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辽代的经济与文化 （一）经济概况 契丹族原来在满河流域以渔猎为生，进而经营畜牧。辽朝建立后，又在汉族的影响下，逐步发展了农业生产，出现了工商业的繁荣。上节已经叙述过契丹社会制度的变革，下面只说契丹、汉族等各族人民在各个部门的生产状况和商业贸易。
一、渔猎畜牧 渔业契丹旧居潢河、土河间，四时捕鱼。冬春之际，江河水冻，有凿冰钩鱼法。辽朝一代，一直沿用。宋人程大昌《演繁露》记载道宗时在达鲁河（长春河）钩鱼的情况。大意是：达鲁河东连大海，正月结冰，四月解冻。钩鱼时，先使人在河上下十里间用毛网截鱼，不让鱼跑掉。在河面凿四个冰洞，叫做冰眼。三个冰眼凿薄不透冰，从这里观察鱼的动静。一个冰眼凿透，准备钩鱼。鱼在冰里日久，遇到有出水的地方，一定要来伸头吐气。等鱼到冰眼，用绳钩投去，没有钩不中的。另有一种夜间罩鱼法。辽圣宗时，宋朝的使臣宋绶来辽，听说圣宗在土河上罩鱼。在河冰上凿冰眼，举火一照，鱼都来凑集，垂下钩竿，很少能跑掉（《宋会要稿》，又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天禧五年）。
辽朝历代皇帝也经常在达鲁河或鸭子河（混同江）的春捺钵钩鱼。捕获头条鱼后设宴庆祝，称“头鱼宴”。这种捕鱼法，长久流传。元朝时，张德辉至胪朐河（胪朐音卢居lu j&），当地居民说，河中有三四尺长的大鱼，春夏秋都不能捕得，到冬天可凿冰捕获。（《塞北纪行》）直到现在，我国北方某些地区仍然沿用凿冰钩鱼法。据《北史·室韦传》记载，室韦族曾有过凿冰入水“网取鱼鳖”法。凿冰钩鱼的生产方法当是契丹劳动人民的一个创造。
射猎《唐书·契丹传》说：契丹“射猎，居处无常”。契丹建国后，仍旧长久保持狩猎生产（《辽史·游幸表序》）。契丹妇女，自后妃以下，也都长于骑射，和男子一起田猎。按照季节的不同，大体上是，春季捕鹅、鸭，打雁，四五月打麋鹿，八九月打虎豹。此外，也射猎熊、野猪、野马，打狐、兔。狩猎以骑射为主，辅以其他方法。如射鹿：在鹿群必经之地洒上盐，夜半鹿饮盐水，猎人吹角仿效鹿鸣，把鹿引到一起，聚而射之，叫做“舐鹻鹿（鹻同碱）”，又叫“呼鹿”。射鹿历来是契丹狩猎生产中的一个重要部门。《北史·契丹传》记北朝时契丹风俗，父母死三年后收尸骨焚烧，祝告说：“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野猪）鹿”。东丹王倍善画契丹人物射猎，有千鹿图为宋朝所得。辽庆陵壁画，也画有鹿的形象。捕捉鹅、雁、野鸭等飞禽，多利用饲养的鹰鹘，特别是产于东北的海东青鹰。辽朝每年都要到女真等部捕捉或强索海东青饲养。辽帝春捺钵捕鹅，先由猎人找到有鹅的地方，举旗帜为号，周围敲起扁鼓，把鹅惊起，然后放鹰捕捉，鹅坠下后，用刺鹅锥刺死，举行“头鹅宴”祝贺。春捺钵以海东青捕头鹅，带有多少固定的典礼性质。一般契丹猎人，当只是饲鹰捕捉飞禽，鹰是他们生产中的助手。契丹人又用豹作助手，驯豹捕兽。宋绶至契丹，看到引出三个豹，很是驯服，在马上依附契丹人而坐，狩猎时用它来捕兽。（《宋会要稿》）陕西乾县近年发现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出猎图》，画一骑射猎人，背后一驯豹蹲坐马背，随行出猎。又一猎人，背后豹不驯，猎人在马上回视，怒目挥拳。唐武后时，陆续收编契丹流散部落，任用契丹降将（如李楷固、李光弼）。唐人的驯豹猎兽，很可能是从契丹传来。唐壁画的情景当近似于契丹的情景。
畜牧畜牧业是辽朝契丹的主要生产部门。《辽史·营卫志》说：“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辽代契丹仍是随水草放牧，即所谓“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湩音冻dòng）（《辽史·食货志》）。但各部落实行地区性统治后，除战马外，分地以牧，各有多少固定的“分牧”地区。放牧的牲畜以驼、马、牛、羊为主。骆驼用以载运物资，也用来拉车（沈括：《熙宁使虏图抄》）。牛用来载物、拉车（迁徙有毡车，运载有大车，送终拜陵用牛车），兼供乳食。羊主要供取皮毛和肉食。马是主要的牲畜，所谓“其富以马，其强以兵”（《辽史·食货志》）。契丹射猎、放牧、交通、作战都不能离开马匹。《辽史》记载牲畜价格，分驼、马、牛、羊四等。但在牲畜中，马和羊数量最多，也最重要。述律后对辽太宗说“我有西楼羊马之富”。羊和马从来是契丹牲畜财富的代表。早自契丹建国前，历代贵族对北方游牧族作战，总要大量掳掠牲畜。建国后，被征服的各族也要每年把一定数量的牲畜进贡给辽朝。对外掳掠所得，分赐作战将士。因而牲畜的占有有官、私之分。私有数量的多少，又有了贫富之别。辽朝封建制确立后，各部出现的大批贫民，主要当是贫苦的牧民。官有的牲畜拥有极大的数量。据《辽史·道宗纪》：道宗时“牧马蕃息，多至百万”。辽朝在各地区设有“群牧使司”、“马群司”、“牛群司”等各级官员管领。边地各族历年进贡的牲畜，大概即由驻在当地的群牧官就地管理，因而天祚帝亡前，西北边地仍拥有大批的马群。大石西行时，西北各族进献马、驼、羊等大批牲畜，奠立了辽朝西迁和重建的基础。
