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统治集团的衰朽 蒙古军退,贾似道不顾忽必烈主动撤兵的事实,谎报他抗蒙得胜,上表说:“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理宗认为贾似道立了大功,特下诏褒扬,说贾似道“隐然殄敌(殄音舔ti1n),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加封少师、卫国公。贾似道由此进一步掌握了大权。
贾似道随即排挤左相吴潜,吴潜被弹劾罢相。宦官董宋臣已在吴潜作相时被斥出朝。支持董宋臣的阎妃,也于一二六○年七月病死。贾似道进而清除朝中董、丁一党,全部把持了政权。从此,贾似道在理宗、度宗两朝独专朝政十五年。南宋在贾似道等统治下,继续腐败,直到灭亡。
排斥异己——贾似道隐瞒求和真相,骗取权位,对抗蒙有功的将士,陆续给予打击。保卫钓鱼城奋勇抗战的王坚,在蒙古军退后被调入朝,任侍卫步军司都指挥使,被免去了四川的兵权。贾似道又把王坚调出,知和州,实际置之闲地。不久之后,王坚抑郁而死。曹世雄截断涪州浮桥,阻击敌军,功居第一,贾似道忌其功,将曹世雄贬窜杀死。贾似道又实行所谓“打算法”,凡在抗战中支取官物作军需者,一律治罪。抗蒙立功的向士璧、印应飞,因此遭弹劾罢官,被逼死,家属又被拘偿付军需。赵葵知潭州,也被弹劾曾在正月十五日支官钱张灯设宴,罢官征偿。贾似道控制御史台,凡是同贾似道不和的官员都被御史以各种罪名弹劾免官。
腐败的统治——理宗贾似道当政时期,朝内外官僚机构空前庞大腐败,甚至远远超过了北宋仁宗时的状况。一二五六年,御史朱熠(音易y@)就指出“境土蹙而赋敛日繁,官吏增而调度日广。”他揭露说:“真宗、仁宗时,以三百二十余郡的财赋供给一万多官吏的俸禄。今天是以一百余郡的力量来养活两万四千多冗官。”贾似道当权误国,大批阿谀求利的官员,称颂他是周公再世。
一二五六年考试进士,江西庐陵人文天祥考中状元。文天祥在考卷中,深刻揭露了士大夫教育子弟追求功名利禄的状况。他说:“现在士大夫之家教育子弟,从小时候教授字句,就选择一些不违背时尚不得罪官长们的文章读。年长以后,专门练字作文,靠这个来应乡试,考科举,去猎取高官厚禄。父兄所教,师友所讲,都只是个利字。能够不这样的,几乎没有几个人。”士大夫骗取名利,也教育子弟们唯利是图。宋代以科举取士命官,朝廷上下,都被唯利是图的官僚们把持了。
买公田——对蒙作战,进一步暴露了和加深了南宋财政上的危机。
四川地区是仅次于东南的重要经济基地。南宋的财政税收和军粮供应,都有三分之一左右来自四川。四川大部地区沦陷后,不能再向朝廷提供军粮。南宋统治下的东川地带,还要靠京湖一带供给驻军的粮米。东南地区随着土地兼并的急剧发展,大片田地集中到大官员将领手中,他们凭借权势,逃避赋税。朝廷粮饷不足,便以“和籴”为名,向地主富户摊派征购,所谓“国用边饷,皆仰和籴”。朝廷财政亏缺,又依靠增发纸币来作为“和籴”的支付手段。结果是:纸币滥发,物价上涨,军粮不足,南宋王朝陷入重重危机之中。
