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蕃部起义和封建关系的发展 夏崇宗娶汉人曹氏女，生子仁孝，又娶宋降臣任得敬女立为皇后。一一三九年六月，夏崇宗乾顺死，子仁孝年十六岁，即皇帝位（仁宗）。任后和母曹妃，并立为太后。仁宗即位，娶党项大族罔氏女为后。罔后好汉礼，是后族中趋向封建化和接受汉文化的代表。
任太后父任得敬原是宋西安州通判。夏崇宗攻破西安州，任得敬出降。任得敬献女给崇宗，擢任静州防御使。任女立为后，任得敬又升任静州都统军。辽朝扈从成安公主来夏的萧合达，在夏国任夏州都统。萧合达见辽天祚帝败亡，成安公主绝食死，一一四○年四月，乘仁宗新立，据夏州起兵，联络阴山和河东契丹人，图谋拥立辽朝皇室后裔，恢复辽朝。六月，合达围攻西平府，夏守将罔存礼战败。七月，合达分兵攻下盐州。八月，任得敬自静州出兵，十月收复夏州，进攻盐州。萧合达败死。任得敬作战有功，威震河南，被擢任为翔庆军都统军，封西平公。任得敬领兵在外，夏国朝中军政仍然掌握在晋王察哥、中书令濮王仁忠等皇室贵族的手里。
一、哆讹等领导的蕃部起义的失败 夏崇宗统治时期，随着皇权统治的巩固和领域的扩展，夏国贵族掠夺到大量的社会财富。他们在日趋封建化和接受汉文化的同时，也象汉族贵族地主那样，过起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而广大的党项部民则遭受着残酷的压榨，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晋王察哥当权，“贿货公行，威福自用”，抢夺民间园宅，建宅第数处。年已七十余，仍是姬妾成群。察哥多方搜刮，蕃、汉人民都极厌苦。贵族世家，也都以奢侈相尚。党项居民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残酷的统治。
一一四二年，夏国发生饥荒，民间一升米要卖百钱。一一四三年三月，国都兴庆府发生强烈地震。余震一月不止。官私庐舍、城壁塌坏，人畜死亡上万。四月，夏州地裂，涌出黑沙，阜高数丈，陷没居民数千人。七月，又出现大规模的饥荒。党项部民没有粮食可吃。遭受残酷压榨的部民，更加无法活下去了。
一一四三年七月，威州大斌部、静州埋庆部、定州竾浪（竾音池ch0）、富儿等部同时发动武装起义。较大的队伍上万人，较小的也有五、六千人。起义者攻打州城。州将出兵镇压，都被起义者击败。党项起义队伍胜利进军，为夏国的历史写下了壮丽的一页。
十月间，夏仁宗命任得敬领大兵镇压。任得敬出兵，陆续屠杀和瓦解了各州起义队伍。定州竾浪、富儿两部依险拒守，对夏官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任得敬在夜间发兵，偷袭起义者的营寨。起义领袖哆讹被杀牺牲，起义遭到镇压而失败了。
党项族的起义对夏国奴隶主和封建主贵族的统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起义显示了党项族人民和我国其他各族人民一样，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
二、封建关系的发展 夏国自建立时起，在它的统治区内即存在着奴隶制和封建制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这两种制度并存于同一个社会里，不能不相互斗争又相互渗透，它反映在上层建筑的领域，就又和蕃礼与汉礼之争溶合在一起。随着历史的推移，封建制在斗争中逐渐得到发展，而自夏崇宗到夏仁宗时，更进而在夏国占据了统治的地位。封建关系的急剧发展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和条件：（一）夏国境内封建制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影响以至取代奴隶制，越来越在社会关系中占居优势。