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中国的蒙古人，在中国人民不断地反抗下，于本世纪八十年代，全部被逐出中国本土，回到他们原来的瀚海沙漠群故地。他们所建立的蒙古帝国和子国之一的元帝国，也随之烟消云散。山摇地动般扩张征服的帝国勋业，成为过去，只遗留下片断的历史陈迹。
代替蒙古人而起的是中华民族组成的明王朝，一个纯中国人的王朝。
不过，这并不等于中国人恶运结束，反而是一个更漫长黑暗的开始。
一 蒙古对中国的统治
马可波罗所见的杭州市廛，是中国都市的外貌。马致远笔下的元曲，是士大夫地主阶层在象牙塔中的安闲生活。事实上大多数中国人都在水深火热中，接受亡国奴的待遇，包括马可波罗所称道的杭州那些衣服华丽的男女人民。
蒙古人在上世纪（十三）曾发挥出他们可惊的军事才能，缔造一个空前庞大帝国。但他们的政治才能却远为落后，这是由于他们的文化更为落后之故。蒙古人向外扩张，并没有任何政治理想，如中国儒家学派所倡导的吊民伐罪，也没有任何高级情操的动力，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传播福音到天涯地角。蒙古人向外扩张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掠夺财富；一是满足征眼欲望。了解蒙古帝国的野蛮本质和立国精神，就容易了解汉人所受迫害的沉重。
蒙古人根本轻视汉人，所以列为第三等和第四等国民。在蒙古人眼中，汉人除了供给他们固定的田赋外，没有别的用处。而中亚人（色国人·回回）则不然，他们在商业上的贡献，要超过汉人很多倍。蒙古人上自亲王公主，下至小民，都愿意把银币借给中亚人，以收取利息。一两纹银的利息，十年后能高达一千零二十四两，这是一种恐怖的剥削，当时称为“羊羔儿息”，只有中亚商人付得起。——方法很简单，必要时，中亚商人只要向地方政府报案，说他在途中被盗匪抢劫，地方政府就得如数赔偿。所以汉人自然要比中亚人低一等或低二等。第一任大汗铁木真即曾规定，杀蒙古人的偿命，杀中亚人的罚黄金四十巴里失（一巴里失大概折合二两银币），而杀死一个汉人，只要缴一头毛驴的价钱就可以了。遇到征伐战争，差别待遇较平时更甚。像上世纪（十三）一二八六年，为了明年进攻安南王国，征用全国马匹，中亚人三匹马中只征两匹；而汉人的马，无论多少，全部征收。以后不断征马，每次如此，汉人的马就成为珍品。
蒙古统治中国，从基层起就有严密而彻底的控制。每二十家编为一“甲”，首长称“甲主”，由政府委派蒙古人充当。这蒙古人就是这二十家的总管，这二十家就是这蒙古总管的奴隶，衣服饮食，他可以随心索取，女子和财产，他更可以随心所欲。元政府有严厉规定：禁止汉人打猎，禁止汉人学习拳击武术，禁止汉人持有兵器，禁止汉人集会拜神，禁止汉人赶集赶场作买卖，禁止汉人夜间走路。
“甲主”以上的地方政府首长，全由蒙古人担任。当蒙古人不够分配，或中亚人贿赂够多时，则由中亚人担任。蒙古官员大多数是世袭的，每一个蒙古首长，如州长、县长，他所管辖的一州或一县，就是他的封建采邑，汉人则是他的农奴，他们对汉人没有政治责任，更没有法律责任。蒙古婴儿和幼童，往往很早地就继承了州长县长的位置，他的家人和侍奉他的奴仆，构成一个小型的宫廷。蒙古人都不会汉话，不识汉字，地方官员如此，中央官员也如此，蒙古大汗更很少会汉话和汉字。一百年间的政权，也只有两个汉人出任过宰相，一是上世纪（十三）帝国初创时的史天泽，一是本世纪（十四）帝国瓦解前夕的贺惟一，而贺惟一早已蒙古化，改名拓拔太平，忠于蒙古超过忠于中国。正因为这种缘故，蒙古大汗是以奴隶总管的身分，控制中国，所以对汉人毫无感情，对中国文化，自尊心也不允许接受。
蒙古官员的贪污腐败，跟他们的初期武功一样，在历史上也属空前。本世纪（十四）初一三○三年，第八任大汗铁木儿曾大力整顿官吏，一次就有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个贪官撤职。然而他不能坚持下去，他的后任大汗复行放任，以致每一个蒙古官员都是一个百万富翁。而蒙古帝国特征之一是官员特别多，一块玉石的发掘或一张弓的制造，都会有若干官员管理，所有官员都靠贪污勒索维持高级享受。帝国的繁重赋税，也是促成贪污腐败的要素之一，他们最初是采取包商制，上世纪（十二）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时，曾打算把元帝国的赋税，以一百四十万两银币包给中国籍巨商刘廷玉，大臣耶律楚材极力反对，才算作罢。可是不久中亚维吾尔籍巨商奥都喇合蛮出价二百二十万两时，窝阔台怦然心动，终于包给了他。以后每一位大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财税上，他们不知道鼓励生产，只知道盲目而凶恶地剥削。本世纪（十四）三十年代全国各项赋税，平均额较上世纪（十三）七十年代，几乎增加一百倍，这都出在中国人身上。
然而，仅只上述的这些压榨，痛苦还是轻微的。更大的迫害是赐田制度，蒙古大汗可以随时把汉人视如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汉人，赏赐给皇亲国戚——亲王公主或功臣之类。宋帝国破灭后所举行的一次赏赐中，少者赏赐数十户数百户，多者竟赏赐十万户。每户以五口计，一次就得到五十万个农奴。汉人忽然间失去他祖宗传留下来的农田，而自己也忽然间从自由农民沦为农奴，没有地方可以申诉。除了大汗的威力无法抗拒外，任何一个蒙古人，都可以随意侵占，他们经常突然间把汉人从肥沃的农田上逐走，任凭农田荒芜，生出野草，以便畜牧。
蒙古帝国暴政中最特殊的一项是吐蕃宗教国的僧侣，世人称他们“喇嘛”、“西僧”、“番僧”。这些以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所谓活佛，却是汉人的灾难之一。大汗既然尊称“法王”为国师，无论这种尊崇是政治性的，或出于真诚的信仰，结果都是一样，即喇嘛在蒙古帝国所属的元帝国中，具有强大力量，虽然还未到干涉政治的程度，但对汉人逞暴，却绰绰有余。像江南佛教总督杨琏真伽，驻扎杭州，把宋帝国皇帝和大臣所有的坟墓，全都发掘，挖取陪葬的金银珠宝；并且至少有五十万户农民（约二百五十万人）被他编为寺院的农奴。喇嘛所过之处，随从如云，强住汉人住宅，把男子逐走，留下妇女陪宿。第九任大汗海山对喇嘛教尤其狂热。本世纪（十四）一三○八年，海山下诏说：“凡殴打喇嘛的，砍断他的手。凡诡骂喇嘛的，割掉他的舌头。”幸而皇弟爱育黎拔力八达，极力反对，才收回成命，但喇嘛仍受到形势的鼓励。他们在街上很少买东西，只径行夺取。一个柴贩曾向大都（北京）留守长官（留守）李壁伸诉，李壁正在处理时，众喇嘛已手执木棍，呼啸而至，把李壁摔倒痛殴。李壁向大汗控告，大汗立即下令赦免喇嘛。又一次，喇嘛跟一位王妃争路，竟把王妃拖下车辆，拳脚交集，大汗的反应仍是下令赦免喇嘛。对高阶层统治者还是如此，居于最下层的汉人，可以推断出所承受的蹂躏。
汉人知道，苦难不仅来自暴政，而更是来自鞑子——鞑靼。鞑子，是汉人对蒙古人轻侮的称谓。除非铲除鞑子，解除颈子上亡国奴的枷锁，暴政不会停止。
二 汉人激烈反抗
蒙古暴君不久就跟辽帝国第二任皇帝耶律德光一样，发现中国人并不像他们想像中那么容易奴役。就在蒙古帝国鼎盛的上世纪（十三）八十年代，江南即爆发抗暴革命二百余起。蒙古用残酷的杀戮来镇压，但再多的流血都堵不住全民族愤怒的火山口，汉人的反抗，跟蒙古人的统治相终始。
本世纪（十四）二十年代之后，随着蒙古帝国内部日增的腐烂，各地民变更不可遏止。四十年代时，仅山东、河北地区，就有三百余起农民暴动。——这比六世纪北魏帝国领土的民变，超过十倍，可看出蒙古统治者比鲜卑统治者的残暴程度更要严重。遍地战乱一定引起灾荒，旱灾果然大规模发生，赤地千里，最惨重的是黄河下游，饥馑逼人发狂，互相袭击烹食。一三四四年，黄河又在白茅堤（河南兰考东北）决口，向东倾泻，六百公里狭长地带上的村庄和人民，全被淹没，直入黄海。河水泛滥所及，又增加数十万无处投奔的饥民，成为武装群众无尽的兵源。在千百个群众领袖中，以下页表中所列六个人物，给蒙古统治的伤害最大：
上表显示出两个特征，第一、群众领袖都是平民出身，没有一个是士大夫。说明士大夫爱国的言论多于爱国的行动，即令有行动，也没有影响力。第二、推翻蒙古统治的，只有民变而没有政变和兵变，说明在蒙古帝国里，政权、军权都在蒙古人手中。蒙古人认为仅此一点，汉人就无可奈何，料不到民变一旦发生力量，跟政变、兵变一样地具有摧毁性。
正当汉民族革命排山倒海而起之际，蒙古帝国政府却在决策上犯了一项错误，即引使黄河恢复故道。工程由宰相脱脱亲自主持，一三五一年，征调民夫十七万人，用五个月工夫，把白茅堤（河南兰考东北）决口堵塞，使黄河仍向东北流入渤海。这本是一件建设性的伟大工程，但它选错了时间，尤其是用错了方法；在人心沸腾的年岁中，把十七万满怀怨恨的劳工，从他们的家乡强逼征调，集中在一起。完工之后，又没有妥善安置，而任他们向四方流散。刘福通早就命他的教徒，刻一个一只眼的石人，背上写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埋在黄河故道黄陵岗（河南兰考东北）附近。当民夫在施工中把这个石人掘出来的时候，人心大为震动。工程完毕后，除了少部分还乡外，大多数都集结在刘福通的红巾之下，成为主力。红巾，跟二世纪的黄巾一样，是刘福通抗暴力量所使用的一种标帜。
就在同年（一三五一），群众领袖之一的徐寿辉称帝，建立天完帝，占领长江中游，派军进入江南，扫荡蒙古势力。刘福通于一三五五年，迎立白莲教故教主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称帝，建立韩宋帝国，占领淮河流域和黄河以南地区，整个中原进入掌握。
白莲教是佛教中的一个神秘支派，以反抗暴政为重要宗旨，就是韩山童开创的。韩山童曾宣称：“白莲花开，弥勒佛降世。”设立白莲会，吸收信徒。
——关于汉人的抗暴革命，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据说，刘福通最初在颖州（安徽阜阳）发动民众暴动时，因蒙古“甲主”监视严密，汉人既不能聚会宣告，又不能派人逐家传递消息，无法约定同一时刻举事。于是刘福通请“甲主”准许向家人分送像月亮一样的圆形甜饼，称为月饼，以便汉人为大汗祈福。“甲主”允许了，而月饼中夹有中国字写的字条：“八月十五日杀鞑子。”汉人准备妥当，当晚夜半，所有“甲主”和他的家族，都死在汉人棍棒之下。
——金帝国和蒙古帝国崩溃时，凡在中国的女真人和蒙古人，几乎全部被汉人屠杀，连怀中的婴儿都被摔到石阶上，脑浆迸裂，作母亲的还没有哀号出声音，已死于乱刀之下，凶惨不忍卒睹。然而这是可以理解的，汉人所负的是民族深仇。女真和蒙古统治阶层的残忍屠杀，举世皆知，对被称为“蛮子国”的汉人，更加轻蔑。像兴化（福建莆田）不过一个小城，上世纪（十三）蒙古兵团攻陷它，全城男女被屠之后，就血流有声。侵略者必须付出代价，即令本身没有付出，后裔也要付出。这种付出使人对佛教的因果报应，发生联想，会禁不住悚然叹息。