贾似道当权时,所谓“国计困于造楮(纸币),富民困于和籴”,已成为极其严重的问题。一二六三年,知临安府刘良贵、浙西转运使吴势卿等建议实行买公田。贾似道采纳此议,命御史台官上疏说:“三边屯列,非食不饱,诸路和籴,非楮不行。”“为今日计,欲便国便民,而办军食、重楮价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办法是按官品规定占田限额。两浙、江东西等地官户超过限数的田地,从中抽出三分之一,由官府买回,作为公田出租。如买田得一千万亩,每年可收六、七百万石租米作军粮。据说行买田法,“可免和籴,可以饷军,可以住造(停造)楮币,可平物价,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兴。”理宗下诏买公田,设置官田所,由刘良贵提领,先在浙西路实行。地价按租米折算。租米一石,给价二百贯。占田在二百亩以下者免买。此法实行到一二六四年,南宋共买公田约一千万亩,收租米六百多万石,在临安咸淳仓储存。
买公田使南宋王朝按计划掠夺到一批租米,但租种田地的农民却由此遭受到残酷的压榨。官府买公田后,在各乡设立“官庄”,仍由当地的地主充当庄官,向农民收租。规定每收租米一石,明减二斗,不许再额外多收。但事实上地主从中舞弊,敲剥农民。买公田时,往往以租米六七斗虚报一石,官府据以规定重额的官租,强迫农民交纳。农民直接遭受着南宋王朝的残酷剥削,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化了。
买公田时,有权势的大地主可以拒不“投买”(申请卖田),地方官府要完成买田的额数,便强迫二百亩以下、“百亩之家”的小地主卖田。买田价格,也减少到租米一石给十八界会子四十贯。或者只给一些度牒、官诰折价。如将仕郎诰折一千贯纸币,承信郎折一万五千贯。官妇的封诰,安人诰折四千贯,孺人诰折二千贯等等。地主的田地被官府夺去,换来一些虚衔的官诰。《宋史·贾似道传》说:公田法行,“浙中大扰”,“破家失业者甚众”。南宋王朝同地主争夺田地的矛盾,也激化了。
发“关子”——南宋王朝,长期以来依靠大量印发纸币来挽救它的财政困难。理宗统治时期,纸币的滥发,已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高斯得的奏疏说:“国家版图一天天缩小,财力白耗,用度不足,近年尤其严重。每年收入一亿二千多万贯,支出二亿五千多万贯,管财政的大臣,只知增发楮币。”他慨叹说:这是饮鸩以止渴。
南宋孝宗时,发行纸币“会子”,每界只有二千万贯,印发极为慎重。宁宗时对金作战,用纸币筹军费,十一、十二、十三界同时流通,发行到一亿四千万贯。但到了一二三二年(理宗绍定五年)增加到三亿二千九百万贯,一二四六年,又猛增到六亿五千万贯,共发行了十八界。一二六三年,贾似道当权时,甚至每天增印十五万贯。纸币的印造并没有因为买公田而停止,反而日益扩大。
一二六四年,理宗病死。贾似道拥立太子赵禥(音齐qí)作皇帝(度宗)。在这期间,贾似道又下令印发新的纸币,称为金银关子,在全国发行。原来发行的第十七界会子废止不用。第十八界会子,以三比一折换新的关子。
发行纸币原来有铜钱作储备。但“会子日增,现钱日削”。铜钱散在民间,不愿换用纸币。对外贸易中,也不断有大量的铜钱外流。东南沿海地区各路,原有十多万贯现钱的,只存一二万贯。袁甫在《论会子札子》中说:“旧会散在民间有五十千万(五亿贯),朝廷的现钱不过二百万贯。如果以现钱一贯按时价(一比五)折纳旧会,也不过一千万贯,还不到五十分之一。”纸币大量印发,没有现钱作储备,币值越来越低,物价越来越涨,实际上是朝廷凭空剥夺去人民的大批财富。
