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边疆战事的发展与思想统治的加强 乾隆帝即位之初，曾标榜“既鲜靡费之端，亦无兵役之耗”，在朝臣中则力倡消除畛域，以巩固其统治。但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后的三十年间，逐渐向相反的方面转化，边疆战事频繁兴起，皇室贵族奢靡无度，在夸耀武功，竞尚浮华的背后，日益消耗着前朝积聚的国力。清王朝走上由盛而衰，外盛内衰的历程。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控制也随之日益强化了。
（一）西北和西南的战事 一、准噶尔部战争的继续 雍正帝击败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定界游牧，十年间不再有大的战事。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噶尔丹策零死，次子多尔济那木扎尔继承汗位。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被众台吉攻杀。大策零敦多布之孙达瓦齐、小策零敦多布之子达什达瓦和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策划拥立那木扎尔弟策妄达什为汗。其兄剌麻达尔扎乘机夺取汗位，将策妄达什与达什达瓦除灭。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逃往哈萨克，剌麻达尔扎派兵三万人，跟踪追捕。阿睦尔撒纳潜回故地，组织精兵一千五百人，从闼勒奇山路突入伊犁，袭杀剌麻达尔扎，推戴达瓦奇为汗。阿睦尔撒纳原在雅尔（塔尔巴哈台）游牧，娶杜尔伯特台吉达什女，后杀害达什，控制了达什子纳默库所属的杜尔伯特部，并移居额尔齐斯河。在库什乌苏游牧的和硕特台吉班珠尔是他的同母兄，与他联为一体。阿睦尔撤纳调动辉特、杜尔伯特、和硕特等三部兵力，威胁伊犁。达瓦齐亲自率兵三万进攻额尔齐斯河，并派勇将玛木特率乌梁海兵八千，东西夹击。达瓦齐与阿睦尔撒纳交攻经年。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阿睦尔撒纳兵败，遂与纳默库、班珠尔率所部二万人降清朝，在扎卜堪游牧。乾隆帝在热河行宫召见阿睦尔撒纳，封为亲王，纳默库、班珠尔为郡王。在此之前，准噶尔部宰桑萨赖尔（台吉达什达瓦部属）、杜尔伯特部台吉策凌也各率所部先后降清。达瓦齐汗的大将玛木特，见诸台吉相继降清，也脱身来投。
阿睦尔撒纳、玛木特向清廷建策进攻达瓦齐，说：到秋天，我军马肥，敌人（指达瓦奇）马也肥。不如在春天，乘敌人没有防备，不能远遁，可一战成功，永除后患。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二月，清朝分兵两路向伊犁进军：命班第为定北将军，统北路军，阿睦尔撒纳为副将军，玛木特为参赞，从乌里雅苏台出发；又命永常为定西将军，统西路军，萨赖尔为副将军，班珠尔为参赞，从巴里坤出发。两路军约定在博洛塔拉河会师。清军所到之处，额鲁特各部大者数千户、小者数百户，相继降清。准噶尔部大台吉噶尔藏多尔济和维吾尔族的和卓，也先后迎降。清兵不战而进军数千里。五月五日，两路清军到达伊犁，达瓦齐率领万人，退守伊犁西北一百八十里的格登山。清侍卫阿玉锡率骑兵二十二人，乘夜直捣大营，准噶尔兵溃散，黎明收降七千余人。达瓦齐率二千人南逃，沿途兵丁逃散，到乌什城时仅有百余人，被维吾尔族的阿奇木伯克霍吉斯擒献清军。清朝顺利地控制了天山南北两路。
清朝释放了被准噶尔拘留在伊犁的维吾尔族的大和卓波罗泥都，让他返回天山南路统辖旧部；又示意额鲁特各部台吉，将分封四汗统辖四卫拉特。阿睦尔撒纳企图专制西域，做四部之汗，不穿戴清朝赏给他的袍褂顶翎，不用清朝颁发的定北副将军印，仍用准噶尔旧传小红钤记调兵，扬言：“不立阿睦尔撒纳为汗，终不得宁帖。”清廷命阿睦尔撒纳入朝，拟封他为辉特汗。八月十九日，阿睦尔撒纳从伊犁行至乌隆古河，诡称回扎卜堪旧游牧地治装，策划起兵。这时，清军已撤，只留班第、鄂容安率兵五百人，处理善后事宜。阿睦尔撒纳袭杀班第、鄂容安。永常率兵数千，从乌鲁木齐退回巴里坤，天山北路又被阿睦尔撒纳军攻占。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正月，清军反攻，二月至伊犁，阿睦尔撒纳逃往哈萨克。六月，蒙古喀尔喀郡王青滚杂布也起兵反清，尽撤北路军台。西路军中清朝册封的绰罗斯（准噶尔）部汗噶尔藏多尔济、辉特部汗巴雅尔等，也参加战乱。驻防伊犁的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率兵一千五百人，由济尔哈朗河转战而南，几次冲破包围，退回巴里坤。准噶尔贵族扎那噶尔布袭杀噶尔藏多尔济，尼玛又图谋杀害扎那噶尔布，准噶尔贵族之间争夺汗位的斗争非常激烈。阿睦尔撒纳从哈萨克回到博罗塔拉河，大会诸部，欲自立为汗，闻清军将至，慌忙逃走。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三月，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出北路，兆惠出西路，夹击准噶尔部。当时额鲁特各部正在痘疫流行，已无抵抗能力，巴雅尔等被俘，扎那噶尔布病死。六月，兆惠、富德进军哈萨克，追击阿睦尔撒纳。哈萨克汗阿布赍布署逮捕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逃往俄罗斯界内，不久病死。
次年，兆惠、富德分兵数路，搜捕山谷间的准噶尔残部。连年进兵，对准噶尔部众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二、对回部霍集占的镇压与天山南北路的统治 对霍集占的镇压 聚居在天山南路的维吾尔族，清廷沿袭古译，称为回部。回部伊斯兰教长者尊称为和卓。准噶尔部噶尔丹攻占天山南路，回部和卓阿布都什特被拘于伊犁。噶尔丹败后，阿布都什特降清。康熙帝命他返回叶尔羌故地。阿布都什特子玛罕木特和卓，又被准部噶尔丹策零俘掳，囚禁在伊犁病死。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清军攻占伊犁，命玛罕木特子波罗泥都（布拉呢敦）回叶尔羌，统领旧部，被尊称为大和卓木（意为我的大和卓）。波罗泥都弟霍集占仍留伊犁，被称为小和卓木（我的小和卓）。阿睦尔撒纳起兵反清时，霍集占逃回叶尔羌。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五月，杀清副都统阿敏道，唆使其兄乘机起兵。
一七五八年（乾隆二十三年）正月，清廷调任兆惠部下的雅尔哈善率领索伦兵一千，绿旗兵五千往征和卓，加号靖逆将军。雅尔哈善自吐鲁番进军库车，七月，在库车击败霍集占军。雅尔哈善失误战机，致使霍集占兄弟突围逃走。清廷命兆惠领兵南下追击。两和卓逃至阿克苏，阿克苏城的伯克（管城官）霍集斯已降清受封，闭城不纳。小和卓霍集占逃往乌什，又被拒绝，遂逃回叶尔羌。大和卓波罗泥都逃往喀什噶尔。十月，兆惠率先行的步骑四千至叶尔羌，命霍集斯随行。兆惠的先行军在叶尔羌城外的黑水河畔驻营，以待南下的大军。霍集占有步、骑兵万余，屡出兵攻击。兆惠军被围困三月，伤亡日众。
天山北路的富德军奉命南援兆惠。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正月进至黑水。驻巴里坤大臣阿里衮也奉命领兵来援。二月，霍集占兵败，退守叶尔羌城。清廷斩雅尔哈善，晋封富德一等伯。兆惠、富德两军会师后，返回阿克苏，命霍集斯驻和阗，断霍集占退路。六月，兆惠进兵喀什噶尔，富德进兵叶尔羌，分道追击两和卓。闰六月，霍集占弃叶尔羌城逃跑，并通告大和卓波罗泥都弃喀什噶尔，同往巴达克山（今阿富汗境）。七月，兆惠军由乌什进驻喀什噶尔城，富德军由和阗进驻叶尔羌城。两路各有兵一万五千余人。八月，富德部明瑞率军追击霍集占，至阿勒楚尔，大败其军。回部一万二千余人投降，霍集占兄弟逃入巴达克山。霍集占受伤身死，波罗泥都被当地部落首领素勒坦沙擒捕。素勒坦沙奉乾隆帝谕，将霍集占首级呈献，由兆惠送至清廷，在京师示众（《高宗实录》卷五九八——五九九）。三年后，波罗泥都的尸首也被寻获（《圣武记·平定回疆记》）。天山南路诸城的回部伯克和部众相继降清，西布鲁特十五部（柯尔克孜人）也致书兆惠，归附于清朝。
对天山南北路的统治 乾隆帝在战胜阿睦尔撒纳和霍集占后，先后攻战了准噶尔部和回部地区，在天山南北路建立起清朝的军事统治。南路回部西有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和阗，称西四城；东有乌什、阿克苏、库车、拜城，称东四城。天山东路哈密城回部早在康熙帝时降清，依蒙古旗制编旗。吐鲁番城回部曾受准噶尔部侵迫东迁，准噶尔败后，又返回吐鲁番。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依哈密旗制编旗。此外，哈剌沙尔城也为回部驻地。南路与东路合共十一城。各城又分领若干大小城堡。管城长官称伯克。管领数城的大城长官称阿奇木伯克。回部旧制，例由贵族世袭。乾隆帝镇压大小和卓木后，改革旧制，各城阿奇木伯克均由清廷任免，废除世袭，依清官制，分定为三品至六品的品级。吐鲁番、哈密和较早降清并在对大小和卓木作战中立有军功的回部伯克，多被任为阿齐木伯克。
清廷在各大城也直接派驻官员，统辖地方事务，称为办事大臣或领队大臣。南路在喀什噶尔城设参赞大臣统领诸臣，北路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两城各设参赞大臣统领。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在伊犁设总管伊犁等处将军，统管天山南北路军兵。参赞大臣受其节制。下设都统一人，驻乌鲁木齐，统辖乌鲁木齐至巴里坤等地军兵。乾隆帝又在伊犁北、东建固勒札、乌哈尔里克两城，赐名绥定、宁远。乌鲁木齐城赐名迪化。
清廷在连年作战中，先后调满、蒙、索伦、达呼尔、锡伯及绿营等各族兵士一万六千余人，分驻天山北路各地，此后即长期在当地驻扎，受伊犁将军调遣。南路各族兵约五、六千人，每隔三至五年换防一次，成为定制。
蒙古四卫拉特的迁徙在清廷对准噶尔部的长期作战中，原被称为四卫拉特的蒙古诸部，屡经迁徙，部众分散各地。清廷即分别在各地编旗统治，不相统属。
杜尔伯特部——杜尔伯特部台吉车■在达瓦齐称汗时，率部众万余人降清。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设盟编旗。左翼盟十一旗，右翼盟六旗。在科布多北境游牧，由科布多参赞大臣统辖。
辉特部——迁往青海的部众，一七二五年（雍正三年）独立设旗，由西宁办事大臣统辖。迁往外蒙古的部众，于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降清编为一旗。另有二旗依附杜尔伯特部，在伊犁降清编旗，也由科布多参赞大臣统辖。
准噶尔部——在长期战乱中，四处逃散，不再沿用准噶尔部名。逃往青海者称绰罗斯部，编为二旗，分别在青海东南岸和西北岸游牧，由西宁办事大臣统辖。迁往外蒙古二旗，称为额鲁特。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清廷指定在乌兰乌苏游牧。移驻伊犁三旗，称额鲁特上三旗。逃往哈萨克，布鲁特又迁回伊犁的五旗，称额鲁特下五旗。共八旗编为二十佐领，由伊犁将军统辖。
土尔扈特部——康熙时（一七○四年）降清的部众，被安置在色尔腾游牧，编为额济纳旗，由陕甘总督节制。迁往青海的部众，曾依附于青海和硕特部。雍正时（一七二五年），清廷编为四旗，由西宁办事大臣统辖。早在清太宗皇太极时，土尔扈特部曾有五万余帐西越乌拉尔山，迁徙到伏尔加河下游游牧，自成部落，首领称汗。此后，仍不时向清廷遣使进贡。康熙帝曾派遣内阁侍读图理琛前往该部驻地探问，受到土尔扈特部阿玉奇汗的款待。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土尔扈特部渥巴锡汗（阿玉奇后裔）遣使者来京朝见。乾隆帝在承德和北京，先后接见了使臣。在这一时期里，俄国沙皇政府日益加强了对土尔扈特部的控制，多方限制汗的权力，并不断向土尔扈特部征调兵役。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春，渥巴锡汗率领所部三万三千余户十六万九千余人脱离俄国，返回天山。沿途不断抗击俄军的追击，沿巴勒喀什湖南下，六月到达天山北路本原。清伊犁将军伊勒图在伊犁会见渥巴锡汗，并奏报乾隆帝。乾隆帝命土尔扈特部众暂驻博罗博拉，渥巴锡汗来避暑山庄朝见。九月，乾隆帝在热河接见渥巴锡，封他为旧土尔扈特部卓哩克图汗。以下贵族首领加封亲王、郡王，各有赏赐。土尔扈特部众被分别安置在天山南北游牧，北路在塔尔巴哈台附近，编为三旗；南路在珠勒都斯河一带，编为四旗。另外安置在东路库尔哈剌乌苏一带游牧的部众，编为两旗。西路精河一带另编一旗。四路共十旗，均归伊犁将军统辖。随同渥巴锡汗回归的和硕特部众，也被安置在珠勒都斯河游牧，编为三旗，由伊犁将军节制。同归的台吉舍楞部众，被称为新土尔扈特部，编为二旗，在阿尔泰游牧。舍楞加封为新土尔扈特部弼哩克图郡王，所部由科布多参赞大臣兼辖。乾隆帝亲撰《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在承德刻石纪功。
三、第二次大小金川之战 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乾隆帝在作战经年后，结束了大小金川的战事。藏族土司之间的争斗并未因而终止。大金川首领莎罗奔老病，侄郎卡主持土司事务。小金川首领泽旺也因年老不理事，子僧格桑主事。郎卡不断侵掠小金川及革布什咱土司。一七六六年（乾隆三十一年），四川总督阿尔泰从中调解。郎卡以女嫁僧格桑。大小金川结姻后，又联合向邻近土司攻掠。郎卡病死，子索诺木于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诱杀革布什扎土官。僧格桑也于同年进攻鄂克什、明正两土司，清朝派兵救援，遂与小金川开战。阿尔泰进军延缓，乾隆帝以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温福赴四川，另任桂林为四川总督会同进兵。冬十二月，清军分兵攻打大小金川。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二月，泽旺代子请罪，索诺木请求交还僧格桑侵地。乾隆帝不准。四月，温福、桂林进攻小金川，兵败。五月，乾隆帝罢桂林，仍以阿尔泰署四川总督。六月，又罢阿尔泰（以贪赃罪，于次年赐死），以陕甘总督文绶为四川总督。大小金川各寨坚持抵抗，清军连克数寨。原云贵总督阿桂署四川提督，随军效力，以皮船夜渡河，攻小金川。十二月，乾隆帝以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丰升额为副将军，福康安为领队大臣，分路进攻，夺取小金川的根据地美诺寨，俘泽旺。僧格桑逃往大金川。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正月，清朝命令大金川索诺木献出僧格桑，索诺木不听，清兵进攻大金川。温福仍采用张广泗、纳亲的战法，以碉逼碉，以卡逼卡，致使两万官兵，分散四处。六月，索诺木派遣小金川诸首领收集部众，攻陷提督董天弼营，劫夺粮台，攻袭木果木温福大营。温福战死，清军大败，伤亡将官多人，兵士三千人，军营被劫银五万六千余两。金川军乘势夺回美诺，乾隆帝急谕阿桂、丰升额等退师。八月，以阿桂为定西将军，增派健锐营、火器营、索伦以及各省兵数千人，再次出兵。九月，索诺木与僧格桑返回大金川。十月，阿桂乘机进军，攻占小金川的美诺，随即进攻大金川。大金川增垒设险，比小金川严密十倍，据点在勒乌围与噶尔崖两地。清军分路进攻，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七月攻克萨斯甲岭，围攻勒乌围外的逊克尔宗垒。索诺木部下毒死僧格桑，献尸清军。清军继续进攻，索诺木率部死守。清军分道攻下附近诸寨。至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八月，清军攻克勒乌围，莎罗奔及其亲属事先逃走。十二月，清军直进噶尔崖，用大炮轰击。索诺木之母及姑、姐、妹等与部众二千余人出降。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正月，索诺木与其祖莎罗奔等被迫出降。四月，阿桂押解索诺木、莎罗奔等及僧格桑尸首，回京献于朝廷。乾隆帝亲审俘囚，将索诺木等以磔刑处死，并悬僧格桑首示众。
乾隆帝再次镇压大小金川之战，仍由当地土司间的相互攻掠而引起。战争先后延续五年之久，调动兵士数万人，损失温福等将官多人，耗费军帑银至七千万两（与准部、回部作战，耗银三千万余两）。清廷付出的兵力、财力是巨大的。清军连年扫荡各寨堡，大小金川部落流散，人民遭到惨重的伤亡。战争之后，部落统治不能继续，清廷实行所谓“改土归流”，在大金川设阿尔古厅，小金川设美诺厅，依内地制度，设官统治。
（二）侵缅战争的失败 缅甸原与明朝为邻。清顺治时，李定国转战滇缅边境抗清，南明桂王（永历帝）逃入缅甸。一六六一年（顺治十八年），清军攻入缅甸境内，追索桂王。缅甸国王莽白将桂王献给清军。吴三桂在昆明杀桂王。吴三桂据守云南，随后又掀起所谓“三藩之乱”。在此期间，缅甸与清廷不曾有更多的联系。直到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由于云南茂隆银场商人吴尚贤的联络，曾有缅甸使者来北京贡献商品。
缅甸在莽白后王的统治时期，各地的小邦相继叛离。下缅甸的孟族攻占了国都阿瓦。上缅甸木疏村首领雍籍牙联合各村寨，击败孟族，于一七五三年攻占了阿瓦。雍籍牙进而南下追击，于次年攻占大光（今仰光）。一七五六年，攻下孟族都城白古，从而占领了整个下缅甸。但是，上缅甸北部的木邦和桂家人都并不服从雍籍牙的统治。桂家是随从桂王入缅的云贵军兵和家属。他们在缅甸各地掳掠为生，后被安置在者梗（实阶）地区。桂王被杀后，仍留居缅甸，被称为桂家，即桂族。一七六四年，桂家首领宫里雁（一作古利宴）被雍籍牙兵打败，逃入云南界内，被云贵总督吴达善诱骗处死。木邦首领也兵败逃亡。宫里雁妻囊占嗾使缅甸孟艮（今景栋）首领攻打车里，清兵屡次战败。雍籍牙军也进入云南境内，追索木邦首领。乾隆帝调吴达善为湖广总督，另命刘藻代为总督。一七六六年（乾隆三十一年）正月，以刘藻无功，调为湖广总督。又降为湖北巡抚，褫职，留滇效力。刘藻畏罪自杀。大学士、陕甘总督杨应琚调任为云贵总督，领绿营兵进剿。
杨应琚二月至军，恢复车里，进占孟艮等地，遣人至缅甸北境各部招降。杨应琚见进军顺利，企图侥幸邀功，亲自带兵三千移驻永昌，向缅甸发布檄文，虚称领兵五十万，大炮千门大举进讨。杨部腾越副将赵宏榜领兵五百出铁壁关，乘隙占领缅甸边境的互市地新街。缅军大举反攻，赵宏榜退回铁壁关，缅军入境追击。九月，杨应琚至永昌，木邦等地也又被雍籍牙军占领。杨应琚见势不利，十一月急向乾隆帝奏报各部首领已相继被招降。奏胜不奏败。又奏原有心神惊悸风痰流注之疾，“今因自省前赴永昌，旧疾复作”，“仰恳简员来滇接买”。（《高宗实录》卷七七二）乾隆帝命两广总督杨廷璋前往永昌接办，传谕“若该督至永昌而杨应琚已痊愈能办事，则该督即行回粤。”（同上）并遣侍卫福灵安带领御医赴滇。十二月，杨应琚命云南提督李时升调兵一万四千，总兵乌尔登额率领攻取木邦，总兵朱■出铁壁关取新街。缅甸军绕道入云南境，围攻永昌。朱■由铜壁关退军。缅军乘间攻云南猛卯城，不胜。乌尔登额不来策应。缅军退走。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正月，两广总督杨廷璋至云南，见局势混乱，奏称杨应琚已病愈办事，随即返回广东。杨应琚谎报得胜，奏称“若欲直捣巢穴，恐旷日持久，得不偿失”，“似即可宥其前愆，酌与自新之路。”（《高宗实录》卷七七六）乾隆帝览奏，怀疑“所报剿杀克捷之处，俱未尽可信”，命福灵安“就近驰往军前，详悉体察。”（同上）福灵安查实奏报赵宏榜、朱■失地退军等情。三月，乾隆帝将赵宏榜、朱■、李时升、乌尔登额等逮治处死。斥责杨应琚“前后所奏，种种乖谬”，“执迷不悟”，“病愦无能”，命其罢任回京，随即赐死（勒令自尽）。乾隆帝在谕中说：“且我国家正当全盛之时，准夷、回部悉皆底定，何有此区区缅甸而不加翦灭乎？”（《高宗实录》卷七八○）调任伊犁将军明瑞为云贵总督，接办军务，再次发动对缅甸的战争。
三月间，明瑞到永昌，陆续调集满兵三千人、云贵和四川绿旗兵二万余人，于九月间分兵两路进攻。明瑞统率清军主力，出宛顶，经木邦，向缅甸首都阿瓦（今曼德勒附近）进军；命参赞大臣额尔登额率兵趋蛮莫（今八莫），沿伊洛瓦底江而下，在阿瓦会师。额尔登额在老官屯顿兵坚城之下，贻误战机。十二月，明瑞军攻破蛮结，屡遭缅军袭击，供应困难，却向朝廷报捷。次年正月，乾隆帝封授明瑞一等诚嘉义勇公，赏给黄带子。明瑞军转向勐笼就食，以待额尔登额军。缅军跟踪追击，明瑞率领清军取道大山土司、木邦土司回师，在木邦被缅军围困。额尔登额拥兵不救。云南巡抚鄂宁奏闻，乾隆帝命将额尔登额押解来京，并传谕明瑞突围退兵。明瑞在蛮化设伏击败缅甸军，间道出波■铜厂，急向云南境内撤退。缅甸军不断增援，二月初十日在小勐育结集四、五万人，包围清军。明瑞命诸将在夜间带兵突围，自领亲兵数百名断后。两军激战，清领队大臣扎拉丰阿阵亡，领队大臣观音保自刎，明瑞身负重伤，在军中自缢死。清军损失惨重。
乾隆帝任命大学士傅恒为经略，阿桂、阿里■为副将军，增调索伦、吉林兵四千人，健锐、火器营兵一千人，荆州、成都驻防八旗兵五千人，以及各省绿旗兵数万人去云南，又在云南赶造船只枪炮，准备再次进军。一七六九年（乾隆三十四年），清军分三路进兵：傅恒率主力部队渡■鸠江（又名槟榔江，即大盈江）西行，经孟拱、孟养土司地方，由陆路攻阿瓦；阿桂率兵万人出虎踞关，进取孟密，到阿瓦会师；提督哈国兴率兵三千及湖广造船工匠，出铜壁关，在蛮莫造船，编成水师，作为策应。十月，清军合为一路，在依洛瓦底江口打败缅军主力，进而攻打老官屯。缅军防守严密，清军用炮击，用火攻，埋火药轰，都不能攻破。
十一月，阿里■死于军中。傅恒患病，退居铜壁关。奏报老官屯久不下，本年瘴疠过甚，领队大臣也多患病。乾隆帝得报，谕令傅恒撤兵。傅恒派提督哈国兴去缅甸军营，与缅甸将领眇旺模议和。商定：缅甸交还侵占的云南土司地，双方交还俘虏。十二月，清军焚毁舟船大炮，退出缅甸。傅恒奉旨回京，不久病死。
清廷自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发动对缅战争，前后将近五年。调兵数万人，损失总督以下将领多人，耗费饷银一千三百万两。此次战争原来只是由于边界土司的纠纷而引起，乾隆帝以所谓“张国威”为名，连年兴兵。清军两度侵入缅甸，最后仍不得不撤回，实际上是以失败而告终。此后，两国之间不再有战事。英国殖民势力日益侵入缅甸。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缅甸国王孟云（雍籍牙子）遣使与清朝通商，并交还俘虏杨重英（杨应琚子）。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遣使为乾隆帝祝寿。乾隆帝敕封他为缅甸国王，每十年入贡一次。
（三）巡游的继续与皇家园囿的修建 自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来的三十年间，乾隆帝在频繁发动战争，消耗国力的同时，仍然连年去各地巡游，玩赏山水，并在京师和承德等地不断扩建园林，以供帝后游赏消闲。朝廷有限的财赋，日益虚溃。
一、巡游的继续 乾隆帝在连年的战争中，从未亲临战场，却依然每年去各地游玩。其中耗费最大的，是几次“南巡”。
乾隆帝自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奉皇太后去江南巡游，耽乐于苏杭山水。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又连续三次奉皇太后南巡。所谓南巡，只是在苏州、杭州和江宁府一带留连观赏，并未远涉南方的广大地区。一七七七年（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孝圣皇太后崩。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年届七十，又举行第五次南巡。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最后一次即第六次南巡。为观赏江南春色，孝圣后与乾隆帝的每次南巡，大都于正月间自京师出发，四、五月间返回。南巡之年，前后约有五个月的时间在外地游玩，兼理公务。
帝后南巡途中，曾视察高家堰堤工和海宁石塘的改筑，并曾在江宁阅兵，但这些都只是便道举行，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主要目的还在于游赏春景。沿途官商接驾，布置繁盛即得到奖掖，接驾不周，便受到惩处。各地争奇斗巧，以博取帝后的欢心。巡游的规模和耗费越来越大。沿途所经之地，一处供设即耗银二、三十万两，超过康熙帝南巡时的十倍。苏州、杭州、江宁和扬州等地是游赏的胜地，陈设更为侈靡。帝后所到之处，必先铺修道路，码头铺棕毯，御道用文砖，水路特制龙舟，彩绘雕镂，陆路两旁结彩棚，搭戏台，布列花石，陈设文玩。帝后所居的行营营帐，备设各种豪侈的家具用品。游览的寺观，也即为修饰，以供瞻仰。沿途官民商贾还要供献各种珍宝、器物、文玩、字画等等，不一而足。乾隆帝有《驻跸姑苏》诗云：“牙樯春日驻姑苏，为问民风岂自娱？艳歌新舞翻觉闹，老扶幼挈喜相趋。周谘岁计云秋有，旋察官方通弊无。入耳信疑还各半，可诚万众庆恬愉。”（《南巡盛典》卷八）乾隆帝幼居深宫，南巡经行各地，得与官民接触，自可略知世情。但六次南巡，均在苏杭山水之间，“为问民风”显然不足以为“自娱”作辩解。他所体察的民情，也只是“有秋无弊”一类的谀词。乾隆帝为粉饰的升平而陶醉，而自炫，直到晚年退位后才多少有所醒悟，说他在位六十年，“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清史稿·吴熊光传》）为“南巡”作出了恰当的评语。
