被韩愈重视可以想见。他的代表作《月蚀诗》，是一篇感情强烈锋芒犀利的讥刺诗，确实使韩愈倾倒了。韩作《效玉川子月蚀诗》，全用卢仝原文，只是删改若干字句，便成法度森严的韩愈诗。卢上不满当时的政治状况，有愤世嫉俗的心情。韩愈对卢生极重视，可是卢仝在《苦雪寄退之诗》中叙述自己穷苦以后，说“唯有河南韩县令，时时醉饱过贫家”。说韩醉饱过贫家，意思是自己与韩愈穷苦富乐相差悬殊。《听萧君姬人弹琴》诗，说“主人醉盈有得色，座客向阳增内燃。孔子责怪颜回瑟，野夫何事萧君筵。拂衣屡命请中废，月照书窗归独眠”。也是强调宾主苦乐的距离。《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巅崖受辛苦。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从一人的穷苦想到亿万苍生的辛苦，韩愈所谓“忠孝生天性”，当是指诗中这一类的思想。在唐诗人中卢仝算是有见解的诗人，不过，他憎恶富贵人，同时又交接富贵人，他跑到老官僚宰相王涯家作客，恰巧遇到八三五年的甘露之祸，被宦官捕获杀死。韩愈寄卢仝诗所谓“先生结发憎俗徒，闭门不出动一纪”。“劝参留守谒大尹，言语谗及辄掩耳”等语，至少在他的晚年，已经不是闭门不出，劝谒大官便掩耳的处士了。所谓“结发憎俗徒”，大概以憎俗徒来表示清高，借以增加本人的身价。
韩愈诗派为反对熟软，力求去陈言立新意，诸人都专从一个方面寻找题材，如盂郊贾岛专写穷寒，卢仝专写怪奇，李贺专写阴暗鬼趣，诸人穷搜苦索，各自成家。李贺比诸人更为奇特，他幼年就有文名，韩愈皇甫提（音食shi）亲去面试，李贺当场赋诗一篇，题为《高轩过》。二人大惊，为之揄扬，李贺名大著。他的才名应进士科得第是轻而易举的。小说家说元稹阻止他去应试，说他的父亲名晋肃，应该避家讳不去应试。唐士人承六朝土族遗俗，极重家讳；如白居易祖父名锽（音皇huang），与宏字同音，白居易不应宏辞科，改应书判拔革科。尽管韩愈作《讳辩》，李贺还是不敢应进士科考试。李贺擅长乐府，作歌诗数十篇，乐工无不讽诵，朝廷给他一个叫做太常寺协律郎的小官职。他活到二十七岁（八一七年，唐宪宗元和十二年）便死去。他负才不遇，非常轻佻傲慢，看在眼中的文人极少，时人也合力排挤他，他愈被抑压，思想愈孤僻，诗意也愈深刻，特别是说到荒墓野鬼这一类极端消极的事物上，诗句也就极端精采。李贺诗中用事丰富，是读了很多书的人，这和元白体末流诗人，不必读书也能编造诗句，大不相同。他每天骑驴出门游览，小奴背一个锦囊跟着他走，大概愈是荒坟旧墓，萧瑟凄凉的地方，他愈爱去游览，墓上的颓景，和墓下的死骨，都是他苦吟索句的材料。如《秋来篇》“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他诗中喜用鬼、泣、死、血等字，游荒墓时自然要想起这些事物。李贺想象力不亚于李白，不过李白满脑子神仙，神仙是最快乐最自由的幻想人物，因之李白诗充满着飘飘凌云气的快乐情绪，李贺却相反，《马》诗第二十三首说“武帝爱神仙，烧金得紫烟。厩中皆肉马，不解上青天”。这一类反对求仙的诗，在李贺诗集中并不少见，他既不信天地间有神仙，承认死的不可避免。他在死的方面运用想象力，犹如李白在神仙方面，同样获得成功，不过长生与死亡意趣大不同，二人的意境也就大异了。李贺诗“飞香走红满天春”、“酒酣喝月使倒行”、“蹋天磨刀割紫云”、“天若有情天亦老”等佳句，至少不比李白的佳句差。朱熹评李贺诗说“贺诗巧”，巧字用得非常惬当。李贺佳句大抵从实地观察中得来，又加以锻炼工夫，得句往往奇巧。好似高手摄影师选择最适当的地点，摄取全部胜地的精华。如《南山田中行》诗“荒畦九月稻见牙，蛰萤低飞陇径斜。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写荒野景物，历历如在眼前，足见他确有实际经历，并非全凭臆想。他不象一般人那样先有题目，然后作诗，并且拘泥于篇章格律。他是在实地观察中遇有好题材即写成几句，回家后才凑足成篇。因之一篇中常有警策句。他的母亲说他总有一天要呕出心来，就是指他苦心锻炼这些警策句。韩愈一派诗人都主张苦吟以去陈言，成绩最高的要推李贺，别人不能造新言来代替陈言，甚至用涩体言语来代陈言，李贺所作不仅言语清新，而且立意也不同于流俗。他敢于指斥唐宪宗求神仙，对恶政有一些不满的表示，如《猛虎行》：“泰山之下，妇人哭声，官家有程，吏不敢听”。又如《感讽》诗说“越妇未织作，吴蚕始蠕蠕，县官骑马来，狞色纠紫须，怀中一方板，板上数行书。不因使君怒，焉得诣尔庐。越妇拜县官，桑牙今尚小，会待春日晏，丝车方掷掉。越妇通言语，小姑具黄粱。县官踏餐（饱食）去，簿吏复登堂”。本诗刺催科的急暴，蚕事刚起，县官就亲自来催租，饱餐一顿黄粱饭去了，接着簿吏又登堂来催，自然也得饱餐一顿饭才肯走。他比盂郊贾岛等人，多少有些政治见解。也多少有些独立精神。《致酒行》说“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岖”，幽寒当是指孟贾一类人的寒苦诗，他自己有拿云的高远志向，不屑为坐而呜呃的幽寒人，但又深恶元白末流所作熟烂诗。小说家说元稹求见李贺，被李贺拒绝，未必实有其事，大概李贺坚决排斥元白末流的熟烂诗，见于言行，小说家因而讹传为拒见元稹本人。对孟贾和元白末流一概反对，最符合韩愈务去陈言的宗旨，韩愈一派，诗当推李贺为传衣人，犹之古文当推李翱为传衣人。
中唐时期可与元白、韩愈并列的大诗人还有柳宗元。柳宗元诗既不象韩愈诗那样豪放纵横，也不象元白诗那样平易通俗，他虽与韩愈同为古文运动的创导人，但受《文选》影响（六朝文）甚深，他的古文含有很多骈句，特别是最著名的山川记，显然从郦道元《水经注》写景文化出。他的诗含有选体气味，谢灵运、陶潜是他学诗的范本，当然不是模拟陶谢的形迹，而是变化为柳宗元的山水田园诗。朱熹说柳子厚“诗学陶者便似陶”。又说，“学诗须从陶柳入门庭也”。苏轼称“柳于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这些评价大致是平允的。不过，柳宗元学陶的真正恬谈处却还有一些距离，陶潜绝意仕进，极少流露仕途受阻的不平心情，柳宗元因热衷仕进，檄被压抑，怨愤之情触处流露，尽管柳诗学陶功力甚深，在恬淡的气韵上，柳总稍逊陶一步。柳诗之与陶诗，相当于山水记之与《水经注》写景文，各有其不可企及之处，而后起的模拟者总不免比创始者要稍逊一筹。
四 晚唐诗人和词人 一般总以为诗至晚唐，已入衰境，诗苑中只剩下一些残花败叶，不再有中唐时期那种胜景。其实晚唐时期几个主要诗人，非但不比中唐主要诗人差，而且成就还高出中唐诗人。首先是晚唐诗人脱离五言七言诗的旧形式，开辟出诗的新体长短句（词）的广阔境界。其次是起源于六朝，完成于唐朝，作为唐诗特长的律诗，至晚店达到最精美的程度。当然，唐诗经中唐人穷搜苦索，连穷寒境鬼境都搜索到，境界尽辟，似乎山穷水尽无路可走了。晚唐诗人开辟艳情一境，其中一部分确是说男女相悦之情，一部分则是模仿楚辞，托言夫人香草借以写君臣朋友问的恩怨离合。所以对晚唐诗，不能看作全是房中之言，也不能看作全是模仿楚、骚。大抵唐文宗时，牛李朋党互相陷害，党争开始激化，以后愈演愈烈，界限非常分明，准要是牵连入党局，谁就被摈出仕途，在政敌当权的时候，休想仕进。宦官，势力自唐宪宗以来，比任何势力都强大，有些士大夫投靠宦官取得富贵，有些人不肯对宦宫屈身，满怀忧愤，又不敢公开议论，招致祸害，士大夫在朋党宦官双重压力下，避免吐露平直的语言，有意说得恍惚迷离，或彼或此，忽断忽续，埋没意绪，不使敌人发现踪迹，用心是很苦的。盾朝风教废弛，习俗淫靡，晚唐淫风愈盛，诗人沾染陋俗，并不讳言情欲，不过，多用曲折隐约的语言来谈情，往往与寄兴于美人香草的文意（“为芳草以怨王孙，借夫人以喻君子”）混淆难分。例如唐末韩偓作香奁（音帘lian）诗，似乎专言艳情，卑卑不足道。其实韩偓不可告人的苦心，自己说得很清楚，他说“谋身拙为安蛇足，报国危曾捋虎须”。又说“缉缀小诗钞卷里，寻思闲事到心头；自吟自泣无人会，肠断蓬山第一流”。晚唐诗人作艳体诗，应该先考察他们的遭遇和行事，韩偓反对朱全忠篡夺唐朝，在当时朝臣中还算是较有气节的人，他的艳体诗里面有“自吟自泣无人会”的哀伤诗，《礼记·乐记》所谓“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晚唐艳体诗正是这种亡国之音。从诗的标准来衡量，却依然有很多大诗人和大量好诗，其中以李商隐为最大的诗人。
李商隐生于八一三年（唐宪宗元和八年），幼年就能做占文，不喜做今体文（四六）。这在当时要算是有识之士。因为所有诏令章奏书判等凡属于公文性质的文字，都必须用四六文，善于做四六文，是仕进顺利必要条件之一，如果被皇帝赏识，任为知制诰、中书舍人等要职，就有可能再上升为宰相。因之不做今体文而做古文，本身就有守正不屈于习俗的意义。李商隐十六岁，著《圣论》、《才论》两篇古文，很有声望。第二年（八二九年，唐文宗大和三年）唐宪宗时曾任宰相的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爱李商隐少年俊才，特加优待，令在门下，与儿子令狐绚等同学。令狐楚亲自指点做章奏的诀窍，李商隐博学多闻，学成后技艺超过令狐楚。谢意诗“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俨然以为得章奏秘传，不难作到宰相。此后常居令狐楚幕中，专掌章奏。八三六年，借令狐绚的力荐，李商隐得进士及第。本年冬兴元镇节度使令狐楚临死前一大，急召李商隐从京城到兴元，使代草遗表，足见令狐楚很信任李商隐的章奏。李商隐也自认是令狐楚的传衣弟子。照朋党的规矩，李商隐当然应该做令狐氏的忠实徒党。也就是应该死守牛党，不别找主人。李商隐于次年赴泾原镇节度使王茂元幕，并娶王氏女为妻。王茂元是被当作李德裕党的武人，令狐绹认为李商隐忘家恩，深恶痛绝，李商隐从此陷入朋党的漩涡中，一生不得脱身。
八三九年（唐文宗开成四年）李商隐应吏部试书判拔萃科及格，得任为秘书省校书郎。虽然这只是正九品官，但地位清要，文士起家就得这个美职，尤其是得秘书省，可称获得捷径。就在本年，王茂元调为京官，李商隐也调补宏农尉，从正九品降为从九品，从清职降为俗吏，是李商隐仕途的挫折。杜甫《赠高适》诗“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碎”。韩愈《赠张功曹》诗“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杜牧《寄小侄阿宜》寺“参军与簿尉，尘土惊劻勷（音匡攘kuāng ráng）：一语不中治，鞭箠身满疮”。唐时簿尉等官，有过失便受鞭笞，等于后世的胥吏。孪商隐一入仕途，就显出受朋党的祸害。八四○年，李商隐辞尉宫，南游到湘鄂等地，企图找个幕职，结果一无所得。八四一年（唐武宗会昌元年），王茂元又被任为忠武军节度使，李商隐自南方回京。次年，李商隐又以书判拔萃，再任秘书省正字。这时候牛党被斥逐，李党渐得势，李商隐也似乎走上了顺境。此后几年内，李商隐遭母丧，王茂元又死，李商隐实际上与李德裕并无直接关系，在会昌年间，正字美职因母丧失去，全家闲居永乐县（山西永济县）。等到丧服期满，唐武宗死去，唐宣宗即位，任用牛党白敏中为宰相，令狐绹为知制诰，充翰林学士，大权在握，放肆地斥逐李党中人，郑亚被斥为桂管观察使，李商隐应郑亚聘，任桂管掌书记。李商隐到桂林任幕职，不久，郑被贬为循州（广东龙川县）刺史，在任所死去。李德裕也在崖州（广东琼山县东南）死去，李党已成不能复燃的死灰，只好忍受牛党的压迫。李商隐失幕职，回京选为盩屋尉。自八三九年得宏农尉，经过首尾十一年，还是一个县尉，李商隐仕途的柯，可以想见。因为他特长章奏，恃幕职为生，如果说他是李党中人，也只是一个不足轻重的书记官。
八五○年（唐宣宗大中四年），令狐绹仕宰相，孪商隐才自己认输，不敢再说“不惮牵牛妒”，改变为力谋接近令狐绹，哀求解释旧恨。令狐绹旧恨极深，任宰相十年，始终怀恨，李商隐寄托忧愤的艳体诗，很多是为令狐绚无情的报复而作的。八五一年，妻王氏死，李商隐更是忧伤无聊，一部分艳体诗是为悼亡而作的。八五二年，孪商隐又失幕职，人京哀求令狐绹，才得到正六品的太学博士。接着，柳仲郢聘他为东川节度使掌书记。八五六年，柳仲郢内调为吏部侍郎，李商隐又失幕职。居郑州充柳仲郢属宫。八五八年，这个晚唐最大诗人李商隐活了四十六岁、在朋党倾轧中抑郁穷困地死去了。他的才学和遭遇，使他的诗表现出独特的风格。他读书极博，收集资料极富，所得材料，分类汇编，如《金钥》分帝室、职官、岁时、州府等类，又有《杂纂》，专收集俗语和鄙事，又有《蜀尔雅》，专采蜀语。他分类收集的手册为数想必不少，这些都是作诗文的材料。他使用材料非常精细，凡是使用材料，一定要翻检原书，陈列左右，仔细核对，别人说他是獭祭鱼，其实这是引书用事的基本方法，獭祭鱼并不可讥。因为他蓄材丰富，用材仔细，所以他的诗文都是用事精切，属对致密，形式之美，少有伦比。不少人专学他形式之美的诗，衍为北宋初期的西昆体，造句细碎，意义晦涩，欧阳修起来，才推翻西昆体。李商隐诗流弊相沿将近二百年，这也可以说是李商隐诗的副作用。李诗本身却是形式精美，感情深厚，他的境遇迫使他满怀怨愤不能不说，又不敢直说，他说话真是讳莫如深，意思在隐约有无之中。三国魏末，阮籍处在要说却不敢直说的困境中，作《咏怀》诗，《诗品》评它为“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达到微而显的最高境界。李商隐处境与阮籍相似，所作隐语诗是《咏怀》诗的更进一步发展。葛常之《韵语阳秋》说“义山诗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又一诗话家说“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可空百代，无其匹也”。这些话都说得中肯，李商隐诗与阮籍《咏怀》诗同样心情危苦，言语委曲。注家因不知其所指，任意揣侧，许多诗被说成才人浪子厚颜说淫亵话。李诗所有艳情昵语绝大部分是用隐语来告哀，如果熟知他的身世，自然要给予深切的同情。《骄儿》诗自谓“爷昔好读书，恳苦自著述，顦顇（同憔悴qiáo cuì）欲四十，无肉喂蚤虱。儿慎勿学爷，读书求甲乙”。他对读书如此厌弃，可见受蚤虱之苦太深了。
李商隐诗并不是全属寓言，他也有语意完全明朗的诗篇，如《韩碑篇》，宛然是韩愈的笔法，讽刺唐敬宗荒淫诸篇，也并非晦涩，只有牵涉到朋党嫌疑或闺房的诗篇，才是讳莫如深，任人揣度，莫知真意何在。李商隐诗严格遵守了杜甫作诗的规律，即“知律”、“摊书满床”、“熟精《文选》理”、“应须饱经术”。李商隐诗对这些条件都做得十分满足，所以王安石说“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他学杜甫诗，采取严肃的态度，造句精密，用意高远，在韩愈一派诗人反元白诗末流的运动中，李商隐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宋许彦周《诗话》说“作诗浅易鄙陋之气不除，大可恶。客问何从去之？仆曰，熟读李义山诗与黄鲁直诗则去也”。李商隐诗正和元白诗末流完全相反，李诗盛行，元白诗末流才失去地位，因此，他是韩愈一派反熟滥诗的最后胜利者。