会子不断增发,物价不断上涨。一二四○年,发行第十八界会子,第十七界以五折一,物价随即猛增。浙东中等年成,而米价增长十倍。临安附近,一斗米价十贯(北宋初,粮价每石六七百文)。一度任相的杜范说:“物价腾踊,以前也曾有过。但升米一贯,还有增无已,日用所需,十倍于前,是前此所未有。”杜范所说的这种情形,在南康军、池阳、太平、建康等地,都大致相同。米一斛,价廉者六七十贯,高者到百多贯。结果是“流离殍死(殍音漂pi3o),气象萧然”。淳祐年间(一二四一——一二五二年),临安附近地区“殍馑相望,中外凛凛”。关子发行后,“物价益踊,楮益贱”。如桑价由三百变成三千文,增长十倍。高斯得作诗描述说:“自从为关以为暴,物价何止相倍蓰(音喜x!)。人生衣食为大命,今已剿绝无余遗。真珠作襦(音如y*)锦作裤,白玉为饭金为糜。苍天苍天此何人,遘(音够g^u)此大疾谁能医!”纸币大量发行,物价浮动,市井萧条,也使城市工商业遭到破坏。南宋王朝日益走上了经济崩溃的道路,无法医治了。
楮轻物贵,也直接威胁到军队士兵的生活。守边兵士,由县官支给需用,每月都有定数。改行关子以后,第十八界会子二百还不够买一双草鞋,却要供战士一天的生活需用。方回描述说:“军中数口之家,天冷没有被褥和炭火,每天吃不上饭。空着肚子,穿着破衣服,非常可怜。”他还慨叹说:“饥寒窘用,难责死斗。”蒙古大军压境,南宋的士兵困苦到如此,难以死战了。南宋的处境,正如袁甫所指出的:“楮币蚀其心腹,大敌剥其四肢。危亡之祸,近在旦夕。”
统治集团的腐朽——南宋大敌当前,兵虚财溃,皇室、贵族、官僚集团却还在侈靡挥霍,纵情声色,一天天烂下去。
理宗信用宦官,统治集团日益腐朽。度宗更加荒淫昏庸,在作太子时就以好女色出名。作皇帝后,整天沉溺于酒色。称贾似道为“师相”,加号平章军国重事,由宰相替他掌印。贾似道完全把持了朝政。
物价高涨,民不聊生。皇室、贵族却囤积大批粮食财物,恣意挥霍。一二六二年,临安城中缺粮,饥荒严重。知临安府马光祖请见荣王与芮(度宗生父,理宗弟。芮音锐ru@),连去三次,说现在人民都要饿死,请荣王拿出一些粮食“以收人心”。荣王拒绝,撒谎说他仓库空虚。马光祖当面拿出证据,说某仓还有几十万石。荣王无话可对,勉强答应拿出三十万石。荣王是皇室贵族的一个代表。在“民饥欲死”的年代,皇室贵族正是这样不顾人民死活,囤积居奇。
贾似道独揽朝政,聚集了许多善长骈俪文的士人,歌功颂德,粉饰升平,对财政困难和边防危机,都不准奏报。高斯得上奏章说:浙西大水灾,死者数百千万。“连年旱暵(音旱h4n),田野萧条。物价翔踊,民命如线。”贾似道不准上奏。临安米贵,刘应龙作《劝粜歌》,因而被贬官去朝。度宗从某宫女处听说边事紧急,贾似道把宫女处死。南宋王朝“危亡之祸,近在旦夕”,贾似道却在西湖边的葛岭,依湖山之胜,建造他的豪华堂室,题作“半闲堂”,又造花圃称“养乐圃”。高宗在西湖享乐的集芳园,也归贾似道作家庙和别墅。贾似道又建多宝阁,强迫官属贡献各种奇器珍宝,每天去观赏。听说余玠死时,棺木中有玉带,下令掘开坟墓取走。又著《蟋蟀经》,描述他养蟋蟀、斗蟋蟀的经验。贾似道强取宫女叶氏作妾,又养妓女数十人,在半闲堂和湖上游戏取乐,置朝政于不顾。人们说:“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有人题诗说:“山上楼台湖上船,平章醉后懒朝天。羽书莫报樊城急,新得峨眉正少年。”太学生上书指责贾似道,“踏青泛绿,不思闾巷之萧条;醉酿饱鲜,遑恤物价之腾踊。”贾似道是腐朽的官僚集团的头目和代表。充斥各级军政机构的官员士大夫们,不谈理财备战,不顾国家存亡、民间疾苦,而只是苟且偷安,坐享富贵。文天祥中状元时的考官王应麟曾指出,南宋的大病有三:一是民穷,二是兵弱,三是财匮,归根是士大夫无耻。理宗、度宗和贾似道集团为宋朝的灭亡准备了社会经济条件,也准备了精神条件。宋朝的覆灭,不可免了。