韩宋帝国宰相刘福通是反抗蒙古统治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他毫无私心地用他新兴的武装力量，打击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蒙古帝国。一三五八年，他于攻陷开封（河南开封）作为首都后，即向蒙古发动总攻，分三路进兵。东路由大将毛贵率领，攻山东省；西路由大将白不信率领，攻陕西省；北路由大将关先生率领，攻上都开平（内蒙古正蓝旗）。东路兵团于扫荡了山东省蒙古人的势力后，直指大都（北京），挺进到距大都只五十公里的柳林村蒙古第十八任大汗脱欢帖木儿，一个标准的亡国型君主，手足失措，准备放弃大都，向北逃亡。但宰相拓拔太平（即汉人贺惟一）坚持固守。毛贵攻击不顺利，孤军不能久留，仍退回山东。西路兵团深入关中（陕西省中部）后，战败溃散。只北路兵团势如破竹，穿过山西，摧毁蒙古所有抵抗，攻陷开平。开平距作为首都的大都只二百八十公里，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南下攻大都，先行把蒙古大汗擒获。北路兵团没有这样做，却向东推进，攻陷辽阳（辽宁辽阳），进入高丽王国（朝鲜半岛），高丽向北路兵团投降。可是，这批所向无敌的革命部队，经过长途远征，军纪已全部败坏，引起高丽人民极大的痛恨。高丽有计划地出动大批美女，跟战士们交往缠绵，男子们则乘机把他们的战马和武器藏匿。一切妥当后，发动反击，包括关先生在内，大部分被杀。只剩下万余人辗转脱险，逃回中国，又被盛怒等待他们的蒙古人，一网打尽。
韩宋帝国三路出征，把自己的力量完全消耗。但蒙古帝国的墙基，却被掘空，只需要最后轻轻一推。
三 明王朝兴起
对蒙古帝国最后一推的是朱元璋和他所建立的明帝国。
朱元璋是韩宋帝国的将领之一，他生于一个极度贫苦的家庭，父母双双死于瘟疫，他以一个孤儿，投入他故乡钟离（壕州·安徽凤阳）皇觉寺当小和尚，供大和尚当役使。然而遍地混战又把庙院毁掉，他只好铤而走险，去当“盗匪”，投奔变民领袖郭子兴。郭子兴欣赏他的才干，把好友的女儿马氏嫁给他，用他作自己的卫士，以后又任命他当军官，逐渐擢升到重要地位。韩宋帝国建立后，郭子兴这支武装力量即行归附。郭子兴不久逝世，韩宋政府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当司令官（都元帅），朱元璋当副司令官（副都元帅），渡长江南征。朱元璋这时野心勃勃，决定排除他的思主之子。在进攻集庆（江苏南京）时，朱元璋的好友陈野先叛变，把郭天叙杀掉。然后朱元璋再把陈野先杀掉。韩宋政府无法作深入地追究，只好任命朱元璋接任司令官兼江南省省长（江南行省平章事）。朱元璋攻陷集庆（江苏南京）后，改名应天，即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当时全国都在对蒙古人苦斗，只朱元璋不然，他的作战目标不是蒙古，而是中国人的其他抗暴力量。当韩宋帝国三路出兵向蒙古总攻的时候，朱元璋却在南方扩张——表面上看起来是韩宋帝国扩张。
就在同时，立国十年的变民政权天完帝国内乱。一三六○年，宰相陈友谅政变，把皇帝徐寿辉杀掉。陈友谅上台，改称陈汉帝国，建都武昌（湖北武汉）。驻扎在成都（四川成都）的天完大将明玉珍得到消息，宣布独立，于一三六二年，迁驻重庆（四川重庆），建立明夏帝国。至于早期起兵的李二，早已战死。而张士诚和方国珍，在接受蒙古元政府的官爵后，表面上臣服蒙古，实际上仍保持自己独立王国的割据局面。
经过三十一年的改朝换代混战，胜利最后属于朱元璋。
一三六三年，朱元璋跟陈友谅在波阳湖决战，陈友谅的运气太坏，当战斗正酣时，他从船舱中偶尔探头出来，竟被流箭射死。儿子陈理年幼，不能统率他的部队，明年（一三六四），投降朱元璋。陈汉帝国立国五年而亡。
一三六六年，韩宋帝国受到张士诚的攻击，宰相刘福通战死，皇帝韩林儿出奔滁州（安徽滁州）。朱元璋请求迁都到他所控制下的应天（江苏南京），并派军队前往奉迎。一切仪式都十分隆重，充分显示一个将领对皇家的忠贞。然而，到了瓜步镇（江苏六合），登上长江的龙舟之后，奉迎的军队却把韩林儿推入长江溺死。韩宋帝国立国十二年而亡，它像蜡烛一样，毁灭了自己而照亮别人。朱元璋夺取了宝座后，于一三六八年即位，建立明王朝。——这是一个长命政权，长达二百九十四年。
一三六七年，朱元璋兵团攻入平江（江苏苏州），张士诚被擒，送往应天，自缢而死。朱元璋另一兵团攻入浙江，方国珍投降。
一三六八年，距刘福通集结黄河劳工，反抗蒙古暴政已十七年，朱元璋才正式面对蒙古帝国。不过这时的蒙古，已不是十七年前的蒙古了，墙基已空。朱元璋兵团在大将徐达率领下北伐，进抵通州（北京通县），距大都（北京）二十公里。蒙古大汗脱欢帖木儿再度手足失措，拒绝任何固守决战的建议，带着妻子儿女和亲信大臣，向他祖先铁木真、忽必烈所来自的北方沙漠逃走。徐达比毛贵幸运，他轻而易举地克复大都（北京）。
一三七一年，朱元璋兵团攻入四川，明夏帝国立国十年而亡。
一三八一年，蒙古在中国版图上最后一块领土云南，被朱元璋兵团夺取，镇守云南的亲王把匝刺瓦尔密，在逃亡途中自杀。蒙古人至此全部被逐出中国，蒙古帝国自上世纪（十三）一二六四年，迁都大都（北京），到一三八一年云南陷落，统治中国共一百一十八年，作了一百一十八年汉人的奴隶总管。
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接替元帝国的疆域，只漠北地区不包括在内，那里是蒙古帝国本土。明政府把全国划为下列的十五个行政区域：
本世纪（十四）内，明王朝首都设在应天（江苏南京）。下世纪（十五）一四二一年，迁都蒙古帝国故都大都改名的北平。即将应天改作南京，而将北平改名顺天，作为北京。从本世纪（十四）开始，中国地名变化较少，大多数保留到二十世纪。所以我们的夹注工作，也可大为减少。古地名是研究历史最大的烦恼之一，使人有一种悬空行走，无法足踏实地的感觉。本世纪（十四）之后，历史舞台因地名熟习的缘故，似距离我们更近。
四 朱元璋的大屠杀
明政府统一中国，汉人自然地升起一种愿望，认为蒙古统治的黑暗时代已经过去，汉民族自己建立的政府，应该跟历史上若干伟大的王朝一样，至少在开创初期，呈现一片蓬勃祥和的欣欣向荣气氛。
这种愿望并不奢侈，然而，中国人的命运太坏，他们所遇到的政治领袖，不是刘邦，不是李世民，而是朱元璋，现实走上一条更黑暗的道路。朱元璋不久就发动有计划地合法屠杀，完全采用七世纪来俊臣的冤狱手段，但残酷的程度，却使来俊臣所作的，看起来好像儿戏。
最重要的两次行动，一是胡惟庸冤狱，一是蓝玉冤狱。
胡惟庸是朱元璋的宰相，极有才干。在本质上，自卑感过重的领袖跟有才干的干部不能并存。一三八○年，“有人”告发胡惟庸谋反，勾结东方大海中的日本，准备在宴会上杀掉朱元璋（参考来俊臣的《罗织经》，就可了解，当权人物决心除去某人时，自会“有人”告发他谋反）。朱元璋把胡惟庸磔死，屠灭三族。
过了漫长的十年，到了一三九○年，朱元璋的兽性再度发作，宣称，他又发现已死的胡惟庸的新阴谋和新同党，于是展开全面逮捕，连朱元璋最尊敬的开国元老，七十七岁的宰相（太师）李善长，都包括在内，共处决二万余人。朱元璋还编撰一本书，名《奸党录》，附录李善长的供词，昭告全国。
三年后，一三九三年，朱元璋发动第二次屠杀。“有人”告发大将蓝玉谋反，立即逮捕下狱。然后发表蓝玉的供词，蓝玉在供词中承认准备发动兵变。于是蓝玉被磔死，灭族。根据口供牵引，被灭族的有一万五千人，其中有一个公爵，十三个侯爵，二个伯爵。若干人早已死亡，但朱元璋的法律是追溯既往的，所以死者的子孙仍要抵罪。朱元璋又编撰一本书，名《逆臣录》，昭告全国。
朱元璋两次大屠杀的对氛都是他初起兵时亲如手足的患难朋友。他们为朱元璋效命，当他们以为可以分享富贵时，却无到朱元璋的毒手。然而，这两次大屠杀不过只是整批死亡。事实上朱元璋每天都在屠杀，像皇太子的教师宋濂，朱元璋尊称他是“圣人”，来往宫中，如同一家，因他孙儿牵涉到胡惟庸案中，乃贬窜而死。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刘基，他的高度智慧使朱元璋如芒刺在背，终于把他毒死，反而宣称是胡惟庸毒死的，故意向宰相之一的汪广洋询问是否知道。汪广洋不明了朱元璋的用心，回答说不知道。朱元璋大怒，立即把江广洋贬窜，等他走到中途，再下令把他绞死。平定云南的大将傅友德，父子同时赐死。平定广东的大将朱亮祖，父子同时被鞭死。大臣李仕鲁在金銮殿上表示坚决辞职，朱元璋认为看不起他这个皇帝，教武士摔死阶下。在所有共患难的老友之中，只有三个人保全生命，没有被扣上谋反的帽子。一是常遇春，一是徐达，一是汤和。常遇春运气最好，早早的就病死。徐达事实上死于处决，他患一种疽疮，最忌鹅肉。朱元璋偏偏送了一碗鹅肉给他，并命送鹅肉的宦官在旁监督着他吃掉，徐达一面吃一面流泪，当晚毒发逝世。所以事实上只有汤和一个人活的最久而且善终。他逝世后，他的家族暗暗庆祝。
本世纪（十四）最后三十年，中国成为恐怖世界。官员们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来，合家才有笑容。首都应天（江苏南京）如此，全国各地皆然。朱元璋在各州县设有“录皮亭”，官员一旦被指控贪污，即被剥皮，悬皮于亭中，以示警戒。根据统计，中央政府副部长以下和南直隶（江苏省及安徽省）一省大小官员，因贪污罪名死于监狱或被判决作苦工的，每年都有数万人。而严厉的追缴赃款制度，更使大逮捕向四方蔓延，全国中等以上人家，几全部破产。
严惩贪污使人歌颂，但问题在于诉讼法，即被指控贪污的官员，是不是真的贪污。在酷吏酷刑之下，连灭三族的谋反罪名，都坦承不讳，更何况仅杀一身的贪污。不过真正的恐怖并非死刑，而是追赃。死刑一死即了，追赃则遗祸无穷。死囚的财产不足以赔偿赃款时，在拷打中只好供出曾寄存某家若干，于是某家即被摧毁。如果仍不能够足额，那一家在拷打下也只好再供出曾转存到另一家若干。辗转牵引，干里外素不相识之人，都会成为窝主，家破人亡。
五 人权的蹂躏
朱元璋无止境的屠杀，史学家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皇太子懦弱而皇太孙年幼，后来皇太子又很早死去。为了保持政权，不得不如此。但仅此现象不一定非产生无止境的屠杀不可，十世纪宋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使用杯酒释兵权的方法作为反应。前二世纪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情形相同，但刘邦只对少数的将领惩处。七世纪南周王朝开国皇帝武（上明下空）的处境更为严重，也只个别打击。朱元璋所以如此，主要的在于他的性格，一种绝对自私和愚昧的蛇蝎性格——他的后裔也具有这种性格，表现在行为上的是短见、冷血，喜欢看别人流血、看别人痛苦、看别人跪下来向他哀求，而他又拒绝宽恕。这是人类中最卑鄙最可怕的一种品质，具有这种品质的普通人，对他的朋友和他的社会，都能造出最大灾害。身为皇帝而具有这种品质，更使这种灾害扩大，无法加以控制。历史上任何一位暴君，偶尔都还有他善良的一面，朱元璋则完全没有，除了一些故意做出来的小动作。
——对草莽英雄或革命群众而言，一旦判断错误，或被命运之神作弄，选择或拥护朱元璋这类人物作为领袖，那是一种真正的不幸。