李商隐与同时的诗人温庭筠齐名，时号温李，又与杜牧齐名，时号李杜。温庭筠的祖父温彦博在唐初曾做宰相，他出身富贵人家，过的是浪子生活，赌博酣饮，沉迷酒色，自恃才学，轻薄放肆，应进士试屡不得第，怨恨宰相令狐绹，作诗有“中书堂内坐将军”句，讥宰相无学。他喜爱音乐，尤其擅长弹琴吹笛，自谓“有丝即弹，有孔即吹”，不必选好琴好笛。唐人歌唱多用五七言绝句，唱时加上和声，和声辞有长短，后来就长短声填长短句，使合曲拍，这就自然形成一种叫做词的新体制。京中和各州县有大量官妓，又士大夫多蓄家妓，穷如柳宗元，至少也有一个家妓。这种妓女就是新歌辞的传播者，也可能是创造者。温庭筠长年和歌妓生活在一起，他的诗远不及李商隐，他的浪子生活和音乐专长，却使他成为词的重要创始人。固然，在温庭筠以前，早已有人作词，但专力发展这种新体制，成为代表一个时期的文体，不能不是温庭筠的功绩。他的词集号《金筌集》，歌咏的对象，无非是淫艳之事，比梁陈宫体，同样秽亵。晚唐统治阶级腐朽到濒临崩溃的时候，与梁陈如出一辙，宫体由词的形式表现出来，是符合当时情况的。唐朝文学是盛世，到了晚唐已经不可阻止地要发生大分化，按照文学史上通例，总得出现两个代表人物，一个结束旧传统，一个发扬新趋势。在晚唐，李商隐是旧传统的结束者，温庭筠是新趋势的发扬者。晚唐诗人温李称首，其余诗人都不能和他们比高下，因为此后诗人（包括词人）都是温李的追随者。
又一个与李商隐齐名的文人杜牧，是出身高门，又有才略的豪士。他好谈兵事，注《孙子》十三篇，流传于当世。他曾为牛僧孺的幕僚，又为季德裕所器重，但并未参加朋党，以求高官。他凭门第和才能，官至知制诰、中书舍人，比起李商隐的怀才不遇来，杜牧的遭遇还算是优异的。他的门第和才能，使他顾虑不多，敢于直说自己的见解。古文传韩愈的文统，为晚唐突出的大作家，诗也情致豪迈，接近韩愈。杜牧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记》，揭露佛教罪恶，思想上也是韩愈嫡传。
晚唐李商隐杜牧号称李杜，按二人诗风，李接近杜甫，杜接近李白，晚唐的李杜，是盛唐李杜有力的后劲，特别是李商隐，得杜甫诗学神髓，是杜甫以后唐诗人中第一人。
上列晚唐主要诗人以外，还有陆龟蒙、皮日休、聂夷中、司空图等人。陆龟蒙隐居松江甫里，有田数百亩，屋三十间，是个中小地主。他也参加生产劳动，但主要是享受闲福。他和皮日休唱酬最多，唱酬诗一般是缺乏创见的。享闲福也使他完全脱离社会实际，当时民主疾苦，陆龟蒙在诗中全无反映，成为可有可无的诗人。皮日体为陆龟蒙集作序，称陆可与温李并驾，这样的评价未免过当，陆龟蒙决非温李的朋类，也不可与皮日休相比，因为皮日休有同情民众的诗篇，在陆龟蒙集中是一篇也找不出的。
皮日休于八六七年（唐懿宗咸通八年）举进士及第，次年到苏州作小官，与陆龟蒙唱酬就在这个时候。八八○年（庸僖宗广明元年），出任毗陵副使，他在路上参加了黄巢起义军。黄巢军攻入长安，被任为翰林学士。皮日休参加起义军，很有人替他辩护，说决无投黄巢军之理。其实，他对穷苦民众有同情心，正乐府十篇，都是憎恶官吏，为民伸冤的呼声。他在名篇《橡媪叹》里有“吾闻田成子，诈仁犹自王；吁嗟逢橡媪，不觉泪沾裳”，诈仁还可以成王业，何况黄巢起义，是弔民伐罪之师，应该与汉高祖同样看待，他做官有什么不可以。别的文人正因缺少这一点同情心，所以不肯为农民效力。陆游《老学庵笔记》引《该闻录》说“皮日休陷黄巢为翰林学士，巢败，被诛”。黄巢乒败，皮日休被乱兵杀死，是可能的。皮日休的子孙逃到会稽，投靠吴越国。他的孙子皮光业曾为吴越国丞相。宋时文人对皮日休事讳莫如深，力为辩白，其实声辩皮日休不会从黄巢，只能表明地主阶级的愚顽立场，并不能证明皮日休未曾做黄巢的翰林学士。
聂夷中是咸通二年及第的进士，年辈比皮日休高一些。他出身贫苦家庭，在晚唐权门大族把持仕途的情况下，寒门出身的进士不可能有什么前途。这使他不得不立在民众一边，作出一首著名的《伤田家》诗。到五代时，冯道还背诵这首诗来劝唐明宗体恤农民的勤苦。农民受剥削的惨状，被“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四句话说尽，聂夷中留下的诗不多，但这一首《伤田家》诗，足以抵得陆龟蒙诗集全部而有余，因为陆龟蒙不曾替民众说一句话。
司空图登咸通十年（八六九年）进士第，得宰相卢携器重。唐僖宗时，官至知制诰、中书舍人，仕途是顺利的。唐昭宗时，唐朝灭亡的时机渐趋成熟，司空图惧遭横祸，退出仕途，隐居中条山王官谷，那是很大的田庄，他享受大地主的闲福，和一些名僧、隐士赋诗作乐，足以抵消他求做大官的热情。朱全忠灭唐自立为帝，召司空图为礼部尚书，司空图不食而死。这在封建社会算是不事二姓的忠臣，隐居诗人加忠臣，使司空图声誉远超皮陆诸人，实际上他的诗虽有一些叹乱伤时之作，但全是空泛无味的闲人语。丝毫不反映他所生存的时代真实。司空图著《诗品》，标雄浑、冲淡等凡二十四则，名家诗风确有这些特征，司空图说得虽然抽象，但可以助人理解诗风。
庙末五代文苑中新兴的词已代替诗的地位，诗人远不如词人的成绩斐然。其中较大的诗人，只有韩偓韦庄二人。韩偓是唐昭宗时及第的进士，累官至翰林学士、兵部侍郎，他的官职，使他过着当时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他也知道唐亡就在眼前，为逃避朱全忠的加害，带着同族人跑到王审知的闽国去。他著名的诗是香奁诗，有《香奁集》三卷。
韦庄在唐昭宗时进士及第，有诗集二十卷。他最著名的诗是长篇叙事诗《秦妇吟》，诗中描写黄巢农民起义军在长安城的情况，当然，地主阶级的诗人，对农民起义军只能有反动的看法，从形式上看虽然诗是好诗，但内容既坏，也就不值得珍重了。韩偓韦庄是唐末五代的著名诗人，不过，他们对文学的贡献是在词的方面，他们应是更著名的词人。
凡是未曾完成的运动，本身的发展决不会半途停止。远在东汉末建安时期，曹植开始发起五言古诗声律化运动，经过南朝直到初唐，这个诗的声律化运动，不曾停止过。初唐沈佺期宋之问完成了这个运动，律诗从此定型。律诗是新型的近体诗，与旧型的古体诗，势成对立，陈子昂提倡古体诗，与沈宋成为两个源头。嗣后王（维）李杜崛起，开盛唐的伟局，当时作者风起，各自开辟出一些新境界，独立成一家。依傍他人门户的作者极少，所以呈现诗的盛世。王李杜所辟境界，特别宏伟，尤其是杜甫，诗境包含万象，足够供后人用力演绎，中唐韩愈白居易演绎的成功最大，以韩白为代表的中唐诗格，并不比盛唐低，按韩白的成就来说，盛唐与中唐无甚区别，不过，元稹未免启庸俗之端，卢仝、孟郊、贾岛等人，境界褊狭，都缺乏盛世景象，从多数作者来看，中唐与盛唐确有区别。诗到中唐，几乎所有境界都有人开辟了，到晚唐时期，统治阶级愈益腐朽，唐政权分裂成许多小块，诗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要找士人正常的出路感到绝望。诗的境界又早被中唐人尽量探索，遗存无几，晚唐人只能向琐碎细致处寻求新境，晚唐诗显出一片萧条气象，正与政治上的萧条气象相适应。不过，从特出诗人来看，李商隐不仅中唐末有敌手，即列在盛唐也并无愧色。温庭筠不只是文学家，而且还是音乐家，他有丝即弹，有孔即吹，音乐十分精通。唐人盛行歌舞，歌童舞妓到处都有。元结《箧中集序》说“彼则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室可矣”。所谓污惑之声，是指新体歌词，非雅正的诗。杜甫诗“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里说的黄四娘家，可能是歌舞寻乐的妓家，韩愈《感春》诗“娇童为我歌，哀响跨筝笛；艳姬蹋筵舞，清眸刺剑戟”。李白尤为风流不羁，李诗绝大部分是写酒色之事，他老年流落江南，依人为生，家中也还养歌妓。唐朝士大夫几乎无不纵情声色，杜甫韩愈也未能免俗，何论余人。歌舞必有歌词，又必有曲折，配合歌舞的音乐也自然要有长短曲折。歌词配合音乐，七言四句必须有所变动，才能合歌舞。诗变成词，是歌舞促成的。所有重要的文学，都从民间创始，后来为文士所采取，经过加工和提高，成为文学的新体制。凡是活的文学，即配音乐歌唱的文学，无不如此长成起来。词的起源，却有些例外，词有一部分从民间歌调变来，也有一部分是士大夫创制。大抵清新丽正的词多出自民间，以敦煌遗文里杂曲子为例，文字通俗，情意真实，显然是民间流行的唱辞，曲调名目有《倾杯乐》、《内家娇》、《拜新月》、《抛球乐》、《鱼歌子》、《喜秋天》、《南歌子》等，说明在文士作词以前，民间已有大量好词在歌唱。这里介绍一首残缺不全并失词调的词句如下：“十四十五上战场，手执长枪，低头泪落悔吃粮，步步近刀枪，昨夜马惊辔断，惆怅无人遮拦。”写幼年新兵初上战场时的心情，写得很动人。另方面，淫艳浮丽的词多出自士大夫。以李白《对酒》诗为例，这虽然不算是词，意境却非民间所有，《对酒》诗云“蒲荡酒，金叵（音颇pǒ）罗，吴姬十五细马驮，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里奈君何”。这种腐朽意境，完全反映出士大夫的腐朽生活，到温庭筠作词，专以妇女为描述对象，此后凡作词似乎非言闺情就不成其为词，这使词的境界变得狭窄不能象诗那样恢宏阔大。不过，词毕竟是新兴的文体，即使内容无异梁陈宫体，形式却是新鲜可喜的。词有两个起源，一是先在民间流行，经文士采取加工，提高为成熟的文学，二是知音文士，如李白温庭筠等人，对绝句的唱法有所变革，这就很自然地变诗为词。
《全唐诗》采集唐五代词，大体上可称完备。其中如元结所作《欸乃曲》（欸音矮ǎi），是采取湘江上船夫历年相沿的歌调，实际是七言四句诗，与七绝形式相近。张志和《渔歌子》也是七言四句诗，不过第三句改为两个三言句，形式更与词相似。韩偓《章台柳》，移两个三言句到最前面，其余三句仍是七言句。这都说明词（小令）与绝句关系甚密。韦应物所作《三台》、《调笑令》与王建的《三台》、《调笑令》，句法完全相同，足见歌调有定式。这些都是民间歌唱已有定式，文士采取加工，成为词的一个起源。自文士起源的词，当以李白为最早，《全唐诗》载李白词十四首，其中如《菩萨蛮》、《忆秦娥》显系后人伪托，但如《清平调》、《清平乐》等词，无疑是李白所作。《清平调》《清平乐》开专写妇女的风气。温庭筠继起，所作词《全唐诗》采录多至五十九首，标志着诗苑以外词已走上自己发展的道路，成为独树一帜的新体文学。五代时期作词已成普遍现象，汉化的沙陀人李存勖（后唐庄宗）也能作词，足见词在五代，好比诗在唐朝，盛况是相似的。作词者必须过着极其腐朽的生活，才能反映腐朽生活来充实词的内容。当时西蜀和南唐两国，恰恰具备这个必要的条件，因此两国成为两个词的中心地。
唐末战乱，唐朝士人多逃往成都，投靠王建。王建也尽量收容，供给足够的享受品，使维持原来的腐朽生活。这些醉生梦死的文士，继续做词寻乐，唐末风气，原样保存在前蜀国。前蜀国灭亡后，孟知祥建立后蜀国，腐朽风气有增无减，著名词人也就得以产生。后蜀赵崇祚编《花间集》十卷。集中所录自温庭筠以下凡十八人，其中主要作者有韦庄、薛昭蕴、牛峤、毛文锡、朱希济、欧阳炯、顾复、鹿虔扆、和凝、孙光宪等人，收集词凡五百首。《花间集》为最古的词总集，这一派的作者称为花间派，始祖是温庭筠。欧阳炯作序说“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序文说得清楚，花间派词无非是宫体的变形，内容腐朽是一致的。
另一个词的中心产地是南唐国。面临亡国危机的南唐中主李璟和亡国后充当俘虏饱受耻辱的后主李煜，都是杰出的作者，特别是李煜，俘虏生活迫使他不能无动于衷，词中隐约地带有亡国的怨情，因此，他的词不觉有异于一般醉生梦死的词人，虽然他本人到死依旧是个醉梦中人。温庭筠是词的创始者，李煜则是词的扩大者，从李煜开端，北宋词的境界大加开辟，花间派作者只占其中的一部分，词不专为闺房私情而写作，在文学上的地位提高了。李璟喜爱文学，罗致冯延己等不少文士，《全唐诗》收冯延己词多至七十八首。冯延己人品极卑劣，所作词却不失为一个名家。
唐文学比起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太康、齐梁诸时期来，是一个规模空前的发皇时期。自建安以来在文学形式上极被重视的声律和对偶化运动，唐朝达到了完成的境界，并且得到大发展。东晋以来对骈文处于劣势地位的散文运动，唐朝也达到了完成的境界而大为发展。近体诗（律诗）和古文（散文）是代表唐朝文学的主要文体，由此破坏了或者派生了其他若干文体，影响后代文学至为巨大。刘勰《文心雕龙》说，六朝以前各种文体无不溯源于六经。照这样说，两宋以下至语体文流行的一千年间，各种文体的渊源，应该是唐朝。唐文学所以如此重要，只是因为它吸收南朝文学的英华，并创造出融合南北的新境界。
唐朝政治的兴衰，可分为三个阶段，文学的兴衰，大体上与政治互相影响，也可分三个阶段。唐前期政治是兴盛的，文学却在酝酿状态中，为后来的兴盛准备着条件。唐中期政治衰颓，文学却极为兴盛，唐后期政治由衰颓以至于灭亡，文学则由兴盛转向衰颓。不过，在一般衰颓中，也还有例外，如新兴的词（诗余），是统治阶级精神界极度腐朽濒临死亡时候的产物，但对这种文体的本身说来，在唐末五代却是方兴未艾的盛世。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一）沿袭南朝文风。自东晋南渡，北方继续为落后民族所占据，它们依靠兵力，统治汉族，在政治文化方面，北方人包括落后族的统治者，一致承认南朝是华夏正统所在。隋统一后，南朝浮丽的文风风靡北方，隋文帝用政治力量扶助质朴的北方文风来对抗南朝文风，要求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据实直书）。尽管朝廷的要求完全合理，但并不能挽回已成的风气。隋炀帝步梁陈后尘，提倡华艳，南方文风统一了南北文苑。北周苏绰撰《大诰》，作为文章程式，隋文帝时，李谔上书请正文体，主张依据儒家经典为文，与苏绰所见略同。这种模拟经典的拙劣文辞，即所谓北方文风，当然不能抵制南方文风，不过其中也还有合理的部分，如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就是救弊的重要方针。唐初，也有人主张，去短取长，融合南北文风。魏征《隋书·文学传序》说“然彼此（南北）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魏征此论代表南北融合的自然趋势，盛唐时期这个趋势才达到了文质彬彬的理想境界。（二）唐前期文学主要是沿袭南朝，但逐渐自创新境，中期以后，新境大辟，文学成就远超南朝，唐前期封建经济趋于繁荣，士人生活也就有适当的保障，再加朝廷以进士科取士，利禄所在，士人无不致力于文学。声津对偶化的文学，首先要士人读大量的书籍，韩愈诗“太学儒生东鲁客，二十辞家来射策：夜书细字缀语言，两目眵昏头雪白”。所谓缀语言，就是熟读群书，博记故事，储备对偶的资料。《文心雕龙》《丽辞》、《事类》两篇，“字论文章中对偶的重要。《丽辞篇》说，“事对所先，务在允当，若两事相配，而优劣不均，是骥在左骖、弩为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与相偶，是夔之一足，趻踔（音chěnchuō跳跃）而行也”。《事类篇》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做诗文没有先积累足够的故事，根本就做不成诗文，在印刷术未曾通行的时候，要熟读大量书籍，非国家长期安宁不可，唐前期恰恰是一个长期安宁的时期，有些士人博见强记，使用事类表现惊人的丰富。同时，类书的编辑，唐朝最为发达，传世的大部类书，有《艺文类聚》一百卷，《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初学记》三十卷，白氏《六帖》三十卷。《艺文类聚》唐高祖时欧阳询等奉敕编，书分四十八类，类中又分门目，每事每物，注明出处。