贾似道随即排挤左相吴潜,吴潜被弹劾罢相。宦官董宋臣已在吴潜作相时被斥出朝。支持董宋臣的阎妃,也于一二六○年七月病死。贾似道进而清除朝中董、丁一党,全部把持了政权。从此,贾似道在理宗、度宗两朝独专朝政十五年。南宋在贾似道等统治下,继续腐败,直到灭亡。
排斥异己——贾似道隐瞒求和真相,骗取权位,对抗蒙有功的将士,陆续给予打击。保卫钓鱼城奋勇抗战的王坚,在蒙古军退后被调入朝,任侍卫步军司都指挥使,被免去了四川的兵权。贾似道又把王坚调出,知和州,实际置之闲地。不久之后,王坚抑郁而死。曹世雄截断涪州浮桥,阻击敌军,功居第一,贾似道忌其功,将曹世雄贬窜杀死。贾似道又实行所谓“打算法”,凡在抗战中支取官物作军需者,一律治罪。抗蒙立功的向士璧、印应飞,因此遭弹劾罢官,被逼死,家属又被拘偿付军需。赵葵知潭州,也被弹劾曾在正月十五日支官钱张灯设宴,罢官征偿。贾似道控制御史台,凡是同贾似道不和的官员都被御史以各种罪名弹劾免官。
腐败的统治——理宗贾似道当政时期,朝内外官僚机构空前庞大腐败,甚至远远超过了北宋仁宗时的状况。一二五六年,御史朱熠(音易y@)就指出“境土蹙而赋敛日繁,官吏增而调度日广。”他揭露说:“真宗、仁宗时,以三百二十余郡的财赋供给一万多官吏的俸禄。今天是以一百余郡的力量来养活两万四千多冗官。”贾似道当权误国,大批阿谀求利的官员,称颂他是周公再世。
一二五六年考试进士,江西庐陵人文天祥考中状元。文天祥在考卷中,深刻揭露了士大夫教育子弟追求功名利禄的状况。他说:“现在士大夫之家教育子弟,从小时候教授字句,就选择一些不违背时尚不得罪官长们的文章读。年长以后,专门练字作文,靠这个来应乡试,考科举,去猎取高官厚禄。父兄所教,师友所讲,都只是个利字。能够不这样的,几乎没有几个人。”士大夫骗取名利,也教育子弟们唯利是图。宋代以科举取士命官,朝廷上下,都被唯利是图的官僚们把持了。
买公田——对蒙作战,进一步暴露了和加深了南宋财政上的危机。
四川地区是仅次于东南的重要经济基地。南宋的财政税收和军粮供应,都有三分之一左右来自四川。四川大部地区沦陷后,不能再向朝廷提供军粮。南宋统治下的东川地带,还要靠京湖一带供给驻军的粮米。东南地区随着土地兼并的急剧发展,大片田地集中到大官员将领手中,他们凭借权势,逃避赋税。朝廷粮饷不足,便以“和籴”为名,向地主富户摊派征购,所谓“国用边饷,皆仰和籴”。朝廷财政亏缺,又依靠增发纸币来作为“和籴”的支付手段。结果是:纸币滥发,物价上涨,军粮不足,南宋王朝陷入重重危机之中。
贾似道当权时,所谓“国计困于造楮(纸币),富民困于和籴”,已成为极其严重的问题。一二六三年,知临安府刘良贵、浙西转运使吴势卿等建议实行买公田。贾似道采纳此议,命御史台官上疏说:“三边屯列,非食不饱,诸路和籴,非楮不行。”“为今日计,欲便国便民,而办军食、重楮价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办法是按官品规定占田限额。两浙、江东西等地官户超过限数的田地,从中抽出三分之一,由官府买回,作为公田出租。如买田得一千万亩,每年可收六、七百万石租米作军粮。据说行买田法,“可免和籴,可以饷军,可以住造(停造)楮币,可平物价,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兴。”理宗下诏买公田,设置官田所,由刘良贵提领,先在浙西路实行。地价按租米折算。租米一石,给价二百贯。占田在二百亩以下者免买。此法实行到一二六四年,南宋共买公田约一千万亩,收租米六百多万石,在临安咸淳仓储存。