江南赋税是清朝廷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乾隆帝先后六次南巡，都不得不减免江浙以及经行的山东等地的赋税，以至逋赋。这种减免使朝廷的收入大为减少，江南百姓的负担却并未因而减轻。相反，每次南巡都使沿途人民增加了繁重的劳役和各种额外加派的负担。各地铺治道路、搬运花石、修建行宫殿宇以及一切供设，均征用大批民夫服役。朝廷使臣报道说：“治道则编茅筛土、转■磨坚，数百里内丁夫裹粮赴役，最为民弊。”又说，南巡时“供亿浩繁，州县凋弊，农民举未息肩，商船或不通津。虽值丰登，无异歉荒。”（朝鲜《李朝正宗实录》一）朝鲜使臣的客观报道，比起那些为迎合乾隆帝夸耀的心理而极力讴歌“盛典”的记述，当更为接近实际。南巡中的大量耗费，均由地方官员承办。各级官府又向民间征索。乾隆帝初次南巡，已要各地盐商供给需费。此后五次南巡，也多取自盐商。盐商不足，又向其他商人富户征取。正赋以外，于是又添出多种名目的“加派”（参见下节）。加之官吏从中侵渔中饱，以迎驾为名多方敲榨勒索。巨大的耗费，最后都还是落到了广大民众的肩上。六次南巡，为江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多方面的损害。
南巡而外，乾隆帝还曾先后五次游幸五台山，四次东巡谒陵。至于热河避暑、木兰行围，更是每年的常例。乾隆帝在位之年，几乎每年都有数月时间在外游幸，可称为历史上最能游乐的皇帝。隋炀帝以游乐而致亡国，乾隆帝在连年欢庆“盛典”的一片颂声中，使清朝的国力日益虚耗了。
二、皇家园囿的修建 乾隆帝几次南巡，对江南的楼阁园林，爱羡不止。经行之处，赋诗刻石，以志其盛。巡游不足，又在避暑山庄和京城内外，广建园囿。南巡时所见苏杭等地的楼台景物，依样重建于园中，以便及时游赏。乾隆帝有诗云：“因教规写阊城趣，为便寻常御苑临。”自乾隆帝初次南巡以来，京城内外园囿的修建，连年不断。其规模之大与持续时间之久，为历史上所罕见。乾隆帝是历史上最善游乐的皇帝，也是修建园囿最多最频的一位皇帝。把江南景观移建于北方，自然有助于园林建筑艺术的交流，但也和南巡一样，不能不严重地“劳民伤财”。
避暑山庄的扩建 历史上的北方民族，如契丹、女真、蒙古等族，在建立国家后，为保持骑射的传统，皇帝和大臣例于不同季节，在不同地点从事骑射渔猎等活动，并在当地处理政事。驻地称为纳■（参见本书第五册）。清康熙帝于夏秋间去木兰行围，在热河驻夏，处理政务，正是继承了北方民族的这一传统。一七○三年（康熙四十二年）在热河驻地，依仿汉族建筑，营造宫室，一七○九年（康熙四十八年）称热河行宫。一七一一年（康熙五十年），改名为避暑山庄，使传统的满汉文化得到自然的融合。乾隆帝即位，历年奉皇太后在避暑山庄驻夏、木兰行围。又依仿江南园林山水，对山庄多次扩建，形成为一座瑰丽的行宫离苑。
一七四三年（乾隆八年），在湖中造大型御舟青花舫。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修筑了松鹤斋，接着又翻修了正宫，新建了东宫。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后，乾隆帝连年南巡，又在避暑山庄的平原区修建春好轩；湖区建筑烟雨楼、文园、文津阁、戒得堂、继德堂；在山区增建绿云楼等十三处景区。这些建筑和园林，多依仿江浙景观。如金山岛仿镇江的金山寺，千尺雪和笠云亭仿苏州寒山寺的千尺雪与笠云亭，文园狮子林和沧浪屿仿苏州狮子林和沧浪亭，一片云仿杭州万松岭上的一片云，文津阁仿宁波范氏天一阁，烟雨楼仿嘉兴南湖鸳鸯岛上的烟雨楼，永佑寺舍利塔仿杭州六和塔与江宁报恩寺塔。此外，广元宫仿泰山碧霞元君祠，清音阁仿北京皇宫内的畅音阁。避暑山庄经过历年的陆续扩建，到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才最后完工。山庄占地八千四百余亩，宫墙周长近二十华里。墙内由宫殿区与苑景区两大区域组成。苑景区山水园林辉映，构成七十二景，各有名目（康熙时有三十六景）。满族传统的骑射理政的纳钵行宫布满了江南风貌的楼阁园林，显示着满族皇帝已是多么沉溺于汉族的文明。
乾隆帝在避暑山庄驻夏理政，也在这里接见蒙古和西藏的官员。蒙古杜尔伯特部策凌、辉特部阿睦尔撒纳、准噶尔部达瓦齐、土尔扈特部渥巴锡和喀尔喀蒙古喇嘛教领袖哲布尊丹巴三世、西藏班禅六世，都曾来这里朝觐。乾隆帝在山庄宫墙外的山林中，依仿西藏的桑鸢寺、布达拉宫和札什伦布寺，先后建造了普宁寺、普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以便蒙藏喇嘛教僧俗前来朝拜并接待来觐的贵族、首领。乾隆帝曾自认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在山庄外又依仿五台山殊象寺的模式，建殊象寺，以暗示他在佛教中的地位的尊崇。又建普乐寺、安远庙、溥仁寺、溥善寺。俗称外八庙。如果说，山庄内楼阁园林的建造，主要是为了游赏，那么，喇嘛教寺庙的修建，则显示了对蒙藏民族和宗教信仰的尊重。对于维护各民族间的联系和巩固清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起过积极的作用。
圆明园的扩建 一七○九年（康熙四十八年），康熙帝将圆明园赐给皇子胤■（雍正帝）。雍正帝即位后，在圆明园内建立殿署，接见臣僚，处理政务。据称园内“或辟田庐，或营蔬圃”，“校文于墀，观射于圃。”（《世宗宪皇帝御制圆明园记》）乾隆帝也说当时是“不尚其华而尚其朴，不称其高而称其幽。”（乾隆帝《御制圆明园后记》）乾隆帝即位后，自一七四○年（乾隆五年）即开始在园中建筑楼阁园林，陆续建成四十景（雍正时有二十八景）。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孝圣皇太后六十寿辰时，在圆明园旁建长春园，作为附园。一七七○年（乾隆三十五年），乾隆帝六十寿辰，又建成附园绮春园（后名万春园）。合称圆明三园。圆明园内的楼阁和园林风景，多至三百余处。宫殿十九座。占地五千余亩，周回二十里。成为京郊最大的一座皇家园囿。
圆明园中布列的楼阁和小型园林，也多依江南景物仿建。乾隆帝几次南巡，都到苏州狮子林游赏，赋诗纪盛。在圆明园的长春园中，依狮子林图仿建，仍名狮子林。清漪园中仿无锡惠山的寄畅园建惠山园，仿海宁陈氏安澜园建安澜园。杭州的西湖苏堤风景和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楼，也在园中依样仿建。仿建的楼台风景，不能不依傍当地形势，又不能不融入北方的建筑技巧和风格，使再建的江南园林，各具特色，布满圆明园及其附园，号为“万园之园”。乾隆帝又命来华的意大利画家郎世宁与法国建筑师蒋友仁、王致诚等，依仿西方建筑，设计楼台群，名为西洋楼，在园中别具特色。
雍正帝时，即在圆明园内建置官署理政。乾隆时，各类官署更为齐备。据《日下旧闻考·园囿》记载，圆明园南门大宫门内，东西两厢，宗人府、内阁、南书房、军机处、六部以至都察院、理藩院、翰林院、内务府等朝中机构，均在此建有房署。入贤良门内为正大光明殿，东为勤政殿。在园内形成为一个小朝廷。乾隆帝每年夏季去避暑山庄，春秋二季在南苑、西郊行围，在圆明园与大臣理政。圆明园实际上成为园林化的春纳钵与秋纳钵。
京师园囿 乾隆帝在京城内外，还陆续修建多处园囿，蔚为大观。京城内的皇宫西苑，包括南海、中海、北海等处，增建楼阁寺院和各种景物。南海建宝月楼，中海建紫光阁，北海建阅古楼、阐福寺。城南二十里的南苑，为顺治以来的围猎之所，旧有行宫，附近有德寿寺。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毁于火，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重修，规模更加宏伟。城西三十里有瓮山，山前有湖，原称西海。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引玉泉山水疏浚，赐名昆明湖。次年皇太后六十寿辰，赐瓮山名万寿山，山前建延寿寺。寺西有罗汉堂，塑五百罗汉。玉泉山下有湖名西湖，山下修建十六景，称静明园。西郊香山旧有香山寺，为金世宗时所建。乾隆时修建楼阁景物，成二十八景，赐名静宜园。自香山静宜园至圆明园十余里间，三山五园相联，形成为浩大的园囿区，为前代所未有。
乾隆帝连年修建园囿，以资“游目赏心”，虽然客观上促进了园林建造艺术的发展，但财力物力的耗费也是巨大的。臣僚中不断有人对此提出诤谏。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乾隆帝在避暑山庄自撰《知过论》，说他在京师和热河修建园囿、行宫、寺庙等等，“是皆弗用正帑，惟以关税盈余及内帑节省者，物给价、工给值，更弗兴徭役、加赋税。”又说：他不敢因“游目赏心”的小事荒废“敬天勤民”的大事。但也不得不承认，各处行宫争奇较胜，“究其致如此者，过应归于予。谓之无过，实自欺也。”乾隆帝引过自咎，以搪塞臣下，但园圃的修建，此后仍在继续，直到他退位时，迄未终止。
三、皇室庆典的靡费 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乾隆帝为皇太后庆祝六十寿辰，举国上下，造成极大的靡费。由此开端，此后几十年间，皇室各种喜庆典礼，竞尚豪侈，愈演愈烈。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皇太后七十寿辰；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八十寿辰，都举行盛大的庆祝。《清史稿·后妃列传》描述说：“庆典以次加隆。先期，日进寿礼九九。先以亲制诗文、书画，次则如意、佛像、冠服、簪饰、金玉、犀象、玛瑙、水晶、玻璃、珐琅、彝鼎、瓷器、书画、绮绣、币帛、花果，诸外国珍品，靡不具备。”皇太后自西直门去畅春园，途经万寿寺，为明万历时所建。皇太后六十寿辰时，曾加修葺，乾隆帝撰有碑记。皇太后七十寿辰时，重加修建，在此颂经祝寿。寺外并建苏州街，以供太后游赏。昭■《啸亭杂录·苏州街》条说是因皇太后“素喜江南风景，以年迈不宜远行，因于万寿寺旁造屋，仿江南式样。市廛坊巷，无不毕具，长至数里，以奉銮舆往来游行。”庆祝活动的靡费，难以计数。
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在避暑山庄度过他自己的七十岁生日，庆典更为隆盛。朝鲜使节朴趾源记载当时各地向乾隆帝祝寿进贡的情况说：“余从使者出长城，昼夜兼行，道见四方贡献，车可万辆，又人担、驼负、轿架而去，势如风雨。其杠而担者，物之尤精软云。每车引骡马六、七头，轿或联杠驾四骡。上插小黄旗，皆书‘进贡’二字。进贡物皆外裹猩猩毡、诸色氆氇。……日既黄昏，益见车乘争道催赶，篝灯相照，铃铎动地，鞭声震野。”（朝鲜朴趾源《燕岩集》卷十四，《山庄杂记》）朝鲜使臣亲见“有进贡复黄帕架子，盛以金佛一座，■入阙中，闻是户部尚书和■所献。”（朝鲜《李朝正宗实录》二）另据记载，王公大臣等仅造佛像一项，就用银三十二万一千多两（《庆典章程》）。金银、玉器、古玩和人参、珍珠等山珍海宝，不计其数。
八月十三日庆祝寿辰时，乾隆帝先在避暑山庄内的澹泊敬诚殿接受满、蒙、汉、藏、回（维吾尔族）等族贵族的朝贺，然后在东西配殿举行宴会，宴后看戏。剧场除清音阁外，“另立戏台于行宫东。楼阁皆重檐，高可达五丈许，广可容数万人。设、撤之际不相挂碍。台左右木假山高与阁齐，而琼树瑶林，蒙络其上，剪彩为花，缀珠为果。”（《燕岩集》卷十三，《热河日记》，千余人提灯表演名为“万年春”的歌舞祝嘏。
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帝过八十岁生日，庆典由热河避暑山庄延续到北京。参加祝寿的除亲王、郡王、各部院大臣和各省督抚、将军外，还有蒙古、维吾尔等少数民族首领及安南国王阮光平与朝鲜、南掌、缅甸等国使臣。阮光平的臣僚■从，凡一百八十四人（柳得恭《滦阳录》卷一），庆典规模之大，可想而知。内务府原拟经费一百七十一万八千两，嗣减定一百十四万四千二百九十七两五钱（吴振■《养吉斋丛录》卷十一）。“各省督抚献结彩银屡钜万两，……两淮商贾献银二百万两”（《滦阳录》卷一）。自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起，从皇宫到圆明园，都加修饰。自京城至西山四十里，复道亭台寺刹，也都重葺。经大学士阿桂、和■等奏请，令户部计其容入之数，多至一百四十万两（朝鲜《李朝正宗实录》二）。自热河至京城四百里，处处结彩。自西华门至圆明园三十里，左右排比起假楼，覆黄琉璃瓦。由各省、各部以至举人，立牌分掌。又立牌书某戏、某曲，自某处起到某处止。八月十二日乾隆帝自圆明园入京城，左右彩楼中，一齐唱曲。内而军机处、内务府大臣，外而各省督抚、将军，竞献珍玩。据说，玉如意最多，陈列殿陛，触目琳琅。小金佛一辇数十，覆黄帕舁入宫门，络绎不绝，无虑万躯。官员们的奉献，自然都是搜括百姓得来。
皇室侈靡之风日炽，皇子、公主自幼即习于豪侈，婚嫁尤为奢费。■妃汪氏所生和孝公主，一周岁时，乾隆帝即赏给她汉玉撇口钟、汉玉娃娃戏狮、青玉匙、红白玛瑙仙鹤、油珀圆盒、玉扇器等珍宝。六岁时，指配和■子丰绅殷德；十三岁，封“固伦和孝公主”，赐乘金顶轿。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二记载，乾隆帝携和孝公主游买卖街（圆明园中仿民间交易而设的商业街），见有大红夹衣一领，即让和■“以二十八金买而进之”。一衣之费如此，其它用度可以想见。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下嫁时，乾隆帝依亲王例赏给大量土地和奴仆，并赏赐数量惊人的妆奁。现存妆奁清单档分头饰、朝珠、皮衣、衣料、各种用具、梳妆用品、陈设品等七大类。头饰及各类用品多用金银珠宝装嵌。碎小正朝珠一盘，即有珍珠一百零八颗。珊瑚佛头塔、银镶珠背云等，均极华贵。另赐帑银三十万两。此外，礼部还要备办珍贵礼品，各级官员也要送上大宗贺礼。这些礼品，据说价值数百万两。和孝公主婚礼的奢靡，是一个典型事例。宗室王公生活的豪华挥霍，也于此可见一斑。
（四）满洲贵族与八旗兵丁 自顺治帝建都北京以来的一百多年间，满族在政治上巩固了统治地位，在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等方面也在不断的演变。乾隆时期，更加速了演变的过程。康熙、雍正、乾隆诸帝，都酷嗜汉文化，亲自撰写诗文。乾隆帝“御制诗集”多达四百三十四卷，收入诗作四万一千八百首。巡游各地，题字刻石，更是到处可见。在皇帝提倡下，满族贵族子弟自幼习读汉文诗书，甚至已不再通习满语、满文。乾隆帝炫耀盛业，帝后皇室侈靡逾度，上行下效，王公贵族也竞尚浮华。任职的官员贪贿公行。不任职的王公贵族依然享有优厚的殊遇，终日嬉游享乐，日趋腐惰。八旗兵丁享有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殊的优遇，不事生产，闲散嬉游，日益丧失骑射善战的武风。广大八旗人户则由于生计无着，日益陷于贫困。所谓“八旗生计”，已成为乾隆朝难以解决的严重问题。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族，在“渐染汉化”的同时，又在加剧分化。
一、王公贵族的游惰 乾隆帝以生长深宫的太子继承帝位。乾隆时期的王公贵族，也大都依父祖的世职承袭爵位。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并不像他们的父祖那样，为建立清国而驰骋沙场，而是以“天潢贵胄”深居府第，惯于优游。
清初定宗室封爵为十等。亲王一子封亲王，余子为郡王；郡王一子封郡王，余子为贝勒；贝勒之子封贝子，贝子之子封镇国公，镇国公之子封辅国公，辅国公之子授三等镇国将军，镇国将军之子授三等辅国将军，辅国将军之子授三等奉国将军，奉国将军之子授奉恩将军。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增定为十二等，即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十二个等次，其中镇国、辅国、奉国、奉恩将军又分一二三等，并有兼与不兼云骑尉之分。亲王的世子（候袭亲王）和郡王的长子（候袭郡王）也受封食禄（《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四六）。
宗室王公中的礼（初封代善）、郑（济尔哈朗）、睿（多尔■）、豫（多铎）、肃（豪格）、庄（硕塞，初封承泽亲王，其子博果铎袭封时，改号庄亲王）六亲王和克勤（岳托）、顺承（勒克德浑）二郡王世袭罔替，号称“铁帽王”。雍正年间又封怡亲王允祥亦世袭罔替。
受封食禄的八旗王公，在朝中任职者多位居显要。由于清初几代皇帝不断采取措施削弱诸王的权力，他们的子弟中也有相当多的人不再任职，但仍享受种种优厚的特殊待遇。不仅占有大量庄园人丁，而且仍领有数量可观的俸银。亲王岁给一万两，世子六千两；郡王五千两，长子三千两；贝勒二千五百两；贝子一千三百两。各级公爵、将军，也都以次领有多少不等的俸银（参《清朝文献通考》卷四十一，《国用·俸饷》）。
清初功臣、外戚，也多封有世爵。世爵分公、侯、伯、子（精奇尼哈番）、男（阿思哈尼哈番）、轻车都尉（阿达哈哈番）、骑都尉（拜他喇布勒哈番）、云骑尉（拖沙喇哈番）、恩骑尉九等，又有实任与闲散之分。其中公、侯、伯为“超品”，即在正一品之上，各分为三等。子爵为正一品，男爵为正二品，轻车都尉为正三品，也都分一二三等。骑都尉为正四品，云骑尉为正五品，恩骑尉为正六品，不分等。他们的俸禄是公一等七百两，二等六百八十五两，三等六百六十两，闲散二百五十五两。侯一等兼云骑尉者六百三十五两，不兼者六百一十两；二等五百八十五两，三等五百六十两，闲散二百三十两。以下递减。
受有封爵的王公和功臣的后裔，俸银之外还有禄米，每银一两，给米一斛。遇有婚嫁丧葬，另由皇帝给予赏赐。《中枢政考》载有赏银的规定数额。但事实上，往往由皇帝任意颁赏，赏银可超过定额的数十倍以至百倍。
王公既为世袭，他们的子孙往往在幼小时即可袭封，为王为公。如敬谨亲王尼堪第二子尼思哈袭封亲王时只有三岁，十岁时便病死。肃亲王豪格之子富绶袭封亲王时，也只有九岁。乾隆时袭封多罗顺承郡王的恒昌（勒克德浑六世孙），四岁时封王，二十六岁病死。世袭的王公自幼即高爵厚禄，养尊处优，日以游乐为事。雍正帝曾在一个敕谕中对八旗贵族子弟指斥说：“平居积习，尤以奢侈相尚。居家器用、衣服饮馔，无不备极纷华，争夸靡丽。甚至沉湎梨园，遨游博肆，饮酒赌博于歌场戏馆。……不念从前积累之维艰，不顾向后日用之难继，任意靡费，取乐目前，彼此效尤。”（《八旗通志》卷首九，敕谕）雍正帝指出的这些现象，到乾隆时更加发展。
乾隆帝连年广建园囿，京师王公竞相效尤，营建豪侈的宅第和江南式的园林。简亲王德沛（费扬武曾孙）用银数万两建造别墅，据称“亭榭轩然”，在诸王邸中为最优（《啸亭杂录》卷六）。定亲王绵恩（乾隆帝孙）令护卫“点缀园庭”，“任其通下吏苞苴（贿赂），动辄巨万。”（《啸亭续录》卷五）两江总督尹继善说他曾到忠勇公、大学士傅恒的府第，“不是前途频指引，回廊曲槛路常迷。参差画栋接飞霞，翠阁凝香护绛纱”，有如蓬莱岛境（《尹文端公诗集》）。大学士和■以聚敛著称，据说“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清史列传·和■传》）以廉明著称的宗室长麟，出任江苏巡抚时，置私宅数千厦，毗连街巷，说是为了“使此巷人知有长制府之名。”（《啸亭续录》卷三）宗室王公大臣，纷纷营建宅第园囿，说明满洲贵族的崇尚浮华，已成为风气。大量的花费，自然是来自下吏的苞苴。
八旗王公及其子弟，平居优闲无事，耽于游乐。标榜高雅者，或赏玩花鸟珍奇，或唱曲演戏。等而下者，聚赌宿娼，无所不为。乾隆帝第八子永璇“沉湎酒色”，“做事颠倒”（朝鲜《李朝正宗实录》二）。十七子永■”不甚读书，喜音乐，好游嬉。少时尝微服出游，间为狭巷之乐（嫖妓）。”（《啸亭续录》卷五）京师东城某寺院中，经常聚集王公贵族和富室子弟，设局赌博，又私蓄女伎，日夜淫纵（前引书卷八）。乾隆朝领兵作战的名将福康安（傅恒子），享用豪奢，又喜唱曲，军中往往通宵弹奏。据说：“虽前敌开仗，血肉交飞，而袅袅之声犹未绝。”（《清稗类钞》第七册）金德纯《旗军志》说：“八旗将佐居家，皆弹筝击筑，衣文绣，策肥（马），日从宾客子弟饮。”从家居的八旗贵族子弟到外出领兵的将佐，都日益沉溺于豪奢游乐之中。
八旗贵族依仗权势，恣为不法。昭■《啸亭续录·宗室积习》说：“近日宗室蕃衍，入仕者少，饱食终日，毫无所事。……每有淫佚干上之事，有司以其天潢，故为屈法。市井之良善者又多畏其权势，不敢与抗，适足以长其凶焰，其俗日渐卑恶也。”这种情形，在乾隆朝已经习见。《啸亭杂录·权贵之淫虐》记：“乾隆中，某驸马家巨富，尝淫其婢不从，命裸置雪中僵死。其家挞死女婢无算，皆自墙穴弃尸出。”朝廷的大臣，如大学士和■、福长安等“擅弄威福，大开贿门，豪奢富丽，拟于王室。”（朝鲜《李朝正宗实录》二）外省的官员，“奉差收税，即不守本分，恣意花消，亏竭国帑。”（《八旗通志》卷首十一，敕谕）领兵的将军“凡有征讨，军饷一边用，一边奏，十万■减五万。”（柳得恭《燕台再游录》）从京师到外省，从相臣到将军，耽于享乐，贪贿不法，满族贵族统治集团日益腐败了。
满洲贵族原以骑射善战而建立起统治，百余年间，久居汉地，在沉溺游乐的同时，也逐渐废弃了习练弓马的旧俗。满洲贵族要统治广大汉族人民，就不能不通晓汉族的语文和文化。王公子弟幼读汉文诗书，以应科举考试，甚至逐渐不习满文满语。这在乾隆时已成为普遍的现象。乾隆帝曾有诗一首，概括地说明了当时的情景：“八旗读书人，假藉词林授。然以染汉习，率多忘世旧。问以弓马事，曰我读书秀。及至问文章，曰我旗人胄。两歧失进退，故鲜大成就。”（乾隆《御制诗四集》卷五十九）早自清太宗皇太极以来，历代皇帝都已提出过保持满洲文化传统的告诫。乾隆帝更提出“骑射国语”的口号，说是“满洲之根本”。乾隆帝每年在避暑山庄驻夏，在木兰行围，象征着纳■骑射的传统。但京师宗室多不善射猎，盛京地区甚至还不如京师。乾隆帝酷嗜汉文化，每年都要亲自撰写诗文。宗室王公大臣也多习作诗词，与汉族文人相唱和，甚至不能用满文奏对。乾隆帝虽然一再把提倡“骑射国语”作为根本大计，但并不能改变满洲贵族“渐染汉习”的趋势，以至在他晚年，不得不下谕允准满族地方官员的某些章奏，可用汉文缮写，不再用满文。满族在统治汉地后不能不采用汉族的制度、文化，以至汉族的语文。这是由客观的历史条件而决定的。从某些方面说，也是历史的进步。但满族王公贵族子弟依恃特权，弃武习文，优游享乐，则不能不日益削弱。震钧《天咫偶闻》评论说：“习于汉人者，多得其流弊而非其精华。所存旧俗，又多失其精华而存其流弊。”八旗贵族在“渐染汉习”的同时，渐趋腐化。作为统治民族的统治集团，日益削弱了它的统治能力和作战能力。
二、满洲军兵的衰落 满洲自建立八旗制度以来，各旗兵丁地位高于平民。初期作战获胜，俘掠生口财物，即可上升到贵族行列。在北京立国后，八旗成员也通过各种途径，成为大小官员。旗丁除服兵役外，不再有汉人平民所有的各种赋役负担，并享有各种特权。旗人犯法，不由地方官审理，统归步军统领衙门或慎刑司减等量刑。八旗人丁依旧制，每丁拨给田地五垧（三十亩）。旗兵依职位不同，每月分别发给一至四两的饷银，三至四斛的粮米。较高的粮饷约略相当一个七品县令的俸禄。外出作战，另有“行粮”。
八旗兵丁多常驻京师，驻防外地者不到总额的一半。属于京旗的兵丁，只准在京居住。分授给他们的旗地，也在近京五百里内各县。这些旗地原系圈占汉人民众的耕地。“虽将民地圈给旗人，但仍系民人输租自种。民人自种其地，旗人坐取其租。”（《清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五，《八旗公产疏》）旗兵占有民地，并不是“亦兵亦农”，而是坐取地租和粮饷，不战不耕。京师八旗兵丁久居城中，疏于训练，甚至不能骑射。乾隆帝曾率领他们行围，学习技勇，给予赏赐，但兵丁希图安逸，并不乐从。乾隆帝曾慨叹说：“不肖之徒，不识朕教养满洲之志，反以行围为劳众，不无怨望。”（《八旗通志》卷首十一，敕谕）又曾说：“升平日久，八旗子弟如鹰居笼；日饱肉，不能奋击。”（柳得恭《滦阳录》卷一）乾隆帝把八旗子弟比喻做不能奋击的鹰，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八旗兵坐享优厚的待遇，在京城中四处流荡。或三五成群，臂鹰架雀，在街上闲游。或结帮聚伙，在茶坊酒馆里消磨日子。或斗鹌鹑、斗蟋蟀。乃至嫖妓聚赌，变卖房地挥霍。震钧《天咫偶闻》评论说：“后生小子，既不知征役之劳，又不习击刺之法，下至束伍安营，全忘旧制，更安望其杀敌致果乎？”八旗兵丁逐渐变成浮荡子弟，骁勇善战的满洲传统日益丢失了。