《北堂书钞》唐初虞世南撰，书分八百零一类。《初学记》店玄宗时徐坚等奉敕撰，书分二十三部，三百一十三子目。白氏《六帖》，又名白氏《经史事类六帖》。白居易在书斋中置陶瓶数十个，瓶上各题门目，命门生采集事类投瓶中，倒出后钞录成书，因此所记时代多无次序。士人读这些大部类书，搜集资料的时间，得以节省，有些文士幼年便能作文，大抵依靠类书的帮助。唐高宗时李善注《文选》成书，李善注极其精博，成为士人必读的宝书。杜甫教子诗里有“诗是吾家事”，……“熟精《文选》理”等句，说明杜甫作诗的要诀是从《文选》中熟习文理，同时也熟悉《文选》注提供的丰富资料。唐文士家家有《文选》，象李德裕自称家不蓄《文选》，那是绝少的例外。还有一种称为《兔园策》的类书，是村塾里小学生的读本，流行极广。五代时冯道退朝，有朝官走在后面，讥笑他说，他要是走快了，一定会掉下《兔园策》来。冯道责备讥笑者说，《兔园策》都是名儒所集，我能背诵它。你们只学科场文辞，便算是举业，借此窃取公卿高位，未免太浅狭了吧！从读书破万卷到背诵《兔园策》，学力相差悬殊，对偶在文学中的重要却由此可见。依靠一些事类，堆砌成篇，缺乏作者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更缺乏明确的思想，《文心雕龙》所谓“碌碌丽辞，昏睡耳目”的催眠文章，在唐朝文学中特别是在唐前期的文学中，占很大的数量，《全唐文》《全唐诗》两书保存大量诗文，除去催眠文章，存下来的才是唐文学，其中不大的一部分才是唐文学的精华。（三）北方文风与南方文风在文苑中展开争夺战，北方文风逐渐取得优势，唐文学的精华，就是北方文风占优势的那一部分文学。李谔请正文体，意思是要提倡儒家思想。典诰文体，用实录来反对轻浮，也就是要用北方文风来反对南方文风，此后两种文风互相排斥，又互相融合的结果，构成唐文学的全貌。《文心雕龙》说：“才（思想）为盟主，学（事类）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照这个标准来看唐文学，才学并茂称得起霸者的作家和作品，就不能象设想的那样多了。作者才恩的来源，有些人主要是儒学，有些人是佛教（禅宗）和道教。儒学思想在文苑中往往起主导的作用，因为佛道尽管盛行，儒学的正统地位依然存在，合于儒学思想的文学，容易得到士人群的尊崇和共鸣，唐朝最杰出诗人杜甫，古文运动的首领韩愈，固然都各有独到的成就，但坚守儒家思想，也是获致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儒佛道三种思想以外，还有一种普通士人的思想，这种人求名求利，非常热衷，得不到的时候，悲苦忧愁，哀感动人，得到了便快意纵欲，鼓吹酒色之乐，得意自鸣，也颇能动人。这一种人在文士中是最大多数，其中不少还是著名的作音。他们的意境，不能超出个人悲欢离合的小范围，因之他们的作品，即使是精美的，也不能象杜甫韩愈那样，取得更高的成就。
庸、五代文苑的情况，总的说来，大体上不外是：在前期，沿袭南朝积习，南方文风压倒一切。在中期，北方文风以儒家思想为骨干，与南方文风作斗争，取得胜利，文学呈现极盛状态。在后期及五代，政治上一片衰败萧索气象，影响到文苑，同样是一片衰败萧索气象，当时表现统治阶级腐朽生活的词，是一种新兴的体制，恰似几朵鲜艳的桃李花在秋树枝上开放，使人感到衰秋里还留有一点春艳。唐文苑盛极以后，并没有全部崩坏。
下面略叙几种重要文体即诗与诗余（词）的兴衰和若干重要文人的成绩。
一 初唐诗人 南朝士族生活优裕，偷安成习，以能作五言诗为表示自己是士流的手段，如果不会作诗，就无法参与社会活动。诗提到这样高的地位，实是南朝士族衰朽堕落，精神萎靡的表现。这种陋习到唐朝愈益盛行，这是因为南朗士人作诗，固然由于“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以取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不过还未曾明文规定诗为禄利之路。唐朝以进士科取士，作诗成为取禄利的正路，后来甚至非科第出身的人，不得为宰相。唐朝文人几乎无一不是诗人，只有好不好的区别，不存在能不能的问题。唐时作诗的人既多，诗篇自然也不少，经过时间的淘汰，较好的部分被保存下来，清康熙时辑《全唐诗》，尚存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亲人，时间是公正的裁判者，被淘汰的诗篇和诗人，可能比上列数目要大得多，不过湮没无闻是毫不足惜的。没有理由该对应当湮役的事物表示惋惜。大抵诗人（一切文人）必须先有高尚的抱负，尽管是迂阔不切事情的抱负，有了抱负，才能产生高尚的意境，高尚的意境又产生高尚的作品，当然，作诗的技巧，如声律对偶之类，也很重要，但始终居于辅佐地位，作主导的不能不是意境。例如杜甫，在唐朝是诗人第一，在古代所有诗人中也是第一。他的成功处首先是在他有高尚的抱负。他自比稷与契，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是迂阔不切事情的抱负，高尚的意境却由此产生，因为事实远不如他所想的那样顺利，使得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对坏人坏事采取“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的态度。任何文人都读过《孟子》。“庖有肥肉，野有饿莩（同殍piǎo）”，到杜甫才化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在他以前没有一个诗人能造出这样的句子，只因为没有杜甫那样的抱负和意境。
唐前期诗沿袭南朝，无非是些“竞一韵之奇，争一家之巧，连篇累犊，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的作品，店太宗是创业英主，作起诗来仍是循规蹈矩，逐句相对，无异普通文士，表现不出象宋太祖《咏月诗》那种“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后山诗话》、《庚溪诗话》所引稍异）的雄伟气概，即此可见南朝文风对唐初文学有很大的拘束力。唐太宗时，名士张昌龄等应进士科，都被考官斥退。唐太宗问斥退的缘故。考官对：昌龄等华而少实，文风浮靡，不是好材料。如果录取他们，后生相慕成风，扰乱朝廷提倡的凤雅之道。所谓风雅之道，就是要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浮靡恰恰是敦厚的反面，唐太宗虽然赏识张昌龄等人的文藻，却只好承认考官所说为有理，也就是承认北方文风对南方文风的压制。
声律对偶化的文学还没有定型，因之南方文风仍有广阔发展的前途，压制是不能生效的。唐高宗时，称为庸初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同时称霸，南方文风更进一步在文苑里占优势。文武双全的裴行俭，轻视四人说，士人要有远大前程，首先靠器识，其次才是文艺。王勃等虽有文才，都浮躁浅露，哪里象个享受爵禄的材料！杨炯大概可以做个县长，其余诸人得好死就算不错。裴行俭这些话，在文才与仕途大体上一致的唐朝，是有依据的，同时也表示南北两种文风的对立。不过，专就诗来说，四杰诗运用声律，固然不如后起诗人的精密，在古诗向律诗过渡中，却不能不说是大有进境。杜甫评论四杰诗，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四杰在他们所生存的时代里，无疑是显著的代表人物。
居四杰首位的王勃，正是一个浮躁浅露，器小识短的文人。他的祖父王通，隋文帝时为蜀郡司户书佐，后为蜀王侍读。隋炀帝大业末年，退归家乡绛州龙门，聚徒讲学，不久就死去。王通生于五八四年（隋文帝开皇四年），死于六一八年（唐高祖武德元年），一生仅有三十五岁，回乡讲学，仅有根短的岁月。隋末大乱，决不能即时聚徒多至千亲人，更不会有季靖、房玄龄、魂征、温大雅、陈叔达等唐初将相来“北面受王佐之道”。大抵王通伏居乡里，模拟记孔于言行的《论语》作《中说》一书以求名，他的儿子王福郊、王福畤（音zhì），又无耻妄为，引唐初著名将相李靖等人算是受业门人，甚至妄造杨素、苏夔、李德林皆请见的无稽之谈，李德林死于五九一年，即使请见是在这一年，王通还只有八岁，怎末会有请见的事！即此一例，王通和他的二子，学圣人腔调来说话，立意装扮成圣人模样，不是著述界的优伶还能是什么？王勃是王福畤的儿子，也是优伶一类人，他六岁便能作文，不到二十岁，应举及第，屡到宫门前献颂，是一个不安于卑位的浮躁人。他作倬彼我系四言诗，称颂王通说“伊我祖德，思济九埏（音延yán），……其位虽屈，其言则传”。又说“爱述帝制，大搜王道，……礼乐咸若，诗书具草，贻厥孙谋，永为家宝”。托名杜淹撰的《文中子世家》里说，王通曾编六经。这种所谓六经，大概是些比《中说》更不堪传世的陋俗书，王勃大加赞扬，显然是阿私父祖，通同作伪。杨炯所作《王勃集序》，说王勃梦见有自称为孔夫子的人告诉他说，《易》有太极，你应该努力。醒后注《周易》，撰《周易发挥》五卷。又为《元经》（王通拟《春秋》作《元经》）作传（拟《左氏传》）、为《诗》《书》（王通拟三百篇作《续诗》，拟《尚书》作《续书》）作序，他同他的父祖一样，也想依傍孔圣人，扮演个圣人。凡事缺乏自立精神，甘心依傍门户，模拟别人的言语行动，即使模拟的真象圣人，仍不免是圣人的奴仆，奴仆总是仰人鼻息，志趣卑下的。王勃诗并不想做什么圣人，而是想做神仙，王勃诗集里有《怀仙》、《忽梦游仙》等七八篇，求仙思想占颇大的比重。求仙是贪欲的表现，他不满当前已得的小官职，希望得高官，高官不能得，便幻想作神仙。神仙不可得，转而更不满当前的小官职，终于小官职也当不成，失职流落，渡海溺死，死时才二十八岁。《新唐书·文苑传》说他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恃才傲物，一定是浮躁浅露的人，尽管文才特大，用来自恃，恰恰成为自害的毒药。王勃不懂得这一点浅显的常理，所以他的诗只能做出好的句子，却不能做出意境高远的整篇，因为没有高远的抱负，无从产生高远的意境。四杰中第二人杨炯，幼年便擅长诗文，应神童科试得官。他恃才简倨；使人不能容忍。武则天时为盈川县令，在官残暴，动辄发怒杀人。武则天分送盂兰盆给诸佛寺，杨炯献《盂兰盆赋》，杀人和献赋，都是为了迎合武则大的任用酷吏和崇奉佛教。他不满当时王杨卢骆的品第，曾说，我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前一句是假话，后一句是真话，不高据第一位，浅露成性的文人是不会甘心的。卢照邻列第三人。卢照邻博学善作文，因得中风病，不能仕进，愈益躁急，病也愈益增重。他投拜名医孙思邈为师，求治病的方法。孙思邈答言“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看孙恩邈的答言，大抵卢照邻的德性和人事，都有歉缺，病根不外是浮躁浅露。最后不能忍受风病的痛苦，投颍水自杀，死时年四十。列第四位的骆宾王，品行不好，爱和赌徒们交朋友。唐高宗末年，得为长安主簿，他在《畴昔篇》里说“只为须求负郭田，使我再干州县禄”。他作官目的是求负郭田，很自然地就要犯赃罪下狱，出狱后被贬官为临海县丞，怏怏不得意，弃官在江南流浪，徐敬业据扬州起兵反武则天，用骆宾王为书记，军中书檄，多出骆宾王手。徐敬业兵败，骆宾王亡命逃窜，不知所终。四杰为人大体如此，他们都缺乏高远的思想，诗意不出个人荣枯悲欢的小范围，没有什么深切感人的力量。杜甫《戏为六绝句》，给四杰高的评价，对四杰所在的当时来说，这样的评价是合理的。
继四杰而起的诗人有沈佺期、宋之问。诗的声律化，自建安时期曹植开始，历两晋南朝诸诗人直到初唐四杰，都在声律化的逐步发展上有所贡献。武则天时，经沈佺期宋之问等人的倡导和定型，律诗各体制都达到了完成的地步。杜甫诗“老来渐于诗律细”，这说明诗人要经过长期体会，运用诗律才能逐渐精细。古诗变成律诗，同样要经过长期体会，这个过程先后约有五百年。《新唐书·文苑传》说，沈约庾信作诗，音韵调谐，对偶精密，沈佺期宋之问比沈庾更加靡丽，一篇中句数有定准，通篇不犯声病，美得象锦绣成文，学者都模拟他们的作品，号为沈宋体。沈宋谄奉张易之，替他做应制诗，人品卑劣，宋之问甚至为张易之捧溺壶。武则天死后，沈宋都被贬窜，先后死去，他们的诗意境平常，与四杰相类，专靠形式华美，供宫廷玩赏。武则天令群臣赋诗，东方虬（音求qiú）诗先成，武则大特赐锦袍。及读宋之问诗，大加称赏，夺东方虬锦袍转赐宋之问。这样的予夺，对诗风有很大影响，由宫廷予夺变为科举得失，全国士人准不从风而靡。唐中宗曾令群臣赋诗，群臣献应制诗百余篇。唐中宗命宫女上官婉儿选一篇为新翻御制曲，上官婉儿独取宋之问诗入选。她评沈宋二诗优劣说，二诗工力悉敌，沈诗落句云，“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才”，不免词气衰竭。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显得强健有余力。沈佺期见评语心服，不敢再争。武则天唐中宗据皇帝之位，提倡赋诗，群臣不能作应制诗，便难参预朝会，沈佺期宋之问等是张易之一举人的枪手，上官婉儿是唐中宗韦皇后安乐公主一类人的代笔，又是诸臣诗的评判者，她对律诗的倡导和促使定型，至少与沈宋同样有力。
正当近体诗（律诗）完全成熟的时候，不拘声律对偶的古体诗，以陈子昂为代表，起而力争自己应有的地位。陈于昂上书论政事，没有什么好见解，但作诗能直打己见，和沈宋走相反的道路，这在当时，非有豪杰的气概，是不敢这样做的。他曾作《感遇诗》，诗人王适惊叹道，“此人必为海内文宗”，柳公权评陈子昂诗说，“庸兴以来，子昂而已”。杜甫作《陈拾遗故宅诗》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说“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武则天时，士人都追随沈宋作近体诗，独陈子昂作古诗与流俗对抗，固然近体诗是五百年来诗的自然趋势，是新产生的优美品种，但古诗也不容从此废弃，自陈子昂张扬古诗的旗帜，唐诗始备古近二体。杜甫称他是雄才，敢于代表一种被忽视的文体，出而有所主张，当然不是庸人而是雄才。
二 盛唐诗人 唐玄宗开元时期，唐朝政治经济发达到了最高峰。代表唐朝的文学——古近体诗，也达到了最高峰。开元时期，天下安宁，士大夫生活富裕，有人制得佳篇秀句，即传诵人口，流播远近。有些诗人所作被采入乐章，名登朝廷，为统治阶级所敬重。作诗是得名的捷径，因此几乎全部文人，都用全力作诗，大诗人接踵而出，每个大诗人都得到社会的尊敬和优厚的待遇。例如天宝初年，蜀人李白到长安，往见贺知章，贺知章看了他的诗文，主要是看了《蜀道难篇》，叹赏说，你是个下凡的仙人呵！（“谪仙人”）李白从此声名大振。李白因诗名大，被任为翰林院供奉。开元年间，李白二十五岁出蜀游云梦，娶故宰相许圉师（圉音语yǔ）的孙女为妻，后来又娶刘氏，刘氏离异后，又娶鲁地一妇人，最后娶宗氏女。李白骑着骏马，带着美妾，游历全国名山胜地，所到之处，地方官优礼相待，供给酒食。三十余年里，他先后娶四妻，出蜀以前可能已有妻室，四妻中许与宗还都是宰相家女，晚年（李白死时年六十二岁）又有歌妓金陵子和歌奴丹砂等人。他在生活方面，得到满足，完全依靠他的诗名和开元天宝时期统治阶级的富裕。李白并无官爵，但士人经他品题，便能进士及第，例如《李白集》有《送王屋山人魏万（即魏颢）还王屋》诗一篇。这个魏万从河南到山东找李白，只见到他的儿子，说李白游梁园（开封）去了。魏万回到梁园，又听说往江东去了。魂万到吴越两地寻他，李白游天台回广陵（扬州），两人才见了面。李白说他走三千里路来相访，是个爱文好古的人，送他一篇《还山诗》，魏万也做了一篇《金陵酬翰林谪仙子诗》，又作了一篇《李翰林集序》，说李白夸他将来必著大名于天下，那时候不要忘记我老夫和我的儿子明月奴。魏万自称得李白如此重视，果然几年后进士登第。后来魏万没有什么成就，《全唐诗》仅存他的诗一首，即《金陵酬李翰林诗》。要不是依傍李翰林，连这一首诗也未必被留存。《李翰林集序》文字不甚通顺，他的进士及第，主要是得到走三千里路见李白的好处。开元天宝时期，一切都达到极盛阶段，诗也不是例外，盛唐的诗，是诗的顶峰，当时大诗人多至数十人，其中以李白王维及稍后的杜甫为代表。这三个诗人的诗，正是道教、佛教和儒家三种思想的结晶品。