二、农业 辽太祖阿保机采韩延徽策，安置俘掳的汉人在北地从事垦艺。此后，各投下州的汉族人民，也务农耕作。契丹封建制确立后，又出现了租种契丹、奚贵族田地的汉人佃户。九八二年，景宗诏：“诸州有逃户庄田，许番汉人承佃，供给租税”（《宣府镇志》）。宋苏辙使契丹，在中京南见奚人役使汉人佃户，有诗云：“奚君五亩宅，封户一成田，故垒开都邑，遗民杂汉佃”（《栾城集》）。据《契丹国志》记载，辽时中京一带的奚人也已从事耕种。契丹本族人民经营农耕，当始于太宗得燕云之后。《辽史·食货志》记辽朝建国前匀德实已“相地利以教民耕”。这一传说如果包含有可信的成分，当也只是个别地区的原始的耕作。太宗时才有开垦农田的明确记载。九三九年，以乌古居地水草丰美，命五院六院两部的瓯昆、乙习本、斡纳阿剌等三石烈人迁居到这里。次年，又给予海勒水一带地为农田，从事耕作。又诏有司教民播种纺绩。九四六年，诏“敢伤禾稼者，以军法论。”（据《辽史·营卫志》。同书《食货志》记述有误。）圣宗过藁城，见乙室奥隗部妇人种黍已熟，派人帮助收割，可见契丹部落中确已有部分居民参加农耕，但在契丹族的整个的经济生活中，还不如牧业的地位重要。到道宗时，农业耕作才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道宗派耶律唐古率部在胪朐河边垦田，收获后即移屯镇州。耶律唐古在镇州连续十四次获得丰收，积粟几十万斛。马人望为中京度支使，到任半年，经营得法，也积粟十五万斛。东京道的咸、信、苏、复等五十多城，都设置了和籴仓，粜陈籴新，允许百姓借贷，收息二分，各处所积不下二三十万石。《辽史·食货志》说：“辽之农谷，至是为盛”。
燕云十六州的汉人地区是辽朝农业的基地。辽朝统治者多次下诏募民垦荒，开辟农田。九九五年，准许昌平、怀柔等县百姓开垦荒地。九九七年，募民耕种滦州荒地，免租赋十年。一○八九年，辽道宗赐给山西灵丘一所庙宇山田一百四十多顷。这个事实说明山区也已大批开辟了山田。
辽朝农作物，燕云地区仍以稻、麦为主。九八七年，李仲宣撰《祐唐寺创建讲堂碑记》说，蓟州“地方千里，籍冠百城，红稻青粳，实鱼盐之沃壤。”一○六四年，道宗下令禁止南京百姓决水种植粳稻。天祚帝时，燕京“稻粱之属，靡不毕出”。蓟州三河县北乡有寺庄一所，景宗乾亨（九七九——九八三年）以前，垦田三十顷，其中种麦一千亩，都是上等的好田。
辽朝在农耕方面也有所创造。宋朝派往辽朝的使臣王曾记述他所看到的情形说，自过古北口，居民都住草房板屋耕种，没有桑柘等树木，因为怕吹沙壅塞田地，种地都在垄上。《辽史·食货志》也说：辽地多半是沙碛，三时多寒，春秋要及时耕种收获，种黍要因地势高下，与中原不同。辽朝在北方风沙地带，因地势高下在垅上作垅田，是劳动人民的一个创造。
辽宁赤峰辽墓出土铁铲 辽宁昌图八面城辽代城址出土铜铧范 辽宁阜新辽代城址出土铁锄稻、麦、粱、黍之外，契丹旧地又多种穄（音记jì，糜子米）。《五代会要》说，奚人种穄，秋收后在山下作窖储存，煮穄作粥。《后汉书·乌桓传》说，乌桓居地宜于种穄。大概自东汉以来，就有种穄的传统。宋朝使臣去辽，辽朝多以乳粥诗客（朱彧《萍洲可谈》，王洙《谈录》）。梅圣俞《送景纯使北》诗：“朝供酪粥冰生碗，夜卧毡庐月照沙”（《宛陵先生集》）。乳粥或酪粥当是用穄制成。宋朝杂变税中有穄米一种。《东京梦华录》记载，宋朝京城开封，中元节时沿街卖穄米饭，用来祭祀祖先。种穄非辽朝所特有，但在契丹、奚的农作物中，奚是较为重要的一种。
汉地所无而辽朝已先有的作物是西瓜。辽太宗灭后晋后，晋同州郃阳县令胡峤随萧翰入辽，七年后逃到后周，撰《陷北记》记述在辽朝的见闻。胡峤说，自上京东行到一处平川，多草木，始吃西瓜。据说是契丹破回鹘得此瓜种，施用牛粪搭棚种植。瓜的大小象中原的冬瓜，但味道很甜。（《契丹国志》胡峤：《陷北记》）在唐人文献中，不见有关西瓜的记载。胡峤的记述也说明，前此汉地并无西瓜。（李时珍《本草纲目》主此说）辽朝自回鹘得瓜种，移植成功，以后传入金、宋，才逐渐为汉族农民普遍种植。西瓜自回鹘传入契丹，又自契丹传给汉族，在我国各族人民的经济交流史上，是一个值得记述的事件。
西辽灭亡后，耶律楚材于一二二二年到河中府，有诗云：“万顷青青麦浪平”，“冲风磨旧麦，悬碓杵新粳。”描写出当地农业稻、麦丰收的繁荣景象。辽朝统治下的契丹族、汉族以及其他各族人民，不仅开发了我国的东北地区，也使西辽统治地区的农业得到了发展。
三、手工业 铁冶在辽代的手工业中，冶铁占有重要的地位。契丹建国前，已开始有铁。阿保机征服室韦后，又有坑冶。胡峤《陷北记》说：室韦有三族，地多铜铁金银，室韦人制作的铜、铁器很精好（又见《辽史·食货志》）。大抵契丹从室韦人那里学得了坑冶法。阿保机灭渤海后占据广州，本渤海铁利府，改名铁利州。此地原为渤海铁冶地区，多有铁矿，成为辽朝的一个铁冶基地。阿保机又以渤海俘户在上京道饶州置长乐县，内一千户冶铁纳贡。宋朝使臣王曾在柳河馆西北，也见有渤海人就河漉沙石炼铁。渤海在唐时即擅长冶铁。《新唐书·渤海传》以渤海“位城之铁”为名贵出产之一。渤海冶铁术传入契丹，推动了辽朝冶铁业的发展。辽朝东京道尚州东平县有铁矿，采炼者三百户，按赋税制度供铁。阿保机南征幽、蓟，在还军路上发现银、铁矿，命置矿冶。冶炼者可能是俘掳来的汉族人民。契丹奴隶采炼的铁矿，有柳湿河、三黜古斯和手山三处。起初冶炼者是诸斡尔朵和大族（皇族）的奴隶，圣宗时置为曷术（铁）部。柳湿河和三黜古斯的今地，还不能确指，手山就是今鞍山的首山。首山附近曾发现过深达十八米的辽代矿坑，更加证明：辽朝的奴隶们是鞍山铁矿的最早的开采者。鞍山铁矿，现在经过我国钢铁工人的辛勤开发，已经建设成社会主义的钢铁基地。追本溯源，辽朝奴隶们创始的功绩，是值得纪念的。