驻防外地的八旗兵也是养尊处优，久不操练。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御史和其衷上疏，劾奏驻防旅顺口和天津的八旗兵海防水师营说：“该管各员，既不勤加操练，兵丁巡哨，不过掩饰虚文。即军营器械，半皆朽坏。似此怠玩成风，何以固疆圉而资弹压！”（《清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五，和其衷《根本四计疏》）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乾隆帝南巡至镇江（京口），较射而有弓箭落地者。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乾隆帝至杭州阅兵，八旗兵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当时人以为笑谈（《清仁宗实录》卷三十八）。盛京八旗兵丁在行围演武猎兽时，上缴的鹿多于吉林、黑龙江兵丁，但并非自行射猎，而是从汉民那里买来。乾隆帝大怒，训斥说：“盛京为我朝根本之地，兵丁技艺宜较各处加优，乃至不能杀兽，由汉人买取交纳，满洲旧习竟至荒废，伊等岂不可耻！……传谕福康安留心训练骑射，行围时将军亲自督率射猎，务令技艺精强，以复满洲旧习。”（《清高宗圣训》卷三○○）事实上，旗兵长期不事生产，荒废骑射，“恢复满洲旧习”，是不可能的。
八旗兵丁，如此荒嬉。各级军官，更加腐败。他们平日克扣军饷，优游享乐。遇有战事，沿途勒索，乘机中饱。作战时则拥兵自卫，不敢向前。不仅下级军官如此，朝廷钦命的领兵将军，也很少知兵善战者。大金川之战，经略大臣讷亲（清初名将额亦都后人），临战躲在帐内指挥，传为笑柄。三千兵士攻碉，遇敌即作鸟兽散。大学士温福领兵出征大小金川，只知在军中置酒高会，挞辱士卒。同行的四川提督马铨讥笑他是“空摇羽扇，无计请缨。”乾隆朝官至领侍卫内大臣的索伦人海兰察曾说：“近日大臣中知兵者，惟阿公（阿桂）一人而已，某安敢不为其下？其余皆畏懦之夫，使其登坛秉钺，适足为殃民耳。某安能为其送死也。”（《啸亭杂录》卷九）
满洲贵族将领多不知兵，八旗兵丁多不能战。乾隆帝在连年发动的边疆战事中，不能不调遣绿营兵和索伦、锡伯、达斡尔等各族兵，组成作战的中坚力量。清朝发展到乾隆时期，绿营兵额经常在六十万左右。据魏源《圣武记》统计，中外禁旅即驻防的八旗兵，共有二十万余人，其中一半在京师。八旗兵包括满洲、蒙古、汉军在内，按照乾隆朝编制的比例，八旗满洲兵不过十二万左右。满洲兵虽仍保持着优越的地位，但已基本上丧失了战斗能力。汉人组成的绿营兵，这时已逐渐代替八旗兵，成为国家军队中的事实上的主力军。
三、八旗生计问题 满洲八旗兵丁不加训练，又不事生产，如此世代相传，不仅无力作战，而且家口生活也日益困窘。于是出现了所谓“八旗生计”问题，京师尤为严重。
乾隆一朝对这一问题的产生，曾有过种种议论。归纳起来，主要是源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不事生产，收入减少。八旗兵丁久居京城，不事耕种，按照清朝规定，又不得经营工商，只靠朝廷发给粮饷和出租旗地为生。如果擅自外出谋生，即被视为“逃旗”，从重治罪。旗人长期游惰，靡费无节，粮饷不足即向佐领等官员借债（放印子）。再不足，便变卖朝廷地产和住房抵用。借贷放印子钱，钱粮即被扣还。土地变卖后不能再收取地租。房产卖后还要再出银租房。这样下去，收入越来越少。一年不如一年，一代不如一代，不能不陷于困窘。
另一方面是满洲八旗人口不断增加。满洲八旗只有旗兵本人领取粮饷，旗丁分授耕地。百余年来，旗人生活安闲，家口不断增殖，生活负担也不能不随之增长。户部尚书梁诗正在奏疏中说：“而百年休养，户口众多，无农工商贾之业可执，类皆仰食于官”，是旗人穷乏的原因。（《清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五）御史赫泰说，顺治初年到京的一人，现在已成为一族，“以彼时所给之房地，养现今之人口，是一分之产而养数倍之人。”（《皇清名臣奏议汇编》初集卷一四五）
满洲八旗人户生齿日繁，收入日绌，在乾隆朝已成为急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乾隆帝的处置办法是：（一）增发赏银。以恩赏名义，发给贫困户赏银，以为赈济。又动用国帑，赎回旗人典卖给汉人的旗地，由官府收租，将租金分赏给八旗兵丁。据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清查，赎回旗地一万四千余顷，岁征租银三十一万五千余两（《石渠余记》卷四）。这些赏银，对于贫困的旗户，虽然可缓解一时，并不能解决长久的生计。（二）增加养育兵额，“出旗为民”。雍正时设养育兵额四千八百人，乾隆帝扩大到二万五千人。八旗兵原有满洲、蒙古、汉军之分，乾隆帝准令八旗汉军“出旗为民”，即脱离八旗兵籍，另谋生理。由此空出的兵额，改由满洲旗丁补充。如广州、杭州驻防汉军和福州水师汉军，各出旗一千余人，由京师满洲旗丁往补。驻防福州的八旗汉军步兵改设为绿营兵，另派京师八旗满洲兵丁二千余人驻防。
此外，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乾隆帝还曾迁移京师满洲八旗三千户去东北拉林等地开垦荒地，建房屯种。说是“但念现在京中满洲，生齿日繁，额缺有定，恃一人钱粮，供赡多口，终恐拮据”。“欲我满洲世仆，仍归故土，生计充裕。”前往人等，每户赏给治装银两，沿途给与车辆草束，到达后又赏给立产银并官房田地、牛犋籽种，每户约需银百余两。乾隆帝告诫说：“伊等至彼，各宜感戴朕恩，撙节用度，以垦屯为务。稍有余暇，勤习骑射技勇。”（《高宗实录》卷五○四）但是满洲“故土”的旗人，也并非“生计充裕”，典卖旗地，生计困乏的现象也在发展。据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宁古塔将军鄂弥达的奏报，吉林乌拉满洲兵丁三千，其中可称富户者仅二十一户。贫户一千一百八十五户，八千九百三十五口。赤贫户六百七十八户，两千八百九十四口。两者合计一千八百六十三户，一万一千八百二十九口。其余为中户，共八百四十八户，八千八百二十九口（《军机处满文月折档》，乾隆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这个典型材料反映出，当地八旗满洲兵丁中，可以温饱的中户还不足半数，绝大多数是贫困户以至赤贫户。乾隆帝迁往拉林的三千满洲户，实际上只有二千户前去。其中老幼约十分之一，壮年而不会耕作者有十之六、七，能耕作者不过十之二、三。因此，去拉林等地不久，便又相继逃回京师。留在拉林等地者，也多雇用关内流民代耕。所领旗地又通过典卖，渐归汉民所有。
广大八旗满洲人户从不耕不战到难以存活，显示着满族的统治危机，也表明满洲贵族与旗户的分化，日益加剧了。
（五）思想统治的加强 乾隆时期的清王朝，已经经过了一百多年的统治。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族，渐染汉习，渐趋腐化，也日益加深着本民族内部的分化。表面的繁华掩盖不了统治集团的腐朽，武功的炫耀也不能掩盖八旗兵力的衰弱。满洲民族和清王朝一样，经历着由盛而衰的过程。
大抵一个王朝，越是处在强盛的时期，在政治上越能包容大度，具有较强的自信心。相反，一个王朝处在日趋衰朽的时刻，越是难以自保，越加偏狭疑忌，强化暴力统治。乾隆帝初即位，继承父祖盛业，力矫前期严政，宣示宽仁，标榜满汉一体，显示出有信心建立功业。大约自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后，满族上下日趋衰弱，对汉人的疑虑也日益加深。由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强对汉人的统治。
一、文字狱的迭起 康熙朝曾严厉镇压反清复明思想的传播，雍正朝先后兴起汪景祺、钱名世、查嗣庭等大狱及吕留良、曾静案，指责语言文字之过，以镇压汉人反满思想，被称为“文字狱”。乾隆帝初即位，力图消除满汉朋党畛域，曾收到一定的成效。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处置胡中藻狱，又恢复了以文字之过惩治大臣的恶例。
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后的二十余年间，文字狱连年兴起，形成严厉的思想统治。与前朝不同，镇压的对象，既不是“复明”的志士，也不是结党的权臣，而是一般的汉人文士。见于记载的约七十余起文字狱中，六十六狱都是惩治举人、贡生以下的生员以至塾师、术士。兴起这些案狱，目的不在限制臣僚的结党擅权，而在于控制民间的反满思想，用意是明显的。下面是一些影响较大的文字狱的概况。
彭家屏案 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乾隆帝南巡。曾任江苏布政使的河南夏邑乡绅彭家屏在迎驾时面奏，去年河南数处被灾，河南巡抚图尔炳阿匿而不报。乾隆帝查询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得知夏邑被灾甚重。二月，命图尔炳阿亲往查勘，并下谕申斥他“玩视民瘼”，“存心回护”。四月间，乾隆帝南巡回京途中，又先后有夏邑居民张钦、刘元德陈诉，被灾散赈不实。乾隆帝以为“有刁徒从中主使”，刘元德供出生员段昌绪曾商同具词。图尔炳阿命夏邑知县孙默查拿段昌绪，在段家卧室中搜出吴三桂反乱檄文一纸，“浓圈密点，加评赞赏”。乾隆帝命图尔炳阿继续搜查，并召彭家屏至京师面询。彭家屏奏称并未见过吴檄，只是家中藏明末野史，未尝检阅。乾隆帝命侍卫三泰去夏邑彭家，搜出记载李自成事的刻本《豫变纪略》一书（彭家屏有序）。图尔炳阿又奏称彭氏族谱题署“大彭统纪”，“甚属狂妄”，查取进呈。乾隆帝指责彭氏族谱称彭氏得姓本于黄帝，是“自居帝王苗裔”。又指责谱中万历年号“历”字不避讳缺笔（乾隆帝名弘历），“足见目无君上，为人类中所不容。”（俱见《高宗实录》卷五三七至五四二）赐彭家屏自尽，将段昌绪斩决，彭家屏子传笏斩监候，没收家产入官。图尔炳阿和孙默查办此案“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俱免革职，仍留原任。此案源起于河南百姓被灾，满官匿而不报，经查核属实。乾隆帝虽然不得不下谕斥责，却又以文字之罪转而严惩了揭发此事的乡绅和文士。讳言疾患，粉饰升平，乃是乾隆朝习见的现象。但乡民控告封疆大吏，却被乾隆帝认为是“此风不可长”。乾隆帝亲自处置此案，意在回护满洲大员，镇压汉人士民的反抗，目的十分清楚。
蔡显案 江苏华亭举人蔡显，字景真，号闲渔，平生所作诗文，自编为《闲渔闲闲录》，刊印行世。书中对邑绅及知府、御史等官员，多有指责。乡绅因而嫉恨，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指书中引古人咏紫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是对清朝“怨望讪谤”，向松江府检举。蔡显已七十一岁，自信无罪，向松江府出首。松江知府钟光豫呈报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检阅《闲渔闲闲录》及蔡显的其它著述，指为“语含诽谤，意多悖逆”，逐条粘签标出，进呈乾隆帝。乾隆帝亲自查阅蔡书，指书中称“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钱名世以年案得罪”及“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等诗句，是“甘与恶逆之人为伍，实为该犯罪案所系。”乾隆帝并且严厉斥责督抚于此等处“转不签出”，“签出各条，多属■傺无聊”，所拟有关案犯治罪等节，是“意存姑息”，“苟且完事”。（《高宗实录》卷七八六）传谕严加惩处。蔡显斩决，十七岁的儿子蔡必照发往黑龙江为奴。为《闲渔闲闲录》作序的闻人倬及蔡显门人刘朝栋等二十四人被株连，遣戍伊犁等处。
蔡显所称戴、钱得罪事，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只是因为隐含同情语气，便被指为“甘与恶逆之人为伍”，铸成此狱，罪及家属门生，在江南文士中引起极大的震动。
齐周华案 浙江天台县生员齐周华，早在雍正帝时，曾撰拟“独抒己见疏”为吕留良案申辩，赴刑部具呈，被解押回浙江，永远监禁。乾隆帝即位，遇赦出狱，游历各省，卒居湖广武当山道观。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其子齐式昕接他回籍。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浙江巡抚熊学鹏至天台巡查，齐周华将已刊及未刊的历年所撰文稿《名山藏初集》等书奉呈，请求熊学鹏作序，并将当年的“独抒己见疏”稿附呈。熊学鹏将齐周华押解至杭州，与闽浙总督苏昌会同审讯，随即向乾隆帝奏报说，书中《祭吕留良》一文，“将逆贼吕留良极力推崇，……希图煽惑人心，其存心党逆，牢不可破”。“其已刻、未刻诸书，牢骚狂悖之言，不一而足；庙讳御名，公然不避。”（《清代文字狱档》）经乾隆帝钦准，将齐周华依大逆律，凌迟处死。子孙四人从宽斩监候，秋后处决。齐周华堂兄齐召南，原任礼部侍郎，为当代名儒。齐周华书中《天台山游记》一文，有齐召南跋。熊学鹏召齐召南至省讯问，供称雍正二年曾“为跋数语”，“今所刻者，系齐周华自行添改。”乾隆帝命召齐召南进京候审。军机大臣会同刑部拟处杖流。乾隆帝谕令宽免，递回原籍，传谕他“闭户安分”。浙江巡抚觉罗永德将齐召南交原籍地方官，向乾隆帝奏报说：“奴才仍随时查察，如再不知感恩警惕，稍有掉弄笔头怨诽情事，即行严参，从重治罪。”（同上书）齐召南四月回籍，五月间即病死。此案因涉及名士齐召南而轰动士林。
王锡侯案 江西新昌人王锡侯，三十八岁才考中举人，会试落第，仕途无望，便在家编书，刻印发卖谋利。所编书如《国朝试帖详解》、《唐人试帖详解》等，都只是供考试举子参阅，并没有什么政治见解可言。另编有《字贯》一书，是就《康熙字典》摘编，使散字联贯，以便检索。一七七七年（乾隆四十二年），他的仇家王泷南乘文字狱迭起的时机，告发他删改《康熙字典》，“与叛逆无异”。江西巡抚海成（满人）亲理此案，查阅《字贯》序中有议论《康熙字典》“穿贯之难”，“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等语，指为“虽无悖逆之词，隐寓轩轾之意，实为狂妄不法”，请旨革去举人，并将《字贯》粘签进呈。乾隆帝亲阅《字贯》，在书前凡例中发现康熙、雍正及乾隆三帝的名字，开列不讳，大为震怒。说：“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高宗实录》卷一○四三）并严厉申斥海成“茫然不见”，“漫不经意”，命海成亲往王锡侯家继续搜查并将王锡侯领押来京。十一月，海成查出王锡侯编纂书十种进呈，并奏称“检阅各书，俱有悖谬不法之处。”乾隆帝又申斥海成“身为巡抚，乃于初次条奏王锡侯《字贯》时，并不将伊书内大逆不法之处据实核出，转称尚无悖逆之词。实属昧尽天良，罔知大义，不可不重加惩处。”（同上书，卷一○四四）随将海成革职，交刑部治罪。命两江总督高晋前往，暂管巡抚事，继续收缴江宁等地流传的《字贯》等书。王锡侯斩决，子、孙五人斩监候，所著书概行销毁。
王锡侯原是科场失意、编书求活的乡曲文士，在政治上、学术上并无建树，对清廷也未必有谤言。乾隆帝由此兴起大狱，株连甚广。《字贯》另本前有工部侍郎李友棠题诗一首，乾隆帝斥责李友棠“身为卿贰，乃见此等悖逆之书，尚敢作诗赞美，实属天良已昧。”李友棠即著革职。江西布政使赣南道周克开、按察使冯廷丞因未能检出《字贯》“悖逆重情”，俱被革职，交刑部治罪。大学士管两江总督高晋以“失察妄著书籍”，降一级留任。江西吉安、南昌二处历任知县、知府，从宽免于治罪，交部分别议处。乾隆帝严惩王锡侯，旨在表明不准许汉人文士对满族皇帝有任何不忠不敬；严惩地方官员，则在激励所属，加强统治。他传谕说：“各省地方官当共加感惕，务须时刻留心查察，倘所属内或有不法书籍刊布流传，即行禀报督抚，严拿重治”，倘若“漫不知儆”，“嗣后别经发觉，必当从重办理。”（《高宗实录》卷一○四九）此案之后，各省先后设立“书局”，专门负责查缴不法违碍书籍，对诗文著述的控制，大为加强了。
徐述夔案 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春，江苏东台县民徐食田与蔡嘉树发生田亩纠纷。东台县出示收缴违碍书籍，蔡嘉树即指控徐食田祖父徐述夔（已故）所著《一柱楼诗》中多有违碍。徐食田将已刻书及书板向知县涂跃龙呈交。涂跃龙将田亩纠纷事结案，见徐述夔所著书中有引吕留良语句，送呈江宁书局查处。书局局员因原书未粘签指出违碍，退还东台县。蔡嘉树又径赴江宁布政使衙门控告，并将《一柱楼诗》中“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句粘签摘出。布政使陶易命幕友陆炎批交扬州府，批语中有“若有违碍，俱应收解奏缴；若只字句失检，将举首之人以所诬反坐”等语。扬州知府谢启昆签出“悖逆”诗句，送呈督抚。署两江总督萨载、江苏巡抚杨魁将书稿及有关案卷解京。这时，江苏学政刘墉也得到民间告发，将《一柱楼诗》及原礼部侍郎沈德潜（已故）所撰《徐述夔传》呈送乾隆帝。徐述夔先世世代为官。一七三八年（乾隆三年）考中举人。进京会试时，勘磨官指他试卷中有“不敬”字句，停止考试，永不叙用。徐述夔家居吟诗，不无怨望。一七六三年（乾隆二十八年）病死。一七六八年（乾隆三十三年），子徐怀祖将其遗作《一柱楼诗》、《和陶诗》等诗集刻板流传。一七七七年（乾隆四十二年），徐怀祖病死。乾隆帝审阅送呈诗集，传谕说：“《一柱楼诗》各种妄肆诋讥，狂诞悖逆。”“伊子徐怀祖并敢将伊父逆词公然刊刻，均属罪大恶极。”“沈德潜敢为逆犯徐述夔作传，……实为丧尽天良，负恩无耻。”（《高宗实录》卷一○六八）将此案交军机大臣等议处。军机大臣阿桂等遵谕锁拿徐食田等人，会同刑部严加审讯，奏称徐述夔引据逆犯吕留良邪说，是“悖逆不法”；《一柱楼诗》“犴肆谬妄”；“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是“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用上、到等字而用去清都，显寓欲复兴明朝之意，大逆不道至此已极。”徐怀祖刊刻流传，是“父子相继为逆”，“照大逆凌迟律■碎其尸，枭首示众。”（《掌故丛编》第九辑）布政使陶易以“故纵大逆”之罪处斩，扬州知府、东台知县也以惩治迟延不力，分处流刑和徒刑。徐食田及弟食书，参与校刻的徐首发、沈成濯及陶易幕僚陆炎等俱从宽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已故沈德潜曾为徐述夔作传，内有“品行文章皆可法”等语，廷臣请旨将官爵谥典尽行革去，御赐祭葬碑文一并扑毁。碑不移置他处。长洲人沈德潜自乾隆初年以进士入为翰林院编修，以诗名一时，在上书房行走，与乾隆帝作诗唱和。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以礼部侍郎休致归籍。曾进呈所著《归愚集》，乾隆帝亲为作序。乾隆帝历次南巡，沈德潜均被召见。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加礼部尚书衔。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入朝祝皇太后七十寿辰。入朝赐杖，为致仕九老之首。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在常州迎驾，加太子太傅。一七六九年（乾隆三十四年），在家死去，年九十七。赠太子太师，谥文悫。沈德潜晚年入仕，备受乾隆帝眷遇，为一代名士。死后遭此恶谴，使士林再次震动了。
尹嘉铨案 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乾隆帝西巡五台，三月中回銮至保定。原大理寺卿，在博野县休致家居的尹嘉铨，连上两折，命其子尹绍淳至保定奏呈。一折请求乾隆帝对其故父尹会一赐予谥法，一折请将清初汉人大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诸人从祀孔庙。尹会一曾任巡抚，休致时，请返籍终养老母，乾隆帝曾赐诗褒奖孝行。尹嘉铨在奏折中说：“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乾隆帝览奏甚怒，在第一折批：“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要他“安分家居”。第二折批：“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命将尹嘉铨革去顶戴，交刑部治罪。又命直隶总督袁守侗查抄尹氏在博野的家产，大学士英廉查抄尹嘉铨在京的房舍。谕令“至伊家如果有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等件，务必留心搜检。”（《清代文字狱档》）英廉与大学士三宝详查搜获的书册，有尹嘉铨编《近思录》书稿，将汤斌、陆陇其、张伯行与尹会一合称为“孔门四子”。又所著《随五草》，内有《朋党说》，与雍正帝所著《朋党论》相背。又编有《本朝名臣言行录》，列入高士奇、张廷玉、鄂尔泰等多人。廷臣会审，尹嘉铨不得不自认“狂悖糊涂，罪应万死。”乾隆帝览奏，指斥尹嘉铨文中“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哉”等语，是“反以朋党为是，颠倒是非，显悖圣制，诚不知是何肺肠？”又指斥所编《本朝名臣言行录》是“以本朝之人，标榜当代人物”，“将来伊等子孙恩怨即从此起”，关系“朝常世教”，其他狂悖诞妄，不一而足。命将尹嘉铨以绞刑处死，立决。
乾隆帝处死尹嘉铨后，特发布“明辟尹嘉铨标榜之罪谕”。说：“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乾隆帝提出的这个新论点，是说清朝的统治，一切决定于皇帝，如果“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国家之福。”皇帝英明，就不需仰赖“名臣”，也不会容纳“奸臣”。臣下都不过是效忠于他的奴仆。尹嘉铨要求崇列这些奴仆，自是乾隆帝所不能容许的。
以上文字狱，是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至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二十余年间几桩影响较大的案件。其中大多数是乡里文士的语言文字的疏失被加以悖逆不法的罪名，并非确有反满的思想和行动。尹嘉铨身列九卿而遭显戮，也只是由于请求表彰他的父祖和名臣，更没有什么反清思想可言。但崇显名臣，却触犯了乾隆帝的忌讳。乾隆帝不断处置文字狱，是要以暴力镇压的手段，强制汉人臣民文士对满洲皇帝绝对效忠和安分，而绝不容许任何不忠或不敬。但文字狱兴起，却又带来了难以预料的后果：（一）仇家告讦。乾隆帝严治文字之罪，不逞之徒因而摘引文字告讦仇冤之家，借以报复私仇，夺取私利。随着文字狱的迭兴，社会上到处出现了诬告之风。（二）官员严处。乾隆帝查处文字狱，经办的各级官员往往以失察得罪，遭到严厉的处治，轻者革职，重者流放或处死。官员们畏罪，不得自安，遇有告讦，即从重审理，以求免祸。此类冤案从而更为泛滥。（三）师友株连。文字狱起，例需查抄家藏书稿、诗文、书信。一人在案，曾为撰写序跋、碑传、唱和诗词以至书信往来的师友，往往横被株连，祸从天降。文字狱迭起，广大文士惴惴不能自保，造成社会上人心动荡。以上这些现象日益严重，势将反转来摇撼清朝的统治。面对这一形势，乾隆帝不得不多方收敛，以稳定人心。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福建海成县人周铿声挟嫌诬告在籍知县叶廷推纂辑县志“载入碑传诗句，词语狂悖。”巡抚杨魁上奏。乾隆帝查阅，认为“俱系剿用腐烂旧句，原无悖逆之处”，命依诬告律，将周铿声“严示惩创”。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湖南龙阳县监生高治清刊行《沧浪乡志》，被告“语句狂悖”。署巡抚李世杰奏请究治。乾隆帝传谕：乡志“不过无识乡愚杂凑成编”，“若俱如此吹毛求疵，谬加指摘，将使人何所措手足耶？”同年，安徽巡抚谭尚忠奏报已故贡生方芬诗集中有“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句，请将其孙依大逆律治罪。乾隆帝认为，诗句“虽隐跃其词，有厌清思明之意”，但还不是“公然毁谤本朝”，“若必一一吹求，绳以法律，则诗以言志，反使人人自危。”谕令“毋庸办理”。（以上俱见《清代文字狱档》）乾隆帝亲自连驳数案，使官员严处、仇家告讦之风有所遏止。风靡一时的文字狱，渐趋平息。但就在此前后，又兴起了禁毁书籍的浪潮。
二、禁毁书籍的浪潮 乾隆朝在迭兴文字狱的同时，又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查禁时人著述与藏书，先后延续了十余年之久。
早在一七六九年（乾隆三十四年），乾隆帝阅钱谦益所著《初学集》、《有学集》等书后，说“其中诋谤本朝之处不一而足”，传谕各督抚在各地查缴销毁。钱谦益是明末清初文坛巨擘。叛明降清后，因病乞归，死于家中。所著文集在各地流传甚广。乾隆帝怒斥他“大节有亏”，“不足齿于人类”，令各地不得再遗留片简。销毁钱书，是焚毁书籍的开始。大规模禁毁书籍，大体上是和《四库全书》的编纂同时进行。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乾隆帝即曾传谕直省督抚学政，广泛搜访民间书籍，汇送京师。“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其有未经镌刻只系钞本存留者，不妨缮录副本，仍将原书给还。”（《高宗实录》卷九○○）次年初，安徽学政朱筠上疏，请将《永乐大典》中分在各卷的佚书，分别辑录校阅。乾隆帝诏谕依经、史、子、集四库分类辑出，流传已少者先撮要旨进呈。随即开设四库全书馆，以大学士刘统勋、于敏中等人为总裁官，在全国范围内，搜采遗书，编纂以四库分类的图书总集《四库全书》（参见另章）。乾隆帝诏谕各地督抚，以半年之限，采进民间藏书，若因循搪塞，惟该督抚是问。又诏谕两江总督与江、浙巡抚，就江浙著名藏书家和坊间书贾中搜访进呈。私人进献藏书，将来仍与发还并给予奖励。进书五百种以上者，赏内府所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百种以上者赏给内府刊印《佩文韵府》一部。各地进呈私献书籍不下万余种。