道教到唐玄宗时极为盛行，它是一个各种思想杂凑起来的宗教，主要是神仙家思想，想永远享受饮食男女的乐趣，其次是庄周思想和佛教思想，还夹杂一些儒家思想。归根说来，道教贪求物欲，充满幻想，如果误信其说，就会使人飘飘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道教得到唐玄宗的提倡，所谓神仙如张果等人相继出现，这在文学上必然要有自己的代表人物，李白正是反映道教思想的杰出作家。庙刘全白所作《李君碣记》说李白“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又志尚道术，谓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流离轲，竟无所成名”（所谓成名是指得大官）。这些话，确实说明了李白的思想概状。李白想长生不死，承认自己原来是个仙人，但实在不曾见过不死的人，感到惶惑无有前途。拟古诗所谓“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月兔空捣药，扶桑已成薪。白骨寂无言，青松岂知春。前后更叹息，浮荣何足珍”。长生与死灭，是李白思想中第一个矛盾。第二个是不求小官，要做宰相一类的大官，事实上与长生不死同样无望。《送蔡山人》诗说“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一乘无倪舟，八极纵远柂”。他的放浪不羁，是因为世人弃我，这使得李白不得不寻找避世的处所，那就是沉湎在醉乡。李白诗几乎篇篇说饮酒，《赠内》诗所谓“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这大概说的是真实情形。一个人生活如此颓唐，怎未能负当世之务呢！李白想要得到的事物，极多极大，得到的可能性却极少极小，在他醉时的思想里，什么自然界规律，什么人世间礼法，一概认为不存在或都是可破除的。因之，他的诗奇思涌溢，想人之所不能想，说人之所不敢说，自有诗人以来，敢于冲破一切拘束，大胆写出自己要说的话，破浪直前，无丝毫畏缩态，李白至少是空前的一人。自然，他那种道教思想，要表现出一些消极情绪来，如求长生好酒色之类，不免是白璧微瑕。正如皮日休《七爱诗·小序》说李白“负逸气者必有真放，以李翰林为真放焉”。真即天真（杜甫诗说他“嗜酒见天真”），放即放纵不守绳墨。看李白行事，确是十分天真，对当世时务是隔膜的。他不知道如何处危乱之朝，以真放对阴险，当然要被权贵排挤出朝，放归山林。李白甚为怨恨，诗句有“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抬尘掇蜂，疑圣猜贤，哀哉悲夫，谁察予之坚贞”；“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一惑登徒言，恩情遂中绝”；“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些都是不满朝中权贵阻碍自己仕进的怨词。他被唐玄宗征召，是由于道士吴筠的荐举。唐玄宗想从道士得到神仙长生术，并不想从道士得到宰相之才，李白对朝廷的征召，却抱着过高的期望，以为一举可以成功。他在《别内赴征》诗里说：“归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在南陵《别儿童入京》诗里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对妻子说过这些豪语，说明他对仕途险恶，完全不了解，以为自己才大，相印不难取得。这也是天真的表现。被放逐后，只得寄希望于神仙，他在《大鹏赋序》里说“余昔于江陵见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司马子微即司马承祯，是著名的道士，道士即骗子，李白听骗子的话便认真信受。他初入长安，受亦僧亦道最后当道士的贺知章欺骗，以谪仙人自居。李白听了司马承祯的谎话，更相信自己是神仙。所谓神仙，是绝对如意自由，不受一切拘束的人，神仙与俗人一样享受物欲，可是长生不死，这当然比当宰相要高出无数倍。李白以神仙作为自己的抱负，思想上实行神游八极之表，他的诗想像力极富，就是这种抱负的表现。他又十分天真，虽然有些诗句象说梦话或狂言，但读者感到他在说真心话，并不觉得可厌。天真和放荡不羁，是李白诗的特点，在这一点上，一直没有诗人能和他比长短。他放荡得象狂人，因为狂中有真，不同于疯狂的狂，而是失意诗人的佯狂。所以杜甫称“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杜甫最知李白，所作《春日忆李白》诗，可作李白诗的定论。诗称“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称李白诗“无敌”，清新俊逸，兼庾信鲍照二人之所长，自己愿意和他杯酒论文，推崇可谓备至。杜甫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杜甫也自称“颇学阴、何（逊）苦用心”，足见所学有同源处。诗话家妄说细论文是杜甫讥李白诗粗疏，未免穿凿多事。各按本人偏好，抑扬李杜，强分高低，正如韩愈诗所讥“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以艺术性而言”李、杜各有自己的特长，想抑此扬彼，都是徒劳的。
李白政治见解很差。他在《猛虎行》里，把唐朝与安史叛军平等看待，说“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止”。既然看不出安史是叛逆，永王李璘割据东南对朝廷的危害更不会看出。他附和李璘，后人很多为李白作各种辩解，李白也作诗为自己文饰，说“仆卧香炉顶，餐霞嗽瑶泉。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音毡zhān），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责夜郎天”。七五六年（唐肃宗至德元年），安禄山陷两京，唐玄宗唐肃宗狼狈逃窜，李璘乘机占有积在江陵的江淮财赋，大量浪费，招募几万兵士，乘舟顺流东下，企图占领金陵，割据东南。李白开始未必有反唐朝廷的意思，但对唐朝廷的恢复事业表示悲观，主张放弃黄河流域，朝廷南迁江东，划江而守。他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说“臣伏见金陵旧都，地称天险，龙盘虎踞，开扃（音jiōng）自然。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他看到中原士人，大量逃到江东，就公然提出谬误的建议，缺乏政治识见，于此可见。李璘顺流而下，正合李白的主张，迫胁上船以后，也就不想逃走了。他所作《永王东巡歌》十一首，第二首说“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第四首“龙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丘。春风试暖昭阳殿，明月还过鳷（音支zhī）鹊楼”。李白以谢安自命，想依附李璘大有所为。李璘兵在丹阳（江苏丹阳县）战败，李白才逃回浔阳（江西九江市），作《南奔书怀》诗一首。李璘事平，李白得罪下狱，得御史中丞宋若恩、宣抚大使崔涣昭雪，免予治罪。七五八年，流放到夜郎（贵州桐梓县东），第二年，未到夜郎遇赦归浔阳。孪白附李璘是确实的事，无须讳辩，他因为政治上缺乏识见，只看到“今自河以北，为胡所凌，自河之南，孤城四垒，大盗蚕食，割为洪沟”这一黑暗面，却看不到另一有利的方面。他的议论和李泌对唐肃宗的话正相反。李泌说“臣观贼所获子女金帛，皆输之范阳，此岂有雄据四海之志耶！今独虏将（著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惟高尚等数人，自余皆胁从耳。以臣料之，不过二年，天下无寇矣”。李泌的估计，比李白正确得多，二人同样是山人，同样想做神仙，李泌留心政治，成为乱世功臣进退自如的奇士，李白专事作诗，一遇政治问题，便不知所措，几至杀身。当时名士孔巢父、萧颖士等也被李璘胁迫从行，二人都半路上逃走，见识比李白还高一些。自然，李白也不是全无所见，如《宫中行乐》词“官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清平调》词第二首“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直指杨贵妃即西汉的赵飞燕，是亡国的祸水，非李白不能有此胆量。李白所以得兔指斥杨贵妃及附李璘的罪责，完全由于诗名太高，朝廷杀一个大名士，不免有所顾虑。唐玄宗赐金放还山林，唐肃宗用流放代替刑戮，半途上赦免，待遇应该说是格外优厚。李白不肯服罪，似乎受了冤屈，自鸣不平。他代未中丞撰《荐表》说：“臣所管李白，实审无辜，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一命不沾，四海称屈”。他没有想唐钥廷财赋，主要依靠江淮，李璘占领江淮，等于迫使唐钥廷放弃讨代安史叛军，后果将是什么？李白只为自己的才学称屈，不为唐朝廷的大局着想，文人习气未免太深了。李白继陈子昂之后，提倡复古，古风第一首说明作诗宗旨，他说“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夸丽不足珍。圣代复玄古，垂衣贵清真。……我旨在删述，垂晖映千春”。论诗说：“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沈约）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李白鄙弃声律，多作古体诗，才高气逸，变化无穷，流传人世，自然应该享受盛名。但他得盛名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作了他不很喜爱的近体诗，特别是五七言绝句。唐时社会经济繁荣，士大夫生活侈靡，以道统自任的韩愈，也有绛桃、柳枝二妾，都能歌舞。张籍《哭退之》诗：“中秋十五夜，圆魄天差清。为出二侍女，合弹琵琶筝”。唐时土大夫大抵留连酒色歌舞，寻求快乐，相习成风，不足为怪。象杜甫那样穷困，晚年似乎还有一个小妻，其余士大夫通常有一二个歌妓，大官僚甚至何家妓成群。这些歌妓都需要新歌词，白居易诗所谓“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同，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乐府新词就是五七言绝句。谁能制作新的五七言绝句，被歌者采用，谁就有可能获得广泛的声名，或传入宫廷为帝王所知。李白五七言绝句，说者推为唐三百年第一人，其实同时的王维王昌龄也擅长绝句，并不比李白差。只能说，作五七言绝句极难工，唐一代擅长此体的诗人只有数人，李白是其中一人。李白集中著名的《清平调》词三首，经乐人略约词调，抚丝竹，即可歌唱。说明新词很容易传播。李白诗大部分说饮酒和女色，尤合妓院的需要，他自己也爱好音乐，《出妓金陵子呈卢六》四首绝句，第四首说“小妓金陵歌楚声，家僮丹砂学风鸣”（吹笙）。足见妓歌奴吹，颇能助诗酒逸兴。李白自己也能弹琴，由于琴技高和诗名极大，六十一岁的一年（七六一年）游金陵，一个美女（金陵子）偷听琴声，奔投李白，李白正需要伎女，带着她渡江西走，教她唱楚歌，十分宠爱，第二年李白病死。《示金陵子》诗说“金陵城东谁家子，窃听琴声碧窗里。落花一片天上来（凭空来投），随人（李白）直渡西江水。楚歌吴语娇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谢公正要东山妓，携手林泉处处行”。教楚歌的大概就是李白，他住安陆第一妻许氏家十年，能作楚歌是意中事。七六一年，李白《留别金陵崔侍御诗题》说“闻李太尉（李光弼为河南副元帅）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二韵”。李白自称“懦夫”，“一割之用”，夜郎流放后，附李璘时的气概已经消失殆尽。功名既无望，神仙也是“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功名神仙都落了空，归根只有酒色可托生命。一个伟大的诗人，就这样为酒色伤害了自己。这是很可惜的事，但在唐朝却是常事。白居易《思旧诗》“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退之服硫黄，一病竟不痊”。元稹是才子，韩愈是名公，二人都为色丧身，所以举以为例，其余相似的文人当然还很多。李白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并不因溺于酒色而有所贬损。这里只要说信仰道教，以神仙自负，托体在空虚，而又不忘名利，最后不免日暮途穷堕入污浊中，李白如此，同他一样享盛名的王维也是如此。