买公田使南宋王朝按计划掠夺到一批租米,但租种田地的农民却由此遭受到残酷的压榨。官府买公田后,在各乡设立“官庄”,仍由当地的地主充当庄官,向农民收租。规定每收租米一石,明减二斗,不许再额外多收。但事实上地主从中舞弊,敲剥农民。买公田时,往往以租米六七斗虚报一石,官府据以规定重额的官租,强迫农民交纳。农民直接遭受着南宋王朝的残酷剥削,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化了。
买公田时,有权势的大地主可以拒不“投买”(申请卖田),地方官府要完成买田的额数,便强迫二百亩以下、“百亩之家”的小地主卖田。买田价格,也减少到租米一石给十八界会子四十贯。或者只给一些度牒、官诰折价。如将仕郎诰折一千贯纸币,承信郎折一万五千贯。官妇的封诰,安人诰折四千贯,孺人诰折二千贯等等。地主的田地被官府夺去,换来一些虚衔的官诰。《宋史·贾似道传》说:公田法行,“浙中大扰”,“破家失业者甚众”。南宋王朝同地主争夺田地的矛盾,也激化了。
发“关子”——南宋王朝,长期以来依靠大量印发纸币来挽救它的财政困难。理宗统治时期,纸币的滥发,已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高斯得的奏疏说:“国家版图一天天缩小,财力白耗,用度不足,近年尤其严重。每年收入一亿二千多万贯,支出二亿五千多万贯,管财政的大臣,只知增发楮币。”他慨叹说:这是饮鸩以止渴。
南宋孝宗时,发行纸币“会子”,每界只有二千万贯,印发极为慎重。宁宗时对金作战,用纸币筹军费,十一、十二、十三界同时流通,发行到一亿四千万贯。但到了一二三二年(理宗绍定五年)增加到三亿二千九百万贯,一二四六年,又猛增到六亿五千万贯,共发行了十八界。一二六三年,贾似道当权时,甚至每天增印十五万贯。纸币的印造并没有因为买公田而停止,反而日益扩大。
一二六四年,理宗病死。贾似道拥立太子赵禥(音齐qí)作皇帝(度宗)。在这期间,贾似道又下令印发新的纸币,称为金银关子,在全国发行。原来发行的第十七界会子废止不用。第十八界会子,以三比一折换新的关子。
发行纸币原来有铜钱作储备。但“会子日增,现钱日削”。铜钱散在民间,不愿换用纸币。对外贸易中,也不断有大量的铜钱外流。东南沿海地区各路,原有十多万贯现钱的,只存一二万贯。袁甫在《论会子札子》中说:“旧会散在民间有五十千万(五亿贯),朝廷的现钱不过二百万贯。如果以现钱一贯按时价(一比五)折纳旧会,也不过一千万贯,还不到五十分之一。”纸币大量印发,没有现钱作储备,币值越来越低,物价越来越涨,实际上是朝廷凭空剥夺去人民的大批财富。