乾隆帝广泛征求已刻未刻书籍，包含着查检“违碍”的目的，即所谓“寓禁于征”。但文字狱迭起，各地官民多有顾虑，不敢将稍涉违碍者进呈。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八月，乾隆帝降旨明确规定收缴禁毁。传谕各地督抚，“其或文字触碍者，亦当分别查出奏明，或封固进呈，请旨销毁；或在外焚弃，将书名奏闻。”明末野史“必有诋毁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稗官私载、诗文专集，有诋毁者，也不准隐匿流传。各省已经进到之书，交四库全书处检查，有关碍者，撤出销毁。并令派员传谕藏书家，如有不应存留之书，即速交出。此后若再有存留、有心藏匿，罪在不赦。（《高宗实录》卷九六四）同年十一月，再次降旨，收缴销毁“明末国初悖谬之书”。禁毁书籍，逐渐形成浪潮。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乾隆帝一再谕令严厉查缴“违碍”书籍，查禁的范围也越来越扩大。
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帝谕令四库全书馆拟定“查办违碍书籍条款”颁布，规定了查禁的范围和处理办法。
全毁——全部销毁的书籍，称为全毁。所谓“诋毁本朝”、“语涉狂悖”的清人著作、文集，原在全毁之列。条款规定的销毁范围，还扩大到前代的著述。明万历以前各书，涉及辽东、女真，语有违碍者，销毁。明代各书载及西北边外部落，语涉偏谬者，销毁。为了扼制汉人反满思想，甚至对宋人关于辽、金，明人关于元代的记述，“议论偏谬尤甚者”，也拟销毁。书籍内容并无违碍，但作者在清朝得罪者，如钱谦益、吕留良、金堡、屈大均等人的著作，也一律销毁。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乾隆帝在上谕中说：“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自应逐细查明，概行毁弃。”历朝文字狱之起，是因诗文著述中有狂悖字句而罪及其人，又因其人得罪，而焚毁其所有的文字著述。因书罪人，因人毁书，加以彼此株累，禁毁数量极大。
抽毁——即抽出违碍字句，部分销毁。门各为目，人各为传的著述，将其中有违碍的门、传抽毁。选编的奏议、科举对策之类，如明经世文编、明状元策等书，将其中有违碍者抽毁。钱谦益、吕留良等获罪者的诗文被录入他书或被人援引者，摘出抽毁，从原版内铲除。如此等等。历年被列入抽毁之书，多达四百余种。
删改——在上引乾隆帝历年谕旨和“条款”中，还有对原作删改的规定。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的上谕中提到明人所刻类书边塞、兵防等门，可删去数卷或数篇，或改定字句。“他若南宋人书之斥金，明初人书之斥元，且悖于义理者，自当从删；涉于诋詈者，自当从改。”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颁布的“条款”中，也提到“凡宋人之于辽、金，元明人之于元，其书内记载语句乖戾者，酌量改正。”（《办理四库全书档案》）删改的范围也极广泛。甚至被认为“非斯文正轨”、“词意■■”、“有乖雅正”以及所谓“乖触字句”等，都可酌改。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又经过删改的书籍，不计其数。往往面目全非，与原义乖违。
除以上这些专制而愚蠢的规定外，乾隆帝还先后实行了两项虐政。
改译古史——和乾隆帝下谕搜访遗书约略同时，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乾隆帝又命改译辽、金、元三史中的音译专名。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改译完成。乾隆帝亲自作序，说：“辽、金、元三国之译汉文，则出于秦越人视肥瘠者之手，性情各别，语言不通，而又有谬寓嗤斥之意存焉。”三朝“汉人之为臣仆者，心意终未浃洽”，所以“必当及此时而改译其讹误者。”（乾隆帝《御制文集》二集卷十七）所谓“改译”，即将三史中契丹语、女真语和蒙古语的人名、地名、部名、制度专名等，都依照清代满语汉译的方法，修改译字，换成新的译名。结果造成极大的混乱。乾隆帝却认为这是他的一大功绩，在序中说：“是则吾于辽、金、元三代，实厚有造而慰焉。”查禁书籍和编修《四库全书》时，又将改译的办法加以推广。大抵自宋人以至明清人著述中有关契丹、女真、蒙古的译名，也都按三史的办法予以改译。改译中又因断句错误、缺少知识和漫无准则，而错上加错，给读者带来极大的干扰。如果说乾隆帝删改“违碍”字句是为了箝制反满思想，用满语译名改译其他民族的古史，则全属无知且愚昧了。
查禁戏曲——乾隆帝在大规模查禁史籍、诗文等书籍后，又进而对民间戏曲予以查禁。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谕旨中说：“因思演戏曲本内，亦未必无违碍之处。如明季国初之事，有关涉本朝字句，自当一体饬查。至南宋与金朝关涉词曲，外间剧本往往有扮演过当，以致失实者。……亦当一体饬查。”（《高宗实录》卷一一一八）乾隆帝因苏州、扬州为戏曲盛行之地，传谕当地官员将“应删改及抽撤者，务为斟酌妥办，并将查出原本暨删改、抽撤之篇，一并粘签，解京呈览。”苏、扬等地以昆腔（昆山腔）最为流行。苏、扬查禁后，又传谕江苏、广东、福建、浙江、四川、云南、贵州各省督巡，对当地流行的石牌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也分别饬查。地方戏曲是民间的文艺创作。乾隆帝为压制民间反满思想，对关涉本朝以至宋金间事的曲文，也严加饬查，删改、抽撤，这自然又是极端专制的暴行。
乾隆帝自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下谕搜访民间书籍，结合编纂《四库全书》实行了大规模的查禁。《四库全书》完成后，直到一七八五年（乾隆五十年）仍在严谕江西、江苏、浙江等省继续查禁民间书籍。据近人考证，先后被销毁的书籍约三千种，七万卷以上，与《四库全书》所收三千五百余种，七万九千余卷，数目大体相近。（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自序》）收入《四库全书》的书籍中，经抽毁者四百余种，删改者不计其数。乾隆帝编纂《四库全书》，保存了大量文化典籍，又由于广泛禁毁书籍，造成了一次文化浩劫。有人认为这是秦始皇焚书后的又一次焚书劫难，并非苛论。不过，遭到禁毁的某些有价值的著述，此后仍然长期在民间秘密流传。这又再一次证明，应用严刑峻法的暴力手段去加强文化思想的统治，虽可震动于一时，并不能阻止文化著述的传播。
三、《贰臣传》的编修 乾隆帝大批焚毁“讪谤”书籍，以加强所谓“奖忠惩逆”的思想统治。但在处置明清之际的某些著述和人物时，却遇到了难以解决的矛盾。明朝末年，特别是南明时期，不少忠臣义士坚持抗清斗争，也有不少文臣武将叛明降清。如果以清朝本位判忠奸，明朝的忠臣将是清朝的奸逆，降清的叛臣，反而成为忠臣。这将使大批明末文献难于处置，而且从根本上违背了乾隆帝所倡导的“忠君”的思想原则和道德标准。
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乾隆帝在一道谕旨中，正式提出承认南明王统和褒奖抗清死难的南明忠臣。浙江巡抚因见朱■之所著《明纪辑略》一书附记南明福王、唐王、桂王事，奏请销毁。乾隆帝在这道谕旨中指为“不宜在概禁之例”，并指示四库馆臣在编纂《通鉴辑览》时，应载入南明三王事迹，因福王承继江山半壁，唐王、桂王也是“明室宗支”，不应称“伪”。当时“各为其主，始终不屈”而死节者，与宋末之文天祥、陆秀夫“实相仿佛”，虽然清初“不得不行抗命之诛”，但他们“有死无二，洵无愧人臣忠于所事之义。”对这些“仗义死节之人”的事迹，也都应该写入《通鉴辑览》，说是“崇奖忠贞，亦足以为世道人心之劝。”十一月，又发出谕旨，重申“崇奖忠贞”，“风励臣节”。谕中说世祖（顺治帝）时，曾对崇祯末年殉难的明朝大学士范景文等二十人“特恩赐谥”。至于史可法“支撑残局”，刘宗周、黄道周“临危授命”，都足为一代完人。其他死守城池、战死行阵或被俘后视死如归者，无愧于“疾风劲草”。舍生取义，忠于所事者，也“一体旌谥”。萨尔浒之战时的明将刘■、杜松“冒镝撄锋，竭忠效命”；孙承宗、卢象■等“抵拒王师，身膏原野”。凡明季尽节诸臣，为国尽忠，都应优奖。慷慨轻生的诸生韦布，由乡里供祭。（《高宗实录》卷九九五至九九六）次年，在扬州为史可法建立祠堂，乾隆帝亲自为史可法札稿题诗说：“经文已识一篇笃，予谥仍留两字芳（谥忠正）；凡此无非励臣节，监兹可不慎君纲！”（同上，卷一○三五）乾隆帝表彰明末死难臣民，旨在倡导“忠君”，诗句说得很清楚。
乾隆帝在连年文字狱后，陆续发出这些谕旨，实际上是把“忠君”视为超乎本朝或本族狭隘范围的最高道德标准，这不能不在汉人臣僚文士中引起震动。一些汉臣称颂说：“圣人至公无我之思，教孝教忠，万世瞻仰。”（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下）其实，乾隆帝并非是“无我”，恰恰是把“我”即皇帝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告诫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绝对向皇帝效忠。但这一原则确立后，如何处置清初归降的汉人和他们的著述，又使乾隆帝面临另一个难题。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乾隆帝提出了编写《贰臣传》的办法，把历事两朝的臣僚称为“贰臣”。这年，江苏呈缴拟毁书籍中有《明末诸臣奏疏》、《同时尚论录》等书。乾隆帝阅后传谕说，刘宗周、黄道周等人的奏疏，只需修改“不当”字句，原奏保存。王永吉、龚鼎孳、吴伟业等人，“在明已登仕版，又复身仕本朝”，其人不足齿，作品也不应保存。在这道谕旨中，乾隆帝进一步指出，洪承畴因兵败被俘归顺，祖大寿因惧祸投诚，冯铨、王铎等人在明朝是显宦，在本朝又“忝为阁臣”。左梦庚等人是在清朝大军到后，才解甲乞降。当时，对这些人不得不加录用，以安人心。事后平情而论，他们都是遭逢时难，畏死■生。“至于既降复叛，或又暗中诋毁者，更不能比之人类”。乾隆帝指令把这些“大节有亏之人”，在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据实直书，送呈裁定。
乾隆帝力倡忠君，不惜奖谥明末忠臣，贬抑降清的贰臣。但据此实行，忠于明者得到表彰，降清后忠于清者又遭到贬斥。而且降清者或忠或叛，不加区别，一律对待，也显然难以服人。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帝又下谕说，列入《贰臣传》的诸人，事迹不同，邪正各异，不可不分。洪承畴、李永芳等屡立战功，“虽不克终于胜国（明），实能效忠于本朝。”钱谦益等降清后又在诗文中对朝廷诋毁，“进退无据，非复人类。”命国史馆考核各人行事，分编为甲、乙二编，以示区别。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馆臣将乙编进呈，乾隆帝又命将行为卑劣者从中撤出，不予立传。吴三桂、李建泰等降清后又行叛逆者，也从《贰臣传》撤出，另编《逆臣传》。一七九一年（乾隆五十六年），最后编定的《贰臣传》，甲、乙两编共收一百二十五人。又依其行事之不同，在甲、乙编各分为上中下三等。
乾隆帝褒奖明末忠臣，又将历仕两朝的汉臣分别列等编传，可谓用心良苦。他自称这是出于“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子孙植纲常”。实际目的，还是要控制广大汉人臣僚效忠于满洲皇帝，以巩固清朝的统治。他的这些举动，虽然在汉人官员中不无成效，但并不能弭止广大人民的反抗。
（六）人民的反抗斗争 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至一七八五年（乾隆五十年）这三十年间，清王朝沿着由盛而衰，外盛内衰的道路演变。社会各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广大农民、手工业工人、商人陆续掀起了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清王朝不断受到多方面的冲击。
一、佃农抗租斗争 乾隆初，江西、福建的佃农，即不断发动抗租斗争，抵抗地主收租，声势浩大。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上杭罗日光曾领导佃农千人抗租，殴打地主，抗拒官兵。江西、福建佃农中有佃长、长关令、会馆等，逐渐形成自己的斗争组织，提出均田（佃）、永佃、田骨田皮等口号，以争取耕种田地的权利。
江苏佃农，往往联合抗租。吴县人黄中坚说：“今乡曲细民，无不醵金演戏，诅盟歃结，以抗田主者。虽屡蒙各宪晓谕，而略不知惧。间有一二良佃愿输租者，则众且群起攻之，甚至沉其舟，散其米，毁其屋，盖比比然。”（《蓄斋集》卷四）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靖江县徐永祥等率领佃农进城报荒，要求免租；崇明佃户，“捏灾为名，结党鼓众，不许还租”，并聚集在一起，要求该县县丞出示减租。（《高宗实录》卷一五一、一五三）一七五八年（乾隆二十三年），崇明佃农再次抗租，烧毁草房，殴伤差役兵丁，围攻县丞、守备。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浙江永嘉胡挺三领导佃农抗租，殴打典史，并把他拘留。
直隶省经管旗地的满族地主、庄头以及州县官吏，对壮丁、佃户的剥削和压迫非常严重，农民的反抗斗争也十分激烈。一七四○年（乾隆五年），丰润县庄头蔡怀碧承领十五顷多庄地，王公显等串连佃户拒不交租。蔡怀碧要收地自种，遭到佃农群众的坚决抵制。王公显等率领佃农二百余人，打伤蔡怀碧“壮丁”二人，“并将农具犁铧打碎，凶猛异常。”（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六年内务府来文》）从这一年起，清朝禁止增租夺佃。可是佃农的“抗租霸佃”斗争，仍在继续发展。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直隶总督英廉统计，全省经理旗地的共七十七州县，积欠旗租的有四十二州县，达二十年之久，数至二十四万余两之多。其中一部分是被官侵吏蚀，大部分是佃农抗欠。
清王朝要求各地官府对佃户抗租严厉镇压。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礼部侍郎秦惠田说：“顽佃抗租，欺慢田主，有司听其刁脱”，应依法严惩。（《高宗实录》卷二四八）现存《昆山县奉宪永禁顽佃积弊碑》中记述说：“乃日见城厢内外之以抗租枷示者，相望于途。”
地主向佃户勒索租米。佃户迫于饥馑，往往抢米求生，是斗争的另一形式。一七四四年（乾隆九年），左副都御史范灿说：“查乾隆七年之冬，八年之春，湖广、江西、江南等处抢米之案，俱未能免；而江西尤甚，一邑中竟有抢至百案者。”（《高宗实录》卷二三○）此后，浙江、福建、直隶、陕甘等地都发生过饥民抢米斗争。
二、农民反封禁斗争 清初，八旗满洲人户大批进关，关外呈现出一片荒凉景象。一六六一年（顺治十八年），奉天府尹张尚贤报告说：“合河东、河西腹里以观之，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圣祖实录》卷二）康熙时，直隶、山东无地农民多逃往奉天耕垦。一六八○年（康熙十九年），清朝划定旗民开垦界限，民界地亩约等于旗界地亩的五分之一。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帝明确地指出：“奉天田土旗民疆界，早已丈量明白。以旗下余地付之庄头，俟满洲蓄衍之时，渐次给与耕种。”（《圣祖实录》卷一四一）这是保护满族地主占有土地，限制汉族人民开垦的政策。但直隶、山东农民继续出关求活，并未因而终止。一七四○年（乾隆五年），乾隆帝又规定，奉天流民要取保入籍，否则必须在十年之内返回原籍。此后，在山海关严厉查禁携眷农民出关，并在山东登、莱、青和奉天复、海、盖、宁等处海口，查禁运载流民的船只，对东北地区严格封禁。但出关流民依然有增无减。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查明，从一七四○年（乾隆五年）以后，出关人数续添四万七千余口。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在宁古塔和船厂的工商佣作人等，不下三、四万人。清朝又于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制定《宁古塔禁止流民例》，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宣布吉林是“永禁流民，毋许入境”。实际上，流民出关的洪流已无法制止。据《盛京通志》记载的数字统计，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在东北的汉族人口有十六万五千四百九十五户，九十六万一千三百二十八人，民赋田有三百七十九万八千零六十亩，比一六五七年（顺治十四年）增加了六十二倍，占当时全部垦田四百二十六万九千七百一十八日（二千五百六十一万八千三百零八亩）的百分之十四点八。
清初，蒙古地方不准汉人居住，户部发票八百张，许汉人领票春去秋回。一七○七年（康熙四十六年），康熙帝巡行边外，“见各处皆有山东人，或行商，或力田，至数十万人之多。”（《圣祖实录》卷二三○）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发现喀喇沁等旗种地汉人已达数万，清朝认为蒙古人“渐将地亩贱价出典，因而游牧地窄，至失本业”。遂规定喀喇沁、土默特、敖汉、翁牛特以及察哈尔八旗，“嗣后将容留民人居住，增垦地亩者，严行禁止。”（《高宗实录》卷三四八）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更制定一项律例：“口内居住旗民人等，不准出边在蒙古地方开垦地亩，违者照例治罪。”（《理藩院则例》卷十）这如同奉天的封禁政策一样，并不能阻止流民出边。一七六○年（乾隆二十五年），在古北口外蒙古地方种地的汉人，即不下数十万户。
汉族农民反封禁的斗争，是在中原地区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贫困无告的情况下进行的。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山东人民“南走江淮，北出口外。揆其所由，实缘有身家者，不能赡养佃户，以致众生无策，动辄流移。”（《高宗实录》卷三○九）遇到荒年，清朝也不得不暂弛关禁，放流民出口觅食。过后虽然仍劝流民回籍，并重申禁令，但是关口一开，再想封闭就更加困难了。满族地主、蒙古王公都招佃收租，“巧为庇护”。在这种情况下，封禁政策更成为具文。
清廷在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设立台湾府后，只准闽、粤人民春去秋回，不准携眷居住。从一七三二年（雍正十年）起，这项禁令几次暂停执行，又几次恢复。人们有时冒着生命危险偷渡，有时贿赂官兵私渡，据一八一一年（嘉庆十六年）统计，台湾汉族人口已达二百万零三千八百六十一人，比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增加了将近十倍。
三、手工业工人和商民的反抗 清初，手工业工人就进行有组织的罢工斗争。据苏州现存石刻（见《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辑》）记载：一六七○年（康熙九年）踹匠窦桂甫，“倡言年荒米贵，传单约会众匠停踹。”处罚了不参加罢工的王明浩，所有工匠都停止工作。一六九三年（康熙三十二年），踹匠罗贵又齐行增价，“聚众殴抢，复毁官示”。一七○○年（康熙三十九年），刘如珍等凑钱演戏，号召工匠参加反抗斗争。一七一五年（康熙五十四年），王德等倡议创立踹匠会馆，正式成立自己的组织。布商非常恐慌，说“倘会馆一成，则无籍之徒，结党群来，害将叵测。”因此，屡次请求地方官查拿“流棍”，管束工匠。一七二○年（康熙五十九年）建立的《长吴二县踹匠条约碑》规定八条，就是要把踹匠置于包头、坊长、巡役的严密控制下，制止罢工斗争。这表明工匠的罢工斗争，已经十分激烈。乾隆时，斗争在继续发展。
苏州的机户，多数雇用织工。织工常因机户无故解雇，或要求增加工资，发动罢工斗争。据一七三四年（雍正十二年）建立的碑文记载：“倡为帮行各色，挟众叫歇，勒加银口，使机户停织。”一七三九年（乾隆四年），王言享等反对布商扣克工价罢工。一七七九年（乾隆四十四年），李宏林等要求增加工价罢工。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又有蔡士谨领导的罢工斗争。
江西景德镇官民窑户，每窑一座，需工数十人。“一有所拂，辄然停工。”（《道光浮梁县志》卷二）他们罢工也是知会同行共同行动，“甚至合党成群，恣行抄殴。”（凌■：《西江视臬纪事》卷四）。
北京户部宝泉局在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发放工价时，铸钱工匠声称不敷应用，四厂同时罢工。经署侍郎三和出面“晓谕”，在童光荣领导下，东厂工匠仍然拒不开工。
陕西周至县南山木工，在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聚众殴差，反抗县官。
贵州威宁州妈姑铅厂，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因厂官殴打厂丁，遂聚众拥入官房，拴殴厂官。
各地手工业工人的各种形式的斗争，此伏彼起，汇成巨大的力量。
商人罢市，清初已见记载。一六六○年（顺治十七年），潞安织绸机户不堪官府勒派，焚机罢市。一六八一年（康熙二十年），芜湖钞关额外征税，芜湖商民罢市三天。乾隆时，各地时有罢市斗争。一七四七年（乾隆十二年），乾隆帝指出：“近据各省奏报奸民聚众之案，如江南宿迁、山东兰山皆因求赈，浙江临海则因求雨，福建上杭则因抗租，山西安邑、万泉则因丁粮豁免，遂至聚众多人，抗官塞署，放火罢市，肆为不法。”（《高宗实录》卷二八九）事件发生的原因各有不同，参加斗争的民众也不只是商人。
四、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 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爆发了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
王伦，山东寿张人，于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从张既成学道，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开始收徒传教。运气治病，学习拳棒，名为清水教，实是白莲教的一支。
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山东年岁歉收，地方官额外加征，农民无法生活。大路上常有饥民围住行旅乞食，车辆不能通行。王伦在民众中传布：“八月之后，有四十五天大劫，从我都可得免。于二十五日，差孟灿到王经隆处，传人起事。”（《剿扑临清逆匪纪略》卷十四）党家庄有数百人参加，张四孤庄有五、六百人参加。二十八日夜，攻破寿张县城，捕杀官吏，大开监狱，释放犯人。九月初四日，连克堂邑、阳谷，都弃城不守，奔袭东昌、临清。初七日，占领临清旧城，并控制了三十里以内的地区，起义军发展到五、六千人。清军在堂邑和柳林两次被起义军打败，巡抚徐绩在临清的梁家浅被起义军包围。据徐绩说：“初七日领兵交战时，见其领众之人，两手持刀，疾走如飞，宛如猕猴；其余亦俱■不畏死，不避枪炮。”（同上书，卷二）王伦在临清旧城宣布拥立明朝后裔朱兆龙（实无其人）为帝，加封王朴为王，又封国公、元帅多人。于初七日、十三日、十九日三次进攻临清新城，招集南下的粮船短纤参战。但是，兵临坚城之下，未能扩大战果。
清廷命大学士舒赫德佩钦差大臣关防，赶赴山东督师；派额驸那旺多尔济、左都御史阿思哈率领健锐营、火器营兵千人，以及吉林、索伦射手五十人，赴山东增援；并命令直隶总督周元理防守广平、大名一带，河道总督姚立德防守东昌。二十三日，舒赫德率领清军进攻临清旧城，起义军出兵千人北去，牵制敌军；挑选精锐部队五、六百人，在东门迎击清军。舒赫德亲自指挥清军攻击东门，二十九日突入城内，巷战甚为激烈。起义军中的“无生娘”（即入教妇女）数十人，参加战斗，都壮烈牺牲。王伦登楼自焚死，王朴、孟灿、王经隆等被俘，临清旧城落入清军手中。北去起义军千人，在塔湾与清军作战失败。总计起义军阵亡一、二千人，被俘近二千人。
