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南宋经济的发展，封建剥削的加强和农民起义 南宋统治确立后，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一直在不断发展。
依据一一五九年（高宗绍兴二十九年）的不完全的统计材料，南宋统治下的人口共有一千六百八十四万。但经过高宗、孝宗两朝，一一九○年（光宗绍熙元年），人口的统计数到达两千八百五十万。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于北宋神宗时全国人口的统计（北宋最高人口纪录是一一一○年即徽宗大观四年，四千六百七十二万）。由于逃避赋役和其他原因，无论北宋或南宋的人口纪录数字，都大大低于实际的人数，但纪录数字的增减，也显示出一个大概的趋势。南宋统治时期，人口在急速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北方汉人大量南迁的缘故。北宋时，经济发达的地区都在南方。大批劳动人民的南迁，使南方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宋朝在南方立国抗战，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另一方面，以赵宋皇室为首的贵族、官僚、地主来到南方，疯狂地掠夺土地，霸占庄田。土地兼并的加剧，成为南宋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极为突出的严重问题。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广大自耕农的破产和广大佃农更加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遭受苛刻的压榨。南宋王朝在不断地扩大官田的占有，并且在不断加强赋税、徭役的敲剥。
广大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的人民，在反抗金朝南侵的同时，纷纷起来，对南宋地主阶级的压榨，展开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斗争采取了多种形式，一直发展为武装起义。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贯串着南宋统治时期的历史。
（一）经济的发展一、农业 北方劳动人民大批南迁，和南方农民一起，进一步开发了江南的农田，交流了耕作经验。某些农作物品种的传播，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农田的开垦——南宋时圩田更加发达。如江东路官圩有田七十九万多亩。太平州官、私圩合计占全州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九。宣州宣城县有官圩十七万亩，私圩五十八万亩，约占全县垦田的一半以上。浙西路围田相望，达一千四百多所。浙东路越州鉴湖和明州广德湖周围上百里都被修造圩田，淀山湖四周被围垦几十万亩。圩田因为土质肥沃，灌溉便利，所以能常年保持丰收，粮食产量很高。
圩田的修筑是广大佃客辛勤劳动的成果。如合肥的三十六处官圩，以二十二庄为单位，“以户颁屋，以丁颁田”，共有佃客六百多户，一千多丁。佃客不断改进圩田的修建技术，使生产得以提高，但在地主苛重的地租剥削之下，“饱腹无粟菽，强扶南亩犁”，过着“无米无柴”、“面有菜色”的痛苦生活。
江东、淮东、两广和长江江面上，都能见到“木架田丘”随水高下浮沉。陆游曾在长江蕲州江面上见到架田，是在木筏（音伐f2）上铺土作蔬圃。范成大诗说：“小舟撑取葑田归”，描写平江府农民种植葑田（即架田）的情景。福建、江西、浙东、四川的农民，开垦山垅为田，层起如阶级，远引溪谷水灌溉，种植水稻等农作物。两浙路农民在沿海涂泛地区，叠土石作堤，以防潮水。涂泥干后，种植作物，当地称为“涂田”。宁宗时，台州宁海县有涂田六百多亩，黄岩县一万一千多亩，临海县二万四千多亩。浙西、淮东、江西新垦的沙田也极多，孝宗时，三路共括到沙田二百八十多万亩。理宗时，建康府五县，共有沙田十六万二千多亩。
南宋的垦田总面积，文献不见记载，但从圩田、葑田、山田、涂田、沙田等的大量开垦，可以看出，当时农田面积在逐步增加。
水利的兴修——宋朝南迁，劳动人民修浚水利更多。《宋史·食货志》说，南方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高宗时，潭州农民修复龟塘，灌溉官私耕田一百万亩。眉州农民修筑通济堰，使蜀州新津和眉州眉山、彭山等县三十四万多亩田得到灌溉，原来的荒野都变为沃壤。抗金将领吴玠率领士兵在兴元府褒城县修筑光道枝渠，把以前的旱田全改成水稻田。几年以后，又修筑兴元府山河堰，溉田二十三万多亩。光宗时，淮东路农民创筑绍熙堰，数百里内田地都得到灌溉之利。泰州的捍海堰，北宋末年，被海水冲决堰堤。孝宗、宁宗朝，两次修筑，规模比前更大。
在农民群众兴修水利的同时，官僚、地主大规模地霸占江湖开垦围田，造成了水害。孝宗说：“浙西自有围田，即有水患。”官僚、地主等“豪宗大姓”凭借权势，在蓄水处强筑塍（音呈chéng）岸，圈占田亩。遇天旱独据上流，使周围的民田无水灌溉。遇水涝只顾泄放，以民田为壑（坑谷。壑音荷hé）。宋朝虽然不断下令禁止，甚至开掘某几处围田，但总不能阻止豪族地主所造成的这个祸害。
稻、麦的培育——水稻是南宋占第一位的粮食作物，种植更为普遍。经过农民长期的培育，南宋水稻品种繁多，仅两浙路六七个州县，就有籼稻（籼音仙xi1n）
粳稻（粳音经jīng）一百四十多种，糯稻五十多种，其中有一些是当时的优良品种。北宋时移植到中国南方的占城稻，南宋时普遍种植，成为早籼稻的主要品种。各地农民根据本地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又从占城稻原种培育出新的良种。占城稻成为广大佃客和下户常年食用的主要粮食。
浙西路平江府适宜栽种粳稻，所产粳米“玉粒香甜，为天下之甲”。浙东、江东的农民还培育出好几种抗涝、耐寒、耐旱的水稻良种。池州的农民还栽种从高丽传来的“黄粒稻”，稻芒长，谷粒饱满，是一种少见的良种。
成书于高宗绍兴年间的陈敷《农书》，总结了两浙路农民的耕作经验。陈敷指出，种植水稻，必须先治好秧田，在秋冬就再三深耕，使经受霜打雪冻，土壤酥碎，明年春季再耕肥。种子必须经过拣选，用鳗鲡（音蛮丽m2n lí）鱼头骨熬汁浸泡。播种前，在秧田撒上石灰，以防除螟虫。陈敷还注意到各地施肥的方法，作了详细的介绍。陈敷驳斥了“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的“地力减退”论，指出，只要用肥料来治理，土壤就更加精熟肥美，地力也保持新壮。婺州、衢州的农民，家家户户收蓄粪土，堆成一座座小山，市井之间，扫拾无遗，所以土膏肥美，稻根耐旱，米粒精壮。苏州的农民用河泥作肥料，毛珝（音许x（） 《吴门田家十咏之一》写道：“竹罾（音曾z5ng）两两夹河泥，近郭沟渠此最肥，载得满船归插种，胜如贾贩岭南归。”生动地描写了当地农民积肥的情景。