王维是开元天宝时期即盛唐时期诗人的代表，李白于天宝元年（七四二年）入长安，被任为翰林供奉。王维于开元九年（七二一年）进士及第，成名在李白前二十余年。李白居长安前后不过三年，即彼放还山林，王维始终在朝作官，与贵官交按往来，文名极盛。当时李白未来长安，杜甫未成大名，文苑霸主只有王维一人。唐代宗《批答王缙进集表手敕》中说“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历先朝，名高希代……时论归美，诵于人口”。《旧府书·王维传》说，唐代宗问王维弟宰相王缙：“你的兄长，天宝中诗名盖世，我经常在诸王座上听到他的乐章。现在还留存多少，可将文集送进来。”王维在开元天宝时期，被公认为文宗。他擅长音乐，尤能弹琵琶，进士及第后，即任太乐丞，正是用其所长。王维所作五七言绝句，与李白同为唐人绝唱。二人都擅长音乐，制成绝句，容易合乐，因之传播既广，享名亦大。《太平广记》载王维与亲王贵主往来，甚得尊重，他曾扮成琵琶乐工往见贵主奏技，大蒙称赏。贵主读王维所献诗卷，惊骇地说，这些都是我平时诵习的诗篇，以为是古人佳作，不料出在你的手里。小说家言未必全可信，但王维在十九岁以前（九岁起即作文章），诗名已经很高，却是事实。他是禅宗南宗神会掸师（即禅宗所谓七祖）的弟子，但并不真信一切皆空的禅学，他上唐玄宗《贺神兵助取石堡城表》，满纸荒唐，居然是个道教徒。其实，他不是禅也不是道，只是要官做，他与弟王缙都能巧妙地用佛教做掩护，表示清高不恋世俗事。王缙后来做宰相，是个十足的官僚。王维王缙的品质一样恶劣，所以都是做官能手。王维得宋之间蓝田别墅，是著名的大庄园。他仕途颇顺，又身为大地主，享尽隐居闲适的乐趣。他是唐朝著名的大画家，尤善于画山水，创南派水墨画法，世称为文人画，区别于画工但求形似的画法。他作诗自赞说“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他擅长的技艺很多，如书法、音乐也都是高品，他最自负的还是诗画二艺。宋人说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或者说，他诗是有声的画，他画是无声的诗。诗画统一，任意用来表达白己的想象，如画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莲花同画一景，这是作者兴之所至，摆脱拘束，随手抹成，比作诗更显得自由。他作诗却极精致。王维诗有一部分谈佛理，腐朽可厌，其余诗篇学陶潜和谢灵运。陶潜隐居田园，绝意仕迸，风神恬淡，寄兴高远，描写田园风物，往往体会入微。王维是大地主，生活安适到无可再安适，所以他的诗恬淡闲适，有与陶潜相似处。不过陶潜诗恬淡中有时偶然流露出刚强不平的豪侠气概，王维诗中没有这种气概。王维是大画家，善于摄取自然风景最美的一点入画，或摄入诗中。杜甫待称王维为高人王右丞，高人是指他能作隐逸诗，又称“最传秀句寰区满”，秀句是指他能作风景诗。自然，隐逸诗与山水风景诗总是结合在一体，可分开也不可分开。从可分开的方面说，王维写隐居生活，不及陶潜的真实，因为陶潜说穷是真穷，王维说贫穷就全不可信。王维写山水风景，比谢灵运还要高些。因为谢诗雕琢工甚大，不及王维的自然生成。王维诗兼陶潜谢灵运之所长，因之他不只是盛唐时期的一大家，也是整个文学史上的一大家。
王维近体诗，谨守声律，却怠态萧散，闲适无碍。《辆川集》五绝二十首，和其他风景诗情景并胜，实是集中精华所在。假如王维有风景画真迹流传到现在，无疑将举世珍视，那末，他的风景诗为什么要加以贬抑呢？王维五七言绝句，最为歌者所采用，不只因为这些诗容易合乐，更重要的是开元天宝时期，朝廷穷兵黩武，文武官员求立边功取重赏，如《少年行》四首，就是迎合当时风气的作品，并非王维自身有求边功的野心。另一种是叙离别的诗，也是适合出使异域或远游边塞等人的心情。范掳《云谿友议》说“李龟年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又唱‘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岁余。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此辞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园唱焉”。范掳是唐懿宗时人，唐末梨园还相沿唱王维绝句，足见影响之深远。诗话家说“诗以神行，使人得其意于言之外，若远若近，若无若有，若云之于天，月之于水，心得而会之，口不得而言之，斯诗之神者也。而五七言绝句尤贵以此道行之。昔之擅其妙者，在唐有李白一人，盖非王维王昌龄之所及”。李白固然是唐代高手，但王维五绝，王昌龄七绝，也并未示弱，说只有李白一人独擅五七言绝，未免抑扬过甚。
王维是佛教禅宗在文学上的代表人，地位相当于道教的李白。凡是宗教徒都有一种共同心理，王维诗所谓“植福祠迦叶，求仁笑孔丘”，只要能得到个人的福利，什么是仁，他们是不在意的，杀身成仁更是看作笑谈。李白附从李璘，王维投降安禄山，都不免身败名裂。李璘安禄山失败后，李白王维都犯了死罪，幸而诗名甚大，并有人营救，得从宽发落。李白被放逐，不承认自己有罪过，王维还自知有罪。他在《责躬荐弟表》说“顷又没于逆贼，不能杀身，负国偷生，以至今日”。李白和王维，失身以后，都理展气馁，所作诗篇较前大减，不久又都死去。两个代表开元天宝时期的大诗人，因为信奉道教佛教，一个是“求仁笑孔丘”，一个是“凤歌笑孔丘”（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到了生死关头，都被死吓倒，只好让孔丘嗤笑了。
杜甫年辈比李白王维略后（杜甫：七一二年，唐睿宗先天元年生——七七○年，唐代宗大历五年死。李白：七○一年生——七六二年死。王维：七○一年生——七六一年死），文学活动主要在唐肃宗唐代宗两朝，也比李王二人略后。杖甫是代表儒家思想的大诗人。他自称少年时“读书破万卷，下笔加有神”。从杜杜甫书金华山诗石刻（拓本）甫诗中用事的精致来看，熟读万卷书，确是事实，并非自夸。杜甫同李白一样，对政治的看法，也是十分天真，甚至比李白更天真。他自比稷与契，希望因自己文学出众，“立登要路津”。他做大官的目的，倒不是为富贵享受，而是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在李林甫、杨国忠擅权的年代里，这样设想是完全不合实际的。他有不合实际的大抱负，不能实现这个抱负，自然对朝政心有不满，但儒家思想使他“不忍便永诀”、“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对朝廷还是绝对忠诚的，这是与李白王维根本不同处。他也曾陷身贼中，但不曾为贼所污辱，《述怀诗》“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他逃出贼窟，经历着很大的艰危，《北征》诗“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述怀》诗“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愍生还，亲故伤老丑”。这种困苦狼狈的情况，李白王维是不能忍受的，因而屈服于李璘、安禄山。杜甫对君忠诚，在家天下的封建国家里，君是国的代表人，忠君实际就是爱国。他又自比稷、契，有致君尧舜上的大抱负，他的现实生活却是流离失所，不仅做不到大官，连微小的谏官也因言事被斥革。大抱负与穷困生活这个矛盾，是杜甫诗丰富内容的源泉，他的主导思想是儒家学说，也多少掺杂一些道教佛教（禅宗）思想，他师事董姓道士，称为董先生董炼师，又诗云“余亦师粲可”。慧可僧粲是禅宗两个祖师名。有些诗中表现消极的意境，如醉时歌“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这一类诗是受道教影响。又云“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这一类诗是受禅宗的影响。不过，比起李白王维的道佛思想，那是相差太远了。道佛思想在杜诗中只是偶见，远不如儒家思想占有主要地位。
杜甫做诗的功夫，在《宗武（杜甫的次子，小名骥子，有诗“骥子好男儿”）生日》，《又示宗武》两篇中说得很清楚，可说是传授诗决。“熟精《文选》理”和“应须饱经术”两句即杜家诗诀，所谓“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足见他期望宗武继承家学也作诗人。初学的步骤是“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作近体诗必须先知诗律，还必须用事准确，摊书满床，事事核实，不单凭记忆，这也是诗诀，不过不象精《文选》、饱经术两句属于根本诗诀。杜诗中又有偶论作诗法的句子，如“新诗改罢自长吟”，“语不惊人死不休”，都是说要用苦功锻炼诗句，与韩愈论作文法“唯陈言之务去”，同一意思。这里所说惊人新句，绝不是造出奇怪语，而是体物深刻，见人之所不能见，说出来却很平常自然，不使人感到雕琢刻削的痕迹。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体会物情，细入毫厘，即属于这一类。李王杜三家诗中，多有此类佳句，盛唐诗人与晚唐诗人大有区别，句法就是标准之一。杜甫作诗，不仅是取法于儒经，即《偶题篇》所谓“法自儒家有”；就是对齐梁诗人，也采取认真态度，学他们的长处，如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他学古人清词丽句，不废齐梁人，如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自称“颇学阴（铿）何（逊）苦用心”。庾信自是梁末大家，阴何在齐梁并不算上乘，杜甫虽然恐与齐梁作后尘，但并不抹煞它们的长处，他称颂李白诗“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又说“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杜甫对庾信阴何确实是看作师范，毫无轻视的意思。他择善而从，无所不学，所以成为兼备众体，集古今诗人之大成的伟大诗人。元稹（音诊zhěn）作《杜甫墓志铭》，评李杜优劣，说“余观其（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杜甫字）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这里指出杜的特长，是恰当的，由此抑李过甚，那就不当了。大抵可以扬杜却不可抑李，犹之可以扬李却不可抑杜。韩愈是反佛老的健者，李白一家人都信道教，“拙妻好乘鸾，娇女爱飞鹤，提携访神仙，从此炼金药”（《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韩愈并不因反道教贬损李白诗应得的崇高地位，足见他的地位是不可撼摇的。
安史乱后，肃代两代，唐朝国势由极盛突然损坏，由上升急剧下降，以李白王维为首的盛唐诗人，几乎全部停止了创作。其中如“清诗句句尽堪传”（杜甫诗）的隐居诗人孟浩然，早在开元末年死去。其余如写边塞情景的诗人岑参和高适，也很著名。他们写边塞诗是在天宝年间，这时候唐玄宗好大喜功，轻启边衅，天宝时候对外战争，一般是侵略性战争，伟大的军事家王忠嗣宁愿失官不愿服从朝廷乱命，可以想见战争是什么性质了。高、岑以肯定的态度歌颂这些战争，论者认为是爱国主义的诗人，对外侵略怎么能说是爱国呢！二人都活到唐代宗时，高适还做过节度使。他们的诗，都没有真切地反映安史乱后的社会情形，足见边塞诸作，只是迎合唐玄宗时发动战争，开边境立武功的风气。杜甫《兵车行》、《前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等作，对朝廷贪边功行暴政采取明显的反对态度，岑、高诗自有擅长不可贬损之处，但政治上不及杜甫较有见解。岑、高以外，王昌龄也是著名诗人，他尤长七绝，内容多是征夫闺妇的乡恩离愁，最宜于当时歌唱者的采用，诗篇与王维李白同样传播在乐人间，因之诗名甚盛。天宝年间，形式上唐国势还在上升，实际已是腐朽之极，濒临崩溃，一般诗人多歌诵升平，很少有人能预见危机。元结不同众人，在天宝六载，作二风诗（《治风诗》、《乱风诗》各五篇），《乱风诗》中有《至惑》一篇，序云“古有惑王，用奸臣以虐外，宠妖女以乱内，内外用乱，至于崩亡”。《至惑篇》显然是指斥唐玄宗。元结又作《系乐府》十二首，其中如《贫妇词》、《去乡悲》、《农臣怨》等篇，也是代贫苦人发出愁怨的呼声，特别是《闵荒诗》一首，以隋炀帝比唐玄宗，说“天国正凶忍，为我万姓仇”，同情人民的立场非常明确。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诗》，虽然也是强烈谴责腐朽政治，比起元结来，却不如元结能直斥唐玄宗。杜甫对君主不敢直斥，总是有意回护。假如当时有许多象元结那样鲠直的诗人，一致为人民呼号，唐玄宗固然未必就此醒悟，但作为诗人，却不可不表示应有的政治识见，在这一点上，元结应是天宝年间的第一人。
唐代宗时，元结任道州刺史，作《春陵行》及《贼退示官吏》两诗。《舂陵行序》云“道州（湖南道县）旧四万余户，经贼以来，不满四千，大半不胜赋税。到官未五十日，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贬削。呜呼，若悉应其命，则州县破乱，刺史欲焉逃罪；若不应命，又即获罪戾，必不免也。吾将守官，静以安人，待罪而已”。诗中有“州小经乱亡，遗人实困疲。大乡无十家，大族命单赢。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挞之”等句。元结宁愿免官，不肯逼迫穷民，这是当时最有心肝的好官。《贼退示官吏》诗有“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句，有些官实际上不如贼，至少与贼无大异，他被逼作贼，想弃官归隐，归隐是封建士大夫唯一可走的道路，因为他们不会站在农民起义一边，又不甘心作比贼不如的官，最好的前途，自然是做个无官职的地主，享受闲居的乐趣。要求他们有反抗朝廷的积极行动，那是不合实际的奢望。杜甫读到元结的两篇诗，热情称颂，认为“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少安可得矣”。杜甫对人民的同情心，与“致君唐虞际”的忠君心相结合，正是儒家的传统思想，元结在《筐中集序》里，反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的南朝风气，他所作诗全是古风，事实上唐时律诗已经开出广大的新境，远非南朝所能比拟，唐诗人多能古近两体并长，诗苑因而特别繁荣，元结不作近体诗，以为时之作者，烦杂过多，歌儿舞女，且相喜爱，不合风雅之道，想要“变时俗之淫靡，为后生之规范”。他这种矫时俗的议论，与韩愈相同，韩愈用来矫文弊，获得成功，元结用来矫诗弊，却不发生任何影响，因为他的主张太违反唐时诗的趋势。
韦应物与元结同时，刚直的性格也相同，表现在诗风上却有显著的不同。韦应物《示从于河南尉班》诗中有“立政思悬棒”句。曹操任洛阳北部尉，造五色棒悬门上，豪强犯禁，即用棒打杀。韦应物要学曹操悬棒杀豪强，足见他原来是个刚强人，因受腐朽势力的折磨，变刚强为柔和，写出清闲恬淡的诗来。韦应物曾任苏州刺史，日常生活是焚香扫地而坐，只和顾况、刘长卿、释皎然等人唱酬为宾友。他自称做官也是坐禅，他也象陶潜那样，有时候猛气不能自抑，流露出对腐朽政治的愤怒，如杂体五首，都是有所指斥，尤其是《古宅集妖鸟》一首，痛责满朝官僚贪鄙无能，《春罗双鸳鸯》一首，写剥削与被剥削两个阶级的苦乐绝对不平。韦应物诗里，偶然露出这样的真情感，说明他并非心如死灰，因此，韦与陶可以相比拟，不过，闲静的气息，韦不如陶，陶生在晋朝，受玄风影响，陶诗成为玄风的最高表现，韦处在唐朝，没有陶的时代精神，尽管风度学得相似，气息终究不能相同，陶韦并称，韦不及陶，盛唐诸诗人中，韦却是唯一的闲淡诗人。
三 中唐诗人 盛唐中唐交界处，不必机械地划分，唐代宗大历年间有不少著名诗人，其中卢纶、韩翃（音宏hóng）、刘长卿、钱起、郎士元、皇甫冉、李嘉祐、李端、李益、司空曙等人，号称大历十才子。他们多是天宝年间进士，正遇安史大乱，他们做的诗，没有一人能象杜甫反映现实。伸张正义，足见这些人不过是能作诗的普通文士，做诗不能表现时代的特点，只能被看作普通文士做普通诗。杜甫死后（大历五年杜甫死），经过一个不长的时间，到了唐德宗时，杜诗的影响深入诗苑的各方面，几个大派别都是从杜诗派生出来。中唐诗苑盛况并不亚于盛唐，所差是在一些作者，虽然各有创造，自成大家，但未能超出杜甫已经开辟出来的境界。从这一点说，中唐比盛唐不免落入第二流。