这次起义虽然由白莲教徒秘密组织，主要还是由农民饥馑无告而被迫反抗。御史李漱芳在奏报中也不得不承认：“虽曰奸民，其实大半皆无告之饥民，激而成之也。”（《剿扑临清逆匪纪略》卷四）。
（一）西北和西南的战事 一、准噶尔部战争的继续 雍正帝击败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定界游牧，十年间不再有大的战事。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噶尔丹策零死，次子多尔济那木扎尔继承汗位。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被众台吉攻杀。大策零敦多布之孙达瓦齐、小策零敦多布之子达什达瓦和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策划拥立那木扎尔弟策妄达什为汗。其兄剌麻达尔扎乘机夺取汗位，将策妄达什与达什达瓦除灭。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逃往哈萨克，剌麻达尔扎派兵三万人，跟踪追捕。阿睦尔撒纳潜回故地，组织精兵一千五百人，从闼勒奇山路突入伊犁，袭杀剌麻达尔扎，推戴达瓦奇为汗。阿睦尔撒纳原在雅尔（塔尔巴哈台）游牧，娶杜尔伯特台吉达什女，后杀害达什，控制了达什子纳默库所属的杜尔伯特部，并移居额尔齐斯河。在库什乌苏游牧的和硕特台吉班珠尔是他的同母兄，与他联为一体。阿睦尔撤纳调动辉特、杜尔伯特、和硕特等三部兵力，威胁伊犁。达瓦齐亲自率兵三万进攻额尔齐斯河，并派勇将玛木特率乌梁海兵八千，东西夹击。达瓦齐与阿睦尔撒纳交攻经年。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阿睦尔撒纳兵败，遂与纳默库、班珠尔率所部二万人降清朝，在扎卜堪游牧。乾隆帝在热河行宫召见阿睦尔撒纳，封为亲王，纳默库、班珠尔为郡王。在此之前，准噶尔部宰桑萨赖尔（台吉达什达瓦部属）、杜尔伯特部台吉策凌也各率所部先后降清。达瓦齐汗的大将玛木特，见诸台吉相继降清，也脱身来投。
阿睦尔撒纳、玛木特向清廷建策进攻达瓦齐，说：到秋天，我军马肥，敌人（指达瓦奇）马也肥。不如在春天，乘敌人没有防备，不能远遁，可一战成功，永除后患。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二月，清朝分兵两路向伊犁进军：命班第为定北将军，统北路军，阿睦尔撒纳为副将军，玛木特为参赞，从乌里雅苏台出发；又命永常为定西将军，统西路军，萨赖尔为副将军，班珠尔为参赞，从巴里坤出发。两路军约定在博洛塔拉河会师。清军所到之处，额鲁特各部大者数千户、小者数百户，相继降清。准噶尔部大台吉噶尔藏多尔济和维吾尔族的和卓，也先后迎降。清兵不战而进军数千里。五月五日，两路清军到达伊犁，达瓦齐率领万人，退守伊犁西北一百八十里的格登山。清侍卫阿玉锡率骑兵二十二人，乘夜直捣大营，准噶尔兵溃散，黎明收降七千余人。达瓦齐率二千人南逃，沿途兵丁逃散，到乌什城时仅有百余人，被维吾尔族的阿奇木伯克霍吉斯擒献清军。清朝顺利地控制了天山南北两路。
清朝释放了被准噶尔拘留在伊犁的维吾尔族的大和卓波罗泥都，让他返回天山南路统辖旧部；又示意额鲁特各部台吉，将分封四汗统辖四卫拉特。阿睦尔撒纳企图专制西域，做四部之汗，不穿戴清朝赏给他的袍褂顶翎，不用清朝颁发的定北副将军印，仍用准噶尔旧传小红钤记调兵，扬言：“不立阿睦尔撒纳为汗，终不得宁帖。”清廷命阿睦尔撒纳入朝，拟封他为辉特汗。八月十九日，阿睦尔撒纳从伊犁行至乌隆古河，诡称回扎卜堪旧游牧地治装，策划起兵。这时，清军已撤，只留班第、鄂容安率兵五百人，处理善后事宜。阿睦尔撒纳袭杀班第、鄂容安。永常率兵数千，从乌鲁木齐退回巴里坤，天山北路又被阿睦尔撒纳军攻占。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正月，清军反攻，二月至伊犁，阿睦尔撒纳逃往哈萨克。六月，蒙古喀尔喀郡王青滚杂布也起兵反清，尽撤北路军台。西路军中清朝册封的绰罗斯（准噶尔）部汗噶尔藏多尔济、辉特部汗巴雅尔等，也参加战乱。驻防伊犁的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率兵一千五百人，由济尔哈朗河转战而南，几次冲破包围，退回巴里坤。准噶尔贵族扎那噶尔布袭杀噶尔藏多尔济，尼玛又图谋杀害扎那噶尔布，准噶尔贵族之间争夺汗位的斗争非常激烈。阿睦尔撒纳从哈萨克回到博罗塔拉河，大会诸部，欲自立为汗，闻清军将至，慌忙逃走。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三月，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出北路，兆惠出西路，夹击准噶尔部。当时额鲁特各部正在痘疫流行，已无抵抗能力，巴雅尔等被俘，扎那噶尔布病死。六月，兆惠、富德进军哈萨克，追击阿睦尔撒纳。哈萨克汗阿布赍布署逮捕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逃往俄罗斯界内，不久病死。
次年，兆惠、富德分兵数路，搜捕山谷间的准噶尔残部。连年进兵，对准噶尔部众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二、对回部霍集占的镇压与天山南北路的统治 对霍集占的镇压 聚居在天山南路的维吾尔族，清廷沿袭古译，称为回部。回部伊斯兰教长者尊称为和卓。准噶尔部噶尔丹攻占天山南路，回部和卓阿布都什特被拘于伊犁。噶尔丹败后，阿布都什特降清。康熙帝命他返回叶尔羌故地。阿布都什特子玛罕木特和卓，又被准部噶尔丹策零俘掳，囚禁在伊犁病死。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清军攻占伊犁，命玛罕木特子波罗泥都（布拉呢敦）回叶尔羌，统领旧部，被尊称为大和卓木（意为我的大和卓）。波罗泥都弟霍集占仍留伊犁，被称为小和卓木（我的小和卓）。阿睦尔撒纳起兵反清时，霍集占逃回叶尔羌。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五月，杀清副都统阿敏道，唆使其兄乘机起兵。
一七五八年（乾隆二十三年）正月，清廷调任兆惠部下的雅尔哈善率领索伦兵一千，绿旗兵五千往征和卓，加号靖逆将军。雅尔哈善自吐鲁番进军库车，七月，在库车击败霍集占军。雅尔哈善失误战机，致使霍集占兄弟突围逃走。清廷命兆惠领兵南下追击。两和卓逃至阿克苏，阿克苏城的伯克（管城官）霍集斯已降清受封，闭城不纳。小和卓霍集占逃往乌什，又被拒绝，遂逃回叶尔羌。大和卓波罗泥都逃往喀什噶尔。十月，兆惠率先行的步骑四千至叶尔羌，命霍集斯随行。兆惠的先行军在叶尔羌城外的黑水河畔驻营，以待南下的大军。霍集占有步、骑兵万余，屡出兵攻击。兆惠军被围困三月，伤亡日众。
天山北路的富德军奉命南援兆惠。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正月进至黑水。驻巴里坤大臣阿里衮也奉命领兵来援。二月，霍集占兵败，退守叶尔羌城。清廷斩雅尔哈善，晋封富德一等伯。兆惠、富德两军会师后，返回阿克苏，命霍集斯驻和阗，断霍集占退路。六月，兆惠进兵喀什噶尔，富德进兵叶尔羌，分道追击两和卓。闰六月，霍集占弃叶尔羌城逃跑，并通告大和卓波罗泥都弃喀什噶尔，同往巴达克山（今阿富汗境）。七月，兆惠军由乌什进驻喀什噶尔城，富德军由和阗进驻叶尔羌城。两路各有兵一万五千余人。八月，富德部明瑞率军追击霍集占，至阿勒楚尔，大败其军。回部一万二千余人投降，霍集占兄弟逃入巴达克山。霍集占受伤身死，波罗泥都被当地部落首领素勒坦沙擒捕。素勒坦沙奉乾隆帝谕，将霍集占首级呈献，由兆惠送至清廷，在京师示众（《高宗实录》卷五九八——五九九）。三年后，波罗泥都的尸首也被寻获（《圣武记·平定回疆记》）。天山南路诸城的回部伯克和部众相继降清，西布鲁特十五部（柯尔克孜人）也致书兆惠，归附于清朝。
对天山南北路的统治 乾隆帝在战胜阿睦尔撒纳和霍集占后，先后攻战了准噶尔部和回部地区，在天山南北路建立起清朝的军事统治。南路回部西有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和阗，称西四城；东有乌什、阿克苏、库车、拜城，称东四城。天山东路哈密城回部早在康熙帝时降清，依蒙古旗制编旗。吐鲁番城回部曾受准噶尔部侵迫东迁，准噶尔败后，又返回吐鲁番。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依哈密旗制编旗。此外，哈剌沙尔城也为回部驻地。南路与东路合共十一城。各城又分领若干大小城堡。管城长官称伯克。管领数城的大城长官称阿奇木伯克。回部旧制，例由贵族世袭。乾隆帝镇压大小和卓木后，改革旧制，各城阿奇木伯克均由清廷任免，废除世袭，依清官制，分定为三品至六品的品级。吐鲁番、哈密和较早降清并在对大小和卓木作战中立有军功的回部伯克，多被任为阿齐木伯克。
清廷在各大城也直接派驻官员，统辖地方事务，称为办事大臣或领队大臣。南路在喀什噶尔城设参赞大臣统领诸臣，北路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两城各设参赞大臣统领。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在伊犁设总管伊犁等处将军，统管天山南北路军兵。参赞大臣受其节制。下设都统一人，驻乌鲁木齐，统辖乌鲁木齐至巴里坤等地军兵。乾隆帝又在伊犁北、东建固勒札、乌哈尔里克两城，赐名绥定、宁远。乌鲁木齐城赐名迪化。
清廷在连年作战中，先后调满、蒙、索伦、达呼尔、锡伯及绿营等各族兵士一万六千余人，分驻天山北路各地，此后即长期在当地驻扎，受伊犁将军调遣。南路各族兵约五、六千人，每隔三至五年换防一次，成为定制。
蒙古四卫拉特的迁徙在清廷对准噶尔部的长期作战中，原被称为四卫拉特的蒙古诸部，屡经迁徙，部众分散各地。清廷即分别在各地编旗统治，不相统属。
杜尔伯特部——杜尔伯特部台吉车■在达瓦齐称汗时，率部众万余人降清。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设盟编旗。左翼盟十一旗，右翼盟六旗。在科布多北境游牧，由科布多参赞大臣统辖。
辉特部——迁往青海的部众，一七二五年（雍正三年）独立设旗，由西宁办事大臣统辖。迁往外蒙古的部众，于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降清编为一旗。另有二旗依附杜尔伯特部，在伊犁降清编旗，也由科布多参赞大臣统辖。
准噶尔部——在长期战乱中，四处逃散，不再沿用准噶尔部名。逃往青海者称绰罗斯部，编为二旗，分别在青海东南岸和西北岸游牧，由西宁办事大臣统辖。迁往外蒙古二旗，称为额鲁特。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清廷指定在乌兰乌苏游牧。移驻伊犁三旗，称额鲁特上三旗。逃往哈萨克，布鲁特又迁回伊犁的五旗，称额鲁特下五旗。共八旗编为二十佐领，由伊犁将军统辖。
土尔扈特部——康熙时（一七○四年）降清的部众，被安置在色尔腾游牧，编为额济纳旗，由陕甘总督节制。迁往青海的部众，曾依附于青海和硕特部。雍正时（一七二五年），清廷编为四旗，由西宁办事大臣统辖。早在清太宗皇太极时，土尔扈特部曾有五万余帐西越乌拉尔山，迁徙到伏尔加河下游游牧，自成部落，首领称汗。此后，仍不时向清廷遣使进贡。康熙帝曾派遣内阁侍读图理琛前往该部驻地探问，受到土尔扈特部阿玉奇汗的款待。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土尔扈特部渥巴锡汗（阿玉奇后裔）遣使者来京朝见。乾隆帝在承德和北京，先后接见了使臣。在这一时期里，俄国沙皇政府日益加强了对土尔扈特部的控制，多方限制汗的权力，并不断向土尔扈特部征调兵役。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春，渥巴锡汗率领所部三万三千余户十六万九千余人脱离俄国，返回天山。沿途不断抗击俄军的追击，沿巴勒喀什湖南下，六月到达天山北路本原。清伊犁将军伊勒图在伊犁会见渥巴锡汗，并奏报乾隆帝。乾隆帝命土尔扈特部众暂驻博罗博拉，渥巴锡汗来避暑山庄朝见。九月，乾隆帝在热河接见渥巴锡，封他为旧土尔扈特部卓哩克图汗。以下贵族首领加封亲王、郡王，各有赏赐。土尔扈特部众被分别安置在天山南北游牧，北路在塔尔巴哈台附近，编为三旗；南路在珠勒都斯河一带，编为四旗。另外安置在东路库尔哈剌乌苏一带游牧的部众，编为两旗。西路精河一带另编一旗。四路共十旗，均归伊犁将军统辖。随同渥巴锡汗回归的和硕特部众，也被安置在珠勒都斯河游牧，编为三旗，由伊犁将军节制。同归的台吉舍楞部众，被称为新土尔扈特部，编为二旗，在阿尔泰游牧。舍楞加封为新土尔扈特部弼哩克图郡王，所部由科布多参赞大臣兼辖。乾隆帝亲撰《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在承德刻石纪功。
三、第二次大小金川之战 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乾隆帝在作战经年后，结束了大小金川的战事。藏族土司之间的争斗并未因而终止。大金川首领莎罗奔老病，侄郎卡主持土司事务。小金川首领泽旺也因年老不理事，子僧格桑主事。郎卡不断侵掠小金川及革布什咱土司。一七六六年（乾隆三十一年），四川总督阿尔泰从中调解。郎卡以女嫁僧格桑。大小金川结姻后，又联合向邻近土司攻掠。郎卡病死，子索诺木于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诱杀革布什扎土官。僧格桑也于同年进攻鄂克什、明正两土司，清朝派兵救援，遂与小金川开战。阿尔泰进军延缓，乾隆帝以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温福赴四川，另任桂林为四川总督会同进兵。冬十二月，清军分兵攻打大小金川。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二月，泽旺代子请罪，索诺木请求交还僧格桑侵地。乾隆帝不准。四月，温福、桂林进攻小金川，兵败。五月，乾隆帝罢桂林，仍以阿尔泰署四川总督。六月，又罢阿尔泰（以贪赃罪，于次年赐死），以陕甘总督文绶为四川总督。大小金川各寨坚持抵抗，清军连克数寨。原云贵总督阿桂署四川提督，随军效力，以皮船夜渡河，攻小金川。十二月，乾隆帝以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丰升额为副将军，福康安为领队大臣，分路进攻，夺取小金川的根据地美诺寨，俘泽旺。僧格桑逃往大金川。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正月，清朝命令大金川索诺木献出僧格桑，索诺木不听，清兵进攻大金川。温福仍采用张广泗、纳亲的战法，以碉逼碉，以卡逼卡，致使两万官兵，分散四处。六月，索诺木派遣小金川诸首领收集部众，攻陷提督董天弼营，劫夺粮台，攻袭木果木温福大营。温福战死，清军大败，伤亡将官多人，兵士三千人，军营被劫银五万六千余两。金川军乘势夺回美诺，乾隆帝急谕阿桂、丰升额等退师。八月，以阿桂为定西将军，增派健锐营、火器营、索伦以及各省兵数千人，再次出兵。九月，索诺木与僧格桑返回大金川。十月，阿桂乘机进军，攻占小金川的美诺，随即进攻大金川。大金川增垒设险，比小金川严密十倍，据点在勒乌围与噶尔崖两地。清军分路进攻，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七月攻克萨斯甲岭，围攻勒乌围外的逊克尔宗垒。索诺木部下毒死僧格桑，献尸清军。清军继续进攻，索诺木率部死守。清军分道攻下附近诸寨。至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八月，清军攻克勒乌围，莎罗奔及其亲属事先逃走。十二月，清军直进噶尔崖，用大炮轰击。索诺木之母及姑、姐、妹等与部众二千余人出降。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正月，索诺木与其祖莎罗奔等被迫出降。四月，阿桂押解索诺木、莎罗奔等及僧格桑尸首，回京献于朝廷。乾隆帝亲审俘囚，将索诺木等以磔刑处死，并悬僧格桑首示众。
乾隆帝再次镇压大小金川之战，仍由当地土司间的相互攻掠而引起。战争先后延续五年之久，调动兵士数万人，损失温福等将官多人，耗费军帑银至七千万两（与准部、回部作战，耗银三千万余两）。清廷付出的兵力、财力是巨大的。清军连年扫荡各寨堡，大小金川部落流散，人民遭到惨重的伤亡。战争之后，部落统治不能继续，清廷实行所谓“改土归流”，在大金川设阿尔古厅，小金川设美诺厅，依内地制度，设官统治。
（二）侵缅战争的失败 缅甸原与明朝为邻。清顺治时，李定国转战滇缅边境抗清，南明桂王（永历帝）逃入缅甸。一六六一年（顺治十八年），清军攻入缅甸境内，追索桂王。缅甸国王莽白将桂王献给清军。吴三桂在昆明杀桂王。吴三桂据守云南，随后又掀起所谓“三藩之乱”。在此期间，缅甸与清廷不曾有更多的联系。直到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由于云南茂隆银场商人吴尚贤的联络，曾有缅甸使者来北京贡献商品。
缅甸在莽白后王的统治时期，各地的小邦相继叛离。下缅甸的孟族攻占了国都阿瓦。上缅甸木疏村首领雍籍牙联合各村寨，击败孟族，于一七五三年攻占了阿瓦。雍籍牙进而南下追击，于次年攻占大光（今仰光）。一七五六年，攻下孟族都城白古，从而占领了整个下缅甸。但是，上缅甸北部的木邦和桂家人都并不服从雍籍牙的统治。桂家是随从桂王入缅的云贵军兵和家属。他们在缅甸各地掳掠为生，后被安置在者梗（实阶）地区。桂王被杀后，仍留居缅甸，被称为桂家，即桂族。一七六四年，桂家首领宫里雁（一作古利宴）被雍籍牙兵打败，逃入云南界内，被云贵总督吴达善诱骗处死。木邦首领也兵败逃亡。宫里雁妻囊占嗾使缅甸孟艮（今景栋）首领攻打车里，清兵屡次战败。雍籍牙军也进入云南境内，追索木邦首领。乾隆帝调吴达善为湖广总督，另命刘藻代为总督。一七六六年（乾隆三十一年）正月，以刘藻无功，调为湖广总督。又降为湖北巡抚，褫职，留滇效力。刘藻畏罪自杀。大学士、陕甘总督杨应琚调任为云贵总督，领绿营兵进剿。
杨应琚二月至军，恢复车里，进占孟艮等地，遣人至缅甸北境各部招降。杨应琚见进军顺利，企图侥幸邀功，亲自带兵三千移驻永昌，向缅甸发布檄文，虚称领兵五十万，大炮千门大举进讨。杨部腾越副将赵宏榜领兵五百出铁壁关，乘隙占领缅甸边境的互市地新街。缅军大举反攻，赵宏榜退回铁壁关，缅军入境追击。九月，杨应琚至永昌，木邦等地也又被雍籍牙军占领。杨应琚见势不利，十一月急向乾隆帝奏报各部首领已相继被招降。奏胜不奏败。又奏原有心神惊悸风痰流注之疾，“今因自省前赴永昌，旧疾复作”，“仰恳简员来滇接买”。（《高宗实录》卷七七二）乾隆帝命两广总督杨廷璋前往永昌接办，传谕“若该督至永昌而杨应琚已痊愈能办事，则该督即行回粤。”（同上）并遣侍卫福灵安带领御医赴滇。十二月，杨应琚命云南提督李时升调兵一万四千，总兵乌尔登额率领攻取木邦，总兵朱■出铁壁关取新街。缅甸军绕道入云南境，围攻永昌。朱■由铜壁关退军。缅军乘间攻云南猛卯城，不胜。乌尔登额不来策应。缅军退走。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正月，两广总督杨廷璋至云南，见局势混乱，奏称杨应琚已病愈办事，随即返回广东。杨应琚谎报得胜，奏称“若欲直捣巢穴，恐旷日持久，得不偿失”，“似即可宥其前愆，酌与自新之路。”（《高宗实录》卷七七六）乾隆帝览奏，怀疑“所报剿杀克捷之处，俱未尽可信”，命福灵安“就近驰往军前，详悉体察。”（同上）福灵安查实奏报赵宏榜、朱■失地退军等情。三月，乾隆帝将赵宏榜、朱■、李时升、乌尔登额等逮治处死。斥责杨应琚“前后所奏，种种乖谬”，“执迷不悟”，“病愦无能”，命其罢任回京，随即赐死（勒令自尽）。乾隆帝在谕中说：“且我国家正当全盛之时，准夷、回部悉皆底定，何有此区区缅甸而不加翦灭乎？”（《高宗实录》卷七八○）调任伊犁将军明瑞为云贵总督，接办军务，再次发动对缅甸的战争。
三月间，明瑞到永昌，陆续调集满兵三千人、云贵和四川绿旗兵二万余人，于九月间分兵两路进攻。明瑞统率清军主力，出宛顶，经木邦，向缅甸首都阿瓦（今曼德勒附近）进军；命参赞大臣额尔登额率兵趋蛮莫（今八莫），沿伊洛瓦底江而下，在阿瓦会师。额尔登额在老官屯顿兵坚城之下，贻误战机。十二月，明瑞军攻破蛮结，屡遭缅军袭击，供应困难，却向朝廷报捷。次年正月，乾隆帝封授明瑞一等诚嘉义勇公，赏给黄带子。明瑞军转向勐笼就食，以待额尔登额军。缅军跟踪追击，明瑞率领清军取道大山土司、木邦土司回师，在木邦被缅军围困。额尔登额拥兵不救。云南巡抚鄂宁奏闻，乾隆帝命将额尔登额押解来京，并传谕明瑞突围退兵。明瑞在蛮化设伏击败缅甸军，间道出波■铜厂，急向云南境内撤退。缅甸军不断增援，二月初十日在小勐育结集四、五万人，包围清军。明瑞命诸将在夜间带兵突围，自领亲兵数百名断后。两军激战，清领队大臣扎拉丰阿阵亡，领队大臣观音保自刎，明瑞身负重伤，在军中自缢死。清军损失惨重。
乾隆帝任命大学士傅恒为经略，阿桂、阿里■为副将军，增调索伦、吉林兵四千人，健锐、火器营兵一千人，荆州、成都驻防八旗兵五千人，以及各省绿旗兵数万人去云南，又在云南赶造船只枪炮，准备再次进军。一七六九年（乾隆三十四年），清军分三路进兵：傅恒率主力部队渡■鸠江（又名槟榔江，即大盈江）西行，经孟拱、孟养土司地方，由陆路攻阿瓦；阿桂率兵万人出虎踞关，进取孟密，到阿瓦会师；提督哈国兴率兵三千及湖广造船工匠，出铜壁关，在蛮莫造船，编成水师，作为策应。十月，清军合为一路，在依洛瓦底江口打败缅军主力，进而攻打老官屯。缅军防守严密，清军用炮击，用火攻，埋火药轰，都不能攻破。
十一月，阿里■死于军中。傅恒患病，退居铜壁关。奏报老官屯久不下，本年瘴疠过甚，领队大臣也多患病。乾隆帝得报，谕令傅恒撤兵。傅恒派提督哈国兴去缅甸军营，与缅甸将领眇旺模议和。商定：缅甸交还侵占的云南土司地，双方交还俘虏。十二月，清军焚毁舟船大炮，退出缅甸。傅恒奉旨回京，不久病死。
清廷自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发动对缅战争，前后将近五年。调兵数万人，损失总督以下将领多人，耗费饷银一千三百万两。此次战争原来只是由于边界土司的纠纷而引起，乾隆帝以所谓“张国威”为名，连年兴兵。清军两度侵入缅甸，最后仍不得不撤回，实际上是以失败而告终。此后，两国之间不再有战事。英国殖民势力日益侵入缅甸。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缅甸国王孟云（雍籍牙子）遣使与清朝通商，并交还俘虏杨重英（杨应琚子）。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遣使为乾隆帝祝寿。乾隆帝敕封他为缅甸国王，每十年入贡一次。
（三）巡游的继续与皇家园囿的修建 自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来的三十年间，乾隆帝在频繁发动战争，消耗国力的同时，仍然连年去各地巡游，玩赏山水，并在京师和承德等地不断扩建园林，以供帝后游赏消闲。朝廷有限的财赋，日益虚溃。
一、巡游的继续 乾隆帝在连年的战争中，从未亲临战场，却依然每年去各地游玩。其中耗费最大的，是几次“南巡”。
乾隆帝自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奉皇太后去江南巡游，耽乐于苏杭山水。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又连续三次奉皇太后南巡。所谓南巡，只是在苏州、杭州和江宁府一带留连观赏，并未远涉南方的广大地区。一七七七年（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孝圣皇太后崩。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年届七十，又举行第五次南巡。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最后一次即第六次南巡。为观赏江南春色，孝圣后与乾隆帝的每次南巡，大都于正月间自京师出发，四、五月间返回。南巡之年，前后约有五个月的时间在外地游玩，兼理公务。
帝后南巡途中，曾视察高家堰堤工和海宁石塘的改筑，并曾在江宁阅兵，但这些都只是便道举行，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主要目的还在于游赏春景。沿途官商接驾，布置繁盛即得到奖掖，接驾不周，便受到惩处。各地争奇斗巧，以博取帝后的欢心。巡游的规模和耗费越来越大。沿途所经之地，一处供设即耗银二、三十万两，超过康熙帝南巡时的十倍。苏州、杭州、江宁和扬州等地是游赏的胜地，陈设更为侈靡。帝后所到之处，必先铺修道路，码头铺棕毯，御道用文砖，水路特制龙舟，彩绘雕镂，陆路两旁结彩棚，搭戏台，布列花石，陈设文玩。帝后所居的行营营帐，备设各种豪侈的家具用品。游览的寺观，也即为修饰，以供瞻仰。沿途官民商贾还要供献各种珍宝、器物、文玩、字画等等，不一而足。乾隆帝有《驻跸姑苏》诗云：“牙樯春日驻姑苏，为问民风岂自娱？艳歌新舞翻觉闹，老扶幼挈喜相趋。周谘岁计云秋有，旋察官方通弊无。入耳信疑还各半，可诚万众庆恬愉。”（《南巡盛典》卷八）乾隆帝幼居深宫，南巡经行各地，得与官民接触，自可略知世情。但六次南巡，均在苏杭山水之间，“为问民风”显然不足以为“自娱”作辩解。他所体察的民情，也只是“有秋无弊”一类的谀词。乾隆帝为粉饰的升平而陶醉，而自炫，直到晚年退位后才多少有所醒悟，说他在位六十年，“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清史稿·吴熊光传》）为“南巡”作出了恰当的评语。