两浙路农民在秋收后耕田，明年二月又耕，称为“耖田”（耖音绍ch4o）。由于深耕熟犁，土细如面。大暑时节，决塍放水，让太阳曝晒，使苗根坚固，称为“靠田”（即搁田或烤田）。苗身既固，没有倒伏的危险，再车水入田，叫做“还水”。重行灌水后，遇旱不枯。稻子长高，再耙田几遍，直到收获。
优良品种的培育和耕作技术的讲求，促进了水稻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高宗时，两浙路产量最高。明州亩产谷六七石，是宋朝的最高纪录。其他各路产量都要低些：京西路每亩产谷三石，江东路徽州上田亩产米二石，湖北路上田亩产谷三石，下田二石，湖南路桂阳军亩产一石。
北宋时，南方种稻地区已开始种麦。但直到宋朝南迁以前，长江流域和沿海种麦仍然很少。高宗时，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江浙、湖湘、闽广诸路出现了“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的局面。北方人爱吃面食，因而麦价激增，拥有麦子者大获其利，倍于种稻。加上酿酒和军队的马料都需要大量麦子，官府曾三令五申地劝诱民间种麦，官府的屯田、营田也大面积种植。佃客交租只有秋课，种麦的收获全归佃客，更加促进了佃客种麦。到南宋后期，麦子的种植已经相当普遍，除两广以外，两浙、两湖、江东西、福建、四川等路，大多在水稻收割后种上麦子，有的地区还种植春小麦，正月播种，夏季收割。
棉花的种植——北宋时，棉花种植区还局限于气候较热的两广和福建。南宋时，有关植棉的记载逐渐增多。如一一九二年，有的地方官在漳州的《劝农文》中，要求百姓更加多种吉贝（棉花）、麻苎，说“可供备衣著，免被寒冻”。南宋后期，棉花栽培区迅速扩大，越过了南岭山脉和东南丘陵，北向长江和淮河流域推进。元初王祯《农书》说，南宋后期，棉花“种艺制作之法，骎（音亲qīn）北来，江淮、川蜀既获其利”。南方农民初步掌握了一套植棉技术。每年农历二三月开始播下棉籽，棉苗出土后，每月锄草三次。棉有一百二十个棉铃，就算“上品”。棉花的纤维长度一般有一寸左右。成书于一二七三年的《农桑辑要》一书，记述了棉花的栽培法，是南宋后期农民种植棉花的经验总结。
二、手工业 宋朝南迁后，手工业生产也伴随着农业继续向前发展。反映着南宋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的特点，手工业各部门的发展，呈现出很不平衡的状态。由于频繁作战的需要，应用火药制造武器，有很大的发展。水上交通和海外贸易的发达，促进了造船业的进步。海外贸易输出大量瓷器，刺激了瓷器产量的增长。纺织业中，由于棉花种植的推广，开始出现了用棉纱织布的棉织业。宋代矿产多分布在北方，南迁后矿产大为减少，矿冶业成为一个不甚发达的部门。
兵器制造——南宋在各地兴办许多作坊，制造兵器。其中发展较快的是火器。建康府都作院，在一二五九年到一二六一年的两年多时间里，就生产火器三万八千多件。江陵府的作院，每年能生产铁火炮一二千只。一次拨交襄、郢等州的火器就以万计。这样高额产量的武器作坊的出现，表明南宋火药的应用和火器的制造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反抗金军和蒙古的战争中，还使用过新创制的霹雳炮和用竹筒装火药制作的火枪、突火枪。
造船业——北宋末，长江有“万石船”。南宋时，大的海船，可载重几万石，深阔各几十丈，比北宋的船要大好几倍。周去非《岭外代答》说，渡南海航行的海船，舵长数丈，一船载几百人，积一年粮食，还能在船上养猪和酿酒。这种巨型的海舶在当时世界上是罕见的。远洋海舶行驶在南海到波斯湾的广阔海面。船上继续使用指南针导航。吴自牧《梦粱录》说：海商船舶进入大洋，“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伙）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
制瓷业——南宋瓷窑增多，各地瓷器产量有不同程度的增长。瓷窑的规模较大，近年发现的许多窑址，堆积面积都很广。如四川广元瓷窑铺窑址，堆积长二百五十米。有的窑址堆积广达二十亩，高到二十米。元蒋祁《陶记》说，景德镇窑“陶工、匣工、土木之有其局，利坯、车坯、釉坯（釉音右y^u）之有其法，印花、画花、雕花之有其技，秩然规制，各不相紊”。说明南宋后期瓷窑内部已经有一定的分工，烧制瓷器划分了几个不同的工序和工种，这显然是一种进步。
江西的景德镇窑在南宋时有较大的发展。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的瓷窑，也都发展迅速，是重要的瓷器产地。
纺织业——纺织业仍然是广泛分布于城乡的重要手工业。南宋统治区只是北宋的半壁江山，但南宋通过各种赋税，每年剥夺到的丝、麻等纺织品的数量，竟然超过了北宋时期的总额，达到一千万匹以上。这种状况，不仅说明南宋赋税的加重，同时也说明，纺织品的产量确有很大增长。浙西、浙东和四川是南宋丝织业的中心，能织造多种精美的高级丝织品。广西和四川是麻织业的中心，出产的麻布，运销各地。
南宋纺织业中一个最重要的发展，是棉织业的出现。南宋以前，纺织的原料主要是丝、麻。所谓布，也是指麻布。南宋时，随着棉花种植的发展，南方劳动人民发明了一套捍、弹、纺、织的棉纺织工具，用棉花纺纱织布。这是我国手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 南宋时期的一个重要成就。
广东雷、化、廉三州棉织业最先发达。当地生产的“吉贝布”（棉布），有幅阔匹长、细密洁白的“慢吉贝”和幅窄质粗的“粗吉贝”等多种。海南岛黎族人民还能用织机生产出彩线交织成花纹的棉布，在广西一带销行。由于棉纺织业刚刚兴起，南宋还没有把棉布列入赋税剥夺的项目。棉纺织在农村的和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中得到发展。
印刷和造纸——北宋时发展起来的印刷业，南宋时更加发达。
宋朝用科举选拔文人执政，学校的建立和书籍的印刷流通，都成为应举得官的迫切的需要。印刷业的发达，也为学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南宋的官府、官员和民间书坊都从事雕版印刷，印本书广为流传。临安、福建和四川，是印刷业的中心。临安国子监的印本，号称“监本”，印刷技术较高。福建建阳县的麻沙、崇仁两镇印书极多，并销行到海外。现存南宋印本书籍证明，当时的印刷术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