夏崇宗依附金朝确立了自己的领域，更加促进了封建关系的发展。（二）夏崇宗统治时期，依附辽、宋，基本上停止了对宋朝边地的大规模掳掠。金朝建立后，夏国依附金朝求自保，更无力对金作战。奴隶制的发展，是以不断开展对外掳掠以补充奴隶的来源为条件的。夏国处在强大的金朝的威胁下，基本上失掉了对外掳掠的条件。夏国断绝了自外界补充奴隶的来源，不能不由奴隶制加速地向封建制转化。（三）夏国统治集团的内部一直存在着发展奴隶制和转向汉族封建制的两种势力的斗争。自毅宗谅祚以来，经过近百年间的反复搏斗，到仁宗仁孝时，奴隶主保守势力已经遭到失败，趋向封建化的力量取得了胜利并且在贵族中巩固了自己的统治。这就使夏国封建关系的急速发展，有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四）夏国党项部民的起义虽然遭到镇压而失败，但它打击了党项贵族的统治，暴露了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从而推动了夏国进一步向着封建制的道路发展。
仁宗仁孝即位时，夏国已经具备了上述的几个条件，此外，还有一个外部的重要条件，即新兴的金国正在全力南下，侵掠南宋。夏国不再有外部的威胁，从而获得了较为稳定的发展环境。仁宗在位五十五年，是夏国统治时期最长的皇帝。在这期间，夏国的统治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在崇宗时发展了封建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封建制的统治，完成了夏国封建化的过程。
封建土地所有制夏国建立以来，即存在着封建制的土地占有关系。夏仁宗制定法令，完全确立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皇室占田——早在夏惠宗秉常时，皇室即没有所谓“御庄”、“御仓”。夏惠宗在新占领的兰州龛谷川和鸣沙州都有“御庄”、“御仓”的设置。这可能是来源于西夏士卒的屯田，后来其中一部分即转为皇室所私有。大约在仁宗时制定的西夏文的《新法》中曾记载：“从来就已利用的渠道、土地、水等，永远属于国君和个人所有。”国君成为夏国最大的地主。
贵族地主占田——夏国党项贵族地主的占田，主要来源于两个途径。一是领受国家的赐田。《新法》中规定，夏国所有的居民，诸王、官员和庶民“可以使用国君赏赐的土地。”大约夏国的土地原来在原则上都属于国家所有，国君有权赏赐给奴隶主贵族使用。但长期占用的结果，便事实上属于贵族。《新法》明确规定了永远属于个人所有，土地私有制完全确立了。贵族占田的另一个途径，是依恃权势扩占。如没藏讹庞、梁乙埋等都曾迫使夏民侵耕边地，而把收入归为己有。土地私有制确立后，夏国又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贵族地主也可以通过买田来扩大土地占有。
农民小所有田——仁宗天盛年间（一一四九——一一六九年）修订的《天盛年改新定律令》（即《天盛律令》）规定：生荒地归开垦者所有，他和他的族人可永远占有，并有权出卖。这个规定确立了农民的小所有制。但垦田既可以出卖，就不免被地主所兼并。
地租和赋税——《天盛律令》和《新法》记载有夏国的赐田，每亩田应交地租的数额。说明封建地租已是普遍的剥削方式。夏国也渐实行赋税制，向土地占有者征收赋税。《天盛律令》详细规定了土地买卖法。土地所有者买卖土地要呈报官府，并在官府的赋税册上勾掉卖主的姓名，改填买主。一一四三年，兴庆府和夏州发生强烈地震时，夏仁宗下令，二州人民遭地震，家中死二人者，免租税三年；死一人者，免租税二年。受伤者，免租税一年。这个命令，反映出夏国征收赋税的制度，已在各地普遍地实行了。
疆域、政治制度、法律夏仁宗时，夏国确定了辽阔的疆域。在封建的经济关系发展的同时，政治制度和法律也进一步革新和完善起来。