会子不断增发,物价不断上涨。一二四○年,发行第十八界会子,第十七界以五折一,物价随即猛增。浙东中等年成,而米价增长十倍。临安附近,一斗米价十贯(北宋初,粮价每石六七百文)。一度任相的杜范说:“物价腾踊,以前也曾有过。但升米一贯,还有增无已,日用所需,十倍于前,是前此所未有。”杜范所说的这种情形,在南康军、池阳、太平、建康等地,都大致相同。米一斛,价廉者六七十贯,高者到百多贯。结果是“流离殍死(殍音漂pi3o),气象萧然”。淳祐年间(一二四一——一二五二年),临安附近地区“殍馑相望,中外凛凛”。关子发行后,“物价益踊,楮益贱”。如桑价由三百变成三千文,增长十倍。高斯得作诗描述说:“自从为关以为暴,物价何止相倍蓰(音喜x!)。人生衣食为大命,今已剿绝无余遗。真珠作襦(音如y*)锦作裤,白玉为饭金为糜。苍天苍天此何人,遘(音够g^u)此大疾谁能医!”纸币大量发行,物价浮动,市井萧条,也使城市工商业遭到破坏。南宋王朝日益走上了经济崩溃的道路,无法医治了。
楮轻物贵,也直接威胁到军队士兵的生活。守边兵士,由县官支给需用,每月都有定数。改行关子以后,第十八界会子二百还不够买一双草鞋,却要供战士一天的生活需用。方回描述说:“军中数口之家,天冷没有被褥和炭火,每天吃不上饭。空着肚子,穿着破衣服,非常可怜。”他还慨叹说:“饥寒窘用,难责死斗。”蒙古大军压境,南宋的士兵困苦到如此,难以死战了。南宋的处境,正如袁甫所指出的:“楮币蚀其心腹,大敌剥其四肢。危亡之祸,近在旦夕。”
统治集团的腐朽——南宋大敌当前,兵虚财溃,皇室、贵族、官僚集团却还在侈靡挥霍,纵情声色,一天天烂下去。
理宗信用宦官,统治集团日益腐朽。度宗更加荒淫昏庸,在作太子时就以好女色出名。作皇帝后,整天沉溺于酒色。称贾似道为“师相”,加号平章军国重事,由宰相替他掌印。贾似道完全把持了朝政。
物价高涨,民不聊生。皇室、贵族却囤积大批粮食财物,恣意挥霍。一二六二年,临安城中缺粮,饥荒严重。知临安府马光祖请见荣王与芮(度宗生父,理宗弟。芮音锐ru@),连去三次,说现在人民都要饿死,请荣王拿出一些粮食“以收人心”。荣王拒绝,撒谎说他仓库空虚。马光祖当面拿出证据,说某仓还有几十万石。荣王无话可对,勉强答应拿出三十万石。荣王是皇室贵族的一个代表。在“民饥欲死”的年代,皇室贵族正是这样不顾人民死活,囤积居奇。
贾似道独揽朝政,聚集了许多善长骈俪文的士人,歌功颂德,粉饰升平,对财政困难和边防危机,都不准奏报。高斯得上奏章说:浙西大水灾,死者数百千万。“连年旱暵(音旱h4n),田野萧条。物价翔踊,民命如线。”贾似道不准上奏。临安米贵,刘应龙作《劝粜歌》,因而被贬官去朝。度宗从某宫女处听说边事紧急,贾似道把宫女处死。南宋王朝“危亡之祸,近在旦夕”,贾似道却在西湖边的葛岭,依湖山之胜,建造他的豪华堂室,题作“半闲堂”,又造花圃称“养乐圃”。高宗在西湖享乐的集芳园,也归贾似道作家庙和别墅。贾似道又建多宝阁,强迫官属贡献各种奇器珍宝,每天去观赏。听说余玠死时,棺木中有玉带,下令掘开坟墓取走。又著《蟋蟀经》,描述他养蟋蟀、斗蟋蟀的经验。贾似道强取宫女叶氏作妾,又养妓女数十人,在半闲堂和湖上游戏取乐,置朝政于不顾。人们说:“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有人题诗说:“山上楼台湖上船,平章醉后懒朝天。羽书莫报樊城急,新得峨眉正少年。”太学生上书指责贾似道,“踏青泛绿,不思闾巷之萧条;醉酿饱鲜,遑恤物价之腾踊。”贾似道是腐朽的官僚集团的头目和代表。充斥各级军政机构的官员士大夫们,不谈理财备战,不顾国家存亡、民间疾苦,而只是苟且偷安,坐享富贵。文天祥中状元时的考官王应麟曾指出,南宋的大病有三:一是民穷,二是兵弱,三是财匮,归根是士大夫无耻。理宗、度宗和贾似道集团为宋朝的灭亡准备了社会经济条件,也准备了精神条件。宋朝的覆灭,不可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