然而，仅只屠杀，带给中国人的痛苦，仍是暂时的。朱元璋对中国人最严重的伤害，是他在政治上所作的若干重要措施。中国文化和物质文明，一直到本世纪（十四），都比欧洲进步，但朱元璋使这种进步停止。以致十九世纪欧洲人侵入中国时，中国已堕落成一个白痴般的部落，至少落后三百年，植根于此。
三百年的落后，才是朱元璋和他的明政府的无与伦比的罪恶。我们分下列三项，叙述这罪恶的内容。
一 人权的蹂躏
二 绝对专制制度的建立
三 文化酱缸的加深
朱元璋跟刘邦，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位平民出身的帝王，但刘邦毕竟是一位英雄，他始终保持英雄们所有的豁达大度的气质，不脱平民社会的本色。朱元璋却深以他的平民身份为耻，深以他当过乞丐和当过和尚为耻。在他充满自卑的情意结中，异常羡慕官员和士大夫所保持的优越地位，因而产生强烈压制别人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心理平衡。
我们曾一再提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缺乏人权观念，但故意建立摧残人权制度的，则由朱元璋创始，即三百年间使人闻而颤栗的“诏狱”与“廷杖”。
我们先用下页表，说明明政府中刑事诉讼机构的地位和互相关系：
刑部负责法律的制定和颁布，管辖全国各地司法机构，有权提审它认为不恰当的案件。都察院负责对不法事件纠察检举，并派遣官员（御史）分赴各地，担任“巡抚”官职，接受人民对官吏的控诉，它也可以审理，也可以判决。大理寺类似国家最高法院，负责对前二机构的审判，作最后裁定。它们被认为“三法司”，是政府正规的司法系统。三法司当然地是在皇帝绝对控制之下，但朱元璋认为它们仍有理性成分，于是另行设立他直接指挥的“锦衣卫”（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即首都治安司令部。锦衣卫内设“镇抚司”，即军法处。锦衣卫逮捕罪犯，拷打出口供后，即交镇抚司判刑处决。如臂使指，快捷了当，没有任何顾忌。胡惟庸、蓝玉等五万人的两大冤狱，就是锦衣卫完成的使命。
然而，朱元璋的后裔认为锦衣卫的理性仍未能完全泯灭，于是，下世纪（十五）时，再创立“东厂”，又创立“西厂”。下下世纪（十六）时，更创立“内厂”，由皇帝最亲信的宦官主持。本已布满全国的秘密警察，遂互相交错，密如蛛网，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现象。街头巷尾的一举一动，夫妻争吵和市井打斗，早上发生，晚上就到了皇帝耳朵。宦官主持诏狱最大的方便，是他可以随时向皇帝直接提出报告，皇帝可以随时向宦官发布命令。宦官具有雷霆般威力，无人可以抗拒。所以罪犯如果落到三法司之手，还有活命的希望或不受苦刑的希望，一旦被“厂”、“卫”逮捕，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
对人权具有同等摧毁功能的，还有廷杖。廷杖，即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木棍对罪犯拷掠（打问）。它是逼取口供的工具和追赃的工具，也是刑罚的一种。一个人如果被处罚廷仗一百以上，他所接受的即是死刑，而且是极端痛苦羞辱的死刑。在延杖制度下，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没有人能维持人性的尊严。对高级官员（部长副部长以上）执行廷杖时，一定有宦官高坐中央监刑，其他政府官员则陪坐两旁，左边站小宦官三十人，右边站锦衣卫三十人，庭下站行刑狱吏百余人，都穿短裤，手执木棍。宦官向“犯罪”的大臣宣读皇帝的诏书（判决书）后，“犯罪”大臣立即被行刑狱吏扑上来，扌卒伏倒地，用麻布把他从肩膀以下绑住，使他不能转动。再把他双足用绳索绑住，由壮士四方牵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腿部，接受廷杖。廷杖时，受刑人痛苦难忍，大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土塞满口中，胡须全被磨脱。这是一副惨不忍睹的摧残人权的图画，朱元璋用它对付中国人民。
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的往往即在杖下毙命。不死时，也要割去败肉数十碗，医治半年以上。锦衣卫行刑狱吏，都受过特别训练。如果得到满意的贿赂，他们打下的木棍，看起来很重，甚至血肉横飞，但受伤较轻，痛苦也较轻。如果家庭贫苦，无钱行贿，他们下杖时看起来很轻，皮肤也不破，但痛彻心腑，只三四十杖，静脉血管就会寸寸切断，全部肌肉组织溃散，不久即死，无药可救。
英国于一百年前的上世纪（十三），即颁布《大宪章》，保障人权，非经过法院审讯，对人民不得逮捕监禁，而中国却出现诏狱和廷杖。
六 绝对专制制度的建立
明政府建立之初，仿效韩宋帝国，中央政府设立下表所列的三个机构，作为中枢。由中书省首长，担任宰相，作为皇帝的助理。中书省内设立六部，负责全国行政。
本世纪（十四）八十年代，朱元璋诬陷宰相胡惟庸谋反后，即下令撤销中书省编制和宰相职位。摆升六部为一级中枢机构，各部首长（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皇帝不再设立助手，而直接向各部发号施令，已经够专制的政府，此后进入更绝对的专制。朱元璋另外成立一个秘书机构，称为“内阁”，所委派的秘书，称为“大学士”。大学士冠有某殿某阁字样，以资分别（殿阁都是宫廷中的建筑物）。大学士的职位很低，只正五品，比各部首长（尚书·正二品）要低三级，等于各部最低的助理科员。
中国有史以来在政治上占重要位置的宰相制度，从此消失。皇帝遂在没有助手帮手的情形下，单独处理帝国事务。朱元璋对此一措施沾沾自喜，认为是他最高智慧的结晶，可以永远保持明政权于不坠。所以他下令说：“后世子孙永不许恢复宰相制度，如果有人如此请求，即以叛逆论罪，凌迟处死。”
然而，问题就发生在皇帝身上，朱元璋来自民间，政权又由他创立，对繁琐的政务，还可以勉强应付。但他的后裔却是一群花花大少——而且是一群恶少，生长在深宫之中和女人、宦官之手，面对着千万种变化莫测的帝国事务，必然手足失措。本世纪（十四）末年，朱元璋平均每日要亲自批阅一百五十件奏章，裁决四百种案件。从前有宰相可以帮助皇帝，如今没有人能为他分担，他也不准别人分担。花花大少皇帝只有依靠内阁，命那些大学士在每一个奏章或案件上，签注意见，写出对该事的分析和应如何反应的建议，甚至皇帝颁发命令的草稿，都一并拟好呈上。——当时术语称为“票拟”和“条旨”。皇帝即根据这些签注，加以批示。于是，不久之后，大权遂渐渐滑入大学士之手。大学士成为没有宰相名义的宰相，内阁也成为没有中书省名义的中书省。
内阁大学士有数人之多，并不是每一位大学士都可签注意见，必须资格最高，深得皇帝信任的人（往往是华盖殿大学士，华盖殿后来改为中极殿），此人即世人所称的“首相”——首席宰相。但大学士毕竟不同于正式宰相，正式宰相可以单独推行政令，大学士便无此权。他只能依靠“票拟”一一签注意见，来窃弄皇帝的权力，只有黑市地位，没有法定地位。
更主要的原因是，大学士跟皇帝之间，还有一段距离。对皇帝如何裁决，是不是依照他签注的意见裁决，甚至会不会作相反的裁决，大学士都不知道，他们也很少有向皇帝当面陈述解释的机会。事实上，到了后来，皇帝深居宫中，不出来露面，大学士遂数月数年，或数十年，都看不到皇帝的影子。他只有依靠这种脆弱的“票拟”，维持权力。而此票拟，却要仰仗宦官转达，并仰仗宦官在皇帝面前作补充说明。皇帝所颁发的命令，也由宦官传递，有时用批示，有时用口头，宦官的权力遂日形膨胀。而皇帝和大学士之间，往往互不认识。皇帝对大学士的印象，全来自宦官的报告。于是，政府大权又从大学士手中滑出，滑到宦官之手。我们可用下表显示明政府在下世纪（十五）中叶后所呈现的组织形态。必须对此形态了解，才能对明王朝了解。
宦官，在蒙古帝国时，改称“太监”。太监本是宦官中的一种官职，后来演变为凡宦官都称太监。明政府的宦官组织，共有四十个机构（十二监、四司、八局、十六杂房）。司礼太监仅只是四十个机构中十二监之一的“司礼监”的首长，但却是一个最高职位，可称之为宦官之王。原因很简单，他负责伺候皇帝，并担任皇帝和内阁间的跑腿工作，最接近权力魔杖。大学士签注的意见，必须司礼太监先看过，才能到达皇帝面前。皇帝批示时，司礼大监有机会随时参加意见。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司礼太监的关键。置。第十一任皇帝朱厚照十五岁即位，正是贪玩的年龄，司礼太监刘瑾，每乘他专心游戏时，请他批阅奏章，朱厚照就大怒说：“你不会代我批吗，我用你干什么？”刘瑾正是要小家伙说这句话，然后他的批示即获得法律根据。于是司礼太监成为皇帝助手，大学士反而降为司礼太监的秘书，司礼太监命他如何签注意见，他只有照办。到了以后，连大学士都由宦官推荐，绝对专制的弊端，全部出现。
英国于一百年前，即建立国会，约束君主权力。中国却恰恰相反，君权更加肥壮，这是明王朝加给中国人的不幸。
七 大黑暗时代
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像一条壮观伟大的河流。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时，开始由灿烂而平静。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理学道学兴起时，开始沉淀。本世纪（十四）末期，这河流终于淤塞成为一个酱缸，构成一个最庞大最可哀的时代。
明王朝使中国文化淤塞成为一个酱缸的工具有二：一是文字狱，一是八股文。
文字狱属于诏狱的一种，它的特征是：罪状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文字的意义不在客观的解释，而在当权人物主观解释。文字狱的本身就是当权人物作贼心虚的一种反应，越是心虚，越是神魂不宁，听到别人说“亮了”，他就肯定是讽刺自己的秃头，因而恼羞成怒。于是知识分子除了被“诬以谋反”外，又多出一种纯属于文字的灾难。——因而我们想到仓颌造字时，神鬼曾经夜哭，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