印刷书籍需要大量纸张。印书纸的制造，逐渐在造纸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四川广都生产楮皮纸和竹纸，专用来印刷图书、簿籍。成都和徽州、池州、平江府等地造纸业的发展，仍然集中表现在讲求纸张的精美，制造多种精致的笺纸，供文人书写。
矿冶——宋神宗、王安石变法时，矿冶业曾发展到高峰。南迁后，淮水和汉水以北地区的大量矿藏，不再为宋所有。开采和冶炼技术虽然又有提高，但产量猛跌。这在孝宗以后，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金银矿，在高宗、孝宗时停废一半以上。铜产量，在宋神宗、王安石变法时曾达到年产一千四百多万斤，超过英宗时一倍。南宋时铜矿减少，主要依靠黄铜（又称鍮石。鍮音偷t#u）生产。黄铜是铜和锌的合金，北宋禁止民间生产。南宋大量生产黄铜，一一六二年达到五百一十八万多斤，占总产量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是使用胆水浸铜和胆土煎铜法，产胆铜一百八十七万多斤。北宋时大量采炼铅、锡。神宗时，铅年产九百十九万斤，锡二百三十二万斤，是宋朝的最高纪录。孝宗时，铅产量十九万多斤，锡只有二万多斤。铁是制造兵器所必需，但铁矿十分之九都在北方。南宋用提倡民间采炼和改进冶铁技术的方法，尽力增加铁的生产。高宗时，曾达到年产二百十六万多斤，相当神宗时年产量的十分之四。
南宋手工业各部门的成就，是广大手工业工人的劳动成果。和北宋一样，南宋的手工业仍然有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等几种封建的经营方式。
兵器制造全由南宋官府严格控制。高宗时，设立御前军器所，由官营的作坊制造兵器，有兵匠二千人、杂役兵五百人，另有征发的民间工匠若干人。孝宗备战，役使工匠达五千七百多人，又从各州军调拨兵士一千多人。工匠分军匠、民匠两种。民匠是各地按照簿籍轮流差派，每四十天一轮换。由官府发给低微的工值和往来路费。还有很多是远乡农民，“离家失业，不无愁叹”。在军器所受到严重的压迫，出入要被“搜检”。监官们还往往强迫工匠为他们服私役。
官营的矿冶业，仍由朝廷派遣监官管理，差调兵士和招募民间坑户生产，给以工值。如铅山铜矿，坑户采炼铜一斤，给工值二百五十文。坑户因工值过低，往往散走。
和北宋相似，制瓷、造纸和矿冶等部门，都有大量的私营手工业作坊。南宋因矿冶衰落，鼓励民间采炼，因而出现一些新现象。高宗时，曾采用神宗一度实行过的制度，金银矿由民户采炼，官府抽取二成，其余由坑户自己出卖。孝宗时，建宁府松溪县坑户采矿炼银，官府收三成，坑户得七成。福州的铁矿，官府收二成，其余八成也由官府拘买。这显然由于铁是南宋迫切需要的产品。这些私营的矿冶，都由官府派官监督生产。所谓坑户，一类是当地土豪，从官府取得采炼权，奴役工匠劳动，从中剥削取利。另一类是劳动工匠，他们象佃客遭受分成租的剥削一样，遭受着官府的直接剥削。
高宗、孝宗时，福州还有一些铜、铁、铅矿，由所谓“有力之家”的坑户向官府承佃经营，交纳定额的税钱。专门从事冶炼的炉户，也出现定额税制。如福州七十二家炉户，按高炉、平炉、小炉的不同，向官府交纳不同的定额税。
遍布于广大农村的家庭手工业，仍然以纺织为主。生产的纺织品主要用来交纳赋税和偿付地主的高利贷，再有剩余，才能自己支配。北宋时出现的以从事纺织为主的“机户”，南宋时有逐步增多的趋势。官府也逐步加强了对他们的压榨和“拘占”。如秀州华亭、嘉兴、海盐等县的机户，常被官府征调去，织造盐袋。成都府的机户，被官府强迫集中到官营的锦院织锦。在南宋官府的种种压榨下，机户不但难以发展，而且难于继续存在。如常州原有很多机户，织“晋陵绢”，后来即逐渐消失，晋陵绢也不再生产。
随着南宋对矿冶的提倡，一些矿区附近的农民，也兼营冶炼。如潼川府路的铜山县，有农户二百家，在农闲时，入矿采铜。有些地区的农民，还到较远的矿区去作工。
三、商业、城市 南宋在江南建国，水上交通发达。以临安和建康为枢纽，西向沿长江经鄂州联结四川。南面直通泉州、广州，联结琼州。商业贸易比北宋更加繁盛。
江南与北方早已形成的经济联系，并没有由于宋、金的对立而断绝。宋、金划界后，设立榷场，进行贸易。民间私相交易，即所谓“走私”活动，也始终不断。南方经由海路，与海外各国的贸易，有了新的发展，在南宋商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城市集镇——南宋的首都临安，原来是吴越钱氏在隋郡城基础上扩建的周围七十里的大城。临安府户籍上的户口，到南宋末年，发展到三十九万户，一百二十四万口（包括府属各县），超过了北宋的东京。临安是南宋的政治中心，也是繁荣的商业城市。
临安居民需用的物品，多从外地运来。每天食用米一万多石，来自苏、湖、常、秀四州和准南、江西、湖南、两广等地。从严、婺、衢、徽等州运来柴炭、竹木、水果。从明、越、温、台等州运来海鲜、水产。临安需用的菜蔬、布匹、食盐和各种杂货，也都从外地运来。人们形容说：“以前没有过的东西，现在都有。”临安城内生产的手工业产品在市上出售，也运销到外地。各地的产品也在临安市上交换转运。浙江两岸船只云集，客贩往来，不绝于道。自临安南抵闽广，北通两淮，西连四川，各地市场加强了联系。
临安城内自大街到坊巷，大小店铺“连门俱是”。同行业的店铺往往聚集在同一街市。大街上买卖昼夜不绝。每天早晨五更，卖早市者开店营业。夕阳西下，夜市又开张。直到三、四更后，店铺、酒楼、歌馆才慢慢静下来。临安外城数十里，也是店铺并列，交易繁盛。
陆游有诗云：“皇舆久驻武林宫，汴洛当时未易同。楼台飞舞祥烟外，鼓吹喧呼明月中。”南宋的皇室贵族在临安大事建造富丽堂皇的宫室，日夜酣宴歌舞，醉生梦死。街上的瓦舍勾栏，唱杂剧，演百戏杂技，说书讲史。官员、地主和商人们沉溺在花天酒地的都城，吃喝玩乐。
临安城内外，住着大批“工役之人”。他们分属于各种“作分”。如碾玉作（碾音捻ni3n）、油作（油漆）、木作、砖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打纸作等等。街巷还有许多“修旧人”，听候主雇呼唤，如补锅、箍桶、修帽子、修鞋、修磨刀剪、修扇子、磨镜子等。每天街上，有“扫街盘垃圾者”，有“倾脚头”（淘粪）的“出粪人”，他们都是受压榨的劳动阶层。为数众多的小商人，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的小贩，遭受官府和富商的敲剥，随时都有失业的危险。酒楼食店里的工役，送菜稍迟，客人不满，就要被店主人赶走。临安街头，经常有大批失业的劳动者，“长幼啼号，口无饮食，身无衣盖”，饿死在路旁。