一一四六年金朝再次割地后，夏国直接统治二十二州。黄河之南，领有九州：灵州、洪州、宥州、银州、夏州、石州、盐州、会州、南威州。黄河之西九州：兴州（兴庆府）、定州、怀州、永州、凉州、甘州、肃州、沙州、瓜州。熙、秦河外领有四州：西宁州、乐州、廓州、积石州。此外，夏国还先后领有静州、胜州、龙州、韦州（灵州东南）、伊州，以及崇宗时领有的陕西北部地和仁宗时金朝割给的德威城定边军。领域的扩展，使政治制度需要改革和统一。仁宗时骨勒茂才撰《番汉合时掌中珠》记载这时的地方官制，在各州设置了州主、通判、正听、都案等官职。
夏国中央的官制，原来是蕃、汉两个体系并列。但崇宗、仁宗时，自中书令、御史大夫以下的汉制官员，也多由党项贵族充任。一一六二年，仁宗又把中书省、枢密院移到宫廷内门之外，以备顾问。这些状况说明，在夏国官制中，汉制逐渐代替蕃制，成为主要的政治制度。
《掌中珠》关于刑法的记述，说明夏国的司法也在逐渐完善。如记载诉讼程序，官府接诉状后，把犯人枷在狱里追查证据。如不招供，即严刑拷打，逼使“伏罪入状”。伤人致死，赔偿死者的“命价”。
仁宗时编纂的西夏文《天盛年改新定律令》，依据前代律令增补修改，全书共二十册。卷首列编纂者和汉文译者的姓氏，是参考宋代政书体例而编修的一部政治制度和法令的汇编。以后，又编纂《新法》，续有增补。
科举学校夏仁宗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项重大的改革，是仿照宋朝的制度，实行科举。一一四七年八月，仁宗正式策试举人，立唱名法。又设立童子科。通过科举策试任用官员，是对拥有政治特权的贵族的一个限制，但广泛任用文人执政，又不能不使夏国统治集团走向文弱了。
实行科举，就必须广设学校培养生员。夏崇宗时设立国学，招收贵族子弟三百人。一一四四年六月，仁宗下令各州县普遍设立学校，增子弟员至三千人。又在皇宫中立小学，设教授，宗室子孙七岁至十五岁都可入学学习。一一四五年七月，建立太学。一一四六年三月，尊孔丘为文宣帝。一一四八年三月，又建内学，仁宗亲选名儒主持讲授。
学校讲授汉学，主要是儒学。科举也以儒学取士。夏仁宗从多方面接受汉文化，模仿宋朝，是封建关系确立后的反映，从这方面说，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任得敬“分国”的失败 仁宗仁孝初立，任得敬先后领兵镇压契丹萧合达和哆讹等领导的党项起义，逐渐扩大了他的军事力量。任得敬以外戚而握重兵，封西平公，成为权势显赫的军阀。一一四七年，任得敬上表请求自西平入朝，企图参预国政。濮王仁忠和御史大夫热辣公济等向仁宗谏告，说：“从古外戚擅权，国无不乱”，“任得敬未必没有异心”。仁宗纳谏，不准任得敬入朝。一一四八年十一月，中书令、濮王仁忠病死。一一四九年，任得敬用金珠向晋王察哥行贿，察哥请仁宗召任得敬为尚书令。一一五○年，又为中书令。一一五六年，晋王察哥死，任得敬进为国相。仁忠、察哥等皇室重臣相继病死，任得敬在朝更加无所顾忌。一一五七年，任得敬以弟任得聪为殿前太尉，任得恭为兴庆府尹。此后，又任族弟任得仁为南院宣徽使，侄任纯忠为枢密副都承旨。夏国党项贵族习尚汉文化，日趋文弱。夏国的军政权逐渐地被汉人军阀任氏所窃夺。
一一六○年，任得敬对仁宗尊崇儒学极为不满，上疏请废学校，说“经国在乎节俭，化俗贵有权衡”，夏国地瘠民贫，士多而滥，廪禄浩繁，供养不起。养士之法，难以行于夏国。这实际上是企图废弃科举取士，以便任氏独揽政权。仁宗不予采纳。这年，任得敬又进爵楚王，出入仪从，几乎同于皇帝。一一六五年，任得敬驻营西平府，征发民夫十万修筑灵州城，以他直接统辖的翔庆军监军司所，建造宫殿。任得敬篡国的阴谋，日益显露了。
天盛三年（一一五一年）造西夏官印 任得敬在朝专横日甚，朝中蕃、汉大臣和宗室贵族多被排斥或诬陷。只有御史大夫热辣公济等鲠直（鲠音梗g7ng）之士，敢于同任得敬抗争。一一六九年二月，热辣公济上疏，直接指斥任得敬身为国亲“擅权宠，作威福”，请予罢斥。任得敬大怒，要借故杀热辣公济。仁宗令热辣公济罢官回乡，得免被害。