现在举出例子说明：浙江（杭州）府学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处斩；北平（北京）府学教授赵伯彦，奏章上有“仪则天下”，处斩；桂林（广西桂林）府学教授蒋质，奏章上有“建中作则”，处斩；这些句子里的“则”，本是“法则”和“标准”之意。但朱元璋不作如此解释，当时江南方言，“则”与“贼”同音，朱元璋认为显然是讽刺他作过小偷的往事。尉氏（河南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在奏章上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这两句话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却解释说：“法坤与‘发髡’同音，发髡是剃光了头，讽刺我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显然要我早失太平。”于是许无处斩。这一批人都是地方学校教师，只不过代地方官员撰写奏章，竟招来杀身之祸。当然，文字狱不限于奏章。朱元璋崇信佛教，对印度高僧释来复最为礼敬。释来复告辞回国，行前写了一首谢恩诗，诗中有两句：“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意思很明显，他生在异国（殊域），自惭不生在中国，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歌颂大皇帝。但朱元璋的解释不同，他说：“殊，明明指我‘歹朱’。无德，明明指我没有品德。”于是释来复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处斩。
文字狱是围堵，八股文是钓钩。
科举制度到明王朝，只剩下进士一科，并分为三个阶段完成。县级考试（县试）录取，称为秀才，即初级知识分子。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省级考试（乡试），录取后称为举人，即中级知识分子。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由教育部（礼部）主持的中央级考试（会试），录取后再参加由皇帝主持（实际上由宰相或宦官主持）的最高考试（殿试），录取后称为进士，即高级知识分子。明王朝跟宋王朝一样，有一项不成文法，非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宰相（大学士）或部长级高级官员。
科举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至为了然。它是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汉、唐王朝时还有学校一途，明王朝则学校不过培养参加考试的人才。汉、唐王朝还有立功边疆一途，明王朝则没有任何其他机会。朱元璋更规定考试范围，以《五经》、《四书》为限。《五经》、《四书》，又以理学道学领袖人物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课本。本世纪（十四）八十年代，朱元璋更特别颁布一种试卷格式，规定应考的知识分子遵守。下世纪（十五）初期，第三任皇帝朱棣，进一步加以约束，规定使用八股文。
“八股文是一种文章的体裁，一篇文章中，不多不少的，恰恰包括八股——一股即两个或四个完整的句子，这形式是严格的，不能改变，改变便不是八股了。但八股主要的特征却在精神方面，即内容方面。依照规定，作八股文，不能发挥自己的意见，也不是自己在说话（八股文中没有“我”字），而是儒家圣人系统在说话，看起来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实际上却什么都没有触及。这种文体，跟代数学上的方程式一样，用不着独立思考——事实上是严厉的禁止独立思考，只要能把圣人系统的言语恰当地代人八股的方程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如果被主考的试官欣赏录取，便可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而成为国家的领导人。至于怎么才能恰当地代入，那就是自此之后直到十九世纪末期，五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大奥秘，和最大学问。
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唯一研究工作，是从《五经》、《四书》中选出全部可作为考试的题目，请老于此道的八股专家，撰写数百篇八股文，日夜背诵。考试时，把适当的一篇，照抄一遍。就像赌博时押赌注一样，押中时就成为进士，被任命为官员；押不中时，则落第而归，下次考试再来。知识分子不接触其他任何书籍，甚至连《五经》、《四书》都不接触。年轻人偶尔翻阅《五经》、《四书》，或偶尔翻阅历史古籍，如司马迁的《史记》之类，不但自己会懊悔浪费宝贵的光阴，即家长和教师，也必大大的震惊。如果有人竟然对文学艺术，如科学工程有兴趣，那更骇人听闻，会被他的亲友所不齿。知识分子被八股文硬拖到酱缸之中，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感情。不知道人类还有别的知识和别的情操，只知道如何作八股文，和如何做官，于是一种只有中国才有的“官场”社会形成。
明王朝统治阶层曾由这类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对人的评价，完全以官为标准。——犹如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评价，完全以钱为标准一样。为了做官，不但忍受廷杖的耻辱，还建立一系列的奴才哲学，宣称皇帝即是父亲（君父），所以“君要巨死，臣不敢不死”，仅只廷杖，算不了什么。于是霎时间耻辱化为荣耀，本来应该愤怒的心情，因已找到奇异的理论基础的缘故，反而大悦。人性尊严被严重歪曲，这正是酱缸文化的特征之一。
欧洲历史正开快车，本世纪（十四）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挣脱黑暗时代的枷锁，呈现一片耀眼的光明。而中国人却被糟蹋到这种地步，真是一个巨大悲剧。
八 靖难之役
本世纪（十四）最后第二年（一三九八），暴君朱元璋逝世。二十二岁的孙儿朱允炆位。
明王朝面临它的瓶颈。
朱元璋共有二十六个儿子，长子即皇太子（朱允炆的父亲），早死；另一幼子也早死。其他二十四个儿子，全都分封到各重要地区。这些亲王每人都拥有一万五千人左右的警备部队，称为“护卫”。在北方边疆地带，共封有九个亲王。地方军事调动，都要先报请亲王核准，所以亲王又类似军区的太上司令官。朱元璋的目的是，用边疆诸亲王抵抗退出塞外的蒙古人，用内地诸亲王镇压人民对暴政的反抗。
这种现象仿佛纪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七国之乱和纪元后三世纪晋王朝八王之乱发生前的形势，但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明王朝的亲王只有一万五千人的军权，对地方没有行政权和财政权。不过这已使少年皇帝朱允炆不安。朱允炆最亲信的大臣黄子澄、齐泰、方孝孺，一致主张迅速削藩。
削藩，在任何时代都是正当的，一个正常的国家内不允许同时存在很多独立王国。可是有两件事朱允炆失于考虑，第一，当时请亲王并没有割据一方反抗中央的企图和迹象。诸亲王除了王府一万五千人警备部队外，对地方军队并不能直接掌握，还构不上独立王国的威胁。第二，黄子澄一批庸才，根本不懂政治，不是处理这种带有爆炸性事件的良好人选。
朱允炆登极的当年（一三九八），刚把祖父朱元璋埋葬，就派遣军队奇袭开封（河南开封），把分封在开封的周王朱（木肃）逮捕，废为平民，贬谪到云南。这种像对付叛逆一样的发兵奇袭和废贬的严厉处分，使所有亲王大为震恐。明年（一三九九），“有人”告发分封在云南（云南昆明）的氓王朱（木便）有犯法的行为，朱允炆下令废朱（木便）为平民。不久，又“有人”告发分封在荆州（湖北江陵）的湘王朱柏也有不法的行为，朱柏得到消息，全家自焚而死。接着又“有人”告发分封在青州（山东青州）的齐王朱囗，朱允议下令废朱囗为平民。于是又“有人”告发分封在大同（山西大同）的代工朱桂，朱允炆下令把朱桂囚禁高墙。
亲王们在地方上种种暴行，都是事实。但朱允炆这种一连串暴风雨般的措施，暴露了他的目的并不是惩治不法，而且也超过了削藩的范围，分明是要消灭他的叔父一代。
就在代王朱桂被囚高墙后，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分封在北平（北京）的燕王朱棣叛变，率军南下，宣称皇帝被好恶的高级官员包围蒙蔽，已不能依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使职权，对这批奸恶分子，必须肃清。这是有名的“靖难之役”，即安靖内部灾难的军事行动。朱允炆对朱棣这种激烈反应，并不认为太出意外。七国之乱终被削平的史迹，给朱允炆很大鼓励，他下令讨伐。
当本世纪（十四）结束时，靖难军和中央军在黄河以北，进行猛烈战斗，互有胜负，没有人敢预测它的演变。
九 东西方世界
一三○五年（蒙古帝国大汗海山，下令凡殴打喇嘛僧侣者断手的前三年），法国人克勒门五世，当选教皇，白罗马迁到亚威农，历时七十三年，世称“巴比仑之四”。
一三二一年（蒙古十一任大汗硕德人刺即位的次年），意大利诗人但丁逝世。
一三三三年（蒙古十八任大汗脱欢铁木儿即位），日本后醍醐天皇讨伐镰仓幕府，皇军攻陷镰仓，镰仓幕府终，共历时一百四十八年。
一三三四年（脱欢铁木儿即位的次年），日本皇军元帅足利尊，逐后醍醐天皇，另行拥立光明天皇，史称“北朝”。后醍醐天皇奔吉野，史称“南朝”。足利尊称征夷大将军，于平安（京都）设幕府，世称室町幕府（室町，足利尊宅名）。
一三三七年（天完帝国建国前十四年），法王胖力六世宣布收回英王爱德华三世在法国分封的土地，爱德华三世也宣布自己是法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法遂向英宣战，战争延续一百一十七年，史称英法百年战争。
一三四七年（黄河掘出一只眼石人前四年），黑死病自亚洲随着商业路线，传入欧洲，三年内，英法人口死三分之一，百年战争为之停顿三年。
一三六○年（韩宋帝国建国第六年），英法百年战争第一次战役终，历时二十四年。英王放弃继承法国王位，法割若干土地与英。
一三六九年（明王朝建立第二年），（一）英法百年战争再起，法军进攻英国在法国的领土，英军节节失利。（二）蒙古帝国所属察合台汗国大将帖木儿，夺取汗位，建都撒马尔罕（乌孜别克撒马尔罕），史称帖木儿帝国。
一三九二年（蓝玉案大屠杀前一年），（一）日本南朝并入北朝，南北朝时代终，历时五十九年。（二）高丽王国政变，国王王瑶让位给他的大将李成桂，高丽王国亡。明年（一三九三），李成桂改国号为朝鲜（王瑶忽然想起来向中国索取鸭绿江北岸，在四世纪末，那是被高句丽王国占领的一片土地。动员全国军队，分道并进。当军队发现是进攻中国时，大为惊恐。大将李成桂遂把王瑶逐下宝座。李成桂即位后，向中国上奏章谢罪，请求册封，中国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此事使我们回忆八世纪八十年代，回纥汗国所发生的同样政变，也由反对进攻中国而起）。
一三九五年（蓝玉案大屠杀后二年），英法百年战争第二次战役终，历时十九年。英国把在法国的封地，大部分割给法国。但英王娶法王的女儿当皇后。
