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湖畔的赞歌钟相、杨么起义是发生在南宋初洞庭湖地区的一次农民起义。

　　北宋末，鼎州武陵（今湖南常德）人钟相在家乡利用宗教活动组织群众，凡加入他的组织——乡社的农民要交一点钱粮，社内实行互相共济，因此都能“田蚕兴旺，生理丰富”。他宣称：“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这代表了农民要求财富上平均、社会地位平等而提出的政治主张，比北宋初王小波“均贫富”

　　的思想又进了一步。钟相因此深受群众拥护，被称为“老爷”或“天大圣”。周围的贫苦农民加入乡社的不计其数。20余年，其影响扩大到洞庭湖周围各县。

　　靖康二年（1127年）初，金人入侵，钟相组织民兵300人，命长子钟子昂率领北上“勤王”。这支队伍未与金兵接触，就被刚即位的宋高宗赵构命令遣返。钟相便以这支队伍为基础，筹划起义。金兵渡江南犯，所过残破，官兵和溃兵到处烧杀抢劫，南宋统治者横征暴敛，“政烦赋重”，南方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江西、福建、荆湖各路先后爆发了农民起义。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钟相在金人屠潭州（今湖南长沙），孔彦舟匪军犯澧州（今湖南澧县）、鼎州危急之时，率众起义，保卫家乡。建国号楚，年号为天载（一作天战），钟相称楚王，立长子钟子昂为太子，设立官属。起义军“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及有仇隙之人，”并占据地主的土地，归为己有。

　　他们把杀官吏等称为“行法”，把平分这些人的财产称为“均平”，斥宋朝国法为“邪法”，对于“执耒之夫”，和“渔樵之人”，则加以保护。凡是参加起义军的，一律免除赋税差科，不受官司法令的束缚。这些主张和行动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认为是“天理当然”。起义军攻占了鼎、澧、荆南（今湖北江陵）、潭、峡（今湖北宜昌附近）、岳（今湖南岳阳）、辰（今湖南沅陵）等州的19县。

　　农民起义军的革命行动和浩大声势，使地主豪绅十分恐惧，他们勾结孔彦舟匪军进驻鼎州，镇压农民起义。孔彦舟屡遭失败之后，派奸细混入起义军作内应，于三月末偷袭攻破钟相营寨，钟相及子钟子昂被俘遇害。

　　钟相牺牲后，部众在杨么等领导下，仍继续坚持斗争。杨么在诸首领中最年轻，楚语称幼为么，故称他为“么郎”或“杨么”，逐渐成为起义军共同拥护的领袖。

　　杨么在洞庭湖周围建水寨、造战船，实行兵家相兼，“陆耕水战”的战略方针，使起义军得到迅速发展。他们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则登舟作战。从武陵、龙阳到沅江县的沅水西侧建立水寨二三十所，尤以上沚江（沅水支流，在今汉寿县内）的夏诚、刘衡二寨最为险要。他们充分利用河港交错的地形和自己善于操舟的特长，采用水陆两栖的战术与官军周旋。绍兴元年（1131年）俘获南宋官军车船和工匠后，大造车船。车船是大型战船，用脚踏动车轮，即可击水前进，其行如飞，四周装有打击敌船的拍竿。杨么水军更加强大，水战中一直保持优势。1133年四月，起义军重建楚政权，立钟子仪为太子，称杨么为大圣天王。这时起义军控制了北达公安，西及鼎、澧，东至岳阳，南抵长沙之界的广大地区。

　　绍兴三年以来，南宋多次派遣军队前往镇压，都大败而归。是年冬，禁军将领王燮又率兵前往镇压。他从上游的鼎州水陆并进，对沅水沿岸的起义军水寨发动攻击，并在下游埋伏大量水军，企图一举消灭起义军。杨么早将上游的主力及家属转移，使敌人扑空。杨么又发车船数只，偃旗息鼓，交横顺流而下。埋伏在下游的崔增、吴全水军以为是起义军败下的空船，全队争先入湖，大小数百只舟船都被起义军的车船撞沉，崔、吴二人也葬身湖底。一日之内，起义军歼灭南宋水军上万人。起义军还多次挫败南宋朝廷“招安”的阴谋。

　　绍兴五年春，宋高宗调岳飞前往镇压起义军，又派宰相张浚亲临督战。他们在湖区各要道屯驻重兵，缩小包围圈，加紧经济封锁，并在夏季进兵，蹂践禾稼，造成起义地区严重的经济困难；同时大力开展政治诱降活动。黄佐、杨钦首先叛变投敌，起义军内部分化瓦解，杨么力战不屈，被俘牺牲。

　　杨么死后，黄诚、周伦等力屈投降，夏诚继续抵抗，小寨亦被攻破。澧州的起义军则在雷德进、雷德通兄弟率领下，固守小寨，又坚持了一年多才最后失败。这次起义前后共持续六年半之久。它以洞庭湖地区为根据地，坚持斗争，为后来的农民起义提供了丰富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