辽东一带，自西汉以来即在平郭设有铁官冶铁。辽阳汉墓曾有大批铁器出土。辽朝的铁冶也多在这一地区，所以在东京设户部司管领。在辽朝的铁冶业中，又以冶炼镔铁最为著称。《金史·太祖纪》说：“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于是国号大金”。金朝依女真完颜部住地按出虎（女真语，义为金）水为国号，辽朝可能也是依辽水建号。《金史》所纪，出于附会，不甚可信。但辽朝号称出产镔铁，却是事实。镔铁是一种精炼的铁，接近于钢，或者即可认作是钢的一种（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有此说）。《隋书·西域传》载波斯产镔铁。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说罽宾（罽音记j@）也产镔铁。《契丹国志》记大食等国向契丹贡献的物品中有“宾铁兵器”。辽初，大食仅“来贡”一次，《辽史》不载贡品，《国志》所记是否有据，不可知。大食的镔铁可能对辽有所影响，但显然不起决定的作用。沙俄的布勒士奈得在《中世纪研究》中说，镔铁是在十二世纪时由阿拉伯传入中国。他完全忽视了早在十世纪时辽朝以产镔铁著称的事实。王曾去契丹，至打造部落馆见有“番户”百余，锻铁为兵器。辽朝贺宋朝正旦，有镔铁刀作礼物。辽朝拥有丰富的铁矿，经过室韦、渤海、契丹和汉族等各族劳动人民交流冶铁技术，锻炼出质量较高的铁或较低的钢，是可能的。
辽宁建平辽墓出土双龙纹鎏金银冠 辽宁赤峰辽墓出土银壶金银阿保机俘掳蔚县汉族人民，在泽州立寨“采炼陷河银冶”（《辽史·地理志》），又在征幽蓟还军道上，发现银铁矿，命令开采。灭渤海后，在富州置银冶，改名银州。圣宗时，在潢河北阴山及辽河之源各得金银矿，开矿采炼。现存辽代的石刻碑记中也反映出，辽朝境内的银冶存在于许多地区。大抵辽朝的金银矿，以汉族人民为主，与渤海、契丹等各族人民共同冶炼，并共同发展了金、银手工业。近年辽宁、河北各地出土大批辽代鎏金和银制手工艺品，包括鎏金马具、饮食用具、各种首饰和佛教器物，这些金银制品继承了汉族手工业者的传统技艺，又溶合了契丹族的某些特有的风格。
马鞍和车宋太平老人著《袖中锦》以“契丹鞍”与端砚、蜀锦、定瓷等并列，称“天下第一”。契丹劳动人民制作的马鞍，不仅在辽朝，而且在全中国的各民族中享有盛名，是辽代手工业的又一个成就。辽朝回赐西夏等国贡使物件，有金涂鞍辔马，素鞍辔马，赐给宋朝的礼物中还有涂金银龙凤鞍勒、银鞍。一九五四年，赤峰市大营子发掘辽驸马卫国王墓，出土有银质鎏金鞍饰，铸有精细的花草纹。银质鎏金鞍桥饰，铸作双龙戏珠纹，极为精美。契丹以鞍马为家，对马具的制作特为讲求，在当时我国各民族中，确是无与伦比。
辽宁赤峰辽墓出土马具三组 辽宁赤峰辽墓出土车马器辽朝还有专业的车工，在打造馆造车。沈括说：“契丹之车，皆资于奚。”大约奚族制车，比契丹更为精良。
辽宁赤峰辽墓出土鎏金银鞍桥纺织辽朝的纺织业，燕云十六州的汉人地区，在唐五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渤海地区，唐时曾以出产布、绵、绸著称。早在阿保机时，即驱掳汉地数州士女到契丹，传播了纺织技术。辽朝建国后，随着各民族的经济交流和农业的发展，在契丹、奚等族的旧地，也有了纺织业生产。胡峤记辽初上京的情况是“交易无钱而用布”。大抵当时布匹（麻布）已普遍生产。辽朝得燕云后，丝织业逐渐发展成颇大的规模。辽都上京有绫锦院诸工作坊，织工主要是汉人。祖州也有绫锦院，有契丹、汉、渤海等族手工业者三百人纺织，供辽朝皇室需用。辽朝以定州的汉人俘户在中京道建宜州，也从事纺织。《辽史》称，宜州“民工织纴，多技巧”。灵河（大凌河）沿岸灵、锦、显、霸四州植桑麻，居民无田租，只供蚕织。圣宗时曾以显州交纳的绫锦，赏赐左右贵族。《辽史·礼志》记辽朝贵族的礼服有锦袍、白绫袍、绛纱袍。辽朝对外赠送或赐与的物品中，有绫、罗、绮、锦、纱、穀、缎等多种，可见丝织业的发达。赤峰辽驸马卫国王墓出土有平金的丝织物。近年辽宁翁牛特旗发现辽壁画木槨墓。墓室中死者夫妇卧于尸床上，铺盖丝织的被褥衣衾。墓中出土有各色绫、罗、织锦、刺绣，并有刻丝和印染丝罗，显示出辽朝丝织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辽宁北票辽墓出土绿釉长颈凤首瓶制瓷辽代手工业中另一特出的成就，是著名的辽瓷。瓷器是汉族劳动人民的一个重要的创造。辽代汉族、契丹等各族人民，在唐、五代制瓷技术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创造。近年各地陆续发现大批辽墓和一些遗址，出土有大量辽瓷。分布的地区遍及辽代的南京、上京、东京以及现在的赤峰、建平、沈阳等地。出土瓷器有白瓷、青瓷、三彩以及细胎白黑瓷器、缸胎杂色大型瓷器和翠绿釉瓷等多种，明显地承袭唐和五代的传统，而又有所发展。