代替蒙古人而起的是中华民族组成的明王朝，一个纯中国人的王朝。
不过，这并不等于中国人恶运结束，反而是一个更漫长黑暗的开始。
一 蒙古对中国的统治
马可波罗所见的杭州市廛，是中国都市的外貌。马致远笔下的元曲，是士大夫地主阶层在象牙塔中的安闲生活。事实上大多数中国人都在水深火热中，接受亡国奴的待遇，包括马可波罗所称道的杭州那些衣服华丽的男女人民。
蒙古人在上世纪（十三）曾发挥出他们可惊的军事才能，缔造一个空前庞大帝国。但他们的政治才能却远为落后，这是由于他们的文化更为落后之故。蒙古人向外扩张，并没有任何政治理想，如中国儒家学派所倡导的吊民伐罪，也没有任何高级情操的动力，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传播福音到天涯地角。蒙古人向外扩张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掠夺财富；一是满足征眼欲望。了解蒙古帝国的野蛮本质和立国精神，就容易了解汉人所受迫害的沉重。
蒙古人根本轻视汉人，所以列为第三等和第四等国民。在蒙古人眼中，汉人除了供给他们固定的田赋外，没有别的用处。而中亚人（色国人·回回）则不然，他们在商业上的贡献，要超过汉人很多倍。蒙古人上自亲王公主，下至小民，都愿意把银币借给中亚人，以收取利息。一两纹银的利息，十年后能高达一千零二十四两，这是一种恐怖的剥削，当时称为“羊羔儿息”，只有中亚商人付得起。——方法很简单，必要时，中亚商人只要向地方政府报案，说他在途中被盗匪抢劫，地方政府就得如数赔偿。所以汉人自然要比中亚人低一等或低二等。第一任大汗铁木真即曾规定，杀蒙古人的偿命，杀中亚人的罚黄金四十巴里失（一巴里失大概折合二两银币），而杀死一个汉人，只要缴一头毛驴的价钱就可以了。遇到征伐战争，差别待遇较平时更甚。像上世纪（十三）一二八六年，为了明年进攻安南王国，征用全国马匹，中亚人三匹马中只征两匹；而汉人的马，无论多少，全部征收。以后不断征马，每次如此，汉人的马就成为珍品。
蒙古统治中国，从基层起就有严密而彻底的控制。每二十家编为一“甲”，首长称“甲主”，由政府委派蒙古人充当。这蒙古人就是这二十家的总管，这二十家就是这蒙古总管的奴隶，衣服饮食，他可以随心索取，女子和财产，他更可以随心所欲。元政府有严厉规定：禁止汉人打猎，禁止汉人学习拳击武术，禁止汉人持有兵器，禁止汉人集会拜神，禁止汉人赶集赶场作买卖，禁止汉人夜间走路。
“甲主”以上的地方政府首长，全由蒙古人担任。当蒙古人不够分配，或中亚人贿赂够多时，则由中亚人担任。蒙古官员大多数是世袭的，每一个蒙古首长，如州长、县长，他所管辖的一州或一县，就是他的封建采邑，汉人则是他的农奴，他们对汉人没有政治责任，更没有法律责任。蒙古婴儿和幼童，往往很早地就继承了州长县长的位置，他的家人和侍奉他的奴仆，构成一个小型的宫廷。蒙古人都不会汉话，不识汉字，地方官员如此，中央官员也如此，蒙古大汗更很少会汉话和汉字。一百年间的政权，也只有两个汉人出任过宰相，一是上世纪（十三）帝国初创时的史天泽，一是本世纪（十四）帝国瓦解前夕的贺惟一，而贺惟一早已蒙古化，改名拓拔太平，忠于蒙古超过忠于中国。正因为这种缘故，蒙古大汗是以奴隶总管的身分，控制中国，所以对汉人毫无感情，对中国文化，自尊心也不允许接受。
蒙古官员的贪污腐败，跟他们的初期武功一样，在历史上也属空前。本世纪（十四）初一三○三年，第八任大汗铁木儿曾大力整顿官吏，一次就有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个贪官撤职。然而他不能坚持下去，他的后任大汗复行放任，以致每一个蒙古官员都是一个百万富翁。而蒙古帝国特征之一是官员特别多，一块玉石的发掘或一张弓的制造，都会有若干官员管理，所有官员都靠贪污勒索维持高级享受。帝国的繁重赋税，也是促成贪污腐败的要素之一，他们最初是采取包商制，上世纪（十二）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时，曾打算把元帝国的赋税，以一百四十万两银币包给中国籍巨商刘廷玉，大臣耶律楚材极力反对，才算作罢。可是不久中亚维吾尔籍巨商奥都喇合蛮出价二百二十万两时，窝阔台怦然心动，终于包给了他。以后每一位大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财税上，他们不知道鼓励生产，只知道盲目而凶恶地剥削。本世纪（十四）三十年代全国各项赋税，平均额较上世纪（十三）七十年代，几乎增加一百倍，这都出在中国人身上。
然而，仅只上述的这些压榨，痛苦还是轻微的。更大的迫害是赐田制度，蒙古大汗可以随时把汉人视如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汉人，赏赐给皇亲国戚——亲王公主或功臣之类。宋帝国破灭后所举行的一次赏赐中，少者赏赐数十户数百户，多者竟赏赐十万户。每户以五口计，一次就得到五十万个农奴。汉人忽然间失去他祖宗传留下来的农田，而自己也忽然间从自由农民沦为农奴，没有地方可以申诉。除了大汗的威力无法抗拒外，任何一个蒙古人，都可以随意侵占，他们经常突然间把汉人从肥沃的农田上逐走，任凭农田荒芜，生出野草，以便畜牧。
蒙古帝国暴政中最特殊的一项是吐蕃宗教国的僧侣，世人称他们“喇嘛”、“西僧”、“番僧”。这些以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所谓活佛，却是汉人的灾难之一。大汗既然尊称“法王”为国师，无论这种尊崇是政治性的，或出于真诚的信仰，结果都是一样，即喇嘛在蒙古帝国所属的元帝国中，具有强大力量，虽然还未到干涉政治的程度，但对汉人逞暴，却绰绰有余。像江南佛教总督杨琏真伽，驻扎杭州，把宋帝国皇帝和大臣所有的坟墓，全都发掘，挖取陪葬的金银珠宝；并且至少有五十万户农民（约二百五十万人）被他编为寺院的农奴。喇嘛所过之处，随从如云，强住汉人住宅，把男子逐走，留下妇女陪宿。第九任大汗海山对喇嘛教尤其狂热。本世纪（十四）一三○八年，海山下诏说：“凡殴打喇嘛的，砍断他的手。凡诡骂喇嘛的，割掉他的舌头。”幸而皇弟爱育黎拔力八达，极力反对，才收回成命，但喇嘛仍受到形势的鼓励。他们在街上很少买东西，只径行夺取。一个柴贩曾向大都（北京）留守长官（留守）李壁伸诉，李壁正在处理时，众喇嘛已手执木棍，呼啸而至，把李壁摔倒痛殴。李壁向大汗控告，大汗立即下令赦免喇嘛。又一次，喇嘛跟一位王妃争路，竟把王妃拖下车辆，拳脚交集，大汗的反应仍是下令赦免喇嘛。对高阶层统治者还是如此，居于最下层的汉人，可以推断出所承受的蹂躏。
汉人知道，苦难不仅来自暴政，而更是来自鞑子——鞑靼。鞑子，是汉人对蒙古人轻侮的称谓。除非铲除鞑子，解除颈子上亡国奴的枷锁，暴政不会停止。
二 汉人激烈反抗
蒙古暴君不久就跟辽帝国第二任皇帝耶律德光一样，发现中国人并不像他们想像中那么容易奴役。就在蒙古帝国鼎盛的上世纪（十三）八十年代，江南即爆发抗暴革命二百余起。蒙古用残酷的杀戮来镇压，但再多的流血都堵不住全民族愤怒的火山口，汉人的反抗，跟蒙古人的统治相终始。
本世纪（十四）二十年代之后，随着蒙古帝国内部日增的腐烂，各地民变更不可遏止。四十年代时，仅山东、河北地区，就有三百余起农民暴动。——这比六世纪北魏帝国领土的民变，超过十倍，可看出蒙古统治者比鲜卑统治者的残暴程度更要严重。遍地战乱一定引起灾荒，旱灾果然大规模发生，赤地千里，最惨重的是黄河下游，饥馑逼人发狂，互相袭击烹食。一三四四年，黄河又在白茅堤（河南兰考东北）决口，向东倾泻，六百公里狭长地带上的村庄和人民，全被淹没，直入黄海。河水泛滥所及，又增加数十万无处投奔的饥民，成为武装群众无尽的兵源。在千百个群众领袖中，以下页表中所列六个人物，给蒙古统治的伤害最大：
上表显示出两个特征，第一、群众领袖都是平民出身，没有一个是士大夫。说明士大夫爱国的言论多于爱国的行动，即令有行动，也没有影响力。第二、推翻蒙古统治的，只有民变而没有政变和兵变，说明在蒙古帝国里，政权、军权都在蒙古人手中。蒙古人认为仅此一点，汉人就无可奈何，料不到民变一旦发生力量，跟政变、兵变一样地具有摧毁性。
正当汉民族革命排山倒海而起之际，蒙古帝国政府却在决策上犯了一项错误，即引使黄河恢复故道。工程由宰相脱脱亲自主持，一三五一年，征调民夫十七万人，用五个月工夫，把白茅堤（河南兰考东北）决口堵塞，使黄河仍向东北流入渤海。这本是一件建设性的伟大工程，但它选错了时间，尤其是用错了方法；在人心沸腾的年岁中，把十七万满怀怨恨的劳工，从他们的家乡强逼征调，集中在一起。完工之后，又没有妥善安置，而任他们向四方流散。刘福通早就命他的教徒，刻一个一只眼的石人，背上写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埋在黄河故道黄陵岗（河南兰考东北）附近。当民夫在施工中把这个石人掘出来的时候，人心大为震动。工程完毕后，除了少部分还乡外，大多数都集结在刘福通的红巾之下，成为主力。红巾，跟二世纪的黄巾一样，是刘福通抗暴力量所使用的一种标帜。
就在同年（一三五一），群众领袖之一的徐寿辉称帝，建立天完帝，占领长江中游，派军进入江南，扫荡蒙古势力。刘福通于一三五五年，迎立白莲教故教主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称帝，建立韩宋帝国，占领淮河流域和黄河以南地区，整个中原进入掌握。
白莲教是佛教中的一个神秘支派，以反抗暴政为重要宗旨，就是韩山童开创的。韩山童曾宣称：“白莲花开，弥勒佛降世。”设立白莲会，吸收信徒。
——关于汉人的抗暴革命，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据说，刘福通最初在颖州（安徽阜阳）发动民众暴动时，因蒙古“甲主”监视严密，汉人既不能聚会宣告，又不能派人逐家传递消息，无法约定同一时刻举事。于是刘福通请“甲主”准许向家人分送像月亮一样的圆形甜饼，称为月饼，以便汉人为大汗祈福。“甲主”允许了，而月饼中夹有中国字写的字条：“八月十五日杀鞑子。”汉人准备妥当，当晚夜半，所有“甲主”和他的家族，都死在汉人棍棒之下。
——金帝国和蒙古帝国崩溃时，凡在中国的女真人和蒙古人，几乎全部被汉人屠杀，连怀中的婴儿都被摔到石阶上，脑浆迸裂，作母亲的还没有哀号出声音，已死于乱刀之下，凶惨不忍卒睹。然而这是可以理解的，汉人所负的是民族深仇。女真和蒙古统治阶层的残忍屠杀，举世皆知，对被称为“蛮子国”的汉人，更加轻蔑。像兴化（福建莆田）不过一个小城，上世纪（十三）蒙古兵团攻陷它，全城男女被屠之后，就血流有声。侵略者必须付出代价，即令本身没有付出，后裔也要付出。这种付出使人对佛教的因果报应，发生联想，会禁不住悚然叹息。
