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商业 明初承战乱之后，城市残破，市场萧条，商业衰落。明太祖重在恢复农业，对民间经济活动，多加限制。一三八六年曾规定：“各处民，凡成丁者务各守本业，出入邻里，必欲互知。其有游民及称商贾，虽有（路）引，若钱不盈万文，钞不及十贯，俱送所在官司迁发化外。”（《明会典》卷十九）明太祖着意打击江南豪富，富商多被迫迁徙或遭抄没，使商业活动更加难以发达。太祖至宣宗七十年间，随着社会的稳定和农业的恢复，商业贸易才逐渐得到发展。

　　 一、南北两京和商业城市 南京自一三六九年开始建设新城，一三七三年间告成，周回九十六里。一三九○年扩建外城，周回一百八十里，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京城所在地应天府，领八县，据一三九三年的户口调查，应天府及所属上元等八县共有编户十六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口一百十九万三千六百二十（《明史》卷四十）。南京地处长江三角洲西端，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有重要地位，是六朝以来古都。明朝建都后，城中聚集了大批官员和新贵，也不能不出现为消费生活服务的工商业人口。城中匠户多达四万五千多户，担任运输工作的“仓脚夫”两万多户，从南方各省强制迁来的富户也有一万四千多户。南京城区人口，多至四十七万三千多人，是当时全国人口最多的都市。原来金陵的旧城区，仍是繁荣的商业区，居民的生活几乎都要依赖市场的商品供应。

　　北京原是元代的大都，是非生产性的消费城市。元顺帝撤离大都时，曾胁迫大都居民随行，城市经济秩序遭到战争破坏，人口锐减，经济凋敝。一三六九年整个北平府所辖各县的户口总数，只有一万四千九百七十四户，四万八千九百七十二口。（《顺天府志》卷八）北平城区所属的大兴、宛平两县，人户均不足三千，人口不足一万。一三七二年明廷为增加北平府的人口，曾把山后之民三万五千多户，十九万七千余口移置北平各州县卫所，籍为军户或民户，给田耕作。另有所谓“沙漠遗民”（指蒙古族人）三万二千余户在北平府管内置屯，开垦荒地。大兴县立四十九屯，共安置五千七百多户，宛平县立四十一屯，安置六千一百多户（《太祖实录》卷六六）。其后又多次移民，充实北平。成祖迁都前，又由南方迁徙富户，以实京师。北京人口逐渐增多。迁都北京后，北京城区居民绝大多数是外来移民，户口数迄无准确统计。北直隶共辖八府、二直隶州、七属州、一百一十六县。一三九三年统计共有三十三万四千七百九十二户，一百九十二万六千五百九十五口（《明史》卷四十）。作为北京所在地的顺天府人口，据一四九一年的统计，所领五州，二十二县，共有十万零五百一十八户，六十六万九千零三十三口。这六十多万人口，大多数属于大兴、宛平二县。北京城市居民当少于两县人口的总和。

　　南北两京商业的发展，有相当的差异。南京地处江南经济发达地区，城市手工业、商业有着长久的传统和优越的发展条件，商品经济的水平历来高于北方城市。而北京地处内地农业区的北境，明朝建国后，与北边的蒙古连年作战，西北的商业通道也被阻塞，只有南方一条经济孔道与内地各省往来，依靠大运河输送粮食及其他物资。

　　南北两京的体制，以南京控制南方财赋，以北京控制北方边防，这不仅有其政治上的意义，也在经济上会构成一条联结南北的连锁轴线。这是和当时全国商业市场结构相符的。南北纵向的商业贸易联系成为明朝商业的特征。

　　南北两京外，宋元以来形成的一些商业城市，也随着农业经济的恢复而逐渐复兴。如杭州、苏州、扬州等地已恢复为纺织业及其交易中心。济南、开封、松江、常州、荆州、南昌、成都等地，成为粮食交易或商品的集散地。南北大运河开通后，沿运河城市如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都形成活跃的商业城市。沿边城市大同、开原、洮州、河州、大理等城市与边境民族进行茶马互市或土产贸易。沿海的福州、泉州、广州、宁波等城市仍然是对外贸易的港口。（《宣宗实录》卷五十）