适应契丹族鞍马毡帐的生活需要，辽瓷还出现一些新形制：如鸡冠壶，鸡腿坛，长颈瓶等。鸡冠壶仿照契丹皮袋的形式，壶上有环梁或穿孔，便于马上携带，更是辽瓷中最有代表性的特产。辽宁一些地区出土的三彩印花方碟和长盘，也是辽瓷所特有。辽瓷中也有不少汉族用品，如杯、盘、瓶、盂等，形制和质地与五代和宋朝的产品大致相同或相似。辽朝境内契丹与汉族居民长期共居，象在经济上政治制度上曾经两者并存一样，反映在文化上以至生活用品上，存在不同的风格，是自然的。辽朝与宋朝在经济上相互交流，也必然要相互发生影响。辽瓷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仿照北宋定州窑烧造的，称为“仿定”。这些瓷器，在造型上受唐代瓷器风格的影响，在工艺上则接近或达到了北宋定瓷的水平。北京门头沟区龙泉瓷窑遗址发现很多“仿定”瓷片，与北京地区辽墓出土瓷器相同。近年出土辽瓷，地区分布甚广，数量甚多，说明辽朝制瓷业甚为发达。有的辽墓葬，随葬品很少，无金银器或铜器，但也有少量瓷器。这也表明：瓷器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用品。
辽宁北票辽墓出土“龙鱼”形青瓷水盂 辽宁北票辽墓出土定窑莲花带盖注壶辽朝燕云地区也出现了类似宋朝的“作”的手工业组织。“作”的首领叫做“作头”和“都作头”。一○五七年建造的房山县良乡镇清凉寺千佛像石幢，就是由姓王的“燕京作头”父子雕制的。有些辽朝的石刻还署有“盖阁都作头”、“盖殿宝塔都作头”等名称。
四、商业贸易 辽朝得燕云后，以幽州为南京，在辽阳设东京。承天后、圣宗时又在奚族旧地设中京（大定府）。兴宗改云州为西京（大同府），与上京合称五京。五京是辽朝政治重心，也是商业交通的重心。上京的城邑建制，如幽州制度。南城叫做汉城，是汉人集中的居住区，有楼对峙，下列市肆，经营商业。南门之东有回鹘营，回鹘商贩聚集居住。中京城由燕蓟的汉族良工营建，自朱夏门入，街道东西有廊舍三百间，居民在廊舍下布列店肆（列廛肆庑下）。东京外城称汉城，河北汉人在此聚居，有南、北市。早晨在南市，午后在北市交易。上京、中京、东京的商业区都在城南。南京依旧制，商市在城北，陆海百货都要聚集在北市买卖。西京大同府主要是军事城镇，商业远不如南京发达。辽朝皇室百官驻在捺钵时，也往往有临时的市场，交易货物。辽朝设“行宫市场巡检使”管理。沈括在宋神宗时去辽朝，见到“小民之为市者，以车从之于山间。”（《熙宁使虏图抄》）各州县则有市集。
辽中京道惠州城址出土的兽面纹瓦当 辽中京城址出土的辽三彩盘隋、唐以来，历史形成的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并没有由于辽朝和五代、宋朝的政权并立而隔绝。五代时，辽和梁通过聘使往来，交易货物。后唐在云州北野固口与契丹互市，成为固定的贸易市场。后晋设回图务管理贸易。辽朝派遣回图使，在开封设邸店，往来贩运。立国江南的吴越、南唐也和辽朝有使臣往来，以纳贡或馈赐的方式交易货物。九四三年，辽太宗曾遣使去南唐，赠送羊、马，并出售马二百匹，买回罗、纨、茶、药等物品（陆游《南唐书》）。
辽和北宋并立，前后一百六十余年，双方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加强着北方和南方的经济联系。这种联系大致通过三个途径进行：（一）朝廷往来聘使。每年新正元旦、帝后生辰，相互遣使祝贺，带去大批珍贵礼物。对方也以大批物品“劳赐使臣”。送礼和回赐有固定的项目和数额，形成朝廷间定期和定量的物品交换。（二）官方设立的榷场（贸易场）。宋初，在镇、易、雄、霸、沧州各设榷场，与辽交易。此后随着宋、辽关系的发展而时有变化。澶渊之盟后，辽朝先后在涿州新城、朔州南和振武军，置榷场与宋贸易。宋朝在雄州、霸州和安肃军置三榷场，后又在广信军置场。榷场是由官方管理的固定的贸易场所，辽、宋都设有专官，监督交易，征取税收。（三）私人交易。在榷场以外，还有大量的私市交易，以规避税收取利。有的商人越界去对方境内贩运谋利，甚至通事（翻译人员）也和使臣私相交易。榷场禁售的货物，也多走私。通过各种走私贸易，种类繁多的大批货物，往来贩运不断。
辽朝卖给宋朝的货物，牲畜中以羊为最多。宋神宗时，河北榷场买契丹羊，每年数万只，运到汴京（开封），多瘦恶耗死，每年费钱四十余万缗。通过各种途径输入宋朝的物品，还有马匹、马具、皮革制品、毛毡、镔铁刀剑、“北珠”等。北珠是来自女真的珍珠，在宣和间，围过寸者价至二三百万，极为名贵（《铁围山丛谈》卷六）。阿保机建国前，在炭山南古汉城有盐池。据说契丹八部都取这里的盐食用。此后开采，规模更大。辽太宗得河间煮海盐，得燕云后更多采海盐。辽盐产量甚大，售价较宋朝低，自海口入界河，经雄、霸入涿、易等地。通过走私活动，辽盐大量售入宋界，宋朝官吏不能禁止。
辽朝的铜钱辽朝自宋朝输入的货物主要有：茶叶、药材、糯米、丝织品、麻布、漆器以及香料、犀角、象牙等奢侈品。
据胡峤所见上京的情形，辽朝初年，大约钱币还不甚流通。燕云地区仍然沿用五代时的旧钱。景宗时置铸钱院，铸乾亨钱。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圣宗、兴宗、道宗各朝屡铸铜钱行用。在辽、宋之间的商业贸易中，辽钱严禁出境，但宋朝的铜钱却大量流入辽朝通用。