临安是南宋大城市的一个缩影。建康是长江下游的军事重镇，也是商业城市。居民有二十五万人。四川成都是西南地区的商业发达的大城。
随着水路交通和商业的发达，长江两岸还出现了大批的镇市。临安属县有十五个镇市。建康城外，有十四个镇。鄂州城外鹦鹉洲的南市，是川广荆襄淮浙的贸易中心，各地货物运到这里来销售。江陵府沙市和太平州黄池镇是“客商所聚”的著名镇市。西南的 泸州各县也有五十多个市。农村的墟市也广泛发达起来。有的墟市逐渐发展成镇市。
商行——南宋的商业组织，仍是按照行业组成商行。随着商业的发达，商行也分得更多更细。
临安市上有四百十四行。如布行、冠子行、销金行、鱼行、蟹行等。行又叫团。如花团、青果团等。各大城市和镇市也有许多行的组织。
和北宋一样，南宋官府也通过商行勒索货物。商户一经列入行籍，官府即按名单科配，强令交纳货物，有时只给一半的价钱，有时分文不给。江东诸州官吏甚至私自设行，强迫商人供应百货，比市价低四、五成。官府利用商行压榨商人，严重束缚着商业的发展。
宋金贸易——宋、金两朝的对立，并没有割断南北间的经济联系。商业交易仍然极其频繁。宋、金战争停止时，双方都在淮河沿岸及西部边地设立贸易的市场，称为“榷场”。在南宋主要是盱眙军榷场，同金朝泗州的榷场隔河相对。南宋商人携带货物到达盱眙后，榷场官吏便按货物价值的多少，区分为“大客”（客商）和“小客”。货物总值一百贯以下者，为小客，规定十人为保，登记姓名，可去泗州与金人贸易。大客一律不准过河，只能留在盱眙场内，等候金朝商人前来交易。交易时，宋、金商人各在一廊，把货物交给南宋的主管官员和牙人，往来议价，彼此不得见面。达成交易后，官府每贯收税五十文（后增为二百文，另收牙钱二十文）。榷场贸易以外，宋、金民间私相交易的数量极多。高宗绍兴末年，楚州北神镇、信阳军齐冒镇、安丰军花靥镇（靥音业yè）、枣阳等处，都是双方民间贸易的地点。尤其是光州西边的郑庄，每年“走私”卖入金朝的货物有茶几十万斤，牛七八万头以及大量的金银、铜钱。南宋商人还从海上私贩货物到金朝的山东。边境的官员和出使金朝的大臣、军士也利用职权的便利，与金朝商人私相贸易。从金朝南运的货物，有北珠、毛皮、食盐、麦曲、罗、绫、人参等，从南宋北运的物品有粮食、茶叶、布帛、耕牛、书籍、干姜等等。
海外贸易——南宋在东南沿海立国，海外贸易有很大的发展。高宗时，市舶收入达二百万贯，超过北宋最高额的两倍多，在南宋的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据《岭外代答》、《诸蕃志》等书记载，当时和南宋通商的国家有五十多个，南宋商人泛海去贸易的，也有二十多个国家。
来往于南宋沿海的外国商人，乘本国的海船。每年夏至以后，各国海船纷至沓来，云集于南宋的各个贸易港口；十月以后，又陆续启航回国。南宋的大海船，每年十一月至十二月，趁东北风从广州、泉州等地出海，经过南海，越马六甲海峡，航行四十多天，到达苏门答腊西北部的蓝里，在这里贸易并过冬。第二年冬天，再趁东北风开船，横渡印度洋，约一个月到达印度南端的固临；从固临出发，大约再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越过 阿拉伯海，就到达波斯湾沿岸的阿拉伯各国。从泉州和广州渡海到达阿拉伯各国，往返一次大约需要两年的时间。
广州、泉州和明州是南宋的三大贸易港。广州和泉州还是当时世界上有名的大商港，广州在北宋时已是外商云集的最大港口，南宋时贸易更盛。据一一四 ○年的记录，一年收税一百十万贯。泉州在南宋时发展成又一大港。阿拉伯各国商人来宋经商，多侨居在泉州。明州主要是和日本、高丽商人贸易的港口。秀州华亭县青龙镇，南宋时逐渐兴盛，一一三二年，两浙路市舶司曾移到这里。华亭县的上海镇也有对外贸易往来，南宋曾在这里设市舶司。
南宋输出到各国的商品，主要是瓷器和各类丝织品。《诸蕃志》记载，自东南亚至非洲，有十六个国家购买宋朝的瓷器。印本书籍也大量销行到海外。输入品中，来自日本的有沙金、木材、珠子、手工艺品。来自高丽的有人参、药材、扇子、纸笔等。自南亚和阿拉伯各国输入的商品，主要是药材、香料、象牙、珠宝。南宋海外贸易的发展，也加强了各国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货币——南宋矿冶产量骤跌，铸钱量大减。高宗初年，每年只铸八万贯，以后稍增，但常年都在十五万贯左右。在对外贸易中，铜钱也大量外流。纸币日益代替铜钱，成为主要的交换手段。
北宋时，交子只在部分地区行使。南宋的纸币交子和会子在各自规定的区域广泛流通，相互之间又有一定的兑换比例。主要有以下几种：东南会子：高宗后期，因商业发展的需要，临安富商印造“便钱会子”，在市场上行使。一一六一年南宋照此办法，设“行在会子务”，正式发行会子，分一贯、二贯、三贯三等。按四川交子的办法，通行于东南各路。后增印二百、三西、五百文三种。一一六八年，回收旧会，以三年为一界（期），每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逐界造新换旧。自一一七一年发行第二界会子，到一二四○年止，共发行十八界。一二四七年，规定十七、十八界会子不再立限，永远行使。
川引：南宋时四川交子通称“川引”，分一贯、五百文两种。一一九一年后，多次规定展界使用，两、三界同时流通。一二一六年，改以十年为一界。到一二四○年前后为止，共发行九十九界。一二四二年，改印银会。
淮交：孝宗时，印造二百、三百、五百、一贯等四种会子四百万贯，通行于两淮，称为“淮交”。一一九二年，规定淮交每贯值铁钱七百二十文，以三年为界。湖会：孝宗时，发行“直便会子”七百万贯，在湖北行使，分五百、一贯两种。后通行范围扩大到京西和广南。东南会子以铜钱为本位，川引、淮交、湖会等都以铁钱为本位。
官府发行纸币，主要目的在于弥补财政上的亏空，并不完全出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同时也没有具备足够的铜钱和铁钱作为本钱。越往后，官府越是依靠发行纸币来维持财政。理宗时，财用缺乏，府库空竭，设“撩纸局”（撩音聊li1o），夜以继日地增印纸币。东南会子，一一七四年到一一八九年，发行二千四百万贯。一二○五年到一二○七年，增加到一亿四千万贯。一二三二年，达三亿二千九百万贯。一二四六年，竟达六亿五千万贯。
庞大数额的纸币不断投入流通领域。每界会子、交子流通期限不断延长，官府又不备本钱，“子母不足以相权”，就成为不兑现的纸币，造成会价下跌，通货膨胀。一二一○年，东南会子第十三界每贯尚值铜钱三、四百文，一二四○年，第十七界会子只值铜钱五十文，第十八界会子值铜钱二百五十文。农民、工匠、小商人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王迈《臞轩集》（臞音渠q*）说，纸币发行过多，造成数“病”，一是农村憔悴，脂膏枯竭，农民告贷无门；二是关卡苛急，征税不止，大城市商店白天闭门；三是百工技巧，转辗工作，为工值低廉所困，无以为生。滥印滥发纸币，使南宋经济日益陷于崩溃。