任得敬擅权专政，又领兵二十年，握有军权，仁宗受他威胁，不能制驭。一一六九年四月，任太后病死。一一七○年闰五月，任得敬公然胁迫夏仁宗“分国”，分夏国之半归他统治。夏仁宗被迫分西南路及灵州啰庞岭地归任得敬，建号楚国。任得敬又胁迫仁宗派遣左枢密使浪讹进忠等去金朝奏报，求给任得敬封号。金世宗同尚书令李石等商议说：“有国之主，岂肯无故分国与人。此必权臣逼夺，非夏王本意。况夏国称藩岁久，一旦迫于贼臣，朕为四海主，怎能容忍此举？倘若他无力自治，当发兵诛灭。”金世宗下诏给夏仁宗说：“自我国家戡定中原，怀柔西土。始则画疆于乃父，继而赐命于尔躬”，“今兹请命，事颇靡常，未知措意之由来，续当遣使以询”。金世宗退回了夏国的贡物，拒不承认楚国。
任得敬遭到金朝的反对，阴谋附宋自立。夏仁宗得到金朝的支持，策划诛任自保。一一七○年八月，任得敬密通宋朝，宋四川宣抚使虞允文派使者以蜡丸书回报任得敬，约夹攻金朝。宋密使被夏国捕获。夏仁宗拿到这项铁证，先命弟仁友等诱捕任得聪、任得仁等，在八月三十日设计杀任得敬，并杀任党。夏仁宗取得胜利，派遣殿前大尉芭里昌祖等到金朝奏报，并把宋使和蜡丸书一起献给金朝。
夏国蕃、汉学教授斡道冲，遭到任得敬的排挤。夏仁宗杀任党，任斡道冲为中书令，又进为国相。朝中文臣多奉斡道冲为师。斡道冲执政，夏国又转危为安了。
任得敬分国阴谋的失败，是西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夏仁宗在金朝支持下诛灭任党，避免了割据分裂，巩固了夏国的封建制统治。但夏仁宗受制于汉人军阀的事实，也暴露了夏国皇室军事权力的削弱。夏崇宗削除贵族的兵权，轻武重文。仁宗时，随着国家的安定和封建关系的发展，党项贵族日益沉湎于腐朽的地主生活，侈靡挥霍，逐渐失掉崇尚骑射的武风。崇尚儒术和科举取士的结果，也使统治集团日趋于文弱。任得敬等军阀的专横，正是反映着夏国统治力量的衰弱和空虚。夏仁宗统治的半个多世纪，是夏国确立了封建制的统治，走向稳定和经济、文化发展的时期，也是日趋汉化，轻武崇文，走向安逸保守，由盛而衰的时期。夏仁宗用文臣领袖斡道冲执政，稳定了夏国的统治，但并没有扭转兵政废弛的局面。
任太后父任得敬原是宋西安州通判。夏崇宗攻破西安州，任得敬出降。任得敬献女给崇宗，擢任静州防御使。任女立为后，任得敬又升任静州都统军。辽朝扈从成安公主来夏的萧合达，在夏国任夏州都统。萧合达见辽天祚帝败亡，成安公主绝食死，一一四○年四月，乘仁宗新立，据夏州起兵，联络阴山和河东契丹人，图谋拥立辽朝皇室后裔，恢复辽朝。六月，合达围攻西平府，夏守将罔存礼战败。七月，合达分兵攻下盐州。八月，任得敬自静州出兵，十月收复夏州，进攻盐州。萧合达败死。任得敬作战有功，威震河南，被擢任为翔庆军都统军，封西平公。任得敬领兵在外，夏国朝中军政仍然掌握在晋王察哥、中书令濮王仁忠等皇室贵族的手里。
一、哆讹等领导的蕃部起义的失败 夏崇宗统治时期，随着皇权统治的巩固和领域的扩展，夏国贵族掠夺到大量的社会财富。他们在日趋封建化和接受汉文化的同时，也象汉族贵族地主那样，过起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而广大的党项部民则遭受着残酷的压榨，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晋王察哥当权，“贿货公行，威福自用”，抢夺民间园宅，建宅第数处。年已七十余，仍是姬妾成群。察哥多方搜刮，蕃、汉人民都极厌苦。贵族世家，也都以奢侈相尚。党项居民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残酷的统治。
一一四二年，夏国发生饥荒，民间一升米要卖百钱。一一四三年三月，国都兴庆府发生强烈地震。余震一月不止。官私庐舍、城壁塌坏，人畜死亡上万。四月，夏州地裂，涌出黑沙，阜高数丈，陷没居民数千人。七月，又出现大规模的饥荒。党项部民没有粮食可吃。遭受残酷压榨的部民，更加无法活下去了。