一、渔猎畜牧 渔业契丹旧居潢河、土河间，四时捕鱼。冬春之际，江河水冻，有凿冰钩鱼法。辽朝一代，一直沿用。宋人程大昌《演繁露》记载道宗时在达鲁河（长春河）钩鱼的情况。大意是：达鲁河东连大海，正月结冰，四月解冻。钩鱼时，先使人在河上下十里间用毛网截鱼，不让鱼跑掉。在河面凿四个冰洞，叫做冰眼。三个冰眼凿薄不透冰，从这里观察鱼的动静。一个冰眼凿透，准备钩鱼。鱼在冰里日久，遇到有出水的地方，一定要来伸头吐气。等鱼到冰眼，用绳钩投去，没有钩不中的。另有一种夜间罩鱼法。辽圣宗时，宋朝的使臣宋绶来辽，听说圣宗在土河上罩鱼。在河冰上凿冰眼，举火一照，鱼都来凑集，垂下钩竿，很少能跑掉（《宋会要稿》，又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天禧五年）。
辽朝历代皇帝也经常在达鲁河或鸭子河（混同江）的春捺钵钩鱼。捕获头条鱼后设宴庆祝，称“头鱼宴”。这种捕鱼法，长久流传。元朝时，张德辉至胪朐河（胪朐音卢居lu j&），当地居民说，河中有三四尺长的大鱼，春夏秋都不能捕得，到冬天可凿冰捕获。（《塞北纪行》）直到现在，我国北方某些地区仍然沿用凿冰钩鱼法。据《北史·室韦传》记载，室韦族曾有过凿冰入水“网取鱼鳖”法。凿冰钩鱼的生产方法当是契丹劳动人民的一个创造。
射猎《唐书·契丹传》说：契丹“射猎，居处无常”。契丹建国后，仍旧长久保持狩猎生产（《辽史·游幸表序》）。契丹妇女，自后妃以下，也都长于骑射，和男子一起田猎。按照季节的不同，大体上是，春季捕鹅、鸭，打雁，四五月打麋鹿，八九月打虎豹。此外，也射猎熊、野猪、野马，打狐、兔。狩猎以骑射为主，辅以其他方法。如射鹿：在鹿群必经之地洒上盐，夜半鹿饮盐水，猎人吹角仿效鹿鸣，把鹿引到一起，聚而射之，叫做“舐鹻鹿（鹻同碱）”，又叫“呼鹿”。射鹿历来是契丹狩猎生产中的一个重要部门。《北史·契丹传》记北朝时契丹风俗，父母死三年后收尸骨焚烧，祝告说：“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野猪）鹿”。东丹王倍善画契丹人物射猎，有千鹿图为宋朝所得。辽庆陵壁画，也画有鹿的形象。捕捉鹅、雁、野鸭等飞禽，多利用饲养的鹰鹘，特别是产于东北的海东青鹰。辽朝每年都要到女真等部捕捉或强索海东青饲养。辽帝春捺钵捕鹅，先由猎人找到有鹅的地方，举旗帜为号，周围敲起扁鼓，把鹅惊起，然后放鹰捕捉，鹅坠下后，用刺鹅锥刺死，举行“头鹅宴”祝贺。春捺钵以海东青捕头鹅，带有多少固定的典礼性质。一般契丹猎人，当只是饲鹰捕捉飞禽，鹰是他们生产中的助手。契丹人又用豹作助手，驯豹捕兽。宋绶至契丹，看到引出三个豹，很是驯服，在马上依附契丹人而坐，狩猎时用它来捕兽。（《宋会要稿》）陕西乾县近年发现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出猎图》，画一骑射猎人，背后一驯豹蹲坐马背，随行出猎。又一猎人，背后豹不驯，猎人在马上回视，怒目挥拳。唐武后时，陆续收编契丹流散部落，任用契丹降将（如李楷固、李光弼）。唐人的驯豹猎兽，很可能是从契丹传来。唐壁画的情景当近似于契丹的情景。
畜牧畜牧业是辽朝契丹的主要生产部门。《辽史·营卫志》说：“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辽代契丹仍是随水草放牧，即所谓“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湩音冻dòng）（《辽史·食货志》）。但各部落实行地区性统治后，除战马外，分地以牧，各有多少固定的“分牧”地区。放牧的牲畜以驼、马、牛、羊为主。骆驼用以载运物资，也用来拉车（沈括：《熙宁使虏图抄》）。牛用来载物、拉车（迁徙有毡车，运载有大车，送终拜陵用牛车），兼供乳食。羊主要供取皮毛和肉食。马是主要的牲畜，所谓“其富以马，其强以兵”（《辽史·食货志》）。契丹射猎、放牧、交通、作战都不能离开马匹。《辽史》记载牲畜价格，分驼、马、牛、羊四等。但在牲畜中，马和羊数量最多，也最重要。述律后对辽太宗说“我有西楼羊马之富”。羊和马从来是契丹牲畜财富的代表。早自契丹建国前，历代贵族对北方游牧族作战，总要大量掳掠牲畜。建国后，被征服的各族也要每年把一定数量的牲畜进贡给辽朝。对外掳掠所得，分赐作战将士。因而牲畜的占有有官、私之分。私有数量的多少，又有了贫富之别。辽朝封建制确立后，各部出现的大批贫民，主要当是贫苦的牧民。官有的牲畜拥有极大的数量。据《辽史·道宗纪》：道宗时“牧马蕃息，多至百万”。辽朝在各地区设有“群牧使司”、“马群司”、“牛群司”等各级官员管领。边地各族历年进贡的牲畜，大概即由驻在当地的群牧官就地管理，因而天祚帝亡前，西北边地仍拥有大批的马群。大石西行时，西北各族进献马、驼、羊等大批牲畜，奠立了辽朝西迁和重建的基础。