江南赋税是清朝廷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乾隆帝先后六次南巡，都不得不减免江浙以及经行的山东等地的赋税，以至逋赋。这种减免使朝廷的收入大为减少，江南百姓的负担却并未因而减轻。相反，每次南巡都使沿途人民增加了繁重的劳役和各种额外加派的负担。各地铺治道路、搬运花石、修建行宫殿宇以及一切供设，均征用大批民夫服役。朝廷使臣报道说：“治道则编茅筛土、转■磨坚，数百里内丁夫裹粮赴役，最为民弊。”又说，南巡时“供亿浩繁，州县凋弊，农民举未息肩，商船或不通津。虽值丰登，无异歉荒。”（朝鲜《李朝正宗实录》一）朝鲜使臣的客观报道，比起那些为迎合乾隆帝夸耀的心理而极力讴歌“盛典”的记述，当更为接近实际。南巡中的大量耗费，均由地方官员承办。各级官府又向民间征索。乾隆帝初次南巡，已要各地盐商供给需费。此后五次南巡，也多取自盐商。盐商不足，又向其他商人富户征取。正赋以外，于是又添出多种名目的“加派”（参见下节）。加之官吏从中侵渔中饱，以迎驾为名多方敲榨勒索。巨大的耗费，最后都还是落到了广大民众的肩上。六次南巡，为江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多方面的损害。
南巡而外，乾隆帝还曾先后五次游幸五台山，四次东巡谒陵。至于热河避暑、木兰行围，更是每年的常例。乾隆帝在位之年，几乎每年都有数月时间在外游幸，可称为历史上最能游乐的皇帝。隋炀帝以游乐而致亡国，乾隆帝在连年欢庆“盛典”的一片颂声中，使清朝的国力日益虚耗了。
二、皇家园囿的修建 乾隆帝几次南巡，对江南的楼阁园林，爱羡不止。经行之处，赋诗刻石，以志其盛。巡游不足，又在避暑山庄和京城内外，广建园囿。南巡时所见苏杭等地的楼台景物，依样重建于园中，以便及时游赏。乾隆帝有诗云：“因教规写阊城趣，为便寻常御苑临。”自乾隆帝初次南巡以来，京城内外园囿的修建，连年不断。其规模之大与持续时间之久，为历史上所罕见。乾隆帝是历史上最善游乐的皇帝，也是修建园囿最多最频的一位皇帝。把江南景观移建于北方，自然有助于园林建筑艺术的交流，但也和南巡一样，不能不严重地“劳民伤财”。
避暑山庄的扩建 历史上的北方民族，如契丹、女真、蒙古等族，在建立国家后，为保持骑射的传统，皇帝和大臣例于不同季节，在不同地点从事骑射渔猎等活动，并在当地处理政事。驻地称为纳■（参见本书第五册）。清康熙帝于夏秋间去木兰行围，在热河驻夏，处理政务，正是继承了北方民族的这一传统。一七○三年（康熙四十二年）在热河驻地，依仿汉族建筑，营造宫室，一七○九年（康熙四十八年）称热河行宫。一七一一年（康熙五十年），改名为避暑山庄，使传统的满汉文化得到自然的融合。乾隆帝即位，历年奉皇太后在避暑山庄驻夏、木兰行围。又依仿江南园林山水，对山庄多次扩建，形成为一座瑰丽的行宫离苑。
一七四三年（乾隆八年），在湖中造大型御舟青花舫。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修筑了松鹤斋，接着又翻修了正宫，新建了东宫。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后，乾隆帝连年南巡，又在避暑山庄的平原区修建春好轩；湖区建筑烟雨楼、文园、文津阁、戒得堂、继德堂；在山区增建绿云楼等十三处景区。这些建筑和园林，多依仿江浙景观。如金山岛仿镇江的金山寺，千尺雪和笠云亭仿苏州寒山寺的千尺雪与笠云亭，文园狮子林和沧浪屿仿苏州狮子林和沧浪亭，一片云仿杭州万松岭上的一片云，文津阁仿宁波范氏天一阁，烟雨楼仿嘉兴南湖鸳鸯岛上的烟雨楼，永佑寺舍利塔仿杭州六和塔与江宁报恩寺塔。此外，广元宫仿泰山碧霞元君祠，清音阁仿北京皇宫内的畅音阁。避暑山庄经过历年的陆续扩建，到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才最后完工。山庄占地八千四百余亩，宫墙周长近二十华里。墙内由宫殿区与苑景区两大区域组成。苑景区山水园林辉映，构成七十二景，各有名目（康熙时有三十六景）。满族传统的骑射理政的纳钵行宫布满了江南风貌的楼阁园林，显示着满族皇帝已是多么沉溺于汉族的文明。
乾隆帝在避暑山庄驻夏理政，也在这里接见蒙古和西藏的官员。蒙古杜尔伯特部策凌、辉特部阿睦尔撒纳、准噶尔部达瓦齐、土尔扈特部渥巴锡和喀尔喀蒙古喇嘛教领袖哲布尊丹巴三世、西藏班禅六世，都曾来这里朝觐。乾隆帝在山庄宫墙外的山林中，依仿西藏的桑鸢寺、布达拉宫和札什伦布寺，先后建造了普宁寺、普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以便蒙藏喇嘛教僧俗前来朝拜并接待来觐的贵族、首领。乾隆帝曾自认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在山庄外又依仿五台山殊象寺的模式，建殊象寺，以暗示他在佛教中的地位的尊崇。又建普乐寺、安远庙、溥仁寺、溥善寺。俗称外八庙。如果说，山庄内楼阁园林的建造，主要是为了游赏，那么，喇嘛教寺庙的修建，则显示了对蒙藏民族和宗教信仰的尊重。对于维护各民族间的联系和巩固清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起过积极的作用。
圆明园的扩建 一七○九年（康熙四十八年），康熙帝将圆明园赐给皇子胤■（雍正帝）。雍正帝即位后，在圆明园内建立殿署，接见臣僚，处理政务。据称园内“或辟田庐，或营蔬圃”，“校文于墀，观射于圃。”（《世宗宪皇帝御制圆明园记》）乾隆帝也说当时是“不尚其华而尚其朴，不称其高而称其幽。”（乾隆帝《御制圆明园后记》）乾隆帝即位后，自一七四○年（乾隆五年）即开始在园中建筑楼阁园林，陆续建成四十景（雍正时有二十八景）。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孝圣皇太后六十寿辰时，在圆明园旁建长春园，作为附园。一七七○年（乾隆三十五年），乾隆帝六十寿辰，又建成附园绮春园（后名万春园）。合称圆明三园。圆明园内的楼阁和园林风景，多至三百余处。宫殿十九座。占地五千余亩，周回二十里。成为京郊最大的一座皇家园囿。
圆明园中布列的楼阁和小型园林，也多依江南景物仿建。乾隆帝几次南巡，都到苏州狮子林游赏，赋诗纪盛。在圆明园的长春园中，依狮子林图仿建，仍名狮子林。清漪园中仿无锡惠山的寄畅园建惠山园，仿海宁陈氏安澜园建安澜园。杭州的西湖苏堤风景和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楼，也在园中依样仿建。仿建的楼台风景，不能不依傍当地形势，又不能不融入北方的建筑技巧和风格，使再建的江南园林，各具特色，布满圆明园及其附园，号为“万园之园”。乾隆帝又命来华的意大利画家郎世宁与法国建筑师蒋友仁、王致诚等，依仿西方建筑，设计楼台群，名为西洋楼，在园中别具特色。
雍正帝时，即在圆明园内建置官署理政。乾隆时，各类官署更为齐备。据《日下旧闻考·园囿》记载，圆明园南门大宫门内，东西两厢，宗人府、内阁、南书房、军机处、六部以至都察院、理藩院、翰林院、内务府等朝中机构，均在此建有房署。入贤良门内为正大光明殿，东为勤政殿。在园内形成为一个小朝廷。乾隆帝每年夏季去避暑山庄，春秋二季在南苑、西郊行围，在圆明园与大臣理政。圆明园实际上成为园林化的春纳钵与秋纳钵。
京师园囿 乾隆帝在京城内外，还陆续修建多处园囿，蔚为大观。京城内的皇宫西苑，包括南海、中海、北海等处，增建楼阁寺院和各种景物。南海建宝月楼，中海建紫光阁，北海建阅古楼、阐福寺。城南二十里的南苑，为顺治以来的围猎之所，旧有行宫，附近有德寿寺。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毁于火，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重修，规模更加宏伟。城西三十里有瓮山，山前有湖，原称西海。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引玉泉山水疏浚，赐名昆明湖。次年皇太后六十寿辰，赐瓮山名万寿山，山前建延寿寺。寺西有罗汉堂，塑五百罗汉。玉泉山下有湖名西湖，山下修建十六景，称静明园。西郊香山旧有香山寺，为金世宗时所建。乾隆时修建楼阁景物，成二十八景，赐名静宜园。自香山静宜园至圆明园十余里间，三山五园相联，形成为浩大的园囿区，为前代所未有。
乾隆帝连年修建园囿，以资“游目赏心”，虽然客观上促进了园林建造艺术的发展，但财力物力的耗费也是巨大的。臣僚中不断有人对此提出诤谏。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乾隆帝在避暑山庄自撰《知过论》，说他在京师和热河修建园囿、行宫、寺庙等等，“是皆弗用正帑，惟以关税盈余及内帑节省者，物给价、工给值，更弗兴徭役、加赋税。”又说：他不敢因“游目赏心”的小事荒废“敬天勤民”的大事。但也不得不承认，各处行宫争奇较胜，“究其致如此者，过应归于予。谓之无过，实自欺也。”乾隆帝引过自咎，以搪塞臣下，但园圃的修建，此后仍在继续，直到他退位时，迄未终止。
三、皇室庆典的靡费 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乾隆帝为皇太后庆祝六十寿辰，举国上下，造成极大的靡费。由此开端，此后几十年间，皇室各种喜庆典礼，竞尚豪侈，愈演愈烈。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皇太后七十寿辰；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八十寿辰，都举行盛大的庆祝。《清史稿·后妃列传》描述说：“庆典以次加隆。先期，日进寿礼九九。先以亲制诗文、书画，次则如意、佛像、冠服、簪饰、金玉、犀象、玛瑙、水晶、玻璃、珐琅、彝鼎、瓷器、书画、绮绣、币帛、花果，诸外国珍品，靡不具备。”皇太后自西直门去畅春园，途经万寿寺，为明万历时所建。皇太后六十寿辰时，曾加修葺，乾隆帝撰有碑记。皇太后七十寿辰时，重加修建，在此颂经祝寿。寺外并建苏州街，以供太后游赏。昭■《啸亭杂录·苏州街》条说是因皇太后“素喜江南风景，以年迈不宜远行，因于万寿寺旁造屋，仿江南式样。市廛坊巷，无不毕具，长至数里，以奉銮舆往来游行。”庆祝活动的靡费，难以计数。
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在避暑山庄度过他自己的七十岁生日，庆典更为隆盛。朝鲜使节朴趾源记载当时各地向乾隆帝祝寿进贡的情况说：“余从使者出长城，昼夜兼行，道见四方贡献，车可万辆，又人担、驼负、轿架而去，势如风雨。其杠而担者，物之尤精软云。每车引骡马六、七头，轿或联杠驾四骡。上插小黄旗，皆书‘进贡’二字。进贡物皆外裹猩猩毡、诸色氆氇。……日既黄昏，益见车乘争道催赶，篝灯相照，铃铎动地，鞭声震野。”（朝鲜朴趾源《燕岩集》卷十四，《山庄杂记》）朝鲜使臣亲见“有进贡复黄帕架子，盛以金佛一座，■入阙中，闻是户部尚书和■所献。”（朝鲜《李朝正宗实录》二）另据记载，王公大臣等仅造佛像一项，就用银三十二万一千多两（《庆典章程》）。金银、玉器、古玩和人参、珍珠等山珍海宝，不计其数。
八月十三日庆祝寿辰时，乾隆帝先在避暑山庄内的澹泊敬诚殿接受满、蒙、汉、藏、回（维吾尔族）等族贵族的朝贺，然后在东西配殿举行宴会，宴后看戏。剧场除清音阁外，“另立戏台于行宫东。楼阁皆重檐，高可达五丈许，广可容数万人。设、撤之际不相挂碍。台左右木假山高与阁齐，而琼树瑶林，蒙络其上，剪彩为花，缀珠为果。”（《燕岩集》卷十三，《热河日记》，千余人提灯表演名为“万年春”的歌舞祝嘏。
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帝过八十岁生日，庆典由热河避暑山庄延续到北京。参加祝寿的除亲王、郡王、各部院大臣和各省督抚、将军外，还有蒙古、维吾尔等少数民族首领及安南国王阮光平与朝鲜、南掌、缅甸等国使臣。阮光平的臣僚■从，凡一百八十四人（柳得恭《滦阳录》卷一），庆典规模之大，可想而知。内务府原拟经费一百七十一万八千两，嗣减定一百十四万四千二百九十七两五钱（吴振■《养吉斋丛录》卷十一）。“各省督抚献结彩银屡钜万两，……两淮商贾献银二百万两”（《滦阳录》卷一）。自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起，从皇宫到圆明园，都加修饰。自京城至西山四十里，复道亭台寺刹，也都重葺。经大学士阿桂、和■等奏请，令户部计其容入之数，多至一百四十万两（朝鲜《李朝正宗实录》二）。自热河至京城四百里，处处结彩。自西华门至圆明园三十里，左右排比起假楼，覆黄琉璃瓦。由各省、各部以至举人，立牌分掌。又立牌书某戏、某曲，自某处起到某处止。八月十二日乾隆帝自圆明园入京城，左右彩楼中，一齐唱曲。内而军机处、内务府大臣，外而各省督抚、将军，竞献珍玩。据说，玉如意最多，陈列殿陛，触目琳琅。小金佛一辇数十，覆黄帕舁入宫门，络绎不绝，无虑万躯。官员们的奉献，自然都是搜括百姓得来。
皇室侈靡之风日炽，皇子、公主自幼即习于豪侈，婚嫁尤为奢费。■妃汪氏所生和孝公主，一周岁时，乾隆帝即赏给她汉玉撇口钟、汉玉娃娃戏狮、青玉匙、红白玛瑙仙鹤、油珀圆盒、玉扇器等珍宝。六岁时，指配和■子丰绅殷德；十三岁，封“固伦和孝公主”，赐乘金顶轿。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二记载，乾隆帝携和孝公主游买卖街（圆明园中仿民间交易而设的商业街），见有大红夹衣一领，即让和■“以二十八金买而进之”。一衣之费如此，其它用度可以想见。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下嫁时，乾隆帝依亲王例赏给大量土地和奴仆，并赏赐数量惊人的妆奁。现存妆奁清单档分头饰、朝珠、皮衣、衣料、各种用具、梳妆用品、陈设品等七大类。头饰及各类用品多用金银珠宝装嵌。碎小正朝珠一盘，即有珍珠一百零八颗。珊瑚佛头塔、银镶珠背云等，均极华贵。另赐帑银三十万两。此外，礼部还要备办珍贵礼品，各级官员也要送上大宗贺礼。这些礼品，据说价值数百万两。和孝公主婚礼的奢靡，是一个典型事例。宗室王公生活的豪华挥霍，也于此可见一斑。
（四）满洲贵族与八旗兵丁 自顺治帝建都北京以来的一百多年间，满族在政治上巩固了统治地位，在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等方面也在不断的演变。乾隆时期，更加速了演变的过程。康熙、雍正、乾隆诸帝，都酷嗜汉文化，亲自撰写诗文。乾隆帝“御制诗集”多达四百三十四卷，收入诗作四万一千八百首。巡游各地，题字刻石，更是到处可见。在皇帝提倡下，满族贵族子弟自幼习读汉文诗书，甚至已不再通习满语、满文。乾隆帝炫耀盛业，帝后皇室侈靡逾度，上行下效，王公贵族也竞尚浮华。任职的官员贪贿公行。不任职的王公贵族依然享有优厚的殊遇，终日嬉游享乐，日趋腐惰。八旗兵丁享有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殊的优遇，不事生产，闲散嬉游，日益丧失骑射善战的武风。广大八旗人户则由于生计无着，日益陷于贫困。所谓“八旗生计”，已成为乾隆朝难以解决的严重问题。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族，在“渐染汉化”的同时，又在加剧分化。
一、王公贵族的游惰 乾隆帝以生长深宫的太子继承帝位。乾隆时期的王公贵族，也大都依父祖的世职承袭爵位。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并不像他们的父祖那样，为建立清国而驰骋沙场，而是以“天潢贵胄”深居府第，惯于优游。
清初定宗室封爵为十等。亲王一子封亲王，余子为郡王；郡王一子封郡王，余子为贝勒；贝勒之子封贝子，贝子之子封镇国公，镇国公之子封辅国公，辅国公之子授三等镇国将军，镇国将军之子授三等辅国将军，辅国将军之子授三等奉国将军，奉国将军之子授奉恩将军。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增定为十二等，即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十二个等次，其中镇国、辅国、奉国、奉恩将军又分一二三等，并有兼与不兼云骑尉之分。亲王的世子（候袭亲王）和郡王的长子（候袭郡王）也受封食禄（《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四六）。
宗室王公中的礼（初封代善）、郑（济尔哈朗）、睿（多尔■）、豫（多铎）、肃（豪格）、庄（硕塞，初封承泽亲王，其子博果铎袭封时，改号庄亲王）六亲王和克勤（岳托）、顺承（勒克德浑）二郡王世袭罔替，号称“铁帽王”。雍正年间又封怡亲王允祥亦世袭罔替。
受封食禄的八旗王公，在朝中任职者多位居显要。由于清初几代皇帝不断采取措施削弱诸王的权力，他们的子弟中也有相当多的人不再任职，但仍享受种种优厚的特殊待遇。不仅占有大量庄园人丁，而且仍领有数量可观的俸银。亲王岁给一万两，世子六千两；郡王五千两，长子三千两；贝勒二千五百两；贝子一千三百两。各级公爵、将军，也都以次领有多少不等的俸银（参《清朝文献通考》卷四十一，《国用·俸饷》）。
清初功臣、外戚，也多封有世爵。世爵分公、侯、伯、子（精奇尼哈番）、男（阿思哈尼哈番）、轻车都尉（阿达哈哈番）、骑都尉（拜他喇布勒哈番）、云骑尉（拖沙喇哈番）、恩骑尉九等，又有实任与闲散之分。其中公、侯、伯为“超品”，即在正一品之上，各分为三等。子爵为正一品，男爵为正二品，轻车都尉为正三品，也都分一二三等。骑都尉为正四品，云骑尉为正五品，恩骑尉为正六品，不分等。他们的俸禄是公一等七百两，二等六百八十五两，三等六百六十两，闲散二百五十五两。侯一等兼云骑尉者六百三十五两，不兼者六百一十两；二等五百八十五两，三等五百六十两，闲散二百三十两。以下递减。
受有封爵的王公和功臣的后裔，俸银之外还有禄米，每银一两，给米一斛。遇有婚嫁丧葬，另由皇帝给予赏赐。《中枢政考》载有赏银的规定数额。但事实上，往往由皇帝任意颁赏，赏银可超过定额的数十倍以至百倍。
王公既为世袭，他们的子孙往往在幼小时即可袭封，为王为公。如敬谨亲王尼堪第二子尼思哈袭封亲王时只有三岁，十岁时便病死。肃亲王豪格之子富绶袭封亲王时，也只有九岁。乾隆时袭封多罗顺承郡王的恒昌（勒克德浑六世孙），四岁时封王，二十六岁病死。世袭的王公自幼即高爵厚禄，养尊处优，日以游乐为事。雍正帝曾在一个敕谕中对八旗贵族子弟指斥说：“平居积习，尤以奢侈相尚。居家器用、衣服饮馔，无不备极纷华，争夸靡丽。甚至沉湎梨园，遨游博肆，饮酒赌博于歌场戏馆。……不念从前积累之维艰，不顾向后日用之难继，任意靡费，取乐目前，彼此效尤。”（《八旗通志》卷首九，敕谕）雍正帝指出的这些现象，到乾隆时更加发展。
乾隆帝连年广建园囿，京师王公竞相效尤，营建豪侈的宅第和江南式的园林。简亲王德沛（费扬武曾孙）用银数万两建造别墅，据称“亭榭轩然”，在诸王邸中为最优（《啸亭杂录》卷六）。定亲王绵恩（乾隆帝孙）令护卫“点缀园庭”，“任其通下吏苞苴（贿赂），动辄巨万。”（《啸亭续录》卷五）两江总督尹继善说他曾到忠勇公、大学士傅恒的府第，“不是前途频指引，回廊曲槛路常迷。参差画栋接飞霞，翠阁凝香护绛纱”，有如蓬莱岛境（《尹文端公诗集》）。大学士和■以聚敛著称，据说“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清史列传·和■传》）以廉明著称的宗室长麟，出任江苏巡抚时，置私宅数千厦，毗连街巷，说是为了“使此巷人知有长制府之名。”（《啸亭续录》卷三）宗室王公大臣，纷纷营建宅第园囿，说明满洲贵族的崇尚浮华，已成为风气。大量的花费，自然是来自下吏的苞苴。
八旗王公及其子弟，平居优闲无事，耽于游乐。标榜高雅者，或赏玩花鸟珍奇，或唱曲演戏。等而下者，聚赌宿娼，无所不为。乾隆帝第八子永璇“沉湎酒色”，“做事颠倒”（朝鲜《李朝正宗实录》二）。十七子永■”不甚读书，喜音乐，好游嬉。少时尝微服出游，间为狭巷之乐（嫖妓）。”（《啸亭续录》卷五）京师东城某寺院中，经常聚集王公贵族和富室子弟，设局赌博，又私蓄女伎，日夜淫纵（前引书卷八）。乾隆朝领兵作战的名将福康安（傅恒子），享用豪奢，又喜唱曲，军中往往通宵弹奏。据说：“虽前敌开仗，血肉交飞，而袅袅之声犹未绝。”（《清稗类钞》第七册）金德纯《旗军志》说：“八旗将佐居家，皆弹筝击筑，衣文绣，策肥（马），日从宾客子弟饮。”从家居的八旗贵族子弟到外出领兵的将佐，都日益沉溺于豪奢游乐之中。
八旗贵族依仗权势，恣为不法。昭■《啸亭续录·宗室积习》说：“近日宗室蕃衍，入仕者少，饱食终日，毫无所事。……每有淫佚干上之事，有司以其天潢，故为屈法。市井之良善者又多畏其权势，不敢与抗，适足以长其凶焰，其俗日渐卑恶也。”这种情形，在乾隆朝已经习见。《啸亭杂录·权贵之淫虐》记：“乾隆中，某驸马家巨富，尝淫其婢不从，命裸置雪中僵死。其家挞死女婢无算，皆自墙穴弃尸出。”朝廷的大臣，如大学士和■、福长安等“擅弄威福，大开贿门，豪奢富丽，拟于王室。”（朝鲜《李朝正宗实录》二）外省的官员，“奉差收税，即不守本分，恣意花消，亏竭国帑。”（《八旗通志》卷首十一，敕谕）领兵的将军“凡有征讨，军饷一边用，一边奏，十万■减五万。”（柳得恭《燕台再游录》）从京师到外省，从相臣到将军，耽于享乐，贪贿不法，满族贵族统治集团日益腐败了。
满洲贵族原以骑射善战而建立起统治，百余年间，久居汉地，在沉溺游乐的同时，也逐渐废弃了习练弓马的旧俗。满洲贵族要统治广大汉族人民，就不能不通晓汉族的语文和文化。王公子弟幼读汉文诗书，以应科举考试，甚至逐渐不习满文满语。这在乾隆时已成为普遍的现象。乾隆帝曾有诗一首，概括地说明了当时的情景：“八旗读书人，假藉词林授。然以染汉习，率多忘世旧。问以弓马事，曰我读书秀。及至问文章，曰我旗人胄。两歧失进退，故鲜大成就。”（乾隆《御制诗四集》卷五十九）早自清太宗皇太极以来，历代皇帝都已提出过保持满洲文化传统的告诫。乾隆帝更提出“骑射国语”的口号，说是“满洲之根本”。乾隆帝每年在避暑山庄驻夏，在木兰行围，象征着纳■骑射的传统。但京师宗室多不善射猎，盛京地区甚至还不如京师。乾隆帝酷嗜汉文化，每年都要亲自撰写诗文。宗室王公大臣也多习作诗词，与汉族文人相唱和，甚至不能用满文奏对。乾隆帝虽然一再把提倡“骑射国语”作为根本大计，但并不能改变满洲贵族“渐染汉习”的趋势，以至在他晚年，不得不下谕允准满族地方官员的某些章奏，可用汉文缮写，不再用满文。满族在统治汉地后不能不采用汉族的制度、文化，以至汉族的语文。这是由客观的历史条件而决定的。从某些方面说，也是历史的进步。但满族王公贵族子弟依恃特权，弃武习文，优游享乐，则不能不日益削弱。震钧《天咫偶闻》评论说：“习于汉人者，多得其流弊而非其精华。所存旧俗，又多失其精华而存其流弊。”八旗贵族在“渐染汉习”的同时，渐趋腐化。作为统治民族的统治集团，日益削弱了它的统治能力和作战能力。
二、满洲军兵的衰落 满洲自建立八旗制度以来，各旗兵丁地位高于平民。初期作战获胜，俘掠生口财物，即可上升到贵族行列。在北京立国后，八旗成员也通过各种途径，成为大小官员。旗丁除服兵役外，不再有汉人平民所有的各种赋役负担，并享有各种特权。旗人犯法，不由地方官审理，统归步军统领衙门或慎刑司减等量刑。八旗人丁依旧制，每丁拨给田地五垧（三十亩）。旗兵依职位不同，每月分别发给一至四两的饷银，三至四斛的粮米。较高的粮饷约略相当一个七品县令的俸禄。外出作战，另有“行粮”。
八旗兵丁多常驻京师，驻防外地者不到总额的一半。属于京旗的兵丁，只准在京居住。分授给他们的旗地，也在近京五百里内各县。这些旗地原系圈占汉人民众的耕地。“虽将民地圈给旗人，但仍系民人输租自种。民人自种其地，旗人坐取其租。”（《清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五，《八旗公产疏》）旗兵占有民地，并不是“亦兵亦农”，而是坐取地租和粮饷，不战不耕。京师八旗兵丁久居城中，疏于训练，甚至不能骑射。乾隆帝曾率领他们行围，学习技勇，给予赏赐，但兵丁希图安逸，并不乐从。乾隆帝曾慨叹说：“不肖之徒，不识朕教养满洲之志，反以行围为劳众，不无怨望。”（《八旗通志》卷首十一，敕谕）又曾说：“升平日久，八旗子弟如鹰居笼；日饱肉，不能奋击。”（柳得恭《滦阳录》卷一）乾隆帝把八旗子弟比喻做不能奋击的鹰，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八旗兵坐享优厚的待遇，在京城中四处流荡。或三五成群，臂鹰架雀，在街上闲游。或结帮聚伙，在茶坊酒馆里消磨日子。或斗鹌鹑、斗蟋蟀。乃至嫖妓聚赌，变卖房地挥霍。震钧《天咫偶闻》评论说：“后生小子，既不知征役之劳，又不习击刺之法，下至束伍安营，全忘旧制，更安望其杀敌致果乎？”八旗兵丁逐渐变成浮荡子弟，骁勇善战的满洲传统日益丢失了。
驻防外地的八旗兵也是养尊处优，久不操练。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御史和其衷上疏，劾奏驻防旅顺口和天津的八旗兵海防水师营说：“该管各员，既不勤加操练，兵丁巡哨，不过掩饰虚文。即军营器械，半皆朽坏。似此怠玩成风，何以固疆圉而资弹压！”（《清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五，和其衷《根本四计疏》）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乾隆帝南巡至镇江（京口），较射而有弓箭落地者。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乾隆帝至杭州阅兵，八旗兵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当时人以为笑谈（《清仁宗实录》卷三十八）。盛京八旗兵丁在行围演武猎兽时，上缴的鹿多于吉林、黑龙江兵丁，但并非自行射猎，而是从汉民那里买来。乾隆帝大怒，训斥说：“盛京为我朝根本之地，兵丁技艺宜较各处加优，乃至不能杀兽，由汉人买取交纳，满洲旧习竟至荒废，伊等岂不可耻！……传谕福康安留心训练骑射，行围时将军亲自督率射猎，务令技艺精强，以复满洲旧习。”（《清高宗圣训》卷三○○）事实上，旗兵长期不事生产，荒废骑射，“恢复满洲旧习”，是不可能的。