一一四三年七月，威州大斌部、静州埋庆部、定州竾浪（竾音池ch0）、富儿等部同时发动武装起义。较大的队伍上万人，较小的也有五、六千人。起义者攻打州城。州将出兵镇压，都被起义者击败。党项起义队伍胜利进军，为夏国的历史写下了壮丽的一页。
十月间，夏仁宗命任得敬领大兵镇压。任得敬出兵，陆续屠杀和瓦解了各州起义队伍。定州竾浪、富儿两部依险拒守，对夏官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任得敬在夜间发兵，偷袭起义者的营寨。起义领袖哆讹被杀牺牲，起义遭到镇压而失败了。
党项族的起义对夏国奴隶主和封建主贵族的统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起义显示了党项族人民和我国其他各族人民一样，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
二、封建关系的发展 夏国自建立时起，在它的统治区内即存在着奴隶制和封建制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这两种制度并存于同一个社会里，不能不相互斗争又相互渗透，它反映在上层建筑的领域，就又和蕃礼与汉礼之争溶合在一起。随着历史的推移，封建制在斗争中逐渐得到发展，而自夏崇宗到夏仁宗时，更进而在夏国占据了统治的地位。封建关系的急剧发展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和条件：（一）夏国境内封建制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影响以至取代奴隶制，越来越在社会关系中占居优势。夏崇宗依附金朝确立了自己的领域，更加促进了封建关系的发展。（二）夏崇宗统治时期，依附辽、宋，基本上停止了对宋朝边地的大规模掳掠。金朝建立后，夏国依附金朝求自保，更无力对金作战。奴隶制的发展，是以不断开展对外掳掠以补充奴隶的来源为条件的。夏国处在强大的金朝的威胁下，基本上失掉了对外掳掠的条件。夏国断绝了自外界补充奴隶的来源，不能不由奴隶制加速地向封建制转化。（三）夏国统治集团的内部一直存在着发展奴隶制和转向汉族封建制的两种势力的斗争。自毅宗谅祚以来，经过近百年间的反复搏斗，到仁宗仁孝时，奴隶主保守势力已经遭到失败，趋向封建化的力量取得了胜利并且在贵族中巩固了自己的统治。这就使夏国封建关系的急速发展，有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四）夏国党项部民的起义虽然遭到镇压而失败，但它打击了党项贵族的统治，暴露了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从而推动了夏国进一步向着封建制的道路发展。
仁宗仁孝即位时，夏国已经具备了上述的几个条件，此外，还有一个外部的重要条件，即新兴的金国正在全力南下，侵掠南宋。夏国不再有外部的威胁，从而获得了较为稳定的发展环境。仁宗在位五十五年，是夏国统治时期最长的皇帝。在这期间，夏国的统治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在崇宗时发展了封建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封建制的统治，完成了夏国封建化的过程。
封建土地所有制夏国建立以来，即存在着封建制的土地占有关系。夏仁宗制定法令，完全确立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皇室占田——早在夏惠宗秉常时，皇室即没有所谓“御庄”、“御仓”。夏惠宗在新占领的兰州龛谷川和鸣沙州都有“御庄”、“御仓”的设置。这可能是来源于西夏士卒的屯田，后来其中一部分即转为皇室所私有。大约在仁宗时制定的西夏文的《新法》中曾记载：“从来就已利用的渠道、土地、水等，永远属于国君和个人所有。”国君成为夏国最大的地主。