二、农业 辽太祖阿保机采韩延徽策，安置俘掳的汉人在北地从事垦艺。此后，各投下州的汉族人民，也务农耕作。契丹封建制确立后，又出现了租种契丹、奚贵族田地的汉人佃户。九八二年，景宗诏：“诸州有逃户庄田，许番汉人承佃，供给租税”（《宣府镇志》）。宋苏辙使契丹，在中京南见奚人役使汉人佃户，有诗云：“奚君五亩宅，封户一成田，故垒开都邑，遗民杂汉佃”（《栾城集》）。据《契丹国志》记载，辽时中京一带的奚人也已从事耕种。契丹本族人民经营农耕，当始于太宗得燕云之后。《辽史·食货志》记辽朝建国前匀德实已“相地利以教民耕”。这一传说如果包含有可信的成分，当也只是个别地区的原始的耕作。太宗时才有开垦农田的明确记载。九三九年，以乌古居地水草丰美，命五院六院两部的瓯昆、乙习本、斡纳阿剌等三石烈人迁居到这里。次年，又给予海勒水一带地为农田，从事耕作。又诏有司教民播种纺绩。九四六年，诏“敢伤禾稼者，以军法论。”（据《辽史·营卫志》。同书《食货志》记述有误。）圣宗过藁城，见乙室奥隗部妇人种黍已熟，派人帮助收割，可见契丹部落中确已有部分居民参加农耕，但在契丹族的整个的经济生活中，还不如牧业的地位重要。到道宗时，农业耕作才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道宗派耶律唐古率部在胪朐河边垦田，收获后即移屯镇州。耶律唐古在镇州连续十四次获得丰收，积粟几十万斛。马人望为中京度支使，到任半年，经营得法，也积粟十五万斛。东京道的咸、信、苏、复等五十多城，都设置了和籴仓，粜陈籴新，允许百姓借贷，收息二分，各处所积不下二三十万石。《辽史·食货志》说：“辽之农谷，至是为盛”。
燕云十六州的汉人地区是辽朝农业的基地。辽朝统治者多次下诏募民垦荒，开辟农田。九九五年，准许昌平、怀柔等县百姓开垦荒地。九九七年，募民耕种滦州荒地，免租赋十年。一○八九年，辽道宗赐给山西灵丘一所庙宇山田一百四十多顷。这个事实说明山区也已大批开辟了山田。
辽朝农作物，燕云地区仍以稻、麦为主。九八七年，李仲宣撰《祐唐寺创建讲堂碑记》说，蓟州“地方千里，籍冠百城，红稻青粳，实鱼盐之沃壤。”一○六四年，道宗下令禁止南京百姓决水种植粳稻。天祚帝时，燕京“稻粱之属，靡不毕出”。蓟州三河县北乡有寺庄一所，景宗乾亨（九七九——九八三年）以前，垦田三十顷，其中种麦一千亩，都是上等的好田。
辽朝在农耕方面也有所创造。宋朝派往辽朝的使臣王曾记述他所看到的情形说，自过古北口，居民都住草房板屋耕种，没有桑柘等树木，因为怕吹沙壅塞田地，种地都在垄上。《辽史·食货志》也说：辽地多半是沙碛，三时多寒，春秋要及时耕种收获，种黍要因地势高下，与中原不同。辽朝在北方风沙地带，因地势高下在垅上作垅田，是劳动人民的一个创造。
辽宁赤峰辽墓出土铁铲 辽宁昌图八面城辽代城址出土铜铧范 辽宁阜新辽代城址出土铁锄稻、麦、粱、黍之外，契丹旧地又多种穄（音记jì，糜子米）。《五代会要》说，奚人种穄，秋收后在山下作窖储存，煮穄作粥。《后汉书·乌桓传》说，乌桓居地宜于种穄。大概自东汉以来，就有种穄的传统。宋朝使臣去辽，辽朝多以乳粥诗客（朱彧《萍洲可谈》，王洙《谈录》）。梅圣俞《送景纯使北》诗：“朝供酪粥冰生碗，夜卧毡庐月照沙”（《宛陵先生集》）。乳粥或酪粥当是用穄制成。宋朝杂变税中有穄米一种。《东京梦华录》记载，宋朝京城开封，中元节时沿街卖穄米饭，用来祭祀祖先。种穄非辽朝所特有，但在契丹、奚的农作物中，奚是较为重要的一种。
汉地所无而辽朝已先有的作物是西瓜。辽太宗灭后晋后，晋同州郃阳县令胡峤随萧翰入辽，七年后逃到后周，撰《陷北记》记述在辽朝的见闻。胡峤说，自上京东行到一处平川，多草木，始吃西瓜。据说是契丹破回鹘得此瓜种，施用牛粪搭棚种植。瓜的大小象中原的冬瓜，但味道很甜。（《契丹国志》胡峤：《陷北记》）在唐人文献中，不见有关西瓜的记载。胡峤的记述也说明，前此汉地并无西瓜。（李时珍《本草纲目》主此说）辽朝自回鹘得瓜种，移植成功，以后传入金、宋，才逐渐为汉族农民普遍种植。西瓜自回鹘传入契丹，又自契丹传给汉族，在我国各族人民的经济交流史上，是一个值得记述的事件。
西辽灭亡后，耶律楚材于一二二二年到河中府，有诗云：“万顷青青麦浪平”，“冲风磨旧麦，悬碓杵新粳。”描写出当地农业稻、麦丰收的繁荣景象。辽朝统治下的契丹族、汉族以及其他各族人民，不仅开发了我国的东北地区，也使西辽统治地区的农业得到了发展。
三、手工业 铁冶在辽代的手工业中，冶铁占有重要的地位。契丹建国前，已开始有铁。阿保机征服室韦后，又有坑冶。胡峤《陷北记》说：室韦有三族，地多铜铁金银，室韦人制作的铜、铁器很精好（又见《辽史·食货志》）。大抵契丹从室韦人那里学得了坑冶法。阿保机灭渤海后占据广州，本渤海铁利府，改名铁利州。此地原为渤海铁冶地区，多有铁矿，成为辽朝的一个铁冶基地。阿保机又以渤海俘户在上京道饶州置长乐县，内一千户冶铁纳贡。宋朝使臣王曾在柳河馆西北，也见有渤海人就河漉沙石炼铁。渤海在唐时即擅长冶铁。《新唐书·渤海传》以渤海“位城之铁”为名贵出产之一。渤海冶铁术传入契丹，推动了辽朝冶铁业的发展。辽朝东京道尚州东平县有铁矿，采炼者三百户，按赋税制度供铁。阿保机南征幽、蓟，在还军路上发现银、铁矿，命置矿冶。冶炼者可能是俘掳来的汉族人民。契丹奴隶采炼的铁矿，有柳湿河、三黜古斯和手山三处。起初冶炼者是诸斡尔朵和大族（皇族）的奴隶，圣宗时置为曷术（铁）部。柳湿河和三黜古斯的今地，还不能确指，手山就是今鞍山的首山。首山附近曾发现过深达十八米的辽代矿坑，更加证明：辽朝的奴隶们是鞍山铁矿的最早的开采者。鞍山铁矿，现在经过我国钢铁工人的辛勤开发，已经建设成社会主义的钢铁基地。追本溯源，辽朝奴隶们创始的功绩，是值得纪念的。