中唐诗人影响最大的无过于白居易和元稹。白居易和元稹都扬杜抑李，白居易与元稹论文书里说，杜诗千余首，尽工尽善，比李白更好，不过，杜诗如《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等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句，也只占十中三四。这说明白居易学杜甫，着重在学杖甫为劳苦民众呼号的诗篇。因此，他得出作诗歌的宗旨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在唐宪宗初年，身任谏官，每日论事，有些不便明言直说的事，用诗歌表达自己的意见，希望皇帝听了有所改悔。这一类诗有些题为新乐府，通称为讽偷诗，这是白诗中最有人民性的部分，学杜相似的也是这一部分。讽谕诗是白诗精华所在。他说，我诗得人喜爱的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等篇，时人所重，却是我之所轻，我的讽谕诗，意思激切，言辞质直，人们不喜爱，百千年后一定会有人喜爱。白居易自称“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讽谕诗，兼济之志也”。白居易志在救济民众，与社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同一心情，杜甫诗写当世时务，号称诗史，白居易讽谕诗也写时务，同样是诗史，诗人对民众没有深切的同情心，是不会冒险作诗史的。
白居易与诗友元稹的诗流传极广，元稹《白氏长庆集序》里说，“长安少年都仿效我们两人的诗体，自称为元和体诗，二十年间，官署、寺观、驿站墙壁之上无不题元白诗，王公、妾妇、牧童、走卒之口无不吟元白诗，至于手抄本摹勒本（可能是印刷本）在市上贩卖，或用来交换茶酒，处处都有。我（元稹自称）在乎水草市（浙江绍兴县山市）看到村校里学童都学诗，问他们学的是什么，齐声答言，先生教我们学元白诗”。白居易也说，“自长安到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旅店、行舟之中，往往题我诗句，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吟咏我的诗句。时俗所重，正在杂律诗和《长恨歌》一类雕篆之戏，不足为多的诗”。白居易分自己的诗为四大类，即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写讽谕诗是志在兼济，写闲适诗是行在独善，兼济是为解救民众疾苦，独善是保身养性，不为世俗所累。从唐文宗时开始，牛李党争剧烈，白妻杨氏是牛党重要人物杨颖士的妹子，因此被算作牛党，李德裕执政，排斥白居易，甚至不敢读白诗，怕读了他的诗，改变对他的成见。白居易作诗云“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他采取不争名位的方法来对待朋党之争，在当时士大夫中是最有识见的。他得免朋党的祸害，并非偶然。
白居易被迫放弃宦情，求名之心却极浓。他一生专心求永久的诗名，得风病后还伏枕作诗，不肯停止。他生前写定诗集五本，每本有诗文三千八百四十首。五本分藏五处：一本藏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藏苏州南禅寺经藏内，一本藏东都圣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白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使各藏于家，子孙世守。他迫切希望诗名永传，五本分藏，用心是很苦的。他作诗力求平易通俗，独创一格，为前人所未有，目的也是在于广播人口，借以流传后世。北宋人释德洪作《冷斋夜话》，说白居易每作一诗成，读给一个老妪听，问她懂不懂。她说，懂得，这首诗算是作成了。如果答说不懂，就得另外做过。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北宋人张耒曾在洛阳一士人家，看到白诗草稿数纸，涂改重重，原作的文句几乎全部改换。白诗经过锻炼而成，要炼成通俗的文句，也非苦吟不可。通俗丝毫不等于草率轻易。白诗流传在当时已如此广泛，原因就在白诗真正做到通俗，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
白居易最亲密的诗友元稹，也擅长写通俗诗，元诗与白诗同样广播人口，元诗又多采入乐歌。元稹寄白居易诗有“体遣玲珑（歌妓名）唱我辞，我辞多是寄君诗”等句，足见元诗多可入乐。他和白居易同时享盛名，诗歌传入宫廷，宫中人都叫他元才子。这是他后来投靠宦官，得做宰相的一个条件。元白并称，由于诗的成就，二人难分优劣，但二人在仕途中，元最后失足走了邪径，白隐居退避，不参加党争，二人人品优劣，也就决定了文学上的优劣。白居易有兼济思想，凡不利民众和国家的朝政，敢于犯颜直谏，店宪宗有一次很不满意，对宰相李绛说：“白居易这个小子，是我提拔他得名位，现在对我毫不礼貌，我实在不能忍耐”。做官得直声，名望自然清高，所作诗文也容易为人尊重。元稹起初也敢谏诤，白居易很尊重他，赠诗说“昔我十年前，与君始相识。曾将秋竹竿，比君孤且直。……共保秋竹心，风霜侵不得。始嫌梧桐树，秋至先改色”。不料这个比作秋竹竿的元稹，经过几次贬官，完全改色变节，唐穆宗时，走宦官魏弘简的门路，勾结魏弘简共同破坏裴度讨代河北叛镇的用兵计划，为了谋做宰相，不顾一切，人品实属卑劣。他是学白居易正直却经不得风霜的鄙夫。他诗也学白居易。白作《和答诗序》里说：“五年（唐宪宗元和五年，八一○年）春，微之（元稹字）左转为江陵士曹掾。我命季弟去送行，且奉新诗一轴，凡二十章，率有比兴，淫文艳韵无一字焉。及微之到江陵，寄在路所为诗十七章，凡五六千言，言有为，章有旨，至于宫律体栽皆得作者风。我和友人樊宗师等三四人，时一吟读，心甚贵重。然窃恩之，岂我所奉的二十章，遽能开足下聪明，使之然耶？抑又不知足下是行也，天将屈足下之道，激足下之心，使感对发愤而臻于此耶？若两不然者，何立意措辞与足下前时诗如此之相远也！”白居易这段话，正好说明元稹诗受白诗影响很大，元是学白居易诗格却缺乏真实性情的佞人。他分自己的诗为十类，有古讽、乐讽，拟白诗的讽谕诗；有古体、新题乐府，拟白诗的闲适诗；有律诗（七言五言两体）、律讽，拟白诗的杂律诗；又有艳诗，专描写美妇人，大概是拟白诗的感伤诗。白居易有《长恨歌》，写唐玄宗杨贵妃荒淫乱亡事，妓女能诵《长恨歌》，身价便增高，想见此歌极受重视，流传甚广。元稹仿制《连昌宫词》，也为时人传诵，不过，诗中“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等句，正如杜牧《李勘墓志》所说淫言媟语，非庄士雅人所为，与《长恨歌》惩尤物、窒乱阶的用意有别。白居易《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呈元九李二十》诗有云“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每被老元偷格律（自注：元九向江陵日，尝以拙诗一轴赠行，自后格变），苦教短李伏歌行”。元稹模仿白居易，当时已有定论。元稹人品不如白居易，模仿虽到近似的境界，但元诗终究只是才子诗。
元稹死后（八三二年，唐文宗大和六年死）白居易与刘禹锡为诗友，有《刘白唱和集》，白与刘书云“微之先我去矣，诗敌之劲者非梦得（刘禹锡字）而谁？”刘禹锡参与王叔文集团，甚有权势，唐宪宗登位，刘禹锡等被贬逐，不得为朝官。唐文宗时，因重臣裴度的援引，刘禹锡又得为朝官，累升至检校礼部尚书。唐顺宗身染重病，王叔文掌权，王叔文名位卑微，引用刘禹锡柳宗元等名士为助，刘柳等人与王叔文秉政半年，政令都是有益于朝廷有利于民众，未可讥议。可是，他们依靠的是死在旦暮的唐顺宗。满朝政敌（主要是宦官）利用唐宪宗夺取帝位，是必不可免的。王叔文集团被斥逐，也是必不可免的。刘柳等人的失败，刘禹锡诗“勉修贵及早，狃捷不知退”，确是实情。被逐以后，忧愁憔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句见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正写出这些逐臣的心情。他们本想及早腾达，不料贬作边远地方官，井有诏：虽遇赦无得内移。这样，他们政治上失去前途，无可奈何，不得不逃入南宗禅求取绝望中的安慰，更重要的是要在文学上精心创作，借文名来补救政治失势。刘禹锡柳宗元都是这样做的，白居易所谓吟咏情性，播扬名声，文之神妙，莫先于诗，诗名盛大，可能改善政治遭遇。刘禹锡在诗的方面特别取得卓越的成就。白居易称刘禹锡诗为神妙，《旧唐书·刘禹锡传》特指《西塞怀古》、《金陵五题》等待为佳作。《金陵五题引（序）》里说，“友人白乐天掉头苦吟，叹赏良久，且曰，石头题诗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辞矣。余四咏虽不及此，亦不孤乐天之言尔。”刘禹锡自负《金陵五题》是绝唱，后世无人能继作，就诗而论，确是无敌的佳篇，如《咏台城》云“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比描写景物的名句“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立意更为高远，刘禹锡无愧为白居易的敌手。不过，刘禹锡最精采的诗是他的乐府诗两卷，他在贬地仿照屈原为沅湘民间改迎神词作《九歌》的遗意，作《竹枝》、《杨柳枝》等词若干首，教巫祝歌唱，流传民间。《旧唐书·刘禹锡传》说“武陵（湖南常德）谿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竹枝》《杨柳枝》以外，还有《浪淘沙词》、《纥那曲词》也是采用民歌形式的创作，《浪淘沙词》是七言诗，《纥那曲词》是五言诗，虽然与后起的词句法有异，随着音乐的变化，很自然地会变成词。诗话家评刘禹锡文学上成就说，“大概梦得乐府小章优于大篇，诗优于他文”。这个评语是恰当的。
白居易、元稹、刘禹锡三人诗大体上都属于通俗类，因之广泛地播扬在人口，士大夫作品，有意为民众所享受，这应该说是元白等人的贡献。但也有流弊，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里说，“江湖间多新进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仿效，而又从而失之，遂至于支离褊浅之词皆目为元和诗体。司文者考变种之由，往往归咎于稹”。通俗化的诗被新进小生转展仿效，变成支离褊浅庸俗化的诗，陈言滥调，充满诗苑，这在元白是始料所不及的。要挽救庸俗化的弊风，需要强弓大戟般的硬体诗来抵消元白末流的软体诗。韩愈一派的诗人，很好地负起了挽救的责任。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首领，古文运动不仅是反对陈腐的今体文（唐四六），更重要的是力图复兴极衰的儒家学说，推翻声势极盛的佛道二教，所以韩愈古文富有战斗精神，不愧为“凌云健笔意纵横”的伟大文学家和思想家，宋人诗话说“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耳”。韩诗与古文一样，象长江大河，浩浩瀚瀚，表现笔力雄健才思富赡的极致，李白杜甫的精华，被韩诗吸收并神而化之，独成一大家，可以说杜文不很工，却不可以说韩诗不工。韩愈在《调张籍》诗里指出自己学李杜的心得说，“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顾语地上友，经营无太忙”。“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两句，说明韩诗与李杜诗精神融合成一体，经营不必太忙，却自然合于李杜。韩诗变化怪奇，主要得自李白，法度森严，主要得自杜甫，他在《调张籍》诗中斥责李杜优劣论（当以元稹为此论代表），说，“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不是学李杜同样有得，对李杜同样深知，是容易偏袒李杜立在某一方的。
韩愈是中唐创硬体诗的一大家，有如白居易创通俗诗也是一大家。韩派诗人多有名人，最著者张籍孟郊贾岛樊宗师卢仝李翱李贺等人。张籍于唐德宗时登进士第，深得韩愈重视，韩愈《醉赠张秘书诗》云“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调张籍诗》云“乞君飞霞佩，与我高颌颃”。韩愈承认张籍学李杜，与自己有同样的成就，可以颉颃同飞。所谓学古淡，古是指张诗擅长乐府，多用古乐府为题，淡是指辞意通显，不作雕饰，张籍与白居易元稹唱和，诗句通俗，但不同于元白未流，所以说“轩鹤避鸡群”。如《野老歌》：“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这种意境，也是从学杜得来。韩愈给张籍诗评价很高，《病中赠张十八》诗云“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张诗往往语已尽而意有余，扛鼎的笔力当是指此。
韩愈重视的诗友，又有孟郊（字东野）。韩《荐士》诗赞扬孟郊的笔力说“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骜。……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音傲ao）”。《韩集》有韩孟联句诗数篇，孟笔力足与韩为敌。孟郊性孤僻寡合，韩愈一见便引为忘形之友。张籍性诡激也得韩愈器重，大抵韩创硬体诗文，与庸俗文派作斗争，需要一些异乎流俗的士人为友朋，这些人得到韩愈表扬，文名振起，形成韩氏一派的名士。盂郊诗专写穷苦，所谓“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他看自己是穷蹙到不容于天地之间的末路人，精神状态极不健康。这和韩愈的雄伟恢宏，恰恰相反，韩愈对他却大加称颂，《醉留东野》诗云“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吾与东野生并世，如何复蹑二子踪”。诗末又说“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无由逢”。韩孟二人文学上是同道，因此友情如此真挚。孟郊自称作诗的苦处说，“夜吟晓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这样苦吟出蹇湿穷僻的诗句，自然是使人愁惨不乐的呻吟声，韩愈却称孟诗“荣华肖天秀，捷疾愈响报”。说的恰恰与实际相反，是讥刺还是标榜，显然是标榜。同派李观论孟诗“郊之五言诗，其高处在古无上，其平处下顾二谢（谢灵运、谢惠连）”，也是说的与实际不合。要和熟软诗风作斗争，这种僻涩体诗有一定的抗俗作用，韩派人给以过分的赞扬，不是全没有理由。司空图说元白是力强气弱，乃都市的豪估，孟郊等以穷僻和豪估对抗，才显得白辟一境。