　　 二、商业交通 明朝建国之初，曾对元代原有的驿站进行整顿，设立水马站、递送所、急递铺，以加快文书传送和物资转运。每站相距六十或八十里，修有驿路大道（《太祖实录》卷二五）。这种官设的驿路大道同时也是商业往来的商路。运河既是南粮北运的漕河，又是商品运输的水路。

　　全国重要商业城市之间都有历史形成的传统商路，构成商业交通网络。北京南经河间、保定的商路是商贾往来的通衢大道，直抵河南开封。自开封东沿汴、泗转向江、汉，达于四方，商贾聚集。陕西的西安，西入甘肃、四川，东至齐、鲁，是东西向商路的交汇点。四川的成都，东下荆楚，以至长江下游各地。山东济南，是粮、布贸易的集聚地。北至德州、临清，南至济宁，为运河通道，漕船往来，贩运百货。登州、莱州三面临海，与辽东各地通商。武昌上通秦陕，下临吴越，乃至巴蜀、云、贵。杭州南通福建，西接三吴，物产丰富，商业繁荣。南昌为吴楚、闽、越的商业交汇点，瓷器生产行销全国。广州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与福州、宁波同为海外商人的聚地。

　　宣宗时，全国商业城市约有三十多座（《宣宗实录》卷五十）。各城市之间，由商路连接，形成商业市场的网络。商品运输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车船。永乐时边境用兵，使用大型的马拉运输工具“武纲车”运粮。民间有四轮大马车，用来进行长途运输。陆路运输有小型马、牛车，人力独轮车。船是南方重要的运输工具。漕船是平底浅船，“载米可近二千石”（《天工开物》卷中）。明初沿用元代的“遮洋浅船”或“钻风船”在近海航行，运粮辽东。

　　 三、对外贸易 明太祖曾宣布朝鲜、日本、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剌、爪哇、湓亨、白花、三佛齐、渤泥等国为不征国（《皇明祖训·箴戒篇》）。所谓“不征国”就是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和平相处，互不侵犯。周边国家传统的贸易活动，仍采用朝贡贸易形式。民间的对外贸易则严厉禁止，以防海上的武装骚扰，甚至规定“片板不许入海。”（《明史》卷二○五）

　　明朝建国前夕，就在江苏太仓黄渡设立市舶提举司。建国后，在广州、泉州、宁波各设市舶提举司，并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明史》卷八一）明廷对朝贡国颁发“勘合”一扇作为贸易许可证。来朝贡贸易时，与市舶司所存另一扇勘合相符，方许贸易。各国朝贡的船只、人数都有详细的规定。对贡品实行“给价收买”的办法。除各国王贡品以“赏赐”名义给予报酬外，番使人等附搭的商品，由官府给价收购，其他番货也允许在限期内于指定地点与民间交易。

　　明成祖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取消对外商的限制，宣布“自今诸番国人愿入中国者听。”（《成祖实录》卷二三）并多次派遣中官出使东南亚各地，招徕各国朝贡贸易。成祖至宣宗时郑和、王景弘等率领舰队远航，除政治目的外，也是为了拓展海外贸易。郑和舰队给海外诸国带去了纻丝、青花瓷器、铜铁器、印花布、缎绢、水银、雨伞、玻璃制品、中国麝香等商品，带回各种香料，宝石珍珠及其他土产品，有时也进口中国缺少的贵重药材，如血竭、没药、安息香（《西洋番国志》）。明朝的铜钱成为当时南洋等贸易活动中主要货币，郑和舰队带回的商品，罕见的珍宝进贡皇室，其他一般的珠宝、香料、药材等外国产品，则由官府开“库市”，许商人“博买”，交纳商税，领取执照，转卖于民间。官府与商人均可由此获得厚利。（《殊域周咨录》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