贵族地主占田——夏国党项贵族地主的占田，主要来源于两个途径。一是领受国家的赐田。《新法》中规定，夏国所有的居民，诸王、官员和庶民“可以使用国君赏赐的土地。”大约夏国的土地原来在原则上都属于国家所有，国君有权赏赐给奴隶主贵族使用。但长期占用的结果，便事实上属于贵族。《新法》明确规定了永远属于个人所有，土地私有制完全确立了。贵族占田的另一个途径，是依恃权势扩占。如没藏讹庞、梁乙埋等都曾迫使夏民侵耕边地，而把收入归为己有。土地私有制确立后，夏国又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贵族地主也可以通过买田来扩大土地占有。
农民小所有田——仁宗天盛年间（一一四九——一一六九年）修订的《天盛年改新定律令》（即《天盛律令》）规定：生荒地归开垦者所有，他和他的族人可永远占有，并有权出卖。这个规定确立了农民的小所有制。但垦田既可以出卖，就不免被地主所兼并。
地租和赋税——《天盛律令》和《新法》记载有夏国的赐田，每亩田应交地租的数额。说明封建地租已是普遍的剥削方式。夏国也渐实行赋税制，向土地占有者征收赋税。《天盛律令》详细规定了土地买卖法。土地所有者买卖土地要呈报官府，并在官府的赋税册上勾掉卖主的姓名，改填买主。一一四三年，兴庆府和夏州发生强烈地震时，夏仁宗下令，二州人民遭地震，家中死二人者，免租税三年；死一人者，免租税二年。受伤者，免租税一年。这个命令，反映出夏国征收赋税的制度，已在各地普遍地实行了。
疆域、政治制度、法律夏仁宗时，夏国确定了辽阔的疆域。在封建的经济关系发展的同时，政治制度和法律也进一步革新和完善起来。
一一四六年金朝再次割地后，夏国直接统治二十二州。黄河之南，领有九州：灵州、洪州、宥州、银州、夏州、石州、盐州、会州、南威州。黄河之西九州：兴州（兴庆府）、定州、怀州、永州、凉州、甘州、肃州、沙州、瓜州。熙、秦河外领有四州：西宁州、乐州、廓州、积石州。此外，夏国还先后领有静州、胜州、龙州、韦州（灵州东南）、伊州，以及崇宗时领有的陕西北部地和仁宗时金朝割给的德威城定边军。领域的扩展，使政治制度需要改革和统一。仁宗时骨勒茂才撰《番汉合时掌中珠》记载这时的地方官制，在各州设置了州主、通判、正听、都案等官职。
夏国中央的官制，原来是蕃、汉两个体系并列。但崇宗、仁宗时，自中书令、御史大夫以下的汉制官员，也多由党项贵族充任。一一六二年，仁宗又把中书省、枢密院移到宫廷内门之外，以备顾问。这些状况说明，在夏国官制中，汉制逐渐代替蕃制，成为主要的政治制度。
《掌中珠》关于刑法的记述，说明夏国的司法也在逐渐完善。如记载诉讼程序，官府接诉状后，把犯人枷在狱里追查证据。如不招供，即严刑拷打，逼使“伏罪入状”。伤人致死，赔偿死者的“命价”。
仁宗时编纂的西夏文《天盛年改新定律令》，依据前代律令增补修改，全书共二十册。卷首列编纂者和汉文译者的姓氏，是参考宋代政书体例而编修的一部政治制度和法令的汇编。以后，又编纂《新法》，续有增补。
科举学校夏仁宗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项重大的改革，是仿照宋朝的制度，实行科举。一一四七年八月，仁宗正式策试举人，立唱名法。又设立童子科。通过科举策试任用官员，是对拥有政治特权的贵族的一个限制，但广泛任用文人执政，又不能不使夏国统治集团走向文弱了。
实行科举，就必须广设学校培养生员。夏崇宗时设立国学，招收贵族子弟三百人。一一四四年六月，仁宗下令各州县普遍设立学校，增子弟员至三千人。又在皇宫中立小学，设教授，宗室子孙七岁至十五岁都可入学学习。一一四五年七月，建立太学。一一四六年三月，尊孔丘为文宣帝。一一四八年三月，又建内学，仁宗亲选名儒主持讲授。