依据一一五九年（高宗绍兴二十九年）的不完全的统计材料，南宋统治下的人口共有一千六百八十四万。但经过高宗、孝宗两朝，一一九○年（光宗绍熙元年），人口的统计数到达两千八百五十万。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于北宋神宗时全国人口的统计（北宋最高人口纪录是一一一○年即徽宗大观四年，四千六百七十二万）。由于逃避赋役和其他原因，无论北宋或南宋的人口纪录数字，都大大低于实际的人数，但纪录数字的增减，也显示出一个大概的趋势。南宋统治时期，人口在急速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北方汉人大量南迁的缘故。北宋时，经济发达的地区都在南方。大批劳动人民的南迁，使南方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宋朝在南方立国抗战，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另一方面，以赵宋皇室为首的贵族、官僚、地主来到南方，疯狂地掠夺土地，霸占庄田。土地兼并的加剧，成为南宋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极为突出的严重问题。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广大自耕农的破产和广大佃农更加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遭受苛刻的压榨。南宋王朝在不断地扩大官田的占有，并且在不断加强赋税、徭役的敲剥。
广大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的人民，在反抗金朝南侵的同时，纷纷起来，对南宋地主阶级的压榨，展开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斗争采取了多种形式，一直发展为武装起义。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贯串着南宋统治时期的历史。
（一）经济的发展一、农业 北方劳动人民大批南迁，和南方农民一起，进一步开发了江南的农田，交流了耕作经验。某些农作物品种的传播，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农田的开垦——南宋时圩田更加发达。如江东路官圩有田七十九万多亩。太平州官、私圩合计占全州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九。宣州宣城县有官圩十七万亩，私圩五十八万亩，约占全县垦田的一半以上。浙西路围田相望，达一千四百多所。浙东路越州鉴湖和明州广德湖周围上百里都被修造圩田，淀山湖四周被围垦几十万亩。圩田因为土质肥沃，灌溉便利，所以能常年保持丰收，粮食产量很高。
圩田的修筑是广大佃客辛勤劳动的成果。如合肥的三十六处官圩，以二十二庄为单位，“以户颁屋，以丁颁田”，共有佃客六百多户，一千多丁。佃客不断改进圩田的修建技术，使生产得以提高，但在地主苛重的地租剥削之下，“饱腹无粟菽，强扶南亩犁”，过着“无米无柴”、“面有菜色”的痛苦生活。
江东、淮东、两广和长江江面上，都能见到“木架田丘”随水高下浮沉。陆游曾在长江蕲州江面上见到架田，是在木筏（音伐f2）上铺土作蔬圃。范成大诗说：“小舟撑取葑田归”，描写平江府农民种植葑田（即架田）的情景。福建、江西、浙东、四川的农民，开垦山垅为田，层起如阶级，远引溪谷水灌溉，种植水稻等农作物。两浙路农民在沿海涂泛地区，叠土石作堤，以防潮水。涂泥干后，种植作物，当地称为“涂田”。宁宗时，台州宁海县有涂田六百多亩，黄岩县一万一千多亩，临海县二万四千多亩。浙西、淮东、江西新垦的沙田也极多，孝宗时，三路共括到沙田二百八十多万亩。理宗时，建康府五县，共有沙田十六万二千多亩。
南宋的垦田总面积，文献不见记载，但从圩田、葑田、山田、涂田、沙田等的大量开垦，可以看出，当时农田面积在逐步增加。
水利的兴修——宋朝南迁，劳动人民修浚水利更多。《宋史·食货志》说，南方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高宗时，潭州农民修复龟塘，灌溉官私耕田一百万亩。眉州农民修筑通济堰，使蜀州新津和眉州眉山、彭山等县三十四万多亩田得到灌溉，原来的荒野都变为沃壤。抗金将领吴玠率领士兵在兴元府褒城县修筑光道枝渠，把以前的旱田全改成水稻田。几年以后，又修筑兴元府山河堰，溉田二十三万多亩。光宗时，淮东路农民创筑绍熙堰，数百里内田地都得到灌溉之利。泰州的捍海堰，北宋末年，被海水冲决堰堤。孝宗、宁宗朝，两次修筑，规模比前更大。
在农民群众兴修水利的同时，官僚、地主大规模地霸占江湖开垦围田，造成了水害。孝宗说：“浙西自有围田，即有水患。”官僚、地主等“豪宗大姓”凭借权势，在蓄水处强筑塍（音呈chéng）岸，圈占田亩。遇天旱独据上流，使周围的民田无水灌溉。遇水涝只顾泄放，以民田为壑（坑谷。壑音荷hé）。宋朝虽然不断下令禁止，甚至开掘某几处围田，但总不能阻止豪族地主所造成的这个祸害。
稻、麦的培育——水稻是南宋占第一位的粮食作物，种植更为普遍。经过农民长期的培育，南宋水稻品种繁多，仅两浙路六七个州县，就有籼稻（籼音仙xi1n）
粳稻（粳音经jīng）一百四十多种，糯稻五十多种，其中有一些是当时的优良品种。北宋时移植到中国南方的占城稻，南宋时普遍种植，成为早籼稻的主要品种。各地农民根据本地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又从占城稻原种培育出新的良种。占城稻成为广大佃客和下户常年食用的主要粮食。
浙西路平江府适宜栽种粳稻，所产粳米“玉粒香甜，为天下之甲”。浙东、江东的农民还培育出好几种抗涝、耐寒、耐旱的水稻良种。池州的农民还栽种从高丽传来的“黄粒稻”，稻芒长，谷粒饱满，是一种少见的良种。
成书于高宗绍兴年间的陈敷《农书》，总结了两浙路农民的耕作经验。陈敷指出，种植水稻，必须先治好秧田，在秋冬就再三深耕，使经受霜打雪冻，土壤酥碎，明年春季再耕肥。种子必须经过拣选，用鳗鲡（音蛮丽m2n lí）鱼头骨熬汁浸泡。播种前，在秧田撒上石灰，以防除螟虫。陈敷还注意到各地施肥的方法，作了详细的介绍。陈敷驳斥了“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的“地力减退”论，指出，只要用肥料来治理，土壤就更加精熟肥美，地力也保持新壮。婺州、衢州的农民，家家户户收蓄粪土，堆成一座座小山，市井之间，扫拾无遗，所以土膏肥美，稻根耐旱，米粒精壮。苏州的农民用河泥作肥料，毛珝（音许x（） 《吴门田家十咏之一》写道：“竹罾（音曾z5ng）两两夹河泥，近郭沟渠此最肥，载得满船归插种，胜如贾贩岭南归。”生动地描写了当地农民积肥的情景。
