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末周初楚国的建立，标志着楚国已从氏族制进入早期奴隶制。早期奴隶制的基本特点，是血缘关系与等级关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留有氏族制遗风。楚国的国君，既是一国之主，又是楚族一族之长。协助国君料民理国的是大贵族----“敖”。敖即豪（氏族酋豪），是氏族贵族蜕变过来的，成为楚国统治集团的支柱。入春秋后，煊赫一时的若敖、[艹/为]敖，就是“敖”权力膨胀的结果。楚立国后，国君由“敖”拥戴，而有的国君本身亦称“敖”。如西周末年熊仪，称若敖、熊仪子熊坎，称霄敖。楚国国君的继承制度，也已确立。从鬻熊开始，一般是父死子继（并未确立嫡长子继承制，而是“恒在少者”，如前所述），也伴以兄终弟及。如熊挚红传弟熊延、熊勇传弟熊严等。从这种君位继承情况看，君族已牢牢地掌握了最高统治权，国君集政权、族权于一身，已非昔日氏族制民主推举氏族首领或军事首领了。

　　楚人是在臣服商周，又与商周王朝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所以楚国也建立了军队，并日益强大。商王武丁时期，商王朝军队攻打荆楚，“裒荆之旅”，可见其时荆楚已有一支可观的军事力量。当然，这里的荆楚，是泛指居住在江汉地区的包括楚人在内的众多方国部落，并非指楚人一族。西周时期，随着楚国的建立与发展，楚国军事力量也日趋强盛。终周一代，周王朝视楚国为敌国强国，不惜倾全国力量，累累攻打，证明楚国确实存在有完善的组织系统，深谙作战方法的军队。熊渠的西击南征，政治、军事目的非常明确，表明楚国军队无论在指挥作战或组织行动方面，均已渐趋成熟。

　　西周是继夏、商后第三个统一奴隶制王朝，其先进的经济、文化对各臣属之邦都有深刻的影响，荆楚地区也不例外。据目前考古材料所见，在汉水以东的今湖北蕲春境内，1958年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大型木构建筑遗址（《湖北蕲春毛家咀西周木构建筑》（《考古》1962年第1期）），其中有木柱、木板、木制的楼梯，是长江流域特有的木构建筑。遗址还出土了陶器、骨器、铜器、漆木器、卜甲骨等。1960年在蕲春之西北、随州之东的红安金盘遗址，发掘出了丰富的文物。其中陶器有鬲、鼎、[缶本]、罐等，青铜器有刀、矛、镞，还有铜范等（《湖北金盘遗址试掘》（《考古》1960年第4期）。今黄石市境内铜绿山铜矿的冶炼，继续得到发展。

　　在汉水流域附近，1966年在京山坪坝苏家垅出土了一批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青铜器，共97件，其中7件有铭文，铭文有“曾侯中子[彳才游-氵-方]文”、“曾中[彳才游-氵-方]父”等内容，说明铜器主人为曾国国君。其主要礼器组合为九鼎八簋（缺一簋），此外，还有鬲、豆等器物（笔者在荆州博物馆所见。）

　　在汉水以西，1961年在江陵万城出土了西周早期青铜器17件，有簋、鼎、戈、觚、爵、尊、觯、卣等。其中9件有铭文，文中“邶子”、“邶柞”字样，当为邶国的遗物（同上。）邶，古邶国。《说文》：“邶，古商邑，自河内朝歌以北是也。”郑玄《诗谱·北[庸阝]卫谱》。熊[鄂-阝]是熊徇之子，于公元前800椙？91年在位，时值周宣王晚期。

　　此外，1980年在湖南麻阳发现了西周之际的古铜矿井，可见西周末楚人已进入这里开采铜矿了。另据西周某些铜器铭文中，有关于周王朝南征“俘金”的记载（如周昭王时《过伯簋》，其铭文说：“过伯从王伐反荆，俘金，用作宗室宝尊彝。”），楚国有可能在熊渠之前就会铸造青铜器了。刘彬微说：“就现有资料而言，已发现的青铜器，其年代上限还到不了西周初期楚人立国之时。最早的楚铜器年代虽可上溯至西周中期，但西周中晚期的楚铜器数量甚少，……。”（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铜器和铁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7月第1版）。可见终西周一代，楚国青铜器的冶炼与铸造尚不成熟，规模也不大。

　　1975年冬至1979年秋，湖北省有关考古人员在湖北当阳赵家湖，发掘了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期的楚墓共297座。墓葬形制均为竖穴土坑，棺椁大多保存较好，分一棺一椁墓、单棺墓、无棺墓三类。随葬器物主要为陶器，组合有鼎、鬲、豆、罐；鬲、盂、豆、罐；鬲、盂、罐；鬲、孟、长颈罐；鼎、敦；鼎、敦等。铜器组合有鼎、簋；鼎、簋、盏；鼎、敦等。还出了一定数量的兵器和少量的漆木器。高应勤、王光镐把墓葬分为四类七期。四类，即甲类、乙A类、乙B类和丙类。甲类墓出铜礼器和仿铜陶礼器。乙A类春秋战国后，先出陶生活用器，后出仿铜陶礼器。乙B类则自始至终出陶生活用器。丙类墓无随葬器物。其中属于西周后期和两周之际墓葬，是迄今各地发现的楚墓时代最早的一批（高应勤、王光镐《当阳赵家湖墓葬的分类与分期》（《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出版，1982年版）。）从墓葬形式和随葬器物分析，王光镐认为，甲类墓纯属中原风格，即姬周文化因素。乙A类墓周式多于蛮式，乙B类则蛮式多于周式。此蛮式，即指江汉土著鬲文化，鬲称“蛮式鬲”或“苗式鬲”，并非名符其实的“楚式鬲”。楚文化因素的铜礼器和仿铜陶礼器，则始自春秋晚期，才在甲类墓和乙类墓中所见（王光稿《楚文化源流新证》。）因此，西周后期 赵家湖墓群中，尚不见有楚国经济、文化发展的明显迹象。

　　张正明认为，赵家湖楚墓出土器物就种类、形制而言，虽与中原文化因素大同小异，但毕竟是楚文化遗物，说明从西周晚期到战国中期，这里是楚人的聚落。甲类墓出有铜礼器鼎和簋，陶礼器有鼎、簋、鬲、罐、豆等，其墓主是楚国国人中的下等部落贵族。他们受华夏文化浸染，总是模仿华夏礼制。乙A墓无铜礼器出土，陶礼器基本组合为鬲、盂、罐、豆，墓主是平民和下等部落贵族，既受华夏文化影响，又吸收了蛮夷文化因素。乙B类墓主大抵是土著蛮夷，当属野人。丙类墓无随葬品，墓主地位当更低下。由于墓葬规格的不同，说明当时已存在国野、贵贱、贫富的分化，原始社会正在解体，阶级社会即将形成（张正明《楚文化史》。）从上述两位学者论述中，可知楚人建国后，既模仿华夏文化，又吸收土著居民文化因素，逐渐形成具有自己个性特色的荆楚文化。终西周一代，楚国经济、文化获得初步发展，为入春秋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载，西周末、春秋初楚国君若敖、虫分冒时期，还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又说：“若敖、虫分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从这些记载看，楚国尚在艰苦创业，势力还不强大，仍属所谓“荆蛮”阶段。但从熊渠西击南征、势力直抵长江流域看，又证明楚国经济实力已大为增强，政治、经济中心亦开始南移。上述所引有关考古发掘材料，与《左传》、《史记》有关记载，大致是吻合的，反映了西周时期楚国经济、文化初步发展的粗略状况。）