韩宋帝国宰相刘福通是反抗蒙古统治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他毫无私心地用他新兴的武装力量，打击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蒙古帝国。一三五八年，他于攻陷开封（河南开封）作为首都后，即向蒙古发动总攻，分三路进兵。东路由大将毛贵率领，攻山东省；西路由大将白不信率领，攻陕西省；北路由大将关先生率领，攻上都开平（内蒙古正蓝旗）。东路兵团于扫荡了山东省蒙古人的势力后，直指大都（北京），挺进到距大都只五十公里的柳林村蒙古第十八任大汗脱欢帖木儿，一个标准的亡国型君主，手足失措，准备放弃大都，向北逃亡。但宰相拓拔太平（即汉人贺惟一）坚持固守。毛贵攻击不顺利，孤军不能久留，仍退回山东。西路兵团深入关中（陕西省中部）后，战败溃散。只北路兵团势如破竹，穿过山西，摧毁蒙古所有抵抗，攻陷开平。开平距作为首都的大都只二百八十公里，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南下攻大都，先行把蒙古大汗擒获。北路兵团没有这样做，却向东推进，攻陷辽阳（辽宁辽阳），进入高丽王国（朝鲜半岛），高丽向北路兵团投降。可是，这批所向无敌的革命部队，经过长途远征，军纪已全部败坏，引起高丽人民极大的痛恨。高丽有计划地出动大批美女，跟战士们交往缠绵，男子们则乘机把他们的战马和武器藏匿。一切妥当后，发动反击，包括关先生在内，大部分被杀。只剩下万余人辗转脱险，逃回中国，又被盛怒等待他们的蒙古人，一网打尽。
韩宋帝国三路出征，把自己的力量完全消耗。但蒙古帝国的墙基，却被掘空，只需要最后轻轻一推。
三 明王朝兴起
对蒙古帝国最后一推的是朱元璋和他所建立的明帝国。
朱元璋是韩宋帝国的将领之一，他生于一个极度贫苦的家庭，父母双双死于瘟疫，他以一个孤儿，投入他故乡钟离（壕州·安徽凤阳）皇觉寺当小和尚，供大和尚当役使。然而遍地混战又把庙院毁掉，他只好铤而走险，去当“盗匪”，投奔变民领袖郭子兴。郭子兴欣赏他的才干，把好友的女儿马氏嫁给他，用他作自己的卫士，以后又任命他当军官，逐渐擢升到重要地位。韩宋帝国建立后，郭子兴这支武装力量即行归附。郭子兴不久逝世，韩宋政府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当司令官（都元帅），朱元璋当副司令官（副都元帅），渡长江南征。朱元璋这时野心勃勃，决定排除他的思主之子。在进攻集庆（江苏南京）时，朱元璋的好友陈野先叛变，把郭天叙杀掉。然后朱元璋再把陈野先杀掉。韩宋政府无法作深入地追究，只好任命朱元璋接任司令官兼江南省省长（江南行省平章事）。朱元璋攻陷集庆（江苏南京）后，改名应天，即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当时全国都在对蒙古人苦斗，只朱元璋不然，他的作战目标不是蒙古，而是中国人的其他抗暴力量。当韩宋帝国三路出兵向蒙古总攻的时候，朱元璋却在南方扩张——表面上看起来是韩宋帝国扩张。
就在同时，立国十年的变民政权天完帝国内乱。一三六○年，宰相陈友谅政变，把皇帝徐寿辉杀掉。陈友谅上台，改称陈汉帝国，建都武昌（湖北武汉）。驻扎在成都（四川成都）的天完大将明玉珍得到消息，宣布独立，于一三六二年，迁驻重庆（四川重庆），建立明夏帝国。至于早期起兵的李二，早已战死。而张士诚和方国珍，在接受蒙古元政府的官爵后，表面上臣服蒙古，实际上仍保持自己独立王国的割据局面。
经过三十一年的改朝换代混战，胜利最后属于朱元璋。
一三六三年，朱元璋跟陈友谅在波阳湖决战，陈友谅的运气太坏，当战斗正酣时，他从船舱中偶尔探头出来，竟被流箭射死。儿子陈理年幼，不能统率他的部队，明年（一三六四），投降朱元璋。陈汉帝国立国五年而亡。
一三六六年，韩宋帝国受到张士诚的攻击，宰相刘福通战死，皇帝韩林儿出奔滁州（安徽滁州）。朱元璋请求迁都到他所控制下的应天（江苏南京），并派军队前往奉迎。一切仪式都十分隆重，充分显示一个将领对皇家的忠贞。然而，到了瓜步镇（江苏六合），登上长江的龙舟之后，奉迎的军队却把韩林儿推入长江溺死。韩宋帝国立国十二年而亡，它像蜡烛一样，毁灭了自己而照亮别人。朱元璋夺取了宝座后，于一三六八年即位，建立明王朝。——这是一个长命政权，长达二百九十四年。
一三六七年，朱元璋兵团攻入平江（江苏苏州），张士诚被擒，送往应天，自缢而死。朱元璋另一兵团攻入浙江，方国珍投降。
一三六八年，距刘福通集结黄河劳工，反抗蒙古暴政已十七年，朱元璋才正式面对蒙古帝国。不过这时的蒙古，已不是十七年前的蒙古了，墙基已空。朱元璋兵团在大将徐达率领下北伐，进抵通州（北京通县），距大都（北京）二十公里。蒙古大汗脱欢帖木儿再度手足失措，拒绝任何固守决战的建议，带着妻子儿女和亲信大臣，向他祖先铁木真、忽必烈所来自的北方沙漠逃走。徐达比毛贵幸运，他轻而易举地克复大都（北京）。
一三七一年，朱元璋兵团攻入四川，明夏帝国立国十年而亡。
一三八一年，蒙古在中国版图上最后一块领土云南，被朱元璋兵团夺取，镇守云南的亲王把匝刺瓦尔密，在逃亡途中自杀。蒙古人至此全部被逐出中国，蒙古帝国自上世纪（十三）一二六四年，迁都大都（北京），到一三八一年云南陷落，统治中国共一百一十八年，作了一百一十八年汉人的奴隶总管。
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接替元帝国的疆域，只漠北地区不包括在内，那里是蒙古帝国本土。明政府把全国划为下列的十五个行政区域：
本世纪（十四）内，明王朝首都设在应天（江苏南京）。下世纪（十五）一四二一年，迁都蒙古帝国故都大都改名的北平。即将应天改作南京，而将北平改名顺天，作为北京。从本世纪（十四）开始，中国地名变化较少，大多数保留到二十世纪。所以我们的夹注工作，也可大为减少。古地名是研究历史最大的烦恼之一，使人有一种悬空行走，无法足踏实地的感觉。本世纪（十四）之后，历史舞台因地名熟习的缘故，似距离我们更近。
四 朱元璋的大屠杀
明政府统一中国，汉人自然地升起一种愿望，认为蒙古统治的黑暗时代已经过去，汉民族自己建立的政府，应该跟历史上若干伟大的王朝一样，至少在开创初期，呈现一片蓬勃祥和的欣欣向荣气氛。
这种愿望并不奢侈，然而，中国人的命运太坏，他们所遇到的政治领袖，不是刘邦，不是李世民，而是朱元璋，现实走上一条更黑暗的道路。朱元璋不久就发动有计划地合法屠杀，完全采用七世纪来俊臣的冤狱手段，但残酷的程度，却使来俊臣所作的，看起来好像儿戏。
最重要的两次行动，一是胡惟庸冤狱，一是蓝玉冤狱。
胡惟庸是朱元璋的宰相，极有才干。在本质上，自卑感过重的领袖跟有才干的干部不能并存。一三八○年，“有人”告发胡惟庸谋反，勾结东方大海中的日本，准备在宴会上杀掉朱元璋（参考来俊臣的《罗织经》，就可了解，当权人物决心除去某人时，自会“有人”告发他谋反）。朱元璋把胡惟庸磔死，屠灭三族。
过了漫长的十年，到了一三九○年，朱元璋的兽性再度发作，宣称，他又发现已死的胡惟庸的新阴谋和新同党，于是展开全面逮捕，连朱元璋最尊敬的开国元老，七十七岁的宰相（太师）李善长，都包括在内，共处决二万余人。朱元璋还编撰一本书，名《奸党录》，附录李善长的供词，昭告全国。
三年后，一三九三年，朱元璋发动第二次屠杀。“有人”告发大将蓝玉谋反，立即逮捕下狱。然后发表蓝玉的供词，蓝玉在供词中承认准备发动兵变。于是蓝玉被磔死，灭族。根据口供牵引，被灭族的有一万五千人，其中有一个公爵，十三个侯爵，二个伯爵。若干人早已死亡，但朱元璋的法律是追溯既往的，所以死者的子孙仍要抵罪。朱元璋又编撰一本书，名《逆臣录》，昭告全国。
朱元璋两次大屠杀的对氛都是他初起兵时亲如手足的患难朋友。他们为朱元璋效命，当他们以为可以分享富贵时，却无到朱元璋的毒手。然而，这两次大屠杀不过只是整批死亡。事实上朱元璋每天都在屠杀，像皇太子的教师宋濂，朱元璋尊称他是“圣人”，来往宫中，如同一家，因他孙儿牵涉到胡惟庸案中，乃贬窜而死。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刘基，他的高度智慧使朱元璋如芒刺在背，终于把他毒死，反而宣称是胡惟庸毒死的，故意向宰相之一的汪广洋询问是否知道。汪广洋不明了朱元璋的用心，回答说不知道。朱元璋大怒，立即把江广洋贬窜，等他走到中途，再下令把他绞死。平定云南的大将傅友德，父子同时赐死。平定广东的大将朱亮祖，父子同时被鞭死。大臣李仕鲁在金銮殿上表示坚决辞职，朱元璋认为看不起他这个皇帝，教武士摔死阶下。在所有共患难的老友之中，只有三个人保全生命，没有被扣上谋反的帽子。一是常遇春，一是徐达，一是汤和。常遇春运气最好，早早的就病死。徐达事实上死于处决，他患一种疽疮，最忌鹅肉。朱元璋偏偏送了一碗鹅肉给他，并命送鹅肉的宦官在旁监督着他吃掉，徐达一面吃一面流泪，当晚毒发逝世。所以事实上只有汤和一个人活的最久而且善终。他逝世后，他的家族暗暗庆祝。
本世纪（十四）最后三十年，中国成为恐怖世界。官员们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来，合家才有笑容。首都应天（江苏南京）如此，全国各地皆然。朱元璋在各州县设有“录皮亭”，官员一旦被指控贪污，即被剥皮，悬皮于亭中，以示警戒。根据统计，中央政府副部长以下和南直隶（江苏省及安徽省）一省大小官员，因贪污罪名死于监狱或被判决作苦工的，每年都有数万人。而严厉的追缴赃款制度，更使大逮捕向四方蔓延，全国中等以上人家，几全部破产。
严惩贪污使人歌颂，但问题在于诉讼法，即被指控贪污的官员，是不是真的贪污。在酷吏酷刑之下，连灭三族的谋反罪名，都坦承不讳，更何况仅杀一身的贪污。不过真正的恐怖并非死刑，而是追赃。死刑一死即了，追赃则遗祸无穷。死囚的财产不足以赔偿赃款时，在拷打中只好供出曾寄存某家若干，于是某家即被摧毁。如果仍不能够足额，那一家在拷打下也只好再供出曾转存到另一家若干。辗转牵引，干里外素不相识之人，都会成为窝主，家破人亡。
五 人权的蹂躏
朱元璋无止境的屠杀，史学家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皇太子懦弱而皇太孙年幼，后来皇太子又很早死去。为了保持政权，不得不如此。但仅此现象不一定非产生无止境的屠杀不可，十世纪宋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使用杯酒释兵权的方法作为反应。前二世纪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情形相同，但刘邦只对少数的将领惩处。七世纪南周王朝开国皇帝武（上明下空）的处境更为严重，也只个别打击。朱元璋所以如此，主要的在于他的性格，一种绝对自私和愚昧的蛇蝎性格——他的后裔也具有这种性格，表现在行为上的是短见、冷血，喜欢看别人流血、看别人痛苦、看别人跪下来向他哀求，而他又拒绝宽恕。这是人类中最卑鄙最可怕的一种品质，具有这种品质的普通人，对他的朋友和他的社会，都能造出最大灾害。身为皇帝而具有这种品质，更使这种灾害扩大，无法加以控制。历史上任何一位暴君，偶尔都还有他善良的一面，朱元璋则完全没有，除了一些故意做出来的小动作。
——对草莽英雄或革命群众而言，一旦判断错误，或被命运之神作弄，选择或拥护朱元璋这类人物作为领袖，那是一种真正的不幸。
然而，仅只屠杀，带给中国人的痛苦，仍是暂时的。朱元璋对中国人最严重的伤害，是他在政治上所作的若干重要措施。中国文化和物质文明，一直到本世纪（十四），都比欧洲进步，但朱元璋使这种进步停止。以致十九世纪欧洲人侵入中国时，中国已堕落成一个白痴般的部落，至少落后三百年，植根于此。