辽东一带，自西汉以来即在平郭设有铁官冶铁。辽阳汉墓曾有大批铁器出土。辽朝的铁冶也多在这一地区，所以在东京设户部司管领。在辽朝的铁冶业中，又以冶炼镔铁最为著称。《金史·太祖纪》说：“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于是国号大金”。金朝依女真完颜部住地按出虎（女真语，义为金）水为国号，辽朝可能也是依辽水建号。《金史》所纪，出于附会，不甚可信。但辽朝号称出产镔铁，却是事实。镔铁是一种精炼的铁，接近于钢，或者即可认作是钢的一种（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有此说）。《隋书·西域传》载波斯产镔铁。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说罽宾（罽音记j@）也产镔铁。《契丹国志》记大食等国向契丹贡献的物品中有“宾铁兵器”。辽初，大食仅“来贡”一次，《辽史》不载贡品，《国志》所记是否有据，不可知。大食的镔铁可能对辽有所影响，但显然不起决定的作用。沙俄的布勒士奈得在《中世纪研究》中说，镔铁是在十二世纪时由阿拉伯传入中国。他完全忽视了早在十世纪时辽朝以产镔铁著称的事实。王曾去契丹，至打造部落馆见有“番户”百余，锻铁为兵器。辽朝贺宋朝正旦，有镔铁刀作礼物。辽朝拥有丰富的铁矿，经过室韦、渤海、契丹和汉族等各族劳动人民交流冶铁技术，锻炼出质量较高的铁或较低的钢，是可能的。
辽宁建平辽墓出土双龙纹鎏金银冠 辽宁赤峰辽墓出土银壶金银阿保机俘掳蔚县汉族人民，在泽州立寨“采炼陷河银冶”（《辽史·地理志》），又在征幽蓟还军道上，发现银铁矿，命令开采。灭渤海后，在富州置银冶，改名银州。圣宗时，在潢河北阴山及辽河之源各得金银矿，开矿采炼。现存辽代的石刻碑记中也反映出，辽朝境内的银冶存在于许多地区。大抵辽朝的金银矿，以汉族人民为主，与渤海、契丹等各族人民共同冶炼，并共同发展了金、银手工业。近年辽宁、河北各地出土大批辽代鎏金和银制手工艺品，包括鎏金马具、饮食用具、各种首饰和佛教器物，这些金银制品继承了汉族手工业者的传统技艺，又溶合了契丹族的某些特有的风格。
马鞍和车宋太平老人著《袖中锦》以“契丹鞍”与端砚、蜀锦、定瓷等并列，称“天下第一”。契丹劳动人民制作的马鞍，不仅在辽朝，而且在全中国的各民族中享有盛名，是辽代手工业的又一个成就。辽朝回赐西夏等国贡使物件，有金涂鞍辔马，素鞍辔马，赐给宋朝的礼物中还有涂金银龙凤鞍勒、银鞍。一九五四年，赤峰市大营子发掘辽驸马卫国王墓，出土有银质鎏金鞍饰，铸有精细的花草纹。银质鎏金鞍桥饰，铸作双龙戏珠纹，极为精美。契丹以鞍马为家，对马具的制作特为讲求，在当时我国各民族中，确是无与伦比。
辽宁赤峰辽墓出土马具三组 辽宁赤峰辽墓出土车马器辽朝还有专业的车工，在打造馆造车。沈括说：“契丹之车，皆资于奚。”大约奚族制车，比契丹更为精良。
辽宁赤峰辽墓出土鎏金银鞍桥纺织辽朝的纺织业，燕云十六州的汉人地区，在唐五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渤海地区，唐时曾以出产布、绵、绸著称。早在阿保机时，即驱掳汉地数州士女到契丹，传播了纺织技术。辽朝建国后，随着各民族的经济交流和农业的发展，在契丹、奚等族的旧地，也有了纺织业生产。胡峤记辽初上京的情况是“交易无钱而用布”。大抵当时布匹（麻布）已普遍生产。辽朝得燕云后，丝织业逐渐发展成颇大的规模。辽都上京有绫锦院诸工作坊，织工主要是汉人。祖州也有绫锦院，有契丹、汉、渤海等族手工业者三百人纺织，供辽朝皇室需用。辽朝以定州的汉人俘户在中京道建宜州，也从事纺织。《辽史》称，宜州“民工织纴，多技巧”。灵河（大凌河）沿岸灵、锦、显、霸四州植桑麻，居民无田租，只供蚕织。圣宗时曾以显州交纳的绫锦，赏赐左右贵族。《辽史·礼志》记辽朝贵族的礼服有锦袍、白绫袍、绛纱袍。辽朝对外赠送或赐与的物品中，有绫、罗、绮、锦、纱、穀、缎等多种，可见丝织业的发达。赤峰辽驸马卫国王墓出土有平金的丝织物。近年辽宁翁牛特旗发现辽壁画木槨墓。墓室中死者夫妇卧于尸床上，铺盖丝织的被褥衣衾。墓中出土有各色绫、罗、织锦、刺绣，并有刻丝和印染丝罗，显示出辽朝丝织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辽宁北票辽墓出土绿釉长颈凤首瓶制瓷辽代手工业中另一特出的成就，是著名的辽瓷。瓷器是汉族劳动人民的一个重要的创造。辽代汉族、契丹等各族人民，在唐、五代制瓷技术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创造。近年各地陆续发现大批辽墓和一些遗址，出土有大量辽瓷。分布的地区遍及辽代的南京、上京、东京以及现在的赤峰、建平、沈阳等地。出土瓷器有白瓷、青瓷、三彩以及细胎白黑瓷器、缸胎杂色大型瓷器和翠绿釉瓷等多种，明显地承袭唐和五代的传统，而又有所发展。适应契丹族鞍马毡帐的生活需要，辽瓷还出现一些新形制：如鸡冠壶，鸡腿坛，长颈瓶等。鸡冠壶仿照契丹皮袋的形式，壶上有环梁或穿孔，便于马上携带，更是辽瓷中最有代表性的特产。辽宁一些地区出土的三彩印花方碟和长盘，也是辽瓷所特有。辽瓷中也有不少汉族用品，如杯、盘、瓶、盂等，形制和质地与五代和宋朝的产品大致相同或相似。