八旗兵丁，如此荒嬉。各级军官，更加腐败。他们平日克扣军饷，优游享乐。遇有战事，沿途勒索，乘机中饱。作战时则拥兵自卫，不敢向前。不仅下级军官如此，朝廷钦命的领兵将军，也很少知兵善战者。大金川之战，经略大臣讷亲（清初名将额亦都后人），临战躲在帐内指挥，传为笑柄。三千兵士攻碉，遇敌即作鸟兽散。大学士温福领兵出征大小金川，只知在军中置酒高会，挞辱士卒。同行的四川提督马铨讥笑他是“空摇羽扇，无计请缨。”乾隆朝官至领侍卫内大臣的索伦人海兰察曾说：“近日大臣中知兵者，惟阿公（阿桂）一人而已，某安敢不为其下？其余皆畏懦之夫，使其登坛秉钺，适足为殃民耳。某安能为其送死也。”（《啸亭杂录》卷九）
满洲贵族将领多不知兵，八旗兵丁多不能战。乾隆帝在连年发动的边疆战事中，不能不调遣绿营兵和索伦、锡伯、达斡尔等各族兵，组成作战的中坚力量。清朝发展到乾隆时期，绿营兵额经常在六十万左右。据魏源《圣武记》统计，中外禁旅即驻防的八旗兵，共有二十万余人，其中一半在京师。八旗兵包括满洲、蒙古、汉军在内，按照乾隆朝编制的比例，八旗满洲兵不过十二万左右。满洲兵虽仍保持着优越的地位，但已基本上丧失了战斗能力。汉人组成的绿营兵，这时已逐渐代替八旗兵，成为国家军队中的事实上的主力军。
三、八旗生计问题 满洲八旗兵丁不加训练，又不事生产，如此世代相传，不仅无力作战，而且家口生活也日益困窘。于是出现了所谓“八旗生计”问题，京师尤为严重。
乾隆一朝对这一问题的产生，曾有过种种议论。归纳起来，主要是源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不事生产，收入减少。八旗兵丁久居京城，不事耕种，按照清朝规定，又不得经营工商，只靠朝廷发给粮饷和出租旗地为生。如果擅自外出谋生，即被视为“逃旗”，从重治罪。旗人长期游惰，靡费无节，粮饷不足即向佐领等官员借债（放印子）。再不足，便变卖朝廷地产和住房抵用。借贷放印子钱，钱粮即被扣还。土地变卖后不能再收取地租。房产卖后还要再出银租房。这样下去，收入越来越少。一年不如一年，一代不如一代，不能不陷于困窘。
另一方面是满洲八旗人口不断增加。满洲八旗只有旗兵本人领取粮饷，旗丁分授耕地。百余年来，旗人生活安闲，家口不断增殖，生活负担也不能不随之增长。户部尚书梁诗正在奏疏中说：“而百年休养，户口众多，无农工商贾之业可执，类皆仰食于官”，是旗人穷乏的原因。（《清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五）御史赫泰说，顺治初年到京的一人，现在已成为一族，“以彼时所给之房地，养现今之人口，是一分之产而养数倍之人。”（《皇清名臣奏议汇编》初集卷一四五）
满洲八旗人户生齿日繁，收入日绌，在乾隆朝已成为急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乾隆帝的处置办法是：（一）增发赏银。以恩赏名义，发给贫困户赏银，以为赈济。又动用国帑，赎回旗人典卖给汉人的旗地，由官府收租，将租金分赏给八旗兵丁。据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清查，赎回旗地一万四千余顷，岁征租银三十一万五千余两（《石渠余记》卷四）。这些赏银，对于贫困的旗户，虽然可缓解一时，并不能解决长久的生计。（二）增加养育兵额，“出旗为民”。雍正时设养育兵额四千八百人，乾隆帝扩大到二万五千人。八旗兵原有满洲、蒙古、汉军之分，乾隆帝准令八旗汉军“出旗为民”，即脱离八旗兵籍，另谋生理。由此空出的兵额，改由满洲旗丁补充。如广州、杭州驻防汉军和福州水师汉军，各出旗一千余人，由京师满洲旗丁往补。驻防福州的八旗汉军步兵改设为绿营兵，另派京师八旗满洲兵丁二千余人驻防。
此外，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乾隆帝还曾迁移京师满洲八旗三千户去东北拉林等地开垦荒地，建房屯种。说是“但念现在京中满洲，生齿日繁，额缺有定，恃一人钱粮，供赡多口，终恐拮据”。“欲我满洲世仆，仍归故土，生计充裕。”前往人等，每户赏给治装银两，沿途给与车辆草束，到达后又赏给立产银并官房田地、牛犋籽种，每户约需银百余两。乾隆帝告诫说：“伊等至彼，各宜感戴朕恩，撙节用度，以垦屯为务。稍有余暇，勤习骑射技勇。”（《高宗实录》卷五○四）但是满洲“故土”的旗人，也并非“生计充裕”，典卖旗地，生计困乏的现象也在发展。据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宁古塔将军鄂弥达的奏报，吉林乌拉满洲兵丁三千，其中可称富户者仅二十一户。贫户一千一百八十五户，八千九百三十五口。赤贫户六百七十八户，两千八百九十四口。两者合计一千八百六十三户，一万一千八百二十九口。其余为中户，共八百四十八户，八千八百二十九口（《军机处满文月折档》，乾隆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这个典型材料反映出，当地八旗满洲兵丁中，可以温饱的中户还不足半数，绝大多数是贫困户以至赤贫户。乾隆帝迁往拉林的三千满洲户，实际上只有二千户前去。其中老幼约十分之一，壮年而不会耕作者有十之六、七，能耕作者不过十之二、三。因此，去拉林等地不久，便又相继逃回京师。留在拉林等地者，也多雇用关内流民代耕。所领旗地又通过典卖，渐归汉民所有。
广大八旗满洲人户从不耕不战到难以存活，显示着满族的统治危机，也表明满洲贵族与旗户的分化，日益加剧了。
（五）思想统治的加强 乾隆时期的清王朝，已经经过了一百多年的统治。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族，渐染汉习，渐趋腐化，也日益加深着本民族内部的分化。表面的繁华掩盖不了统治集团的腐朽，武功的炫耀也不能掩盖八旗兵力的衰弱。满洲民族和清王朝一样，经历着由盛而衰的过程。
大抵一个王朝，越是处在强盛的时期，在政治上越能包容大度，具有较强的自信心。相反，一个王朝处在日趋衰朽的时刻，越是难以自保，越加偏狭疑忌，强化暴力统治。乾隆帝初即位，继承父祖盛业，力矫前期严政，宣示宽仁，标榜满汉一体，显示出有信心建立功业。大约自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后，满族上下日趋衰弱，对汉人的疑虑也日益加深。由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强对汉人的统治。
一、文字狱的迭起 康熙朝曾严厉镇压反清复明思想的传播，雍正朝先后兴起汪景祺、钱名世、查嗣庭等大狱及吕留良、曾静案，指责语言文字之过，以镇压汉人反满思想，被称为“文字狱”。乾隆帝初即位，力图消除满汉朋党畛域，曾收到一定的成效。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处置胡中藻狱，又恢复了以文字之过惩治大臣的恶例。
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后的二十余年间，文字狱连年兴起，形成严厉的思想统治。与前朝不同，镇压的对象，既不是“复明”的志士，也不是结党的权臣，而是一般的汉人文士。见于记载的约七十余起文字狱中，六十六狱都是惩治举人、贡生以下的生员以至塾师、术士。兴起这些案狱，目的不在限制臣僚的结党擅权，而在于控制民间的反满思想，用意是明显的。下面是一些影响较大的文字狱的概况。
彭家屏案 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乾隆帝南巡。曾任江苏布政使的河南夏邑乡绅彭家屏在迎驾时面奏，去年河南数处被灾，河南巡抚图尔炳阿匿而不报。乾隆帝查询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得知夏邑被灾甚重。二月，命图尔炳阿亲往查勘，并下谕申斥他“玩视民瘼”，“存心回护”。四月间，乾隆帝南巡回京途中，又先后有夏邑居民张钦、刘元德陈诉，被灾散赈不实。乾隆帝以为“有刁徒从中主使”，刘元德供出生员段昌绪曾商同具词。图尔炳阿命夏邑知县孙默查拿段昌绪，在段家卧室中搜出吴三桂反乱檄文一纸，“浓圈密点，加评赞赏”。乾隆帝命图尔炳阿继续搜查，并召彭家屏至京师面询。彭家屏奏称并未见过吴檄，只是家中藏明末野史，未尝检阅。乾隆帝命侍卫三泰去夏邑彭家，搜出记载李自成事的刻本《豫变纪略》一书（彭家屏有序）。图尔炳阿又奏称彭氏族谱题署“大彭统纪”，“甚属狂妄”，查取进呈。乾隆帝指责彭氏族谱称彭氏得姓本于黄帝，是“自居帝王苗裔”。又指责谱中万历年号“历”字不避讳缺笔（乾隆帝名弘历），“足见目无君上，为人类中所不容。”（俱见《高宗实录》卷五三七至五四二）赐彭家屏自尽，将段昌绪斩决，彭家屏子传笏斩监候，没收家产入官。图尔炳阿和孙默查办此案“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俱免革职，仍留原任。此案源起于河南百姓被灾，满官匿而不报，经查核属实。乾隆帝虽然不得不下谕斥责，却又以文字之罪转而严惩了揭发此事的乡绅和文士。讳言疾患，粉饰升平，乃是乾隆朝习见的现象。但乡民控告封疆大吏，却被乾隆帝认为是“此风不可长”。乾隆帝亲自处置此案，意在回护满洲大员，镇压汉人士民的反抗，目的十分清楚。
蔡显案 江苏华亭举人蔡显，字景真，号闲渔，平生所作诗文，自编为《闲渔闲闲录》，刊印行世。书中对邑绅及知府、御史等官员，多有指责。乡绅因而嫉恨，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指书中引古人咏紫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是对清朝“怨望讪谤”，向松江府检举。蔡显已七十一岁，自信无罪，向松江府出首。松江知府钟光豫呈报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检阅《闲渔闲闲录》及蔡显的其它著述，指为“语含诽谤，意多悖逆”，逐条粘签标出，进呈乾隆帝。乾隆帝亲自查阅蔡书，指书中称“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钱名世以年案得罪”及“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等诗句，是“甘与恶逆之人为伍，实为该犯罪案所系。”乾隆帝并且严厉斥责督抚于此等处“转不签出”，“签出各条，多属■傺无聊”，所拟有关案犯治罪等节，是“意存姑息”，“苟且完事”。（《高宗实录》卷七八六）传谕严加惩处。蔡显斩决，十七岁的儿子蔡必照发往黑龙江为奴。为《闲渔闲闲录》作序的闻人倬及蔡显门人刘朝栋等二十四人被株连，遣戍伊犁等处。
蔡显所称戴、钱得罪事，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只是因为隐含同情语气，便被指为“甘与恶逆之人为伍”，铸成此狱，罪及家属门生，在江南文士中引起极大的震动。
齐周华案 浙江天台县生员齐周华，早在雍正帝时，曾撰拟“独抒己见疏”为吕留良案申辩，赴刑部具呈，被解押回浙江，永远监禁。乾隆帝即位，遇赦出狱，游历各省，卒居湖广武当山道观。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其子齐式昕接他回籍。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浙江巡抚熊学鹏至天台巡查，齐周华将已刊及未刊的历年所撰文稿《名山藏初集》等书奉呈，请求熊学鹏作序，并将当年的“独抒己见疏”稿附呈。熊学鹏将齐周华押解至杭州，与闽浙总督苏昌会同审讯，随即向乾隆帝奏报说，书中《祭吕留良》一文，“将逆贼吕留良极力推崇，……希图煽惑人心，其存心党逆，牢不可破”。“其已刻、未刻诸书，牢骚狂悖之言，不一而足；庙讳御名，公然不避。”（《清代文字狱档》）经乾隆帝钦准，将齐周华依大逆律，凌迟处死。子孙四人从宽斩监候，秋后处决。齐周华堂兄齐召南，原任礼部侍郎，为当代名儒。齐周华书中《天台山游记》一文，有齐召南跋。熊学鹏召齐召南至省讯问，供称雍正二年曾“为跋数语”，“今所刻者，系齐周华自行添改。”乾隆帝命召齐召南进京候审。军机大臣会同刑部拟处杖流。乾隆帝谕令宽免，递回原籍，传谕他“闭户安分”。浙江巡抚觉罗永德将齐召南交原籍地方官，向乾隆帝奏报说：“奴才仍随时查察，如再不知感恩警惕，稍有掉弄笔头怨诽情事，即行严参，从重治罪。”（同上书）齐召南四月回籍，五月间即病死。此案因涉及名士齐召南而轰动士林。
王锡侯案 江西新昌人王锡侯，三十八岁才考中举人，会试落第，仕途无望，便在家编书，刻印发卖谋利。所编书如《国朝试帖详解》、《唐人试帖详解》等，都只是供考试举子参阅，并没有什么政治见解可言。另编有《字贯》一书，是就《康熙字典》摘编，使散字联贯，以便检索。一七七七年（乾隆四十二年），他的仇家王泷南乘文字狱迭起的时机，告发他删改《康熙字典》，“与叛逆无异”。江西巡抚海成（满人）亲理此案，查阅《字贯》序中有议论《康熙字典》“穿贯之难”，“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等语，指为“虽无悖逆之词，隐寓轩轾之意，实为狂妄不法”，请旨革去举人，并将《字贯》粘签进呈。乾隆帝亲阅《字贯》，在书前凡例中发现康熙、雍正及乾隆三帝的名字，开列不讳，大为震怒。说：“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高宗实录》卷一○四三）并严厉申斥海成“茫然不见”，“漫不经意”，命海成亲往王锡侯家继续搜查并将王锡侯领押来京。十一月，海成查出王锡侯编纂书十种进呈，并奏称“检阅各书，俱有悖谬不法之处。”乾隆帝又申斥海成“身为巡抚，乃于初次条奏王锡侯《字贯》时，并不将伊书内大逆不法之处据实核出，转称尚无悖逆之词。实属昧尽天良，罔知大义，不可不重加惩处。”（同上书，卷一○四四）随将海成革职，交刑部治罪。命两江总督高晋前往，暂管巡抚事，继续收缴江宁等地流传的《字贯》等书。王锡侯斩决，子、孙五人斩监候，所著书概行销毁。
王锡侯原是科场失意、编书求活的乡曲文士，在政治上、学术上并无建树，对清廷也未必有谤言。乾隆帝由此兴起大狱，株连甚广。《字贯》另本前有工部侍郎李友棠题诗一首，乾隆帝斥责李友棠“身为卿贰，乃见此等悖逆之书，尚敢作诗赞美，实属天良已昧。”李友棠即著革职。江西布政使赣南道周克开、按察使冯廷丞因未能检出《字贯》“悖逆重情”，俱被革职，交刑部治罪。大学士管两江总督高晋以“失察妄著书籍”，降一级留任。江西吉安、南昌二处历任知县、知府，从宽免于治罪，交部分别议处。乾隆帝严惩王锡侯，旨在表明不准许汉人文士对满族皇帝有任何不忠不敬；严惩地方官员，则在激励所属，加强统治。他传谕说：“各省地方官当共加感惕，务须时刻留心查察，倘所属内或有不法书籍刊布流传，即行禀报督抚，严拿重治”，倘若“漫不知儆”，“嗣后别经发觉，必当从重办理。”（《高宗实录》卷一○四九）此案之后，各省先后设立“书局”，专门负责查缴不法违碍书籍，对诗文著述的控制，大为加强了。
徐述夔案 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春，江苏东台县民徐食田与蔡嘉树发生田亩纠纷。东台县出示收缴违碍书籍，蔡嘉树即指控徐食田祖父徐述夔（已故）所著《一柱楼诗》中多有违碍。徐食田将已刻书及书板向知县涂跃龙呈交。涂跃龙将田亩纠纷事结案，见徐述夔所著书中有引吕留良语句，送呈江宁书局查处。书局局员因原书未粘签指出违碍，退还东台县。蔡嘉树又径赴江宁布政使衙门控告，并将《一柱楼诗》中“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句粘签摘出。布政使陶易命幕友陆炎批交扬州府，批语中有“若有违碍，俱应收解奏缴；若只字句失检，将举首之人以所诬反坐”等语。扬州知府谢启昆签出“悖逆”诗句，送呈督抚。署两江总督萨载、江苏巡抚杨魁将书稿及有关案卷解京。这时，江苏学政刘墉也得到民间告发，将《一柱楼诗》及原礼部侍郎沈德潜（已故）所撰《徐述夔传》呈送乾隆帝。徐述夔先世世代为官。一七三八年（乾隆三年）考中举人。进京会试时，勘磨官指他试卷中有“不敬”字句，停止考试，永不叙用。徐述夔家居吟诗，不无怨望。一七六三年（乾隆二十八年）病死。一七六八年（乾隆三十三年），子徐怀祖将其遗作《一柱楼诗》、《和陶诗》等诗集刻板流传。一七七七年（乾隆四十二年），徐怀祖病死。乾隆帝审阅送呈诗集，传谕说：“《一柱楼诗》各种妄肆诋讥，狂诞悖逆。”“伊子徐怀祖并敢将伊父逆词公然刊刻，均属罪大恶极。”“沈德潜敢为逆犯徐述夔作传，……实为丧尽天良，负恩无耻。”（《高宗实录》卷一○六八）将此案交军机大臣等议处。军机大臣阿桂等遵谕锁拿徐食田等人，会同刑部严加审讯，奏称徐述夔引据逆犯吕留良邪说，是“悖逆不法”；《一柱楼诗》“犴肆谬妄”；“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是“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用上、到等字而用去清都，显寓欲复兴明朝之意，大逆不道至此已极。”徐怀祖刊刻流传，是“父子相继为逆”，“照大逆凌迟律■碎其尸，枭首示众。”（《掌故丛编》第九辑）布政使陶易以“故纵大逆”之罪处斩，扬州知府、东台知县也以惩治迟延不力，分处流刑和徒刑。徐食田及弟食书，参与校刻的徐首发、沈成濯及陶易幕僚陆炎等俱从宽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已故沈德潜曾为徐述夔作传，内有“品行文章皆可法”等语，廷臣请旨将官爵谥典尽行革去，御赐祭葬碑文一并扑毁。碑不移置他处。长洲人沈德潜自乾隆初年以进士入为翰林院编修，以诗名一时，在上书房行走，与乾隆帝作诗唱和。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以礼部侍郎休致归籍。曾进呈所著《归愚集》，乾隆帝亲为作序。乾隆帝历次南巡，沈德潜均被召见。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加礼部尚书衔。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入朝祝皇太后七十寿辰。入朝赐杖，为致仕九老之首。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在常州迎驾，加太子太傅。一七六九年（乾隆三十四年），在家死去，年九十七。赠太子太师，谥文悫。沈德潜晚年入仕，备受乾隆帝眷遇，为一代名士。死后遭此恶谴，使士林再次震动了。
尹嘉铨案 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乾隆帝西巡五台，三月中回銮至保定。原大理寺卿，在博野县休致家居的尹嘉铨，连上两折，命其子尹绍淳至保定奏呈。一折请求乾隆帝对其故父尹会一赐予谥法，一折请将清初汉人大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诸人从祀孔庙。尹会一曾任巡抚，休致时，请返籍终养老母，乾隆帝曾赐诗褒奖孝行。尹嘉铨在奏折中说：“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乾隆帝览奏甚怒，在第一折批：“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要他“安分家居”。第二折批：“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命将尹嘉铨革去顶戴，交刑部治罪。又命直隶总督袁守侗查抄尹氏在博野的家产，大学士英廉查抄尹嘉铨在京的房舍。谕令“至伊家如果有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等件，务必留心搜检。”（《清代文字狱档》）英廉与大学士三宝详查搜获的书册，有尹嘉铨编《近思录》书稿，将汤斌、陆陇其、张伯行与尹会一合称为“孔门四子”。又所著《随五草》，内有《朋党说》，与雍正帝所著《朋党论》相背。又编有《本朝名臣言行录》，列入高士奇、张廷玉、鄂尔泰等多人。廷臣会审，尹嘉铨不得不自认“狂悖糊涂，罪应万死。”乾隆帝览奏，指斥尹嘉铨文中“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哉”等语，是“反以朋党为是，颠倒是非，显悖圣制，诚不知是何肺肠？”又指斥所编《本朝名臣言行录》是“以本朝之人，标榜当代人物”，“将来伊等子孙恩怨即从此起”，关系“朝常世教”，其他狂悖诞妄，不一而足。命将尹嘉铨以绞刑处死，立决。
乾隆帝处死尹嘉铨后，特发布“明辟尹嘉铨标榜之罪谕”。说：“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乾隆帝提出的这个新论点，是说清朝的统治，一切决定于皇帝，如果“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国家之福。”皇帝英明，就不需仰赖“名臣”，也不会容纳“奸臣”。臣下都不过是效忠于他的奴仆。尹嘉铨要求崇列这些奴仆，自是乾隆帝所不能容许的。
以上文字狱，是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至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二十余年间几桩影响较大的案件。其中大多数是乡里文士的语言文字的疏失被加以悖逆不法的罪名，并非确有反满的思想和行动。尹嘉铨身列九卿而遭显戮，也只是由于请求表彰他的父祖和名臣，更没有什么反清思想可言。但崇显名臣，却触犯了乾隆帝的忌讳。乾隆帝不断处置文字狱，是要以暴力镇压的手段，强制汉人臣民文士对满洲皇帝绝对效忠和安分，而绝不容许任何不忠或不敬。但文字狱兴起，却又带来了难以预料的后果：（一）仇家告讦。乾隆帝严治文字之罪，不逞之徒因而摘引文字告讦仇冤之家，借以报复私仇，夺取私利。随着文字狱的迭兴，社会上到处出现了诬告之风。（二）官员严处。乾隆帝查处文字狱，经办的各级官员往往以失察得罪，遭到严厉的处治，轻者革职，重者流放或处死。官员们畏罪，不得自安，遇有告讦，即从重审理，以求免祸。此类冤案从而更为泛滥。（三）师友株连。文字狱起，例需查抄家藏书稿、诗文、书信。一人在案，曾为撰写序跋、碑传、唱和诗词以至书信往来的师友，往往横被株连，祸从天降。文字狱迭起，广大文士惴惴不能自保，造成社会上人心动荡。以上这些现象日益严重，势将反转来摇撼清朝的统治。面对这一形势，乾隆帝不得不多方收敛，以稳定人心。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福建海成县人周铿声挟嫌诬告在籍知县叶廷推纂辑县志“载入碑传诗句，词语狂悖。”巡抚杨魁上奏。乾隆帝查阅，认为“俱系剿用腐烂旧句，原无悖逆之处”，命依诬告律，将周铿声“严示惩创”。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湖南龙阳县监生高治清刊行《沧浪乡志》，被告“语句狂悖”。署巡抚李世杰奏请究治。乾隆帝传谕：乡志“不过无识乡愚杂凑成编”，“若俱如此吹毛求疵，谬加指摘，将使人何所措手足耶？”同年，安徽巡抚谭尚忠奏报已故贡生方芬诗集中有“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句，请将其孙依大逆律治罪。乾隆帝认为，诗句“虽隐跃其词，有厌清思明之意”，但还不是“公然毁谤本朝”，“若必一一吹求，绳以法律，则诗以言志，反使人人自危。”谕令“毋庸办理”。（以上俱见《清代文字狱档》）乾隆帝亲自连驳数案，使官员严处、仇家告讦之风有所遏止。风靡一时的文字狱，渐趋平息。但就在此前后，又兴起了禁毁书籍的浪潮。
二、禁毁书籍的浪潮 乾隆朝在迭兴文字狱的同时，又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查禁时人著述与藏书，先后延续了十余年之久。
早在一七六九年（乾隆三十四年），乾隆帝阅钱谦益所著《初学集》、《有学集》等书后，说“其中诋谤本朝之处不一而足”，传谕各督抚在各地查缴销毁。钱谦益是明末清初文坛巨擘。叛明降清后，因病乞归，死于家中。所著文集在各地流传甚广。乾隆帝怒斥他“大节有亏”，“不足齿于人类”，令各地不得再遗留片简。销毁钱书，是焚毁书籍的开始。大规模禁毁书籍，大体上是和《四库全书》的编纂同时进行。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乾隆帝即曾传谕直省督抚学政，广泛搜访民间书籍，汇送京师。“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其有未经镌刻只系钞本存留者，不妨缮录副本，仍将原书给还。”（《高宗实录》卷九○○）次年初，安徽学政朱筠上疏，请将《永乐大典》中分在各卷的佚书，分别辑录校阅。乾隆帝诏谕依经、史、子、集四库分类辑出，流传已少者先撮要旨进呈。随即开设四库全书馆，以大学士刘统勋、于敏中等人为总裁官，在全国范围内，搜采遗书，编纂以四库分类的图书总集《四库全书》（参见另章）。乾隆帝诏谕各地督抚，以半年之限，采进民间藏书，若因循搪塞，惟该督抚是问。又诏谕两江总督与江、浙巡抚，就江浙著名藏书家和坊间书贾中搜访进呈。私人进献藏书，将来仍与发还并给予奖励。进书五百种以上者，赏内府所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百种以上者赏给内府刊印《佩文韵府》一部。各地进呈私献书籍不下万余种。