三百年的落后，才是朱元璋和他的明政府的无与伦比的罪恶。我们分下列三项，叙述这罪恶的内容。
一 人权的蹂躏
二 绝对专制制度的建立
三 文化酱缸的加深
朱元璋跟刘邦，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位平民出身的帝王，但刘邦毕竟是一位英雄，他始终保持英雄们所有的豁达大度的气质，不脱平民社会的本色。朱元璋却深以他的平民身份为耻，深以他当过乞丐和当过和尚为耻。在他充满自卑的情意结中，异常羡慕官员和士大夫所保持的优越地位，因而产生强烈压制别人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心理平衡。
我们曾一再提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缺乏人权观念，但故意建立摧残人权制度的，则由朱元璋创始，即三百年间使人闻而颤栗的“诏狱”与“廷杖”。
我们先用下页表，说明明政府中刑事诉讼机构的地位和互相关系：
刑部负责法律的制定和颁布，管辖全国各地司法机构，有权提审它认为不恰当的案件。都察院负责对不法事件纠察检举，并派遣官员（御史）分赴各地，担任“巡抚”官职，接受人民对官吏的控诉，它也可以审理，也可以判决。大理寺类似国家最高法院，负责对前二机构的审判，作最后裁定。它们被认为“三法司”，是政府正规的司法系统。三法司当然地是在皇帝绝对控制之下，但朱元璋认为它们仍有理性成分，于是另行设立他直接指挥的“锦衣卫”（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即首都治安司令部。锦衣卫内设“镇抚司”，即军法处。锦衣卫逮捕罪犯，拷打出口供后，即交镇抚司判刑处决。如臂使指，快捷了当，没有任何顾忌。胡惟庸、蓝玉等五万人的两大冤狱，就是锦衣卫完成的使命。
然而，朱元璋的后裔认为锦衣卫的理性仍未能完全泯灭，于是，下世纪（十五）时，再创立“东厂”，又创立“西厂”。下下世纪（十六）时，更创立“内厂”，由皇帝最亲信的宦官主持。本已布满全国的秘密警察，遂互相交错，密如蛛网，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现象。街头巷尾的一举一动，夫妻争吵和市井打斗，早上发生，晚上就到了皇帝耳朵。宦官主持诏狱最大的方便，是他可以随时向皇帝直接提出报告，皇帝可以随时向宦官发布命令。宦官具有雷霆般威力，无人可以抗拒。所以罪犯如果落到三法司之手，还有活命的希望或不受苦刑的希望，一旦被“厂”、“卫”逮捕，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
对人权具有同等摧毁功能的，还有廷杖。廷杖，即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木棍对罪犯拷掠（打问）。它是逼取口供的工具和追赃的工具，也是刑罚的一种。一个人如果被处罚廷仗一百以上，他所接受的即是死刑，而且是极端痛苦羞辱的死刑。在延杖制度下，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没有人能维持人性的尊严。对高级官员（部长副部长以上）执行廷杖时，一定有宦官高坐中央监刑，其他政府官员则陪坐两旁，左边站小宦官三十人，右边站锦衣卫三十人，庭下站行刑狱吏百余人，都穿短裤，手执木棍。宦官向“犯罪”的大臣宣读皇帝的诏书（判决书）后，“犯罪”大臣立即被行刑狱吏扑上来，扌卒伏倒地，用麻布把他从肩膀以下绑住，使他不能转动。再把他双足用绳索绑住，由壮士四方牵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腿部，接受廷杖。廷杖时，受刑人痛苦难忍，大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土塞满口中，胡须全被磨脱。这是一副惨不忍睹的摧残人权的图画，朱元璋用它对付中国人民。
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的往往即在杖下毙命。不死时，也要割去败肉数十碗，医治半年以上。锦衣卫行刑狱吏，都受过特别训练。如果得到满意的贿赂，他们打下的木棍，看起来很重，甚至血肉横飞，但受伤较轻，痛苦也较轻。如果家庭贫苦，无钱行贿，他们下杖时看起来很轻，皮肤也不破，但痛彻心腑，只三四十杖，静脉血管就会寸寸切断，全部肌肉组织溃散，不久即死，无药可救。
英国于一百年前的上世纪（十三），即颁布《大宪章》，保障人权，非经过法院审讯，对人民不得逮捕监禁，而中国却出现诏狱和廷杖。
六 绝对专制制度的建立
明政府建立之初，仿效韩宋帝国，中央政府设立下表所列的三个机构，作为中枢。由中书省首长，担任宰相，作为皇帝的助理。中书省内设立六部，负责全国行政。
本世纪（十四）八十年代，朱元璋诬陷宰相胡惟庸谋反后，即下令撤销中书省编制和宰相职位。摆升六部为一级中枢机构，各部首长（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皇帝不再设立助手，而直接向各部发号施令，已经够专制的政府，此后进入更绝对的专制。朱元璋另外成立一个秘书机构，称为“内阁”，所委派的秘书，称为“大学士”。大学士冠有某殿某阁字样，以资分别（殿阁都是宫廷中的建筑物）。大学士的职位很低，只正五品，比各部首长（尚书·正二品）要低三级，等于各部最低的助理科员。
中国有史以来在政治上占重要位置的宰相制度，从此消失。皇帝遂在没有助手帮手的情形下，单独处理帝国事务。朱元璋对此一措施沾沾自喜，认为是他最高智慧的结晶，可以永远保持明政权于不坠。所以他下令说：“后世子孙永不许恢复宰相制度，如果有人如此请求，即以叛逆论罪，凌迟处死。”
然而，问题就发生在皇帝身上，朱元璋来自民间，政权又由他创立，对繁琐的政务，还可以勉强应付。但他的后裔却是一群花花大少——而且是一群恶少，生长在深宫之中和女人、宦官之手，面对着千万种变化莫测的帝国事务，必然手足失措。本世纪（十四）末年，朱元璋平均每日要亲自批阅一百五十件奏章，裁决四百种案件。从前有宰相可以帮助皇帝，如今没有人能为他分担，他也不准别人分担。花花大少皇帝只有依靠内阁，命那些大学士在每一个奏章或案件上，签注意见，写出对该事的分析和应如何反应的建议，甚至皇帝颁发命令的草稿，都一并拟好呈上。——当时术语称为“票拟”和“条旨”。皇帝即根据这些签注，加以批示。于是，不久之后，大权遂渐渐滑入大学士之手。大学士成为没有宰相名义的宰相，内阁也成为没有中书省名义的中书省。
内阁大学士有数人之多，并不是每一位大学士都可签注意见，必须资格最高，深得皇帝信任的人（往往是华盖殿大学士，华盖殿后来改为中极殿），此人即世人所称的“首相”——首席宰相。但大学士毕竟不同于正式宰相，正式宰相可以单独推行政令，大学士便无此权。他只能依靠“票拟”一一签注意见，来窃弄皇帝的权力，只有黑市地位，没有法定地位。
更主要的原因是，大学士跟皇帝之间，还有一段距离。对皇帝如何裁决，是不是依照他签注的意见裁决，甚至会不会作相反的裁决，大学士都不知道，他们也很少有向皇帝当面陈述解释的机会。事实上，到了后来，皇帝深居宫中，不出来露面，大学士遂数月数年，或数十年，都看不到皇帝的影子。他只有依靠这种脆弱的“票拟”，维持权力。而此票拟，却要仰仗宦官转达，并仰仗宦官在皇帝面前作补充说明。皇帝所颁发的命令，也由宦官传递，有时用批示，有时用口头，宦官的权力遂日形膨胀。而皇帝和大学士之间，往往互不认识。皇帝对大学士的印象，全来自宦官的报告。于是，政府大权又从大学士手中滑出，滑到宦官之手。我们可用下表显示明政府在下世纪（十五）中叶后所呈现的组织形态。必须对此形态了解，才能对明王朝了解。
宦官，在蒙古帝国时，改称“太监”。太监本是宦官中的一种官职，后来演变为凡宦官都称太监。明政府的宦官组织，共有四十个机构（十二监、四司、八局、十六杂房）。司礼太监仅只是四十个机构中十二监之一的“司礼监”的首长，但却是一个最高职位，可称之为宦官之王。原因很简单，他负责伺候皇帝，并担任皇帝和内阁间的跑腿工作，最接近权力魔杖。大学士签注的意见，必须司礼太监先看过，才能到达皇帝面前。皇帝批示时，司礼大监有机会随时参加意见。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司礼太监的关键。置。第十一任皇帝朱厚照十五岁即位，正是贪玩的年龄，司礼太监刘瑾，每乘他专心游戏时，请他批阅奏章，朱厚照就大怒说：“你不会代我批吗，我用你干什么？”刘瑾正是要小家伙说这句话，然后他的批示即获得法律根据。于是司礼太监成为皇帝助手，大学士反而降为司礼太监的秘书，司礼太监命他如何签注意见，他只有照办。到了以后，连大学士都由宦官推荐，绝对专制的弊端，全部出现。
英国于一百年前，即建立国会，约束君主权力。中国却恰恰相反，君权更加肥壮，这是明王朝加给中国人的不幸。
七 大黑暗时代
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像一条壮观伟大的河流。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时，开始由灿烂而平静。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理学道学兴起时，开始沉淀。本世纪（十四）末期，这河流终于淤塞成为一个酱缸，构成一个最庞大最可哀的时代。
明王朝使中国文化淤塞成为一个酱缸的工具有二：一是文字狱，一是八股文。
文字狱属于诏狱的一种，它的特征是：罪状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文字的意义不在客观的解释，而在当权人物主观解释。文字狱的本身就是当权人物作贼心虚的一种反应，越是心虚，越是神魂不宁，听到别人说“亮了”，他就肯定是讽刺自己的秃头，因而恼羞成怒。于是知识分子除了被“诬以谋反”外，又多出一种纯属于文字的灾难。——因而我们想到仓颌造字时，神鬼曾经夜哭，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
现在举出例子说明：浙江（杭州）府学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处斩；北平（北京）府学教授赵伯彦，奏章上有“仪则天下”，处斩；桂林（广西桂林）府学教授蒋质，奏章上有“建中作则”，处斩；这些句子里的“则”，本是“法则”和“标准”之意。但朱元璋不作如此解释，当时江南方言，“则”与“贼”同音，朱元璋认为显然是讽刺他作过小偷的往事。尉氏（河南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在奏章上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这两句话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却解释说：“法坤与‘发髡’同音，发髡是剃光了头，讽刺我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显然要我早失太平。”于是许无处斩。这一批人都是地方学校教师，只不过代地方官员撰写奏章，竟招来杀身之祸。当然，文字狱不限于奏章。朱元璋崇信佛教，对印度高僧释来复最为礼敬。释来复告辞回国，行前写了一首谢恩诗，诗中有两句：“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意思很明显，他生在异国（殊域），自惭不生在中国，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歌颂大皇帝。但朱元璋的解释不同，他说：“殊，明明指我‘歹朱’。无德，明明指我没有品德。”于是释来复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处斩。