辽朝境内契丹与汉族居民长期共居，象在经济上政治制度上曾经两者并存一样，反映在文化上以至生活用品上，存在不同的风格，是自然的。辽朝与宋朝在经济上相互交流，也必然要相互发生影响。辽瓷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仿照北宋定州窑烧造的，称为“仿定”。这些瓷器，在造型上受唐代瓷器风格的影响，在工艺上则接近或达到了北宋定瓷的水平。北京门头沟区龙泉瓷窑遗址发现很多“仿定”瓷片，与北京地区辽墓出土瓷器相同。近年出土辽瓷，地区分布甚广，数量甚多，说明辽朝制瓷业甚为发达。有的辽墓葬，随葬品很少，无金银器或铜器，但也有少量瓷器。这也表明：瓷器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用品。
辽宁北票辽墓出土“龙鱼”形青瓷水盂 辽宁北票辽墓出土定窑莲花带盖注壶辽朝燕云地区也出现了类似宋朝的“作”的手工业组织。“作”的首领叫做“作头”和“都作头”。一○五七年建造的房山县良乡镇清凉寺千佛像石幢，就是由姓王的“燕京作头”父子雕制的。有些辽朝的石刻还署有“盖阁都作头”、“盖殿宝塔都作头”等名称。
四、商业贸易 辽朝得燕云后，以幽州为南京，在辽阳设东京。承天后、圣宗时又在奚族旧地设中京（大定府）。兴宗改云州为西京（大同府），与上京合称五京。五京是辽朝政治重心，也是商业交通的重心。上京的城邑建制，如幽州制度。南城叫做汉城，是汉人集中的居住区，有楼对峙，下列市肆，经营商业。南门之东有回鹘营，回鹘商贩聚集居住。中京城由燕蓟的汉族良工营建，自朱夏门入，街道东西有廊舍三百间，居民在廊舍下布列店肆（列廛肆庑下）。东京外城称汉城，河北汉人在此聚居，有南、北市。早晨在南市，午后在北市交易。上京、中京、东京的商业区都在城南。南京依旧制，商市在城北，陆海百货都要聚集在北市买卖。西京大同府主要是军事城镇，商业远不如南京发达。辽朝皇室百官驻在捺钵时，也往往有临时的市场，交易货物。辽朝设“行宫市场巡检使”管理。沈括在宋神宗时去辽朝，见到“小民之为市者，以车从之于山间。”（《熙宁使虏图抄》）各州县则有市集。
辽中京道惠州城址出土的兽面纹瓦当 辽中京城址出土的辽三彩盘隋、唐以来，历史形成的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并没有由于辽朝和五代、宋朝的政权并立而隔绝。五代时，辽和梁通过聘使往来，交易货物。后唐在云州北野固口与契丹互市，成为固定的贸易市场。后晋设回图务管理贸易。辽朝派遣回图使，在开封设邸店，往来贩运。立国江南的吴越、南唐也和辽朝有使臣往来，以纳贡或馈赐的方式交易货物。九四三年，辽太宗曾遣使去南唐，赠送羊、马，并出售马二百匹，买回罗、纨、茶、药等物品（陆游《南唐书》）。
辽和北宋并立，前后一百六十余年，双方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加强着北方和南方的经济联系。这种联系大致通过三个途径进行：（一）朝廷往来聘使。每年新正元旦、帝后生辰，相互遣使祝贺，带去大批珍贵礼物。对方也以大批物品“劳赐使臣”。送礼和回赐有固定的项目和数额，形成朝廷间定期和定量的物品交换。（二）官方设立的榷场（贸易场）。宋初，在镇、易、雄、霸、沧州各设榷场，与辽交易。此后随着宋、辽关系的发展而时有变化。澶渊之盟后，辽朝先后在涿州新城、朔州南和振武军，置榷场与宋贸易。宋朝在雄州、霸州和安肃军置三榷场，后又在广信军置场。榷场是由官方管理的固定的贸易场所，辽、宋都设有专官，监督交易，征取税收。（三）私人交易。在榷场以外，还有大量的私市交易，以规避税收取利。有的商人越界去对方境内贩运谋利，甚至通事（翻译人员）也和使臣私相交易。榷场禁售的货物，也多走私。通过各种走私贸易，种类繁多的大批货物，往来贩运不断。
辽朝卖给宋朝的货物，牲畜中以羊为最多。宋神宗时，河北榷场买契丹羊，每年数万只，运到汴京（开封），多瘦恶耗死，每年费钱四十余万缗。通过各种途径输入宋朝的物品，还有马匹、马具、皮革制品、毛毡、镔铁刀剑、“北珠”等。北珠是来自女真的珍珠，在宣和间，围过寸者价至二三百万，极为名贵（《铁围山丛谈》卷六）。阿保机建国前，在炭山南古汉城有盐池。据说契丹八部都取这里的盐食用。此后开采，规模更大。辽太宗得河间煮海盐，得燕云后更多采海盐。辽盐产量甚大，售价较宋朝低，自海口入界河，经雄、霸入涿、易等地。通过走私活动，辽盐大量售入宋界，宋朝官吏不能禁止。
辽朝的铜钱辽朝自宋朝输入的货物主要有：茶叶、药材、糯米、丝织品、麻布、漆器以及香料、犀角、象牙等奢侈品。
据胡峤所见上京的情形，辽朝初年，大约钱币还不甚流通。燕云地区仍然沿用五代时的旧钱。景宗时置铸钱院，铸乾亨钱。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圣宗、兴宗、道宗各朝屡铸铜钱行用。在辽、宋之间的商业贸易中，辽钱严禁出境，但宋朝的铜钱却大量流入辽朝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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