两浙路农民在秋收后耕田，明年二月又耕，称为“耖田”（耖音绍ch4o）。由于深耕熟犁，土细如面。大暑时节，决塍放水，让太阳曝晒，使苗根坚固，称为“靠田”（即搁田或烤田）。苗身既固，没有倒伏的危险，再车水入田，叫做“还水”。重行灌水后，遇旱不枯。稻子长高，再耙田几遍，直到收获。
优良品种的培育和耕作技术的讲求，促进了水稻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高宗时，两浙路产量最高。明州亩产谷六七石，是宋朝的最高纪录。其他各路产量都要低些：京西路每亩产谷三石，江东路徽州上田亩产米二石，湖北路上田亩产谷三石，下田二石，湖南路桂阳军亩产一石。
北宋时，南方种稻地区已开始种麦。但直到宋朝南迁以前，长江流域和沿海种麦仍然很少。高宗时，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江浙、湖湘、闽广诸路出现了“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的局面。北方人爱吃面食，因而麦价激增，拥有麦子者大获其利，倍于种稻。加上酿酒和军队的马料都需要大量麦子，官府曾三令五申地劝诱民间种麦，官府的屯田、营田也大面积种植。佃客交租只有秋课，种麦的收获全归佃客，更加促进了佃客种麦。到南宋后期，麦子的种植已经相当普遍，除两广以外，两浙、两湖、江东西、福建、四川等路，大多在水稻收割后种上麦子，有的地区还种植春小麦，正月播种，夏季收割。
棉花的种植——北宋时，棉花种植区还局限于气候较热的两广和福建。南宋时，有关植棉的记载逐渐增多。如一一九二年，有的地方官在漳州的《劝农文》中，要求百姓更加多种吉贝（棉花）、麻苎，说“可供备衣著，免被寒冻”。南宋后期，棉花栽培区迅速扩大，越过了南岭山脉和东南丘陵，北向长江和淮河流域推进。元初王祯《农书》说，南宋后期，棉花“种艺制作之法，骎（音亲qīn）北来，江淮、川蜀既获其利”。南方农民初步掌握了一套植棉技术。每年农历二三月开始播下棉籽，棉苗出土后，每月锄草三次。棉有一百二十个棉铃，就算“上品”。棉花的纤维长度一般有一寸左右。成书于一二七三年的《农桑辑要》一书，记述了棉花的栽培法，是南宋后期农民种植棉花的经验总结。
二、手工业 宋朝南迁后，手工业生产也伴随着农业继续向前发展。反映着南宋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的特点，手工业各部门的发展，呈现出很不平衡的状态。由于频繁作战的需要，应用火药制造武器，有很大的发展。水上交通和海外贸易的发达，促进了造船业的进步。海外贸易输出大量瓷器，刺激了瓷器产量的增长。纺织业中，由于棉花种植的推广，开始出现了用棉纱织布的棉织业。宋代矿产多分布在北方，南迁后矿产大为减少，矿冶业成为一个不甚发达的部门。
兵器制造——南宋在各地兴办许多作坊，制造兵器。其中发展较快的是火器。建康府都作院，在一二五九年到一二六一年的两年多时间里，就生产火器三万八千多件。江陵府的作院，每年能生产铁火炮一二千只。一次拨交襄、郢等州的火器就以万计。这样高额产量的武器作坊的出现，表明南宋火药的应用和火器的制造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反抗金军和蒙古的战争中，还使用过新创制的霹雳炮和用竹筒装火药制作的火枪、突火枪。
造船业——北宋末，长江有“万石船”。南宋时，大的海船，可载重几万石，深阔各几十丈，比北宋的船要大好几倍。周去非《岭外代答》说，渡南海航行的海船，舵长数丈，一船载几百人，积一年粮食，还能在船上养猪和酿酒。这种巨型的海舶在当时世界上是罕见的。远洋海舶行驶在南海到波斯湾的广阔海面。船上继续使用指南针导航。吴自牧《梦粱录》说：海商船舶进入大洋，“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伙）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
制瓷业——南宋瓷窑增多，各地瓷器产量有不同程度的增长。瓷窑的规模较大，近年发现的许多窑址，堆积面积都很广。如四川广元瓷窑铺窑址，堆积长二百五十米。有的窑址堆积广达二十亩，高到二十米。元蒋祁《陶记》说，景德镇窑“陶工、匣工、土木之有其局，利坯、车坯、釉坯（釉音右y^u）之有其法，印花、画花、雕花之有其技，秩然规制，各不相紊”。说明南宋后期瓷窑内部已经有一定的分工，烧制瓷器划分了几个不同的工序和工种，这显然是一种进步。
江西的景德镇窑在南宋时有较大的发展。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的瓷窑，也都发展迅速，是重要的瓷器产地。
纺织业——纺织业仍然是广泛分布于城乡的重要手工业。南宋统治区只是北宋的半壁江山，但南宋通过各种赋税，每年剥夺到的丝、麻等纺织品的数量，竟然超过了北宋时期的总额，达到一千万匹以上。这种状况，不仅说明南宋赋税的加重，同时也说明，纺织品的产量确有很大增长。浙西、浙东和四川是南宋丝织业的中心，能织造多种精美的高级丝织品。广西和四川是麻织业的中心，出产的麻布，运销各地。
南宋纺织业中一个最重要的发展，是棉织业的出现。南宋以前，纺织的原料主要是丝、麻。所谓布，也是指麻布。南宋时，随着棉花种植的发展，南方劳动人民发明了一套捍、弹、纺、织的棉纺织工具，用棉花纺纱织布。这是我国手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 南宋时期的一个重要成就。
广东雷、化、廉三州棉织业最先发达。当地生产的“吉贝布”（棉布），有幅阔匹长、细密洁白的“慢吉贝”和幅窄质粗的“粗吉贝”等多种。海南岛黎族人民还能用织机生产出彩线交织成花纹的棉布，在广西一带销行。由于棉纺织业刚刚兴起，南宋还没有把棉布列入赋税剥夺的项目。棉纺织在农村的和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中得到发展。
印刷和造纸——北宋时发展起来的印刷业，南宋时更加发达。
宋朝用科举选拔文人执政，学校的建立和书籍的印刷流通，都成为应举得官的迫切的需要。印刷业的发达，也为学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南宋的官府、官员和民间书坊都从事雕版印刷，印本书广为流传。临安、福建和四川，是印刷业的中心。临安国子监的印本，号称“监本”，印刷技术较高。福建建阳县的麻沙、崇仁两镇印书极多，并销行到海外。现存南宋印本书籍证明，当时的印刷术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