文字狱是围堵，八股文是钓钩。
科举制度到明王朝，只剩下进士一科，并分为三个阶段完成。县级考试（县试）录取，称为秀才，即初级知识分子。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省级考试（乡试），录取后称为举人，即中级知识分子。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由教育部（礼部）主持的中央级考试（会试），录取后再参加由皇帝主持（实际上由宰相或宦官主持）的最高考试（殿试），录取后称为进士，即高级知识分子。明王朝跟宋王朝一样，有一项不成文法，非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宰相（大学士）或部长级高级官员。
科举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至为了然。它是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汉、唐王朝时还有学校一途，明王朝则学校不过培养参加考试的人才。汉、唐王朝还有立功边疆一途，明王朝则没有任何其他机会。朱元璋更规定考试范围，以《五经》、《四书》为限。《五经》、《四书》，又以理学道学领袖人物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课本。本世纪（十四）八十年代，朱元璋更特别颁布一种试卷格式，规定应考的知识分子遵守。下世纪（十五）初期，第三任皇帝朱棣，进一步加以约束，规定使用八股文。
“八股文是一种文章的体裁，一篇文章中，不多不少的，恰恰包括八股——一股即两个或四个完整的句子，这形式是严格的，不能改变，改变便不是八股了。但八股主要的特征却在精神方面，即内容方面。依照规定，作八股文，不能发挥自己的意见，也不是自己在说话（八股文中没有“我”字），而是儒家圣人系统在说话，看起来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实际上却什么都没有触及。这种文体，跟代数学上的方程式一样，用不着独立思考——事实上是严厉的禁止独立思考，只要能把圣人系统的言语恰当地代人八股的方程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如果被主考的试官欣赏录取，便可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而成为国家的领导人。至于怎么才能恰当地代入，那就是自此之后直到十九世纪末期，五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大奥秘，和最大学问。
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唯一研究工作，是从《五经》、《四书》中选出全部可作为考试的题目，请老于此道的八股专家，撰写数百篇八股文，日夜背诵。考试时，把适当的一篇，照抄一遍。就像赌博时押赌注一样，押中时就成为进士，被任命为官员；押不中时，则落第而归，下次考试再来。知识分子不接触其他任何书籍，甚至连《五经》、《四书》都不接触。年轻人偶尔翻阅《五经》、《四书》，或偶尔翻阅历史古籍，如司马迁的《史记》之类，不但自己会懊悔浪费宝贵的光阴，即家长和教师，也必大大的震惊。如果有人竟然对文学艺术，如科学工程有兴趣，那更骇人听闻，会被他的亲友所不齿。知识分子被八股文硬拖到酱缸之中，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感情。不知道人类还有别的知识和别的情操，只知道如何作八股文，和如何做官，于是一种只有中国才有的“官场”社会形成。
明王朝统治阶层曾由这类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对人的评价，完全以官为标准。——犹如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评价，完全以钱为标准一样。为了做官，不但忍受廷杖的耻辱，还建立一系列的奴才哲学，宣称皇帝即是父亲（君父），所以“君要巨死，臣不敢不死”，仅只廷杖，算不了什么。于是霎时间耻辱化为荣耀，本来应该愤怒的心情，因已找到奇异的理论基础的缘故，反而大悦。人性尊严被严重歪曲，这正是酱缸文化的特征之一。
欧洲历史正开快车，本世纪（十四）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挣脱黑暗时代的枷锁，呈现一片耀眼的光明。而中国人却被糟蹋到这种地步，真是一个巨大悲剧。
八 靖难之役
本世纪（十四）最后第二年（一三九八），暴君朱元璋逝世。二十二岁的孙儿朱允炆位。
明王朝面临它的瓶颈。
朱元璋共有二十六个儿子，长子即皇太子（朱允炆的父亲），早死；另一幼子也早死。其他二十四个儿子，全都分封到各重要地区。这些亲王每人都拥有一万五千人左右的警备部队，称为“护卫”。在北方边疆地带，共封有九个亲王。地方军事调动，都要先报请亲王核准，所以亲王又类似军区的太上司令官。朱元璋的目的是，用边疆诸亲王抵抗退出塞外的蒙古人，用内地诸亲王镇压人民对暴政的反抗。
这种现象仿佛纪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七国之乱和纪元后三世纪晋王朝八王之乱发生前的形势，但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明王朝的亲王只有一万五千人的军权，对地方没有行政权和财政权。不过这已使少年皇帝朱允炆不安。朱允炆最亲信的大臣黄子澄、齐泰、方孝孺，一致主张迅速削藩。
削藩，在任何时代都是正当的，一个正常的国家内不允许同时存在很多独立王国。可是有两件事朱允炆失于考虑，第一，当时请亲王并没有割据一方反抗中央的企图和迹象。诸亲王除了王府一万五千人警备部队外，对地方军队并不能直接掌握，还构不上独立王国的威胁。第二，黄子澄一批庸才，根本不懂政治，不是处理这种带有爆炸性事件的良好人选。
朱允炆登极的当年（一三九八），刚把祖父朱元璋埋葬，就派遣军队奇袭开封（河南开封），把分封在开封的周王朱（木肃）逮捕，废为平民，贬谪到云南。这种像对付叛逆一样的发兵奇袭和废贬的严厉处分，使所有亲王大为震恐。明年（一三九九），“有人”告发分封在云南（云南昆明）的氓王朱（木便）有犯法的行为，朱允炆下令废朱（木便）为平民。不久，又“有人”告发分封在荆州（湖北江陵）的湘王朱柏也有不法的行为，朱柏得到消息，全家自焚而死。接着又“有人”告发分封在青州（山东青州）的齐王朱囗，朱允议下令废朱囗为平民。于是又“有人”告发分封在大同（山西大同）的代工朱桂，朱允炆下令把朱桂囚禁高墙。
亲王们在地方上种种暴行，都是事实。但朱允炆这种一连串暴风雨般的措施，暴露了他的目的并不是惩治不法，而且也超过了削藩的范围，分明是要消灭他的叔父一代。
就在代王朱桂被囚高墙后，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分封在北平（北京）的燕王朱棣叛变，率军南下，宣称皇帝被好恶的高级官员包围蒙蔽，已不能依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使职权，对这批奸恶分子，必须肃清。这是有名的“靖难之役”，即安靖内部灾难的军事行动。朱允炆对朱棣这种激烈反应，并不认为太出意外。七国之乱终被削平的史迹，给朱允炆很大鼓励，他下令讨伐。
当本世纪（十四）结束时，靖难军和中央军在黄河以北，进行猛烈战斗，互有胜负，没有人敢预测它的演变。
九 东西方世界
一三○五年（蒙古帝国大汗海山，下令凡殴打喇嘛僧侣者断手的前三年），法国人克勒门五世，当选教皇，白罗马迁到亚威农，历时七十三年，世称“巴比仑之四”。
一三二一年（蒙古十一任大汗硕德人刺即位的次年），意大利诗人但丁逝世。
一三三三年（蒙古十八任大汗脱欢铁木儿即位），日本后醍醐天皇讨伐镰仓幕府，皇军攻陷镰仓，镰仓幕府终，共历时一百四十八年。
一三三四年（脱欢铁木儿即位的次年），日本皇军元帅足利尊，逐后醍醐天皇，另行拥立光明天皇，史称“北朝”。后醍醐天皇奔吉野，史称“南朝”。足利尊称征夷大将军，于平安（京都）设幕府，世称室町幕府（室町，足利尊宅名）。
一三三七年（天完帝国建国前十四年），法王胖力六世宣布收回英王爱德华三世在法国分封的土地，爱德华三世也宣布自己是法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法遂向英宣战，战争延续一百一十七年，史称英法百年战争。
一三四七年（黄河掘出一只眼石人前四年），黑死病自亚洲随着商业路线，传入欧洲，三年内，英法人口死三分之一，百年战争为之停顿三年。
一三六○年（韩宋帝国建国第六年），英法百年战争第一次战役终，历时二十四年。英王放弃继承法国王位，法割若干土地与英。
一三六九年（明王朝建立第二年），（一）英法百年战争再起，法军进攻英国在法国的领土，英军节节失利。（二）蒙古帝国所属察合台汗国大将帖木儿，夺取汗位，建都撒马尔罕（乌孜别克撒马尔罕），史称帖木儿帝国。
一三九二年（蓝玉案大屠杀前一年），（一）日本南朝并入北朝，南北朝时代终，历时五十九年。（二）高丽王国政变，国王王瑶让位给他的大将李成桂，高丽王国亡。明年（一三九三），李成桂改国号为朝鲜（王瑶忽然想起来向中国索取鸭绿江北岸，在四世纪末，那是被高句丽王国占领的一片土地。动员全国军队，分道并进。当军队发现是进攻中国时，大为惊恐。大将李成桂遂把王瑶逐下宝座。李成桂即位后，向中国上奏章谢罪，请求册封，中国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此事使我们回忆八世纪八十年代，回纥汗国所发生的同样政变，也由反对进攻中国而起）。
一三九五年（蓝玉案大屠杀后二年），英法百年战争第二次战役终，历时十九年。英国把在法国的封地，大部分割给法国。但英王娶法王的女儿当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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