乾隆帝广泛征求已刻未刻书籍，包含着查检“违碍”的目的，即所谓“寓禁于征”。但文字狱迭起，各地官民多有顾虑，不敢将稍涉违碍者进呈。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八月，乾隆帝降旨明确规定收缴禁毁。传谕各地督抚，“其或文字触碍者，亦当分别查出奏明，或封固进呈，请旨销毁；或在外焚弃，将书名奏闻。”明末野史“必有诋毁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稗官私载、诗文专集，有诋毁者，也不准隐匿流传。各省已经进到之书，交四库全书处检查，有关碍者，撤出销毁。并令派员传谕藏书家，如有不应存留之书，即速交出。此后若再有存留、有心藏匿，罪在不赦。（《高宗实录》卷九六四）同年十一月，再次降旨，收缴销毁“明末国初悖谬之书”。禁毁书籍，逐渐形成浪潮。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乾隆帝一再谕令严厉查缴“违碍”书籍，查禁的范围也越来越扩大。
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帝谕令四库全书馆拟定“查办违碍书籍条款”颁布，规定了查禁的范围和处理办法。
全毁——全部销毁的书籍，称为全毁。所谓“诋毁本朝”、“语涉狂悖”的清人著作、文集，原在全毁之列。条款规定的销毁范围，还扩大到前代的著述。明万历以前各书，涉及辽东、女真，语有违碍者，销毁。明代各书载及西北边外部落，语涉偏谬者，销毁。为了扼制汉人反满思想，甚至对宋人关于辽、金，明人关于元代的记述，“议论偏谬尤甚者”，也拟销毁。书籍内容并无违碍，但作者在清朝得罪者，如钱谦益、吕留良、金堡、屈大均等人的著作，也一律销毁。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乾隆帝在上谕中说：“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自应逐细查明，概行毁弃。”历朝文字狱之起，是因诗文著述中有狂悖字句而罪及其人，又因其人得罪，而焚毁其所有的文字著述。因书罪人，因人毁书，加以彼此株累，禁毁数量极大。
抽毁——即抽出违碍字句，部分销毁。门各为目，人各为传的著述，将其中有违碍的门、传抽毁。选编的奏议、科举对策之类，如明经世文编、明状元策等书，将其中有违碍者抽毁。钱谦益、吕留良等获罪者的诗文被录入他书或被人援引者，摘出抽毁，从原版内铲除。如此等等。历年被列入抽毁之书，多达四百余种。
删改——在上引乾隆帝历年谕旨和“条款”中，还有对原作删改的规定。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的上谕中提到明人所刻类书边塞、兵防等门，可删去数卷或数篇，或改定字句。“他若南宋人书之斥金，明初人书之斥元，且悖于义理者，自当从删；涉于诋詈者，自当从改。”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颁布的“条款”中，也提到“凡宋人之于辽、金，元明人之于元，其书内记载语句乖戾者，酌量改正。”（《办理四库全书档案》）删改的范围也极广泛。甚至被认为“非斯文正轨”、“词意■■”、“有乖雅正”以及所谓“乖触字句”等，都可酌改。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又经过删改的书籍，不计其数。往往面目全非，与原义乖违。
除以上这些专制而愚蠢的规定外，乾隆帝还先后实行了两项虐政。
改译古史——和乾隆帝下谕搜访遗书约略同时，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乾隆帝又命改译辽、金、元三史中的音译专名。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改译完成。乾隆帝亲自作序，说：“辽、金、元三国之译汉文，则出于秦越人视肥瘠者之手，性情各别，语言不通，而又有谬寓嗤斥之意存焉。”三朝“汉人之为臣仆者，心意终未浃洽”，所以“必当及此时而改译其讹误者。”（乾隆帝《御制文集》二集卷十七）所谓“改译”，即将三史中契丹语、女真语和蒙古语的人名、地名、部名、制度专名等，都依照清代满语汉译的方法，修改译字，换成新的译名。结果造成极大的混乱。乾隆帝却认为这是他的一大功绩，在序中说：“是则吾于辽、金、元三代，实厚有造而慰焉。”查禁书籍和编修《四库全书》时，又将改译的办法加以推广。大抵自宋人以至明清人著述中有关契丹、女真、蒙古的译名，也都按三史的办法予以改译。改译中又因断句错误、缺少知识和漫无准则，而错上加错，给读者带来极大的干扰。如果说乾隆帝删改“违碍”字句是为了箝制反满思想，用满语译名改译其他民族的古史，则全属无知且愚昧了。
查禁戏曲——乾隆帝在大规模查禁史籍、诗文等书籍后，又进而对民间戏曲予以查禁。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谕旨中说：“因思演戏曲本内，亦未必无违碍之处。如明季国初之事，有关涉本朝字句，自当一体饬查。至南宋与金朝关涉词曲，外间剧本往往有扮演过当，以致失实者。……亦当一体饬查。”（《高宗实录》卷一一一八）乾隆帝因苏州、扬州为戏曲盛行之地，传谕当地官员将“应删改及抽撤者，务为斟酌妥办，并将查出原本暨删改、抽撤之篇，一并粘签，解京呈览。”苏、扬等地以昆腔（昆山腔）最为流行。苏、扬查禁后，又传谕江苏、广东、福建、浙江、四川、云南、贵州各省督巡，对当地流行的石牌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也分别饬查。地方戏曲是民间的文艺创作。乾隆帝为压制民间反满思想，对关涉本朝以至宋金间事的曲文，也严加饬查，删改、抽撤，这自然又是极端专制的暴行。
乾隆帝自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下谕搜访民间书籍，结合编纂《四库全书》实行了大规模的查禁。《四库全书》完成后，直到一七八五年（乾隆五十年）仍在严谕江西、江苏、浙江等省继续查禁民间书籍。据近人考证，先后被销毁的书籍约三千种，七万卷以上，与《四库全书》所收三千五百余种，七万九千余卷，数目大体相近。（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自序》）收入《四库全书》的书籍中，经抽毁者四百余种，删改者不计其数。乾隆帝编纂《四库全书》，保存了大量文化典籍，又由于广泛禁毁书籍，造成了一次文化浩劫。有人认为这是秦始皇焚书后的又一次焚书劫难，并非苛论。不过，遭到禁毁的某些有价值的著述，此后仍然长期在民间秘密流传。这又再一次证明，应用严刑峻法的暴力手段去加强文化思想的统治，虽可震动于一时，并不能阻止文化著述的传播。
三、《贰臣传》的编修 乾隆帝大批焚毁“讪谤”书籍，以加强所谓“奖忠惩逆”的思想统治。但在处置明清之际的某些著述和人物时，却遇到了难以解决的矛盾。明朝末年，特别是南明时期，不少忠臣义士坚持抗清斗争，也有不少文臣武将叛明降清。如果以清朝本位判忠奸，明朝的忠臣将是清朝的奸逆，降清的叛臣，反而成为忠臣。这将使大批明末文献难于处置，而且从根本上违背了乾隆帝所倡导的“忠君”的思想原则和道德标准。
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乾隆帝在一道谕旨中，正式提出承认南明王统和褒奖抗清死难的南明忠臣。浙江巡抚因见朱■之所著《明纪辑略》一书附记南明福王、唐王、桂王事，奏请销毁。乾隆帝在这道谕旨中指为“不宜在概禁之例”，并指示四库馆臣在编纂《通鉴辑览》时，应载入南明三王事迹，因福王承继江山半壁，唐王、桂王也是“明室宗支”，不应称“伪”。当时“各为其主，始终不屈”而死节者，与宋末之文天祥、陆秀夫“实相仿佛”，虽然清初“不得不行抗命之诛”，但他们“有死无二，洵无愧人臣忠于所事之义。”对这些“仗义死节之人”的事迹，也都应该写入《通鉴辑览》，说是“崇奖忠贞，亦足以为世道人心之劝。”十一月，又发出谕旨，重申“崇奖忠贞”，“风励臣节”。谕中说世祖（顺治帝）时，曾对崇祯末年殉难的明朝大学士范景文等二十人“特恩赐谥”。至于史可法“支撑残局”，刘宗周、黄道周“临危授命”，都足为一代完人。其他死守城池、战死行阵或被俘后视死如归者，无愧于“疾风劲草”。舍生取义，忠于所事者，也“一体旌谥”。萨尔浒之战时的明将刘■、杜松“冒镝撄锋，竭忠效命”；孙承宗、卢象■等“抵拒王师，身膏原野”。凡明季尽节诸臣，为国尽忠，都应优奖。慷慨轻生的诸生韦布，由乡里供祭。（《高宗实录》卷九九五至九九六）次年，在扬州为史可法建立祠堂，乾隆帝亲自为史可法札稿题诗说：“经文已识一篇笃，予谥仍留两字芳（谥忠正）；凡此无非励臣节，监兹可不慎君纲！”（同上，卷一○三五）乾隆帝表彰明末死难臣民，旨在倡导“忠君”，诗句说得很清楚。
乾隆帝在连年文字狱后，陆续发出这些谕旨，实际上是把“忠君”视为超乎本朝或本族狭隘范围的最高道德标准，这不能不在汉人臣僚文士中引起震动。一些汉臣称颂说：“圣人至公无我之思，教孝教忠，万世瞻仰。”（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下）其实，乾隆帝并非是“无我”，恰恰是把“我”即皇帝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告诫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绝对向皇帝效忠。但这一原则确立后，如何处置清初归降的汉人和他们的著述，又使乾隆帝面临另一个难题。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乾隆帝提出了编写《贰臣传》的办法，把历事两朝的臣僚称为“贰臣”。这年，江苏呈缴拟毁书籍中有《明末诸臣奏疏》、《同时尚论录》等书。乾隆帝阅后传谕说，刘宗周、黄道周等人的奏疏，只需修改“不当”字句，原奏保存。王永吉、龚鼎孳、吴伟业等人，“在明已登仕版，又复身仕本朝”，其人不足齿，作品也不应保存。在这道谕旨中，乾隆帝进一步指出，洪承畴因兵败被俘归顺，祖大寿因惧祸投诚，冯铨、王铎等人在明朝是显宦，在本朝又“忝为阁臣”。左梦庚等人是在清朝大军到后，才解甲乞降。当时，对这些人不得不加录用，以安人心。事后平情而论，他们都是遭逢时难，畏死■生。“至于既降复叛，或又暗中诋毁者，更不能比之人类”。乾隆帝指令把这些“大节有亏之人”，在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据实直书，送呈裁定。
乾隆帝力倡忠君，不惜奖谥明末忠臣，贬抑降清的贰臣。但据此实行，忠于明者得到表彰，降清后忠于清者又遭到贬斥。而且降清者或忠或叛，不加区别，一律对待，也显然难以服人。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帝又下谕说，列入《贰臣传》的诸人，事迹不同，邪正各异，不可不分。洪承畴、李永芳等屡立战功，“虽不克终于胜国（明），实能效忠于本朝。”钱谦益等降清后又在诗文中对朝廷诋毁，“进退无据，非复人类。”命国史馆考核各人行事，分编为甲、乙二编，以示区别。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馆臣将乙编进呈，乾隆帝又命将行为卑劣者从中撤出，不予立传。吴三桂、李建泰等降清后又行叛逆者，也从《贰臣传》撤出，另编《逆臣传》。一七九一年（乾隆五十六年），最后编定的《贰臣传》，甲、乙两编共收一百二十五人。又依其行事之不同，在甲、乙编各分为上中下三等。
乾隆帝褒奖明末忠臣，又将历仕两朝的汉臣分别列等编传，可谓用心良苦。他自称这是出于“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子孙植纲常”。实际目的，还是要控制广大汉人臣僚效忠于满洲皇帝，以巩固清朝的统治。他的这些举动，虽然在汉人官员中不无成效，但并不能弭止广大人民的反抗。
（六）人民的反抗斗争 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至一七八五年（乾隆五十年）这三十年间，清王朝沿着由盛而衰，外盛内衰的道路演变。社会各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广大农民、手工业工人、商人陆续掀起了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清王朝不断受到多方面的冲击。
一、佃农抗租斗争 乾隆初，江西、福建的佃农，即不断发动抗租斗争，抵抗地主收租，声势浩大。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上杭罗日光曾领导佃农千人抗租，殴打地主，抗拒官兵。江西、福建佃农中有佃长、长关令、会馆等，逐渐形成自己的斗争组织，提出均田（佃）、永佃、田骨田皮等口号，以争取耕种田地的权利。
江苏佃农，往往联合抗租。吴县人黄中坚说：“今乡曲细民，无不醵金演戏，诅盟歃结，以抗田主者。虽屡蒙各宪晓谕，而略不知惧。间有一二良佃愿输租者，则众且群起攻之，甚至沉其舟，散其米，毁其屋，盖比比然。”（《蓄斋集》卷四）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靖江县徐永祥等率领佃农进城报荒，要求免租；崇明佃户，“捏灾为名，结党鼓众，不许还租”，并聚集在一起，要求该县县丞出示减租。（《高宗实录》卷一五一、一五三）一七五八年（乾隆二十三年），崇明佃农再次抗租，烧毁草房，殴伤差役兵丁，围攻县丞、守备。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浙江永嘉胡挺三领导佃农抗租，殴打典史，并把他拘留。
直隶省经管旗地的满族地主、庄头以及州县官吏，对壮丁、佃户的剥削和压迫非常严重，农民的反抗斗争也十分激烈。一七四○年（乾隆五年），丰润县庄头蔡怀碧承领十五顷多庄地，王公显等串连佃户拒不交租。蔡怀碧要收地自种，遭到佃农群众的坚决抵制。王公显等率领佃农二百余人，打伤蔡怀碧“壮丁”二人，“并将农具犁铧打碎，凶猛异常。”（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六年内务府来文》）从这一年起，清朝禁止增租夺佃。可是佃农的“抗租霸佃”斗争，仍在继续发展。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直隶总督英廉统计，全省经理旗地的共七十七州县，积欠旗租的有四十二州县，达二十年之久，数至二十四万余两之多。其中一部分是被官侵吏蚀，大部分是佃农抗欠。
清王朝要求各地官府对佃户抗租严厉镇压。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礼部侍郎秦惠田说：“顽佃抗租，欺慢田主，有司听其刁脱”，应依法严惩。（《高宗实录》卷二四八）现存《昆山县奉宪永禁顽佃积弊碑》中记述说：“乃日见城厢内外之以抗租枷示者，相望于途。”
地主向佃户勒索租米。佃户迫于饥馑，往往抢米求生，是斗争的另一形式。一七四四年（乾隆九年），左副都御史范灿说：“查乾隆七年之冬，八年之春，湖广、江西、江南等处抢米之案，俱未能免；而江西尤甚，一邑中竟有抢至百案者。”（《高宗实录》卷二三○）此后，浙江、福建、直隶、陕甘等地都发生过饥民抢米斗争。
二、农民反封禁斗争 清初，八旗满洲人户大批进关，关外呈现出一片荒凉景象。一六六一年（顺治十八年），奉天府尹张尚贤报告说：“合河东、河西腹里以观之，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圣祖实录》卷二）康熙时，直隶、山东无地农民多逃往奉天耕垦。一六八○年（康熙十九年），清朝划定旗民开垦界限，民界地亩约等于旗界地亩的五分之一。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帝明确地指出：“奉天田土旗民疆界，早已丈量明白。以旗下余地付之庄头，俟满洲蓄衍之时，渐次给与耕种。”（《圣祖实录》卷一四一）这是保护满族地主占有土地，限制汉族人民开垦的政策。但直隶、山东农民继续出关求活，并未因而终止。一七四○年（乾隆五年），乾隆帝又规定，奉天流民要取保入籍，否则必须在十年之内返回原籍。此后，在山海关严厉查禁携眷农民出关，并在山东登、莱、青和奉天复、海、盖、宁等处海口，查禁运载流民的船只，对东北地区严格封禁。但出关流民依然有增无减。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查明，从一七四○年（乾隆五年）以后，出关人数续添四万七千余口。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在宁古塔和船厂的工商佣作人等，不下三、四万人。清朝又于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制定《宁古塔禁止流民例》，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宣布吉林是“永禁流民，毋许入境”。实际上，流民出关的洪流已无法制止。据《盛京通志》记载的数字统计，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在东北的汉族人口有十六万五千四百九十五户，九十六万一千三百二十八人，民赋田有三百七十九万八千零六十亩，比一六五七年（顺治十四年）增加了六十二倍，占当时全部垦田四百二十六万九千七百一十八日（二千五百六十一万八千三百零八亩）的百分之十四点八。
清初，蒙古地方不准汉人居住，户部发票八百张，许汉人领票春去秋回。一七○七年（康熙四十六年），康熙帝巡行边外，“见各处皆有山东人，或行商，或力田，至数十万人之多。”（《圣祖实录》卷二三○）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发现喀喇沁等旗种地汉人已达数万，清朝认为蒙古人“渐将地亩贱价出典，因而游牧地窄，至失本业”。遂规定喀喇沁、土默特、敖汉、翁牛特以及察哈尔八旗，“嗣后将容留民人居住，增垦地亩者，严行禁止。”（《高宗实录》卷三四八）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更制定一项律例：“口内居住旗民人等，不准出边在蒙古地方开垦地亩，违者照例治罪。”（《理藩院则例》卷十）这如同奉天的封禁政策一样，并不能阻止流民出边。一七六○年（乾隆二十五年），在古北口外蒙古地方种地的汉人，即不下数十万户。
汉族农民反封禁的斗争，是在中原地区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贫困无告的情况下进行的。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山东人民“南走江淮，北出口外。揆其所由，实缘有身家者，不能赡养佃户，以致众生无策，动辄流移。”（《高宗实录》卷三○九）遇到荒年，清朝也不得不暂弛关禁，放流民出口觅食。过后虽然仍劝流民回籍，并重申禁令，但是关口一开，再想封闭就更加困难了。满族地主、蒙古王公都招佃收租，“巧为庇护”。在这种情况下，封禁政策更成为具文。
清廷在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设立台湾府后，只准闽、粤人民春去秋回，不准携眷居住。从一七三二年（雍正十年）起，这项禁令几次暂停执行，又几次恢复。人们有时冒着生命危险偷渡，有时贿赂官兵私渡，据一八一一年（嘉庆十六年）统计，台湾汉族人口已达二百万零三千八百六十一人，比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增加了将近十倍。
三、手工业工人和商民的反抗 清初，手工业工人就进行有组织的罢工斗争。据苏州现存石刻（见《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辑》）记载：一六七○年（康熙九年）踹匠窦桂甫，“倡言年荒米贵，传单约会众匠停踹。”处罚了不参加罢工的王明浩，所有工匠都停止工作。一六九三年（康熙三十二年），踹匠罗贵又齐行增价，“聚众殴抢，复毁官示”。一七○○年（康熙三十九年），刘如珍等凑钱演戏，号召工匠参加反抗斗争。一七一五年（康熙五十四年），王德等倡议创立踹匠会馆，正式成立自己的组织。布商非常恐慌，说“倘会馆一成，则无籍之徒，结党群来，害将叵测。”因此，屡次请求地方官查拿“流棍”，管束工匠。一七二○年（康熙五十九年）建立的《长吴二县踹匠条约碑》规定八条，就是要把踹匠置于包头、坊长、巡役的严密控制下，制止罢工斗争。这表明工匠的罢工斗争，已经十分激烈。乾隆时，斗争在继续发展。
苏州的机户，多数雇用织工。织工常因机户无故解雇，或要求增加工资，发动罢工斗争。据一七三四年（雍正十二年）建立的碑文记载：“倡为帮行各色，挟众叫歇，勒加银口，使机户停织。”一七三九年（乾隆四年），王言享等反对布商扣克工价罢工。一七七九年（乾隆四十四年），李宏林等要求增加工价罢工。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又有蔡士谨领导的罢工斗争。
江西景德镇官民窑户，每窑一座，需工数十人。“一有所拂，辄然停工。”（《道光浮梁县志》卷二）他们罢工也是知会同行共同行动，“甚至合党成群，恣行抄殴。”（凌■：《西江视臬纪事》卷四）。
北京户部宝泉局在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发放工价时，铸钱工匠声称不敷应用，四厂同时罢工。经署侍郎三和出面“晓谕”，在童光荣领导下，东厂工匠仍然拒不开工。
陕西周至县南山木工，在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聚众殴差，反抗县官。
贵州威宁州妈姑铅厂，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因厂官殴打厂丁，遂聚众拥入官房，拴殴厂官。
各地手工业工人的各种形式的斗争，此伏彼起，汇成巨大的力量。
商人罢市，清初已见记载。一六六○年（顺治十七年），潞安织绸机户不堪官府勒派，焚机罢市。一六八一年（康熙二十年），芜湖钞关额外征税，芜湖商民罢市三天。乾隆时，各地时有罢市斗争。一七四七年（乾隆十二年），乾隆帝指出：“近据各省奏报奸民聚众之案，如江南宿迁、山东兰山皆因求赈，浙江临海则因求雨，福建上杭则因抗租，山西安邑、万泉则因丁粮豁免，遂至聚众多人，抗官塞署，放火罢市，肆为不法。”（《高宗实录》卷二八九）事件发生的原因各有不同，参加斗争的民众也不只是商人。
四、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 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爆发了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
王伦，山东寿张人，于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从张既成学道，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开始收徒传教。运气治病，学习拳棒，名为清水教，实是白莲教的一支。
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山东年岁歉收，地方官额外加征，农民无法生活。大路上常有饥民围住行旅乞食，车辆不能通行。王伦在民众中传布：“八月之后，有四十五天大劫，从我都可得免。于二十五日，差孟灿到王经隆处，传人起事。”（《剿扑临清逆匪纪略》卷十四）党家庄有数百人参加，张四孤庄有五、六百人参加。二十八日夜，攻破寿张县城，捕杀官吏，大开监狱，释放犯人。九月初四日，连克堂邑、阳谷，都弃城不守，奔袭东昌、临清。初七日，占领临清旧城，并控制了三十里以内的地区，起义军发展到五、六千人。清军在堂邑和柳林两次被起义军打败，巡抚徐绩在临清的梁家浅被起义军包围。据徐绩说：“初七日领兵交战时，见其领众之人，两手持刀，疾走如飞，宛如猕猴；其余亦俱■不畏死，不避枪炮。”（同上书，卷二）王伦在临清旧城宣布拥立明朝后裔朱兆龙（实无其人）为帝，加封王朴为王，又封国公、元帅多人。于初七日、十三日、十九日三次进攻临清新城，招集南下的粮船短纤参战。但是，兵临坚城之下，未能扩大战果。
清廷命大学士舒赫德佩钦差大臣关防，赶赴山东督师；派额驸那旺多尔济、左都御史阿思哈率领健锐营、火器营兵千人，以及吉林、索伦射手五十人，赴山东增援；并命令直隶总督周元理防守广平、大名一带，河道总督姚立德防守东昌。二十三日，舒赫德率领清军进攻临清旧城，起义军出兵千人北去，牵制敌军；挑选精锐部队五、六百人，在东门迎击清军。舒赫德亲自指挥清军攻击东门，二十九日突入城内，巷战甚为激烈。起义军中的“无生娘”（即入教妇女）数十人，参加战斗，都壮烈牺牲。王伦登楼自焚死，王朴、孟灿、王经隆等被俘，临清旧城落入清军手中。北去起义军千人，在塔湾与清军作战失败。总计起义军阵亡一、二千人，被俘近二千人。
这次起义虽然由白莲教徒秘密组织，主要还是由农民饥馑无告而被迫反抗。御史李漱芳在奏报中也不得不承认：“虽曰奸民，其实大半皆无告之饥民，激而成之也。”（《剿扑临清逆匪纪略》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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