印刷书籍需要大量纸张。印书纸的制造，逐渐在造纸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四川广都生产楮皮纸和竹纸，专用来印刷图书、簿籍。成都和徽州、池州、平江府等地造纸业的发展，仍然集中表现在讲求纸张的精美，制造多种精致的笺纸，供文人书写。
矿冶——宋神宗、王安石变法时，矿冶业曾发展到高峰。南迁后，淮水和汉水以北地区的大量矿藏，不再为宋所有。开采和冶炼技术虽然又有提高，但产量猛跌。这在孝宗以后，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金银矿，在高宗、孝宗时停废一半以上。铜产量，在宋神宗、王安石变法时曾达到年产一千四百多万斤，超过英宗时一倍。南宋时铜矿减少，主要依靠黄铜（又称鍮石。鍮音偷t#u）生产。黄铜是铜和锌的合金，北宋禁止民间生产。南宋大量生产黄铜，一一六二年达到五百一十八万多斤，占总产量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是使用胆水浸铜和胆土煎铜法，产胆铜一百八十七万多斤。北宋时大量采炼铅、锡。神宗时，铅年产九百十九万斤，锡二百三十二万斤，是宋朝的最高纪录。孝宗时，铅产量十九万多斤，锡只有二万多斤。铁是制造兵器所必需，但铁矿十分之九都在北方。南宋用提倡民间采炼和改进冶铁技术的方法，尽力增加铁的生产。高宗时，曾达到年产二百十六万多斤，相当神宗时年产量的十分之四。
南宋手工业各部门的成就，是广大手工业工人的劳动成果。和北宋一样，南宋的手工业仍然有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等几种封建的经营方式。
兵器制造全由南宋官府严格控制。高宗时，设立御前军器所，由官营的作坊制造兵器，有兵匠二千人、杂役兵五百人，另有征发的民间工匠若干人。孝宗备战，役使工匠达五千七百多人，又从各州军调拨兵士一千多人。工匠分军匠、民匠两种。民匠是各地按照簿籍轮流差派，每四十天一轮换。由官府发给低微的工值和往来路费。还有很多是远乡农民，“离家失业，不无愁叹”。在军器所受到严重的压迫，出入要被“搜检”。监官们还往往强迫工匠为他们服私役。
官营的矿冶业，仍由朝廷派遣监官管理，差调兵士和招募民间坑户生产，给以工值。如铅山铜矿，坑户采炼铜一斤，给工值二百五十文。坑户因工值过低，往往散走。
和北宋相似，制瓷、造纸和矿冶等部门，都有大量的私营手工业作坊。南宋因矿冶衰落，鼓励民间采炼，因而出现一些新现象。高宗时，曾采用神宗一度实行过的制度，金银矿由民户采炼，官府抽取二成，其余由坑户自己出卖。孝宗时，建宁府松溪县坑户采矿炼银，官府收三成，坑户得七成。福州的铁矿，官府收二成，其余八成也由官府拘买。这显然由于铁是南宋迫切需要的产品。这些私营的矿冶，都由官府派官监督生产。所谓坑户，一类是当地土豪，从官府取得采炼权，奴役工匠劳动，从中剥削取利。另一类是劳动工匠，他们象佃客遭受分成租的剥削一样，遭受着官府的直接剥削。
高宗、孝宗时，福州还有一些铜、铁、铅矿，由所谓“有力之家”的坑户向官府承佃经营，交纳定额的税钱。专门从事冶炼的炉户，也出现定额税制。如福州七十二家炉户，按高炉、平炉、小炉的不同，向官府交纳不同的定额税。
遍布于广大农村的家庭手工业，仍然以纺织为主。生产的纺织品主要用来交纳赋税和偿付地主的高利贷，再有剩余，才能自己支配。北宋时出现的以从事纺织为主的“机户”，南宋时有逐步增多的趋势。官府也逐步加强了对他们的压榨和“拘占”。如秀州华亭、嘉兴、海盐等县的机户，常被官府征调去，织造盐袋。成都府的机户，被官府强迫集中到官营的锦院织锦。在南宋官府的种种压榨下，机户不但难以发展，而且难于继续存在。如常州原有很多机户，织“晋陵绢”，后来即逐渐消失，晋陵绢也不再生产。
随着南宋对矿冶的提倡，一些矿区附近的农民，也兼营冶炼。如潼川府路的铜山县，有农户二百家，在农闲时，入矿采铜。有些地区的农民，还到较远的矿区去作工。
三、商业、城市 南宋在江南建国，水上交通发达。以临安和建康为枢纽，西向沿长江经鄂州联结四川。南面直通泉州、广州，联结琼州。商业贸易比北宋更加繁盛。
江南与北方早已形成的经济联系，并没有由于宋、金的对立而断绝。宋、金划界后，设立榷场，进行贸易。民间私相交易，即所谓“走私”活动，也始终不断。南方经由海路，与海外各国的贸易，有了新的发展，在南宋商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城市集镇——南宋的首都临安，原来是吴越钱氏在隋郡城基础上扩建的周围七十里的大城。临安府户籍上的户口，到南宋末年，发展到三十九万户，一百二十四万口（包括府属各县），超过了北宋的东京。临安是南宋的政治中心，也是繁荣的商业城市。
临安居民需用的物品，多从外地运来。每天食用米一万多石，来自苏、湖、常、秀四州和准南、江西、湖南、两广等地。从严、婺、衢、徽等州运来柴炭、竹木、水果。从明、越、温、台等州运来海鲜、水产。临安需用的菜蔬、布匹、食盐和各种杂货，也都从外地运来。人们形容说：“以前没有过的东西，现在都有。”临安城内生产的手工业产品在市上出售，也运销到外地。各地的产品也在临安市上交换转运。浙江两岸船只云集，客贩往来，不绝于道。自临安南抵闽广，北通两淮，西连四川，各地市场加强了联系。
临安城内自大街到坊巷，大小店铺“连门俱是”。同行业的店铺往往聚集在同一街市。大街上买卖昼夜不绝。每天早晨五更，卖早市者开店营业。夕阳西下，夜市又开张。直到三、四更后，店铺、酒楼、歌馆才慢慢静下来。临安外城数十里，也是店铺并列，交易繁盛。
陆游有诗云：“皇舆久驻武林宫，汴洛当时未易同。楼台飞舞祥烟外，鼓吹喧呼明月中。”南宋的皇室贵族在临安大事建造富丽堂皇的宫室，日夜酣宴歌舞，醉生梦死。街上的瓦舍勾栏，唱杂剧，演百戏杂技，说书讲史。官员、地主和商人们沉溺在花天酒地的都城，吃喝玩乐。
临安城内外，住着大批“工役之人”。他们分属于各种“作分”。如碾玉作（碾音捻ni3n）、油作（油漆）、木作、砖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打纸作等等。街巷还有许多“修旧人”，听候主雇呼唤，如补锅、箍桶、修帽子、修鞋、修磨刀剪、修扇子、磨镜子等。每天街上，有“扫街盘垃圾者”，有“倾脚头”（淘粪）的“出粪人”，他们都是受压榨的劳动阶层。为数众多的小商人，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的小贩，遭受官府和富商的敲剥，随时都有失业的危险。酒楼食店里的工役，送菜稍迟，客人不满，就要被店主人赶走。临安街头，经常有大批失业的劳动者，“长幼啼号，口无饮食，身无衣盖”，饿死在路旁。
临安是南宋大城市的一个缩影。建康是长江下游的军事重镇，也是商业城市。居民有二十五万人。四川成都是西南地区的商业发达的大城。
随着水路交通和商业的发达，长江两岸还出现了大批的镇市。临安属县有十五个镇市。建康城外，有十四个镇。鄂州城外鹦鹉洲的南市，是川广荆襄淮浙的贸易中心，各地货物运到这里来销售。江陵府沙市和太平州黄池镇是“客商所聚”的著名镇市。西南的 泸州各县也有五十多个市。农村的墟市也广泛发达起来。有的墟市逐渐发展成镇市。