另一个以穷寒僻涩为诗境的作者贾岛，在韩门比张籍孟郊地位较次。贾岛原是僧人，名无本。韩愈教他为文，使弃佛还俗。他屡举进士不第，当然更增加穷愁饥寒的苦处。贾诗写穷比孟郊更甚，孟郊诗“种稻耕白水，负薪斫青山”。还能种稻斫柴，维持生活。贾岛诗“市中有樵山，客舍寒无烟。井底有甘泉，釜中常苦干”。僧徒过的是寄生虫生活，贾岛原是僧徒，还俗以后，依然仍是寄生虫，市中有柴山，还可以说无钱买柴，井下有甘泉，懒得去汲水，宁愿釜中常苦干，这种懒人，渴死也不会得到别人的同情。他吟得“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二句，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二句无非是写孤独生活，无甚意义。不过，刻苦锻炼，三年才吟得这两句，对轻率庸俗摇笔即来的元和体未流，有矫枉的作用。
韩愈派诗文最奇怪的作者要首推樊宗师。樊宗师作诗七百一十九篇，留传只有《蜀绵州越王楼》诗一首。此诗有序一篇，造句怪异，不知其意何在。如序首“绵之城，帝猲■（猲音歇xie，■同揭）、掀明威……”等句，只有“绵之城”三字尚成语，余句全不可懂。诗也同样难解，如“危楼倚天门，如■星辰宫，穰薄龙虎怪，洄洄绕雷风”。这种字奇意不奇的七百多篇诗，仅得留存一篇，足见无留存的价值。韩愈为樊绍述作墓志铭，称樊诗文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铭文更大加赞扬，说“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既极乃通发绍述，文从字顺各识职”。樊文字极艰涩，韩称为文从字顺，未免太不合事实。文章固然务去陈言，但不必要也不可能做到绝对的词必己出，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樊宗师《绛守居园池记》有“瑶翻碧潋（音殓lian），嵬眼倾耳”等句，前人未曾说过这样的怪话，樊宗帅说了能有什么新进境！这是韩愈派中最低劣的一个作者，所作书（《魁纪公》、《樊子》、《春秋集传》三种）、文二百九十一篇、杂文二百二十篇、赋十篇、诗七百一十九篇，写作虽多，除《绛守居园池记》及《蜀绵州越王楼》诗各一篇偶得幸存，其余全部被淘汰”正是最公正合理的裁判。李肇《国史补》说“元和之后，文笔则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奇是务去陈言的结果，辞义全新，超越凡俗，所谓奇实际就是新。韩愈诗文富于创造性，尤其是在古文方面，新奇的影响特别深远。涩与奇正相反，涩是文不从字不顺故意使人不懂的反常语言，作涩体文，似乎也在务去陈言，实际比陈言还不如，因为陈言不过是凡俗语，涩体则是反常语，语言违反常规，就不成其为语言，也就全部可以废弃。学奇难，学涩容易，鄙陋之士避难就易，奉樊为大师，相沿二百余年，到宋仁宗至和嘉祐年间，场屋举子为文尚奇涩，甚至通篇读不成句。古文家欧阳修力主革积弊，一○五七年，欧阳修被任为知贡举，凡试卷带有涩体，一概黜退，樊宗师的流毒到此才算结束。
韩愈派诗人，自孟郊张籍以次，都各有成就，他们的共同点是戛戛独造，异乎流俗。樊宗师以文不从字不顺为特长，与元白诗末流的庸俗滥熟，形相异而实相同，在韩愈派中是最下的一个作者，下列二人也是韩愈派中重要作者。
卢全，自号玉川子，隐居洛阳城中，作诗豪放怪奇，甚为韩愈所推崇。韩作《寄卢金诗》一首，说他“事业不可量”，“忠学生天性”。又说“先生固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窥涯涘”。这些，都是韩愈不肯轻易誉人的话，卢仝被韩愈重视可以想见。他的代表作《月蚀诗》，是一篇感情强烈锋芒犀利的讥刺诗，确实使韩愈倾倒了。韩作《效玉川子月蚀诗》，全用卢仝原文，只是删改若干字句，便成法度森严的韩愈诗。卢上不满当时的政治状况，有愤世嫉俗的心情。韩愈对卢生极重视，可是卢仝在《苦雪寄退之诗》中叙述自己穷苦以后，说“唯有河南韩县令，时时醉饱过贫家”。说韩醉饱过贫家，意思是自己与韩愈穷苦富乐相差悬殊。《听萧君姬人弹琴》诗，说“主人醉盈有得色，座客向阳增内燃。孔子责怪颜回瑟，野夫何事萧君筵。拂衣屡命请中废，月照书窗归独眠”。也是强调宾主苦乐的距离。《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巅崖受辛苦。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从一人的穷苦想到亿万苍生的辛苦，韩愈所谓“忠孝生天性”，当是指诗中这一类的思想。在唐诗人中卢仝算是有见解的诗人，不过，他憎恶富贵人，同时又交接富贵人，他跑到老官僚宰相王涯家作客，恰巧遇到八三五年的甘露之祸，被宦官捕获杀死。韩愈寄卢仝诗所谓“先生结发憎俗徒，闭门不出动一纪”。“劝参留守谒大尹，言语谗及辄掩耳”等语，至少在他的晚年，已经不是闭门不出，劝谒大官便掩耳的处士了。所谓“结发憎俗徒”，大概以憎俗徒来表示清高，借以增加本人的身价。
韩愈诗派为反对熟软，力求去陈言立新意，诸人都专从一个方面寻找题材，如盂郊贾岛专写穷寒，卢仝专写怪奇，李贺专写阴暗鬼趣，诸人穷搜苦索，各自成家。李贺比诸人更为奇特，他幼年就有文名，韩愈皇甫提（音食shi）亲去面试，李贺当场赋诗一篇，题为《高轩过》。二人大惊，为之揄扬，李贺名大著。他的才名应进士科得第是轻而易举的。小说家说元稹阻止他去应试，说他的父亲名晋肃，应该避家讳不去应试。唐士人承六朝土族遗俗，极重家讳；如白居易祖父名锽（音皇huang），与宏字同音，白居易不应宏辞科，改应书判拔革科。尽管韩愈作《讳辩》，李贺还是不敢应进士科考试。李贺擅长乐府，作歌诗数十篇，乐工无不讽诵，朝廷给他一个叫做太常寺协律郎的小官职。他活到二十七岁（八一七年，唐宪宗元和十二年）便死去。他负才不遇，非常轻佻傲慢，看在眼中的文人极少，时人也合力排挤他，他愈被抑压，思想愈孤僻，诗意也愈深刻，特别是说到荒墓野鬼这一类极端消极的事物上，诗句也就极端精采。李贺诗中用事丰富，是读了很多书的人，这和元白体末流诗人，不必读书也能编造诗句，大不相同。他每天骑驴出门游览，小奴背一个锦囊跟着他走，大概愈是荒坟旧墓，萧瑟凄凉的地方，他愈爱去游览，墓上的颓景，和墓下的死骨，都是他苦吟索句的材料。如《秋来篇》“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他诗中喜用鬼、泣、死、血等字，游荒墓时自然要想起这些事物。李贺想象力不亚于李白，不过李白满脑子神仙，神仙是最快乐最自由的幻想人物，因之李白诗充满着飘飘凌云气的快乐情绪，李贺却相反，《马》诗第二十三首说“武帝爱神仙，烧金得紫烟。厩中皆肉马，不解上青天”。这一类反对求仙的诗，在李贺诗集中并不少见，他既不信天地间有神仙，承认死的不可避免。他在死的方面运用想象力，犹如李白在神仙方面，同样获得成功，不过长生与死亡意趣大不同，二人的意境也就大异了。李贺诗“飞香走红满天春”、“酒酣喝月使倒行”、“蹋天磨刀割紫云”、“天若有情天亦老”等佳句，至少不比李白的佳句差。朱熹评李贺诗说“贺诗巧”，巧字用得非常惬当。李贺佳句大抵从实地观察中得来，又加以锻炼工夫，得句往往奇巧。好似高手摄影师选择最适当的地点，摄取全部胜地的精华。如《南山田中行》诗“荒畦九月稻见牙，蛰萤低飞陇径斜。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写荒野景物，历历如在眼前，足见他确有实际经历，并非全凭臆想。他不象一般人那样先有题目，然后作诗，并且拘泥于篇章格律。他是在实地观察中遇有好题材即写成几句，回家后才凑足成篇。因之一篇中常有警策句。他的母亲说他总有一天要呕出心来，就是指他苦心锻炼这些警策句。韩愈一派诗人都主张苦吟以去陈言，成绩最高的要推李贺，别人不能造新言来代替陈言，甚至用涩体言语来代陈言，李贺所作不仅言语清新，而且立意也不同于流俗。他敢于指斥唐宪宗求神仙，对恶政有一些不满的表示，如《猛虎行》：“泰山之下，妇人哭声，官家有程，吏不敢听”。又如《感讽》诗说“越妇未织作，吴蚕始蠕蠕，县官骑马来，狞色纠紫须，怀中一方板，板上数行书。不因使君怒，焉得诣尔庐。越妇拜县官，桑牙今尚小，会待春日晏，丝车方掷掉。越妇通言语，小姑具黄粱。县官踏餐（饱食）去，簿吏复登堂”。本诗刺催科的急暴，蚕事刚起，县官就亲自来催租，饱餐一顿黄粱饭去了，接着簿吏又登堂来催，自然也得饱餐一顿饭才肯走。他比盂郊贾岛等人，多少有些政治见解。也多少有些独立精神。《致酒行》说“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岖”，幽寒当是指孟贾一类人的寒苦诗，他自己有拿云的高远志向，不屑为坐而呜呃的幽寒人，但又深恶元白末流所作熟烂诗。小说家说元稹求见李贺，被李贺拒绝，未必实有其事，大概李贺坚决排斥元白末流的熟烂诗，见于言行，小说家因而讹传为拒见元稹本人。对孟贾和元白末流一概反对，最符合韩愈务去陈言的宗旨，韩愈一派，诗当推李贺为传衣人，犹之古文当推李翱为传衣人。
中唐时期可与元白、韩愈并列的大诗人还有柳宗元。柳宗元诗既不象韩愈诗那样豪放纵横，也不象元白诗那样平易通俗，他虽与韩愈同为古文运动的创导人，但受《文选》影响（六朝文）甚深，他的古文含有很多骈句，特别是最著名的山川记，显然从郦道元《水经注》写景文化出。他的诗含有选体气味，谢灵运、陶潜是他学诗的范本，当然不是模拟陶谢的形迹，而是变化为柳宗元的山水田园诗。朱熹说柳子厚“诗学陶者便似陶”。又说，“学诗须从陶柳入门庭也”。苏轼称“柳于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这些评价大致是平允的。不过，柳宗元学陶的真正恬谈处却还有一些距离，陶潜绝意仕进，极少流露仕途受阻的不平心情，柳宗元因热衷仕进，檄被压抑，怨愤之情触处流露，尽管柳诗学陶功力甚深，在恬淡的气韵上，柳总稍逊陶一步。柳诗之与陶诗，相当于山水记之与《水经注》写景文，各有其不可企及之处，而后起的模拟者总不免比创始者要稍逊一筹。
四 晚唐诗人和词人 一般总以为诗至晚唐，已入衰境，诗苑中只剩下一些残花败叶，不再有中唐时期那种胜景。其实晚唐时期几个主要诗人，非但不比中唐主要诗人差，而且成就还高出中唐诗人。首先是晚唐诗人脱离五言七言诗的旧形式，开辟出诗的新体长短句（词）的广阔境界。其次是起源于六朝，完成于唐朝，作为唐诗特长的律诗，至晚店达到最精美的程度。当然，唐诗经中唐人穷搜苦索，连穷寒境鬼境都搜索到，境界尽辟，似乎山穷水尽无路可走了。晚唐诗人开辟艳情一境，其中一部分确是说男女相悦之情，一部分则是模仿楚辞，托言夫人香草借以写君臣朋友问的恩怨离合。所以对晚唐诗，不能看作全是房中之言，也不能看作全是模仿楚、骚。大抵唐文宗时，牛李朋党互相陷害，党争开始激化，以后愈演愈烈，界限非常分明，准要是牵连入党局，谁就被摈出仕途，在政敌当权的时候，休想仕进。宦官，势力自唐宪宗以来，比任何势力都强大，有些士大夫投靠宦官取得富贵，有些人不肯对宦宫屈身，满怀忧愤，又不敢公开议论，招致祸害，士大夫在朋党宦官双重压力下，避免吐露平直的语言，有意说得恍惚迷离，或彼或此，忽断忽续，埋没意绪，不使敌人发现踪迹，用心是很苦的。盾朝风教废弛，习俗淫靡，晚唐淫风愈盛，诗人沾染陋俗，并不讳言情欲，不过，多用曲折隐约的语言来谈情，往往与寄兴于美人香草的文意（“为芳草以怨王孙，借夫人以喻君子”）混淆难分。例如唐末韩偓作香奁（音帘lian）诗，似乎专言艳情，卑卑不足道。其实韩偓不可告人的苦心，自己说得很清楚，他说“谋身拙为安蛇足，报国危曾捋虎须”。又说“缉缀小诗钞卷里，寻思闲事到心头；自吟自泣无人会，肠断蓬山第一流”。晚唐诗人作艳体诗，应该先考察他们的遭遇和行事，韩偓反对朱全忠篡夺唐朝，在当时朝臣中还算是较有气节的人，他的艳体诗里面有“自吟自泣无人会”的哀伤诗，《礼记·乐记》所谓“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晚唐艳体诗正是这种亡国之音。从诗的标准来衡量，却依然有很多大诗人和大量好诗，其中以李商隐为最大的诗人。
李商隐生于八一三年（唐宪宗元和八年），幼年就能做占文，不喜做今体文（四六）。这在当时要算是有识之士。因为所有诏令章奏书判等凡属于公文性质的文字，都必须用四六文，善于做四六文，是仕进顺利必要条件之一，如果被皇帝赏识，任为知制诰、中书舍人等要职，就有可能再上升为宰相。因之不做今体文而做古文，本身就有守正不屈于习俗的意义。李商隐十六岁，著《圣论》、《才论》两篇古文，很有声望。第二年（八二九年，唐文宗大和三年）唐宪宗时曾任宰相的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爱李商隐少年俊才，特加优待，令在门下，与儿子令狐绚等同学。令狐楚亲自指点做章奏的诀窍，李商隐博学多闻，学成后技艺超过令狐楚。谢意诗“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俨然以为得章奏秘传，不难作到宰相。此后常居令狐楚幕中，专掌章奏。八三六年，借令狐绚的力荐，李商隐得进士及第。本年冬兴元镇节度使令狐楚临死前一大，急召李商隐从京城到兴元，使代草遗表，足见令狐楚很信任李商隐的章奏。李商隐也自认是令狐楚的传衣弟子。照朋党的规矩，李商隐当然应该做令狐氏的忠实徒党。也就是应该死守牛党，不别找主人。李商隐于次年赴泾原镇节度使王茂元幕，并娶王氏女为妻。王茂元是被当作李德裕党的武人，令狐绹认为李商隐忘家恩，深恶痛绝，李商隐从此陷入朋党的漩涡中，一生不得脱身。
八三九年（唐文宗开成四年）李商隐应吏部试书判拔萃科及格，得任为秘书省校书郎。虽然这只是正九品官，但地位清要，文士起家就得这个美职，尤其是得秘书省，可称获得捷径。就在本年，王茂元调为京官，李商隐也调补宏农尉，从正九品降为从九品，从清职降为俗吏，是李商隐仕途的挫折。杜甫《赠高适》诗“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碎”。韩愈《赠张功曹》诗“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杜牧《寄小侄阿宜》寺“参军与簿尉，尘土惊劻勷（音匡攘kuāng ráng）：一语不中治，鞭箠身满疮”。唐时簿尉等官，有过失便受鞭笞，等于后世的胥吏。孪商隐一入仕途，就显出受朋党的祸害。八四○年，李商隐辞尉宫，南游到湘鄂等地，企图找个幕职，结果一无所得。八四一年（唐武宗会昌元年），王茂元又被任为忠武军节度使，李商隐自南方回京。次年，李商隐又以书判拔萃，再任秘书省正字。这时候牛党被斥逐，李党渐得势，李商隐也似乎走上了顺境。此后几年内，李商隐遭母丧，王茂元又死，李商隐实际上与李德裕并无直接关系，在会昌年间，正字美职因母丧失去，全家闲居永乐县（山西永济县）。等到丧服期满，唐武宗死去，唐宣宗即位，任用牛党白敏中为宰相，令狐绹为知制诰，充翰林学士，大权在握，放肆地斥逐李党中人，郑亚被斥为桂管观察使，李商隐应郑亚聘，任桂管掌书记。李商隐到桂林任幕职，不久，郑被贬为循州（广东龙川县）刺史，在任所死去。李德裕也在崖州（广东琼山县东南）死去，李党已成不能复燃的死灰，只好忍受牛党的压迫。李商隐失幕职，回京选为盩屋尉。自八三九年得宏农尉，经过首尾十一年，还是一个县尉，李商隐仕途的柯，可以想见。因为他特长章奏，恃幕职为生，如果说他是李党中人，也只是一个不足轻重的书记官。