学校讲授汉学，主要是儒学。科举也以儒学取士。夏仁宗从多方面接受汉文化，模仿宋朝，是封建关系确立后的反映，从这方面说，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任得敬“分国”的失败 仁宗仁孝初立，任得敬先后领兵镇压契丹萧合达和哆讹等领导的党项起义，逐渐扩大了他的军事力量。任得敬以外戚而握重兵，封西平公，成为权势显赫的军阀。一一四七年，任得敬上表请求自西平入朝，企图参预国政。濮王仁忠和御史大夫热辣公济等向仁宗谏告，说：“从古外戚擅权，国无不乱”，“任得敬未必没有异心”。仁宗纳谏，不准任得敬入朝。一一四八年十一月，中书令、濮王仁忠病死。一一四九年，任得敬用金珠向晋王察哥行贿，察哥请仁宗召任得敬为尚书令。一一五○年，又为中书令。一一五六年，晋王察哥死，任得敬进为国相。仁忠、察哥等皇室重臣相继病死，任得敬在朝更加无所顾忌。一一五七年，任得敬以弟任得聪为殿前太尉，任得恭为兴庆府尹。此后，又任族弟任得仁为南院宣徽使，侄任纯忠为枢密副都承旨。夏国党项贵族习尚汉文化，日趋文弱。夏国的军政权逐渐地被汉人军阀任氏所窃夺。
一一六○年，任得敬对仁宗尊崇儒学极为不满，上疏请废学校，说“经国在乎节俭，化俗贵有权衡”，夏国地瘠民贫，士多而滥，廪禄浩繁，供养不起。养士之法，难以行于夏国。这实际上是企图废弃科举取士，以便任氏独揽政权。仁宗不予采纳。这年，任得敬又进爵楚王，出入仪从，几乎同于皇帝。一一六五年，任得敬驻营西平府，征发民夫十万修筑灵州城，以他直接统辖的翔庆军监军司所，建造宫殿。任得敬篡国的阴谋，日益显露了。
天盛三年（一一五一年）造西夏官印 任得敬在朝专横日甚，朝中蕃、汉大臣和宗室贵族多被排斥或诬陷。只有御史大夫热辣公济等鲠直（鲠音梗g7ng）之士，敢于同任得敬抗争。一一六九年二月，热辣公济上疏，直接指斥任得敬身为国亲“擅权宠，作威福”，请予罢斥。任得敬大怒，要借故杀热辣公济。仁宗令热辣公济罢官回乡，得免被害。
任得敬擅权专政，又领兵二十年，握有军权，仁宗受他威胁，不能制驭。一一六九年四月，任太后病死。一一七○年闰五月，任得敬公然胁迫夏仁宗“分国”，分夏国之半归他统治。夏仁宗被迫分西南路及灵州啰庞岭地归任得敬，建号楚国。任得敬又胁迫仁宗派遣左枢密使浪讹进忠等去金朝奏报，求给任得敬封号。金世宗同尚书令李石等商议说：“有国之主，岂肯无故分国与人。此必权臣逼夺，非夏王本意。况夏国称藩岁久，一旦迫于贼臣，朕为四海主，怎能容忍此举？倘若他无力自治，当发兵诛灭。”金世宗下诏给夏仁宗说：“自我国家戡定中原，怀柔西土。始则画疆于乃父，继而赐命于尔躬”，“今兹请命，事颇靡常，未知措意之由来，续当遣使以询”。金世宗退回了夏国的贡物，拒不承认楚国。
任得敬遭到金朝的反对，阴谋附宋自立。夏仁宗得到金朝的支持，策划诛任自保。一一七○年八月，任得敬密通宋朝，宋四川宣抚使虞允文派使者以蜡丸书回报任得敬，约夹攻金朝。宋密使被夏国捕获。夏仁宗拿到这项铁证，先命弟仁友等诱捕任得聪、任得仁等，在八月三十日设计杀任得敬，并杀任党。夏仁宗取得胜利，派遣殿前大尉芭里昌祖等到金朝奏报，并把宋使和蜡丸书一起献给金朝。
夏国蕃、汉学教授斡道冲，遭到任得敬的排挤。夏仁宗杀任党，任斡道冲为中书令，又进为国相。朝中文臣多奉斡道冲为师。斡道冲执政，夏国又转危为安了。
任得敬分国阴谋的失败，是西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夏仁宗在金朝支持下诛灭任党，避免了割据分裂，巩固了夏国的封建制统治。但夏仁宗受制于汉人军阀的事实，也暴露了夏国皇室军事权力的削弱。夏崇宗削除贵族的兵权，轻武重文。仁宗时，随着国家的安定和封建关系的发展，党项贵族日益沉湎于腐朽的地主生活，侈靡挥霍，逐渐失掉崇尚骑射的武风。崇尚儒术和科举取士的结果，也使统治集团日趋于文弱。任得敬等军阀的专横，正是反映着夏国统治力量的衰弱和空虚。夏仁宗统治的半个多世纪，是夏国确立了封建制的统治，走向稳定和经济、文化发展的时期，也是日趋汉化，轻武崇文，走向安逸保守，由盛而衰的时期。夏仁宗用文臣领袖斡道冲执政，稳定了夏国的统治，但并没有扭转兵政废弛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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