商行——南宋的商业组织，仍是按照行业组成商行。随着商业的发达，商行也分得更多更细。
临安市上有四百十四行。如布行、冠子行、销金行、鱼行、蟹行等。行又叫团。如花团、青果团等。各大城市和镇市也有许多行的组织。
和北宋一样，南宋官府也通过商行勒索货物。商户一经列入行籍，官府即按名单科配，强令交纳货物，有时只给一半的价钱，有时分文不给。江东诸州官吏甚至私自设行，强迫商人供应百货，比市价低四、五成。官府利用商行压榨商人，严重束缚着商业的发展。
宋金贸易——宋、金两朝的对立，并没有割断南北间的经济联系。商业交易仍然极其频繁。宋、金战争停止时，双方都在淮河沿岸及西部边地设立贸易的市场，称为“榷场”。在南宋主要是盱眙军榷场，同金朝泗州的榷场隔河相对。南宋商人携带货物到达盱眙后，榷场官吏便按货物价值的多少，区分为“大客”（客商）和“小客”。货物总值一百贯以下者，为小客，规定十人为保，登记姓名，可去泗州与金人贸易。大客一律不准过河，只能留在盱眙场内，等候金朝商人前来交易。交易时，宋、金商人各在一廊，把货物交给南宋的主管官员和牙人，往来议价，彼此不得见面。达成交易后，官府每贯收税五十文（后增为二百文，另收牙钱二十文）。榷场贸易以外，宋、金民间私相交易的数量极多。高宗绍兴末年，楚州北神镇、信阳军齐冒镇、安丰军花靥镇（靥音业yè）、枣阳等处，都是双方民间贸易的地点。尤其是光州西边的郑庄，每年“走私”卖入金朝的货物有茶几十万斤，牛七八万头以及大量的金银、铜钱。南宋商人还从海上私贩货物到金朝的山东。边境的官员和出使金朝的大臣、军士也利用职权的便利，与金朝商人私相贸易。从金朝南运的货物，有北珠、毛皮、食盐、麦曲、罗、绫、人参等，从南宋北运的物品有粮食、茶叶、布帛、耕牛、书籍、干姜等等。
海外贸易——南宋在东南沿海立国，海外贸易有很大的发展。高宗时，市舶收入达二百万贯，超过北宋最高额的两倍多，在南宋的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据《岭外代答》、《诸蕃志》等书记载，当时和南宋通商的国家有五十多个，南宋商人泛海去贸易的，也有二十多个国家。
来往于南宋沿海的外国商人，乘本国的海船。每年夏至以后，各国海船纷至沓来，云集于南宋的各个贸易港口；十月以后，又陆续启航回国。南宋的大海船，每年十一月至十二月，趁东北风从广州、泉州等地出海，经过南海，越马六甲海峡，航行四十多天，到达苏门答腊西北部的蓝里，在这里贸易并过冬。第二年冬天，再趁东北风开船，横渡印度洋，约一个月到达印度南端的固临；从固临出发，大约再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越过 阿拉伯海，就到达波斯湾沿岸的阿拉伯各国。从泉州和广州渡海到达阿拉伯各国，往返一次大约需要两年的时间。
广州、泉州和明州是南宋的三大贸易港。广州和泉州还是当时世界上有名的大商港，广州在北宋时已是外商云集的最大港口，南宋时贸易更盛。据一一四 ○年的记录，一年收税一百十万贯。泉州在南宋时发展成又一大港。阿拉伯各国商人来宋经商，多侨居在泉州。明州主要是和日本、高丽商人贸易的港口。秀州华亭县青龙镇，南宋时逐渐兴盛，一一三二年，两浙路市舶司曾移到这里。华亭县的上海镇也有对外贸易往来，南宋曾在这里设市舶司。
南宋输出到各国的商品，主要是瓷器和各类丝织品。《诸蕃志》记载，自东南亚至非洲，有十六个国家购买宋朝的瓷器。印本书籍也大量销行到海外。输入品中，来自日本的有沙金、木材、珠子、手工艺品。来自高丽的有人参、药材、扇子、纸笔等。自南亚和阿拉伯各国输入的商品，主要是药材、香料、象牙、珠宝。南宋海外贸易的发展，也加强了各国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货币——南宋矿冶产量骤跌，铸钱量大减。高宗初年，每年只铸八万贯，以后稍增，但常年都在十五万贯左右。在对外贸易中，铜钱也大量外流。纸币日益代替铜钱，成为主要的交换手段。
北宋时，交子只在部分地区行使。南宋的纸币交子和会子在各自规定的区域广泛流通，相互之间又有一定的兑换比例。主要有以下几种：东南会子：高宗后期，因商业发展的需要，临安富商印造“便钱会子”，在市场上行使。一一六一年南宋照此办法，设“行在会子务”，正式发行会子，分一贯、二贯、三贯三等。按四川交子的办法，通行于东南各路。后增印二百、三西、五百文三种。一一六八年，回收旧会，以三年为一界（期），每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逐界造新换旧。自一一七一年发行第二界会子，到一二四○年止，共发行十八界。一二四七年，规定十七、十八界会子不再立限，永远行使。
川引：南宋时四川交子通称“川引”，分一贯、五百文两种。一一九一年后，多次规定展界使用，两、三界同时流通。一二一六年，改以十年为一界。到一二四○年前后为止，共发行九十九界。一二四二年，改印银会。
淮交：孝宗时，印造二百、三百、五百、一贯等四种会子四百万贯，通行于两淮，称为“淮交”。一一九二年，规定淮交每贯值铁钱七百二十文，以三年为界。湖会：孝宗时，发行“直便会子”七百万贯，在湖北行使，分五百、一贯两种。后通行范围扩大到京西和广南。东南会子以铜钱为本位，川引、淮交、湖会等都以铁钱为本位。
官府发行纸币，主要目的在于弥补财政上的亏空，并不完全出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同时也没有具备足够的铜钱和铁钱作为本钱。越往后，官府越是依靠发行纸币来维持财政。理宗时，财用缺乏，府库空竭，设“撩纸局”（撩音聊li1o），夜以继日地增印纸币。东南会子，一一七四年到一一八九年，发行二千四百万贯。一二○五年到一二○七年，增加到一亿四千万贯。一二三二年，达三亿二千九百万贯。一二四六年，竟达六亿五千万贯。
庞大数额的纸币不断投入流通领域。每界会子、交子流通期限不断延长，官府又不备本钱，“子母不足以相权”，就成为不兑现的纸币，造成会价下跌，通货膨胀。一二一○年，东南会子第十三界每贯尚值铜钱三、四百文，一二四○年，第十七界会子只值铜钱五十文，第十八界会子值铜钱二百五十文。农民、工匠、小商人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王迈《臞轩集》（臞音渠q*）说，纸币发行过多，造成数“病”，一是农村憔悴，脂膏枯竭，农民告贷无门；二是关卡苛急，征税不止，大城市商店白天闭门；三是百工技巧，转辗工作，为工值低廉所困，无以为生。滥印滥发纸币，使南宋经济日益陷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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