八五○年（唐宣宗大中四年），令狐绹仕宰相，孪商隐才自己认输，不敢再说“不惮牵牛妒”，改变为力谋接近令狐绹，哀求解释旧恨。令狐绹旧恨极深，任宰相十年，始终怀恨，李商隐寄托忧愤的艳体诗，很多是为令狐绚无情的报复而作的。八五一年，妻王氏死，李商隐更是忧伤无聊，一部分艳体诗是为悼亡而作的。八五二年，孪商隐又失幕职，人京哀求令狐绹，才得到正六品的太学博士。接着，柳仲郢聘他为东川节度使掌书记。八五六年，柳仲郢内调为吏部侍郎，李商隐又失幕职。居郑州充柳仲郢属宫。八五八年，这个晚唐最大诗人李商隐活了四十六岁、在朋党倾轧中抑郁穷困地死去了。他的才学和遭遇，使他的诗表现出独特的风格。他读书极博，收集资料极富，所得材料，分类汇编，如《金钥》分帝室、职官、岁时、州府等类，又有《杂纂》，专收集俗语和鄙事，又有《蜀尔雅》，专采蜀语。他分类收集的手册为数想必不少，这些都是作诗文的材料。他使用材料非常精细，凡是使用材料，一定要翻检原书，陈列左右，仔细核对，别人说他是獭祭鱼，其实这是引书用事的基本方法，獭祭鱼并不可讥。因为他蓄材丰富，用材仔细，所以他的诗文都是用事精切，属对致密，形式之美，少有伦比。不少人专学他形式之美的诗，衍为北宋初期的西昆体，造句细碎，意义晦涩，欧阳修起来，才推翻西昆体。李商隐诗流弊相沿将近二百年，这也可以说是李商隐诗的副作用。李诗本身却是形式精美，感情深厚，他的境遇迫使他满怀怨愤不能不说，又不敢直说，他说话真是讳莫如深，意思在隐约有无之中。三国魏末，阮籍处在要说却不敢直说的困境中，作《咏怀》诗，《诗品》评它为“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达到微而显的最高境界。李商隐处境与阮籍相似，所作隐语诗是《咏怀》诗的更进一步发展。葛常之《韵语阳秋》说“义山诗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又一诗话家说“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可空百代，无其匹也”。这些话都说得中肯，李商隐诗与阮籍《咏怀》诗同样心情危苦，言语委曲。注家因不知其所指，任意揣侧，许多诗被说成才人浪子厚颜说淫亵话。李诗所有艳情昵语绝大部分是用隐语来告哀，如果熟知他的身世，自然要给予深切的同情。《骄儿》诗自谓“爷昔好读书，恳苦自著述，顦顇（同憔悴qiáo cuì）欲四十，无肉喂蚤虱。儿慎勿学爷，读书求甲乙”。他对读书如此厌弃，可见受蚤虱之苦太深了。
李商隐诗并不是全属寓言，他也有语意完全明朗的诗篇，如《韩碑篇》，宛然是韩愈的笔法，讽刺唐敬宗荒淫诸篇，也并非晦涩，只有牵涉到朋党嫌疑或闺房的诗篇，才是讳莫如深，任人揣度，莫知真意何在。李商隐诗严格遵守了杜甫作诗的规律，即“知律”、“摊书满床”、“熟精《文选》理”、“应须饱经术”。李商隐诗对这些条件都做得十分满足，所以王安石说“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他学杜甫诗，采取严肃的态度，造句精密，用意高远，在韩愈一派诗人反元白诗末流的运动中，李商隐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宋许彦周《诗话》说“作诗浅易鄙陋之气不除，大可恶。客问何从去之？仆曰，熟读李义山诗与黄鲁直诗则去也”。李商隐诗正和元白诗末流完全相反，李诗盛行，元白诗末流才失去地位，因此，他是韩愈一派反熟滥诗的最后胜利者。
李商隐与同时的诗人温庭筠齐名，时号温李，又与杜牧齐名，时号李杜。温庭筠的祖父温彦博在唐初曾做宰相，他出身富贵人家，过的是浪子生活，赌博酣饮，沉迷酒色，自恃才学，轻薄放肆，应进士试屡不得第，怨恨宰相令狐绹，作诗有“中书堂内坐将军”句，讥宰相无学。他喜爱音乐，尤其擅长弹琴吹笛，自谓“有丝即弹，有孔即吹”，不必选好琴好笛。唐人歌唱多用五七言绝句，唱时加上和声，和声辞有长短，后来就长短声填长短句，使合曲拍，这就自然形成一种叫做词的新体制。京中和各州县有大量官妓，又士大夫多蓄家妓，穷如柳宗元，至少也有一个家妓。这种妓女就是新歌辞的传播者，也可能是创造者。温庭筠长年和歌妓生活在一起，他的诗远不及李商隐，他的浪子生活和音乐专长，却使他成为词的重要创始人。固然，在温庭筠以前，早已有人作词，但专力发展这种新体制，成为代表一个时期的文体，不能不是温庭筠的功绩。他的词集号《金筌集》，歌咏的对象，无非是淫艳之事，比梁陈宫体，同样秽亵。晚唐统治阶级腐朽到濒临崩溃的时候，与梁陈如出一辙，宫体由词的形式表现出来，是符合当时情况的。唐朝文学是盛世，到了晚唐已经不可阻止地要发生大分化，按照文学史上通例，总得出现两个代表人物，一个结束旧传统，一个发扬新趋势。在晚唐，李商隐是旧传统的结束者，温庭筠是新趋势的发扬者。晚唐诗人温李称首，其余诗人都不能和他们比高下，因为此后诗人（包括词人）都是温李的追随者。
又一个与李商隐齐名的文人杜牧，是出身高门，又有才略的豪士。他好谈兵事，注《孙子》十三篇，流传于当世。他曾为牛僧孺的幕僚，又为季德裕所器重，但并未参加朋党，以求高官。他凭门第和才能，官至知制诰、中书舍人，比起李商隐的怀才不遇来，杜牧的遭遇还算是优异的。他的门第和才能，使他顾虑不多，敢于直说自己的见解。古文传韩愈的文统，为晚唐突出的大作家，诗也情致豪迈，接近韩愈。杜牧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记》，揭露佛教罪恶，思想上也是韩愈嫡传。
晚唐李商隐杜牧号称李杜，按二人诗风，李接近杜甫，杜接近李白，晚唐的李杜，是盛唐李杜有力的后劲，特别是李商隐，得杜甫诗学神髓，是杜甫以后唐诗人中第一人。
上列晚唐主要诗人以外，还有陆龟蒙、皮日休、聂夷中、司空图等人。陆龟蒙隐居松江甫里，有田数百亩，屋三十间，是个中小地主。他也参加生产劳动，但主要是享受闲福。他和皮日休唱酬最多，唱酬诗一般是缺乏创见的。享闲福也使他完全脱离社会实际，当时民主疾苦，陆龟蒙在诗中全无反映，成为可有可无的诗人。皮日体为陆龟蒙集作序，称陆可与温李并驾，这样的评价未免过当，陆龟蒙决非温李的朋类，也不可与皮日休相比，因为皮日休有同情民众的诗篇，在陆龟蒙集中是一篇也找不出的。
皮日休于八六七年（唐懿宗咸通八年）举进士及第，次年到苏州作小官，与陆龟蒙唱酬就在这个时候。八八○年（庸僖宗广明元年），出任毗陵副使，他在路上参加了黄巢起义军。黄巢军攻入长安，被任为翰林学士。皮日休参加起义军，很有人替他辩护，说决无投黄巢军之理。其实，他对穷苦民众有同情心，正乐府十篇，都是憎恶官吏，为民伸冤的呼声。他在名篇《橡媪叹》里有“吾闻田成子，诈仁犹自王；吁嗟逢橡媪，不觉泪沾裳”，诈仁还可以成王业，何况黄巢起义，是弔民伐罪之师，应该与汉高祖同样看待，他做官有什么不可以。别的文人正因缺少这一点同情心，所以不肯为农民效力。陆游《老学庵笔记》引《该闻录》说“皮日休陷黄巢为翰林学士，巢败，被诛”。黄巢乒败，皮日休被乱兵杀死，是可能的。皮日休的子孙逃到会稽，投靠吴越国。他的孙子皮光业曾为吴越国丞相。宋时文人对皮日休事讳莫如深，力为辩白，其实声辩皮日休不会从黄巢，只能表明地主阶级的愚顽立场，并不能证明皮日休未曾做黄巢的翰林学士。
聂夷中是咸通二年及第的进士，年辈比皮日休高一些。他出身贫苦家庭，在晚唐权门大族把持仕途的情况下，寒门出身的进士不可能有什么前途。这使他不得不立在民众一边，作出一首著名的《伤田家》诗。到五代时，冯道还背诵这首诗来劝唐明宗体恤农民的勤苦。农民受剥削的惨状，被“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四句话说尽，聂夷中留下的诗不多，但这一首《伤田家》诗，足以抵得陆龟蒙诗集全部而有余，因为陆龟蒙不曾替民众说一句话。
司空图登咸通十年（八六九年）进士第，得宰相卢携器重。唐僖宗时，官至知制诰、中书舍人，仕途是顺利的。唐昭宗时，唐朝灭亡的时机渐趋成熟，司空图惧遭横祸，退出仕途，隐居中条山王官谷，那是很大的田庄，他享受大地主的闲福，和一些名僧、隐士赋诗作乐，足以抵消他求做大官的热情。朱全忠灭唐自立为帝，召司空图为礼部尚书，司空图不食而死。这在封建社会算是不事二姓的忠臣，隐居诗人加忠臣，使司空图声誉远超皮陆诸人，实际上他的诗虽有一些叹乱伤时之作，但全是空泛无味的闲人语。丝毫不反映他所生存的时代真实。司空图著《诗品》，标雄浑、冲淡等凡二十四则，名家诗风确有这些特征，司空图说得虽然抽象，但可以助人理解诗风。
庙末五代文苑中新兴的词已代替诗的地位，诗人远不如词人的成绩斐然。其中较大的诗人，只有韩偓韦庄二人。韩偓是唐昭宗时及第的进士，累官至翰林学士、兵部侍郎，他的官职，使他过着当时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他也知道唐亡就在眼前，为逃避朱全忠的加害，带着同族人跑到王审知的闽国去。他著名的诗是香奁诗，有《香奁集》三卷。
韦庄在唐昭宗时进士及第，有诗集二十卷。他最著名的诗是长篇叙事诗《秦妇吟》，诗中描写黄巢农民起义军在长安城的情况，当然，地主阶级的诗人，对农民起义军只能有反动的看法，从形式上看虽然诗是好诗，但内容既坏，也就不值得珍重了。韩偓韦庄是唐末五代的著名诗人，不过，他们对文学的贡献是在词的方面，他们应是更著名的词人。
凡是未曾完成的运动，本身的发展决不会半途停止。远在东汉末建安时期，曹植开始发起五言古诗声律化运动，经过南朝直到初唐，这个诗的声律化运动，不曾停止过。初唐沈佺期宋之问完成了这个运动，律诗从此定型。律诗是新型的近体诗，与旧型的古体诗，势成对立，陈子昂提倡古体诗，与沈宋成为两个源头。嗣后王（维）李杜崛起，开盛唐的伟局，当时作者风起，各自开辟出一些新境界，独立成一家。依傍他人门户的作者极少，所以呈现诗的盛世。王李杜所辟境界，特别宏伟，尤其是杜甫，诗境包含万象，足够供后人用力演绎，中唐韩愈白居易演绎的成功最大，以韩白为代表的中唐诗格，并不比盛唐低，按韩白的成就来说，盛唐与中唐无甚区别，不过，元稹未免启庸俗之端，卢仝、孟郊、贾岛等人，境界褊狭，都缺乏盛世景象，从多数作者来看，中唐与盛唐确有区别。诗到中唐，几乎所有境界都有人开辟了，到晚唐时期，统治阶级愈益腐朽，唐政权分裂成许多小块，诗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要找士人正常的出路感到绝望。诗的境界又早被中唐人尽量探索，遗存无几，晚唐人只能向琐碎细致处寻求新境，晚唐诗显出一片萧条气象，正与政治上的萧条气象相适应。不过，从特出诗人来看，李商隐不仅中唐末有敌手，即列在盛唐也并无愧色。温庭筠不只是文学家，而且还是音乐家，他有丝即弹，有孔即吹，音乐十分精通。唐人盛行歌舞，歌童舞妓到处都有。元结《箧中集序》说“彼则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室可矣”。所谓污惑之声，是指新体歌词，非雅正的诗。杜甫诗“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里说的黄四娘家，可能是歌舞寻乐的妓家，韩愈《感春》诗“娇童为我歌，哀响跨筝笛；艳姬蹋筵舞，清眸刺剑戟”。李白尤为风流不羁，李诗绝大部分是写酒色之事，他老年流落江南，依人为生，家中也还养歌妓。唐朝士大夫几乎无不纵情声色，杜甫韩愈也未能免俗，何论余人。歌舞必有歌词，又必有曲折，配合歌舞的音乐也自然要有长短曲折。歌词配合音乐，七言四句必须有所变动，才能合歌舞。诗变成词，是歌舞促成的。所有重要的文学，都从民间创始，后来为文士所采取，经过加工和提高，成为文学的新体制。凡是活的文学，即配音乐歌唱的文学，无不如此长成起来。词的起源，却有些例外，词有一部分从民间歌调变来，也有一部分是士大夫创制。大抵清新丽正的词多出自民间，以敦煌遗文里杂曲子为例，文字通俗，情意真实，显然是民间流行的唱辞，曲调名目有《倾杯乐》、《内家娇》、《拜新月》、《抛球乐》、《鱼歌子》、《喜秋天》、《南歌子》等，说明在文士作词以前，民间已有大量好词在歌唱。这里介绍一首残缺不全并失词调的词句如下：“十四十五上战场，手执长枪，低头泪落悔吃粮，步步近刀枪，昨夜马惊辔断，惆怅无人遮拦。”写幼年新兵初上战场时的心情，写得很动人。另方面，淫艳浮丽的词多出自士大夫。以李白《对酒》诗为例，这虽然不算是词，意境却非民间所有，《对酒》诗云“蒲荡酒，金叵（音颇pǒ）罗，吴姬十五细马驮，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里奈君何”。这种腐朽意境，完全反映出士大夫的腐朽生活，到温庭筠作词，专以妇女为描述对象，此后凡作词似乎非言闺情就不成其为词，这使词的境界变得狭窄不能象诗那样恢宏阔大。不过，词毕竟是新兴的文体，即使内容无异梁陈宫体，形式却是新鲜可喜的。词有两个起源，一是先在民间流行，经文士采取加工，提高为成熟的文学，二是知音文士，如李白温庭筠等人，对绝句的唱法有所变革，这就很自然地变诗为词。
《全唐诗》采集唐五代词，大体上可称完备。其中如元结所作《欸乃曲》（欸音矮ǎi），是采取湘江上船夫历年相沿的歌调，实际是七言四句诗，与七绝形式相近。张志和《渔歌子》也是七言四句诗，不过第三句改为两个三言句，形式更与词相似。韩偓《章台柳》，移两个三言句到最前面，其余三句仍是七言句。这都说明词（小令）与绝句关系甚密。韦应物所作《三台》、《调笑令》与王建的《三台》、《调笑令》，句法完全相同，足见歌调有定式。这些都是民间歌唱已有定式，文士采取加工，成为词的一个起源。自文士起源的词，当以李白为最早，《全唐诗》载李白词十四首，其中如《菩萨蛮》、《忆秦娥》显系后人伪托，但如《清平调》、《清平乐》等词，无疑是李白所作。《清平调》《清平乐》开专写妇女的风气。温庭筠继起，所作词《全唐诗》采录多至五十九首，标志着诗苑以外词已走上自己发展的道路，成为独树一帜的新体文学。五代时期作词已成普遍现象，汉化的沙陀人李存勖（后唐庄宗）也能作词，足见词在五代，好比诗在唐朝，盛况是相似的。作词者必须过着极其腐朽的生活，才能反映腐朽生活来充实词的内容。当时西蜀和南唐两国，恰恰具备这个必要的条件，因此两国成为两个词的中心地。
唐末战乱，唐朝士人多逃往成都，投靠王建。王建也尽量收容，供给足够的享受品，使维持原来的腐朽生活。这些醉生梦死的文士，继续做词寻乐，唐末风气，原样保存在前蜀国。前蜀国灭亡后，孟知祥建立后蜀国，腐朽风气有增无减，著名词人也就得以产生。后蜀赵崇祚编《花间集》十卷。集中所录自温庭筠以下凡十八人，其中主要作者有韦庄、薛昭蕴、牛峤、毛文锡、朱希济、欧阳炯、顾复、鹿虔扆、和凝、孙光宪等人，收集词凡五百首。《花间集》为最古的词总集，这一派的作者称为花间派，始祖是温庭筠。欧阳炯作序说“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序文说得清楚，花间派词无非是宫体的变形，内容腐朽是一致的。
另一个词的中心产地是南唐国。面临亡国危机的南唐中主李璟和亡国后充当俘虏饱受耻辱的后主李煜，都是杰出的作者，特别是李煜，俘虏生活迫使他不能无动于衷，词中隐约地带有亡国的怨情，因此，他的词不觉有异于一般醉生梦死的词人，虽然他本人到死依旧是个醉梦中人。温庭筠是词的创始者，李煜则是词的扩大者，从李煜开端，北宋词的境界大加开辟，花间派作者只占其中的一部分，词不专为闺房私情而写作，在文学上的地位提高了。李璟喜爱文学，罗致冯延己等不少文士，《全唐诗》收冯延己词多至七十八首。冯延己人品极卑劣，所作词却不失为一个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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